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日光灯和朝阳叠照下的总编室出来，眼前黯然失色，回到西面编辑室自己的位子上坐下，我好半天返不过神来。本来，接受一次临时采访任务是很平常的事，只是这个采访对象让人头疼。他叫石坚。总编说我了解他，其实对我来说他简直是个谜，或者说是一个不识抬举、有点心理变态的人。二十年前，我和团委宣传干事一起采访过他，写了长篇通讯登在《铁道报》上发表，随后他便成为爱岗敬业的先进青年典型，到处讲用、作报告，在鲜花和掌声中风光了一年多，他却突然跳崖了！
说他“跳崖”，只是个不一定恰当的比喻。事情是这样的——为了配合政治斗争形势，省里要组织一个先进人物巡回报告团，石坚被选上了。单位很荣幸地送他去报告团试讲，他却当着省市领导的面发表声明，说报上登的关于他的典型事迹是假的：“除了我的名字，全是假的！”弄得在场的人目瞪口呆，铁路方面的有关领导也吓出一身冷汗。这是怎么回事？！于是省市成立联合调查组进行了好一阵调查，我等都成为重点调查对象，忐忑不安地等待着调查结论；等了一个多月，什么也没等到，只是通知报社“以后不要宣传石坚了”了事。
现在，又要宣传石坚了。总编让我去报道他的新事迹。据说他在工程公司会计室拒编假账，使他在一起集体贪污案中独自脱身。我该怎么办？去写，谁知他以后会不会再来一次否定；不去，又没有多少正当理由，更何况这还是一次当面对质往事的机会。
犹豫间，我拨通了石坚所在的近郊工务段电话，对方想了老半天才说：“噢，你说的是那个要当一辈子养路工的小石吧？他早就调到工程部门坐办公室去了，那个年代说大话的有几个算数的呀。”
可不是么，已经过去二十年了！刚才总编向我交代任务时，我一听到石坚这个名字就开始嘀咕，所以连他说的现在石坚在哪个单位都没记清楚。石坚哪石坚，你这块坚硬的石头，在使我们不少人碰得鼻青脸肿之后，便沉入人海无人问津了。谁知这么多年后又冒了出来！看来他确实是个人物——既让人迷惑不解，又让人平添好奇。于是我不再犹豫，决定再碰一碰这块石头，看它还能发出什么样的声音，同时也可借此机会算一算旧账——我们写的关于他的先进事迹的长篇报道，事先是经过他们单位审查盖章和他本人过目的，为什么在发表出来传扬得家喻户晓之后，他才当众矢口否认报道的真实性？搞得我等十分狼狈。我带着被重新勾起的一丝怨毒，钻进资料室里查找发表于1975年的那篇倒霉的报道，以便细加推敲，看看是否能够找回几分公道。
几十年的报纸合订本堆放于一室，找起来颇费工夫，而且已经发黄了的报页散发出浓重的陈灰气味，但翻起报来很快就顾不得这些了。那赫然触目的大字标题，那些人人崇拜的狂热举动，那杀气腾腾的批判斗争的语气……使我立刻又回到了文革时代，感受到在胡批乱斗的情况下人人自危、不知何时灾难就会临头的紧张气氛，以及为了避免这种灾难而拼命去表现自己的忠诚的良苦用心。偶或翻到自己的文字，读起来不禁有些汗颜。想一想当年那些批斗对象，后来都平反昭雪了，也就是说我们这些耍笔杆子的遵命或拼命表现的事绩，早就被历史否定了。在那样的环境里按照形势要求写出的“典型报道”，还能有多少真实正确可言呢？想到这里，我对石坚的那股怨气已经消去了大半。等到找到那篇报道，粗粗看来，就知道那些黑体字引文是自己和总编审稿时加上去的，因为它是当时宣传报道的指导原则——无论什么样的模范事迹都必须和某种思想语录挂上钩。至于里面的内容，诸如要当一辈子养路工的表态、干重活时拒绝照顾、调动工作征求本人意见时坚持不走等，都是他自己的言行，是有据可查的。可他说得太绝了：“除了我的名字，都是假的！”
这话传到我的耳朵里，当时我就像眼睁睁地看着一个熟人从悬崖上跳下来那样惊愕，简直有些蒙了！我不明白，这个回城不久的知青、一位老干部的儿子，为人勤快随和，瘦弱文静，平时言语不多，但很有分寸，他怎么会说出这种话来呢？而且是当着省市领导的面说的。我恨不得立刻去找他问个明白，无奈上级成立联合调查组，我是被调查的对象之一，只好老老实实等待裁决了。幸好现在就不用等什么了。
至此，我急忙收拾好报纸合订本和纷乱的思绪，离开资料室就直奔石坚所在的单位。
二
来到工程公司大楼门口，门卫师傅说领导都不在，他也不知道他们到哪里去了。我说只找石坚，对方看了我的证件就让我进去了。在二楼会计室见到石坚时，他显然有些意外，一双沉静得近乎晦暗的眼睛看了我好一会才说：
“您是……记者，郑师傅？”他还像当初当学徒工时那样见到什么人都叫师傅。
“是，我们二十年前打过交道。”
“那时您很年轻，现在也老了。”他看着我稀疏斑白的头发颇有感慨地说。
“是啊，我很快就要退休了，可你还是那么年轻，和我记忆中的一样年轻。”我也有些意外，他不仅年轻，身子也不像从前那样单薄了，特别是肤色变化很大。“你的脸比那时白净多了。”
“那时候整天在现场滚，风吹日晒的，还能有什么好样子？”眼前的石坚，青色T恤，浅色牛仔裤，轻便皮鞋，清秀得像南方戏曲里的小生。
“不过，你那大照片贴在光荣榜上也挺帅的么。”
“那……”他听我这么说，脸上立刻现出很复杂的神情，不知说什么是好，便忙给我让座、倒茶。
我们坐下来刚要接触话题，邻室跑来一个和石坚年龄相仿的冒失鬼，人到声音到。
“记者消息真灵通啊！”他用手臂扫了一下不太敞亮的会计室内几张空着的桌子说，“你看这里的人都让警察抓走了，剩下的这一个就只能留给记者来抓了。”他见我还是一脸正经地看着他，也正经了起来，“石坚二十年前就是个人物，现在仍然是好样的。人家是经得住时间考验的。”
“你别在这里瞎说好不好？”石坚站起来把他的同事推出会计室，回到屋里便主动地对我说：“郑师傅，您是来采访的吧？公司里出的事跟我没什么关系，我带您到办公室去，那里有人接待。”
“办公室我是要去的，不过我想和你谈些事，现在的和过去的。”
他没有立即答应，沉默了一会儿才说：“现在的很简单：主任让我们几个做假账，我只是表示了一下疑虑，人家就允许我请假了。当时我母亲正患病住院，后来他们把近百万的工程款私分了，我也不知道。是他们内部因分赃不均再加上别的矛盾激化才有人捅出来的，所以说与我无关。您可能是听到什么了吧？”
“是听到了一些，刚才你那位同事不也说你是‘好样的’吗？我想知道你为什么不愿意参与编假账？这在一些部门并非罕见现象。”
“我这个人生来就是死心眼，如果心里装着‘假’，走道时脚底下都不踏实。这一点，我们从前交往时您大概知道，我是付出过代价也改不了的。”
“知道，你要不是那样，现在就不是当会计了。”
“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看来您还不了解我。”
“是啊，我确实不太了解你。据说你容不得半点虚假，要知道夸大虚假的成分到耸人听闻的程度，那也是一种虚假呵。”
听到我这句话他先是一愣神，随即像突然想起什么似地说：“您指的是那篇报道吧？”没等我回答他又继续说，“这我已经和调查组领导讲清楚了，并请他们转达我向您和报社领导的歉意，他们没告诉您吗？”
“没有。他们什么也没对我们说，只叫报社以后不要再宣传你了。”
“没告诉？这就怪了……要是这样，那我们还真得好好谈谈。”他看了看表，已近午饭时间，就要去食堂买饭；我谢绝了招待，约定晚上到他家里继续谈。
三
省委干部住宅区那一座座小楼前排左数第五座，我还记得清清楚楚，那时院门外没有岗哨，现在进去找人则要登记了。我抬手按响门铃，隔了一会儿里面才传出声音问我找谁，原来这里早就换了主人，石坚搬到附近一栋普通居民楼里住了，怪不得相约时他要告诉我住址，我还以为自己知道呢！
找到那栋居民楼，石坚已在楼下等我了。
“你们什么时候搬过来的？”
“噢，十多年了。我父亲去世后，母亲住到我姐家，我这个普通职工就没有资格住在那里了。”说着我们上到了三楼，一位已经开始发福的中年妇女开门迎接，我想这该是石坚的爱人小苗吧？记得当年他们谈恋爱时她是那么清秀苗条，怎么变化这么大？我迟疑了一下道：“你好啊小苗。”
“我爱人姓刘。”石坚赶忙纠正说。此刻我看到她向他投去意味深长的一瞥，才知道自己太冒失了。
石坚的这个家两室一小厅，几件必需的家具都是旧的，但布置得体、整洁，三口人居住还算宽绰，当然和过去的两层小楼比是不能同日而语了。我无意再走进他的现实生活，便在可能是我二十年前坐过的沙发上坐下，准备继续我们上午的谈话，想知道他请调查组转达的具体内容。石坚却在犹豫了一下之后建议我们到外面找个凉快地方谈，我欣然同意，这样会比在家里方便。在起身告辞时我又注意观察了一下女主人的形象，对石坚所说的“代价”便略知一二了。
果然，一下楼石坚就对我说：“您还记得苗丽啊？”
“怎么不记得？她的模样让人看了就不会忘记，那晒不黑的白净面皮和灼人的大眼睛……当时真羡慕你能找到这么漂亮的对象。”
“是啊，她不光漂亮，更主要的是我们一起上学，一起下乡，又是邻居，常在一起玩，可以说是青梅竹马……”
“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急着问，“她当时不是很主动吗？言谈中对你当时的表现也很满意，甚至为你感到骄傲……”
“可是后来就不满意了。”
“为什么？”
“还能为什么，她说我对待宣传报道过于认真，把自己的前途给毁了。”
“是啊，你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
“也是被逼的。”他停顿了好一会儿才说。
“逼的？！谁？”
他没有立刻回答。我们沉默着走进街心的林荫道，在漆得光滑锃亮的围栏上背着落日的余辉坐下，我就把目光投向他，等待着下文。
四
“您的文章在发表之前我看过，里面写的事例都还是挺实在的，但把我的思想拔高了，估计有些话是我们单位的人提供的。当时我越看越觉得脸发热，‘我哪有这么高！’在场的支部书记和宣传委员都让我不要太谦虚，说这不是宣传你个人，这是宣传一种神圣的思想和路线，让我一定要配合好，我也就不好再坚持了。”
“你认为哪些地方被拔高了？”
“哪些地方？”他低头想了想说，“譬如我说过要当一辈子养路工。那时候从农村回来不久，觉得当养路工按时上下班，天天能回家，活累点也都习惯了，有什么不好？再说我从小是跟姥姥在农村过的，快上中学了才回到城里，我喜欢田野的庄稼牛羊树木蓝天白云……当养路工也跟在农村差不多，面对大自然心里敞亮。”
“看来你还有点诗人气质呢！”
“那谈不上。我只读完初中，底子薄，但家庭对我影响不小。”说着他站起来直了直腰又坐下来继续说：“当时和我一起回城当养路工的干部子女，不到两年都先后转走了，进机关的，提干的都有，而我对这些不感兴趣，所以在学习讨论时就说了要当一辈子养路工。当然发言时少不了引用刚学到的词句，但实际上我心里还有一种想法：我爸爸战争年代出生入死，和平时期兢兢业业，忙得连教育子女的时间都没有，可是一来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还被批斗、抄家，弄得全家人都跟着担惊受怕，真不如当个工人自在。当时‘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口号喊得多响，工人说话硬气，所以就跟大家一起表了那个决心。”
“这么说你的想法蛮实际的么。”他不作声，而我的思想继续前行：当时人们看到那么多干部被批斗，确实有不少人产生过这种想法，而我们只着眼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宣传，认为越是别人看不起的不愿干的工作就越要去干，这是和传统观念决裂；要干一辈子，就是彻底与旧观念决裂。文章还援引了毛泽东关于青年运动方向的论述。这样就把他写成一个具有远大理想和坚强意志的革命青年了。“不过，”我说，“你在讨论发言中也谈到过‘两个决裂’吧？”
“对，我说过。当时组织学习《共产党宣言》，谁没谈过？但真正能够像您文章中那么理解并贯彻到行动中去的能有几个？”
“正因为这样，你就突出了。”我跟他开了个玩笑，然后又郑重地说：“是我，还有参加讨论修改稿件的不少人把你突出了。这一点，我在当时已经作过反省，现在还要向你道歉！”我停了一下，见他没什么反应，又接着说：“不过，我们都感到奇怪，过去宣传那么多典型人物，把他们写高一点，‘典型化’一下（这是干我们这行最容易犯的毛病），他们都接受了，最多说两句表示谦虚的话，最终都成了朋友，从未在颂扬别人中遇到过麻烦，唯独你……”
“我这个人不通情达理，是不是？”
“不，你是一个有独立个性的人——我宁愿这么想。不过现在我仍然没能理解你说的‘被逼的’含意。”
“您别着急，被逼也是有个过程的。”听口气，只好听他慢慢道来了。
五
我们在低矮的围栏上坐的时间长了，觉得不舒服，就起来边散步边谈。这时大街两旁的路灯亮了，斑驳的树影在眼前晃动，就像如烟的往事从记忆中泛起。
“郑师傅，这些年您一直在报社吗？”
“嗯，除了上了一年多‘五七’干校，我是‘终身制’。”
“那您对报纸的作用是很了解的。过去我只爱看小说、听新闻，不大看报纸，自从您写我的那篇报道发表后，我才知道报纸的作用大得不得了。”
“是吗？”
“可不是嘛，它很快就改变了我的生活。原来整天在线路上奔波，打道钉，筛石砟，扛枕木，日复一日，默默无闻。您的文章一登出来，职工们还组织学习，我就成了名人了。铁路部门层层表彰，大会小会讲用作报告，掌声、鲜花、荣誉一齐涌来，我如何受得了！”
“你不是原来在单位就是青年标兵吗？”
“在单位是年终总结大会上表扬一下就完事，哪有这么多举动啊！您知道我本来就少言寡语，不爱张扬，让我讲用作报告不是赶鸭子上架吗！”
“我看你练得不错么，现在你的表达能力比我们第一次采访你时强多了。”
“是啊，那一年多净练嘴皮子了。”他叹口气说，“如果人只长嘴不长脑子就好了！”
“怎么，嘴和脑子发生了矛盾？”我停下脚步，出神地看着他。
“本来就有矛盾么——让我讲，不是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讲，而要按您写的那篇报道讲，只能充实细节，不能降低思想；讲稿让宣传委员帮忙写，由段党委把关。我心里没想到的，嘴里总也讲不顺溜，领导就来做工作，说这是政治任务，让我反复试讲，直到领导满意为止。”
“一般都是这样的——我知道。”
“头两次讲话可把我难坏了，每一次都出一身虚汗。领导在台下看着我，我怕脑子里属于自己的东西出来捣乱，就眼睛盯住讲稿，照本宣科，结果仍然博得阵阵掌声，可见您文章的感染力有多大！”
“看来你对我的意见仍然很深哪！”
“不。既然我最初没有坚持住，那也就是接受了。当然这也是领导反复做工作的结果。我必须时刻记着：这是在完成政治任务。”他停了一会儿接着说：“这种政治任务，既是宣扬一种思想路线，同时也在直接地宣扬自我。这样一宣扬就把我抬起来了。我在一片赞扬声中，心里十分矛盾：一方面感到亢奋，因为青年人都有上进心，都想有点作为，对展现在眼前的情景怎会无动于衷呢？连我的女朋友都为我高兴；另一方面我又感到空虚，十分的空虚。”他强调了一句：“好像我已经不再是我。您知道我喜欢自然，喜欢无拘无束地按照自己的性情生活，不喜欢被粉饰，更不喜欢被塑造，让自己举手投足都失去了准儿。在我心里七上八下、思想不稳定的时候，苗丽对我的帮助很大。”
“苗丽？”
“对。我说的是在我闹心的时候。她既欣赏我的诚实，说我将来不会背叛她，又佩服我工作时间这么短就成了先进人物，将来一定前途无量。我说这不是凭自己的本事，是被捧起来的。她说不全是，写的那些事都是你做的，就是认识上拔高了一些，关键是那些认识错不错，你反对吗？我说我也没说它错。她说那就好办了——没错，只是你没达到，你努力去达到就完了呗。我觉得她说得有道理，从此工作上更加努力，学习上更加刻苦，一点一点地去靠近被塑造出来的我，心里也踏实了许多。”
“这么说，爱情把你的矛盾解决了？”
“爱情？！……对对，可以这么说。”看到他此刻有些神情恍惚，我感觉到他被这种提示刺痛了……
六
关于苗丽的情况，我也很感兴趣，这位美丽而又有见解的姑娘，在每一处生活过的地方都可能留下一些故事。意识到这一点，我又在道边围栏上坐下来，等待石坚在深沉的回忆中诉说。
“那段时间我的思想比较平稳，”石坚终于又开口了，“周总理在四届人大报告中提出四个现代化之后，铁路的整顿工作也取得了成效，我们看到了国家的希望，都想大干一场，所以我参加了青年突击队，经常早走晚归，一点也顾不了家。这期间苗丽常到我家来帮助照顾我年老多病的父亲，我父母特别高兴，说把两个女儿嫁出去之后又来了一个女儿。我当然更高兴了，回来见到她就向她诉说班上的事情。当时我除了拼命干活之外，还被隔三岔五地派出去开会作报告，虽然心里仍有些虚，但讲起来自然多了。掌声、鲜花我已习惯了，没想到还有两位姑娘给我寄来充满感情的信。我把信拿给苗丽看，她的表情一下子变得很严肃，问我打算怎么办。我说还能怎么办，已经有一位仙女在陪伴着我了！她听罢立刻扑上来拥抱我，激动的泪水夺眶而出。这是我们第一次拥抱，她那因为羞涩和激动而胀得通红的脸蛋，从此便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上……”
“你们不应该分开。”在他又开始沉默的时候我说。
“这以后我们的关系发展很快，好像谁也离不开谁了。要不是当时心里都装着‘工作第一’的思想，又有模范人物的头衔，也许我们坚持不到规定结婚年龄就会结婚了。她仍然鼓励我把精力都用在工作上，去争取更大的光荣；我不像她那样把荣誉看得那么重，但我顺从了她，在班上有使不完的力，回到家有说不完的话……”
“这时候你是否还在埋怨我？”我插嘴问，他笑了笑说：“这时候谁还会想到您哪！不过，不久之后新的问题就来了。”
“什么新问题？”
“段里让我参加工人评论组。”
“喔，我还以为你和苗丽……”他嘿嘿笑着直摇头，说：“要发挥工人理论队伍作用，连批林批孔、批儒扬法、评《水浒》批宋江等等，都要工人阶级打头阵。”
“头阵是那么好打的？古人说的话我们看不懂；人家点名说那些电影、小说是大毒草，我们过去看得津津有味。所以我对段领导说自己没那个理论水平，干不了，同时还说我们的突击队正干得起劲，我一走……领导打断了我的话说，你不用担心，你走了照样有人领着干，还说你不要忘了，抓革命，促生产，不抓革命生产能上去吗？我无话可说，只得服从。回到家跟苗丽一说，她不觉得是什么坏事，还主动要求帮助我写稿，说这样可以进一步扩大影响。我说什么影响，你让我出去出丑啊！她说不会，现在写批评文章的有几个是自己想出来的，都是抄两报一刊和文件，你要写什么我替你抄就是了。”
“这个苗丽呀，比你成熟多了。她多大了？”
“和我同岁。但她上学时就一直当干部，下了乡在公社当广播员，回城后又在单位搞宣传，什么场面都见过。”
“怪不得，那她帮你写稿没问题了。”
“那段时间都是她替我写的，我抽时间照样到工区去干活，只是各级的批评会太多了。当了先进人物就得是穆桂英阵阵到。今天批这个，明天评那个，政治舞台上就像走马灯那样不断变换角色，倒一批就得批一阵，搞点名堂就得吹一阵，把苗丽累得够呛，我念起来就像念报纸，但好歹都应付过去了。有一篇还上了你们的报纸，苗丽看到后高兴得不得了，我都羞得不知道脸朝哪里搁。”
“在那个年代，你在心灵上仍然能谨守诚实，真不容易啊！”
“什么诚实，我已经变得不诚实了！”他停顿了一下又低声说：“苗丽知道我的心情，直为我担心，临走时还一再嘱咐我……”
“苗丽走了？上哪儿去了？”
“被部队文工团选中了，七五年底走的。临走时换上了一身军装，可神气了，在站台上还给我行了个军礼呢。只是，要不是她脸转得快，眼泪就掉下来了……”
七
石坚送别苗丽，是二十年前的事，如今他谈起来还有些忧伤，大概那是最后的诀别了。我不忍细问，建议明天再谈。此时大街上已经少有车辆行人，快到半夜了，但石坚说他明天还有事，抓紧谈完吧。我当然愿意，因为我想知道的情节他还没有谈呢。
“苗丽走后少了个帮手，家里和外头都有些吃紧，父母担心把我累坏了。其实累点我不怕，只是精神负担受不了。她走后不久，就赶上‘反击右倾翻案风’。那时候谁知道上边是怎么回事，都是跟着跑。当时铁路上的瘫痪半瘫痪状态经过整顿恢复了秩序，开始畅通无阻了；我们段通过几个月大干，迅速提高了线路质量，这是有目共睹的。可偏有人说这是‘以生产压革命’，是‘只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这一瓢冷水泼下来我们都蒙了，心里想：全国已经闹腾了这么多年，闹腾得连饭都要吃不上了，提出四化目标，刚刚干点正经事，又说错了，让人怎么能想得通？”
“当时我们也都想不通，”我说，“但有什么办法呢？”
“想不通就让你想也行，可我们的评论组还得紧跟；段里要召开反击右倾翻案风批评大会，让我发言。这可把我难坏了。我千方百计推脱，甚至说出了过去的批判稿都是女朋友写的，现在她参军走了，自己写不好。段里主管宣传的汪书记不相信，严肃地批评说：组织上一心想培养你，给你那么多荣誉，影响已经出去了，你可不能辜负组织培养啊！还说如果真的写不好，让宣传干事帮你写，一定要写好。他把宣传干事苏新叫来……”
“苏新我知道，他常在报上发稿，是很能写的。”
“他很快就把发言稿写好了，让我看行不行。我一看也都是报刊文件上的话，不过都跟我的经历、身份联系起来了，有力地表明了我的义愤和决心，看起来很有气势。可我心里糊涂着呢，觉得这是跟自己几个月来的热心和汗水过不去。心口不一，我在会上念得磕磕巴巴，气势大减，领导很不满意，但很快就在你们报上发表了。大概是苏新送去的，还署着我的名字。这使我又一次受到了刺激——我成什么人了？口是心非，十足的两面派！连我们突击队的伙伴们都不乐意了。我在苦闷了两天之后给苗丽写信，迟迟不见回音，就去找支部书记谈心，问他我们前一阵子是不是做错了？老书记看了看我，问我是不是有什么想法，我说了自己的想法，他没说我错，但叫我以后再不要提个人想法了，说在这么大的事情上个人很难看清楚，要无条件地跟着组织走。我想想也对，政治上的是非我们确实看不清楚，但涉及我个人的，应该实事求是，别人写的稿怎么署我的名呢，这不是贪别人之功为己有吗？他说那是因为你的名气大、影响大呗，不然人家的劳动果实干嘛要送给你呢？这时候，我才又想起当初……”
“想起我们使你出名的那篇报道，是不是？”
“唉，是我自己没顶住，不然我还会过那种平静的日子，良心上不会受折磨。”
“那时候，人们只以政治、阶级、路线、主义论是非，良心这个词，好像是一种古董了。”
“大概因为我阅历浅，从农村出来的观念还没磨损，仍在我身上起作用。我就琢磨，名气这个东西也能捉弄人哪。我该怎么办呢？这一阶段因为周总理逝世大家都很悲伤，我父母就不止一次流泪，大家都像掉了魂似的。后来流传着不少悼念周总理的诗词，人们争相传抄；有人上北京，在天安门广场看到非常悲壮的场面，回来讲给大家听，让人又悲伤又好像看到了希望，看到了一种信心和力量。”
“我也看到了那场面，和你的感受是一样的。”
“是吗？我还以为你们记者知道得多，会跟我们不一样呢，那就不用多说了。后来的一天早晨，打开收音机就听到天安门广场发生了反革命暴乱事件，首都正在声讨一小撮打着悼念周总理旗号的反革命分子。我非常震惊。这是怎么回事呢？悼念周总理怎么会和反革命联系在一起了？我觉得有点蹊跷，连我父母也蒙了。估计今天单位也得开声讨会，还得让我发言，我又得说言不由衷的话了。我妈让我请假送爸爸上医院看病躲过去，又怕不在今天开，就让我妈九点钟给我打电话。”
“看来你这老实人也有两招啊！”
“这是逼出来的。上了班果然不出所料，让我赶快写发言稿，十点开会。我找报纸还没到，等报纸来了，我妈的电话也来了。急匆匆向支部书记请假，老支书请示党委后又拨通我家电话，知道我父亲病情严重就把我放了。”
“这么说来你在政治上挺有远见呀！”
“我可没有什么远见，更想不到几年后会平反，我只是想尽量少做点违心的事罢了。”
“干我们这一行的就没这种幸运了。”
“什么幸运？你躲过一次还能躲过以后的每一天哪！”
八
天安门广场事件过后不久，省里要组织一个先进人物事迹报告团，来推动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深入开展，石坚被选中了。市里派人下来帮助整理他的事迹报告讲稿，把最初的报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批评发言都揉在一起，洋洋万余言，一周后就要到省里试讲。石坚即将登上更高更大的讲台，人们以为他会喜不自禁，我当时听说此事也曾为他高兴。
“……我好像走到了一个关口，”石坚斟酌一下说，“好像在八达岭爬长城（红卫兵大串联时他去过八达岭），走到了一个垛口。往上爬，上面云雾缭绕，风光无限，如果是凭着自己的兴致，用自己的双脚爬上去，我一定会非常兴奋，而现在我仿佛被好多双手拥着、托着、提着往上送，我的身子我的心都悬着，总觉着随时都可能摔下来；往下走，回到平地，心里会很踏实，但脚下离地面已经有一段距离，下得太急也会摔跤。怎么办？我心里踌躇焦躁睡不好觉，但又不忍把难题交给卧病的老爸；给苗丽写信也来不及了，上一次她就给我来了个马后炮；再和领导谈也是不会有结果的，还没等我把话说明白就会告诉我不要太谦虚，使你立刻意识到已经树立起来的典型是不可动摇的。我只好找上边的领导来解决了。”
“你就利用省里试讲这个机会……”
“对。试讲的那天早晨我早早醒来，想好了让我试讲时要说的话，也可以说是我要发表的声明：
各位领导、同志们：
我是一个普通的青年工人，我热爱自己的工作，想尽力把工作做好，但毕竟自己能力有限，做得不比别人强多少。我感谢组织和领导对我的精心培养和鼓励，给我这么多荣誉。对此我一方面十分感激，一方面又觉得被这不该属于我的荣誉压得喘不过气来，担心总有一天会摔下来，给组织造成不良影响。所以我请求组织不要再树我这个名不副实的典型，我也不愿意再去宣扬自己的所谓先进事迹。请各位领导原谅。”
想好了这段话，我一面推敲一面背诵，要把它牢牢记熟，怕到时候一紧张就不知该怎么说了。结果在骑车去省委的路上几乎把人撞了，急刹车时自己又摔了一跤。我爬起来自认倒霉，还得向人家道歉，此时就预感到情况不会太妙。”
“这是明摆着的。”我心里这么想也说了出来。
“省委一个小会议室里没有设主席台，就是几十把折叠椅对着一张桌子散放着，到场的总共不到二十人。有工宣队领导、军代表和革委会结合干部；报告团的几个人多是当时赫赫有名的人物。我没和任何人交谈就找个角落坐下来想自己的心事，幸好不是正式会议，气氛平和，我也不太紧张。”
“那时不像现在这样讲排场。”我说。
“对，还在动乱中么。”石坚接着说，“试讲把我排在第二个。第一个讲了些什么我也没认真听，讲完后领导作指示我倒注意了，主要是联系实际批邓，否定文化大革命。轮到我讲了，主持人还把我介绍了一番。我低头走到桌前，背我事先准备好的那段话，当我说到‘请求组织不要再树我这个名不副实的典型’时，在场的人一齐投来惊诧的目光，我心里有点发毛，语气变得不太连贯了。这时那位工宣队领导打断了我的话：‘你的事迹登报后俺们都看了，不是蛮好的吗，咋就名不副实啦？’我看到他那逼人的气势，心头一阵慌乱，但本能告诉我不能退却，不知怎么就冒出了这么一句：那是假的！都是假的——除了我的名字。‘啊！？’在场的人几乎同时发出了惊愕的声音。这时候我才知道事情搞砸了，再想把话往回拉，屋里已是一片混乱……”
九
听到这里，我按着石坚的肩头站起来，一同信步走出林荫道，心里像后半夜星空一样澄澈，我想知道的“除了我的名字……”那句话是在什么情况下说出来的，现在一切都清楚了。要是早知道是这样，我也不会怪罪他，就像不会怪罪一个人的诚实和良知一样，何况这种诚实和良知在那种情况下是需要很大勇气才能保留的。我对石坚说：“你让调查组转达的就是歉意吧？”
“是的。”
“那他们不转达就对了，你这样做是无需向任何人道歉的。”
“不，当时肯定会给你们带来很大压力。”
“你的压力不是更大吗？你说‘除了我的名字’，人家首先就从报告团的名单上除了你的名字，又从市里及铁路部门的光荣榜上除了你的名字……”
“那些本来就不属于我，我只是铁道上的一个‘小石子’，师傅们也都这样叫我。”
“对了，你是怎么离开公务段的？”
“‘干一辈子’那是一厢情愿，后来人家不那么欢迎了，我结婚生子后家里也需要多一点照顾，我妈就设法把我调出来了，省得起早贪黑通勤了。”
“还有一个问题——你和苗丽是怎么回事？”
“人家心高，跟一个留学生结婚后飞走了……”他停了一会儿又补充说，“临走时在信中给我捎来一句话，说我是个‘非常天真可爱的实实在在的小老百姓’。”
“她说得有点意思啊，中国的老百姓如果都像你这样实在、坚强、有头脑，那就谁也摆布不了了。”
搞清了过去，我几乎忘了新的采访任务；再提出来，他坚决拒绝报道，我也只好如实向总编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