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欢度他们的余生
我想起了一部电影，在电影的后半部，有些人被送到精神病院，服用一种阻断神经的洗脑药物后，用不了多久，就变成了没有任何思想的人。
电影里，有一个人服药以后，一直在劳动，没听到停止的命令就停不下来。另一个人知道的事情太多，服药后什么都忘记了。还有一个人是自愿进来的，想调查这家医院的秘密，但身份暴露了，也被强制服药。
按照影片中一个高层政治人物的设想，可以把有颠覆思想的人都关进来，这个社会就安全了。但在我看来，那三个服药者象征着三种人，普通的劳动者服药后可以只干活不要报酬，有特殊记忆的人服药后不再有任何记忆，持有怀疑态度的人服药后成了合作者，这符合某些人管制国家和社会的想法。
“真是幸福的人啊，”药物的发明者说，“过去看见或听见的事、人的欲望野心和反抗心理，全忘记了，正在欢度他们的余生。”
这是一句电影台词，我这个年龄的很多人都能背下来，就像熟悉同一电影中的另一句：“杜丘，你看，多么蓝的天哪。走过去，你就会融化在蓝天里。一直朝前走，不要朝两边看。明白吗？杜丘。”
这部日本电影叫《你啊，涉过愤怒的河》，拍摄于1976年，在1978年引进中国，译制片的名字叫《追捕》。
那个年月，电视机还没有进入中国普通百姓的家庭，我们都是电影院的常客。我们排队很长时间买票，又排队很长时间进入影院，然后坐下来看这部电影。包括我，我们有五个同事，每人请客看了一回《追捕》，这就看了五遍，差不多每一个镜头都熟悉了。
看《追捕》，每张电影票只要一角钱，很便宜吧？上个月，我去看的一部3D电影，IMAX放映，每张票一百三十元。算起来，不到四十年光景，当时票价才是现在的一千三百分之一。
但那时电影院里没有几部电影可看。
老一代电影观众还记得，上世纪70年代，前几年只有“革命样板戏”电影，后几年只有反映革命斗争的几部国产电影，偶尔有来自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几部电影上映，水平较低，看个热闹。而《追捕》，是中国引进意识形态不同国家的第一部电影，让他们看得特别过瘾，然后，杜丘的大墨镜和立领风衣开始流行。
在看过《追捕》的半年里，我与同事之间说话，常常带出电影里的台词，有意或无意地，一句话或一段话。“召仓跳下去了，堂塔跳下去了，你也跳下去吧。”或者，一个人说，“我是警察追捕的逃犯”，另一个人说，“我是你的同谋”。
印象最深的一个镜头，是检察官杜丘确定有人故意诬陷自己后，从卫生间逃了出去，不久之后，他忽然停下奔跑的脚步，向前面正在惊讶的几个小学生点头致意，慢慢走开，等他们看不见了再向前快跑。
这个镜头不容易看懂。我的同事就不明白，杜丘为什么把道德礼仪看得比逃避追捕还重要？一个穿着合身西服的体面人物，为什么不能到大街上随便奔跑？是日本人注重礼仪，特别要在小孩子面前造成良好的影响吗？如果真是这样，日本人的文明程度并不低啊。
许多年后，我在网络上看到了《追捕》的完整版本，其中有一段长约十五分钟的情节，在电影院放映时被完全删去了。那是杜丘潜回东京发烧病倒后，一名叫京子的歌妓认出他是警察追捕的逃犯，仍然救了他，把他安置在自己的床上过夜。杜丘说：“你帮助逃犯这也是在犯罪。”京子反问道：“如果不帮助病人那不也是在犯罪吗？”
这部日本电影是1976年拍摄的，那时的日本，竟然有普通公民必须帮助病人的法律？这实在出乎我的意料，原来法律也可以带着温暖，也可以是一种关怀，给予需要帮助的弱者。
直到今天，我依然处于一个比较封闭的环境里，与世界上很多事情都隔着一道高墙。我不知道，在亚洲或者欧美，是否真的有那种必须帮助病人的法律，但我希望世界上每个国家都有这样的法律，它无疑指向人类的理想社会。
理想的社会还没有到来，也许，很久都不会到来。我想，在它到来之前，我们要培育一些什么，这比我们要破坏一些什么更重要。至少，我们可以像杜丘和京子那样，给予孩子们道德礼仪上的好影响，给予老弱病残者一些帮助。
其实从完整版的电影看，是因为杜丘只穿了袜子在街上跑，才引起小孩子们惊讶的，这个细节从他后来到寺庙门前偷了一双鞋穿上，才能看出来。可是，偷鞋的镜头被删掉了。在引进电影的人看来，杜丘是与日本黑暗社会作斗争的正面英雄，不能有缺点，于是删掉了他偷鞋的镜头，以及在深山里打晕了看林人、在东京与京子住了一夜等等情节。当然，这体现了中国的小说、电影等文艺创作必须遵守的规则：要有毫无缺陷的正面英雄。
对《追捕》的有些改动，就是替我们普通百姓着想的啦。比如电影原版里的女主人公真由美，对杜丘说了“我是你的同谋”后还说了一句“我爱你”，译制片改成了“我喜欢你”。那是因为当时的中国，“爱”的对象只能用在革命领袖身上，翻译成“喜欢”，才适合普通百姓。还有，译制片完全删掉了真由美与杜丘在山洞里做爱的戏，以及真由美掩护杜丘时故意裸体拦住警官的戏，这也是很有必要的。要是不剪掉的话，我和我的几个同事都是二十一二岁，看了以后哪里受得了刺激，还不得发疯一样嗷嗷地喊叫、在大街上狂奔？
当然，有些改动是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差异。
比如，译制片删掉了检察长召开新闻发布会的一场戏。发布会上记者质问，为什么检察厅会放跑身为检察官的杜丘，是不是向新闻界隐瞒了真实情况？在这里，删减的原因是它宣扬了西方的新闻观。
再比如，检查长希望警长能早日完成杜丘的案子，不然执政党会被在野党弹劾，引发政治危机。这一段也删去了，因为它宣扬了西方社会的政治制度。
删去就删去吧，那些离我们太遥远了。我们坐在电影院里看到的都是允许留下来的部分，虽然不够连贯，却让我们感到新鲜。
日本的大街小巷、警察局里、报纸上，到处都是汉字，看起来像是中国的一个省份。日本人之间互称先生、小姐，那种文明礼貌的称呼，让人感到合适的距离。影片里有经过现代化建设的日本首都，也有大片的美丽原野，看起来很爽。真由美的父亲是一位农场主，竟然有自己的私人飞机，如果不是关系到影片最主要的情节，我相信关于飞机的一切都会被译制片剪掉。
其实更让我们熟悉的是饰演杜丘的高仓健，虽然第一次在银幕上见到他，但在那个阶级斗争时代，差不多所有的中国人都有他那种严肃冷峻的表情。
前些年，这种表情渐渐少了，但这些年又渐渐增加。你走在地铁里，走在大街上，到处都是那种表情。你身边的很多人，男的和女的，老年和青年，认识和不认识的，正在欢度他们的余生。
这也是我的一个感觉。有很多还未走到生命半途的人，加入了欢度余生的队伍。
“过去看见或听见的事、人的欲望野心和反抗心理，全忘记了，正在欢度他们的余生，”药物的发明者说，“真是幸福的人啊。”
人的恶毒思想从哪里来
那个流言开始传播的第二天，阿玲喝了毒药。
就像许多流言一样，在开始传播的时候范围很小，速度很慢。第一天，长甸机械厂的两百多人，才有几个人知道，第二天就传到了厂办公室一位同事那里。她负责厂里青年人的政治思想工作，我不知道的事情她都知道。
那天下午，她把我叫到一边：钣金车间的阿玲你认识吗？
是不是长得好看的那个？圆脸，很白，大眼睛，梳两个马尾辫？
她瞪我一眼：才来几个月，就注意到厂里最漂亮的女孩子了？
我不说话，等着她说下去。
她的表情变得严肃了：阿玲看上了机加工车间的小陈，给他写了一封信，说喜欢他，愿意和他在一起。小陈回信说，你这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天鹅在天上，癞蛤蟆在地上。天鹅想吃癞蛤蟆的肉飞下来就能吃到，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得飞上天去，那是梦想。
我说，我去过小陈家里。他爸妈是鞍钢的工程师。小陈自己住一个屋，家庭条件可能比阿玲好。还有，小陈外表长得挺好，他以为他找什么样的对象都能找到吧。
她又瞪我一眼：想不到小陈外表长得挺好，内心这么恶毒，给阿玲的回信太伤人了，还好意思把这件事宣扬出去。得找小陈谈一谈，也找阿玲谈一谈，别出什么事。
那天下午，我有意去了钣金车间看阿玲。车间里飘着淡蓝色的粉尘，几个窗子射入强弱不同的光线，照在工人们的身上。从我学过水粉画的角度看，阿玲脸上有漂亮的明暗关系。说不出她哪里最漂亮，但她的五官比例接近于完美。
我从她身边走过去，她没有抬起头来。
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阿玲。
1976年的夏天，大概是那个世纪气温最低的夏天，我们的脸上没有出过热汗。我的这个印象，就随着阿玲死去，长久地留在记忆里了。
在阿玲家里，我们看到了她爸妈的样子，也不哭也不说话，像傻了一样。她姐姐的泪水像是泉水，刚刚擦掉，又从眼睛里涌出来。阿玲的姐姐是医院急救门诊的护士，妹妹喝毒药以后就送到了姐姐所在的医院。她拉着我同事的手说，那么多喝药自杀的我都救活了，为什么救不活我妹妹？过了一两分钟，阿玲的姐姐又说了一遍，那么多喝药自杀的我都救活了，为什么救不活我妹妹？
救活了那么多喝了毒药的人，却救不活自己的妹妹，这是人间最悲剧的事情了。
我从长甸废品收购站里拿回来的一本书，是莎士比亚写的剧本，里面就有类似的悲剧。在某个让我感动的剧本里，罗密欧被驱逐之后，朱丽叶喝了神父的毒药，喝了后会假死，然后在四十二小时后醒来，偷偷去找罗密欧一起逃走。但神父的这个计划没有及时告诉罗密欧，他知道朱丽叶的死讯后赶回来，看见了假死的朱丽叶，就喝下毒药死在她的身边。醒来后的她，发现罗密欧死了，又用短剑杀死了自己。
记得最清楚的，是罗密欧服毒前，吻了身边躺着的朱丽叶。然后，莎士比亚的剧本写道：“为了我的爱人，我干了这一杯。（饮药）啊，卖药的人果然没有骗我，药性很快就发作了。我就这样在这一吻中死去。（死。）”
在莎士比亚的戏剧里，这一段台词不是最好的，却是对我影响最大的。每次想起罗密欧说的这段台词，我喉咙里就有吞咽毒药的感觉，然后是胃里，然后是整个身体感到了毒药的发作，变得僵直。我曾经想过，以我的这种深刻感受，要是饰演罗密欧的话，会不会比几百年来全世界的话剧演员更像罗密欧呢？
比起朱丽叶，阿玲才是真正的悲剧人物。朱丽叶死前有过一段轰轰烈烈的爱情，而阿玲什么也没有，仅仅向一个男性表达了喜欢的心意，就受到了这个世界上最恶毒的伤害。在喝下毒药之前，她的生命意志已经死了，这样一来，她姐姐的医院能救活别人，救不活她。
莎士比亚的书是禁书，只能偷偷阅读，不能被别人看见。当然，你在其中阅读到的东西，也不能与人分享。
书店里的书种类很少，有几本宣扬阶级斗争的小说，几本介绍果树栽培、养猪配种和科学种田的读本，几本歌颂革命英雄人物的连环画，更多的是最高领袖的著作：有很多文章的选集，有几篇文章的合集，还有许多单篇文章的小册子。那些著作，说出了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伟大思想，每个机构、工厂和学校都要组织学习，认真讨论，活学活用。
我的办公桌上就有一本，外面包着红色的塑料书皮，里面是五篇与哲学有关的文章。其中一篇《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我读中学时已经收在课本里了，还要求我们背诵呢。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那篇文章的开头这样说。不仅我会背诵，大部分青年人都能背诵出来。
那些深入骨髓的政治学习，没有教我们怎样与家人与别人友好相处，但教我们学会了用政治词汇来思考问题，教我们学会了写各种应用文体，包括世界上从来没有过的文体。
举例来说吧，长甸机械厂有个同事要结婚了，需要写一份交给组织的结婚申请书。一天下班后，那个同事把草稿拿给我看，要我帮助修改。
某某组织：伟大领袖教导我们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我们两人来自五湖四海，在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经过长时间的相处，培养了深厚的革命感情。我们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以后还要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互相爱护。现在，我们为了更好地参加阶级斗争，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更大贡献，向组织提出结婚申请。请组织考察我们的实际情况，批准我们结婚。此致革命敬礼。某某某，某某某。某年某月某日。
我觉得他写得很好了。
我还觉得，那份结婚申请书里，可能有一半是政治上的套话，另一半真是他们的感情。同大部分申请结婚的人一样，他们在阶级斗争的年代出生和长大，不知道什么叫爱情。他们是一种革命伴侣。
阿玲死后的几天里，我和同事们心里迷惑不解，人为什么会产生那些能够杀死别人的恶毒思想？
那天我用抹布擦桌子时，顺手拿起桌上的领袖著作，擦去红色塑料封皮上的灰尘，忽然间眼前一亮。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人的错误思想就是从哪里来的，还有，人的恶毒思想也是从哪里来的。它们都是来自同一个地方。
这个简单的发现，让我有些吃惊。
人的恶毒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恶毒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在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阶级斗争对人的改变最大，可能是恶毒思想的主要来源。
在我出生之前，阶级斗争就开始了，并且不想停止。一次又一次开展，一次比一次激烈、残酷和扩大，这影响到社会上人与人之间。各种情感都在退缩，让位于人的阶级感情。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夫妇之间检举对方是反革命的、父母孩子之间检举对方是反革命的，成了一些人忠于革命的表现方式，却让被检举的亲人进了监狱或被处死。
这不奇怪。不是一条革命路线上的一家人，已经不是阶级亲人，而是阶级敌人。
在阶级斗争年代出生和长大的一代人，不会有正常的道德和礼仪、尊重和友谊、善良和怜悯，只剩下愚昧和荒谬、仇视和轻蔑、恶意和冷血。
没有谁能保护得了谁
一年多了，在纪录片里没看到西哈努克，有点儿想他了。
电影院里的故事片放映前，总是先放映一部纪录片，十多分钟，有时还放映两部。好多年了，西哈努克都住在北京，成了纪录片里露面最多的人。
他个头不高，头略歪向左侧，脸上表情生动，总有笑容，温和的笑，喜悦的笑，有些调皮的笑。他是纪录片中的电影明星，也是看上去营养良好的人之一。那些年的纪录片里，表情严肃的瘦人可太多了，他们把最高领袖的小红书捧在肝脏附近，那目光初看是坚定，再看是痴呆，细看却是病态。于是，当我们看到胖墩墩的、油光满面的西哈努克，就能想象到以后的幸福生活。
有消息说，柬埔寨革命胜利了，西哈努克回国了，重新担任国家元首了。
有一次，故事片之前放映的是1976年拍摄的纪录片《民主柬埔寨》，我立刻兴奋起来，瞪大眼睛使劲看，从头到尾都没有看见西哈努克。后来过了很久才知道，1976年1月，柬埔寨颁布了新宪法，国名改为民主柬埔寨。到了4月，西哈努克不再是国家元首，被软禁在王宫里，与外界失去了联系。
《民主柬埔寨》的拍摄者写过一篇文章，说起在柬埔寨拍片的经历。他说，住在金边期间，我不止一次扛着摄影机徘徊在皇宫前的广场，希望西哈努克亲王会像过去在中国一样，带着微笑，朝着镜头走来。最终我的希望落空了，直到代表团访问柬埔寨结束，主人也没给我们安排会见亲王。
西哈努克在哪里？为什么不能拍摄西哈努克？这其中发生了什么事情？中国新闻代表团的这位成员当然会知道，但他是拍摄纪录片的新闻工作者，要遵守他已习惯了的纪律，不说出来。
那段时间里，如果不是与中国有着非同寻常的亲密情谊，如果不是中国对柬埔寨的巨大影响，西哈努克很可能被杀，活不到2012年，在他九十岁时寿终正寝。
大约是西哈努克在北京去世那天，中国的新华网有篇文章回顾了他与中国的亲密关系。在波尔布特执政期间他被软禁，“被允许与西哈努克共同居住的，仅有其第六位夫人莫尼克王妃和两位王子，以及为数很少的侧近侍从。”文章透露，“至于其他尚留在国内的王室成员则被全体流放至地方，西哈努克的五个儿子和十四个孙子在此过程中被虐杀。”文章还透露，“甚至在一段时期，西哈努克自身都身处被处决的危险之中，只是在中国政府向波尔布特政府施压后才幸免于难。”
我记得西哈努克说过一句话，能把他一辈子经历的事情写出来的，只有莎士比亚。我想，那大概是因为在世界上古往今来的作家里，莎士比亚对悲剧的理解超过别人。比如，1976年的西哈努克，这位被视为“柬埔寨独立之父”、为国家建立不朽历史功勋的人，竟然不能挽救他的五个儿子和十四个孙子的生命，那是人间政治家的最大悲哀。他会被怎样的悲痛无望折磨？除了莎士比亚，还有谁能理解和描述？
杀死西哈努克五个儿子和十四个孙子的人是波尔布特，那个与西哈努克联手合作、刚刚建立了民主柬埔寨的人。他上台执政的三年零八个月里，柬埔寨有估计四十万至三百万人死于饥荒、劳役、疾病或处决等非正常原因，一般估计为两百万人，这在当时总人口只有七百万左右的柬埔寨，占了你想象不到也不敢相信的比例。
有文章引用了柬埔寨历史资料收集中心报告的数字。他们在美国、澳大利亚、荷兰三国的协助下进行勘察，在九千多个坑葬点，发掘出近一百五十万个骷髅。他们勘察了柬埔寨近半国土，如果全部勘察，会发现更多更多的死者。
波尔布特的治国方式，在二十世纪里算不上新鲜，却是相同类型中最彻底也最性急的一个，把其他国家要在几十年间才能发生的事情，在三四年里重演了一遍。
他们没收私有财产；他们废除货币、宗教；他们只唱革命歌，跳革命舞，穿革命服装，严禁西方文化传播；他们关闭银行、学校、医院、工厂、寺院；他们禁用书籍和印刷品；他们杀害商人、教师、医生、僧侣、知识分子、戴眼镜的人和身体病弱不能劳动的人；他们拆散家庭，取消城市，将市民送入集体农场。
有些形象化的事情，留给我的印象较深。
比如他们向全国百姓和军人只发统一样式的黑色“革命服”，每年一人两套内外衣裤和围脖的水布一条，禁绝其他服装，姑娘穿花衣服更被定为“资产阶级思想”。那时在国外报道中，就此把整个“民主柬埔寨”社会称为“乌鸦队”。
比如，他们在生活上提出的奋斗目标是：“今年每人每星期要吃两个水果！明年达到每两天吃一个水果！后年达到每天一个水果！”
比如，他们借口防止反动势力串联，还取消了邮电和公共交通，民众不能通信，汽车、火车只供政府机关和军队使用，乘坐时不需买票，只要单位的公出证明。
比如，他们在每周两次的政治学习中，总是向民众重复问这样一些问题：“你和革命一致了吗？你还在想念你的个人财产吗？你劳动时是真的感到愉快还是只好去干？你还想念你的老婆孩子吗？”
你还想念你的老婆孩子吗？
在家庭制度被废除、普通百姓与老婆孩子分开之前，一些人已经无法顾及到他们的老婆孩子了。比如医生吴汉，当时伪装成文盲、隐瞒自己的职业才逃过一死。他的妻子产后大出血，却不敢向身为妇产科医生的丈夫求助，因为那样会暴露吴汉的职业。最终，吴汉的妻子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死去，孩子也没能活下来。
《纽约时报》记者西德尼·山伯格，在1980年写过长篇报告文学《迪特·普兰的生与死》。
迪特·普兰，1942年生于柬埔寨，懂得法语和英语，为《纽约时报》记者当翻译。波尔布特执政后，他被遣送到乡下的强制劳动营接受劳改，历经饥饿毒打、野蛮屠杀等等侥幸活了下来。后来他逃到泰柬边境的一所难民营里，给山伯格发了一封信，欣喜若狂的山伯格立即从美国飞来，两个生死之交的朋友重逢。
两人在难民营里谈起普兰这四年的经历时，普兰脱口而出了一个词：“杀戮之地（the killing field）”，用来形容他在逃亡之路上见到的成堆的尸体和遇难者的白骨。这个词后来成为一部电影的片名，那部电影即根据山伯格长篇报告文学改编的电影，获得1985年度奥斯卡最佳影片的提名，并拿下最佳摄影、最佳剪辑、最佳男配角三项大奖。
我曾在网上找到电影《杀戮之地》，看了一大段之后发现它只是另一部同名电影，拍摄的是美国南北战争结束三年后，一个军官为给惨死的老婆孩子报仇、追杀敌方军官的故事。
我看的这部《杀戮之地》吸引着我，一直看到结尾字幕出现。在电影的第三十一分钟，有一段对话。一个小男孩说，我只想买一把枪，保护家人。追杀者看着他，慢慢地说，孩子，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谁能保护得了谁，你越早认识到这一点就越好。
还有两句台词也留在我的记忆里了。
一句是，属于你的终究是你的。
另一句是，看着太阳久了会变成瞎子。
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
春天过去，夏天来了，长甸机械厂从居民区搬到铁路旁边，一块体育场那么大的地方，南面朝向铁路，铁丝网内外长着荒草，其余三面都是原有的厂房。借这次搬家的机会，厂领导说建一个广播站，由我负责。那是很自然的事，广播站里只有我一个人，让我负责，也只能负责我自己。
扩音设备也不要很多，几只高音喇叭，一台扩音器就行了。那扩音器是南方生产的收音、扩音一体机，最新产品，体积不大，却有一个唱盘，可以变换两种转速，播放唱片上的革命样板戏和革命歌曲。另外有一个拾音插口，接上话筒可以广播通知，让几个车间的负责人马上到厂长办公室开会。
想不到的是，这台机器刚到厂里的第一天，突然就坏了。
电工班的老周来接电源，没找到插座，就把一只白炽灯的灯头拧开，引出两条线，连接到扩音器电源，就看见一股蓝灰色烟雾从中冒出，又听见啪的一声。老周再回电工班找来电源插板，但扩音器怎么也不能启动。他真的慌了，虽然他是八级电工，工资不算低，但这台五六百块钱买来的扩音器，如果要他赔偿，也要花掉他多半年的工资。
我对赶来的厂领导说，拿到我大哥的无线电一厂去吧，他们厂研究过这种产品，试验成功了没有投产，修理好它，不成问题。
更想不到的是，我大哥下班回家接通它的电源，扩音器一切正常。听广播，听唱片，还让我小侄女哇哩哇啦对它说话，通过这台机器的喇叭播放出去，非常好听。
一个星期后，扩音器回到了长甸机械厂，新建的广播站开始工作。它没有任何损坏，至于八级电工老周没有接通电源这件事，我严格保密，对谁也没说。
如果那是扩音器的故障，老周就没有责任了，不会受处罚。
长甸机械厂的技术工人里，有不少住过监狱的人，刑期满了，来到厂里工作。
老周是不是其中的一个？我不知道。这一点很重要，这会影响到对他的处罚程度。假如他住过监狱，并且是因为政治原因，那么，这件事虽小，也会说他故意破坏广播站，反对宣传最高领袖的伟大思想，把他再次送进监狱。我丝毫没有保护他的想法，但与他无冤无仇，不想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在这个两百多人的长甸机械厂，有多少人住过监狱，谁住过谁没有住过，我一概不知道。厂领导手里有一份刑满释放人员的名单，不会让我看见。这样一来，我与厂里技术工人打交道时，需要特别小心。你看着挺好一个人，说不定就是刑满释放的呢。
有一次，领导把我找去，交给我一个特别任务，去一个保存刑满释放人员档案的地方，查一下钣金车间的老葛，为了什么判刑七年。
有厂里的外出调查介绍信，我看到了老葛的档案。
他原本是鞍钢青年工人，家庭出身没有问题，参加工作没两年就赶上鞍钢支援三线建设，去了大西南一个荒僻之地建设新的钢厂。
到了那里，这个姓葛的年轻人特别想回东北，一来不适应那片穷山恶水的环境和气候，用百姓的话说叫水土不服；二来鞍山这边有一个与他好的女孩，因为还没结婚，不能跟他一起调到那边工作。没多久，他跑回鞍山，那边的工作也不要了。
又过了不久，他就因流氓罪进了监狱。档案里记载了他的罪行：他与那个女孩，在没结婚之前，发生了性行为。
他在监狱里住了七年，那个跟他好的女孩，也就是他的未婚妻，在监狱外等了七年。七年后他们结婚了，感情很好，有了孩子。他原来的技术工种是钣金工，在监狱里那几年还做钣金工，到长甸机械厂上班仍然做钣金工，七级钣金工。
老葛个子较高，为人和善，打个招呼以后，不再多说话。他不知道我受组织派遣去调查他的事情，仍然认真工作，表现积极。
他的事情给我一个错觉，好像长甸机械厂里的技术工人，凡是没有残疾、为人和善、积极工作的人，都像是住过监狱出来的。
这是错觉吗？或者，这不是错觉吗？
我说不清楚。
直到老常死的那天，我才确定他的身份。
厂里的工人死了，厂里要送个挽联给他的家属。负责这件事的领导找到我，说翻砂车间的老常是刑满释放的，释放后还保留了“坏分子”的政治身份，但是在厂里工作一直很积极。厂里要给他送挽联，上面写些什么好呢？
这真是个难题。
老常的事情并不复杂。三年大饥荒后，实行过一个叫“四大自由”的经济改革政策，自由租地、自由贷款、自由雇工、自由贸易。老常牵头搞过建筑工程队，但时间不长，政治形势变了，他被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黑包工头子”，住进了监狱。
挽联上常用的词语，有“永垂不朽”、“百世流芳”、“千古”等等。可是在那个革命年代，那些词语都用不到刑满释放的老常身上。但除了这些词语，还有没有可用的呢？我知道，对于有政治问题的人物，《人民日报》有个创新的词语可以使用，比如1971年赫鲁晓夫去世，1975年蒋介石去世，都是在名字后面直接加上“死了”二字作为标题。但我们要是在送给老常家属的挽联上写上“常某某死了”，那还不如不送的好。
我立刻想到了一本书，《公文程式大全》。那是满洲帝国时代出版的工具书，我从废品收购站的旧书里找到的。上面有皇帝诰文、官方文章的写法，也有民间婚丧嫁娶时的应用文体，还附加了这些文体经常使用的词汇列表，供人们需要时选用。我骑上自行车赶回家里，翻到《公文程式大全》悼念用语的那部分，选择了一个词语“跨鹤西去”，再匆匆回到工厂，把“常某某师傅”写在挽联的左上方，中间写了四个大字：“跨鹤西去”。
老常死的时候五十多岁，他的子女与我年龄差不多。他们跪在那幅唯一有字的挽联面前，流了很多眼泪。有了“跨鹤西去”的词语，老常回归到一个普通百姓的身份，他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政治问题，被人忽略了。
好多年后，我看到《圣经》写着“疑惑的人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就想到我和一些人的命运，自己无法做主，说不定什么时候，什么方向吹过来的风，把你这一生搅得不安宁。
老常和老葛身处那些疑惑的人群中。因为微小，如海洋表面的一两滴水，只好随波浪翻腾。他们希望有平静的生活，过完短暂的一辈子，但是由不得他们，这怎么能不让他们疑惑？
在中国当作家，有无穷无尽的素材用于写作。如果我在长甸机械厂的时候就想当作家，我会利用那两年多时间，对老常老葛和每个住过监狱的人产生强烈的兴趣，了解到他们每一段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写在我日后的作品里。
哪怕我写的东西，仅仅对老常老葛他们有意义，也对这世界有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