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80后”文艺青年的记忆里都有一个周嘉宁，那个写过《流浪歌手的情人》、《陶城里的武士四四》和《夏天在倒塌》的周嘉宁。周嘉宁的小说有着强烈的个人特色，她作品中阴郁忧伤的氛围，有点残酷又有点伤感的青春经历，给同样时值青春期的“80后”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过，随着年岁的增长，青春期那种朦胧的忧郁渐渐远去，“80后”渐渐离开了校园生活，告别了成长的伤痛，面对的是沉重而粗粝的现实，于是，周嘉宁的文字便随着懵懂的青春期一起，悄然离开了我们的视野。
事实上，这些年，周嘉宁似乎也在主动地回避众人的目光。再次注意到她是2013年，《外滩画报》发起了一个“‘80后’作家群像”的访谈，采访对象包括周嘉宁、张悦然、郭敬明、颜歌等。与其他“80后”作家相比，周嘉宁对自我的反思之深刻，令人诧然。回想自己刚出道时的作品，她甚至说：“很多不成熟的东西在不该拿出来的时候，被拿出来了。要不是很多媒体的炒作和无良书商的介入，之前很多书都是不应该被出版的。可以写，但那些东西不应该被发表。”2007年底出版长篇小说《天空晴朗晴朗》之后，周嘉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再出版新的作品。除了偶尔在《鲤》等文学杂志上刊出一些短篇作品或散文随笔之外，周嘉宁几乎退出了人们的视线。直到2012年，周嘉宁带着长篇小说《荒芜城》再次出现在读者面前，人们这才想起了这个在写作高产期急流勇退的年轻作家。
当我们回过头来寻找这五年时间中周嘉宁的文学轨迹时，却惊讶地发现，这些年，她竟然先后翻译了珍妮特·温特森的《写在身体上》、《世界和其他地方》（合译）以及米兰达·裘丽的《没有人比你更属于这里》。可以想象，在这段时间里，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对于周嘉宁而言，无疑是另一种学习的方式。不论是集编剧、导演、演员、作家等多种身份于一身的美国艺术家米兰达·裘丽，还是“恰巧喜欢女人”的英国女权主义作家珍妮特·温特森，她们共同的特点是，于世独立、厌恶庸俗、敢于突破、气场强大。我想，对于特立独行的周嘉宁而言，这应该就是女作家应该有的样子吧。
爱是自我拯救
细细想来，在周嘉宁的众多作品中，几乎没有一部是全心全意致力于探讨爱情的。《往南方岁月去》中，周嘉宁借由“我”和忡忡这对好朋友各自的爱情故事，探讨了成长中的离别之痛与爱的无奈。《天空晴朗晴朗》中，周嘉宁化身许三三，以半自传的形式记述了青春期的成长故事。《女妖的眼睛》通过幻想的方式，开启了一个少女对情欲、死亡和宿命的想象。《陶城里的武士四四》讲述了陶城里的四四、张五、非非、张小西等略带颓废的少年，在冲杀和温柔中缠绵的青春……但是，不容否定的是，爱情（包括同性之间的感情），或者说对于爱情的幻想和想象，却一直是周嘉宁小说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
那么，爱情在周嘉宁的小说中究竟发挥着怎样的功能？或者说，对于写作者周嘉宁而言，爱情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长篇小说《荒芜城》架构于北京和上海两个空间内。在这两个具有不同气质的城市中，“我”经历了一次次的相聚，也经历了一次次的离别。一如周嘉宁以往所有作品那样，这部小说依旧没有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所有的笔墨几乎都用来书写同一样东西：人际关系——人与人的、人与世界的以及人与自我之间的关系。小说着重描写了“我”与阿乔、大齐两人之间的情感。正如小说中的“我”所说，“近距离的相处常常只会带来伤害”。“我”和阿乔彼此相爱，却无时无刻不在嫉妒、猜疑中彼此折磨、相互试探，“我们对外界的一切都不感兴趣，没有任何共同的朋友，没有一个人知道我们俩的事情，因此我们也从不谈论其他人，我们只对彼此感兴趣，只谈论彼此，现在、过去，所有角角落落和细枝末节都不肯放过，一定剥去对方的皮，饮到对方的血，才能觉得放心。”阿乔恨“我”的沉默，而“我”深知，言语只能带来误解，在这样的挣扎中，两人最终“除了嫉妒、恨意、占有欲，几乎什么都没有再剩下，我甚至感觉不到爱。没有爱”。与阿乔的这段感情让“我”对亲密关系感到绝望，也更加确信了自己难以跟他人相处的秉性以及不会爱、不能爱的心理缺陷。
大齐与“我”的交往从一次失败的性爱开始，于“我”而言，大齐是一个在孤独境遇中难以拒绝的伴侣。大齐认为“不用把所有事情都搞得那么明白，两个人之间无非是相处”，于是，在相处中，他渐渐产生了与“我”“水到渠成”、共度余生的想法，这让笃信“近距离的相处只会带来伤害”的“我”感到不安。虽然一次次接受了大齐温柔的关怀和宽慰，“我”却始终无法确认自己对他是否有爱，更令“我”不安的是，“我”其实连什么是爱都不能确定：
“什么是爱呢？”我问她，我竟然对这样的核心问题感到迷惘。
“我以前一直以为自己始终要解决的问题是填满心中那个巨大的空洞，但是后来发现外部世界的运行准则不是这样的。如果想要感到快乐，就应该抛开这个空洞，再也不去想，而只是对别人不断地付出。”她说。
不管是与阿乔还是与大齐，“我”的两段感情最终都以道别而告终。“我”最终恢复到孑然一身的状态，决心“明天起来我要重新做人，我要成为宇宙的孩子，世纪的孩子。挥霍我自己的青春，然后放弃爱情的王位，去做铁石心肠的船长”。不管是面对深爱的阿乔，还是不知道爱不爱的大齐，“我”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并不是爱情中所遭遇的对手，也不是彼此相爱的程度，而是那个深藏于“我”心中的心魔。在如何面对自我，如何面对自己内心对他人、对未来的恐惧等方面，“我”始终都是一个失败者。因此，感情的失败与其说是“我”与这两人关系的破裂，不如说是因为“我”从来都没能战胜自己的心魔，无法处理好与自我的相处之道。
《荒芜城》是周嘉宁的转型之作，在这部作品中，周嘉宁彻底从早期的青春写作中走出来，勇敢地直面自己的内心。书的封底上有一句话：“我们很多人，内心都是荒芜的，迫切需要一些炙热的东西，哪怕感情，去填满它。”人是有感情的动物，与生俱来地，内心都会有一团炙热的东西。而现代都市却是坚硬、冰冷的，日复一日的工作、循环往复的生活、道路以目的人际关系，孤独的人们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自己的内心存在着巨大的“空洞”，需要某些东西来填满它。于是，你需要一个伴侣，不一定厮守终身，却可以在寒冷的深夜里贴近彼此荒芜的内心，相互关怀、相互支撑。在今天，爱情对于许多现代都市人来说，已经渐渐从一种双向的心理、生理需要变成了自我拯救、自我安慰的需要，在小说《荒芜城》中，周嘉宁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
短篇小说《寂静岭》（《收获》2011年第6期）颇为暧昧地讲述了“我”、小湘、微微三个女人之间的感情。“我”嫉妒小湘和微微之间那种超越一切的亲密，嫉妒她们两个分享着一个“我所不知道的世界”，甚至嫉妒她们为了一个叫老虎的男人而产生了那么多秘密。这嫉妒的背后是一种无法挑明的同性之爱，这爱无关身体、无关欲望，只在于，微微和小湘，她们的内心走得那样近，比“我”与她们任何一个人都近。“我突然想起那两个我已经不记得名字，也不记得脸的女孩，微微说她曾经跟她们做爱，可是我却一点不嫉妒她们，真的，我觉得她们根本不值一提，肌肤之亲根本不值一提。可是我却嫉妒小湘，毫无道理，我嫉妒小湘留在了那个世界里，与微微站在一起，笑着，最后变得灰扑扑的。”多年后，当小湘再次出现在“我”面前时，“我”其实早已对她的生活不感兴趣，但是，每一次小湘试图与“我”分享一个秘密，“我”都会条件反射般地问她：“微微知道么？”小说最后，小湘不慎踩破了冰，掉进水里，眼看这一切发生的“我”却“没有朝小湘消失的地方奔过去，只是站在原地，感到精疲力尽”，“我”忘了应该伸手救起小湘，唯一想的是“我必须要回去，回去我的房间里，给微微打一只电话，告诉她所发生的事情”。在这件事上，“我”终于与微微分享了一个小湘不知道的秘密。如果爱是相互体谅、相互关怀，那么，“我”与小湘和微微之间的感情，这份在猜疑、嫉妒和好胜心操控下的感情，它最大的意义并不是让“我”享受爱之甜蜜，而是以此证明自己在这世界上是被需要的，在这世界上，有人与“我”分享着秘密，我，不是如此孤身一人。
孤独杀死亲密
必须承认的是，周嘉宁并不是一个善于讲“故事”的作家。相较于故事，周嘉宁的写作更注重的是营造一种氛围、一种情绪，或是探究在某种特定情境下人的内心。从早期以成长主题和青春叙事为主的小说、散文，到近期探讨日常生活与女性处境的种种作品，周嘉宁始终没有放弃对人内心的探究。她喜欢将人物放置在某种近乎绝望的处境中，周围一片黑压压、湿漉漉、静悄悄——她写的是环境，你却分明感受到，这就是人的内心。
在周嘉宁的小说中，相爱的两个人不能唇齿相依，而是始终处于孤立与对抗的状态中，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周嘉宁深刻洞悉了人之孤独。孤独是周嘉宁小说中挥之不去的氛围，也是一以贯之的主题。不过，在早期的青春文学作品中，这种孤独多少有些“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感觉。正如在《扶桑岛上的青春札记》（收录于《鲤·孤独》）中，周嘉宁说：“我们阅读太多孤独的文字，却并未真的尝到孤独的滋味。我们未被留在孤独的操场，也未被直接抛进社会的洪流，在短暂的时间里，我们依然留存在青春期的尾巴上，不按时起床，每天什么都不做，糟蹋时光，任性伤感，毫不惋惜。”虽然在生理年龄上，“我们”早已告别了青春期，但在心理年龄上，青春期及其裹挟的难以名状的孤独、伤感，却时时刻刻缠绕着“我们”。更重要的是，在告别青春期而真正进入社会之后，“我们”终于真正尝到了孤独的滋味。
《幻觉》（《收获》2010年第6期）中，失恋的“我”只身来到异地，投奔一个此前并不熟悉的异性朋友。在短暂的三天中，“我”借宿“他”家，努力尝试与“他”和所有陌生人拉近距离，寻找一种人与人之间的亲切感。然而，尽管“我”和“他”都费尽心力，但这费力营造的亲密不过像是服用安眠药后的幻觉，在某个瞬间就轻易地土崩瓦解了。“可是今天晚上，被他握着手，走在陌生的道路上，我突然受够了自己的幼稚，太疼了，与他们近距离的相处实在太疼了，现在我全都想起来了，那种骨头撞向浴室地板的疼痛。我明明知道周围的世界全是误解，却还要费尽力气去说，去说我原来是这样想的，去说我为什么要这样做，还要去解释爱情。在孤独的绝境里，想要贴近另一颗心灵的举动，本身就是错误的，而我至今还是不得要领，与这个人，或者与那个人，到底有什么区别。”当“我”再次意识到自己已陷入“孤独的绝境”时，之前所有的努力都在顷刻间化为乌有，这世界，仿佛又只剩下“我”一个人，孤独地面对所有未知的一切。
虚幻的亲密和永恒的孤独不仅存在于爱情中，即使在最为牢固、最坚不可摧的亲情中，周嘉宁小说的主人公依旧是孤独的。在长篇小说《荒芜城》和短篇小说《轻轻喘出一口气》（《上海文学》2013年第3期）中，“我”与母亲永远无法理解彼此，时刻处在误解、争吵中。心中偶尔泛起的愧疚感虽然一次次让我们缄默，却始终无法打通那堵横贯在母女之间的厚墙。在《尽头》（《人民文学》2013年第10期）中，爷爷的葬礼成了疏离已久的父女俩再次建立默契的机缘。两个有着最亲近血缘关系的人，似乎只有在这样残酷的场合中才终于原谅了彼此，重新回到应有的关系之中。然而，小说并没有就此结束，葬礼结束后，当“我”和父亲在停车场开车时，再次被对死亡和未知的恐惧袭击了：
“可是你看看，你开进了死路，你开到了尽头。”他瞪大了眼睛。
“哪儿有什么尽头？”
“这里！这里！”他的双手胡乱指着车里。
“你怎么了，你叫些什么？”我觉得他简直不可思议。
“你看看周围，这儿都是他们的车，这儿不是我们该来的地方。”他这么说着，完全是快要窒息而死的模样。我这才注意到车窗外，笔直一排排停靠着的都是殡仪馆的工作车辆。黑色的，四四方方的，车身没有窗户，身后有宽大的空间，足够放下一台棺材。它们默不作声地待在停车场的尽头，是故意要与平常的世界保持距离。而我们是格格不入的闯入者，带着热气腾腾的怒气，哀怨，惊恐和悲伤。
在面对另一个平行世界的恐惧中，最亲密的父女两人依旧无法彼此温暖。“我”与父亲一样，都是独自面对这绝望的境地。甚至，就像小说中这父女两人刚刚告别的爷爷，在面对死亡时，不也是孤身一人吗？在他的生命尽头，自己的儿子忙着与他人打官司打得不可开交，女儿远在异国，甚至不能见他最后一面。面对死亡时的孤独是人生最悲惨的却又是最无奈的，想想确实令人哀伤。
《末日》（《上海文学》2012年第2期）中，遭遇车祸的“我”想要与这世界说说话，以此证明自己还可以坚强地活下去，但是，“我拿出手机想要给那个人打个电话，或许可以讲一讲我搬家了，也可以跟他讲一讲我撞车了，总之这种时候，应该与谁讲讲话，讲讲话，好确认自己其实毫发无损，从此依然要艰难地活下去。电话铃响了很多下，没有人接，世界末日，真的也不过如此，所有的亲密关系都不再，所有的电话都变成空号。”最后，“我”只好拨通了维修电话，在接线员模棱两可的帮助下，“我”小心翼翼地开着事故车辆，拖着这满身伤痕、此刻唯一可以与“我”相伴的车子，孤身一人开往未知。
“自我”的哲学
如果说周嘉宁早期的作品大多是一个青春期的少女对未来的想象，那么近年来，周嘉宁的作品便是扎扎实实地回到了现实。在这些作品中，她与读者分享了自己多年独居生活的经验（《一个人住第三年》、《成荫》），她思考女性写作者的困难与可能（《主妇真的能写作吗》），探讨各种文学写作的优长（《如何摆脱滞重》、《琢磨翻译腔》）……这一时期的周嘉宁，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女作家的专业和努力，她在生活中思考，在思考中发现人性、发现写作的种种秘密的门。
不过，十年前那个有着强烈个人特色的周嘉宁并没有消失。正如她的导师张新颖所说：“周嘉宁是同代作家中特别富于文学质感的一个”，当同辈作家正在努力向历史与现实等重大问题进发时，周嘉宁依旧安静地坐在自己的世界中，思考着爱情、人性、亲密关系、身体秘密等——那些在她的小说中永恒讨论却又永无答案的形而上问题。一定有人质疑她的写作主题是不是格局太小，视野不够宏大。在《让我们聊些别的》（《收获》2014年第1期）中，周嘉宁借小说中的“我”之口，道出了自己对于这一问题的理解：
他真的醉了，开始颠三倒四地说话，“你写的那些故事永远只能打动一小部分的人，那些女人，她们都是与你一样的弱者。你知道那些伟大的作家是怎么样的么？海明威，他能打动所有人，男人，女人，像我这样的人。”
“像你这样的人？你以为这个世界上你这样的人是绝大多数的存在？”
“这不是我该思考的问题，你是作家，可是你对他人漠不关心。”
“你不该说出这样伤人的话。”
“不。是你的世界太小，你从来没有真正的悲悯。”
“悲悯？我只是不关心地沟油。”
“那你关心什么？”
“人，人本身的样子，人的心。”
不难看出，周嘉宁对于自己写作所遭遇的质疑有着清醒的认识，她知道这种写作方式很难被大部分读者所接受，只能吸引并打动“一小部分的人”，而这些人中的大多数是像她一样的“女人”。她知道这种写作方式很有可能遭受“对他人漠不关心”、“没有真正的悲悯”之类的责难，但她对此有着自己的理解，她的解释是：关心“人，人本身的样子，人的心”比关心“地沟油”更能体现她作为一个作家的悲悯。
的确，周嘉宁的作品在对“人本身的样子”、“人的心”的开掘方面比大多数“80后”作家走得更远。爱情、孤独、死亡、梦境等，是周嘉宁小说热衷探讨的对象，她喜欢将人置于孤立、绝望、黑暗的境地中，以异乎所有年轻女作家的勇敢，一步步将小说中的人物，也一步步将自己逼入绝境，仿佛每一次书写，都在试图触及内心最底层的深渊，都在向着人类所能承受的底线挑战。由自我的经验出发，周嘉宁对深藏在我们内心深处的“心魔”和难以填满的“空洞”有着极为深刻的观察，她也由此张开了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认知，由此拥有了对于人心与人性的大“悲悯”，这种探索当然是令人敬佩的。
不过，在一步步迈向黑暗的同时，周嘉宁的写作也几乎是陷入了绝地。她的每一部作品，都是从自我出发的——“我”的故事、“我”的讲述、“我”所看到以及所思考的一切。她对“人心”的观察基本上就是对于自我的观察，对于“人”的理解也大多基于自我的经验。她从自我的角度出发去看待这个世界，却忘了让小说中的其他人——父母、朋友、情人、陌生人——站出来说说话。因此，在周嘉宁的小说中，所有的叙述语调都好像出于同一个人，而这个人从始至终都是她自己。
当然，从本质上讲，人与人并没有太多差别。就像周嘉宁的小说中时常呈现的，人终究是孤独的，终究是孤军奋战地面对这个世界。但周嘉宁也许忘了，在人性本质上的相似之外，还有一些因素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明显差异，比如，成长的环境、各自的经历等等，而这些，似乎恰恰是她所不愿意关心的“地沟油”一类的问题。远离这些问题，多少让周嘉宁的小说看起来不那么贴近泥土丰沛的生活。
在《如何摆脱滞重》中，周嘉宁颇有见地地讨论了女作家立足于性别写作的局限性，她认为：“说到底，男人才是天生与世界发生连接的性别群体，而女人呢，多少都是通过男人才能和这个世界发生联系的。因此女人总是赋予性和身体太多的东西了，试图用这些玩意儿来解释，来强调，来证明存在的意义。然而，这些和辽阔而有趣的世界相比，真是无聊透顶。”与这种写作的明显缺陷相似，对于自我与内心的过分关注，最终让周嘉宁的世界封闭了起来。我们当然不是因此要求一个有才华的作家放弃她所擅长的写作方式，而是希望她能够走出自我的世界，去听听他人的生活，看看他人的内心，真正面对并走进“辽阔而有趣的世界”，由此，所谓“人心”、“人本身的样子”才是完整而丰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