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02期  
      新锐


侯磊,1983年生,北京人。中学时开始发表作品,曾做过编辑、教师、记者等,热衷创作小说与研究文史、戏曲、民俗。现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创造性写作专业。作品发表于《诗刊》、《北京文学》、《小说选刊》、《小说月报》、《青年文学》等,在《东方历史评论》、《新浪网•历史频道》、《凤凰网•洞见》、《北京青年报》等报刊网络开有文史专栏。有长篇历史小说《还阳》,小说集《积极分子》、《燕都怪谈》,文史随笔集《唐诗中的大唐》、《宋词中的大宋》,整理校录有《清代朴学大师列传》、《通鉴学》等。
 
水下八关
侯磊

 

 

 

 

那粗麻制的绳子越摇越快,似带血的皮鞭似绞肉机上的刀锋,同学们一个个都跳过去了,他们跳得轻盈,似小兔似蹿出的野猫。那绳子摇成完美的弧形,似胳膊上腿上一块完整的肌肉,每个人都钻到正中间,那最圆润宽广的地方。我感到我的肌肉被挖了下来,我即将如蚂蚁一样跳过去,我的眼前已一片血红。

我努力往前跑,闭着眼,要穿过大绳编织成的墙。摇绳的同学面无表情,他们不管数数,只管盯着跳,摇。他们是机器,连跳绳的、摇绳的、数数的、体育老师、班主任……都是机器。

我也是机器,只有这架机器出了毛病。

踢毽我是不会的,根本踢不到;砍包我砍不到人,只会满场乱跑。“递包!”“定!”他们一边把沙包高高抛过,另一边接住,先把我砍下去,大家再好好玩,好像是心有灵犀。更多的时候,他们会喊:“不加了,不加了。”可一会儿他们又加了别人。我过去,他们还是说:“不加了,不加了。”更有的,他们总是去菁菁小姐家玩游戏机,但从来不叫上我。老师多少次想提拔我当个班干部,可我什么都不会。

只有一项是必须带我玩的:跳大绳和折返跑比赛。

我们这里的跳绳比赛,不是组,而是班。一个年级只有两个班,两个班肯定是死对头。我们每一项都在比,在较劲,在楼道里贴满各项挑战书与应战书。所有项目所有人都必须参加,大家是战场上视死如归的兄弟。那个年代,所有人都要维护集体的荣誉,小学生也一样。我们绝不和外班交朋友,我们对他们就是打。

没有人不想融入集体,只有我这样常常给集体抹黑的才会被抛弃。

跳绳比赛的种类多得超过校园里的鲜花,分单摇、双摇、编花、一带一单摇、一带一双摇、双摇前编花(简称“双编”)、集体大绳等等。我每次看着,他们单摇一分钟能跳到一百六十八个。那绳子是另一种塑料,像橡胶,绿色极细且柔软,在北京凛冽的寒冬中也不会僵硬。跳起来时,我看不到绳子,只见跳绳的人每次都高高跳起,听绳子打地啪啪啪地响。编花是编在身前,跳过去时左右手交叉。双编是编两次。还有个同学能跳双摇后编花,是在身后编两次,我看不明白,更跳不了。我想起体育老师的教导:“前面的,跳的时候一定要往前,能多往前就多往前,得给后面的留地方啊。要不就撞上啦。跳完了赶紧走,你以为是玩一加一啊!”

“一加一”也是种跳法,绳子更长,人更多。一个人上去了,跳几下再加上一个,要比最后哪一组加上的人最多。上去一个人,还有人拍着手,跟着喊:“一加一等于二!”每当我全神贯注当观众时,同学们就在大绳里玩各种杂耍,前面的忽然趴下,后面的人双手抓住他的脚踝成“推小车”状,这样两个人一起跳,像跳跃的甲虫。再有是像戏台上那样折个跟头,翻进大绳中。当然,这些同学们都做不到,都是我想出来的。我想出来的东西他们做不到,这就是我的高明。我就在一旁让各种想象塞满我的脑袋,以度过永远不带我玩的时光。

我冲到摇起的弧线下,那弧线美丽似彩虹,阳光被它打碎,洒落到我身上缤纷如落英。我闭着眼睛,那忽明忽暗的阳光落在眼皮上。而绳子兜到我的脚踝,脚被高高扬起如风帆,我的脸朝下,从大绳中飞了出去。

没有人改变他们的动作和神态,我的眼镜没有甩出去,因为有金属的眼镜链,只是贴在脸上,我爬起来加入跳绳的队伍。那队伍与大绳磨合如齿轮,另一组齿轮也在飞速旋转,那是二班的队伍,在我摔倒时还那么流畅。

两个齿轮一起转动,从两架机器合并成一架。

操场是齿轮的固定框,那校园是机器的外壳。

再一次跳绳时我低着头缩着脖子。我个子不高,身子很瘦,脑袋很大。我的身子像麻秆,我的脑袋像足球,他们说,我离远了看,像个棒棒糖。我把自己蜷缩成武大郎,缩成同仁堂的中药丸。

大绳砍到我的脸上并落到肩膀。我的眼镜被兜飞,眼镜链断了,眼镜落地碎了,成几片蒜瓣。我的脖子被蛇一般的绳子缠住,摇绳的像《红岩》里的行刑特务,他们用力一勒,再重新一抖手腕把绳子抡开。

没有人改变他们的动作。我第三次跑进队伍跟着跳。我不知道要先迈哪条腿,我辨不清方向,我把后背冲着大绳,双手抱头如囚犯,比滚过去更难看。

“你,下去!”体育老师冲上来照着我的屁股踢了一脚。我们两个班共用这样一位体育老师,听说还是班主任和他关系好,才为我们班多指导一二。我不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耽误了老师和大家的时间。

大绳比赛结束了。我们班输了。

 

我的眼镜框是塑料的,粉色,镜腿很粗,但腿儿与边框链接的地方被我的脑袋撑大。我把摔碎的镜片一片一片地捡起来,双手捧着,如同捧着一把洁白的花瓣。我不敢抬头看同学,我知道所有的同学都在骂我。我的心里压上千钧巨石,我抱着摔碎的镜片,眼泪在眼睛里打转。

一块粉色的花手绢递到我面前,那手绢脏兮兮的,有粉色的花朵和很细小的绿叶,不仔细看,更像风干的鼻涕。我抬起头来,看到一个同样戴眼镜的女生。“你怎么啦?”

她很胖很高,像一堵墙像一座石碑。她的脸是圆的,圆得有点双下巴;她的肚子把粉色的裙子撑得鼓鼓的,像胡同里怀孕的阿姨。她伸出胖手,来摸我的脸,我一下子躲开。

“你干吗?”

“他们不跟你玩,我跟你玩儿。”话有点不大清晰,每一句话,牙齿都咬在猫样舌头尖上,但只是轻轻地一硌,绝不会把柔软的舌头咬痛。后来我才知道,这就叫大舌头。

“玩什么?”

“捏橡皮泥。你叫什么?”

“小雷。”

“我叫静琪。”

这个名字耳熟,这个胖女生没见过,她像个幽灵,学校里从来没有她的影子。作为一个受人欺负的孩子,我始终在角落里偷窥每一个人。我能记住他们的每一个细节,并在心里反复地揶揄。她若是我们学校的,我肯定记得她。我开始想,我想起,一年级上学时第三天的时候,老师郑重地在班里宣布:

“从今天开始,咱们班的小雷和二班的静琪都戴眼镜,大家多帮助帮助他们。”

所有的同学都扭头看我,我打开眼镜盒,那眼镜盒是按的,我在开启机器。眼镜被眼镜布包裹,散出一股花露水的芳香。我褪下眼镜布,打开眼镜腿慢慢戴上,一个武林高手在拔剑出鞘,那剑正发出龙吟。我看清了每一张扭头的脸。从此我有了武器,我戴眼镜,要受照顾。但我感到,这班里还有人戴着眼镜。为什么同学们不去看他?他是谁?我前后与同学对眼,我扭头看墙,墙上有赖宁像。我明白了,这班里只有我和他两个人戴眼镜,一个坐在班里,一个挂在墙上。我的眼镜比他的厚。

除了赖宁,我的脑子还记得另一个名字:静琪。

 

 

诱饵胡同是东西向。诱饵小学坐北朝南,是座纵深的大院。进门是巨大的操场,操场后是一排排的平房。每一排有两间教室,放下每个年级死磕的两个班。从开头到后面,依次是三四五六年级,一二年级就放在大操场的周边。进校就听到叽叽喳喳的喧闹声。老师在声嘶力竭地维持秩序。这是上副科;若有学生被罚站或轰出教室,那多半是主科。排子房的西边有个宽敞的过道,一直通到西北角的厕所。每排教室前都上演着活色生香的西洋景,花哨得超过十八层地狱,多是打成沾满泥浆的人团儿,得用开水浇才能分开。孩子们身量越高,人就越皮实,低年级的不敢往后走,砍个沙包、扔个网球都会被没收。每当新学年开学,都有高年级的站在顶头的厕所前,为一年级的屁孩儿指引男女。那刚上学的小丫头儿穿着遮不住屁股的跨栏背心,露着白色或红色的三角裤衩,裤衩上兴许还破个洞。五六年级的傻小子们就这么看着,谁也没觉得不自在。

校园里有一棵老槐树,它伞盖般的枝叶覆盖了整个操场。树干粗得几个人抱不住,外面修了圈漆成绿色的铁栅栏。栅栏上是平的,刚好够小屁股的孩子去坐;栅栏之间有铁艺图案来装饰,三角圆圈,供孩子们的小脚丫蹬上去。每天课间或中午,我都会蹬上去坐到栅栏上,看着男老师和女同学一起踢毽,我会为他们踢得好或不好而高兴而悲伤。他们笑我也笑,他们哭我也哭,我就这么看着,像一只猴子,直至重新打响上课铃。冬天渐渐近了,那老槐树脱了叶子,似一只巨大而干枯的爪子。

我所在的是一班,和二班的接触,只有每个星期的手工课。

手工课是两个班合着上,安排在星期二下午的两节课以后,二班的人带着椅子来我们班,两个人共用一张课桌。二班那几个闹将又高又壮,但我不怕,他们若是欺负我,我们班的会跟他们打。表面上是嘻嘻哈哈,实际上都真打,用着十成的力气。但最可怕的是同班,他们欺负人。我找班主任告状告到厌烦,我也不敢找他们家,我不认识他们的家,认识了我也不会去。

我坐在最靠墙的地方,教室后门稀里哗啦一阵乱响。后门从外面用椅子顶开了,更像是撞开的,附近的同学四散逃开。二班的似妖怪似天兵天将,他们分成两队从前后门一起涌来。手工课的老师走到学生中间维持纪律,挡住了我的视线与阳光。她闪开时,我的前面出现了一个胖大的男孩,是我们班的学峰。

学峰坐在我前面同学的旁边,“哎!”他回头跟我打招呼。

我张了嘴,正要和他说话,脑后挨了重重一巴掌。啪的一声,十分地响。“叫你说!”手工老师在打我。

班里安静了,同学们都回头来看。我被打得头懵,对老师说:“我没说话,是他跟我说……”

“他跟你说你就说啊……”老师重音落在“他”字上,他动了一下头示意,用鼻子指了一下学峰。

“哈哈哈!”班里哄堂大笑。我不明白,更感到委屈。

我的身边没有人。老师环视一下,有三个女生挤在一张桌子上,像三只挤在饭盆前的小猫,她们都穿得漂亮。

“菁菁,你到这儿来。”老师指着那三个女生中的一个说。菁菁来得磨磨蹭蹭,好像很不乐意。我们平常管她叫菁菁小姐。我们有一次去她家里玩,她换上新的红裙子,戴了棕黄的假发,还戴了墨镜,一手端着个红酒的杯子,里面装满了可乐。我们觉得她像个小姐,这个小姐不是我们长大后的意思。

我不明白,为什么女生非要扎堆儿。更不明白,我是男生里功课最好的,菁菁是女生里功课最好的,我的功课比她还好,她理应坐到我身边。为什么她不乐意?也许吧,我什么都不是,而她是大队长、班长,兼手工课代表。

我跟菁菁小姐共用一桌,但我们的目光从未交汇,身边就像坐着个假人。我跟她小声说话,她说:“好好听讲。”

我百般无聊,在桌上趴了一会儿,抬头看看窗外。窗外是冬日明晃晃的阳光。又看看屋里,屋里是黑压压的人。手工老师讲解一会儿,发下各种硬纸壳巴儿,让我们染上颜色剪剪粘粘,做成各种小动物。我忘了带剪子和胶水,实际上,我没有顺手的。奶奶做活儿的剪子太大了,夹剪处几乎分开,我拿不动。我没有菁菁那种粉色的、小得只能用大拇指和食指的剪子,也没有细得像根嫩葱的胶棒。水彩笔早被抢得七零八落,留下的几根也不出水。我曾管一个同学借彩色墨水来灌,那墨水洒满了我的手,又被我抹到了脸上。

“借我用用。”我对菁菁说。

“你干吗自己不带?”

我伸手就去拿。

“老师,小雷抢我东西。”老师站在教室的前门,脸冲着门外。她好像没听见,但周围的同学都回过头来,我想把脑袋塞进书桌,像一只乌龟缩进壳中,不再出来。

“给人家!”一个欺负我的大男生说,他叫亮亮。一个他,一个浩南,总是欺负我。他们都很壮。表面上,我是打不过;实际上,我戴眼镜,从没打过架。

我没拿到菁菁的剪子。她把椅子往外搬了搬,地上长出一座透明的围墙,把我与她隔开。

教室里渐渐地静了,大家都在忙活,以便下课时交上手工作业。这门课没有期末考试,只计算平时成绩。每当我看到菁菁拿的那张大而白的成绩表、她一个个地填成绩时,就感到红笔是种权力,而我功课再好也没有这种权力。她像个公主,而我像个随从。我用力叠那硬纸壳巴儿,用力压出死线,反复地压,再一点一点地撕。没几下,我把它撕巴坏了。看看周围的人,他们画完了,又剪出部件,开始拼装。

“我借你吧。”学峰一回头,剪子递到我跟前,同样是把破剪子,很不好用。我用了几下,又还给他,他用几下又给我。

这节课我们每个人还发了橡皮泥来捏。男生们捏出各种飞机大炮,女生们捏出各种锅碗瓢盆。我双手搓着那橡皮泥,想揉出种好看点的颜色。每块橡皮泥都像压花饼干,每块一种颜色,拼成一个平板。我想捏个大野象,那样简单,只要揉成几个棍子当象腿,再揉个方块当象身,揉个长条当鼻子,再做出象牙。只用同一种颜色肯定不够,于是,我在想,用哪四种颜色做大野象的四条腿。

橡皮泥很硬,我把那一块块的“饼干”揉成卷,按在桌子上,学着父母揉面的样子用掌心用力地搓。离下课时间不远了,我的手疼了。

“我给你揉吧。”今天学峰的动作出奇地快,他转身就把我的橡皮泥拿走。“给我,给我。”我拽他的脖领子,但他很胖,我拽不动。他更埋下头去揉,揉得课桌直响。

哒哒哒的下课铃犹如电锯般响起来,那铃声似一条线,吓得我一个激灵。“快给我。”我对学峰急了。

“给你!”

学峰还回来的,是一条粗大的长条,似一根变质的火腿肠,各种颜色都扭在一起,并透着乌黑。那火腿肠的两边还扭着看不出的花。

“这是什么?”

“糖!”

从那以后,每次的手工课,别人不借我东西,我就管学峰借。他总是借给我。再往后,我就和他一桌,我管他借胶水,他用小手指蘸着胶水正往纸上涂抹,就立刻伸过小指来,我也伸出小指,我们的小拇指在一起轻轻地碰着。他每次过来,女生们都会主动躲开,集体给他让道。听她们说学峰会闹,闹起来他庞大的身躯像《恐龙特急克塞号》里的恐龙,没人能拦得住他。菁菁不喜欢靠近我,但更不喜欢靠近学峰,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但所有的女生都这样。

 

 

班里起了传闻,传说是我跟学峰关系最好。

之所以跟学峰好,是因为跟其他人都不好。在我们这里,如果你是班里唯一功课好但又不会玩的男生,那全班则是你的地狱。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我们整个年级只有一人永远考一百分,那是我;只有一个人永不及格,那是学峰。

学峰的脑袋是正三角形,他身子很胖,像是一个三角搭在一个方块上。整个人长得像积木,也像个雪人的雪糕。他说话并不利落,好像每句话从没超过五个字,只是蹦出些单词。我们打由四年级学的英语,平时不是捣乱就是写其他作业,一年也没见过几个词,可学峰说中国话,比我们说英语还费劲。从没有老师提问过他,也从没有人收过他作业,连他的考试卷子有时都不收,反正收了也知道他考不过二十分。有一次他得了四十分,是整张卷子都是判断题,他全部打对钩蒙上的。发下卷子来,从没见过他那么沮丧懊悔,要是全部打叉就及格了。那是他唯一的机会。

在一所功课抓得很紧的重点小学,学峰是完全的异类,在班里,有他没他都无所谓。他只是一坨肥肉,甚至是一团空气。班里所有的体育活动,不用想就要排除戴眼镜的,最瘦的我;还有不戴眼镜的,最胖的他。那时候,我的脑袋长得很大,再加上厚厚的瓶子底一样的眼镜,更显得我身子瘦小。同学们会叫我“四眼儿”,更会叫我“大脑炎”。他们说,我之所以永远考一百分,是我有四个眼睛并得了大脑炎的缘故。

不过,也有想起学峰的时候。赶上老师们换课,全天都是班主任的课,我们上得无聊,仍旧是自习写作业,把课本里的单元练习一遍遍地抄录。老师要我们整理了生字本、组词本、成语本、抄书本、公式本、难题本、错题本……我们把一本本练习册上的题、考卷上的题都分门别类地抄下来,把一本本雪白的、印着浅绿色格道的本子写满。老师又在课堂上判期中考试的卷子,甚至写她自己的卷子:她在我们放学后,还要去进修,当学生,以补上大学文凭。我们的卷子是竖着的,老师的卷子是横着的,密密麻麻,一个字也看不懂。我们想老师要考大学了,都十分地佩服。

判着判着,老师突然说道:“你们看人家小雷,语文数学都一百,双百。人家将来要考五百中的。”五百中是东城区最好的学校,同学们转过头,我再次把头埋下,我脸上发烧,像是做错了什么。我还是不会跳大绳,不会砍包,不会玩游戏机。

接着,老师又判到了学峰。“你们看学峰,也跟人家学学,卷子多好判啊,全是空白,一眼就看出得几分了。”

“哈哈哈。”全班学生都笑了。

“你们要么学小雷,要么学学峰,也好让我轻松会儿。”看得出,班主任烦得厉害。她忽然问道:“学峰,你过来。一加一等于几?”

学峰从教室后面嗫嚅着过去,闷着头说:“二。”

“学峰,二加三,再加五,等于几?”“十。”

“学峰,二乘三得几?”“六。”

接下来问的不止是老师,还有同学们,大家从如山的作业本练习册中抬起头来,前所未有地放松。

“十一乘十一得几?”学峰想了想,低头开始玩自己短胖的手指头。

“学峰,碗里有一百个丸子,吃了一千个,还剩几个?”“不知道。”学峰在说实话。

班里乱得开了锅,同学们在抢问,学峰在抢答。

卷子发回来后,学峰向我请教问题。我不情愿地给他讲,我讲得很明白,但他不是听不懂,而是彻底没反应,他连自己懂不懂都不知道。更多的时候,班里的男生会一拥而上,把学峰别在教室的角落里,四五不靠六地打。只有今天课间不一样,是教室外的墙角,大家一个一个地上去叠罗汉,而最下面压的是学峰。

学峰穿着紫色的上衣,已脏得发黑;而下身黑色的裤子却脏得发白,厚厚的全是脏土。同学们叫喊着,欢呼着。我正走出教室门口,几个同学立刻拥我而上,一起往学峰的身上倒去。我怕被压,成为花卷中的一层。我想往外跑,但跑不出去。我猛地转身,把脚伸进人群,向学峰的肋骨处踢去,像踢足球。

同学们又拥上来一拨儿。刚才压在学峰身上的都赶紧跑开,他们纷纷用脚踢他,踩他,踹他,像在踩一个大棉包。我想起胡同里有个粮店,每次我都蹦到那五十斤一包的富强粉袋上,在上面走,然后被粮店的人拽下来。我们很多同学都这么干过,直至粮店的人对我们破口大骂。

不知谁“啊”地喊了一声,他们都四散地跑开,我跑在最后,被高大的体育老师截住了。我被体育老师带到了班主任的办公室。他简略地说了说。班主任把我叫过去,我看得出,她生气了。

“哟,涨行市了?”她往前用力推了我一把,“你也会欺负人了?你不是老挨人欺负吗?”她又推了我一把,“看着挺白净的,戴着眼镜,连你都敢打学峰了?”

“是别人先动的手。”

“他打你没有?”

我不敢说话。

“去,那边站着去。”

 

在罚站时,我突然想起我第一次认识学峰时的场景来。那还是在这位眉骨突出的体育老师的课上,他眯缝着眼睛,高大硬朗,他厉害。上课时总是说:

“今天,你们跟着我做,我看谁的脑袋是个球!开立!”

这节课要学几个武术动作,我们要练冲拳,每一拳都像要打倒了一个敌人,操场上杀声震天。我们像体育老师一样,两脚打开与肩膀同宽,双手放在腰间。手要有力,放好。

他上前拉我的手,我被他拉动了。

他瞪我,冲着同学们说,大家看好了,不能这样,一拉就动。他自己做个姿势,他先伸右手,冲拳,再伸左手,冲拳。每冲一下拳,就喊一下:“杀,杀!”

“跟我一样!”他苍老的声音在喊。“杀!杀!谁做错了,谁的脑袋就是个球,到那边去。”他一指队伍以外。

“杀,杀!”

“你是个球!”他伸手向后指着。有个胖子站在我身后,我扭头向后看往他的方向。我在庆幸,我没做错,大家都没看我,都在看他。我用手悄悄一指,对着他说:“你是个球!”

“啪”的一下,我的后脖子挨了一下。我扭头,看到体育老师指着我说:“你是个球!那边去!”

我做得跟体育老师一样,他出哪个手我就出哪个手,我为什么会错?我在想,体育老师是对着我们站的,他出左手,我该跟他一样出左手岔开,还是出右手跟他是一样,用我的小拳头对他的老拳头。

他喊了,我来不及多想。

我不知道,但我做错了。

不一会儿,那个胖子也下来了。

我问他,“到底该出哪个手?”

他却不理我,远远地看着校门的方向。他的头是正三角,那他的眼睛就是倒三角,腮帮子很大。他鼻子很瘪,整个人挺白,但并不干净。他的鼻子下方,永远挂着两条清鼻涕,要么就用纸团塞着,像冬天院子里冻坏的水龙头;要么滴滴答答地流水;要么被一团烂布层层包起。

体育老师继续训练其他学生。太阳越来越足性,我们在太阳底下站着。旁边有阴凉儿,是房屋延伸出的影子,但我们不敢站过去,更不敢靠着墙。老师好像把我们忘了,他们练习累了,都去大树底下休息,过一会儿再继续。我们是掉队的战士,是开小差的,是体检不合格的。更不多久,我们两个好像人间蒸发了。

直至他们散了,我们站累了,还是没人理我们。许久,那体育老师才过来,看了几眼,对我们说:“一个胖子,一个眼镜。哦,一个傻子,一个眼镜。”

他挥挥手,示意我们回家。他转身走了,但我们没看懂他的示意。直至他走远了,胖子问我:“可以走了么?”我说:“不知道。”

我们两个人互相看了看。我,男的,瘦,戴眼镜;他,男的,胖,不戴眼镜。

 

 

记得前些天,学峰穿的是一件深蓝色的皮猴儿(皮袄)和黑色的棉裤,坐在第一排的第一个,课桌前是火炉子。天很早,炉子还没有热起来。学峰靠着火炉子,不知不觉,火炉子热起来,他却没有感觉。直到老师闻着屋里味道不对,立刻过去,一把把他的皮猴儿扔出去了,再一看,棉裤都快着了,腿都烫了。

从那以后,大家对学峰都极为关照,让他坐到教室后面。座位是班主任精心布置的,凡是好学生都往前,差学生往后;好学生一组,差学生一组;爱说话爱闹的,要用不爱说话的把他们分隔开;关系好的男生和女生,也要把他们分开,省了叽叽喳喳说个不停。班里好似腊八粥面上的果料,要一种种分开码放,而绝不是胡乱往上一堆。但学峰总是赶上哪个座儿就坐在哪里,渐渐地,大家也都不在意了。只要座位被他坐了,就收拾东西,坐他的位子即可。

他是班里唯一可以不按座位坐的学生,也是班里唯一的胖学生。

不知不觉中,我做任何事情,都被分到和学峰一组,有时是运气,有时又像某种安排。班主任组织我们“一帮一,一对儿红”,让好学生去帮差学生的功课,往往都是一个女生帮助一个男生,但我是要去帮助别人的。可帮助学峰,好像有点浪费。

我很快嫌弃起学峰来。他确实比我还笨。任何事都把我和他绑在一起说,好像若是笑话一个,必把另一个给捎上。好像总有人说,小雷怎样怎样,学峰怎样怎样。我的功课明明和菁菁一样好,有时比菁菁还好,为什么没人说,小雷怎样,菁菁又怎样呢?

我想和菁菁粘到一组,但不论何时,我身边的只有学峰。我几乎要靠演杂耍才能在班里活下去。

这天男生们在一起玩单双杠,他们都能双手撑起来,转过身去坐在单杠上,用腿窝勾住单杠,双手牢牢抓紧,从单杠后翻过去,双腿着地,这时双手仍然向后抓住单杠;再一用力,还能回到单杠上,再翻身下来。他们能反复做上十几次,还能玩其他的花样。而双杠,他们能“赛杠”,两个人站在双杠的两头,分别从相反的方向翻过去跑,绕着双杠跑一圈去抓对方。这需要更大的力气。玩得最好的是亮亮和浩南,我哪一样都没玩过。

亮亮抓着单杠上上下下翻了几次,轻松地跳下来,惹得周围的男生女生都看他。

“咱们班,就小雷和学峰玩不了。”他大声嚷嚷。

又是我和学峰!

“我行!”

我走上前去,两耳呼呼风声,我从没走得如此之快,耳朵却冻得如此之麻。

“你先把眼镜摘了。”亮亮说,“要不了又得赔你。”我想都没想,把眼镜给他。我双手撑起瘦小的身子。我记得以前放学过后,没有人的时候,我也曾撑上去过。但这次,我头一次转身坐在单杠上。我双手抓紧往后翻去。

“砰!”

我眼前一黑,过了很久才反应过来。一阵钻入脑髓的疼痛袭来,我好久都没站起来。

亮亮和浩南都过来扶我,我不敢拉他们的手,但这次,我拉上了。但我起不来。他们好几个人连托带撮,把我弄起来了。亮亮一边拍我身上的土一边说:“真牛×,你中间敢撒手啊!我们可不敢。”

我站起来走了两步,天旋地转,我想我是把脑子摔傻了。

我在眩晕中走到班里,亮亮已在班里嚷嚷开,“丫小雷往后翻时撒手了,脑袋砰一下就着地了。”

“嘿嘿,小雷脑袋更大了,更像大脑炎了。”

“小雷,你没事吧?”也有几个女生过来问我,我不知怎么说话,只是一味地发愣。我看到菁菁也在,但她没有过来。

我谁也不理,趴到课桌上。头疼得几乎要炸开,我想去医院动个手术,立刻把我的头疼治好。我拿起课本想看,但根本看不下去。我想完了,我傻了,我再也考不了一百分,那样再也没人来抄我的作业。他们欺负我,会像欺负学峰一样。也许我不疼了就能恢复。我不知道还要疼多久,也许永远这么疼下去,傻下去。

 

 

这天放学以后,老师先走了。同学们都没有走,商量即将举办的折返跑比赛。上次输了大绳比赛,这次的折返跑班里极为重视,几乎每天放学后都在练习。比赛原本胜算很大,亮亮和浩南都跑得很快,但有了我和学峰就很渺茫。他们在议论,我和学峰能不能跑,不能的话,要找女生假扮成男生当替补。

“让学峰跑吧。”菁菁小姐说。

“不行,他那么胖,比小雷都笨,他不行。”亮亮说。亮亮是班里的霸王。他留了个盖儿头,整个嘴唇和牙齿高高地凸起。他比我们都高,也比我们都壮,是没进化完的原始人。

“他不行,让小雷跑。”浩南跟着说。说着他还动手锤了我两拳。他曾在课桌里用涂改液写满了我们班男生的名字,在名字旁画个大括号,在括号尖头的一方写上四个大字:“喜欢菁菁。”我不知道菁菁漂亮不漂亮,但别人都说她漂亮,我就觉得她漂亮。她最漂亮的一次,是穿了一条黑健美裤,上身穿了白衬衫,那领子还是敞开带花边的,外面套了粉色的毛衣。

“我不跑。我怕把眼镜了。”我说。

“摘眼镜不就得了?让浩南接你,你跑完拍浩南的手就行。”

“不行不行,他看不见,他跑我接不住。”浩南说。

他们都站了起来,像是要打架似的。“学峰,你呢?”

“我不跑。”学峰开口了,他闷在一旁,等了很久才接着说,“我不会。”他的声音很蔫,好像落了秧的茄子,怎么也长不开。又等了一会儿,他说:“小雷跑我就跑。”

“你跑不跑?跑不跑?”亮亮急了,他拿起教室里的教鞭。那教鞭是塑料的长条,蓝色的,一头细一头粗,修长得像菁菁的身段,也像她过生日时的大蜡烛,还很有弹性。我们都觉得,这是最好的击剑,也时常拿着它来玩。

可这一次,亮亮的动作大了。他抡着,打着,一下下向学峰身上打去。学峰坐在位子上,他动作很慢,没法躲避,身上挨了几下。轰隆轰隆,他站起来时撞动了课桌,那课桌挪动得很响;在他站起来时,他还是挨了几教鞭。

“你干吗?”学峰急了。亮亮打得性起,他用力抡起教鞭,想着实地给学峰来一下。

“啪”的一声,我们都吓坏了。他抡起教鞭打到了教室里头上的管灯,那灯正开着,从中间碎成两大截,一瞬间教室变暗。我正坐在那管灯的下方,手正放在桌子上,只觉得被电了一下。血流了出来,我们吓得吱哇乱叫,教室里闹成一片,有几个嘴快腿快的,赶紧去报告了老师。

亮亮和浩南一起扶着我,我们到了操场上。操场的西南角有一片洗手池,那水池十分遥远,要走上一阵。可今天走得很快,我像是被一阵风挟着到了。

我的手疼得麻木,而我中午摔的头还在嗡嗡地响。我没有任何想法,只是一味地厌烦学峰。我只听有个声音从这阵风中钻出,那声音在响:“你就说是学峰打了灯管扎的你,听见没有?要不,就再也不带你玩了。”

我到水池边洗手,冬日的水很凉,也很清亮。每当在操场上玩得满头大汗时,我们都在这儿撅尾巴管(对着水龙头喝凉水),全不顾池子里倒满了各种令人作呕的霉咸菜疙瘩、臭白菜帮子和烂西红柿皮,还有米粒和断裂破碎的宽面条。满池子的米粒像小石子,我有时会忍不住捏出一两个来玩。而这次,手上的血被水冲走,像是一片片撕碎的红领巾。等我洗完手,再往老师办公室走时,我的耳边仍重复着那句话。

进了办公室,老师看到,我的双手手背上仍插着一点灯管的碎片,还有血丝从里面流出。我用手互相去拔,却一碰就疼,玻璃片似乎有了生命,它们主动往里钻。那碎片银光闪闪,好像我的手背长出了铠甲。

“谁干的?”班主任问。

我不知怎么回答,我先向左边看了一眼亮亮,又向右边看了一眼浩南。他们似乎在向我使眼色的,但我看不出人的眼色,很明显的示意我也看不明白。这次,是我唯一一次在有人冲我使眼色时,我没有说:“你冲我挤咕眼儿干吗?”

“谁干的?”班主任又问我,她把我的手拿起来看。

“学峰。”

 

 

后面的事,我一点也不知道。亮亮和浩南一起带着我到了发霉的医务室。医务室的神医在侍弄梅花,他在用一把小锄头松花盆中的土。他放下花锄站起身,开始满处找镊子。但许久也找不到,他转身去了后勤处,我们就在医务室里等。等了许久,才见他拿了个小钳子,把我手背上的碎灯管择了出来,又拿出发黄的纸包裹的棉棒,打开几近干涸的红药水瓶,给我上了药。

这一路,我想跟亮亮和浩南说话,但真不知道说些什么。

亮亮一拍我的肩膀:“够意思,周六下午到我们家玩游戏机去。”

再转过来的一天,我按时到班里上课,仍旧把自己埋在书本里,不跟任何人说话。我的头疼稍微好转,但尚未全好,我怕自己变笨,只好用更努力的学习来弥补。学峰也在班里,等我们正好上班主任的课时,班主任正拿着我的作业本表扬我,屋外有大人在敲门。

“学峰,过来。”班主任把学峰叫到讲台桌前。从外面进来一个中年的大叔,他是学峰的爸爸。

老师先让我们一个个埋头做题,她很快跟学峰爸爸说着话。我想抬头偷看一眼,但我不敢,我想把头埋得更深。

“啪”的一下,教室中起了巨响,所有的同学都抬起头,像是一群企鹅伸长了身子。我看到学峰左边的脸立刻红了,连同半边脖子。学峰爸爸仍气呼呼的,他的手在哆嗦。

他又抡起巴掌打过去。学峰低头一躲,那巴掌扫在他的脑袋上,没打瓷实。学峰爸爸倒是一趔趄,这时才能看出,他好像也没多大的力气。

班主任把他们带出了教室,屋里乱了起来。

我在这阵乱哄哄中,把刚才受到表扬的高兴压下去了。我有点沮丧。

 

周六是半天课,可中午放学以后,亮亮并没有叫我去菁菁小姐家。我四处找他们,到处都找不到。我的家里还没装电话,装电话太贵,要五千多。即便装了,也没有她家号码。

又到周一,我去找亮亮,我问他,什么时候叫我去菁菁家玩。他总是说,我们开裸体舞会呢,你去吗?

我不敢说话。

回到家里,我找父母,闹着想买个游戏机。我想练手,玩熟练了再说。但父母没有给我买,于是,我想到郊区的弟弟家、姑姑家,在那里整天地玩,但父母也不带我去。

我不知道菁菁家在哪,只知道在另一条细小的胡同里。那里住户不多,挨门去找都能找到,可我不敢。

亮亮说:“咱们这个周六晚上七点,明亮胡同路口,把角的路灯下见。”

天黑了,风渐渐地冷了。我把自己藏在明亮胡同路灯下阴暗的地方,从水泥的电线杆子后,透过厚厚的眼镜片看过往的行人。那些胡同里的老头老太太,居委会大妈,学校的教导主任,邻家三天两头进派出所的哥哥,穿着小黑皮裙子高跟鞋、戴着大耳环、把嘴唇抹成紫黑色的姐姐,都一一从我面前走过。他们没看到我。我还在等。

快到七点了,我预感亮亮他们快到了,我看着前方的来人,那一定是他们。可不像。近了,更近了,根本不是。我再等,还是没有。胡同里清空了,往东看到东口,往西看到黑洞,都是一片荒凉,只有枝枝桠桠的树木和交错的路灯。

七点一刻了,他们为什么不来?但这不会有问题,一般迟到个十分钟一刻钟,纯属正常。七点半了,有点麻烦,但我想,他们会及时出现,并对我道歉,会客客气气地说,对不起,我们来晚了,我爸不让我出来,我偷摸着许久才出来了。浩南会跟旁边补充,我用公用电话给他家打了电话,他才出来的;我们打两声就挂,他爸接不着。

然后,我又想,也许是老师没讲过的相对论的缘故;我没手表,现在大约七点四十,但实际有可能才七点一刻,更或者是七点整,要不就是六点五十,七点不到,我在这里刚刚开始等,时间久了,是我的错觉。

天完全黑了,胡同里起了风,几乎没有人。阵风吹过,地面有些落叶,也偶尔有个纸屑,比我们班扫除完的教室还干净。

我继续等,但我站得累了,就蹲下双手交叉。我时而抱肩,时而揣着手,时而双手抱着膝盖。没有人扭头看我,包括路过的狗。我的手冻得麻木,耳朵冻得生疼,我不时在呵手捂耳朵。

天空变得昏红,树枝在月光下摇曳。胡同里终于出现了人,是把角对门的大爷出来上厕所。我忍不住,过去问:“麻烦您,现在几点了?”

大爷看看手表:“快十点了,还不回家吃饭!”他的语气很冲,我吓坏了,以为他在训斥我。我连忙走开,可他看都不看我一眼,径直奔了厕所。我继续回到路灯下,浑不知所措。

又过了一会儿,远处出现个熟悉的身影,那身影壮实,我每天都见他。

“爸。”我轻轻说。

“爸他妈什么你爸!爸他妈什么你爸!”啪、啪两声,父亲狠狠地抽我的耳光,第二下我躲开了,第一下我没躲开。可第二下重重地打在我的后背上,我的身子一阵发麻。

“回家!奶奶上周围胡同里,挨着家地喊你。”

我跟在父亲身后,抽噎着。

后天星期一,我早早地去上学,远远看到亮亮和浩南在那里,我不敢过去质问。而他们却过来了。“礼拜六你哪去了啊?害得我们好一阵等。”亮亮过来就推我一把。

“就是,我们等到很晚,下次不带你玩了。”浩南也跟着说。

我来不及反应,他们都转身走了。我更加坚信,若是我真晃点了他们,他们绝不会这么轻饶我。

我想去问菁菁小姐,但菁菁小姐一直跟一群女生在踢毽玩,跟着玩的还有老师。我还是远远地看着。

 

 

这天放学时,亮亮特意叫上我,一大帮男女同学去看鬼楼。

亮亮说,“你们谁不去鬼楼,以后就不带谁玩了。”他特意跟我说,这是为了弥补没带成我去菁菁小姐家、特意叫我而不叫学峰的。我胆子最小,不敢去鬼楼,但更不想掉队。

我们一群人来到胡同里一座简易楼的后面,那里有一条上楼的楼梯;还有一条,从一个黑洞洞的小口进入,不知是往楼上还是楼下。我们围在那里,周围都是破旧的木器和杂物,堆满了冬储的大白菜和蜂窝煤。我们想进去,但又不敢。那黑洞有个破木头门,敞开如人的豁牙。

亮亮说,“你们看,刚才一老头和一老太太抬着煤气罐进去了,那里面肯定是鬼。”

我们不由得害怕,忽然间,又听到有咚咚咚的脚步声。

“啊!”菁菁小姐一声尖叫,尖利得超过打碎的玻璃尖。她带着周围几个女生往外就跑。亮亮和浩南一起用力,一下把我推进破木头门内,两个人搬了个小缸挡住门。他们转身走了,我怕起来,“开门,开门!”我叫喊着,用力推门。

 

忽然间,眼前的人一闪,一个胖胖的、穿粉色衣服的女生来了。是静琪。她用力帮着挪那口小缸,她拉我,“你怎么进来了?”她说话声音很小,还有些轻微的沙哑,若不离近,几乎听不见她。

“嘿,嘿,小雷,静琪,你们俩一对!”我仿佛听到有人在这么说,但我听不清是谁。这声音混杂着。亮亮和浩南的笑,菁菁小姐也跟着笑,我只知道,他们一起走了。

费了很大的劲,静琪才推开那口小缸,我一把推开静琪,也往前跑了。我想跟菁菁一起玩,并不想和静琪一起多待一秒。

他们见我跑了出来,也跟着往前跑,好像是我在追他们。跑出一段后,我还听见静琪在后面喊:“你们干吗老欺负小雷?”她声音不大,我还是听见了。

我无法忍受他们把我跟静琪撮合到一起,我只想和菁菁。

静琪说,“在我家吧,我家有游戏机。”

“不了,我得回家写作业。”我说。

我转身就走,还没走出这片简易楼,我就转身说,“我跟你玩会儿吧。”

静琪没有丝毫的反应,她只是带着我到了她家。原来,她家并不是住在简易楼中,而在简易楼后面的几排平房里。这种平房没有院子,推开装了纱窗的门,里面一个堆满杂物的小过道,然后就是屋子。屋子很小,对着电视就是床头。我们坐在粉色的床单上,被子和枕头也都是粉色的,像夹心饼干中心的颜色。电视机是放在一个土里土气的酒柜里。那酒柜去掉玻璃,直接当电视柜。酒柜下的一层抽屉拉开着,里面放着一个任天堂牌的游戏机。

“你会弄吗?”

“不会。”我一边说,一边去试着弄。游戏机的线乱成一团麻,我一根一根地择开,但不会接。我又去翻游戏机的盒子,盒子是重叠的两层,一层纸壳,一层白塑料泡沫。在两层的中间,我找到了中日文双语带插图的说明书。左看右看看不懂。我找到所有线的接头和游戏机、电视上的插孔,一对一地挨个试,试上了,打开电视,又跳不出影像,电视上一片雪花。我把接头逐个拔下,连游戏机卡也拔下,换个面又装上,电视机总是一副不变的脸,还是一片雪花。

“是按频道吗?”我问。

“不知道。”这是她的口头禅。

牡丹牌的电视机有八个频道,我逐个地按,又把游戏机的按钮逐个地按,终于按出来了,不知怎么按出来的。

但是,我再怎么拧,都没有声音。

“没声。”

“凑合玩吧。”

我们开始打游戏机,玩传说中的水下八关。

《魂斗罗》这款游戏,我始终不知道为什么叫《魂斗罗》。反正我会开枪,能打死几个敌人,再被敌人碰到或中了子弹,翻个跟头死去。

我跟静琪一起玩,不论怎样,我们三条命都过不了第一关。“你会调命么?三十条的那种。”

“不会。”

我想起来,这是我听来的秘笈。我把游戏机关了,再重新启动。

“你干吗?”

“我调命。”

我选到魂斗罗的开头,上上下下,左右左右,ABAB

命还是三条,我们仍打不过第一关,连关底(注:关底是每一关最后最难打的那个东西,现在叫Boss)都见不到。

我继续使劲按:上上下下,左右左右,ABAB

没有用。

“你按错了么?”

“应该没有吧?我也不知道。”

我们就这样,每个人三条命一起打,一遍一遍地打,无论如何也打不到第一关的关底。

“什么水下八关?”静琪突然问我,这是她说话的最大音量,如蚊子在你耳朵边唱歌。

“我是听亮亮他们说的,好像在第六关的某个地方,有个人上来,你不打死他,跟着他,一直沿着路走,他就会把你带到另外八个关卡,是人在水下打的,特有意思。他们都说能进去,但很难。”

“人一掉进水里不就死了么?”

“但在水下可以,就像超级玛丽第二关,你钻进那个水桶里,直接进水下,照样打会飞的乌龟。”

“那咱们这是第几关?”

“第一关。”

我们继续玩,上来就死,继续再玩。我们不停地玩,不停地死,那背景音乐都在嘲笑我。我来了脾气,我想到上课时铁杵磨成针的真理,带着爱迪生做实验的悲壮,我一定要玩下去,哪怕玩到明天天亮,我也要打过第一关。

 

 

后来,我们听说,那天学峰的爸爸来到学校,是为了给学校赔灯管。那灯管没多少钱,但学峰的爸爸很生气。

我十分懊悔,不应该说谎。但我也在埋怨他,若是没有他,我也不会一赌气就去翻单杠。这肯定是他的阴谋,他希望我变得像他一样蠢。一连几天,我仍每天中午趴在桌子上,看到他在旁边两行课桌中间扫地,就把头扭到另一边,继续闭眼睛忍受头疼。可没一会儿,我感到有人在顶我的头。我扭头一看,是学峰的屁股。他倒退着扫地。圆形的屁股转过去,他三角形的头转过来,倒三角形的眼睛更加犀利,两个鼻孔的鼻涕更加汹涌。他齉着鼻子说:“今天放学,我找你们家去。”

“我找你们家去。”他这句话敲打着我的耳鼓,我本已头痛欲裂的大脑在此炸开。我怕我的父母,不仅怕挨打,更怕他们那种声泪俱下的唠叨和苦口婆心的劝说。他们的批评似乎在演话剧,要从气氛的开始演到结束;你能知道下面他们要怎么说,也知道要说多长时间,但还是得忍着听他们说下去。

我强忍着看他一步步后退。他在扫地,每后退一步都在扫一下左右两旁的课桌底下。没有什么纸屑,仅有一点粉末似的土。每用力扫几下,那笤帚上都会掉下两根笤帚苗来,他扫着渐渐增多的笤帚苗,用三角眼的余光看我,渐渐退出成群的桌椅,退到讲台,退到教室外面的亮光中去。我看他的影子,像一个妖怪。我扭头看到墙上赖宁哥哥的像,他仍是满脸严肃,红扑扑的脸上闪烁着火焰的天真。

放学时本不是我们组值日,但我故意留下来帮忙。宁可忍着同学们的说笑。我最怕别人当众说我,不论说的是好、是坏,是议论是评价,哪怕仅仅是不重要的提及。

在一片忙乱中打扫完教室后,同学们都散了,我也从学校最后的排子房走到校园里,却看到学峰还在,似乎在等我。我立刻藏到操场上大树后面,等着他消失。过了很久,学校里看门的老大爷过去叫他,冲着他大喊:“还不回家吃饭?”

学峰立刻灰溜溜地像被赶走的耗子一样溜出了学校。我也悄悄跟着出了大门,看学峰向胡同西口走了,我家在东口。我立刻向东口跑去,没几步,我就摔在了胡同里。

“哎,哎!”我扭头,见学峰转身了,追来了。他追着我,他的身子肥胖,两条腿带不动整个肥胖的身子,所以他的上身前倾,几乎要弯成鞠躬,而下身的双腿还直着跑。我爬起来,来不及掸身上的脏土,就继续跑。每家的窗口里都在播放评书,那正是单田芳的《童林传》;每跑过一个窗口,都能听到窗口里粗哑的嗓音。我一直在踏着夕阳和寒风奔跑,那嗓音一直在追着我,跑完整条胡同,跑到自家门口,正听到“下回再说”。

我进了大街门,立刻把门从里面插上。一共是两道木头门插关儿(插关儿:插销),还有一根铁的门闩,上百年的打磨早已把木头磨得光滑见亮,没有一点毛刺。

幸好父母已经回家,我怕他们外出时不关门,把学峰放进来。我家没有狗,来了生人不会报信,我只能躲进里屋。我在心惊胆战中度过了一夜,好像随时等待着地震或打雷。北京已经许久没地震,也没有太大的雷声了。

第二天一早,我开门去上学,没走几步,一抬头,却看见了学峰。他脸上抹得一道道的黑,应是他自己揉上去的。鼻涕早已干了,还有新的在不断补充。

他见到我,冲我挤咕挤咕眼睛,好像要说些什么。

我们一起上学。在上学的路上,我们一句话也没有说。我看着我们的影子被阳光拉长,清冷的风吹来,那影子似乎是深蓝色。胡同像一部机器一样开始它各部分的运转。卖早点、卖菜的开始出摊;大人们都骑着自行车上班,嘴里喷着白色的呵气。胡同的两旁都是光秃树木,学生们戴着小黄帽,三三两两地走着;他们都穿着蓝色带黄白道的校服,好像森林中的精灵。

到了校门口,我们过了站在门口的值周生,给校门口的老师敬了礼,我对他说:“水下八关没玩出来,他们该不带我们玩了。”学峰没说话,他眨了眨眼睛。

 

 

在学校,我始终想问问菁菁小姐,我有很多话想对她说。我想说,“那天你们玩游戏机了?”菁菁小姐总是和一群女生在一起,她们正往前走,她好像没听见。我正要再大声说一遍,可亮亮也在旁边,他忽然拦住了我,浩南也在。我郑重地问他们,他们一对眼:“我们临时改时间了。”

“学峰昨天找我们家去了。他找我爸告状,我爸要打我。那灯管是你打的。”我说话的时候,还伸出缠着纱布的右手。我想,你们骗我,那我也骗你们。

这天亮亮刚刚剪过头发,他的盖儿头更加正规,后脖颈子的头发都用推子推出青皮,整个头像一个细瘦的口蘑,既不是香菇也不是平菇。他的嘴更显得突出,厚厚的嘴唇每说一句话就往前一鼓。

“你肯定喜欢菁菁。承认吧。”他拍着我肩膀,“初中就得搞对象了。我哥他们那会儿,二年级就知道谁喜欢谁。”

“不,不是,不是!”我涨红了脸。

“那过几天咱们跟二班赛跑,一定得跑得过二班。”浩南说。

“我肯定能跑过。”我说。我知道,他们是想看我的笑话。我只盼着让学峰来一起跑,他那么胖,班级比赛带上我们两个,就省得我一个人被笑话了。

作为班里的嘲笑对象,我不仅是不会玩各种游戏,跑步还有点踮脚。我跑快了,就爱蹦。若不是班里人数不够,绝不会每次活动都有我。我更宁愿班里人够了。我最怕的,就是突然有同学请病假,我会像被展览一样摆放在赛场上由同学们嘲笑,像一只从窝中倒提出来的待宰的蠢鹅。

“没问题,学峰包在我们身上。”他们说。从他们的目光里,我看出了恶作剧,更看出残忍。

 

 

折返跑比赛是在体育课上比的,上一节还是手工课。我跟学峰继续在一组折纸。这次的纸折好后往中间吹,能吹起一个球形。又是临近下课,同学们几乎都折好了并吹起了球,一个个在手中扔来扔去,打雪仗一样地互砍。

今天我特意从家带了剪子,是种小号的白铁剪子,很锋利,很好用,但很土。可再好用的剪子也无法帮我们完成手工。我和学峰对视,我们怎么折也折不好,又做不成了。

“弄不好,又该得2分了(五分制)。”我对学峰说。

“没关系,下课了就好了。”学峰说。

“下节是体育,该比折返跑了。你跑么?”我说。

“我不想跑。但你要跑我就跑,你跑得肯定比我快。”学峰说着,冲我晃了晃鼓鼓囊囊的身子,那是件冬天的羽绒服。

“是亮亮浩南叫你跑的?”

“嗯,他们说,不跑的话,手工课没成绩。”

 

忽然间,我看到,那个叫静琪的女生走了过来。你叫什么?静琪。你呢?学峰。我为他们介绍,她叫静琪,他叫学峰。

期中考试,你考多少?

46,静琪说。

18,学峰说。

100,我说。

我们都认识了。

静琪,折返跑比赛,我跑么?

不,你别跑了,你跑不过。你们都别跑了。

不,我偏要跑给你看。

我对学峰说:“你认识静琪么?”

“不认识。”

我们正说着,亮亮他们又过来了:“嘿,四眼儿,你们俩又聊上了。”

我要回话,但不知说什么。世界上最恐怖的事情,是把我置于众人之中。每人说一句,每句话利剑尖刀,我是游街的罪犯,忍受着他们砸过来的白菜帮子、烂西红柿、臭鸡蛋,甚至棱角分明的石块。我的头被砸破,鲜血顺着太阳穴流下,我的脸上沾满了唾沫。

所以每当这时,我不敢说话。

“亮亮,你那说什么呢?赶紧交作业。”老师来替我解围,只有老师能救我。而我,只好用考一个又一个的一百分来回报他。

“学峰,小雷,你们俩再不交就记2分了啊。”

我吓坏了,我不允许任何一个2分,哪怕是手工课。但我实在不会,我看那黄白的纸张是能蜇人的蛇蝎。我再一次看黑板上的图示,一步,两步,三步,到第三步我就折不出了。我只盼着谁能帮我。同学们都交了出去玩。我看菁菁小姐,我问她。菁菁小姐说:“你先把这个折到这里,再把这个折到这里。”

我想让她帮我折,但学峰在,我不好意思。我又怨恨起学峰来,若不是跟他一组,我早就完成了。

“菁菁,你帮我……”我的声音小得我都听不见。

菁菁小姐却听到了,她站起身来,我以为她要过来。她却转身,找老师交作业去了。

刺耳的下课铃又响了,体育课我们要去操场上。老师在催我,学峰还想再弄弄,我一把把折纸从他手中夺过来,把剪子和胶水都甩在课桌上。那把白铁剪子是我的,锋利得足以反光。

“哎,你的剪子……”学峰说。我顾不上理他。

我伤心地交了作业来到操场,操场上人喊马嘶般地喧闹着。一班和二班的男生们推搡着,似乎要在比赛前大干一架。体育老师一边吹哨,一边用哨的系绳赶羊般抽打着学生。好不容易,学生们都站好了。

简单的准备活动之后,我们每个班先分成了男女生各一组;两个班四组人,在长方形的操场一头聚成四堆。在操场的另一端有个实心球,一声哨响,两男两女四个学生一起跑过去,摸了实心球再折返回来,每组拍下一个人的手,再他们来跑。

同学们似织布机上的梭子跑得来来回回,人都快跑完了,但胜负还没分出来。我被排在班级队伍后面,学峰在我身后。我要努力,我是男生,一定要跑过女生;我是好学生,一定要跑过傻子。我是小雷,一定要跑过学峰。

轮到我们了,跑完的同学在加油呐喊。我用力跑着。很快,笑声盖过了呐喊声,我是一边跑一边颠。我恨不得立刻跑完。我立刻向前摸了实心球,继续回头跑。我在冲刺,我只用前脚掌着地,在冲刺。我一下子冲到同学群中,我是同学群中的一员。

我跑完了,用力拍了一下学峰的手。学峰的上半身在向前弯曲,双腿紧着捣腾,对我的笑声很快消失,对学峰的笑声轰然爆发。操场像是动物园,我们是两只等待投喂的、四肢头脑都不发达的动物。

学峰很快去摸了实心球,他转身开始冲刺。二班的同学比他瘦比他高,很快就追了上来。忽然间,学峰向前打了个滚,他一下子窝在地上,都算不上摔。羽绒服厚棉裤和塑料底的棉鞋,把他裹得似一个棉球。他窝在同学之间,提前到了终点。二班的同学也立刻跑完。

我赢了,我们班赢了。

 

十一

 

我们四散着往班里走,准备回班喝水。一时少有人管摔在操场上的学峰。

可学峰却没有起来,有几个人围着他。我想过去看看,但还是回了班,今天特意带了水瓶子,我渴得厉害。

我们回了班继续上课,不知不觉中,我发现学峰始终没有回班。亮亮悄悄溜出后门打听,他回来告诉我们,学峰去了医院。进去以后,他再也没出来。

第二天,学峰的父亲来到学校里闹,学校里的气氛诡异异常。寒风把所有的阳光都吹化了,每个人都在发愣,每个人都不知所措。我们听凭命运的安排。自那以后,我的记忆一片空白。

北京的阳光与别处是不同的,上午的阳光很柔,中午的阳光很傻很愣,发白,不发黄。很淡,从不浓烈。只有下午四五点钟时,太阳才用它最后的一点力气把胡同染成淡金色,似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在诉说。这里的阳光更体恤,也更从容。

 

后来,我在临期末考试时因病留了级。我到了下一届的班里,又是在一节体育课上,眯眼硬朗的体育老师一再给我们讲,冬天上体育课,大衣兜里不能装任何东西。说曾经有个学生,上课跑步,跑着跑着,人摔倒了,再也不起来了。老师过去问:“你怎么啦?”他闭着眼,不作声。老师上去摇晃他,他动了动,没反应。

冬天,衣服穿得很多,看不出毛病来。

于是,老师只好找了辆平板车,把他送到医院。到了医院,一脱了衣服才发现,他兜里揣着把剪子,是白铁尖头的那种。跑步一摔跟头,那剪子一把扎破衣服扎进肚子,嘬在肉里了,都拔不出来。血没流出多少,但在悄悄地流着。医生一摸,他身上都凉了。

 

十二

 

下课后,我想起了静琪。我忍不住到曾经的班主任办公室去打听,我的那一届里,二班有没有一个叫静琪的学生。

“没有啊,全学校只有学峰一个胖子。他是个傻子,从小没妈,他爸爸死活不给他送到培育中心里去,非要跟着上小学,还想着能不能考上初中,好歹也弄个文凭。哎,哪知道……”当初的班主任顿了一下,“你老挨人欺负,但功课最好。就你老跟他玩,我们都担心你被他带傻了。”

“您不是说过……静琪……”

“不过还好,期末考试,你只是病了,不是傻了。”曾经的班主任笑笑。

“老师,您说过二班有个静琪,也很胖,戴眼镜。”

“啊,那是比你们高两届的二班,你没见过。她跟学峰一样傻,没上完她爸就把她转到培育中心去了。”

“那您好像说,二班的静琪……”我的声音很小,小到只停留在心里。我问老师:“什么是培育中心?”

“弱智学校。”

“他(她)不傻。”

“是你傻!”

老师还讲,培育中心里上课轻松,一节课就三十分钟,一个老师就教两三个人,甚至只教一个人,不论多少节课,都掰不开那一加一等于几来。再长大点,培育中心就教学生们做点手工,做点陶器卖给外国人。弱智不算残疾人,他们没什么补助,也不知长大了能干什么。

 

我也再没玩过《魂斗罗》,我始终没搞明白什么是水下八关,据说那是日本原版才有的,更听说那是瞎编出来的。长大后,我才明白,静琪是我发呆时的想象,我希望有个能护着我的大个儿头女生。她和水下八关一样,都是莫须有的谎言。

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我考上了五百中。这一天我在家,突然有人来找我,是静琪。她瘦了,漂亮了,她在我面前转了一圈。现在她比我矮,所以一点也不高大。她跟我说,“小雷,我上了培育中心,老师同学都对我很好,从来没人欺负我,他们都夸我聪明。我门门考试都能上六十分。我们也有体育课,我学会了跳大绳,每次跳绳比赛都能有我。学峰也在这里,他瘦了也变高了,我们过得很快乐。我们学做了陶器,卖了很多给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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