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小说《水下八关》的写作缘由相对独特，是执着于故事的结局。我一定要写一个傻子学生因在兜里揣了把剪子，摔了个跟头把自己活活扎死的故事。很多小说中都有波涛般的杀意，我想还是用钝刀子杀人更“爽快”。

“水下八关”是电子游戏红白机时代，由单机射击类游戏《魂斗罗》引发的一个典故。《魂斗罗》一共八关，相传在第六关时有一个敌兵，在适当的时机跳到它身上，会进入隐秘的关卡，有另一番精彩的游戏天地。许多玩家多年来一直在苦苦寻找，而它不过是一个从未存在过的谣言。在小说中，主人公“我”也在寻找“水下八关”，但他却连第一关都打不过。

二

游戏是假的，是虚幻的世界，但游戏者要在这虚幻中建立秩序与规则。正如小说《蝇王》的主旨一样，孩子们的世界同样残酷。一个孩子能不能融入集体，表面上他能否接受集体制定的秩序，实际上是他渴望在集体的庇护下达到自由。哈耶克说，“自由是一种人的状态，在这样的状态中，一个人或一些人对另一个人或一些人所施加的强制在社会中被尽可能减至最小程度。”进入集体是为了合群，对于集体来说，合群者更容易放牧。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必然要合血缘与契约之群，但人没有权力去选择合哪个群。合群本身并没有意思，它可以减少麻烦。每个人都有合群与不合群，都有孤立他人和被孤立的时候。那么无意间孤立不合群的人是否是“平庸之恶（The Banality of Evil）”？恐怕不是那个年代的人能想到的了。

正如《水下八关》中，所有人都要会跳大绳，都要会玩游戏机，否则有损集体的荣誉。也正如在我上高中的时代，校园里流行踢足球打篮球一样流行CS，很多学校几乎每个班都有自己的五人战队：班内打比赛训练，班外打比赛循环。而在讲战略战术的时候，如果你连怎么买枪都玩不利落，自然是上来先把凑数的你打死，然后大家再好好玩。在那个集体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年代，一个不合群的人比今天还会不受欢迎。人是始终在排斥异己，这种异己太弱太强或与集体不搭界。他和大众不在同一频道上。一个人脱离集体，是个人的执拗还是大众的平庸，这不是最重要的问题。重要的是，个人对集体一腔怨恨，而集体对个人毫不留情。

小说中有一个功课上的最强者“我”，一个功课上的最弱者傻子雪峰，同样他们都是游戏中的弱者，都是集体的边缘人。“我”功课好却又不会玩，只能是双重的被排斥者。傻子是游戏秩序以外的人，只有他才肯陪“我”一起玩。一个不相干的人被卷入社会秩序的漩涡中，等待他的只有秩序齿轮的碾轧。而静琪是弱者“我”的想象，没人带他玩的时候，只有他想象的另一个胖大女孩来搭救他。弱到至极者只能求助于想象，最聪明的人与最傻的人仅一墙之隔。

游戏的秩序是谁来制定的？是集体还是某位托名的圣人？在有宗教和礼教的时代，规则是早已制定好的，墨守的，不必讨论的。而不是由参与者的大多数制定的。当大众一旦成为某种生死立下的判断者时，少数人不论如何，都会成为祭坛上的牺牲。

过度的合群或不合群都会走向极端，哈耶克一生都在反对极端的思想。而小说《水下八关》则是把人物推向极端，发生悲剧。在小说中把傻子扎死，对他真是种解脱。而这个所谓的功课上的强者“我”，他始终是被动的，从未主动选择或做过什么。“我”将来是变得强大或是走向沉沦也不重要，重要的是集体中每个人都孤独，每个人终将被集体被时代所遗忘。

这使得我重新翻回头，一次次审视我小时候，审视上世界八九十年代带有浓郁集体主义风貌的学生世界。那时候不论“好学生”、“坏学生”都能玩，能体育运动，能大家合群。九十年代开始，所谓的“好”、“坏”学生开始分化。“好学生”只管读书，而“坏学生”无恶不作。学习好体育好人缘好长得帅的男生，只能出现在小说或韩剧里。看着今天孩子们之间的关系，远比二十年前更复杂。在北京这个相对“文明”的城市，一个仍有校园暴力的时代，更多的是冷的、暗流的排斥，那不过是另一种软性的暴力，如同社会软性的色情。

三

如果你问海明威为什么写作，他会回答，是不愉快的童年。

在中世纪，在文艺复兴时期，甚至在二百多年前，我们都没有“儿童”的概念。莫扎特七岁登台，也并没有给他做一身儿童演出服。所谓“儿童”不过是“体形较小的成年人”。对儿童教育改革的兴趣都是在启蒙主义以后才兴起的。在中国古代，只要会使用筷子，就可以教孩子使用毛笔。筷子是两根，撤掉一根就是毛笔。但凡十岁的孩子就能写榜书。男孩十岁黄口二十岁弱冠，女孩豆蔻及笄，破瓜桃李，十几岁就结婚，古人是没有童年观念的。而中国的儿童观，要到民国时期周作人等的提倡，并在1912年采用新式小学、有了新式课本，我们才有了“小猫叫，小狗跳”的教育。

我始终对“小猫叫，小狗跳”的教学法持保留态度，如此虚构的童年是一种幻象。这种幻象促使了儿童与成人世界的对立。在一个消费至上的时代，表面上我们给予了儿童成为自身的权力，实际上是用消费和娱乐将他们紧紧绑缚。这种虚伪的天真无邪、积极向上，只会让孩子们活得更分裂，而不是更健康。

成人模拟儿童的语气，奶声奶气地，用幼稚的语言说“排排坐，吃果果”，并不能与儿童真正地交流。只会掐断孩子与社会的联系，把他们变成一座座孤岛。因为孩子之间并不是用此种方式交流。他们需要的不是管束与灌输，而是真正的沟通；不是彼此交换信息的沟通，而是用共通的语言，站在同一level上，与成人有收获地交流。以成人眼光对童年所下的定义都要重新审视，孩子们的童年不是我们所认为的，正如我们的童年不是父母一代所理解的那样。回忆不过是一种再加工再创造，怀念童年并不是那时有多么的愉快，仅仅是那时有青山绿水，以及我们离死亡相对较远罢了。

明末的思想家李贽提倡《童心说》，他主张本真的、原生态的人生状态。这种思想延续到了周作人。李贽认为“童心”就是“赤子之心”，“最初一念之本心”， 他认为人应该活得真实，因此要提倡儿童精神。但时代变了，新一代人从学走路学说话，从例假初潮都比以前要早，如何来认定儿童就是真实的？当一个孩子进入学校这样的群体社会时，童年的大门对他慢慢关闭，他就渐渐断绝了孩子们的思维方式，与更小的孩子不再交流，不知道对方在说什么、想什么。我们告诉孩子人世是单纯的，然而等他们长大，再告诉他们人世没那么单纯。使得孩子们成为了一遍一遍被告诉“狼来了”的大人。要在所有人童年的时候，把他们都骗一遍，何苦呢？

四

在写完《水下八关》后，我临时进入到一所学校教中学写作；因小学部门缺老师，我又去教小学生。我看到现在的小学生，每个人都很聪明，人人都琴棋书画，他们早熟得能懂得成人世界中为什么把重庆辣子鸡叫“红灯区找鸡”。从小就懂得谁跟谁要，懂得特朗普的新政和雾霾的元凶，懂得漂亮和钱的重要。更懂得老师来教书是因为不好找工作。他们不屑于学任何死记硬背的东西，坚信用电脑能搜索一切。他们几乎没有“师道尊严”的概念，恨不得跟老师拍肩膀开玩笑。

更重要的是，孩子们都懂得愿意跟谁好，不约而同地排挤谁。在他们明亮的眼中，最鲜明的就是：她跟她玩，她不跟她玩；而她只跟她形影不离，连上茅房都就伴儿。几乎每个班都有女生一个人远远坐在扎堆儿女生的边上若即若离，她不可能坐到男生群里。唯一的希望是有能接纳她的男生。这种女生交不到男友，她们往往不开朗也不漂亮。而学生家长们，都盼着语文老师能当他们的仁波切，连一家子开示了。总之，那种八九十年代，上课手背在身后坐好的景儿没了。一切都被解构掉了。

于是，我企图不借用独裁和惩罚把孩子蔓住，把知识撕碎了喂给他们，更多的是在孩子面前充当园丁的角色，去修剪雕饰他们的自由生长的枝叶，以让他们长得更完美更漂亮，但不能任由他们长成自己想长的样子。同时，我在窥视孩子心中阴暗的角落，或去寻找那种角落中的孩子。

这篇小说中，作家张悦然老师对本篇小说提出过宝贵意见，尤其是指点我小说结尾的处理，在此特别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