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丑兴叹
友谊宾馆是全世界汉学家的集散地，也是中国丑女的荟萃中心。每天傍晚的时候，宾馆花园的草坪上，丑女云集，有的偎依在大胡须A老外的怀里，有的挽着面色苍白的B老外手臂，有的牵着鹰钩鼻子的C老外毛茸茸的手，也有的坐在光头D老外的大腿上，啧啧接吻。那些老外脸上的表情个个是如获至宝，好像怀里的丑女都是他们祖辈梦寐以求的东方公主，而他们刚来北京几天，就唾手可得，实现了祖祖辈辈的梦想。
那些丑女有个子矮小得像侏儒的；有头发枯黄像一堆乱草的；有脸庞扁平得像刚被人踩了一百下的，还被狠狠地转了几下；有脸盘大得像刚被抽过一百个耳光的；有眼睛小得眯缝着像一个针眼，好像这辈子从来没睡醒过的。更有几个丑得几乎难以形容，看一眼差不多会整整一年连续做堵心的噩梦。
中国男人见了这些女人，宁肯打一辈子光棍也绝不后悔。所有丑女中，眯缝眼的比例特别高。她们与老外在夕阳下相亲相爱的样子，千万不能多看一眼，多看一眼的话，49天前中午吃的一碗炸酱面，都会当场呕吐出来。
不过，这些丑女都有一个共同特点，皮肤统统都是古铜色的，翘嘴唇，翘屁股。我只能说，老外们的审美实在太功利了。翘嘴唇的女人，接吻起来富有弹性，比较刺激；翘屁股的女人，做爱时会有进入果冻的快感。总之，倘若中国举办选丑大赛的话，冠军肯定能在其中脱颖而出。
当年，友谊宾馆是爱泼斯坦、马海德、汉斯米勒、李敦白等国际友人的定居地。当年，他们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真心真意陶醉于东方文化，赤胆忠心地热爱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他们既了解中国实情，又熟悉母国文化，中国政府通过他们开展国际公关，取得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效果。
如今，友谊宾馆里居住的大多是中国政府机构聘请的一些海外专家，以一些通晓汉语的翻译家为主。那些专家在国内可能都是一些失业者，来中国任职后，中国方面对他们不薄，每个月支付三千元的薪水，百分之七十按美金支付，百分之三十按人民币支付。
1990年，中国普通职工的月收入只有一百来块，只有那些专家月收入的三十分之一。在中国，这些专家都过上了在自己国内过不上的中产阶级的富足生活，这令全中国的媚西女孩憧憬不已。只可惜，他们唯独只青睐中国的丑女，媚西女孩中的美人们只得在友谊宾馆围墙的外面，望丑兴叹，恨不得去做个整容手术，把眼睛缝小一点，缝细一点，把鼻梁弄塌一点，把牙齿往外拔一点出来。
1990年，我的朋友东光娶了一个比他大二十岁的加拿大老妇，那老妇是社科院聘任的专家，也住在友谊宾馆。那年夏天，我去北京玩，就落脚在他们的公寓里。
在友谊宾馆的草坪上，我认识了其夫人的同事，英国专家托尼。托尼的中国女友在那些丑女中算稍微漂亮一点的，尤其是身材特别颀长、性感。她曾经是部队一个文工团的舞蹈演员，年龄到了，就退伍了。她的上嘴唇也是翘翘的，屁股也是翘翘的，东光与她非常熟识，第一次向我介绍她名字的时候，我没记清，后来心里一直暗暗叫她“翘翘”。
第一次与托尼见面，我们就差点打了起来。那天我与托尼坦诚相待，和盘托出了心里的一个疑点。我说，我怀疑他们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可能与美国总统暗地里有一腿。托尼生气了，说这是侮辱他们英国人，亵渎他们大不列颠民族。我说我只是怀疑，希望他能帮我释疑，他犯不着那么大动肝火。
托尼威胁我，说我小瞧他了，以为他只是一个温文尔雅的汉学家，那是他到中国后装出来的。他让我去伦敦随便哪条街上去打听一下，“伦敦白癞痢”听说没有。他说，在伦敦，只要一听到”白癞痢”这个名字，所有英国小混混都会吓得当场腿打哆嗦。
托尼认为，撒切尔夫人绝对看不上粗鄙不堪的里根，还说英美两国表面上团结一致，其实都是为了谋求共同的国际利益，一致对付另一个超级大国苏联。
后来，我听东光说，翘翘与托尼分手了，跟了另一个加拿大汉学家。后来，托尼也回英国了。前不久，我在《参考消息》上偶然看到关于托尼的报道，说他回国参加了保守党，当选了下议院的议员。白癞痢做了议员，当年那些伦敦小混混更是会吓得腿打哆嗦。
车在开，司机是一个酒鬼兼权利狂，旅途充满危险，路是迷路的路。车窗上映着我呼吸的神情，我真实又不朽，和乘客的关系，随时会惊心动魄。这车，是晓风残月的乌托邦；这车，是乐极生悲的伊甸园；这车，是你死我活的新世纪战场。是什么我不知道，我要去地狱，谁胜利谁失败，我不知道，我知道我去的是地狱。
一个澳大利亚红卫兵在北京
重逢陶布斯是在1990年北京的友谊宾馆。
当年，积极响应远在东方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陶布斯成了澳大利亚的红卫兵，造反派领袖，担任悉尼大学造反兵团的司令，率领悉尼的红卫兵砸烂课桌，罢课罢学，给反动派的教授剃阴阳头，挂牌揪斗。我曾在上海询问他，毛主席的哪句语录他最刻骨铭心，最能激励他。陶布斯不假思索地说：马克思主义真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造反有理。
澳大利亚的文化大革命的高潮过后，与法国的红卫兵、英国的红卫兵、日本的红卫兵、韩国的红卫兵和巴西的红卫兵一样，陶布斯失业了，没有哪家澳大利亚公司敢聘请他，资本主义企业只需要被驯服的奴隶，老老实实干活为资本家创造利润的奴隶。
好在他汉语水平极高，1971年，陶布斯被中国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翻译所的翻译，日常工作就是把中国的一些哲学著作翻译成英语。薪水不薄，是当时普通中国人薪水的十倍，60%领人民币，40%领美金。从澳大利亚的无产阶级一员，陶布斯摇身变为了中国的中产阶级一员。
在上海的时候，陶布斯跟我提及，他曾见过当年的政治局常委张春桥、政治局委员姚文元。他说，他不喜欢脸庞胖鼓鼓的姚文元。不过，姚文元文采不错，陶布斯翻译过姚文元许多关于“反修防修”的文章。因为与当时主管社科院的姚文元不合，陶布斯在社科院一直没能得到提拔。
老友相见，分外亲切，那天，陶布斯在他友谊宾馆的公寓里，亲自下厨掌勺，煮了一大锅意大利通心面。除了招待我外，那天还有一大堆其他客人，其中有一个中国青年画家和一个英国半老徐娘。那英国徐娘又矮又丑，估计在伦敦无人问津，成了老处女，跑到了中国，才找到了爱情。九十年代初，中国真是全世界丑男丑女的爱情圣地，因为当年挖空心思渴望出国、逃离中国苦海的俊男靓女太多太多了，大部分都是些年轻的画家、音乐家和舞蹈演员。那小个子画家偎依在英国徐娘怀里发嗲的样子，恶心得我根本咽不下口中半生不熟的通心面。
陶布斯还给我介绍了一位云南佤族青年，那佤族青年是天津大学数学系的研究生，模样愚钝。国家对少数民族有优惠政策，高考录取分数要比汉族学生低很多。说着，佤族青年挨到陶布斯边上坐下，他酸溜溜的眼神起先让我疑惑，继而我吓了一跳，原来，陶布斯毛茸茸的手掌一直在我的膝盖上轻抚，我惊悚得赶紧撇开膝盖，手中的盆子差一点掉落到地毯上。
陶布斯不动声色，笑眯眯地还想挪近过来，我赶紧跑到餐桌前，假装往盆子里又装了几勺面，其实我已经饱了，原来盆中的通心面都已经吃不下了。
原来，陶布斯是一个狡猾的同性恋，隐藏得很深。在上海短暂的交往中不易察觉。当时，酒桌上，好像他还与太太特别亲昵。佤族青年勾人夺魄的魅力，多年以后我才明白。一个从来都坐怀不乱的兄弟，在昆明听佤族神秘色情的情歌时，居然迷醉得瘫软在了酒桌下。陶布斯的性取向可能也是因为那佤族青年迷人的歌喉而改变。这让我终于相信，一首曲子或者一首诗，确实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可惜的是用心良苦的国家民族政策，费尽心机想在佤族青年里培养一个华罗庚或陈景润一样的数学家，最后却成了一个耽于同性淫乐的浪子。那佤族青年盯着我的眼神有点让我发毛，我找了个托辞，想先走，不料陶布斯依依不舍，盛情挽留，他越是热情，我越是别扭。
陶布斯告诉我他特别喜欢云南于坚的诗歌，最近一直在翻译于坚的诗。那时，于坚是我的纸上莫逆之交，通信多年，一直没有机会晤面。我问陶布斯为什么独独喜欢于坚的诗，陶布斯诡异不语的表情，让我联想以为于坚可能也有断袖之癖，陶布斯是同气相求。
我要走，还是不让我走。小画家和英国徐娘在大厅里偎依着走来走去，看得我晃眼，恶心。我不相信他们之间有什么爱情，那小画家一定是为了能出国，才倒进那欧洲丑女人的怀抱。
后来陶布斯开始抱怨他们社科院的何新，说他与何新怎么都合不来。对此，我不以为然，何新的著作我读过一本，书名忘了，书中，何新提出了二十世纪后期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向。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必须发展，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正确的。相对于贫穷落后国家的工人阶级，美国工人阶级的收入即可跻身资产阶级的行列。一旦牵涉到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时候，美国工人阶级也会成为反动的力量。何新认为，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是民族国家之间的利益斗争。何新的论调虽然是修正主义的论调，但是此观点还是切中世界主要矛盾的要害的。
后来，陶布斯把我送到电梯口，问我还要在北京待几天，我担心他再骚扰，就谎称计划明天就回上海了。陶布斯咋舌表示惋惜，他说不久他将回澳大利亚，在中国攒了点钱，想回祖国澳大利亚养老。咳，各地人民都一样，都喜欢落叶归根。
不知那个佤族青年会不会与陶布斯白头到老，说不定一到了澳大利亚，就把陶布斯狠狠地甩了。
有一个少年的眼睑下盛开一朵黑色的痣，眼泪越过，翻了一座山。
有一天生病，别人的许多血液输进他的体内。出院那天燕欢雀舞。在车上，他打开一本书，轻轻抚摸白雪公主拖在地上的裙子。
给贵族们分的一杯羹
瑞格比笑模笑样的时候，我感觉他像是哪家牙膏品牌的形象代言人，时时刻刻不忘咧着雪白的牙齿，在夸每天清晨洁白他牙齿的牙膏。就连不笑的时候，瑞格比好像也在笑，永远咧着一口雪白的牙齿似乎在笑。幸亏他是个男的，倘若他是一个女的的话，按照中国女性笑不露齿的审美标准，瑞格比的笑容就会被人讥讽。
瑞格比是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的政治参赞，与芒克是好朋友，已经有十多年的交情。妹妹从澳大利亚来中国旅游，瑞格比为妹妹接风的那天，他也同时请了几个北京文艺界的名人共进晚餐。瑞格比的太太是台湾人，他在台湾也做过外交官，可能是在台湾期间，认识了现在的太太。他的太太打扮得非常朴素，也非常得体，梳着一个三十年代淑女的发型，不烫不卷，直直地垂在肩上。
芒克悄悄地告诉我，说瑞格比的家族是澳大利亚的贵族世家，在当地的社会地位很高。西方有一个不成文的传统，总统当选后，派往各国担任大使的外交官，几乎都出生在本国的贵族世家家庭。在西方，贵族家庭是国家利益的守护者，他们认为国家是他们的，他们就代表国家。国家有难的时候，他们必须挺身而出，冲锋陷阵，捍卫了国家利益，就是保护了家族利益。
托尔斯泰名垂青史的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里的渥伦斯基，平日里就是一个贵族纨绔子弟，整日无所事事，拈花惹草。但是，一旦拿破仑率领法国大军来侵犯俄罗斯时，他就义无反顾地上战场冲锋陷阵去了，保卫贵族们的俄罗斯。
历届总统大选的紧要关头，幕后的贵族集团或利益集团支持哪位候选人，对那位候选人来说，就是取胜的关键。所以，当选后的总统，往往会将大使啊公使啊参赞啊之类的肥差，作为当选后的礼物送给曾支持过他的贵族家庭，也算为他赢得大选分的一杯羹。
那天，瑞格比贡献了许多窖藏的上等红酒，与烤乳猪和烤羊羔一起，摆了满满的一大桌，我们只是借了他妹妹来华的光，才得以享受如此丰盛的晚宴。记得那天的中国嘉宾有人艺的导演林兆华，吴欢，电影明星吕丽萍，北京十大青年富翁之一小马，诗歌评论家唐晓渡，诗人芒克、孟浪和我，好像还有一对来自东北的画家夫妇。
那天，瑞格比忙东忙西地招呼大家，记得，他特别喜欢坐在沙发的扶手上，哪怕那时沙发上有一个空座位，他也不喜欢与人挨着坐。高高地坐在沙发扶手上，咧着雪白的牙齿谈笑风生，作为殷勤的主人，瑞格比令所有来宾都感到分外轻松。
跟日本诗人瞎掰扯
1991年，小住在芒克家里的时候，常常会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诗人突然造访。两个小时前打个电话，两个小时以后就坐在芒克家客厅的沙发上了。那天，突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日本诗人，叫坂本一隆。
日本的出版业非常发达，光东京一个城市，就有2400家大大小小的出版社。是永焌先生是东京的一个出版商，专门出版介绍中国的当代诗歌，与芒克是特别好的铁哥们，为芒克出版过好几本日语诗集。坂本一隆是是永焌介绍来中国的，只要是是永焌介绍来的诗友，芒克都会热情接待。
那天下午，我们原本准备去天坛公园散散步，散散心。坂本一隆打来电话后，我们只好放弃出门，在家专候了。坂本一隆非常懂礼仪，这一点有点像中国人，不喜欢空手上人家家门。那天他给芒克带了一份礼物：十个驴打滚。就是那种糯米团，上海人叫青团。放在一只马夹袋里，十只小驴打滚粘连成一团，变成了一个大大的驴打滚。
坂本一隆是日本山口县的诗人。听说他来自山口县，顿时引起了我的兴趣，山口县是日本共产党总部的所在地，那里的日本共产党党员特别多，每次竞选国会议员的时候，山口县就成了日本共产党的大票仓。那天我好奇地问了坂本一隆一大堆憋在我心里很久的问题，他都一一耐心地作答。
我问他，日本共产党总部办公室的墙壁上都挂谁的像。他说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像。我问他，日本共产党现在的行动纲领是什么。他告诉我，日共现在已经放弃暴力革命的道路，改走议会道路。我问他，日本普通百姓现在是如何看待日共的。他说，在日本信仰自由，谁爱信什么主义，没人干涉。只是日本右翼组织与日共的矛盾比较深，右翼组织常常会在日共总部门前组织游行示威。
我问日共的终极目标里有没有把红旗插遍全世界的内容，他说这方面的内容，日共现在在刻意模糊，生怕惹日本国民反感，会对竞选产生不好的反作用。总之，我一口气问了一连串问题，什么日共党员之间互相是不是称呼同志；每个月党费怎么缴，按什么比例缴，每个月缴多少；党组织领导的方式是怎样的，是不是与中国一样，下设党小组长，支部书记，总支书记，最后是党委书记。
最后，我问坂本一隆，他认为日本有没有可能最终走进社会主义社会，实现按劳分配的没有剥削的理想社会。坂本一隆笑着回答道，他当然坚信会有那么一天，否则他就不会加入共产党，并准备为之奋斗终身。
我沉痛地告诉他，现在成了中国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面临很多难题，许多人入党并不是为了理想，而是为了现实，譬如说有的人把入党叫做“混了一张党票”，入了党才可以提干，提了干就有权，有了权，就有了利。
坂本一隆不以为然，他说这个问题革命导师列宁早就论述过了，从一个反对党成为一个国家的执政党，自然会暴露出许多问题。那天，坂本一隆还称赞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这让我吃惊不小，甚至有点傻眼。
坂本一隆说，无产阶级变成国家的执政党后，就容易变成新生资产阶级，如何防止国家性质变质呢？那只有不断革命。当然，不断革命论是托洛斯基首先提出的。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实践托洛斯基理论的一个行动。
这时，芒克插话说，什么党不党的，我觉得成了党都不行。中国古代汉语出现“党”字时，全是贬义词，什么君子不党啦，结党营私啦，党同伐异啦。坂本一隆开心地笑了，他说是啊，我们在一起应该多谈谈诗歌。
后来，我们聊起了日本的俳句。我说日本人虽然勤劳，但是写诗却喜欢偷懒，写诗只写三行就了事了，还美其名曰为言简意赅，兴味无穷。中国的五绝还至少有个四行，由此看来，中国人比日本人勤劳，至少，中国诗人比日本诗人勤劳。
不等坂本一隆辩解，芒克就乐得哈哈大笑起来，他说，老默默啊，你就喜欢跟人瞎掰扯吧。
唯有美人忘不了
记得，当年有一个英国人经常批评芒克胸无大志，只顾玩乐。可能因为与那英国人是老朋友的关系，对此，芒克常常只是一笑了之，说人生在世，不就为图个乐嘛。他批评芒克在中国文化圈里影响那么大，却没有一点政治理想，实在是太可惜，浪费了自己的名望。
那个英国人叫雷蒙，是英国广播电台BBC驻北京的办事处主任，七十年代末在北京大学留学期间，就结交了芒克。我住在芒克家里期间，常见他来芒克家小坐，喝茶，聊天。他俩的关系好到几乎可以无话不说。
芒克常常在我面前夸雷蒙的太太，说他太太出生于英国的贵族世家，现在还有爵位。芒克羡慕雷蒙前世修得好，今世找了一个贵族的太太。有一天，雷蒙在芒克家准备告别时，说他最近要去上海待一段时间，他说上海的证券交易所就要开市，这是一条重大新闻。雷蒙还建议我应该赶紧回上海，去买一点股票。他开导我说，买了的话，一定能赚大钱。
记得那是1991年的夏天，股票两个字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买股票能赚钱，不劳而获能赚钱，我想都没想过。况且，那一阵子，我常常穷得几乎身无分文，饭都没吃饱，根本没有银子去投资什么股票。
几年以后，上海证券行业到处传说十大证券奇人的传闻，我听了觉得好笑，心想，来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的雷蒙，对资本投资的奥秘要比我们熟稔得多，早就悄悄地赚了大钱，悄悄地套现，离开了风云诡谲的中国股市。
当年，那中国十大证券风云人物，后来蹲监狱的蹲监狱，跳楼自杀的跳楼自杀了，好像只侥幸地剩下了一个热炒“豫园”股票发财的杨百万。
离开北京，去香港担任BBC驻港主任前，雷蒙带了他的继任者来拜访芒克，那天，他照例是取笑芒克胸无大志，贪图玩乐。
雷蒙为人非常矜持，举止也特别得体，庄重，属于典型的英国保守男人。作为英俊的丈夫，他从没有出轨的举动，爱家如命。当时，他还常常嘲笑芒克是一个花心大萝卜。
十年以后，也就是2001年，我与芒克在上海重逢，聊起当年保守矜持的雷蒙，芒克顿时乐不可支，他告诉我说，老雷蒙现在惨了，经不起一个香港姑娘的百般挑逗，稀里糊涂地爱上了人家，把持不住自己，昏头昏脑地跟人家上了床。香港姑娘特别有心计，乘雷蒙一个闪失，悄悄地怀上他的孩子，又悄悄地生了下来。
芒克幸灾乐祸，说老雷蒙现在活得那叫个焦头烂额，整日里香港英国两头跑，他的贵族太太被他气得差点没背过气去。
一向严谨保守的雷蒙，最后栽在阴沟里。咳，世人都道绅士好，唯有美人忘不了啊。
在证券交易所明媚的大门外，末日的景象已经陡现。一个个匆匆走进去的人，一头头冲向海滩自杀的鲸鱼。海变质了。黑珊瑚闪回渔歌唱晚的船队。
我们在海上意料之中迷路，礁石是我们扔下的英雄面具，波浪是我昔日节庆的盛装。我们浸淫在自杀的狂欢中。
法国人的承诺都不靠谱
全世界最敢胡乱承诺，最说话不算话的，莫过于高卢人，法国人了。
有一次，在北京外交官的一个酒会上，我结识了一个法国人。那人是法新社驻北京的记者，一听说我是中国诗人，他就与我大谈魏尔伦、雨果和波德莱尔，还用法文狂背了几段马拉美的诗，我一句都没听懂，但心里非常激动，觉得今晚的酒会不虚此行，认识了一个法国知音。
那天，中央民族歌舞团的一个舞蹈演员也在场，听说我来自上海，与她的故乡杭州离得很近，感到非常亲切，拼命插话与我聊天。我与那法新社记者聊诗聊得真起劲，根本没心思接她的话茬。
我告诉那位法新社记者，我与芒克是好朋友，这些天正住在芒克家里。我问他明天是否有空，我想邀请他明天下午来芒克家，与他继续聊聊诗歌，我还说，特别想与他单独聊一聊瓦雷里的《海滨墓园》。
那法新社记者激动得连声说好好，问我要了电话和地址，还说他早就听说了芒克的大名，一直想找机会去拜会。我伸出手，一连与他握了两次，说明天下午就等他大驾光临了。那法新社记者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连说了两声中国成语，一言为定！一言为定！
这时，在宾客群里走来走去的侍者，托着烧烤盘走到我们的沙发前，那法新社记者赶紧欠身，拿了两串鹌鹑蛋，递给我一串，说他特别喜欢吃鹌鹑蛋，推荐我一定要尝尝。总之，那天晚上，我感觉与他一见如故，好像失散的亲人，就差抱头痛哭。
回芒克劲松的家后，我把明天的邀请告诉了芒克。芒克听后将信将疑，说法国人的承诺都不靠谱，让我千万别相信，明天该干吗还是干吗，不用等他。我心里暗暗觉得芒克如此不信任法国人，有点过分。
第二天下午，我与芒克准备了一大桌下酒菜，专候那法新社记者的大驾光临，来畅谈我心仪已久的瓦雷里的《海滨墓园》。可是结果果然如芒克所料，那法新社记者爽约了。窗外天黑透了，快开饭了，还不见他的踪影。最后，芒克笑着说，人家早就忘得一干二净，我们开喝吧，自己乐吧。
从此，我都把法国人的信誓旦旦的承诺当作放屁。2010年，法国总统萨科齐信誓旦旦地承诺说，要在利比亚实现普世价值，捍卫利比亚人民民主与自由的权利时，我也当此君是在放屁。果然，卡扎菲倒台后，利比亚人民陷入了更深重的部落争战的苦难中。
摇曳在圣诞夜的罂粟花
1992年的圣诞夜，我是在意大利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的公寓里度过的。那天，我与芒克同去参加了她举办的圣诞晚宴。文化参赞是一位热情洋溢的意大利女士，对每一位宾客的驾到都是笑脸相迎，笑容里荡漾着地中海明媚的阳光，让人感觉特别朝气蓬勃。尽管，那天是圣诞夜；尽管，那天窗外黑夜沉沉，但是，她让人始终感觉大厅里阳光灿烂。
芒克的长篇小说《野事》在国内出版后，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引起了意大利出版界的关注。那天，芒克去参加圣诞晚宴，主要是为了与文化参赞洽谈《野事》在意大利的出版事宜。文化参赞主动要求承担《野事》的意大利语翻译工作，她是意大利的中国通，由她亲手翻译的《野事》，一定会少许多误读和曲解。这一点，芒克甚感欣慰。
没聊几句，意大利版的相关事宜就谈定了。芒克开心地举起了酒杯，与文化参赞连干了两杯，表示庆贺。芒克还答应文化参赞，待《野事》在意大利出版后，他一定去意大利帮助出版社签名售书。这让文化参赞也甚感满意。
后来进来了一个小个子媚西马屁精，一跨进大厅的门，就对文化参赞施了一个西式的曲膝大礼，手还在空中幅度很大地摆了一个半弧。那个小个子马屁精身上滑稽地穿着一套黑色的燕尾服，行礼时，衣摆在地上像扫帚一样，在地上扫了一圈。顿时，大理石地面又光亮了许多。
随后，那马屁精开始恭维起文化参赞，文化参赞顿时把脸上的阳光都笑碎了，我仿佛还听到阳光的碎屑纷纷落地的声音。文化参赞笑得合不拢嘴，说不出话，手指直点着那马屁精的脸，意思是马屁精太会恭维女士了，这是她今晚收到的最称心的圣诞礼物。这时，马屁精满脸谄媚的媚态，也像金三角平原上一朵摇曳的罂粟花。
马屁精随行带来了妻子和女儿，接着，马屁精就将话题转入正题，询问文化参赞何时可以将他的妻女移民到意大利去，逃离中国。文化参赞已经被马屁精恭维得忘乎所以，满口承诺说，尽快，尽快，放心。达到了预期的目的，马屁精得意洋洋地带着妻女走进了内厅。
那一天，马屁精的厚颜无耻的嘴脸让我深受刺激，从此，我对口口声声追求民主自由的鼠辈们，都会狠狠地打上一个大问号，尤其是对他们追求民主自由的动机更是不予信任。那天马屁精工于心计的嘴脸，让我终于明白卡夫卡为什么会深深厌恶所谓的革命。卡夫卡说，所谓革命就像山洪，冲走了原来的污泥浊水，待山洪过后，又会留下新的污泥浊水。
那天，在圣诞晚宴上，我还碰见了一位个子高挑的女诗人。芒克的夫人悄悄告诉我，说那高挑的女诗人就是顾城小说《英儿》里的女主人公英儿的原型。高挑的女诗人曾去新西兰看望过顾城，还当着顾城夫人谢烨的面，肆无忌惮地与顾城同居。谢烨早已对顾城彻底失望，根本不在乎他们的奸情，这让顾城反倒有点恼羞成怒。
高挑女诗人听说我是来自上海的诗人默默，热情地介绍自己是《诗刊》的编辑，负责华东地区的来稿审理，她希望我回上海后能给她赐点新作。回上海不久，顾城从背后举刀，残忍地砍杀夫人谢烨的消息就传遍了中国诗坛。不知，那高挑女诗人闻知顾城随后又上吊自杀的消息时，内心是何感受。
午夜时分，圣诞日来临之际，大厅里响起了动听悦耳的圣诞曲。不一会儿，圣诞曲又被乱嚎一气的《国际歌》淹没了，那是内厅里的一帮摇滚歌手，以及披头散发的画家们喝醉后瞎嗥的声音。
仿佛正在进行不可企及的毁灭，一刀刀剪下的头发，扑向苔藓的地面。他看着湖面映出头发掉到肩上，掉到膝上，就这样站起来，成为另一个人。理完发，又稚气毕露，起点站告别朝霞挤上电车，一路上又是打盹，又是慢慢腾腾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