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杂志社
    2014年12期  
      历史
故乡记忆二题
刘文起

 

故乡是条弯弯的河

 

在我的印象里,故乡虹桥是条弯弯的河。

河从白龙山流来,一路弯弯曲曲,温馨而缠绵,让我想起马克·吐温笔下的密西西比河:血色的黄昏中,一条宽阔的大河,由远而近,由红色变成金黄……光滑的水面上,荡漾着优雅的圆圈和扩散的波纹。优雅的曲线,倒映的影像,林木茂密的高地,柔和的远方,无论远处还是近处,光和影均匀地流淌;随着一笔笔奇妙的润色,每一瞬间的画面都是丰富多彩。

我从小常在河边走,对故乡这条河熟悉透了。我舅舅住在叫洞河桥头的街边,去他家要顺着虹河往西走。我姨妈家在杏庄,也是顺着河走的;可那河却叫西沙河,顺着西沙河往东走,过配种站再过桥便是。我读小学的女学堂也在河边;学堂大门外有条只有一个桥洞的石拱桥,将学堂门外的小河分成两片水泊。我读中学的沙河学堂也在河边;校门外也有座石拱桥,但桥孔多,三眼。进校要先过石拱桥,那桥自然比女学堂的桥大。桥下的河面也阔,白洋洋的一片。我故乡的河里永远有船。不是市日的时候,河里船不多,也单一,只泊着载人的小单桨。可送客到下游的长山、蒲岐、杏湾,或上游的龙川、瑶岙、峃前。小单桨并非一把桨,其实有两把桨,是船老大蹲着用双手划的。却为何叫单桨呢?奇怪,就像我故乡的虹桥话,明明是拖鞋也会说成“鞋拖”,这当然奇怪。

故乡那条长长弯弯的河上是一座座桥,有河深桥、马路桥、文星桥、栏杆桥、貌桥、孝顺桥。桥又大都是石拱桥,只有马路桥是钢筋水泥造的,高大,通汽车。没通汽车的时候,虹桥人出门都靠船。近便地方用单桨、航船,远地去乐清县城和温州城的要坐快船。快船不快,到乐清城要大半天,去温州要一天多;先坐船到琯头,再换乘瓯江里的轮船。那时,虹河两岸房子少、房子矮,街狭,一担柴经过,街人都要让路。街上人家,后门开了便是河。河阔当街,船上做生意。一只脚踏埠头,一只脚踏船头,讨价还价。离街偏一点的村庄,都是蒲柳人家。后门靠河,河上搭丝瓜架、蒲瓜棚;墙上爬豆藤、瓜藤,瓦上坐着长长圆圆的南瓜。

那时的河边,经常坐着许多小孩子。他们看着屋上的藤子,数着河里来往的船只。其中有一位白白瘦瘦的男孩,睁着圆圆大大的眼睛,看着天上,看着河水流去的远方。他在想天上是什么样子的,他在想河水流去远方的那个海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坐着看着想着的孩子是我。上世纪五十年代我的故乡虹桥,是我心中美丽的童话。

故乡河的河边是一路风景:佩玉大屋、道法三层楼、大同医院、洪如轧米厂、瑞成仓库。故乡河的河边是一路记忆:广胤宫里看戏,关爷殿前放焰火,文昌阁上读书,净土堂里拜佛……这些,全都是虹桥的招牌和名片。

我家住在南屿(这名字也怪。这里有海、有岛吗?没有),属虹桥镇一村,位于虹河西岸镇的最西端。东面有虹河,西面有西沙河。每天去女学堂上小学时,都要穿过许多曲曲弯弯的街巷。这些街巷有些一直绕着河边走,有的走着走着河没有了,走着走着又看见河了。不管怎样,故乡的河总弯弯曲曲在街巷中;故乡的街巷,总弯弯曲曲在小河边。上学和放学时我总喜欢看看河里的水,水上的船;看看河边街上的大屋、店铺、手工作坊、酱园、染坊、布店等等。从家里出来,我先要经过“里生”、“大同医院”这两座大屋。经过“里生”时,我总能看岳水那匹挤马奶的白马。岳水的白马颈上挂了个铜铃,走动时便叮叮呤呤作响。听到铃声,就有许多小孩扯着大人们的手嚷着吵着要马奶喝。但马奶贵,一般人家是喝不起的,许多孩子只能哭着干看着岳水挤马奶而流口水。岳水的白马奶多。岳水那只手只往白马奶袋上一捏,便有一股浓浓的白白的奶水滮出来。我也曾嚷过吵过许多次要喝马奶,母亲最后才让我喝过一次。可那马奶却是酸酸的,难喝。以后就不嚷着吵着要喝了。所以,我看岳水的白马,不是想喝马奶,而只是看那匹又高又大的白马,还看那白马生下的在后面蹦蹦跳跳的小马。后来母亲才告诉我,我喝的不是马奶,而是拌了糖的我家做粉干后的“浸粉糊”。我听了虽有点生气,但已不再想喝马奶了,我已长大上学了。

“大同医院”自我懂事起已不是医院了,是政府部门。先是区公所,后是“打办”(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文革”中还驻过造反派的武装连,刮“红色台风”时抓人关人。因此,院子里经常有拉枪栓打枪的声音,我们听着吓吓的,经过时加快脚步或绕道而走。不久传出武装连连长被人一枪打破肚子差不多要死了的消息,我便为打枪的人发愁。武装连连长是何等人物啊?造反派的县委常委,你打了他,不枪毙也得判无期徒刑啊。后来却传说那打枪的人不但不枪毙,连牢监也不用坐。因为那打枪的是个年轻漂亮的女子,并且,她是坐在武装连连长的大腿上擦枪时走火打了武装连连长的。我就纳闷:女的,还坐人家大腿上打别人肚子,都要打死了,怎么就没罪呢?为此,我问过大人。大人一声叱责:“啧!这也是你小屁孩问得的,啊?”

过了“大同医院”,就是西横街。西横街头有工会、文化站。过文化站时,就会听到琴声、锣鼓声,这是钱玉西在排戏排节目。钱玉西是文化站站长,二三十岁的样子,却春夏秋冬都戴帽,有人说他是癞头。我们就站门外贴在窗玻璃上偷看,不是看他们排戏排节目,而是想看看钱玉西有没有摘帽子,看看他摘了帽子的头到底癞不癞?还有看钱玉西打鼓板。他打鼓板很特别,有时打着打着那鼓板棒就会打到排戏排节目的女孩子头上去。那是骂她戏排不好。奇怪的是,女孩子们挨了打不气不恼,反倒对他好。一个经常被打、名叫倪知微的女孩子,还嫁给他当老婆。这些都是我偷看多了听别人说的。可钱玉西对我们小孩子不客气,每次总是恶睙睙地赶我们走:“去去去!上学去!”我们一窝蜂似地逃开,一边逃一边念:“癞头钱玉西,讨个老婆倪知微……”

文化站边上有座小诊所,诊所里的西医医师叫希天,不知姓什么;因脸上有个巴掌大的红疤,我们都叫他“红面希天”。“红面希天”听说当过国民党军队的医官,脸很凶,我们都怕他。每当我们生病,父母带我们找他,他总说:“打针,打针!”然后不由分说,拿长长的针在我们屁股上扎,扎得我们直哭。不过扎过针也有好处,大人总让我们在胡定亨麻糍店里吃麻糍。胡定亨麻糍店在新街的河边,在虹桥镇很出名。其原因一是米好,别人的麻糍多少会在糯米里掺点吃米,胡定亨不掺,全糯米,这麻糍就糯软。二是麻糍捣透不掺水,这就有嚼劲。三是个大、实心。别人摘麻糍球,有做假的会将大拇指顶到球里面去,麻糍撑起来个大却内里空心,像吹开了的“鸡肫鼓”。胡定亨摘麻糍不顶拇指,麻糍就实在。四是糖好,煎得黏稠,甜。还有胡定亨待人客气,不管有凳没凳,见人就请坐,笑脸相迎,惹得客人心里暖烘烘。一次他店里失火,大家来打火。打火后他请大家吃饭,那酒席很丰盛。我堂房有兄叔号称“痴呆人”的,吃得高兴了,说:“你待情恁好,没话讲!下次再失火,我们赶来打火还要快,还要尽力!”说得大家都笑。虽是痴人痴话,却说出胡定亨的人好、品牌好。

当然,也有不吃麻糍的,那就去吃安徽人的油泡,阿基公的水果。

安徽人不知其名,据说是安徽哪个地方人,1949年前被抓了壮丁与共产党打仗,战败后跟国民党军队溃退到虹桥时,他就留了下来。留下后先是变卖衣服,后是做小生意度日。每天他都胸前挂个小木桶,沿街喊着叫卖槐豆芽或油泡。我们小孩谁没吃过他的东西呢?尤其是油泡,又香又甜。油泡,其实是油卵,油炸的麻球,内有甜心外有芝麻。不知怎么做的,他的油泡味道说不出的好。那时的小孩,听到他那怪怪的安徽腔叫卖:“槐豆芽哎——油泡!”哪个不奔上去,争着抢着买去吃啊。

阿基公却是在马路桥头的河边开小店,专卖酱油酒糖饼水果的。可见安徽人是行商,阿基公是坐贾。阿基公名阿基,五十多岁,却长着瘦瘦小小的个子。不知谁给他编了个顺口溜,叫做:“远看细儿童(小孩子),近看孙悟空,仔细看看,却是阿基公!”我们都这么念。阿基公脾气好,他一点都不生气,还给我们分糖果。我们小孩也不怕他,也真个把他当小孩,接过糖果就吃,一边吃一边还继续念有关他的顺口溜。这是阿基公的好,换了春梅就很凶了。

春梅姓叶,是志愿军战士。在朝鲜打仗打没了一条腿,他就用两条拐棍撑着一只脚走路。我们中调皮的小孩曾喊他“跛脚春梅”,被他追着用拐棍打。他虽跛脚却跑得快,那孩子拼命跑才逃脱。后来,我们还看到春梅游泳,一条腿的残疾军人还跳进河里救过人!这奇怪了。更奇怪的是他的喝酒。他常到阿基公店里买一角钱的烧酒,一口喝进肚里,先是扪着嘴,屏住气,然后闭着嘴,敲着拐棍回家。一路上谁叫他他都不应声,很坚决地,不应;生怕一张嘴,就漏了酒气。后来,人们检验春梅有无喝酒的方法很简单,凡叫他不应的,笃定是他刚喝了酒。

从朝鲜战场上回来的,还有两名军官,据说都是将军。一位是任光,一位姓金,不知名字,是我村一个跟我差不多大的孩子道双的父亲,我们都叫他“道双大(爸)”。任光据说是代理师长,朝鲜战场上他一个师的士兵全被打死了,只剩他一个。于是,在我们镇上,任光就成了“光杆司令”的代名词。大人们说别人只一个人干活或生活时,不说一个人,而是说“你任光啊”,大家都领会。“道双大”不知当什么官,我们只知道他是将军。那一次学校叫我们敲锣打鼓去汽车站,迎接将军回乡当农民。迎了三天没迎到,后来上面来通知,说:不要迎接了,将军坐牢监了。为何坐牢监呢?据说是将一把在朝鲜战场上从美军俘虏军官那里缴获来的白金手枪吞为己有。这两件事不知真假,但这两个人,我却是都见过的。“道双大”牢里出来后曾随我父亲一起打砖烧窑,我给父亲送饭时就见他将年糕放在窑洞里烤熟蘸糖吃,那样子和我的农民父亲无异,一点都不将军。任光却不一样,披一件呢大衣,精神抖擞的;个子虽矮,却有点当官的样子。任光老婆在马路桥河边阿基公的店里打酒舀酱油,有时忙不过,任光也帮忙打酒舀酱油。买酒买酱油的见了,就说:“哟——将军也打酒、舀酱油啊?”任光说:“哎,酒好,酱油好。”

任光和“道双大”后来有平反吗?不知道。

就这样走着看着,走过了马路桥河边阿基公的小店或叶春梅喝酒的地方时,我们就到学校了。远远地,就听到小学校河边那棵扬柳树上的钟声“当当当”地响了。

下午上完课放学后若时间还早,我还会到文昌阁里看佛,到广胤宫里看戏。文昌阁建在文星桥前文星街的河中央。西边是河,行船;东边是桥,通向河边文星街,走人。放学后,我从女学堂巷弄走出来就是桥,过桥就是文昌阁。文昌阁是一座宫殿式的三间二檐建筑,四面回廊。朝南正门口悬挂匾额,题字有:梓泸帝君、魁星天子。进门上楼,看见一尊白面长须的佛像,这就是文昌爷了。文昌爷是专管读书人考功名的,旧时代里凡科举或学堂考试之前,来这里烧香拜佛求保佑的读书人不少。但那时刚1949年后,不流行迷信,来这里的大多是孩子和老人。孩子是来看佛看热闹,老人来是读书、看报、钓鱼或下棋的。所以,这里一直静悄悄。

广胤宫就闹热多了。

广胤宫建在貌桥头的河边。宫里有走廊戏台,中间是露天一爿坦。坦后是佛殿,供着白鹤大帝和陈十四娘娘。小时,凡有做戏,母亲总抱着我去看戏。稍大,我们几个小家伙就结伴钻墙洞、爬窗门进去看戏,或是提早躲进佛堂里,待戏开场了,再出来看戏。宫里下午也做戏,放学后要是跑得快,还能赶上看结尾的“戏烂”;且此时已开门放人,不需买票了。因此,若放学早(有时还逃学),我们常常去广胤宫。广胤宫所在的地方叫“宫边”或“轿上”,住的人都做抬轿、吹打、媒娘、剃头、捻额头的生意,被鄙称为“小姓”。“小姓”人家虽被人看不起,却个个多才多艺,吹拉弹唱无所不会。我有个小学同学叫张加兴,是“小姓”人家的后代,才华出众,京、昆、越、乱弹都会唱,带领我们一班小伙伴办“小戏班”做戏,玩得很闹猛。可惜他长大结婚后不久就上吊死了。为什么死呢?谁也不知道。

这当然是后来的事了。而那时我们都还只有十来岁,懂什么呢?那时的我们只知道快活啊!正如虹桥话讲的:“吃大(爸)饭,穿娘衣,正好快活正好嬉!”小时候的故乡是多么有趣多么丰富多彩啊!正如故乡这条弯弯的河那样整天唱着欢乐的歌!我们若是永远活在童年时代里不长大,那该有多好啊!

可时光又像故乡的河水那样弯弯长长不停地流去,世界也在时光流水的冲击中不断地变化。后来的故乡虹桥因疏宽交通,将沿河的屋拆了。广胤宫拆了,关爷殿拆了,文昌阁拆了,街就显得大而闹热。后来,八村上新屋开始树排林立了,四村纸篷行满地晒纸篷了,三村的牛行、猪仔行鸡飞狗叫了,二村的菜场、腥气行的海货鱼鲜摊地卖了。还有三佛祠堂办胶丸厂,净土堂办皮革厂,四村办罐头厂,七村办缝纫机厂,木器社里办无线电厂,女学堂旁边办酿造厂……许多老店:蔡日升、计春生、胡同文、许益顺、太和堂、钱天成、兴俊照相馆,天天有故事。许多人物:红面希天开药,塘垟汪朝中摸茶,邵金标卖膏药,安徽佬卖油泡,阿基公卖水果,胡定亨摘麻糍,季梁洪抛田歌,温玲菊唱对鸟,嗡鼻朱荣拉京胡,王伯英唱京戏……这些行啊、厂啊、店啊、人啊,整个儿就把虹河两岸做成一个远近闻名的大市场了,就有人称浙江三桥了,什么柯桥、路桥、虹桥……还有三八虹桥集市。永嘉人担虹桥,玉环人趸海鲜,台州人买米,温州人卖糖……四乡八县的人把虹桥街路轧崩了,四乡八县的船把虹桥的河水挤涨了。

散市了,人走船散了,河就这样赤裸裸地露着。河很阔,水很清。河里鱼虾多,大人孩子们在河里游泳,顺便捞鱼、网虾、摸蚌、捉螺蛳。有镬里已烧着火的,就烧着烧着等河里捞的鱼、蚌、虾或螺蛳落镬炒菜下饭。

我就最爱在河里游泳。我游泳时,就有一位袅袅婷婷的小女子来河边洗衣裳,或是用一条竹杠套一只木水桶,与姐妹们来抬水吃。我本是认识她的,我俩还当过六年的小学同学,这一回却装着不认识,只把自己在河埠头的跳水姿势做得雄伟,然后优美地在空中划一道弧线,倏地跃入水中。就这样,这女子后来便把水抬到我的家里去了,她成了我的终身伴侣。

大跃进了,大炼钢铁了。黄塘溪头洗沙,小高炉炼铁,龙顺坑拆屋,淡溪造水库……千军万马斗天地,只把虹桥这个好地方斗了个百孔千疮。“文革”了,武斗了,“无总”走了“联总”来了;形势如同走马灯,整日整夜地斗。斗得个三日大旱,四日刮风。虹桥河见底了,文昌阁河滩晒炭了。又有了许多新名词:虹桥派、乐清派、五连、打办、群专队。又有了新人物:夏仕初、周丕连、连传炳、彭尚旺、杨仕斌、卓登藏。又有了新举动:捺花会、背乌龙娘、打牛山、火药包炸道法三层楼……

后来改革开放了,发展经济了。镇上家家是工厂,人人是老板。屋多了,楼高了;银行多了,酒店宾馆多了;足浴多了,卡拉OK多了;车是水,人是潮……可风景没了。佩玉大屋没了,洪如轧米厂没了,大同医院没了,瑞成仓库没了,净土堂居士林没了……河呢?故乡那条弯弯的河呢?大家都忘了,都忙得只顾低头点钞票,或点钞票点累了睡着了。待到大家抬起头来,待到大家一觉醒来时,太迟了,几十年过去了。

故乡的河流不动了,故乡河的颜色发绿了,故乡河的两边臭气熏天了。而我,也离开故乡多年了。

我现在住的地方,也有故乡的名字。有清江路,有雁荡山路,有雁湖公园……但没有河,没有故乡那条弯弯的河。

故乡的河在我的心里,故乡的河在我的记忆里,故乡的河在我的文字里。

我把故乡的虹桥镇叫作梅龙镇,我把故乡的河叫虹河,我把故乡的人叫柴爿街人。

梅龙镇是古老的,人淳淳的朴实。柴爿街的路是逼仄的,“柴爿街,一线天,对着窗口可点烟。”(见我的小说《梅龙镇三贤》)虹河是宽宽的弯弯的,水清清的,有鱼。“虹河由白龙山流经此地打了个弯,留下来镜泊似的河潭,这河潭像虹河的一只眼睛。”(见我的散文《消失的小河湾》)                 

我要用我的文字,留住故乡弯弯的小河,留住弯弯小河的自然美丽,留住故乡的古朴清淳。

我要用我的文字告诉人们:快速或不科学的发展让故乡失去了许多美丽的东西。“交通的便捷使人失去了旅游的快乐,通讯的快捷使人失去了通信的幸福,食物的过剩使人失去了吃的滋味,性的易得使人失去了恋爱的能力”,“维持人类生命的最基本的物质是空气、阳光和水,其他都是奢侈品”,“没有必要用那么快的速度发展……悠着点,慢着点,十分聪明用五分,留下五分给子孙”(莫言《在日本的演讲》)……

为此,我要用我的文字请大家看看我故乡略为模糊些了的小河,看看故乡这模糊些了却仍然是弯弯的小河,曾经是如何的恬静、如何的闹热、如何的清淳而又丰富多彩!

因为,我的故乡就是一条弯弯的河!

 

远去的琴声

 

我家乡虹桥,是个出文艺人才的地方。如今大名鼎鼎、被联合国列为世界遗产的民歌《对鸟》,就是四村姑娘温玲菊唱出名的。还有季良洪唱《田歌》,倪孔恭、倪知微两兄妹演戏,钱玉西拉胡琴、敲鼓板,都很出名。可惜这些都是1949年后不久的事。那时我还小,两三岁,什么都不懂。

我最初听到最好听的琴声,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我十来岁。那时我住一村的叶宅。叶宅是座大宅院,住着几十户人家。我住上间,上间右手轩间住着叶莲先生。他六十来岁,体弱多病。冬天时,常见他在上间门头晒太阳。他坐的藤椅上垫着棉絮,他身上围着棉被,喘气都没力气的样子。但每天清晨,他就早早地起来拉胡琴、吹箫。那琴声箫声好听啊,特别是箫声,呜呜咽咽的如泣如诉,听得人心里酸酸的。我问母亲说:叶莲先生是不是在哭啊?母亲说:是啊,叶莲先生是个大文人啊。他肚里学问多,有话没人说,就拉琴就吹箫。后来我才知道,他吹的箫,曲名叫《梅花三弄》;他拉的胡琴,曲名叫《病中吟》。叶莲先生名叫叶莲东,据说1949年前毕业于上海法政大学,曾任国民军后方第十五医院军需官。1949年后被划为“历史反革命”,在村里被管制劳动。我不禁奇怪了,一个白天病病歪歪的老人,居然在清晨时吹拉出如此清丽缠绵的乐曲,其内心该有多么强大的精神力量啊!就这样,我在叶莲先生的琴声、箫声中长大。每天早晨,我在睡梦中被那美妙的乐曲惊醒时,心中都有想拜他为师、向他学琴学箫的冲动。

叶莲先生在上间门头晒太阳的时候,旁边围着许多我这样的孩子。我们都想听他吹箫、拉琴,可他总是不吹、不拉。有一次,他突然问我:你叫什么名字啊?我说:文雷(那时我还叫此名)。他说:文雷不好,我给你改名叫文起吧,韩文公文起八代之衰哪!我回家把这话学给父亲听,父亲说:这名字好啊,改过来吧。从此我的名字就叫文起。

叶莲先生文才很好,平生著述据说有《百二峰前存墨》,可惜未见刊行。新编的《虹桥古韵》收有他一首《和庄以临咏瞿振汉先烈韵》的诗,其中“一举能教天地惊,果然河岳为钟英……想当叱咤风云日,谁识辉煌主义名。”很有气魄。我还见过他为我三公(祖父的三弟)写的赞颂,雅而有情趣。颂曰:雁荡之阳,滨海之东。白龙河畔,南屿村中。有一硕老,开寿九旬。天潢衍胄,桑益遗宗。精神矍铄,步履如龙。灌园艺圃,日无倦容。有时垂钓,柳荫之中。得鱼买醉,朵颐是从……此文现刻在我三公坟前的石碑上,算是叶莲先生公开发表的又一作品。

叶莲先生的妻子比他年轻许多,身体又好,家里靠她下田劳动挣工分度日。因她有个养女叫余茜,我们便都叫她余茜娘。

叶莲先生是什么时候去世的呢?记不清了。只听母亲说,叶莲先生去世不久,余茜娘就改嫁给了东垟的一位农民。出嫁那天清早,余茜娘一个人提着简单的包袱,神情黯淡地从家里往外走时,被村里一位“贫雇农”拦住了。“贫雇农”这里姑隐其名,在村里是条汉子,属绍兴人说的“破脚骨”者流,平时在村里走东家转西家专捏软柿子敲竹杠。这时,“贫雇农”拦住余茜娘说:“你这地主婆,没我同意怎可改嫁?不能走!”就纠缠了半天。余茜娘无奈,只得将改嫁得来的几百元钱交给了他,才获放行。

我听母亲讲这事时,心里酸酸的,耳畔就响起叶莲先生那呜呜咽咽的琴声和箫声。

第二次听到好琴声,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那天我从我家河对岸的邮电局门前经过,看见一位中年男子在拉京胡。男子四十来岁,皮肤黑黑的,个子矮胖,正低头拉琴拉得入迷。

旁边围观的人一边笑一边起哄,说:嗡鼻朱荣,唱一个!嗡鼻朱荣,唱一个!中年人抬脸对大家笑了笑,说:唱啊,好,好。于是边拉边唱:是三生有幸,天降下擎天柱保定乾坤……

我听那唱,京腔京调,韵味正宗,只是咬字有问题,嗡嗡嗡的,那声音全像是从鼻孔里发出来的,听着怪怪的。就问旁边的人。旁边人哈哈笑着说:他是嗡鼻人哪!你没听大家都叫他嗡鼻朱荣啊?我哦了一声,便看周围。只见邮电局门口侧面摆着一张桌,桌后墙上贴着一张红纸横幅,上写:朱荣代笔处。原来是代写书信的。那时候,人们文化水平低,不识字的文盲不少,代笔书写还能挣饭吃。正这么想着,又见人们在起哄,叫朱荣再唱一曲。朱荣摆摆手,说:不唱了,我还要写信挣饭吃。就把胡琴挂在桌上,坐到桌子前写信,围观的人也便散了。

后来,我每次经过邮电局,都看见朱荣在拉琴,有时旁边围着许多人在听,有时旁边没人,只有朱荣一个人在摇头晃脑地拉唱。朱荣拉京胡代笔写信,成了虹桥街头一景。渐渐地,我知道了朱荣的底细。

朱荣因天生嗡鼻,人称嗡鼻朱荣,虹桥上陶人。家庭出身为地主,父母给他们分家时,他分得田地三百亩,家境自然富裕。家里养有白马数匹,有空时朱荣就骑白马到乐城、温州城探亲访友,或四下里游荡,很是威风,人称白马朱荣。朱荣讲排场,结婚时骑白马戴红花,花轿礼仪队伍从上陶排到马路桥头。老婆又是一讨讨两个,正娘姨娘。朱荣从小读书,心却不在书里,全在拉琴。他四处拜师求学,把琴师票友请到家里,一个月两个月地切磋技艺,好酒好饭款待,还拉京班包场做戏,挥金如土,把钱都花在京戏上。戏和琴学得精熟,但家私却不久就败光了。1949年时,三百亩田地不剩一分一厘,家里也空空地只剩两个老婆和两个女儿了。土改时给他划了个贫民成分,却躲过划成地主成分的一劫。两个老婆离了一个(婚姻法只许一夫一妻制),剩下一个也不愿与他在一起,搬出去和女儿单过。朱荣对此却不管不顾,只顾低头拉胡琴。头几年家里有点底(他不是地主,房屋和财物不分),卖房当物度日。时间长了东西当没了,就到邮电局门前代人写信赚钱混日子。朱荣想得开,今日有酒今日醉;赚了钱,就到菜场买菜买酒。他买的都是好菜,网里张的小鲜,塗里摸的蚘蠓、望潮、斓鰗(跳鱼)等。他吃得精致,连小小的斓鰗都剖了腹洗干净吃。斓鰗剖腹,这在当年可谓虹桥独一。我在小说《琴馋》里写的朱弦,便以他为雏形。

朱荣的京胡,是我平生听过拉得最好的。后来“文革”在温州,我帮温州京剧团乐队拉二胡伴奏革命样板戏,京剧团里的京胡手是我朋友,我觉得他的琴还没有朱荣拉得好。后来了解到,朱荣的京胡1949年前曾跟瑞安的郑剑西学过。郑剑西是温州地区的京胡名家,人称圣手,有京胡专著《二簧寻声谱》出版,曾为梅兰芳操过琴。朱荣跟他学琴,自然了得。可惜他没有去剧团,只流落在街头。我听朱荣最正式的拉琴,是一次街头演出。那时我在虹桥中学读初中,虹桥区文化站组织各界人士宣传队在虹桥街头演出。我和方新讲相声《歪批三国》,后面就有朱荣操琴、王伯英医师演唱的京剧唱段《萧何月下追韩信》。那真是珠联璧合,天衣无缝啊!记得朱荣那天穿一件洗得干净烫得笔挺的蓝卡其中山装,摇头晃脑地拉琴,激动得满面红光。这大概是朱荣1949年以后唯一的演出吧,那场面让我终身难忘。

此后不久,就没见朱荣在邮电局门前拉琴写信了。开头是收入少混不了日子,后来是“文革”不让写信。朱荣之前拉的那些老京戏系“四旧”,更是不能拉了。朱荣哪里去了呢?据说是买了些糖到山里面乡下卖唱去了。他到一家,就分几颗糖拉一段京戏,主家听后往往给一碗米几把番薯干。他就这样过日子。不过他活得很长,大概七十多岁才死吧。那一年打17号台风,上陶村干部挨家挨户检查危房。查到他家,见他正在洗身体,就说:朱荣公,今晚风大,你要当心啊!不行的话,就早点到村委会办公楼过夜。朱荣唔唔连声,说:好,好。不想当夜,朱荣便死了。朱荣并不是因台风而死的,他的小矮屋还好好的,他是睡在床上死的。隔壁邻居说:他是睏走了。

朱荣死了,从此虹桥没有了京胡声。

第三次我为美妙的二胡音乐所陶醉是在1961年,我刚进虹桥中学读初一。在开学迎新晚会上,我听郑元鑫老师拉二胡。他那天拉的是刘天华作曲的《空山鸟语》,那曲调那音色,简直是天籁。我没想到,小小的两条弦线,居然能表现那么丰富的音乐,特别是各种鸟的叫鸣,惟妙惟肖。我如痴如醉,下决心要跟郑老师学二胡。郑老师很愉快地接纳了我。在学琴过程中,我听他拉的许多乐曲如刘天华的《良宵》、《病中吟》、《光明行》,瞎子阿炳的《二泉映月》、《听松》,还有古曲《汉宫秋》、《梅花三弄》以及《拉骆驼》等,都很有情致。让我印象很深的是郑老师对二胡的改革。那时二胡用的是弦线,内弦用大弦,外弦用二弦。弦线的缺点是声音沉,不朗,又容易断。郑老师就想出新招,用钢丝配外弦。我不知道他这些钢丝是从哪里搞来的,锈迹斑斑的一团。郑老师就将钢丝拉直,用铁砂纸将钢丝上的铁锈擦干净,然后装到二胡上当外弦。内弦依然还是弦线,但声音与之前已大不相同了。弓一拉,铮铮的作金石声。尤其是拨弦,那更是琅琅作响,简直奇妙得很!郑老师用这把配了钢丝外弦的二胡在乐清县每年一次的音乐会上二胡独奏,迷倒台下所有人。当然,现在的二胡内外弦都是金属弦,我说这事也许不稀奇了。可那是1961年,我敢说,那时能用钢丝做琴弦的,恐怕温州地区没有第二人!

我跟郑老师学琴,郑老师也叫我做事。比如郑老师的鞋破了叫我拿去补啊,学校里的留声机坏了叫我拿去修啊,顺便到文具店买盒松香、买两盘弦线啊等等。可郑老师很粗心,每次叫我修东西买东西时总是忘了给我钱。我每次都向母亲要钱。母亲虽然也给钱,但每次给钱的时候,母亲总是唠唠叨叨地说:这位郑老师啊,这位郑老师啊……郑老师那时三十多岁,还没对象。所以,除了拉琴,郑老师那时另外忙的事就是谈恋爱相亲。我记得他那时教我拉二胡,经常是教着教着突然说:哦,你自己拉吧,我要相亲去。郑老师个子雄伟,仪表堂堂,又是温州人,穿着时髦,用现在的话讲:真是酷毙了耶!可他也有缺点,就是身上毛多。于是,他胡须一天刮两次,可腿毛怎么办?夏天,郑老师又喜欢穿西装短裤,时尚凉快,但穿短裤满腿的黑毛就露出来了,难看。郑老师于是刮腿毛,大腿和小腿的毛都刮得光光的。好是好,却也留了后遗症:大腿青青亮亮的,像腌鸭蛋的壳,像刚刮过的下巴,看着戳眼,不真实。

郑老师终究没找到对象,人却被调到乡下去教书了,先是南阳中学,后是黄塘中学、天成中学。直到退休,郑老师还没有调回虹桥中学来。后来才知道,郑老师出身不好,家里的父母或什么人1949年时逃到台湾去了。郑老师在温州市区找不到工作,就到乡下虹桥教书,却一直是代课教师,多年了还转不了正。这就是他找不到对象的原因。郑老师后来找了个民办教师当老婆。结婚时,郑老师38岁。

郑老师在虹中只教了我一年音乐,但此前他在虹中已教音乐多年了。他不但教我拉二胡,他还教出了许多会拉二胡的学生,比如后来很有名气的瞿月明、许兴亚等。

最近听说郑老师中风了,手脚不便。我祝福他康健。他大概也八十来岁了吧?我想念他,想念他美妙的二胡声,想念他当年那把改革了的二胡:龙头、圆筒的,装有一条钢丝的杂木做的二胡。

郑老师调走后,调来教音乐的新老师是沈同德。

沈老师刚调来不久,学校里开迎新晚会,沈老师在晚会上拉小提琴。那是我从未见过的琴,样子像酱油鸭;那是我从未听到过的琴声,乐音袅袅婷婷,如天使在飞舞。那声音与二胡大不相同,简直是天堂里的音乐。第二天,我就去找沈老师要跟他学小提琴。和我同去的,还有我的同学海奇和启发。沈老师看了海奇的成绩单,说成绩太差了不能学;留我和启发学,并约定:语文、数学两科每次考试都要90分以上;什么时候达不到,什么时候停学。他教我们五线谱,教我们拉霍曼的练习曲。整天叽叽嘎嘎地锯锯子,枯燥无味。我本来会拉二胡,一些曲子是可以在小提琴上拉的,但沈老师不允许,说老老实实地照谱拉,不要好高骛远。这样下来启发受不了了,没学半个月就不再来了。我因沉迷于小提琴的音色,决心坚持下来。沈老师除教音乐外,还兼管图书馆。我有空就到图书馆去,一边帮沈老师整理图书,一边拉琴看书做作业,星期六星期天也都来。这样下来,学习成绩大大进步了。从初二上学期数学课要补考,一下子上升到总成绩全级前两名。

我跟沈老师学提琴,却很少听沈老师拉曲子。终于有一天,沈老师说要拉琴给我听。我很高兴地坐着静静听。只见沈老师把小提琴往颔下一架,右手握弓,在中间两条弦上一起拉了个长长的和弦音。我只觉那和弦颤颤地刺得我心尖发抖,那乐音柔柔地震得我心底发虚,一种说不清的情绪搅得我直想哭。再看沈老师,早已是满脸泪流、情不自禁了。他连忙放下琴,说:不行,不行,我不能拉了。

此后,我就没见沈老师拉过小提琴。可他那泪流满面的形象,永远刻在我的记忆中。每想起这场面,那声令我肝肠寸断的和弦音就会在我耳畔响起。这中间有多少缠绵悱恻的故事呢?我只知沈老师解放前是福建音专的高材生,接受的都是洋派的音乐教育。他的同学,有中央乐团首席小提琴手;他的外甥李明强,是中国著名的青年钢琴家。他原本在杭州师专教音乐,温州创办师范学院后,他受指派到温师院教书。没几年温师院解散了,他先是到乐清中学教音乐。后来不知怎么的,就调到虹中来了。还有个消息,说沈老师家里有钢琴(天哪!那个时候谁家里有钢琴呢?资产阶级吗?),是当年福建音专教务长送给他的。教务长是个老处女,又是国民党的红人,可她看中沈老师,将他视为自己的得意门生,就把钢琴送给了沈老师。这事不知真假,我从没问过沈老师。但他那架钢琴我倒是见过,放在他乐成镇的家里。我还看过沈老师年轻时拍的照片,穿西装,戴领带,手里拿着小提琴,真是风流倜傥啊!

大概就因为这架钢琴(还有说他是国民党时期的“三青团员”),“文革”中沈老师被下放到农场里放了几年牛。

沈老师重新拉琴,是粉碎“四人帮”后。那时虹桥区成立宣传队,抽沈老师去当乐队指挥及拉琴。与常人不同,沈老师很古怪的做法,就是将歌曲的简谱翻成五线谱,否则他就不习惯读和拉。沈老师指挥乐队的要求很高,关键节拍一丝不苟。沈老师还上台男声独唱,我作曲的男声独唱《祖国颂》,就是他在乐清县文艺汇演上首唱而后推荐到温州参加全市汇演的。他对我说:他当年在福建音专读书主修的专科是声乐,小提琴和指挥只是他选修的副科。

沈老师后来调到乐清师范教声乐期间,培养出好几个声乐的专业人才,如邹跃飞、詹恭乐、朱圣坚等。可惜很多人改行从政了,只有邹跃飞坚持声乐专业,搞大合唱全国出名,后来当了温州市文联副主席。

沈老师小提琴教的学生只有两个:一个是我,一个是在乐清中学时教的黄桃树。桃树比我有出息,曾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在乐清县文艺汇演时,与沈老师一起表演了小提琴二重奏《在美丽的阳光下》。

沈老师逝世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那几天,我在北京开完全国文代会后沿路玩着回家。桃树在海盐沈老师小儿子家往我家里打电话,说沈老师去世了,叫我妻子转告我。那时我还没手机,我妻子直等我打电话回家才告诉我这消息。我连忙坐火车到杭州转海盐,赶到医院,沈老师已在太平间了。我扶尸痛哭……

此后的每年清明节,我都去给沈老师献花,坐在他坟前,和他默默地说一回话(我真想给他拉一曲小提琴啊)。

沈老师退休后,曾几次跑我家,动员我小儿子跟他学小提琴。小儿去了几次就不去了,他很遗憾,我也很遗憾。

那一年,我的孙子孙女(双胞胎姐弟)七八岁的时候,看大家都急着送孩子去学钢琴啊古筝啊电子琴啊,我大儿子就问我:双胞胎姐弟学什么?我说:两个都学二胡。

儿子说:好啊!爷爷会拉琴,父亲会拉琴(我儿子六岁时被我打着逼他学拉琴),现在孙子也学拉琴,这脚呀,算是接上来了!

我心中说:接上来的岂只是一只脚?

我想起叶莲先生、嗡鼻朱荣、郑老师、沈老师……

我想起那远去了的、我家乡虹桥的美丽而悠扬的琴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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