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出生的双雪涛为文坛所关注是近一两年来的事，这主要源于他那瑰丽奇美的长篇《翅鬼》（春风文艺出版社，2012年）的出版。自创作以来，双雪涛作品不多，《翅鬼》之外，还有长篇《融城》（待出版），以及《我的朋友安德烈》、《跛人》等十数个中短篇。或许正因为出道较晚（将近三十岁开始有作品问世），他的小说全无“80后”作家们惯常呈现的那种情绪过剩且叙述上不够节制的特点，它们甫一面世，即显出创作上的成熟、笔力的遒劲和多重面孔来，一再让人瞩目。
一
《翅鬼》是作者的处女作。小说讲述的是一个叫雪国的“奇幻国度”发生的关于叛乱、忠诚与爱的故事。雪国的名字极易让人想起郭敬明的《幻城》及其中的同名冰雪国度。同是奇幻文学的代表，双雪涛之不同于郭敬明的地方在于，幻想只如翅膀，其所属意或着力的仍是这翅膀所承载着的飞翔的方向。这当然是一部可以从隐喻的角度加以解读的小说，其隐喻之意正在于这是一个不受现实世界时空律令限定的相对静止的所在，但其又非桃花源式的乌托邦。雪国显然不是现实世界之外的彼岸之所在。桃花源式的乌托邦叙事，其实是预设了现实批判的视角，《翅鬼》之特具魅力的地方，在于其既富有想象力的奇美，又有现实的指向。换言之，这并非“80后”作家们常常钟爱的那种“小叙事”式的耽于想象，而是宏大叙事指涉下的想象的飞扬。
翅鬼是长有翅膀的雪国人对自己的称呼，他们因为一出生即带有一对小翅膀，故而被视为异类，或遭杀戮，或沦为囚犯；代代相传，沿袭至今。这样一种宿命，部分源自如下的既成事实：相对于八十多万无翅膀的雪国人而言，翅鬼是少数（不足五千）。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出生后就被告知低人一等，长大不久就被押解去服苦役。他们接受了这一事实并习以为常。这一习惯的被打破源自一个名叫萧朗的翅鬼。对于翅鬼中的大多数人而言，他们既不通文字（不被允许读书），也无名无姓，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他们的宿命，与雪国人对他们的愚民政策有关。萧朗则不同。他能识文断字，熟知雪国历史，又有极强的集体（或称共同体）意识。他的出现即如一道光芒，预示着雪国不可避免地将要发生一场事关启蒙与人生意义追寻的革命。
如此看来，小说的开头部分，萧朗对故事讲述者兼参与者“我”的命名就显得富有深意：
你有了名字，等你死的那天，坟上就能写上一个黑色的“默”字，走过路过的就会知道，这地方埋着一堆骨头，曾经叫默，这骨头就有了生气，一般人不敢动它一动。你要是没有名字，过不了多久你的坟和你的骨头就都被踩成平地了。（萧朗语）
这是萧朗和“我”之间的一场对话。从这里可以看出，名字不仅是一种记号或符号，还是一种针对“死/生”的态度。联系萧朗稍后对“我”所说的“怪论”（“默，命本就是两段无边黑暗中间的一线光亮，和之前和死后比起来，你基本上等于没活过”），命名即是这样“一线光亮”，让你明白死/生之间的辩证关系：生的意义即在于对“死后”和“之前”的宿命的抗争以及对自由的向往。可以说，正是在这一启蒙想法的号召下，雪国的大地上正酝酿着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
但双雪涛之意，似乎并不仅仅在于启蒙的伸张。自由的失去虽某种程度上肇始于野蛮、暴力和压迫，但自由本身其实也是一种“认识装置”；就像启蒙的大业，虽看似宏伟、让人充满遐想，但其实裹挟着牺牲、杀戮、背叛以及人性的多面内涵。双雪涛并没有简化这些问题和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翅鬼》所展现的，正是围绕着自由和启蒙的实践，对“真”与“爱”的命题的深度思考。原来，翅鬼在雪国虽被视为异类，但在雪国边界大断谷的对面——羽国——其实是生命的常态。相反，在羽国，那些生来没有翅膀的人，“是羽国的畸形儿，被唤做土鬼”，土鬼都是囚徒，与土地为伴，做着苦役。也就是说，羽国的统治阶级，在雪国被视为异类；而在羽国被视为异类的，在雪国则是统治阶级。如此看来，所谓压迫和反抗，正义和邪恶，统治和被统治之间的关系，其实并非天定，而毋宁说是一种既成事实，随时都有可能发生逆转。以此观之，萧朗所发动的启蒙及其革命，也就只能在既定的范围内——雪国——才有意义，一旦越过了雪国的边界，逾越到羽国，便会是另一场灾难的开始。这是一种悖论和循环，在这背后，起作用的毋宁说是权力的争夺和更迭。小说的结尾所呈现的正是这一围绕权力而展开并不断延续的战争乱局。双雪涛写出了这一社会困境，并试图从中找出可能有的答案。在作者看来，“爱”或许才是跳出其中怪圈的关键。小说结尾，小说的主人公萧朗和他心爱的女人小米的不知所终正是对远离乱世乱局的象征和多重可能。从这个角度看，《翅鬼》所张扬并凸显的正是“真”（所谓启蒙、自由等）的有限与“爱”的无限的大命题的深刻辩证关系。
二
虽然双雪涛的作品不是太多，但却颇难归类或对其做风格化的概括。如果说《翅鬼》代表的是奇幻写作的一脉的话，双雪涛的小说还有其他诸多面相。奇幻之外，有现代主义的荒诞和现实主义的反思，甚至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奇怪结合。他的小说有写青少年成长的刺痛及其隐喻的，也有探讨生之意义和价值的，有思考个人同世界的复杂关系的，也有反思人生的成功与失败的，等等。
短篇《跛人》（见《收获》2014年第4期）可堪比拟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二者都是写成长中的男主人公的远行，极具象征色彩。不同的是，一个是十八岁，一个是十七岁（《跛人》）。年龄的差别，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他们远行的不同取向及不同结果。从这个角度看，不妨说《跛人》是对《十八岁出门远行》的模拟式反写。高考结束后的“我”，为表示对来自父母的压力的反抗，决定与女友一起偷偷远行，去北京天安门广场放风筝。此时的天安门广场之于主人公虽缥缈迷离，但其相对于紧张的高中生活不啻为一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象征，这与余华十八岁的主人公那漫无目的的远行不同。目的或目标的缺失，使得十八岁的主人公踏上了一条不知来路、没有去路的人生不归路；相比之下，“天安门广场放风筝”对十七岁的主人公而言，却是一种精神上的指引，这注定是一场有其既定终点和起点的远行。小说最后，主人公“我”迷途知返，重回现实中来，某种程度上正是被这一结构所内在限定的。这样来看，《跛人》其实带有明显的情节剧和公路电影的味道。如果说《十八岁出门远行》是以成长完成后的社会与个人的对立来反写成长，是对成长主题的颠覆的话，那么《跛人》则是以成长完成前的叛逆式的远行与回归来表现成长主题的合理合法。
而说《跛人》深有象征性，是因为这篇小说写出了在叛逆中成长的主人公以及叛逆后的成熟。对于“80后”写作及“80后”烙在人们心中的印象而言，成长中的叛逆和桀骜不驯，是其重要的精神标志，这一倾向随着“80后”一代的走向成熟、回归社会而开始有明显的变化。《跛人》最具象征地表达了回归社会后的主人公对自己青春时代的叛逆的审视和反思。“从现在算起，十七年前的时候，我的年龄是现在的一半，十七岁”，这一小说的开头，实际上设定了两个时代的“我”的相遇和成熟后的主人公对成长中的自己的重审。小说的叙述正是沿着这一“情感结构”而展开的。就“80后”的写作而言，表现出对自己青年时代的叛逆的反思和忏悔的，在此之前，代表性的作品有苏瓷瓷的自传体散文《一个人的医院》（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10年版）。对于《跛人》这一情节剧式的小说以及散文《一个人的医院》而言，促使叛逆中的青春主人公“回归”或“迷途知返”的，既非宏大的理想或信念，也非若隐若现的天安门广场式的目标，而是亲情的召唤和对父母亲情的忏悔。小说《跛人》中“跛人”的形象正在于提供了这样一个“他者”的形象：叛逆中愤然出走的主人公，待返乡回家后父亲却已逝去，主人公“我”正是从跛子身上看到了自己，故而幡然醒悟、迷途知返。而与主人公“我”一同出门远行的女友刘一朵之所以义无反顾，部分原因也在于因父母离异而导致的亲情缺失。这一亲情的遗恨或对遗恨的想象中的忏悔成为包括双雪涛和苏瓷瓷在内的“80后”作家在回归主题写作中的典型倾向。
在双雪涛的小说中，短篇《大路》（《上海文学》2014年第2期）也是表现成长主题的。只不过，这一成长与存在主义式的“活着”的主题联系在一起，因而也就格外具有症候性。“到底值不值得一活”是小说的文眼，这让人想起余华的《活着》（又是余华！），所不同的是，余华是用死亡来写“活着”的存在感，而双雪涛则是将“活着”放在成长的主题下加以表现。小说设置了一个成长中的主人公“我”之外的一个年轻女孩的形象，我和她约定，三十岁之后再来看看“到底值不值得一活”。这其实是悬置了“活着”的命题的形而上的讨论，而将其置于日常生活的实践之中。对于爱钻牛角尖的人们而言，这或许是最好的做法。有些问题，讨论或理论上的探讨往往无济于事，只有生活本身才能最终回答这一问题。用小说主人公“我”的话说就是“我不知道，我没有为了答案而活着”、“我只是活着，然后看看会不会有有趣的事情发生”。悬置问题（疑惑），而后坚持，定能发现生活中的美（有趣），这就是生活，也是《大路》这篇小说给我们的最大启发。《安娜》是双雪涛另外一篇关于成长主题的小说。这篇小说讲述的主人公安娜曾经是一个好学生，得过钢琴、书法、舞蹈等全国性的大奖，但就是这样一个好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渐渐沦为酗酒、打架、早恋，甚至带有自杀倾向的“问题青年”。好孩子而兼问题青年，如何在一个人身上同时存在而又相互转化，及其产生的社会和家庭的原因，正是这部小说所欲思考并试图弄明白的问题。小说在主题及内容上虽略显陈旧，但作者及叙述者浸透其中的困惑和期冀却是真诚而感人的，读后让人唏嘘不已。
三
双雪涛的短篇小说《大师》（《西湖》2014年第8期），与阿城的《棋王》极似，但又不同。同样是深受道家思想影响（在《翅鬼》中，雪国的天书即庄子的《逍遥游》），同样是写棋坛高手的平凡与不凡，但双雪涛的用意似在于对社会人生的思考。小说《大师》的结尾，主人公“我”成长后参加了工作，有了正常的生活，“工作忙了，棋越下越少了，棋也越下越一般，成一个平庸的棋手”。这真是悖论！和尚、父亲和“我”的棋技高超，是以痴迷棋艺而生活潦倒落魄为代价的——父亲因下棋丢了工作、跑了老婆，和尚因下棋一生孤苦伶仃无妻无子——一旦主人公“我”回归日常生活，却退化成一个“平庸的棋手”。悲夫！这之间竟无调和的可能！作者/叙述者在肯定父亲“大师”式的风范的同时，内心其实充满了喟叹和深深的无奈。不难看出，在这里，双雪涛其实是预设了日常与非日常、平庸与不平庸的二元对立结构。这一对立结构，在双雪涛的中篇小说《我的朋友安德烈》（《文学界》2013年第6期）中也有呈现。安德烈是一个奇人，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天才，但就是这殊异之人却并不为社会所理解、认可和接纳，其最终精神失常被关进精神病院也就是必然的结局。小说通过叙述者“我”的视角展现的正是安德烈如何为社会所不容并最终一步步被毁灭的过程。
双雪涛的小说主人公们大都是一些奇人，父亲、和尚（《大师》），安德烈，老马（《无赖》，《文学界》2013年第10期），以及老背（《冷枪》，《芙蓉》2014年第1期），等等都是。他们都有着不同于常人的奇怪或奇异之处，但也正因为其“奇”，所以大都穷苦潦倒、落拓不羁：他们是“奇人”，也是生活于社会底层的失意之人。这使得双雪涛的小说显现出一种奇特而坚硬的写实的面貌来。老马是小偷、无赖、酒鬼和亡命徒，表面看似大大咧咧，粗暴蛮横，其实内心软弱而孤独。老背整天沉迷于网络游击，号称无敌手，网游中强者形象的掩盖下，呈现的其实是一个生活中的失败者的角色。网络内外，虚拟与真实，强者与弱者，冷枪与明箭，往往糅合在一起，构成一种生活的辩证图景和人生困境。
相较那些中短篇小说单向度的写实，双雪涛的短篇小说《长眠》（《西湖》2014年第8期）和《北极熊》（《芙蓉》2014年第1期）则显得有些游移而复杂得多了。它们既有非常厚重的写实，又有象征性的虚幻，小说内部呈现/充满一种张力。《长眠》中，现实的庸碌，是叙述者“我”深陷其中、自欺欺人（作为理财经理的“我”，其实就是把这个人的钱放到另一个人的钱包里，如此循环而已）的这样一种生活，坚实可触摸但却琐碎、让人窒息；另一方面，我的朋友老萧带着我的前女友，大学没毕业就回到他的家乡，过起了他们自己的精神生活。两者并置在一起，不难看出其间内在的因果关系。精神生活的梦幻色彩，呼应着小说中的虚幻部分。小说中，精神与现实之间，是一种诗（人）与非诗（人）间的对立，也是“我”和老萧的对立。老萧的诗（三首）既是贯穿小说始终的内在线索，也是文眼所在。“让我们就此长眠/成为烛芯/成为地基/让我们就此长眠/醒着/长眠”（《长眠》诗）。作者在《关于创作谈的创作谈》（《西湖》2014年第8期）中曾将（这部）小说的写作视为“作家看世界的方法”的体现，就这篇小说而言，诗歌就是这样一种“看世界的方法”。诗歌是现实世界之外的精神存在，其看似虚幻，其实有着最为彻底的真实。故而老萧以他的身死（长眠），成就的是他永恒的“醒着”。诗歌的存在就是这样一种在世界中“醒着”的本真。以此观之，借这篇小说，双雪涛其实是提出了诗的宣言。在当代小说家中，双雪涛可能是最具有诗人气质的作家。但他似乎不是诗人，因为他深知，没有刻骨的写实，是写不出伟大的诗歌的。真正的诗歌写作是一种写实与写虚间的内在辩证。
从这个角度看，《北极熊》也是一首诗，真正的诗。在这篇小说中，“实”与“虚”的对立，是小说与现实间的转换和对立。作者设置了小说介入现实的一个神话模式。这一介入是小说中的人物命运可以直接对应或影响现实中的人（注：也是双雪涛小说中的“现实”。）的方式，小说与现实呈现出一种直接因应的关系。一方面小说中的小说家的写作影响着现实中人物的命运，另一方面是现实中的“我”（叙述者兼故事的参与者）竭力想摆脱现实的束缚，到北极去看北极熊。但正如北极熊只是一个遥远的精神性的存在一样，小说中的小说家的写作也只是一种想象的方式。小说中，与小说家的人物因应的“老伯”雇“我”去刺杀小说家，“我”并不是要真的消灭他，这是一种象征，象征着现实的强大。事实上，小说家的窘迫和他的不为社会所容，本身就足以让他消失。因而，小说的结尾，作者没有写到小说家是否被杀死，这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开放的结尾，蕴含着多重可能，但也意味着这一切都是虚妄。任何逃离社会、想象世界的方式，相比现实的强大，都只是虚妄，双雪涛没有写出这一结尾，正在于表明了这样一种犹豫和无奈。
四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双雪涛的中短篇小说普遍存在一种内在的张力结构，这既是日常/非日常的对立，也是现实/想象、桎梏/自由、有限/无限的对立。这样一种对立，使得他的小说大都有一个镜像式的结构，表现在叙述视角上，是第一人称“我”的视角的使用与“他者”的存在的并置。双雪涛的小说（如《我的朋友安德烈》、《冷枪》、《大路》、《大师》、《长眠》、《无赖》、《安娜》、《北极熊》、《跛人》，甚至《翅鬼》）几乎都是以第一人称“我”的视角展开叙述，但核心主人公却又非“我”，而是其他人。“我”介入故事的进程，同时又作为审慎或不动声色的审视的角色出现。核心主人公的存在正是作为“我”之外的异己的“他者”显示其意义。“他者”的存在，是“我”所能醒悟的前提，其既是“我”的镜像式欲望的投射，也是“我”所以要避免成为的对象。质言之，“他者”构成的是“我”的欲望和恐惧的辩证物：“我”在“他者”身上看到另一个“我”，但又能有效规避。
但“他者”并非仅仅是一种“他性”式的存在。双雪涛并没有简化“他者”之于“我”的辩证意义。就像《大师》所显现的那样，主人公“我”虽然同情父亲（作为“他者”）的境遇而渴望回归现实日常，但同时又对平庸的现实有所批判，主人公的内心其实十分矛盾。同样，《长眠》中的“我”虽然并不想过老萧（作为“他者”）那种亦真亦幻式的精神生活，但又对自身的境况深感厌倦和无奈。可以说，正是这样一种无奈以及情感与理性上的进退失据，构成了双雪涛小说最为坚硬的内核。他的小说中大量使用第一人称来叙述，虽然很难说是作者“我”的意志（或意识）的表征，但其实表现出作者强烈的主体意识，这一主体意识既体现在叙述者“我”的思考和探索中，也体现在“他者”的反射式的指涉中。他的小说虽然有多副面孔，奇幻之外有写实，有象征，但这都是作者主体意识的呈现。因此不妨说，他的作品的风格越是变幻不定，越是显示出他的主体意识的强大。这一方面决定了作者独特的创作风格面貌，另一方面也似乎表明，在当代作家中，双雪涛可能是最具有主体意识的作家之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