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付秀莹：
付秀莹，女，文学硕士。代表作有《爱情到处流传》、《旧院》等。有多部小说发表于《人民文学》、《十月》、《钟山》、《中国作家》等刊物。作品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华文学选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新华文摘》等刊选载，并收入多种小说选本及年度排行榜。短篇小说《爱情到处流传》获首届中国作家出版奖、首届“茅台杯”小说选刊年度（2009年）大奖。现居北京，供职于《小说选刊》编辑部。
导语：
杜卫东称付秀莹的作品“具有独特的审美品质”，“既闪烁着情感之美、思想之美，也流露着文字之美、韵味之美”。前辈评论家崔道怡则认为，付秀莹的作品可以让人“沉浸于久违了的美感享受之中”。
评论家李云雷认为，付秀莹的写作继承了我国优秀的文学传统，她所表达的是现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与普通情感，这样的写作是一条开阔正大的道路，它不像“先锋文学”那样深刻、极端，在很多“先锋文学”中，我们无法看到中国人的生活与情感；另一方面，付秀莹的作品也不同于“寻根文学”那样冷僻、刻意，很多“寻根文学”刻意寻找不同于西方的经验与情感，从而自我“东方化”，走入了生硬怪癖的道路。付秀莹的作品所表达的只是普通中国人的生活细节，他们情感与心灵的隐蔽幽深之处。在她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从《红楼梦》到萧红、张爱玲的文脉传承，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的生活理想、中国人为人处世的方式、中国人人际关系的微妙之处，而这些，又都是以中国式美学所表现出来的，含蓄蕴藉，给人留下丰富的艺术想象空间。她的小说，可以说在探索着中国美学的新元素。另一方面，付秀莹的作品又是充分现代化的，她所表达的是现代中国人的经验与情感，而不是传统中国人的生活世界，她的作品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人在现代世界的生活与心灵状态，以及其内在的变化、矛盾与冲突。她的表达方式也是现代化的，在她的小说中，我们看不到古典小说中的程式化因素，也看不到儒释道思想的刻意说教，她所表现的是现代中国人的生活……正是在对现实生活的关注与描绘中，付秀莹将传统的美学元素重新组合，并探索着传统中国文学现代化的道路。
一
姜广平（以下简称姜）：先扯点题外话吧。当然，还是在小说上“子曰子曰”。你说说看，这小说，往大处说，文学吧，太不讲道理了，太偏爱乡村了。一个作家，要是写都市，你怎么写，都难写出那个韵味来。写乡村就不同了，来这么点小桥流水，再那么点炊烟袅袅，意境就全出来了。
付秀莹（以下简称付）：你的意思似乎是，乡村即诗意？我不敢同意这样的看法。在传统的文学想象中，乡村或许有其某种自带的诗性，但实际上，乡村绝不是只有小桥流水和炊烟袅袅，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乡土中国的现实生活是艰难的甚至是残酷的，身处其中的人的内心世界，也是动荡的甚至破碎的，这一切都与诗意无关。一个作家对题材的选择，首先是情感的选择。因为自小生活在乡村，我对乡村怀有深厚而复杂的情感。乡村是我的文学想象的一个敏感点，一触即痛。至于韵味和意境，倘若还有一些的话，那应该是文字的力量。
姜：然后，再来点家长里短，针头线脑，乡里乡亲，那味儿就更不用提了。再然后，开始写张家长李家短，张家溜溜的大哥人才溜溜的好啊，李家溜溜的大姐看上溜溜的他啊！好啦，故事也有了。这故事的味儿吧，还诱人得很馋人得很。
付：家长里短，针头线脑，张家的大哥，李家的大姐，我觉得这就是日常生活。千百年来，中国人就在这样的日常中生活着，爱着恨着，有悲也有喜。相较于宏大叙事，我更喜欢写日常生活里的人性。故事倒在其次。
姜：你说说看，写乡村，一条多么美好的路数。可是，现在，我们的作家，很少有人愿意怀旧了，也很少有人愿意让小说带着他还乡了。
付：让小说带着还乡，我喜欢这句话。但我并不以为写乡村“是一条多么美好的路数”。题材并不是决定性的。关键是怎么写。怀旧也无所谓好与不好。我有一些小说是追忆往事，但还有一部分，甚至更多的一部分，是书写当下。
二
姜：好，说到正题上吧。《爱情到处流传》流到我这里，已经有了些日子。流到我手上的时候，也是这个作品在外面到处流传了一阵子之后了。一看崔道怡老先生的题目，我就明白了，文坛要有大动静了，大家风范的人快呼之欲出了。
付：《爱情到处流传》是2009年的小说，得到了一些关注和肯定，崔道怡先生的评介，我想应该是出于文学前辈对一个新人的奖掖和激励。
姜：《爱情到处流传》那么温馨、温存、温软。到了《六月半》、《翠缺》这里，天啦，闹出人命了，一下子，小说的温情背后，就有了血腥的东西。偏偏，背景都是这几十年里的这个那个的。你厉害，一抬手一动脚，就把问题摆在了人们的面前，看来，这几十年，让人们忘记了很多，甚至让大战啊、宝印啊这样的人，连自己是谁都忘了。
付：如果说《爱情到处流传》写的是传统乡村世界的话，那么《六月半》、《翠缺》，写的就是当下的乡村，现代化进程中，资本的侵入，使得传统的乡村失序、混乱甚至逐渐崩溃。在这个过程中，尘土飞扬，风沙扑面，有血腥是肯定的。我想写出剧烈变动中的乡村，以及其中的人的内心动荡。
姜：这是大主题了。也可以说，是宏大叙事。但你却能做得如此轻灵、稳当。当真不容易了。
付：宏大叙事也可以选择小的切口进入。这可能和个人的审美偏好有关，相对于短兵相接，我更喜欢迂回曲折。我相信一滴水也可以映射出世界的某一个侧影。
姜：《灯笼草》也是一个上佳的作品啊。细节上满满当当的。瓠子睡着了，可睫毛还一动一动的；小灯为二桩相亲，自己却打扮得低调而洋气；等等。这两个细节，一个是你在小说的细节上做足了功夫，一个是小灯把那种难以名状的心事表现得像雨像雾又像风。厉害啊！你们女人厉害！这个女人不寻常啊！如今在细节上做得这么精致的作家，少了。这么接地的，也少了。
付：《灯笼草》写的是一个乡村小妇人的内心，有时候是风暴，有时候是涟漪，这都需要扎实的细节去表现。一个乡村小妇人一生的心事，其实也是她的命运，其中有很悲剧的东西，教人觉得悲哀。一个乡村小妇人的世界，能有多么轰轰烈烈的事情呢，最大的事情，不过是家长里短，耕种，针线，炊事，流言，情爱，生育，琐碎却绵长的日常，就是生活的细节。细节是小说的灵魂。我喜欢这句话。
姜：《灯笼草》里还有一个叙事的控制问题，小灯的那种小女人的弯弯绕，对大伯子那种密不透风的心思，被你拾掇得那么饱满却又收放自如。非常好。我总觉得，懂得节制的作家少。只要开笔，就控制不住自己了。作家跟人物“抢”，事情也跟人“抢”；最后，却是什么也没有抢到。你不抢，但却尽在掌握之中。这里的小说之美，恐怕少有人懂得。这里写作过程的享受，恐怕也只有你这样一出道便是准大师范儿的“腕儿”能懂得。你别发笑。我这人说话，有时候也不理性，陈骏涛老先生早就批评过我，只要说开去，也就难得节制与控制，好话立即一箩筐扣到作家们的头上。当然，我知道，作家们懂，也就喜欢。呵呵。
付：呵呵，这样的表扬教人脸红耳热。说到叙事的控制力，似乎也跟审美选择有关。节制，向内，迂回，宛转，一波三折，一唱三叹，这好像更偏向于古典的传统的审美范式。比方说，玉人一定要月夜迟来，这个“迟”字中，就有延宕，有等待，有曲折，有不确定，有丰富的不可言传的东西在里面。再比如，高楼上倚遍阑干望断天涯的，最好仅仅是一个背影。背影给人的审美空间更宽阔，也更复杂。仅仅一个背影，就有了很多横生的意味，有了一言难以道尽的东西。只把背影给人看，便是控制力的问题。呵呵，当然了，也有人总会情不自禁，转过身来。这也是控制力的问题。
姜：《小米开花》、《翠缺》、《六月半》、《大青媳妇》、《空闺》都是写女性的。但这里的女性问题，不是那种凌空蹈虚，都实实在在，把女人们放在一个转型的时期去写。这里，你是否想写出时代对女性的压抑呢？或者，这里，是想写出女性在这样一个特殊时代里的特别的心曲？这里，实在，我还没有想得更深。毕竟，每一个作家肯定都得结合他所处的时代写作。我感受到你对时代的敏锐的触角了，至于这里的女性问题，还得由你自己来说说。
付：我想应该是女性命运。《小米开花》里的小米，《翠缺》的翠缺，《六月半》里的俊省，《空闺》里的双棉，她们都是乡村女子，从含苞到绽放再到凋谢，她们在漫长的一生中会遭遇很多，但都默默承受了。时代风潮起起落落，我更看重其中的人，尤其是女性，她们在这风潮中俯仰跌宕的姿态。她们的每一个动作里面，都不免有着时代的光与影。在这些小说里，我更愿意将时代背景推远，推到舞台深处，而着力于这背景上每一个活泼泼的人。我觉得，写出了一个一个活泼泼的人，就写出了整个时代。
姜：《迟暮》与《旧院》读完后，我第一个感觉是，你狠！老天也偏爱你。你看看，其实，我与你相比，一样地在乡村生活了那么多年，可是，你捡到了很多东西，而我，可能捡起来了，但又丢下了；可能也没有丢，但是，就是弄不出珠圆玉润的东西来。我昨天看毕飞宇的《苏北少年堂吉诃德》时，也有这样的感想，这家伙，我们差不多一起长大，他看到的，我都看到过，但是他看到了那些东西背后与深处的事。所以，当我看到你写生产队时，说“生产队”这个词深处的东西非常厚重时，我有着强烈的同感与共鸣。
付：可能是跟自身的敏感气质有关吧，也可以说是写作者的毛病——易感，多忧思，对世事的细微变化往往有着更多更深的感触，也因此，对世俗生活的幸福感，往往也更容易受到损伤。譬如说，《旧院》中有一个场景，是少女时代的小姨，在一个月夜，和一个男孩子的恋爱。多年以后，当她儿女成行，成为一个地道的乡村妇人的时候，我偶尔提及那个月夜，她竟一点都想不起来了。然而，那个月夜，两个青年男女之间朦胧的情感，甚至长长的沉默，都深深打动了一个年仅几岁的小孩子，以至于多年以后，这个场景，以及当时的氛围，还是如此清晰，还会自然地出现在笔下。其实，生产队时期，我还很小，但作为一个懵懂的旁观者，却模模糊糊感受到了那个年代的一些精神特质。时间带走了很多东西，但是小说家却总是能够留住得多一点点。对炎凉冷暖的感受越是丰富，精神上的磨难也就会越多。这或许是小说家的得与失。
姜：《旧院》玉润珠圆，但故事却显得松散，有一搭没一搭的，像个老人在怀旧时与人拉家常。这应该是你有意这样设置的吧？
付：也不是有意设置。在写作上，我其实不是技术派。感性，任性，随性，有点无法无天。《旧院》是我最熟悉的题材，就更没有什么顾忌，很放松。写这篇小说的时候，我的注意力并不在故事上。况且，我也不是一个特别会讲故事的人。但写《旧院》时，我确实有一点自信；气息，这个小说的气息，我想应该是有力量的，我期待这种强大的气息能够笼罩全篇，形成一种特殊的吸引力。当然，事实上我做得远远不够。
三
姜：所以，说到这，我想起一个写作的命题。一个作家，他就不可能为所有人写作，他只能在一部分人内心深处搅动起那种温柔、怀旧与向往的情绪。我想，一个作家做到这一点，就非常了不起了。
付：作家当然不可能为所有人写作。一个作家也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阅读期待。文学是人学。文学表现的是人，人性。一部作品，即便能让一个人在片刻之间悠然心会，也是值得的。当然了，倘若能够令更多的人，在更长的时间里，反复回味，常读常新，那几乎就是经典的范式了。
姜：我想到一点，崔道怡老师写你的那篇文章《大家风范的文学新星》里，提到李云雷论及你与汪曾祺的关系。实在说，我一直有一种与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相通然而却又相悖的观点，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你其实没有受沈从文与汪曾祺的影响。这些，都是旁观者的看法与说法。
付：老实说，我是在一些评论的提示下，才有意识地去读了沈从文和汪曾祺的作品，包括萧红；也有论者认为我受萧红影响很深，我也是在这样的提示下才去读萧红的。孙犁也是。可能因为都是河北人的缘故，有评论者觉得我受孙犁影响极深。这些先生都是前辈，在文学史上是有公论的，我自然不能望其项背。能够与他们有哪怕些微的关联，在我，都是荣幸且惶恐的事。但就我的阅读史而言，我只能实话实说。
姜：当然，作为一个文学硕士，你的阅读经验中肯定有沈从文与汪曾祺，在文学营养中也肯定有他们。然而，一个作家在选择自己的审美方式与写作风格时，显然是一种直觉性的选择而不可能只是在理性的支配下写作。我的意思是，即使你觉得师承了他们，我也认为，这只是一种“像”而已。然而，像，这又如何说呢？上帝不也是依照自己的样子造人的吗？人像极了上帝。是不？我觉得这里还是托尔斯泰说得对，作品的走向，其实是作家自己把控的，但是，作家却又无法把控。安娜·卡列宁娜要怎么样，老托尔斯泰也没有办法。
付：我想这肯定不是理性支配下的选择。一个作家的审美选择，其实与他自身的教养有关。比方说，在审美上，我可能更偏于古典的一路。相对于晴天烈日，可能更偏爱细雨斜飞，月夜霜天，老街斜阳……它们可能更容易唤起我的审美的愉悦。汪曾祺和沈从文等先生，他们身上有着深厚的传统的底子，由这底子滋养出的文字的气味可能是相近的。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谁不是置身于这个伟大的传统之中？我们的师承，其实是源于这种传统的根脉。
姜：如果以你为例，我们可以这样说，你无意于受他们的影响。一则，如斯达尔夫人所言，小说嘛，就是一种女性文体；二则，那个芳村，是你生活的起点，是你的故乡，是你的童年，无论怎么样，一个作家，总是会被这些东西牵扯着的，会牵扯一辈子。所以，我所持的文学有机本体论这时候又用得着了，一个人成长为作家以后，他或她，写的东西，早已经脱离了他或她，而成为一个独立的有机体，一个读者如何走进这些作品，从哪个角度、哪条路径走进这样的作品，则是作家本人也无法预知的。这一点，萨特也这么认为。
付：一个作家，总有他生命经验中最敏感的点，对于我来说，这个点就是我的“芳村”。以物理时间来计，我在那里生活的时间并不算长，但童年记忆的厉害，是我之前没有料到的。而且，“芳村”至今生活着我的亲人们，我跟这个村庄，是血肉相连的关系，此生也无法割断。也许因为有深厚的情感的投入，我的乡村书写才勾起了更多的人们情感的共鸣。你说得对，一部作品在完成之后进入公共流通，从某种意义上就已经不再属于作者本人了。它更多地属于读者。是好是坏，是深是浅，都由它去了。和人一样，每一部作品都有自己的命运。当然了，也可以看作，是读者和作者一起，共同完成了一部作品。然而大多数时候，作品完成之后，作家只是作为一个旁观者，看着自己的文字在世间辗转、毁灭或新生，惊诧不已，而无能为力。
姜：有人觉得你像沈从文啊汪曾祺啊，那是他们的判断。而我，则在这其中读到了你非此不可的别无选择。而在你笔下，你的都市题材小说、民国题材小说，又大异其趣了，那又怎么说呢？
付：别无选择，或许也可以这么说。是谁说过，乡村是阴性，城市则更多的属于阳性。在我，可能还是一个情感问题。我曾经有一个比喻，如果说和城市的关系是柴米夫妇，那么乡村则是魂牵梦绕的情人。世俗夫妇耳鬓厮磨，少了审美的距离，多了日常的挑剔，也多了过世俗日子的平常心。情人呢，却是梦里念里都有，虽不在身侧，却有了更多的想象空间。城市的笔墨一定是另外一种了。
姜：你有一篇作品，《迟暮》，是写一个老头的意识流的。这篇作品写得颇见功力。生活的品质，内心世界的丰富，细节的刻画，全有了。你是怎么想要写这样一篇作品的呢？是不是想要享受一次“异己化”的愉悦？
付：《迟暮》是男性视角，并且是老年男性视角，这样一个视角，和之前常用的女性视角，肯定有很大的差异。想挑战一下自己惯常的经验，这样的冒险心理或许是有的。怎样进入这样一个人物的内心，这件事情本身想来就很有吸引力。当然，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我想写出一个生命的迟暮之感。这篇小说的主人公是芳村的一个老人，他的迟暮之感也是芳村的迟暮之感，甚至，也可以说是中国乡村的迟暮之感。乡土中国逐渐崩毁，这个老人在这种尘土飞扬中感受到的，就是我想表达的。悲凉，无助，哀戚，绝望，心事苍茫，一言或者几言都难以说尽的时候，就有了小说。
姜：还有，在这过程中，你的角色置换与异化的处理方法，委实让人觉得有了大家风范。这里我们又一次触及到另一个问题，就是经验与想象的问题。这个问题，每一个作家都无法回避。当然，在这里，我看到的你的想象，仍然是基于芳村的想象。这里想象能够张开翅膀，完全因为你就是芳村的人。
付：经验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基于经验之上的想象。小说是虚构的产物，虚构能力很大程度上也是想象的能力。而想象的能力，也和作家理解他人的能力，以及理解这个世界的能力有关。我在芳村生活的时间并不长，但因为情感的缘故，我深切地理解这个村庄的一切，她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我对这些都怀有“同情”之心。比方说，这篇小说中的老人，我理解他，就像理解我自己，我甚至理解他的每一声叹息，熟悉他的每一声咳嗽，这个时候，我就能轻易走进他的内心，我写出的，就是活生生的“这一个”。
姜：如果再加上一句，就是：而且曾经是这个年头的芳村的人。当然，《爱情到处流传》中的儿童视角，则又是另一种情味了。
付：芳村不是静止不动的，她是一个不断变动的世界。这个村庄的历史和当下，传统和现代，都是我愿意去理解并走进的。叙事视角可能是另外一回事。
四
姜：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说法了。虽然，小说还是小说，但毕竟不一样了。我的意思是，就像汪曾祺和沈从文他们那两代人，跟我们这一代毕竟还是不同了。我们曾经抱怨过，不如人家那种时代，但现在想来，是大错特错了。用狄更斯的话讲，仍然是颠扑不破啊：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虽然，这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小说，我发现，到了我们这个年代，技术上更圆熟，挖掘得也更深刻。
付：我觉得，用狄更斯这句话阐释我们这个时代，也是最恰当的。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可以说是个大时代，也可以说是个小时代，或者，更确切地说，这是一个飞速变化动荡不安的时代。这样的时代，对于作家来说，是挑战和考验，也是机遇和赐予。社会生活的丰富复杂，提供了驳杂庞大的书写经验。以我近年的编辑经验，仅就中短篇而言，当下小说在技法上相对更为成熟，但总体上看，还是缺乏直击人心非常有力量的作品。
姜：你的芳村叙事，我发现，还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的“还乡”，这里，应该有一种语言的再造。我发现你有很多词经过了艺术加工，从而闪现出迷人的乡土色泽。我曾经说过的，就像你说“生产队”，它有“深处”，有年深月久的迷人的泥土的芬芳。这种感情是复杂的。我仍然要说，那个年代，还是有很多让我们流连忘返的东西的。
付：汪曾祺有个著名的论断，写小说就是写语言。这样的说法虽然有些极端，但我觉得确实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小说的真谛。写小说就是写语言，语言即文化，语言即内容，语言即风格。语言对一篇小说成败的重要性，怎么说都不为过。我对小说的第一要求是，语言。如果说《旧院》还有一些可看之处的话，那也可能是由于语言产生的叙事的力量，才有了那个年代的色泽和气息，有了让我们流连忘返的东西。
姜：这样的词还很多，给我印象深刻的还有“亲厚”一词，也觉得温馨而熨贴。
付：嗯，语言是神奇的。语言不是叙事的工具，它其实就是叙事本身，是思维方式。
姜：你这种回望的姿态与书写，是不是出于一种担心呢？是出于对那种久远而芬芳的东西渐行渐远最终将永远离开我们的忧虑吧！
付：肯定是有担心，更多的是眷恋。当下的乡土中国，正处于一个逐渐瓦解的过程之中。两相对照，这更能激起人对即将逝去的东西的眷恋和追忆。
姜：当然，我看到了，很多东西，其实不仅仅是在芳村，在中国的所有乡村，可能都存在着，你写出了一种乡村伦理。《爱情到处流传》里，父亲和四婶子的爱情是这样；《当时明月在》里，青年的爷爷爱上了名分上是自己继母的少女花萝也是这样；《灯笼草》中小灯与大伯哥二桩的一闪念；《旧院》里“我舅”与小姨，《小米花开》里小米与“建设舅”，《九菊》里的九菊娘与大伯哥……关于他们的流言和可能有的存在，是在写逆天悖理，也是在写宽容与接受，甚至是一种别样的美好。你看，你在《爱情到处流传》里替父亲拿到那根小草棍，多么温馨而又感人。我觉得在这里，没有什么对与错、美与丑，你就是写了一种日常与温馨。
付：文学是人学。小说写的是人性。这世上没有纯粹的好人，也没有纯粹的坏人。大多数人，都有着人性的弱点甚至缺陷，作为作家，只能是最大限度地去理解这些有弱点的人，包容他们，理解他们，理解这个世界，才能获得更大的视野和情怀。作家不是道德审判者。文学是呈现，不是疗治。我只是试图呈现出这个世界的面目。
姜：稍觉得有点刺目的，应该是《大青媳妇》。说到这，我又想问了，这一篇，有没有像白先勇啊这样的前辈给你的信心与勇气呢？
付：《大青媳妇》？这也是早先的一个短篇了。但我不太明白这里面有什么刺目的地方，是不是婆婆听儿子的房？还是大青媳妇最后的堕落？总之，在这篇小说里，我想写的是这个女人的悲剧命运。在我熟悉的中国乡村，这样的女人很多，这样的婆婆也是有的，多年守寡，其实已经对尚处壮年的婆婆形成人格和心理上的戕害。寡母对独生儿子的情感，是复杂的，难画难描的。我只是按照人物内在的情感逻辑，写出了她们看似异常的行为。
姜：聊到这里，就肯定要说到《传奇》。作品里已经提到张爱玲的《倾城之恋》，若是姐姐浦小月真的抢走了江南，那还真的是《倾城之恋》之现代版与北京版了。说到这里，我倒是觉得，你就应该让姐姐抢走妹妹的男人。这年头，失度、失范、失衡，底线崩溃，节操碎了一地的事，实在太多了。所以，我也不瞒你讲，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文学就只是文学了，文学对我们这个社会的干预与影响，实在太有限了。有限到可以忽略不计。
付：《传奇》是早些年的一个短篇，其实我想表达的是，亲人之间微妙而复杂的情感。我理解你的担忧，但文学就是文学，它更多的是审美的、艺术的，文学的这一品性，决定了它作用于社会生活，必然是一个缓慢而长期的过程。说到干预和影响，也只是在精神层面，而不是在现实世界。当然，现在也有一些“问题小说”对当下一些焦点问题都有涉及：食品安全，环境污染，教育问题，就业问题，空巢问题，失独问题，等等。关注现实当然是好的，但往往因为太急功近利，反而使艺术性受到伤害。就艺术品质来说，这些作品已经和文学相去甚远。这样的写作，其实是徒劳无功的。
五
姜：你的作品，诚如李敬泽所评价的，赏心悦目，老少咸宜。再加上洗练、精当、内敛、诗意，这样的语言品质，已经达到了当代文学的上乘境界。这样的语言的形成，应该是有原因的吧？我总觉得，作家与语言的关系是非常神奇的。我曾经认为，很多作家修炼了一辈子，都没有找到属于他的语言。我的意思你明白，我觉得，你是那种找到自己语言的作家。
付：谈到作家和语言的关系，真的是很神奇。仅就我个人经验而言，状态好的时候，是语言找到我，而不是我去寻找它们。我想或许出于对语言天生的敏感，还有就是后天的不断磨炼。在语言上我是有洁癖的。写小说就是写语言。我十分赞同这句话。在某种程度上，语言几乎就是一切。
姜：还有视角。随着语言的落定，视角也就非常自然。你看看，你手中的笔，就是你的相机，你总是将焦距调得那么精准，《爱情到处流传》和《旧院》，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意义。你在寻找视角与距离时，是不是有点煞费苦心呢？还是已经做到了举重若轻？
付：我说过，在写作上，我是比较感性的人，少有煞费苦心的时候。我也不喜欢计划，不喜欢规定性，写后不喜欢修改。每次坐在书桌前的时候，我甚至不知道自己要写什么。我总是惊讶地看到，一个又一个人物来到我的笔下，他们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都在我的意料之中，又都在我的意料之外。我想，至少到目前为止，我是幸运的。随便哪一天， 只要我愿意坐到电脑前，我就能收获一篇小说。到目前为止，灵感，也可以是说是语言的灵感，总是眷顾我，愿意随时来敲响我的门。我很珍惜。
姜：你的都市题材中，我看到有一个还很少有人去写的领域，就是城乡结合部的地区与由乡入城的打工一族的题材。打工一族原不是什么新鲜的题材，但你在这里写的，是那些从乡下来的女人和女孩子。这就有了很大的不同，也因此，我们看到了当下都市生活更多的角角落落。
付：我愿意试着写出这些女性的命运。从乡村到城市，她们经历了很多，也承受了很多。有时候，我也不仅是写她们的命运，我是想通过她们的命运，写出她们所辗转其间的城市，《花好月圆》就是通过乡下女孩子桃叶的眼睛，看到都市情感的千疮百孔。这样的迂回写法，可能比正面强攻更为灵活方便，也更有意味。
姜：我觉得这里的视角非常有意味，可以说，你填补了一些作家在这方面书写的空白与缺失，他们都盯着底层了，盯着关怀了，盯着苦难叙事了。在你这里，不是什么苦难叙事，仍然还是人性的挣扎。譬如，小让，老隋让她顶缸时，她抽身而退了；小桃，则从芳村真的逃出来了，然而却没有逃掉女人能逃脱的那种无告之痛。还有，小刁与小娆这两个女孩子，从她们这里也看出了很多极有意味的事儿。
付：视角其实也就是切入的角度，是你进入的那一个点。是横切呢，还是竖切？是一刀见底呢，还是且行且退？切入的角度不同，纹理和质地也不同，你呈现的世界也不同。这还是和作家的审美有关。文学是人学。写人性是文学的本分，也是小说的本分。
姜：当然，我发现你小说中人物的名字也是极有意味的。这方面，你非常用心了。这几个名字以外，像翠缺、俊省这两个名字，也是挺有意味的。我记得，莫言也非常纠结于如何为人物取名。
付：老实说，人物的取名，我倒不是特别用心。我总是随手写下。甚至，在写芳村故事的时候，出于懒惰，我也会把我们老家村子里的人名直接拿来。翠缺是，俊省是，九菊也是。
姜：纯粹的都市女性题材，像我们刚刚说到的《传奇》和《对面》，似乎都涉及到报社，自然是最为纯粹的都市题材。这方面的题材与资源，应该说是丰富的。但你在“芳村”那爿“店”，我看见很多评论家还要你继续经营下去。你是否两个世界都想抓住呢？
付：如果说乡村是我的过去时态，是我的记忆，那么城市就是我的现在进行时态，是我身处其中耳鬓厮磨的生活。两方面都是我想写的。
姜：对了，还有个事儿，得问一问，就是小说与故事的关系。这一对关系，我与许多作家探讨过。不知你在这对关系上有何高见。
付：小说中，故事不是最重要的。好的小说可能有好的故事，但好的故事绝不等于好的小说。对于出色的小说来说，故事绝不是关键。
六
姜：最后，我们来谈些固定性的话题。你是如何走向文学的？在这过程中，是哪些作家与作品给了你决定性的影响？譬如，我们可以先列举出一些女性作家来，像萧红、张爱玲、苏青、施淑青、王安忆、方方、铁凝，再不就如西蒙·波伏娃、伍尔芙、乔治·桑、杜拉斯等，这些女性作家，应该给了你很多文学营养吧？
付：如何走上文学道路的，一定是出于热爱，对文字的热爱，对表达的热爱。《 红楼梦》，是我的枕边书。闲暇时候随便打开来，从任意一段都可以读进去，至今还无厌倦，每每有会心。这就是经典的厉害吧。我至今记得，小时候初读《红楼梦》，那一种震动和惊艳。日常生活能写得这样好，真是教人无话可说。在读书方面，我只读喜欢的。我不担心营养不良。生年不满百，不敢再虚度。到了这个年纪，也渐渐少了虚荣心。也偶尔读一些不喜欢的，只是为了满足好奇心。
姜：撇开性别不论的话，像沈从文、汪曾祺这样的作家，你刚刚说了，只是在评论的提示下，重读了他们。这倒是印证了我的判断。对了，还有，写作中，有没有更大的野心与理想呢？对了，关于长篇。我记得还没有读到你的长篇。这方面有过考虑吗？长篇这东西，似乎汪曾祺并不看重，不知你如何看。
付：从艺术难度上来说，短篇一点都不比长篇小，甚至，我以为短篇是最难写的。长篇可以藏拙，也可以旁骛，可以偶有懈怠，但短篇不行。短篇不允许你犯错，也不给你改正的机会。我对短篇有偏爱，其实是偏爱这种迷人的挑战性。目前手头正在写一部长篇。至于野心，呵呵，谁没有野心呢。但我不说，我只埋头去做。
姜：最近有什么动静？今后有什么写作计划？看过你的一个作品研讨会的实录，诚如贺绍俊言，那么多人为你设计未来哩，想过按那些前辈与批评家的想法去写作吗？这里，我有一言奉劝君，千万别听他们的。有时候，他们就是扯扯；有时候，他们就是扯淡。这样的会议，我参加过很多，也煞有介事地发言过，可是，真正读作家的书的，没有几个人。当然，在你，好像不一样了，看得出，他们还是准备了的。也不排除有人没读却假装读了很多的。譬如我。
付：我觉得别人的意见可以兼听，身在此山中，人往往不容易看清自己。但最后还是要按照自己的内心去写。写作是孤独的艰难的事情，谁也无法代替你自己，孤单地坐在电脑前，在空白的文档上，执着地，坚持不懈地，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写，写，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使得一个虚构的世界慢慢显现，立起来，活起来。 从这个意义上说，写作是很个人化的事情。你必须独自承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