一
在确定了现在这个文章的题目之前，我还想过其他几个题目，比如：“董启章：香港的普鲁斯特”、“董启章：香港的物质记忆”、“董启章：描绘香港之沙和沙中的宇宙”，等等。虽然这些题目都捕捉到了董启章的一些特点，但我总感觉没有将董启章的最重要的特质抓住。这说明董启章很难概括，是一个写作的“老狐狸”，很难用语言捕获。
于是，当我看到了董启章为他的作品《地图集》所起的副题——“一个想象的城市的考古学”的时候，我终于确定下来这篇文章的题目了。因为，从另外一面来说，这个题目淡化了香港这个董启章生活的城市，而强调了“想象世界”以及“考古学家”这两个与董启章关系十分紧密的词。
他是一个面对自己创造的虚构的想象世界的、朝向未来的考古学家，他还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对自己要写什么十分清晰的小说家。从他每本书的前言后记中，我们都能获得他的全部想法。所以，我会引用很多他自己的说法，来佐证他是多么严格地践行了他的文学理念的。
2013年4月，我去澳门参加文学节之前，曾经给董启章写过一个邮件，表达了要面见他的意愿，他回复我并且给了我一个电话。但最终，我那次没有取道香港，因为和我约好前往香港的老同学没有如期而至。我为什么想要见到他？因为他的写作让我感到了震惊，在我内心划出的小说大师的那条红线上，他已然进入了。这个人以其顽强的写作意志和大部头的写作成就，唤起了我的敬意和本能的兴趣。
文学批评家王德威形容他：“董启章是‘一意孤行’了，因为，香港从来不在乎文学，何况董启章式的书写。但正因为有了董启章，香港就有了另类奇观。只要我们读下去（他的小说），这个奇观就令我们头晕目眩。”
王德威的评价非常准确，既描述了董启章写作的高度和难度，也描述了董启章坚持这种状态的决绝态度。的确，只要是走在香港的大街上，你就会想象，这个地方会有文学吗？我第一次踏入香港这个老殖民地和新特别行政区的地界，就感觉到了强烈的与文学无关的疏离感。实际上，只要有人在的地方，就会有文学。多年以前，我在新疆的某个深山里面对被我发现的岩画时，我震惊于那些上万年前的人写下的绘画式“文学”，我觉得那些“看图说话”，也是描述了他们的生活的文学。
董启章，1967年生于香港。童年和少年时期在香港长大，后来在香港大学获得了比较文学系硕士学位。毕业之后他曾任中学教师。1992年他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写了一些短篇小说，比如《西西利亚》、《皮箱女孩》、《名字的玫瑰》、《少年神农》等。
小说《西西利亚》就很让人惊异。这篇小说讲述一个男白领并不喜欢自己的女同事对他的暗恋和追求，竟然喜欢上了一个服装店里的断臂塑料模特，开始给这个塑料模特写情书，并委托女店员转交。女店员代为收信，还代为回信，并给断臂塑料模特起了一个名字叫做“西西利亚”。于是，男白领、女店员和断臂塑料模特之间那种怪异的关系，引发了我们关于爱情的很多想法。小说的最后，服装店关门，女店员和塑料模特“西西利亚”一起消失了。
1994年，董启章参加了台湾《联合报》和《联合文学》举办的小说比赛。他一下子投出了长篇、中篇、短篇各一篇，结果， 他的中篇小说《安卓珍尼》获得《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中篇小说首奖。
“安卓珍尼”是英文雌雄同体的中文音译，讲述了一个叫安卓珍尼的女子，对一种雌雄同体的斑尾毛蜥蜴进行调查研究，探讨了自性繁殖的可能。小说的副题是“一个不存在的物种的进化史”，由此导致了对人类本身性别关系、繁殖系统、欲望本能和生物结构的想象性思考。他的短篇小说《少年神农》也获得了《联合文学》短篇小说推荐奖 。但他的长篇小说《双身》没有获奖。
我发现，这个阶段的董启章，对性别的倒错和雌雄同体、变性等问题特别有兴趣。《双身》讲述的是一个男人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已经变成了有女性生理特征的“双身人”。这可能来源于卡夫卡的《变形记》的影响，也来源于上世纪90年代香港流行的对性别、同性恋异性恋问题的关注热潮。
1995年，他又重写了长篇小说《双身》，在结构和叙述上做了很大的调整，继续参加小说比赛，结果被终评委、台湾著名作家陈映真慧眼识才，发现这部作品去年参加过比赛，这次做了很大的修改，因此，力挺给予作者奖励。于是，这一次，《双身》获得了《联合报》文学奖的长篇小说特别奖 。
这给了董启章很大的鼓励。此后，他埋头写作，从1997年到2000年，接连写作了后来被他命名为“Ｖ城系列”四部曲的跨文体作品——《地图集》、《梦华录》、《繁胜录》、《博物志》，这四本书将地理散文、笔记小说、幻想断片和词典释义等各种文体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独到的文学文本。
二
我在前面说了，董启章是一个对自己要写什么意图非常明确的作家。评论家就此可以歇息了，因为，董启章自己把他的作品都解释清楚了。在《地图集》的后记里，他写道：“《地图集》读来不像小说，但它的确是一部小说。关于这部不像小说的小说，常常产生两类误会，我在这里稍作辩解：这本书很严肃，因为这本书涉及很多似是而非的地图学理论，有好像是关于历史和考古学，并且假借学者的语气写出，所以会让人认为这是一本严肃的书。我想说的是，这首先是一本让人发笑的书．．．．．．这本书只是游戏，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投放了我所有的个人情感，对（香港）这个我所生长的城市，对我在这个城市所遇所知所见所感的种种，对我个人至为私密的记忆和体验。”
翻开《地图集》，我们看到这本书煞有介事地分为了“理论篇”、“城市篇”、“街道篇”和“符号篇”四个部分，俨然一部城市文化地理学著作。实际上，四个部分下面的具体的小节，都是虚构的，都是董启章对香港这座丰富的城市带给他的信息的变形、荒诞、夸张所做的经验性提炼。里面的什么“错置地”、“非地方”、“东方半人马”、“海市”、“蜃楼”、“糖街”、“诗歌舞街”、“北进偏差”、“符号之墓穴”等等，都是董启章的想象性排列组合。
这样的写作，使我想起来卡内蒂的那部随笔《五十个怪人》，帕维奇的《哈扎尔词典》，以及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这样的作品的怪诞性幻想、戏仿和解构词典的招数来。
1998年的《繁胜录》和1999年出版的《梦华录》，在对香港的另类书写中，董启章找到了自己贴近记忆、贴近香港各类符号的一种独特的路径，也是董启章遥遥地向1147年问世的、南宋的孟元老所写的《东京梦华录》，以及南宋初年问世的《西湖老人繁胜录》致敬的作品。
南宋初年的孟元老所写的《东京梦华录》是一本文化地理学著作，记录了东京汴梁（开封）的山川风物人情世态。董启章的《繁胜录》共分三卷，每卷分为七节，分别写了地理形态、日常生活和四时风俗。董启章的后记题为：《名实之辨、正反之辨、不是预言、罗列的艺术，或用顿号写成的小说》，这个长长的题目，已经说明了他的创作初衷。在后记里，他还说：“我是个很沉迷于命名或起题的作者，《繁胜录》有这样的风味。不停地设题，不停地解题，不停地破题，题中生题，结果变成了一个题目之载录，或名字之陈列。这是一本很怪的书，连我自己重读也觉得怪。”非预言、搞罗列、无名实、正与反，是这部作品的特点。
但仅就罗列的本事，就令我抓狂了。我想引用一点文章的内容，作为读者品赏董启章罗列功夫的佐证。在《酒楼之城》这一节中，写到了V城的酒楼和吃食如下：
根据V城风物志撰写者刘华生的记载，在长达156年殖民时期中，V城也是一个以酒楼闻名的城市。早期酒楼和茶楼性质各异，前者主理晚间筵席兼召妓陪酒作乐，后者则提供日间点心饭食，后渐难以区分，功能归一。著名酒楼有：杏花楼、宴琼林、得云楼、如意楼、观海楼、望江楼、五层楼、潇湘馆、多男、莲香、陆羽、双喜、龙凤、高升、平安、永盛、醉红、依香、金鼎、顺利、云来、樊楼、喜迎春、福临门、一笑楼、庆双逢、三元楼、大四喜、五月花。早上茶市俗称饮茶，茶叶主要用普洱、寿眉、香片、水仙、龙井、铁观音；点心亦琳琅多样：叉烧包、鸡包仔、大包、麻蓉包、莲蓉包、奶皇包、虾饺、鱼翅饺、韭菜饺、上汤水饺、灌汤饺、山竹牛肉、干蒸牛肉、烧卖、锦卤混沌、潮州粉果、鲜虾粉果、咸水角、荔芋角、炸虾角、煎堆、鲜竹卷、海鲜卷、鸡杂、鸡脚杂、棉花鸡、牛百叶、凤爪、鸭脚杂、豉汁蒸排骨、豉汁蒸鱼云、蚬蚧鲮鱼球、叉烧酥、皮蛋酥、蛋挞仔、马拉糕、千层糕、红豆糕、马豆糕、芝麻卷、炸面、鲜虾粉肠、牛肉粉肠、叉烧粉肠；碟头炒粉面、肉丝炒面、干烧伊面、扬州窝面、扬州炒饭、福建炒饭、星州炒米、厦门炒米、雪菜火鸭丝炆米。晚饭小菜款式数之不尽：生炒排骨、西柠软鸡、咕噜斑球、腰果鸡丁、翡翠虾仁、凉瓜炒牛肉、瑶柱扒菜胆、金银蛋苋菜、清炒大斑球、薹葱斑腩煲、虾酱通菜炒鲜鱿、红烧豆腐、麻婆豆腐、琵琶豆腐、咸鱼鸡仔豆腐、百花蒸酿豆腐、玉兰腊味、梅菜扣肉；海鲜有龙虾、濑尿虾、基围虾、海虾、象拔蚌、鲍鱼、贵妃蚌、鱼翅、青斑、红斑、星斑、杉斑、虎斑、老鼠斑、青衣、苏眉、黄鳝、大闸蟹、花蟹。或清蒸之，或上汤烩之，或椒盐焗之，或葱蒜炒之，各具风味。嫁娶或大寿筵席，菜式多为十二道，如：鸿运乳猪全体、翡翠金银带子、发财蒜子柱脯、百花炸酿蟹钳、肘子鸡炖大排翅、福禄海参鲍片、清蒸大青斑、金华报喜鸡、飘香莲叶饭、金菰瑶柱炆伊面、红莲炖雪蛤、鸳鸯美点及鲜果拼盘。（《繁胜录》，台湾联经出版社2012年版，第77页。）
从上面这一段，我们就可以看到董启章的耐心和罗列功夫的充足了。稍后出版的《梦华录》，则是一部记录当下香港日常生活中的时尚符号的笔记体小短篇或者说断片小说。在后记里，董启章又现身说法了：“1998至1999年，我每星期翻阅潮流杂志，寻找最为当时得令的消费品做主题，写了99篇短小的故事。流行文化大起大落，旋生旋灭，事隔只是10年，当中写到的事物无一不早已过时。”
《梦华录》中的99篇短篇，每篇在千字左右，很多标题有英文的，也有中文的，都是物品的名称。中文部分如下：吊带背心、少女标本、贴纸相、波衫、军裤、围裙、颜色太阳镜、古着（注：指在二手市场淘来的顶级服装品牌的经典款式）、夏金城、迷彩、渔夫帽、日剧万岁、电波少年、渔夫楼、灰色、牛仔帽、发夹、短袖、领巾、动物纹、百褶裙、扭绳、挂颈袋、人字拖、香港制造等等。在这些词汇的背后，有着怎样转眼就不再流行的时尚和那些飘散而去的感觉和故事呢？
而到了“V城系列”的第四部《博物志》，董启章以类似于笔记小说和微型小说的笔法，以动植物和博物学家的笔法，编撰了一本虚构的博物词典，涉及到植物、动物、人工制品和纯粹幻想出来的东西：柏、白海豚、桃、鼠、蝴蝶、地衣、蜻蜓、打火机、燕、杜鹃、木耳、松、喜鹊、树蛙、瓶子、烟斗、表、蝉、木棉、壁虎、太阳鸟、豆娘、枫树、核桃等等，在寻常的事物的背后，有着怎样的阐发呢？于是，城市，历史，当下生活，符号，记忆，幻想和虚构，成为了董启章书写的、以香港为他打量的客体的微观和宏观、缩小和放大、拉近和推远的“V城系列”，也成为了他文学世界的四个入口。
我记得，四川作家钟鸣曾经写过一些想象中的动物和怪物，女作家颜歌的《异兽志》也是这一类的作品。他们和董启章在某个层面上有着有趣的呼应。那就是，从古代典籍、现代网络和城市符号中，去诞生想象中生成的动植物。钟鸣写这类作品比较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出版过多卷本的散文集，而颜歌作为“80后”女作家，她写作各种想象中的动物，大约在2005年前后，这和网络文学中玄幻文学的兴起有很大关系。
三
2003年，他出版了长篇小说《体育时期》。在我看来，这部32万字的小说已经呈现出董启章即将写出大作品的气象来。按照莫言的说法，长篇小说要保持自己的尊严的方法，就是要“写出长篇小说的长度、密度和难度”。董启章显然为了写出某种“伟大的汉语长篇小说”，在努力地做着准备。
《体育时期》的故事很单纯，就是围绕两个女孩的成长展开，以校裙底下穿的P.E.裤（一种香港中学乃至大学要求女生体育课上必穿的紧身短裤）开始，描绘了她们脱去安全裤的束缚，迈出校门，而又没有走进复杂的社会前的那种相对简单的状态。
董启章说，《体育时期》是一部从日本摇滚乐女王椎名林檎的音乐那里得来的灵感写成的小说。董启章通过对未成熟少女的观察，审视成为特别行政区的香港社会的问题和病症。董启章可能会想，一个人从少女变成成年女性，会发生什么事情？于是，《体育时期》就成为两个年轻女孩和她们的人生局限搏击的故事。
我觉得这部小说写得很扎实紧密，既没有青年人理想的追寻和幻灭的那种一般成长小说的模式，也没有对青春的滥情怀念的感伤，有的是密实的心理和细节描写。
小说中，女大学生贝贝，因为在一次唱歌聚会上发生的袭击导师事件中，从袭击者、一个摇滚乐爱好者——她的名字叫“不是苹果”——身上的P.E.裤，回忆起了一段她自己旁观他人屈辱的经历，从而产生了强烈的想认识对方的冲动。于是，两个看似毫无共同点的女孩子就此产生交集，以椎名林檎为引导，两人组建了一支叫“体育系”的乐队，作词、作曲、演唱，开始了与椎名林檎共度的青春时光。而在音乐之外，贝贝进行文学创作，她的理想是自己的书能出版。“不是苹果”的理想是能开一场演唱会，把“体育系”的歌唱出来给人听。最后，两个人都失望了。贝贝因为家庭经济状况的变故，需要一毕业就工作，而“体育系”在大学校园里的演唱，因为各方角力而被迫叫停。
因此，这还是一部关于理想的追寻和幻灭的小说。在文学史上，无数的文学作品都写到了人的成长。这是人类文学的一大母题。《体育时期》在铺陈主人公对理想的追寻和幻灭间，增加了很多她们生活经验的叠加与交错。两个人逐渐发现彼此有着类似的障碍与耻辱要去克服，并最终获得了成长的丰富感受。其中的秘密、欢欣、隐痛、挫折、希望和奋斗，呈现得细致入微，可见，董启章在长篇小说写作上，已经养出了一种气息，那种对难度、密度和长度的追求，开始在他后来的作品中出现了。
2005年到2010年，台湾麦田出版社先后出版了董启章的“自然史三部曲”，分为《天工开物·栩栩如真》、《时间繁史·哑瓷之光》（上下册）和《物种源始·贝贝重生》（上册），这四本书加起来有150多万字，每本都很厚，而且，还没有完成。据说，《物种源始·贝贝重生》下册的篇幅也在60万字以上。那么，这个“自然史三部曲”铁定是一部超过200万字的鸿篇巨制了。我想，能写出伟大的鸿篇巨制，是很多作家一生的梦想，而董启章显然是毅然地迈向了这个目标，并且带给了我们巨大的惊喜。
“自然史三部曲”的第一部、30多万字的《天工开物·栩栩如真》出版之后，一炮走红，引起了很多关注和好评，先后进入台湾《中国时报》“开卷好书奖”之“十大好书榜”、获《联合报》“读书人文学类最佳图书奖”、进入《亚洲周刊》“中文十大好书榜”等。2006年，《天工开物·栩栩如真》又入选香港电台、卫生及文化署“我最喜好的十本好书”推荐好书榜。同在2006年，香港浸会大学颁发了首届“红楼梦文学奖”， 董启章得到了一个评审团特别奖。这是华语世界里奖金最高的一个文学奖。文学评论家、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一向对董启章的创作非常关注，作为评委，他认为《天工开物·栩栩如真》是一部构思绝佳的作品，它以人、物之间的关系，构筑了一部家族史和香港史，恰如其分又匠心独运地写出了香港这座城市特有的历史风貌。可是，董启章没能拿到大奖和最重要的30万港币的奖金，那笔钱最后给了贾平凹。董启章更需要这笔钱，他不免感叹：“唉！要是有了那三十万，就够我用几年了。”
《天工开物·栩栩如真》这部小说按照董启章自己的话说，是一部“二声部”的小说。全书以董启章的家族历史为背景，一条线结合香港从上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的艰难岁月，另外一条线则以叙述者个人的经验，展现了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的个人和香港社会的成长面貌。全书分为24个部分，有两个声部、两条时间的线索并行发展，带给了我们非常细腻的香港的历史和物质的记忆。董启章就像一个博物学家或者考古学家那样，给我们描述了董家的三代人：董富、董铣和叙述人——董启章的化身“我”的生活，以收音机、电报、电话、车床、衣车、电视机、汽车、游戏机、表、打字机、相机、卡式录音机等12种器物将三代人的生活串起来，最后以书作为代后记，将这些日常生活中的器物的历史，与个人成长和城市的生长结合起来，创造出一个由远及近、由黯淡到鲜亮、又继续暗淡的那种来自时光，又消失于时光的感觉。
小说的另外一条线就是少女栩栩的身世的发现和显现。叙述者“我”后来分化成两个人，作家“黑”和黑的好朋友“独裁者”。而独裁者给《天工开物·栩栩如真》作序，暗示作家黑是这本书的作者。小说的叙述语言非常结实，仿佛经过绵密的针脚细细的缝制，又如同拥挤在一起的沙粒一样无法区分。这样的语言密度和强度带来的阅读感觉，使小说可以带着读者往前走；这有点像我读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时的那种感觉，语言的水流自动带着读者远去。
我最喜欢这本书的，就是里面散发出来的时光的味道，和老香港变成新香港这个过程中的那种逐渐明亮起来的一幅幅画卷。
2007年出版的《时间繁史·哑瓷之光》上下册，以60多万字的篇幅，再度令人震惊了。2008年，《时间繁史·哑瓷之光》获得了香港第二届“红楼梦文学奖”决审团奖。这是董启章第二次获得这个奖的鼓励了。
小说是三声部的。小说一开始，商店女服务员恩恩接到了作家“独裁者”的信，两个人探讨的是关于婴儿宇宙的话题。瘫痪在床的“独裁者”一直被妻子哑瓷悉心照料。哑瓷生有两个孩子，花和果，结果有一天，花失踪了。一直到一个叫“维珍尼亚”的中西混血女孩闯入了他们的生活。维珍尼亚是一个永远17岁的女孩子，因为她的心脏是机械的，永远就设定在17岁。于是，“独裁者”和维珍尼亚合写关于2097年——香港回归一百周年时发生的故事。而那个时候，象征香港的Ｖ城已经被洪水淹没，维珍尼亚在等待失踪的少年花穿越时空而来。最后，在溜冰场上，过去、现在和未来交织在一起，原来，大家都是时间的旅人……
四
2010年，董启章的《物种源始·贝贝重生》之“学习年代”（上册）出版，这是一部“四声部”的小说。女主人公芝是主角，她可以看做是《体育时期》里面的那个贝贝，成长为现在的女人芝。芝从大学毕业之后，来到香港海边的小镇西贡，在一个小店里工作。她发现隔壁开书店的大学生们正在研讨和读书，她就陆续结识了他们。其中，有一个是有着男性生理特征的女性，名字叫做中，还有一个喜欢社会运动的志，芝也被志的好朋友角所暗恋。后来，这四个人展开了男性女性、同性异性、变形自性的复杂恋爱。小说结合了读书会的十多场读书讨论，就是书名“学习年代”的含义。
这些人的读书会开了12场，非常有意思，从大江健三郎、佩索阿、梭罗、阿伦特、萨义德、赫胥黎、萨拉马戈、赫塞、歌德，又回到大江健三郎，他们读的书有历史、政治、宗教、文学、哲学、科学等各类名著，与此同时，人类本身的性状态——男性女性、变性人、双性人，人类本身的恋爱状态——同性恋、双性恋也在他们之间的不停对话中转换关系，董启章在这部小说里呈现了一批香港青年人的读书、学习、恋爱生活，最后，他们走向了社会抗争，前去保护西贡镇的一座面临拆迁的庙和庙旁的大树。
从这部小说中可以看到从《双身》到《体育时期》里那些人物的最新的成长，是逐渐地从那些书籍里走过来的。小说中呈现了某些终极的追问：人究竟是什么？人生的意义在哪里？在学习，还是在于行动？这其实是汉娜·阿伦特思考的要点，人生在于学习、思考和默想，还是在于行动和抗争？虽然小说的结尾，读书会各自散去，走向了生活本身的广阔的原野，但却昭示着新的可能性。在这部小说中，董启章展现了一个更为宽阔的世界。小说并未完结，据说将在下部“行动年代”里展现出人在城市中的各种行动。
到这里，我们就会发现，董启章的这种写作方法，在香港这样一个物质和欲望、金钱和实际的社会里出现，实在是不容易，甚至是有些极端。大部分人提起香港文学，首先会想起的是金庸、倪匡、亦舒、张小娴、李碧华。但董启章觉得他们不能代表香港文学，他们的写作代表一种类型，有一定价值。董启章心中的香港文学不是商业性的，他认为，香港自有一条纯文学的线索。早在上世纪20年代，香港纯文学就出现了：
“我认识香港文学的起点已经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事情，比如，刘以鬯老师的小说《酒徒》和《对倒》。虽然香港文学的报纸副刊上大多是主流的商业化文章，但是，刘以鬯在主编副刊的过程中，会插入纯文学的文章，提携很多年轻的纯文学作家。我觉得，香港文学主要是城市的文学，写香港的人和事物，但香港文学不单是写内部的，而是把城市作为理解世界的模式，来写一种现代化生活的形态，人们共同生活在空间里的形态。香港文学除了非常本土，也有这个普遍性的层面，如果写得好，也就是世界的文学，不单是地区的文学。香港文学用文学提出不同的可能性，去寻找现代人生存的意义。比如，青年作家韩丽珠就写得非常好，还有谢晓虹、潘国灵等。这几年，香港还拥有了一份纯文学杂志《字花》，已经办了几年了，是30岁的一批年轻人办的，很不错。”
生活中，大学毕业之后，董启章曾开过一家公司，教授创意写作，给中学生们讲语文课。教书改作文之余，写专栏短文，最后组织进一个大的架构，这种写法的好处是可以每天都有积累，最后结集成了《地图集》、《繁胜录》、《梦华录》、《博物志》。但当他要写比较长的小说的时候，就发现无法保证充足的创作时间。所以，他写《天工开物·栩栩如真》的时候，只能放弃教书，也不写专栏。好在董启章的太太在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教书，收入稳定，使董启章不必担心生活的问题。董启章对自己的人生选择十分清楚，他说：
我的写作是一种“自杀”式的状态。一来写小说不能支持生活，二来没有办法肯定写出来的成果如何。就算有人叫好，那又如何？更大的可能是继续被忽视。就算有人支持你的做法，当中也没有多少人真正花时间看完你的书。所以，写长篇是一件没法肯定成果的事情，但你必须为这个无法预测的结果付出不成比例的代价。不过，我依然相信长篇小说的价值。在这个文学日益衰落的时代，我觉得不妨逆流而上，以最不可能、最不合时宜的长篇小说做最后一搏。（《在世界中写作，为世界而写》，台湾联经出版社2011年版，第545页。）
董启章发现，如今在香港，最近几年都没有人写长篇小说了。几十年前的香港长篇小说，大部分是通过报纸副刊连载的方式呈现给读者，然后再结集成单行本。在香港的文学传统中，很少有所谓的职业作家，因为他们都不能靠写作来谋生，所以，他们都有很多其他工作。
虽然在董启章看来，长篇小说似乎已经过时了，但他却选择了逆向前进。他说：
……至于大江健三郎，他就是我心目中的理想作家。我有很多崇拜的作家，像普鲁斯特、卡夫卡、佩索阿，但我不希望在现实生活里变成跟他们一样。我却希望像大江健三郎一样地当一个作家。我不单是指像他那样地写，而是像他那样活出作家的人生。如果只是说思考型的作家，卡尔维诺和博尔赫斯也许比大江健三郎更机灵，也更有趣。大江吸引我的是，他是一个以自己的人生为创作前线的作家。他以个人生活体验的看似个别微小处，投映到社会和时代，在作品当中便看到了一个作家自身如何存活的问题，这是相当触动我的。而在作品中的这个作家自我，他的批判和怀疑是同时指向时代也指向自己的。他把个人体验的种种脆弱和不堪也展露出来，而且融合到时代的困局和危机里去，而不是超然地加以判断和指责。”（《在世界中写作，为世界而写》，台湾联经出版社2011年版，第508页。）
董启章最近几年都在写作他计划中的鸿篇巨制。2013年，他的《地图集：一个想象的城市的考古学》获得了第三届科幻奇幻翻译作品的长篇作品奖。获奖消息是在克罗地亚举办的欧洲科幻奇幻节上发布的。2010年启动的“科幻奇幻翻译奖”，旨在奖励每一年度优秀的、由其他语言翻译成英文的科幻奇幻小说。2012年度，第二届的获奖小说是台湾作家黄凡的《零》（长篇奖）和青年科幻作家陈楸帆的《丽江的鱼儿们》（短篇奖）。评委对《地图集》的内容和译文评价均非常之高。获奖作品的作者和译者将各获得一块奖牌和350美元的奖金。这是董启章获得的最新奖励。
在谈到写作野心的时候，董启章说：“其中，有一个很原始的，就是纯粹的创造欲。当你创造的世界成功，你的创造欲也得到了满足，这是人皆有之的。但除了这个，我创作的世界并非与真实世界无关，也不是反映或揭示的问题，而是创作一个对应着现在世界的想象的世界，当中有相似，也有不相似的地方，它对真实世界隐藏的一些东西给予了放大，希望最终对真实世界有所反弹，希望读者在我的作品中也会看到这层关系。”（见《南都周刊》董启章访谈。）
最后，董启章就成为了一个充满了创造性的、前往一个想象世界的考古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