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子佳人的故事，在明清世情小说中往往以大团圆的结局来满足世俗男女“愿有情人皆成眷属”的审美期待。但事实上，才子与佳人无缘结合、抱憾终身的案例却大量充斥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其表现模式有的是两情相悦，却为礼教所不容；有的则属于“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式的单相思了。不过，中唐诗人刘禹锡与歌妓樊素的遇合与暌离，该归类于哪种模式，却有些难以判断。
因为缺乏曲折离奇的情节，他们的故事一直为历史的风烟所遮蔽，迄今没有进入读者的视域，犹如沧海遗珠。
一
刘禹锡（公元772——842年）,字梦得。这位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等千古名句赢得“诗豪”称誉的中唐政治家、文学家，有着独特的人格魅力，而他的一生也历尽沉浮，颇具传奇色彩。大和五年（公元831年）十月，他受命出任苏州刺史。这已是他第三次因正道直行而被排挤出朝了。十六年前，他在《再授连州至衡阳酬柳柳州赠别》一诗中说：“三黜名惭柳士师。”没想到一语成谶，如今果真应验了“三黜”之数。但与前两次相比，刘禹锡这次的心情却要明朗、平和得多。久历沉浮，他已能做到波澜不惊了。
正是“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的时节，刘禹锡踩着一地枯叶，在宫墙外独自踟蹰。暮色渐浓，西风渐烈，夕阳最后一点余晖将宫苑的轮廓投射在地上，形成巨大的阴影，让人感到一种威压。暮鼓声从远处隐隐传来，显得那样有气无力。近处的护城河边，则有孤鹜戏水，昏鸦绕匝。环境的凄清与幽冷，自然也影响到刘禹锡的心情。他是来与京城及宫苑作最后的诀别的。他知道，虽然不能完全排除重返的可能性，因为世事往往令人难以预料，局势的逆转有时就发生在某一瞬间的某一偶然事件，但这种可能性实在微乎其微。所以，他已做好一去不返的打算了。那么，就再多看京城和宫苑几眼吧，以后它们只能出现在回忆中了，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记忆本身也会模糊的。
刘禹锡去苏州上任的心情并不十分迫切，因而一路盘桓，一路讴歌。赴任途中逗留时间最长的地点是洛阳，因为老友白居易在那里期盼已久、伫望已久。这一逗留，竟达半月。对外宣称的客观原因是冰雪阻断交通，其实这只是一种托辞，真正的原因还是两人都不愿割舍嘤鸣之情。白居易后来在《与刘苏州书》中追述这次欢聚的情形说：
去年冬，梦得由礼部郎中、集贤学士迁苏州刺史。冰雪塞路，自秦徂吴。仆方守三川，得为东道主。阁下为仆税驾十五日，朝觞夕咏，颇极平生之欢，各赋数篇，视草而别。
纵饮高歌的生活竟持续了十五天之久，彼此兴味之浓实在有些超乎人们的想象。“颇极平生之欢”，似乎想让余生所有的欢乐都迸发于此际，这固然表现了当事者对眼前这难得的欢乐时光的珍视，却也多少带有一点“为欢须乘早”、“行乐当及时”的世纪末的情绪了。
这时的白居易差不多已经彻底放弃了政治上“兼济天下”的不切实际的想法，转而将主要（甚至全部）兴趣与精力投注于生活上的“独善其身”。所谓“独善其身”，除了意味着操守的自持、道德的自律外，似乎还意味着生活品质上的追求，意味着在舒适、安逸、欢乐的生活中完善另一种人生，或者说实现另一种自我价值。这种生活需要丰富的色彩，而“红巾翠袖”正可为其增色。于是，他也就像所有半仕半隐的士大夫一样陶醉于“倚红偎翠“的生活了。
不过，他身边的“红巾翠袖”似乎格外迷人。也许是佳人偏爱才子的缘故，诗名显赫的白居易对“莺莺燕燕”们有着莫大的吸引力，她们都愿意充实其私家乐坊，伴随他“朝觞夕咏”，征管逐弦。而白居易当然也乐意在她们的石榴裙下体验另一种人生境界。他的家妓队伍这时已经有些壮观了，就中，最得白居易宠爱的是能歌善舞的樊素和小蛮，白居易曾有诗称赞她们的歌舞技艺：“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而“樱桃小口”与“杨柳细腰”也就成了后代衡量美女的一种标准。
就在白居易举办的盛宴上，刘禹锡与樊素不期然而地相遇了。
白居易倾其所有来接待禹锡，樊素与小蛮当然也会出场献艺。率先出场的就是樊素。她只有十三四岁年纪，不施脂粉的圆脸上还未脱稚气，一双黑瞳却明如秋水。她轻移莲步，从房间一侧徐徐走到刘禹锡面前，体态婀娜，宛如风摆杨柳。那惊人的艳丽，使刘禹锡不敢与其对视。只见她微动樱桃小口，便吐出一串串婉转动人的歌声，而歌词分明就是刘禹锡创作的《竹枝词》：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一曲歌罢，她向禹锡深深一揖，便转身离去。忽又回眸一笑，仿佛想多看这位备受主人推崇的词作者一眼。那笑容，竟展露出天使般的纯真——至少在禹锡看来是这样。他忽然想到了白居易《长恨歌》中的诗句：“回眸一笑百媚生”。不！用这样的诗句来形容眼前的佳人未免失之妖冶和轻佻，还是李白的“清水出芙蓉”更为贴切。当然，打动禹锡的不只是她的容颜，更有她的歌声。那歌声时而如花间莺语，时而如草丛蛩吟，时而明媚似阳春，时而阴冷似严冬，跌宕多变，曲尽其情，禹锡心中多少款曲都在歌声中一一融化，一一消解。他第一次有了“酒不醉人人自醉”的感觉，而他对白居易的羡慕之情也在这时飙升到了顶点——如果自己也能有这样的佳人朝夕相伴，那么，此生政治上不得显达的缺憾或许就得到某种补偿了。
然而，美女易得，而佳人难求。禹锡从来就不认为“美女”与“佳人”是一个概念，不认为两者之间可以划上等号。容貌艳丽，即可号为美女。在“泛美女化”的时代，甚至姿色平平者也被习惯性地称呼为美女。美女几乎成为女人的一种代称。佳人则不同。作为与才子相比并、相匹配的概念，除了容貌艳丽外，还应包括心有灵犀、慧眼识英、妙语解颐等内涵，如此方可称为佳人。而眼前的樊素，正是符合禹锡定义的佳人。他不由得久久注目于樊素离去的身影，但随即便意识到自己有些失态，而努力平抑起伏不平的心潮，与白居易一起观赏后续的歌舞节目。接着登场的小蛮等人也都色艺双绝，但“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他已属意樊素在先，小蛮等人再也无法搅起他心底的波澜了。只是曾经沧海的他万万没有想到，樊素的倩影会长久地贮藏在他的记忆中，使他到苏州后犹不能忘情，乃至不止一次地形诸歌咏。
二
当时，他甚至有点嫉妒白居易了！他不一定希望像白居易那样身边珠围翠绕，但他肯定希望有一朵樊素那样的“解语花”常伴左右，慰其寂寞。只是他的诗歌作品远不及白居易流行，而他对红粉佳人的吸引力和感召力也逊于白居易多矣！至少，白居易拥有的粉丝和他根本就不在一个数量级上。这也就是说，他无法在声色场上与白居易角逐。
白居易和元稹一样，是中唐艳体诗的始作俑者。在中唐时期、甚至在整个唐代，白居易和他的作品都属于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白居易自己在《与元九书》中说：“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中，每每有咏仆诗者。”元稹《白氏长庆集序》证实此言不虚：“然而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堠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炫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想想吧，这该是怎样一种令中外作家瞠乎其后的盛况啊！古今诗人生前成名之速、得名之盛，几乎没有超过白居易的。
但一个被各种文学史著作讳莫如深的事实是，他的作品中得到广泛流传的其实主要是反映都市生活的艳体诗。由于这部分作品糅合了市民化文人的庸俗和文人化市民的轻薄，可以最大限度地迎合与满足市民阶层的低俗的审美趣味，这才不胫而走，为三教九流所喜爱。这意味着，当时使白居易享有盛名的实际上并不是今天的文学史著作所推崇的讽喻诗，而是他与元稹“迭吟递唱”的艳体诗。这部分艳体诗颇为后人所诟病。杜牧《唐故平卢军节度巡官陇西李府君墓志铭》便说：“尝痛自元和以来，有元白诗者，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多为其所破坏。流于民间，疏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语，冬寒夏热，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吾无位，不得用法以治之。”（《全唐文》卷755）千年以后，清人王夫之《薑斋诗话》遥相呼应说：“迨元白起，而后将身化为妖冶女子，备述衾裯中稠态。杜牧之恶其蛊人心、败风俗，欲施以典刑，非已甚也。”这或许有言过其实、反应过度之处，却昭示了有识者对白居易艳体诗的不屑。
如果说创作艳体诗需要相应的感官刺激和情感体验的话，那么，为白居易等人提供这些因子的正是其蓄妓、狎妓的现实生活。
白居易前后蓄养过多少家妓，恐怕很难作出精确的估算。他一生曾与多少歌妓有染，就更是永远无法破解的谜团。早在担任杭州、苏州刺史时，他就十分迷恋公务之暇走马挟妓、痛饮狂歌的逸乐生活。如《和新楼北园偶集》一诗描绘的便是“歌声凝贯珠，舞袖飘乱麻”的歌舞升平场面，而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有奴善吹笙，有婢弹琵琶。十指纤若笋，双鬟黳如鸦。”《郡斋旬假始命宴呈座客示郡寮》一诗津津乐道的也是：“侑食乐悬动，佐欢妓席陈。风流吴中客，佳丽江南人。歌节点随袂，舞香遗在茵。清奏凝未阕，酡颜气已春。”就中，杭州歌妓商玲珑深得白居易宠爱，有《醉歌·示妓人商玲珑》一诗为证：“罢胡琴，掩秦瑟，玲珑再拜歌初毕。谁道使君不解歌？听唱黄鸡与白日。黄鸡催晓丑时鸣，白日催年酉前没。腰间红绶系未稳，镜里朱颜看已失。玲珑玲珑奈老何？使君歌了汝更歌。”后来，元稹听说了商玲珑的艳名，觍颜向好友表示愿出重金求欢。此事见载于《唐语林》：“长庆二年，白居易以中书舍人出任杭州刺史，杭州有官妓商玲珑、谢好好者，巧与应对，善歌舞。白居易日以诗酒与之寄兴。元稹在越州闻之，厚币来邀玲珑，白遂遣去，使尽歌所唱之曲。”在这一点上，白居易倒是相当慷慨。而元稹也颇懂分寸，不久就将商玲珑送归，且赋诗一首：“休遣玲珑唱我词，我词都是寄君诗。却向江边整回棹，月落潮平是去时。”由于“皇恩只许住三年”，当白居易依依不舍地辞别杭州时，虽然也表达了对西湖的情有独钟：“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但读一读他的《西湖留别》一诗就可以知道，他更难割舍的似乎还是“绿藤阴下铺歌席，红藕花中泊妓船”。
与此相映成趣的另一则轶事是，徐州名妓关盼盼“善歌舞，雅多风致”，后来被武宁军节度使张愔蓄为家妓。白居易远游徐州时，张愔让关盼盼侍宴侑酒，一展歌舞绝技，白居易即席赠诗称赞说：“醉娇胜不得，风袅牡丹花。”两年后，张愔病逝，姬妾风流云散，各奔前程而去。关盼盼不忘前情，矢志守节，独居旧宅燕子楼，吟成《燕子楼三首》寄托幽怨。白居易除依其原韵奉和外，还另赋《感故张仆射诸伎》一诗，中间说：“歌舞教成心力尽，一朝身去不相随。”似有启发关盼盼与其独守空房不如殉情之意。关盼盼得诗后慨叹说：“妾非不能死，恐我公有从死之妾，玷清范耳。”便回赠一诗表明心志：“自守空楼敛恨眉，形同春后牡丹枝。舍人不会人深意，讶道泉台不相随。”十天后她便绝食而死。
白居易晚居洛阳期间，精力虽衰，而绮念未减，所以，对蓄养家妓一事表现出空前的热情。这或许也是想以成群结队的美姬为触媒，激发自己的青春活力，至少实现尚能依红偎翠、征管逐弦的心理满足。其《小庭亦有月》一诗写道：
小庭亦有月，小院亦有花。
可怜好风景，不解嫌贫家。
菱角报笙簧，谷儿抹琵琶。
红绡信手舞，紫绡随意歌。
村歌与社舞，客哂主人夸。
但问乐不乐，岂在钟鼓多……
作者自注：“菱、谷、红、紫，皆小臧获名。”臧获，即奴婢。可知诗中提到的菱角、谷儿、紫绡、红绡等女子均是有案可稽的侍婢或家妓。而声名最著的樊素、小蛮尚不在其列。因此，这时的白居易可以说是生活在花团锦簇之中，庶几近乎“红粉班头”了。
樊素、小蛮成为白居易家妓的过程，《旧唐书·白居易传》有明确的记载：
初，乐天罢杭州，归洛阳，于履道里得故散骑常侍杨凭竹木池馆，有林泉之致。家妓樊素、蛮子者，能歌善舞。
这段记载告诉我们两点：第一，樊素、小蛮是大和四年（公元830年）白居易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后才成为他的家妓的。白居易这时只求“尽风光之赏，极游泛之娱”（《三月三日祓禊洛滨》）。他曾自我表白说：“本之于省分知足，济之以家给身闲，文之以觞咏弦歌，饰之以山水风月。此往不适，何往而适哉？兹又重吾乐也。”（《序洛诗》）这“重吾乐”中，当然也包括声色之乐。樊素、小蛮正是这时为白居易所购得。第二，樊素、小蛮不仅颜色娇妍，而且都“能歌善舞”。孟棨《本事诗》说樊素“善歌”、小蛮“善舞”，是误解了白居易诗“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的缘故。其实，白居易的这两句诗乃是互文见义，也可以说成“樱桃小蛮口，杨柳樊素腰”。根据是，白居易《对酒有怀，寄李十九郎中》一诗在“去岁楼中别柳枝”一句下自注说“樊蛮也”。显然，诗人也曾经以柳枝来形容樊素。而《不能忘情吟序》中更明确说樊素“绰绰有歌舞态”。那么，樊素应当也婀娜善舞，正如小蛮应当也宛转善歌一样。
有如此佳人与他成日耳鬓厮磨，并适时献艺，白居易的仕途虽不够显达，却也在温柔乡里尽得风流、不虚此生了。当时，羡慕他的又岂止是刘禹锡呢？不知有多少政坛大佬和文坛大腕将艳羡、甚至觊觎的目光聚焦于他！
三
此前，刘禹锡也多次有过狎妓的经历，但那只不过是逢场作戏。那些软语呢喃的莺莺燕燕们如同过眼云烟一般，并不会在他心里留下多少痕迹。他有足够的定力，坚信所有的风情女子都不能叩开自己的心灵之门。然而，这次情形完全不同了。
“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兮目成”（屈原《九歌·少司命》），自从在洛阳的盛宴上与樊素双目对接后，刘禹锡就深深地将她镌刻在记忆中了。他说不清樊素吸引他的究竟是什么，是清丽绝俗的容颜，还是天真无邪的笑容？是婉转的歌喉，还是曼妙的舞姿？也许这些融合在一起，才构成了他对她情有独钟的原因。无论风晨雨夕，还是丽日晴天，他都抑制不住对她的苦苦思念，于是便写下《寄赠小樊》一诗：
花面丫头十三四，春来绰约向人时。
终须买取名春草，处处将行步步随。
在刘禹锡眼里，可人的樊素真是如同一朵含苞欲放的奇葩啊！他突然觉得，自己根本不具备形容她的文字能力，根本没有办法用诗笔刻画出她的一笑一颦，而她的神韵气度更是无法在人类的语言仓廪里找到对应的词汇加以描摹。所以，他只能心余力拙地用一句模糊的“花面丫头”来传写她的绰约风姿。“绰约”，形容女子柔婉美好的样子，语出《庄子·逍遥游》：“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白居易《长恨歌》中也有用例：“楼阁玲珑五云起，其中绰约多仙子。”禹锡对樊素的全部印象就定格在她“春来绰约向人时”的那一美好瞬间。他多么希望这位深得白居易宠爱的绝代佳人能够更换门庭，与他长相厮守啊！诗的后两句便倾吐了他内心深处的愿望：总有一天他会从白居易那里将她赎买过来，改名为“春草”，无论他的足迹延伸到何处，她始终寸步不离！
诗以“寄赠小樊”为题，应当是希望她能读到的，这就给后人留下悬念了：樊素是否真的读到了这篇直抒胸臆的作品，从而明白刘禹锡的心迹了呢？如果确实读到了的话，她会不会为刘禹锡的一往情深所感动，而作出投桃报李的回应呢？面对刘禹锡近乎赤裸裸的表白，她又将在刘白这两位她同样仰慕的偶像之间选择谁作为终身托付的主人呢？而与此有关的另一个悬念是：几乎肯定有机会拜读的白居易，他的“读后感”将会是怎样的呢？他会把这看作老友的一种调侃而一笑了之呢？还是会视之为一种郑重的表态，而考虑要不要忍痛割爱，以成全老友的心愿呢？由于没有相关的作品及文献佐证，这只能成为千古难解之谜了。唯一可以认定的是，刘禹锡写作此诗时，是绝对没有调侃之意的。换言之，诗中反映的完全是他当时的真实想法，只是这一想法后来并没有付诸实施，不知是主动“止乎礼义”了呢？还是遭遇不可逾越的障碍了呢？总之，“终须”云云，到头来只不过是一时的绮念而已，樊素并没有真的成为他夜读时添香的“红袖”。
而他对樊素久久不能忘情也是真的。尽管堂而皇之地“买取”已不存在现实的可能性，但私下里名其为“春草”却是不需他人恩准的，可以全凭诗人自己的意愿。于是，刘禹锡以后便在诗中径直以“春草”称呼她了。《忆春草》一诗写道：
忆春草，处处多情洛阳道。
金谷园中见日迟，铜驼陌上迎风早。
河南大君频出难，只得池塘十步看。
府门闭后满街月，几处游人草头歇。
馆娃宫外姑苏台，郁郁芊芊拨不开。
无风自偃君知否，西子裙裾曾拂来。
诗题直接就标作“忆春草”，充分体现了诗人对樊素的思念之切和怀想之深。而略去其本名，始终以“春草”相称，则透露出其初衷未改。巧妙的是，诗人别具匠心地将自然界的春草与他心目中的春草合二为一，使咏草与怀人惝恍难分，起笔“忆春草，处处多情洛阳道”即是如此——“多情”的究竟是草还是人，已无法说清，也无须说清了。不过，诗中有些笔墨则似乎是故意含糊其辞，仿佛有难以明言的苦衷。如“河南大君频出难，只得池塘十步看”云云，似乎是说白居易担心他人偷窥樊素美色，轻易不肯让她出场；偶尔出场，宾客对她也只能遥望而不得近观。“府门闭后满街月，几处游人草头歇”云云，则似乎是说诸多游客慕樊素之名而来白府，却得不到一睹芳容的机会，又不甘心无果而归，便夜宿草丛，期盼翌日能再入白府，得偿夙愿。月光下，府门外，草丛中，竟汇聚了那么多的痴迷者！这或许有些夸张，而且纯属诗人想象之辞，但若非如此措笔，又岂能表现樊素那颠倒众生、无可抗拒的魅力？“姑苏馆外”以下四句转从自身着笔，却同样物我两融，亦草亦人，神余言外。“郁郁芊芊拨不开”，既是形容草之茂盛，也是喻写情之郁结。“无风自偃君知否，西子裙裾曾拂来”，既可视之为美女裙裾拂处春草纷纷倒伏的真实写照，也可理解为诗人对自己拜倒于樊素石榴裙下的隐曲心态的巧妙比况。
四
刘禹锡之所以对樊素倾倒若是，一个重要原因或许是，在与樊素相遇前，他正处于私人情感的空白期。
永贞革新失败后，刘禹锡曾贬居朗州（今湖南常德）十年。他的结发妻子薛氏陪伴他度过了一生中最艰难的一段岁月。就在他承召回京的前一年，以羸弱的身躯勉力相夫教子的薛氏，在耗尽了生命的最后一点余温后与世长辞了。她给刘禹锡留下两男一女。长男名咸允，乳名孟郎；次男名同廙，乳名仓郎。
尽管薛氏早已病骨支离，让刘禹锡预感到两人恐怕难以白头偕老，但她真的万分不甘地独赴黄泉时，刘禹锡还是无比悲痛。在他心目中，薛氏不仅是生死相依、安危与共的生活伴侣，而且也是肝胆相照、心息互通的人生知音——薛氏的父亲薛謇是权倾天下的宦官头目薛盈珍的族人，一度过从甚密。薛氏本来可以利用这条途径，为刘禹锡疏通关系，使他早日脱离谪籍。但她深明大义，不欲与刘禹锡深恶痛绝的宦官有染，便废弃了这条通道，并在刘禹锡面前绝口不提。这让刘禹锡对她益加敬重。
薛氏辞世后，刘禹锡连续创作了《伤往赋》和《谪居悼往二首》等作品，一掬伤心之泪。《谪居悼往二首》不以“悼亡”为名，却和元稹的《遣悲怀三首》一样是地地道道的悼亡诗。“潘岳悼亡犹费词”，自从潘岳首创“悼亡”一体后，“悼亡”便成为中国古典诗学中的一个专用名词，特指“悼念亡妻”之作。《谪居悼往二首》其一写道：
邑邑何邑邑，长沙地卑湿。
楼上见春多，花前恨风急。
猿愁肠断听，鹤病翘趾立。
牛衣独自眠，谁哀仲卿泣。
诗人嗟叹亡妻“自嫁黔娄百事乖”，和自己一样时运不济，命途多舛，恰如那风雨飘摇中无力自保的花枝。因而，凝想花前，他多么痛恨那无端而至的狂风。“同心一人去，坐觉长安空”，诗人唯有日复一日地看那病鹤在愁猿的哀鸣声中缓缓起舞，聊以排遣寂寞。尾联“牛衣”二句更将诗人的痛失良偶、自伤孤独之情渲染得淋漓尽致。
感念薛氏多年生死相依、安危与共、克尽相夫教子之职，刘禹锡一直未曾续弦，过着孑然一身的鳏居生活，直到长庆四年（公元824年）由夔州转任和州途经武昌时，才在友人的竭力撮合下，纳“鄂姬”为妾。当时，距离原配薛氏辞世已有十一年之久。刘禹锡与鄂姬倒也琴瑟和谐，但伊人同样未能摆脱“红颜命薄”的魔咒，大和四年（公元828年），鄂姬也因病去世，和刘禹锡相依相伴仅四年时间。尽管其身份只是“侧室”，重情笃义的刘禹锡却仍悲痛难抑，《有所嗟二首》便为哀悼她而作：
庾令楼中初见时，武昌春柳似腰肢。
相逢相笑尽如梦，为雨为云今不知。
鄂渚蒙蒙烟雨微，女郎魂逐暮云归。
只应长在汉阳渡，化作鸳鸯一只飞。
“庾令楼”，即庾公楼，位于湖北鄂州。东晋咸和年间，庾亮接任江、荆、豫、益、梁、雍六州都督，领江、荆、豫三州刺史，号征西将军，迁镇武昌。曾戴月闲游，独登南楼，与部属彻夜畅聊，其事为《世说新语》所载录。后人便将该楼称作“玩月楼”或“庾公楼”。这里，诗人乃以“庾令楼”指代镇守鄂州的某位军政长官的宴客场所。由诗人对“初见”情景的描述看，当时的鄂姬应当和后来的樊素一样，属于被主人用以娱宾遣兴的歌姬舞伎一类人物，令久滞巴山楚水的禹锡颇有惊艳之感。“武昌春柳似腰肢”，虽然只形容了其婀娜的体态，其容颜之艳丽与舞艺之高超却不难想见。“相逢相笑尽如梦”，点出当年意外相逢而彼此会心一笑的情形已如烟似梦，无法追忆。这就又暗示了其侍宴侑酒的特定身份。唯因其身份特殊，不便明媒正娶，一时意乱情迷的禹锡才采取折中办法，纳其为妾。但虽无白首之盟，诗人却亦爱之怜之。诗中想象她魂归故里，化作鸳鸯独飞，有不胜怜其孤苦之意。尽管与怀念薛氏的《谪居悼往二首》相比，情感或有浓淡深浅之分，但他因鄂姬夭折而产生的悲悯却是真诚的。
而他得遇樊素又是在鄂姬辞世一年多以后了。这时，失去宠妾的哀痛已渐渐平复，他需要新的红颜知己来填补感情的空白，安慰“经冬复历春”的疲惫心灵，而樊素就在此时乘虚而入，一下子就占据他的脑海了。
五
然而，这是一段注定没有结局的恋情，因为樊素早已名花有主了！即使樊素也已对他情根深种，只要白居易不肯割爱，他就只能徒叹奈何了。最终，这只是困扰了、折磨了他多时的一种近乎单相思的畸恋！幸赖他留下了《寄赠小樊》和《忆春草》这两首可供索隐的诗歌，让我们得以触摸到他当时心灵的驿动和感情的屐痕。对此，唐人笔记并无记载。记载的是另三则有关禹锡的轶闻，却可以确证为后人以讹传讹的穿凿附会——
据孟棨《本事诗·情感第一》记载，刘禹锡由和州刺史承召回京后，时任“司空”的李绅慕其盛名，邀请他到家中作客，不仅“厚设饮馔”，而且让妙龄家伎一展歌舞绝技。刘禹锡情有所动，即席赋诗说：
高髻云鬟宫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
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江南刺史肠。
似乎久居穷乡僻壤，难得接触美色，故而乍见京都艳姬，一时难抑心猿意马。深谙人情世故的李绅察知其意后，慨然以该女相赠。这个故事曾广为流传，而“司空见惯”也因此成为被广泛应用的成语之一。但它其实并不能成立，岑仲勉《唐史余审》卷三“司空见惯”条及卞孝萱《刘禹锡年谱》已力辨其妄：刘禹锡回京任主客郎中、集贤学士时，李绅“方贬降居外”，始任江州长史，继迁滁州刺史，寻转寿州刺史。两人根本不可能相会于京都，赠伎之事也就纯属子虚乌有了。
另一则情节相近的轶闻见诸《云溪友议》“中山诲”条，系以禹锡自述的口吻讲述扬州大司马杜鸿渐赠伎的经过：在去苏州赴任的途中经由扬州，杜鸿渐盛情款待，刘禹锡痛饮至醉。酒醒后，发现身边有两位窈窕女子，大为讶异，问其由来，女子解释说：“昨晚刘大人您在酒宴上赋诗，对我俩意有所属，所以杜大人命我俩前来侍寝。”刘禹锡这才依稀记起自己醉意蒙眬中确曾即席赋诗，但所赋为何已是一片惘然了。据其他当事人的回忆，诗的内容为：“高髻云鬟宫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苏州刺史肠。”与《本事诗》所录稍有异文，而故事的另一位主人公也换成了杜鸿渐。但钱大昕《十驾斋养心录》卷16“杜韦娘诗”条早已指出“刘梦得与杜鸿渐不同时”，因而禹锡所赋“杜韦娘诗”乃“传闻之妄也”。《唐史余审》更具体辨析说：“（禹锡）生大历七年，而据《旧纪》11，鸿渐卒大历四年十一月己亥，禹锡与鸿渐远不相及，且鸿渐固未镇淮南，亦未尝官大司马，此涉于鸿渐之全误者也”。可知这则轶闻也全无凭据。
再一则轶闻出自《太平广记》卷273“李逢吉”条引《本事诗》，它记录的是刘禹锡的“夺妓之恨”，而非“赠妓之乐”：李逢吉任东都留守时，刘禹锡以主客郎中分司东都，为李逢吉所节制。听说禹锡“有妓甚丽”，极度好色的李逢吉便想“以计夺之”。某日，李逢吉设一饭局，号令属官携“宠嬖”与宴。刘禹锡不知有诈，欣然前往。进门时，“阍吏”拦住禹锡，而将其宠姬先行放入。刘禹锡这才意识到情况不妙，却无计可施，只有“惶惑吞声”。第二天，他约了几位同僚一起去拜谒李逢吉，想借机打探被扣留的宠姬消息。李逢吉与他“相见如常，从容久之”，却绝口不提宠姬下落。刘禹锡“叹咤而归，无可奈何”，便模拟张衡的《四愁诗》，“愤懑而作四章”。但这一轶闻的虚诞也是一目了然的，因为它与两位当事人的行踪全然不合：大和元年，禹锡分司东都时，李逢吉未为留守；大和五年，李逢吉留守东都时，禹锡未为分司。所以，它同样不足为据。
尽管这些载录于唐宋笔记的传闻都被证实为好事者的杜撰，但它们所反映出的禹锡的精神风貌与其本人即便不能完全叠印，却也是不无重合之处的。由禹锡对樊素的一见倾心，可知在结束了惨遭放逐二十余年的苦难日子、重新投身于他已经有些陌生的都市生活的温馨怀抱之后，他的生活理念和生活态度开始向世俗化的方向转变，从而对倚红偎翠的声色之欢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这也难怪！政治上怀才不遇的愤懑和生活上久居蛮荒的憾恨，都需要化解，需要消释，需要补偿，而世上的“忘忧物”除了酒，便是色啊！他多么渴望问政之余能堕入“十丈软红尘”中，有一只纤纤素手为他“搵英雄泪”，抚平他脸上及心上的皱纹，把他引导入没有众声喧哗、只有软语温存的欢乐世界。而樊素正是那只他理想中的纤纤素手！可惜她已经不可能属于他了，他只能将她永远珍藏在心灵深处，不时用回味与想象来弥补今生无法牵手的缺憾。
后来，刘禹锡与樊素就缘悭一面了。大和九年（835年），他接替白居易担任同州刺史时，或许有过短暂的重逢。《酬喜相遇同州与乐天替代》一诗写道：
旧托松心契，新交竹使符。
行年同甲子，筋力羡丁夫。
别后诗成帙，携来酒满壶。
今朝停五马，不独为罗敷。
篇末自注说：“前章比言春草，居易之舞妓也，故有此答。”这一注释，不仅使《忆春草》一诗可以得到不违诗人本意的解读，也披露了诗人此番解鞍驻足的原因。诗中的“罗敷”即指樊素，“不独为罗敷”，是说另外还有别的缘由，但这分明是“此地无银”的矫饰之辞。而且，即便与白居易畅叙别情也是促使他“停五马”的原因之一，其更主要的目的却无疑是“为罗敷”也。他对樊素竟然眷恋到这般地步，庶几可成一段风流佳话了。这种眷恋是以声色之好为基础的，樊素所能吸引诗人的首先是其足以倾国倾城的美色和出神入化的歌舞技艺，但其中是否也包含着心心相印、灵犀相通的成分呢？这就只能听凭读者揣测了。而刘禹锡此行是否得与樊素独处，也只能永远是个可供后人驰骋想象和消耗智商的谜团了。
“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这是南唐后主李煜《清平乐》中的名句。不知作者有没有读过刘禹锡的《忆春草》一诗；即使读过，这两句词也不可能是专为刘禹锡传写心声，而旨在抒发一种兼具普遍性与典型性的离情别绪。但如果能穿越时空的话，刘禹锡一定会认同李煜的精当描写。樊素，这位他眼中的绝代佳人，他曾有意将她改名为“春草”，而她也确像春草一样，在渐行渐远之际，将他悠悠无尽的暌离之恨牵引到遥远的天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