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林语堂幽默一回
有些人幽默，有些事情幽默。
比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一家中学的图书阅览室，发现了一本林语堂的《苏东坡传》。这真让我惊讶，在我读中文系的那所大学图书馆里找不到林语堂的书，现代文学教授也说不清林语堂是谁，而这所中学竟然有一本《苏东坡传》，足够幽默的啦。
没有林语堂，就没有中国的幽默。在我想起幽默这个词的时候，就是这样想的。
你知道的，二十世纪里，中国文学有短暂的两段好时光，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有那么几年，八十年代有那么几年，会产生一批好作家和较好的作家，其余的日子都是浑浑噩噩混过来的。在那些好作家之中，以幽默著称的，只有林语堂。
如果不那么严格地说，幽默，有各种品质、各种等级的幽默，我喜欢的幽默是一种雅致的、高级的幽默。
举一个文学以外的例子。有位叫林至诚的牧师在中国南方的乡村教堂里布道演讲，当年的教堂里男女分坐，男人坐一边，女人坐一边。在那个闷热的夏日，他看见男人在打盹，女人在聊天，就在讲坛上向前弯着身子说：“诸位姐妹如果说话的声音不这么大，这边的弟兄们可以睡得安稳一点儿了。”这种幽默，大概源于基督教会中平等、尊重、相爱、和谐的氛围，换了其他宗教的大型正式活动，很难有这种幽默出现。
这位向前弯着身子自我解嘲的林至诚牧师，是我们的一位前辈。如果我没记错，林语堂是他最小的儿子。
孩子受父亲的影响，会有父亲的优点。在演讲方面，林语堂就有太多的幽默细胞。
他晚年离开美国回台湾，应邀在大学演讲。没想到他之前几个人的演讲长篇大论，空洞无物，轮到他登台，应该吃午饭了，他走上讲台，向台下穿时尚短裙的女生们扫了一眼，从容地说：“绅士的讲演，应当是像女人的裙子，越短越好！”然后演说结束，回到座位。第二天，这篇只有一句话的演讲被报纸争相刊出，公认是天下第一等机智幽默。
林语堂在很多方面，体现出对幽默的精确理解，这并不让人奇怪。因为把humor这个英文单词，用一种半音译半意译的聪明方式，译为中文“幽默”介绍给中国人的，是1924年的林语堂。他还对幽默做定义般的阐释：“凡善于幽默的人，其谐趣必愈幽隐；而善于鉴赏幽默的人，其欣赏尤在于内心静默的理会，大有不可与外人道之滋味。与粗鄙的笑话不同，幽默愈幽愈默而愈妙。”
于是中国就有了幽默，起点较高，成为人的格调。
现在想来，民国初期确实有养育好作家的环境。
即使在那个时候，养育林语堂的环境，也远比其他作家优越。他的祖母和父亲是虔诚的基督徒，他就出生在父亲建的乡村教堂里，小学读的是父亲建的教会小学，大学读的上海圣约翰大学，是国内英语水平最高的教会大学。他的英文水平，被女作家赛珍珠称为奇迹。有位讲授英文的清华教授说，在中国英文好的他只敬佩两个人，林语堂和宋美龄。前者的英文写作，后者的英文演讲，一样的行云流水，不亚于母语。
他小时候生活的乡村，山水风光很美。有山峰，有草地，有行云，有流水，有满意和快乐的民谣，让他以为这些全是上帝的创造，离上帝很近。从童年为开端，他通过基督教接受了西方文明，也通过中国的儒家、道家和佛家接受了东方文明的养育。
这种情形我们在一部电影里看过。电影中的少年派虽然年轻，已经受到基督教、印度教、伊斯兰教的熏陶，在他从沉船逃生、在海上漂流、与猛虎为伴的几个月里，不同的宗教帮助他度过不同的危险，于是他活了下来。
在我看来，相信一种宗教或者多种宗教，可以为满足人类的灵性，提供不同的资源。如果有东西方多种宗教文化融合一处，在深层次上帮助一个人，那个人可能像林语堂一样，成为难得的大学问家。
比如，林语堂看清了宗教与哲学的本义和转换。“当哲学饰以情感并教导人们对宇宙采取虔诚态度的时候，哲学就变成了宗教；当宗教与对自然界的真正领悟不发生冲突的时候，宗教就变成了真实、明智的人生哲学。”这样透彻的说法，没有更多的宗教家和哲学家说得出来。
比如，林语堂长篇传记中的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悲天悯人的道德家，黎民百姓的好朋友，孤独月下的漫步者，也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提起他的名字就能让人嘴角向上。在这些方面，林语堂与他的相似度很高，可以按照自己灵性的状态写一部《苏东坡传》，写起来就非常愉快了。
林语堂说，中国最崇高的理想，就是一个不必逃避人类社会和人生，而本性仍能保持原有快乐的人。如果一个人离开城市，到山中去过着幽寂的生活，那么他也不过是第二流隐士，还是环境的奴隶。
我也想跟着林语堂幽默一回，想在叙述下面的事情时换一种幽默的语气，但我不是语言学家，没有想出合适的语言。
我要说的事情是，世界上的哲学或者宗教学说，不管它原来怎样，都经过世俗社会的误解和扭曲，掺进了许多有害无益的元素。中国专制社会两千多年，歪曲了孔子孟子，也歪曲了老子庄子。至于后来传入的佛学，也受了侵染。
这件事情真的太严肃了，没有办法幽默。
对于各种经典，如果我们读不到好的读本，还不如读林语堂讲述的中国传统文化哪。比如儒家学说，他的描述接近了汉代以前的、未经统治阶级改造的、具有人本思想的、原汁原味的儒家。
他也未必读到更好的读本，如何能够溯源而上，找到它的原意，这是一个谜。也许他的视野太阔，并且思维优越，像他主张的那样，“用更精确的逻辑思想框架，阐释中国人的良心及直觉知识；且把西方思想的建议放在中国直觉的评判下来测验。”这样一来，将东方西方的学说在良心与直觉的背景上融会贯通，从而抵达对它们的深入理解。
这，也是我们要坐下来，读一读林语堂的原因。
有朋友告诉我，现在人心浮躁，坐下读书很难。他说，阅读林语堂著作的很少，传播林语堂语录的人很多。
一段林语堂语录，描述了某些中国人的病态精神：“中国就有这么一群奇怪的人，本身是最底阶层，利益每天都在被损害，却具有统治阶级的意识。在动物世界里找这么弱智的东西都几乎不可能。”
这句话在网络上到处都是，让很多正常的人觉得很好，也让很多不正常的人愤怒，他们自己觉得与统治阶级有骨肉亲情，或者是一种“狗肉主义”——统治阶级喜欢你的时候你是宠物，统治阶级宰割你的时候你是狗肉，但也让他们满心感激。但是，他们绝对不能接受他们弱智的说法。
我的朋友和我，都没有从林语堂的著作中找到这句话。也许它有些刻薄，不像是林语堂说的，但没关系，写作了《吾国与吾民》的林语堂，会同意这句话的内容。
让我静下来沉思的不是这句话，而是林语堂在晚年重回基督教这件事。
在我的印象里，林语堂融合了世界上各种学说，包括基督教、佛教、道教、儒教的学说，在人类生活艺术的意义上融合了它们的精华，有他自成一派的大学问。照理说，这种高级融合不低于其中的每一种成分，他很难放弃自己的很多方面，回到某一种宗教之中。
有人曾说：“全世界大多数的外国人只知道中国有两大文人：一位是德配天地的孔夫子，一位是学贯中西的林语堂。”这就造成了我的另一个印象，那些人们敬奉的宗教导师，都是各自时代的文化导师，于是，像林语堂这样可以成为文化导师的人，自然会在天国或天堂里有一个优越的位置，何必要回到某一种宗教，重新修炼？
莫不是像他在他的文字中提醒的，人们信仰的神圣性超越于国家、民族、阶级之上，不是任何世俗权威能够替代的。而在他经过的二十世纪，人们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危险，最为严重的，是没有上帝的危险。
想了又想，我找不到答案。这不要紧，或许到我晚年，那答案就自动跳出来了。不管你以前怎样想的，到了晚年你会不自觉地站到阳光之下，让天上来的风吹拂你，对每一次花开都感到亲切，对每一次淋雨都感到新奇。
最先牺牲的总是真相
我看过一幅曾获普利策新闻摄影奖的照片，世界上很多人看过后都留下深刻印象。
画面上，一个亚洲人用枪指着另一个亚洲人的头部，背景是一个城市的街道。通过照片说明，我知道了它是在南越（越南共和国）首都西贡拍摄的，画面上拿枪的是南越警察，被枪指着头部的是北越（越南民主共和国）共产党军队在南越的奸细，拍完照片后他就在街上被打死了。
它的拍摄日期，肯定是在1976年以前，因为那一年越南战争已经停止，共产党的军队占领南越，建立了一个统一国家。
那幅照片在世界各地发表时，被配上各种不同的说明文字。抢拍这幅照片的美联社记者亚当斯，发回国内时用了标题：《阮玉鸾将军对越共上尉执行死刑》。这个标题无疑是准确的，怎样翻译也不会有歧义，但在有的国家，就把标题改为《南越警察在街头枪毙越共奸细》，还有改为《南越特务当街杀死抗议平民》的，根据各自的立场，需要改变多少，就改变多少。
照片刺激了美国公众的神经。
未经判决便在街头执行死刑，在他们看来，是违背法治社会的野蛮，是漠视生命的残忍，何况对方还穿着平民服装，怎么就能确定是北越的军事人员？
接下来的联想就是，打了十多年的越南战争，死了几万名美国年轻士兵，耗费了纳税人数不清的钱财，就帮助这样一个素质低劣的亚洲国家打仗？这场战争真的有意义吗？再接下来，学生反战示威升温，遍及美国各大城市，一年之内，支持这场战争的美国公众下滑到37%。美国在越南的战争再也无法继续下去了。
这张意味着“南越对平民无情屠杀”的经典照片，被认为提前结束了越南战争。有一位美国将军说：“我们的军队在越南战场没有打输过一场战役，但是我们的国家却输掉了这场战争。”打败美国军队的是谁呢？他和一些人都认为，不是越南人，也不是藏在越南人背后的苏联和中国，而是不想让战争打下去的美国民众。
“照片在战争中是强大的武器。人们相信了照片，哪怕它的画面没被修改过，但那仅仅是部分事实，所以它也会撒谎。”亚当斯遗憾地说。当年，很多美国媒体认为这幅照片可以调动人们的反战情绪，有意无意抹去了它描述的一部分事实，后来美国新闻界多次以亚当斯照片为例，探讨职业操守问题。
被抹去的那部分事实是，照片背景的西贡街头正在发生一场战斗，南越国家警察总长阮玉鸾将军率部防卫一所医院，他的部下带来一名越共上尉，这上尉在被抓获前两天，处决了一些“反革命”，其中一家老小五六口人被杀，包括八十多岁的老人。上尉在一场短暂审问中，承认了这些事实。
“战争中最先牺牲的是真相。”这是一位美国人在1918年说出的话，由于简略，成了名言。
在牺牲了真相的战争里，它的战斗细节，它的伤亡数字都令人难以相信，难以评说。但它的结果，明明白白地摆在那里，越南的两种社会制度只剩下了一种，就是社会主义。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北越革命者向南越发起攻击时，得到了苏联、中国的强大支持，财力物力人力源源不绝。美国媒体人士评论说，那时如果没有美国人支持南越，一百个南越也会很快灭亡。那样的话，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会乘胜攻击，甚至在整个东南亚、南美和非洲获取胜利，改变人类的前途。
那篇评论还说，世界革命推动者们在十多年后才获得了越南的成功，此时许多事情有了变化，他们再无能力改变整个世界的格局，可能连这种欲望也没有了。
越南战争的另一个结果，是新政权领导下的民众开始感到痛苦。首先是南越政权服务过的人、知识阶层和掌握财富的人遭到镇压，直接失去了生命。那场运动使许多越南人，尤其是商人以及由于参加过前政府各种组织，刚刚被“再教育营”释放的人员陷于极度恐慌。不想被杀戮的人以各种方式逃离那片国土，出现了震惊世界的大逃亡。
拍摄过“枪毙越共”的美联社记者亚当斯，这次抓拍了一组新闻照片，内容是48个越南难民驾着小舟逃到泰国，但被泰国军方驱离到公海的场景。这组照片同样刺激了美国人的神经，亚当斯就说过，“因为我的这组作品及相关报道，说服了美国总统批准收容乘坐20万条小船出逃的越南难民。”
据媒体报道，由怒海逃亡的越南人和中国侨民约有四百万。明知投奔怒海生死未卜，但数百万人仍然选择了逃亡。虽然在联合国的帮助下，逃出来的难民最终在澳洲、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得到安顿，但只有一半人成功，另外一半人因饥饿、脱水、风浪、船只损坏或海盗的攻击而命丧大海。
有位中文写作十分流畅的澳大利亚网民，是逃出来的旅越华侨中的一个。据他后来回忆，当头戴草帽的北越士兵从胡志明小道奔袭进入湄公河口之后，他们就开始走上惊恐万状的逃生之路。他还回忆说，首先偷渡到马来西亚，扒开海滩边成堆的溺死者尸体，才能爬上岸去。
这绝对是一个悲惨的人群。有一种说法是，在柬埔寨的华侨有几十万，大部分被波尔布特政权消灭了；在越南的华侨一二百万，住在北部的逃往中国，住在南部的逃向大海，死去的人数无法统计。
奇怪的是，这件事在中国国内听不到一点动静，就像没有发生过。我所在的工厂里，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
任何国家的侨民在国外受到大规模迫害，都会激起国内的强烈反响，这几乎没有例外。
据说在柬埔寨的中国侨民受到迫害的同时，几万越南侨民也受到迫害，被斩尽杀绝。随后的事情令人惊愕，越南共产党政权派遣大军攻入柬埔寨，两个多星期就灭了柬埔寨共产党政权，另立了一个新政府。
那场战争的真相是什么？谁能说得清楚？
最先牺牲的总是真相，最后隐藏的也是真相。越南是为了扩大霸权主义发动侵略战争，还是为了惨死的几万越南侨民复仇？这两种说法一直各说各话，从来没有公开争辩，澄清我们心头的疑问。
但这场战争的客观结果，看起来不错。越南在受到国际社会谴责时，想证明自己不是侵略，就披露了波尔布特大屠杀的一些证据，让世人知道了铁幕后面柬埔寨发生的人间惨剧。
当然，更重要的客观结果是，越南人来了，结束了波尔布特的暴政，把柬埔寨人解救出来。
我注意到这件事情还是在2009年，几万柬埔寨人聚集在国家奥林匹克运动场内，庆祝柬埔寨脱离红色高棉统治三十周年的纪念日。网络上很多人提到柬埔寨《星洲日报》的报道。报道说，柬埔寨参议院主席谢辛在致词时表示，这个纪念日意义重大，它标志着“柬埔寨历史中最黑暗的一页”已告一段落。谢辛特别感谢邻国越南“拯救了柬埔寨”，高度评价越南志愿军为消灭红棉政权屠杀人民的暴行而作出了重大牺牲，并及时阻止了人民遭受进一步屠杀的厄运。
当然，也有不同的声音。一些柬埔寨人批评了这个周年纪念活动，并表示这一天其实是越南压迫统治的开始，并不是柬埔寨解放日。
你需要了解另一种独裁
世界上的人物太多、太多了。有些人活着还是死去，与你与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比如佛朗哥，就是一个距离遥远的人物，此前一年，他离世的消息中国根本无人关心。但你和我需要了解他，他是一块幕布，悬挂在许多知名人物的后面，成为他们的背景。
比如毕加索，他的代表作是1937年画的《格尔尼卡》，描述这座城市在西班牙内战时，一次轰炸就有上千人丧生的事件。《格尔尼卡》长近八米，在画面结构上具有冲突、流动、压迫和扩张的力量，传达出画家对悲惨世界的强烈愤慨。这位毕加索一直反对内战，反对佛朗哥，认为他是法西斯。画了这幅画几年以后，他在法国加入了共产党。
另一位画家达利，强烈反对内战，但佩服佛朗哥，认为他是个很好的将军。他在1936年画了《内战的预告》，被评论家认为是其最佳作品，在艺术成就上超过毕加索的《格尔尼卡》。即使你看到的是《内战的预告》印刷品，并且匆匆浏览一下，也会感到震撼，甚至觉得你自己，就是那个在晴朗天空里被战争撕裂的人。达利的预感很正确，他这幅画完成不久，同样恐怖的内战真的打起来了。
两位名满世界的画家，思维方式都没有障碍，但政治立场不同，像戴上颜色不同的玻璃眼镜，看到的人和事物变了样子。
在斯大林阵营看来，佛朗哥是法西斯，排在希特勒、墨索里尼之后，日本天皇前面。这决定了很多人的立场。在印刷品和其他媒介的作用下，大多数人和毕加索一样，把佛朗哥当法西斯对待。
认为佛朗哥不是法西斯的，除了达利，还有审判二战战犯的军事法庭、熟悉二战之前那段历史的学者以及西班牙与欧洲的普通民众。他们看到的事实是，佛朗哥在西班牙内战时接受了德国、意大利的军事援助，但内战在二战开始前半年就结束了，与二战没有直接联系。
二战时，希特勒多次威胁和拉拢佛朗哥加入法西斯轴心国，佛朗哥以聪明心计与他周旋，直到二战结束，保持中立国立场。还有，欧洲被打得很惨，有的中立国不得不允许纳粹军队在其国土上穿过。希特勒也想穿过西班牙进攻直布罗陀海峡和非洲，被佛朗哥断然拒绝。如果你恰巧懂得二战军事地理，就知道这件事情的重要程度了。西班牙如果加入轴心国，或者允许希特勒穿过它占领地中海，法西斯阵营就会代替同盟国控制欧洲与非洲、欧洲与亚洲的通道。那样一来，同盟国再想打赢战争，就不容易了。
对此，希特勒后悔地说：“我们帮助佛朗哥是犯了一个错误。我们本该帮助西班牙的社会主义派，那样就有希望把西班牙变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过已经晚了。”最早在著述中引用这句话的，据说是西班牙史学家塞萨尔·维达尔。
希特勒口中的西班牙社会主义派，是一个比较方便的称呼，而一般的叫法是人民阵线，其中包括斯大林支配下的西班牙共产党，以及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党派、无政府主义者和其他左翼组织。那场战争开始后，人民阵线比佛朗哥更早寻求希特勒的军事援助，希特勒看走了眼，援助了佛朗哥。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更早几年，社会主义派推翻了西班牙国王，建立了共和国，并且两度执政。像通常人们说的那样，暴力革命成功后，往往需要更大的暴力，政治恐怖笼罩天下。在一些文章里，我看到这样的描述：他们以哄抢的方式瓜分土地所有者的土地；他们围着焚书的火堆兴奋地大叫“打倒文化，人民万岁”；他们激动地高喊“苏俄万岁，西班牙死亡”；他们架起机枪，围成半圆形向广场上高耸的耶稣雕像开火；他们烧毁教堂，强奸和杀死修女，枪决神父；他们大量戕害知识分子，与天主教有关的知识分子几乎被斩尽杀绝；他们让作为社会公约的法律消失，由群众组织决定人们的生和死，随意杀人成了正义之举。
在二战后追随斯大林式社会主义的一些国家里，你也会看到类似的情景。
一些国家军队不受政党领导，在国家遭遇政治危机时，可以接管政权，等到社会稳定后再还政于民。1900年以后的西班牙，政变也成了军人的传统。
1936年7月13日，工人社会主义党警卫队将共和国议会君主派领袖何塞·索特洛骗出家门，开枪打死后抛尸郊外公路。事后政府警察向送葬民众开枪，造成死亡。7月17日，几位将军宣布接手政权，但这届名存实亡的政府不愿意交出权力，还把大批武器发给革命群众与军队作战，西班牙内战打响了。
你不知道内战的起因，但你可能知道，奥威尔在写作《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之前，写过一本非虚构的《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加泰罗尼亚是内战前趁乱分裂出去的西班牙的一部分，同时在西班牙境内，还有苏维埃政权。内战兴起后，斯大林阵营派出一支支国际纵队，前往西班牙作战，保卫共产主义成果。刚刚结婚的奥威尔也去了，但他未能加入国际纵队，而是进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民兵组织。
在此之前，年轻的奥威尔还不理解左翼力量内部的党派斗争，但他很快就理解了。社会主义派经历了被称为“内战中的内战”的政治风暴，奥威尔在新婚妻子的帮助下，总算保住一条命，从内部清洗中逃了出来。
经历了残酷无情的清洗后，奥威尔成熟了。他在《动物庄园》描述内部清洗时，眼前不止一次地出现西班牙“内战中的内战”，那是斯大林1937年苏联大清洗的延续。
当英国作家奥威尔趴在战壕里作战时，美国作家海明威和多斯·帕索斯正住在马德里的酒店中。两人是老朋友，想合作拍摄一部纪录片，但是发生了分歧，因为帕索斯想在影片中关注平民的命运。
还有，帕索斯的一位朋友在“内战中的内战”里被枪毙，这让他愤怒谴责斯大林式的“清洗”，并离开了西班牙。而海明威被苏联人看作是最好的外国作家，在马德里的苏联人总司令部里也是受欢迎的人。他非常恼怒，不能同意帕索斯批判共产党人，再见面时，两人几乎拳脚相向。
国际纵队走了，三年内战结束，佛朗哥获胜。在这只有几千万人口的国家里，据说有一百万人死于战乱，用西班牙人的一句话来说，半个西班牙死了，死在另外半个西班牙手里。但佛朗哥觉得，西班牙的伤亡与苏俄输出世界革命有直接联系。他说过这样一句话，“西班牙和西方世界的真正敌人是苏俄，西方国家之间的任何战争都不过是让苏俄受益。”
这种想法显然与他摄政初期禁止共产党人活动并杀害大批共产党人有关。共产党人想离开西班牙去外面搞革命的他不阻拦，留下来搞武装斗争的一律处死，据说有接近十万人死去。接着，佛朗哥做了一件大事，把被废黜的老国王的年幼孙子找回国内接受良好教育，让他成为自己放弃军事管制后的执政者。
军事上严厉管制，政治上逐步放开，经济上高速发展，这种佛朗哥式的铁腕统治，使西班牙民众获得了内战后安定和平的生活，直到他以八十多岁的年纪寿终正寝。那时，西班牙成了当时世界上经济增速第二的国家。
佛朗哥死后，西班牙顺利回到民主宪政。有人赞扬说，佛朗哥选择了他培养起来的推行民主化的继承人，将民主化的事业留给后人去做，是比较明智的。一个统治者如果做不到像华盛顿那样，还可以做到像佛朗哥那样。
当时的美国总统福特为他的死感到悲痛，认为佛朗哥经历了西班牙历史上一个有意义的纪元。而西班牙一名诗人的看法与之相反：“西班牙历史上最大的刽子手死了，地狱的烈火烧他，也不足解恨。”
天空降下火焰和石头
那时候天空晴朗，昼间看得见浮云，夜里看得见流星，昼夜交替时看得见霞光。
那时候的城里和乡村，只有一点相似：吃过不饥不饱的晚饭后，人们搬个小桌放在门前，围坐在一起唠家常话，有时候是一家人，有时候是邻居两三家人。这种事情一般从春天开始，到秋天结束，天气渐凉，寒霜变浓，坐在外面会瑟瑟颤抖。
聊天的话题，往往从天气开始，接下去，天上的地下的都包括进来了。这年春天，在我家门前，有几次话题都聊到了陨石雨，因为三月里的一天，与辽宁省相邻的吉林省，下了一场陨石雨，据说是世界最大的。报纸与电台的报道都这样说，但是没有多少细节让我们知道。好在有吉林那边的消息不断传来，还有去吉林探亲的人，陆续带回听到的传闻，于是那场陨石雨是怎么下的，落下来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慢慢地在我们的话题里变得丰富了，完整了。
据说天空中降下着火的石头之前，乡村里的马、驴和骡子等一些大型动物都有感觉，提前一两天到处乱跑。到了夜晚，有人看见附近山梁上的狼，月光里站成一排，抬头看着天空，还听到它们一声接一声嗥叫。
第二种说法是一个村民讲的。正是中午，他从屋子里出来喂马，一抬头看见天空里飞来红色的火球，比满月还要大，和太阳一样晃眼。那火球向前飞，后面拖着一道红光，夹杂着翻滚的浓烟。
他的这种说法被第三种说法否定了。第三种说法是，火球的后面拖着一道橘黄色的光，光里没有翻滚的浓烟。火球刚飞了一段路程就爆炸了，变成满天的火球，那时候才有浓烟，几分钟以后渐渐散去。
还有一种说法，满天翻腾的不光是浓烟，还有黄色的尘土。天上着火的石头撞击地面后，升起了一朵蘑菇云，升得很高，被风吹散以后，黑色浓烟与黄色尘土混在一起，太阳都看不见了，半个小时后才露出脸来。
另外一种说法，讲得更确切，像是博物馆里解说员的描述：
火球在飞行过程中，由于巨大的温度以及受外力作用，有过多次爆炸。当它的主体发生爆炸时，一个黄色的大火球突然发出强烈的闪光，随之冲出三个小火球，一个接一个向西南飞行。等它砸到地面时，铺天盖地，呼号之声，几百里以外都能听见。它的威力，像纪录片电影中看到的原子弹。
这就是陨石雨。它与流星雨都是闯入我们星球的飞行的石头，区别是流星雨个头小，在高空中就燃烧尽了，而陨石雨块头大，燃烧之中就落到地面，一般是炸裂成无数个小火球，呈辐射状向四面八方飞去。
三千多个大大小小的火球先后到达地面，像许多炸弹掉下来，吉林一个女村民的第一个反应是天上掉下炸弹来了。
最大的一块陨石坠落时，有地震台测到地面产生的震波相当于1.7级地震，并且记录了发生的时间，是1976年3月8日15时2分36秒。
一份资料整合了一些目击者的描述，他们看到一个巨大火球，白色中透着微红，光芒四射，极其耀眼。在火球周围有一圈淡蓝色的光环，后面拖着一束长长的光带。陨石的爆炸声中还伴随着冲击波发出的隆隆巨响。这巨响在天空中回荡了足足有四五分钟。附近的居民明显地感到地面震动，有的玻璃窗被震碎，顶棚的灰土被震落，虚掩的房门被气浪冲开。
陨石雨降落处离吉林市有一段距离。但在吉林市内正开会的官员听到了强烈的爆炸声，他们断定是吉林一家大型化工厂发生爆炸，立即停止了会议，准备火速去救援。又过了一会儿，市地震台打来电话，说是北郊发生了约1.7级的地震。他们就觉得奇怪，1.7级的地震怎么这么厉害？
相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法国。1790年有法国人将陨石送到巴黎，可是遭到科学院院士们的坚决否定，他们取笑说：“天上怎么会降下石头呢？”但在十多年后，巴黎下了一阵陨石雨，与中国吉林相似，大约三千块陨石从天而降。面对这一事实，院士们只好承认天上确实会下石头，并且那些石头会把人打死。
这么大规模的陨石雨，并不经常光顾地球，也难怪他们搞不清楚。上次看见这种景象，已不知道是多少年前，那些目击者早就去世了。
更早因此而去世的，可能是我没见过的恐龙。
有人推测过恐龙在这个星球上灭绝的种种可能性，这是其中的一种说法。这种推测说，一亿多年前，两颗小行星相撞，一颗直径170公里，另一颗直径60公里。它们产生的大量碎片形成陨石雨突降地球，结果砸死了称霸地球的恐龙，催生了人类和当今的其他动物。
这种推测还说，这次大撞击引发了全球性的环境大灾难，激起的尘埃直冲天空，并伴随着巨大的海啸，引燃野火，使得地球好几年都笼罩在黑暗之中。这场陨石雨陆陆续续下了一亿年，还有很大的陨石砸到月球表面，形成了我们不用望远镜也能看见的陨石坑。
地球上的陨石坑有近二百处，在中国能够确定的只有一处，位置在我生活了半个多世纪的辽宁鞍山。它在一座县城的低山丘陵之中，直径1800米，深约150米。
这当然是指现在的直径与深度。
据说五万年前，一块直径80米的大陨石砸到我的家乡，陨石撞击坑形成后，坑内积水形成了小湖泊，在一万多年后湖水干了，原来的深度早已不见。它差不多被填平了，成了一小块陆地。
1976年春天，吉林陨石雨降落下来，并没有造成人畜伤亡，也没有改变地貌。但是坐在我家门前的邻居们，每次谈论起陨石雨都挺兴奋，表现出他们对天地万物的关心。
他们说起民间流传的看法，天上掉下一颗星，地上会死一个人。
有人问了，地上死的人越来越多，天上的星星会不会越来越少，最后一颗也没有了呢？
有人回答，这不用担心。中国还有一种说法，也是很早就有的：地上死了一个人，天上就多了一颗星。
这两种说法合在一起，就是完整的中国传统文化了。它会先挖一个窟窿，再把这个窟窿堵上，这样就能自圆其说，达到均衡。其中天人合一的文化传统，说出了人与天地自然的深切关系，它在一些古代小说里，变成了这样的情节：特别重要的人物死去时，会有流星从天上坠落，会有大风吹折旗杆，或者有其他的怪异前兆。到了现代，那些人与自然互相感应之类的说法，被革命运动扫除了，但在革命者拍摄的电影电视剧中，伟人去世时一定会有倾盆大雨，电闪雷鸣，要是不这样，怎么算得上伟人呢？
邻居张叔叔是一家国营商店的经理，知道的事情比较多，能带来一些很新的消息。但他的消息再新，也会被左邻右舍们拉回到原来的传说。
比如张叔叔说，有三千多块陨石落下来了，他们就说，那一定会死三千多人。还比如张叔叔说，其中有三块特别大的陨石落下来了，他们就说，那一定会死三个特别重要的人物。他们说得特别确定，到了那年年底，他们的话恰好应验了，那一年里中国特别重要的人物，果然死了三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