驰名中外的意大利比萨斜塔（实际上是一座钟楼）于1174年开始建造。它“斜而不倾”，成为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迹。著名科学家伽利略曾在塔上进行自由落体实验，使其更加闻名。多个世纪以来，这座楼的倾斜始终吸引着好奇的游客、艺术家和学者。而乐清市（县）文联所在办公二十多年的原先那座“斜楼”及其姐妹楼“天堂楼”，如今也名闻遐迩。
“斜楼”，似乎可以隐喻当年乐清市文联的生存困境乃至当今中国文化人的生存窘境，所以常常成为当地乃至来访的文艺界人士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话题。后来，因建乐清剧院，斜度陡增的“斜楼”被拆掉了，然而苦苦支撑的乐清市文联仍然跳不出窘境的“命运怪圈”，又被安排在离斜楼三步之隔的同层次的“天堂楼”里。“天堂楼”者，坊间人士对“斜楼”的“邻居”（“姐妹楼”）的戏称也。
人们常云：“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天堂，苏州，杭州，都是多么令人向往的美好地方呀！但是，此“天堂”并非彼天堂也。它得名是因为，“天堂楼”右边楼梯旁的墙外是乐成城关家喻户晓的“讣告墙”。不管寒暑，不论晴雨，几乎每天每晚，这大街旁的“讣告墙”上贴满了各色各样、内容却千篇一律的讣告。所以有人诙谐地说：墙内是作者攀登大雅之堂文联的楼梯，墙外是死者奔赴火葬场、升登“天堂”告别之际的“天梯”。因此，有一位不知文联为何物却能背诵半篇《易经》的算命先生说道：“文联”和“坟联”（指讣告）连在一起，这是不祥之兆呀！
笔者是唯物主义者，当然不相信这些算命卜卦者的胡说八道。然而，后来偶然发生的事情虽然与此毫无因果关系，竟然如此残酷，似乎不幸而言中：在此任职最早、最长的天堂楼“楼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乐清市文联名誉主席许宗斌先生，2015年8月12日遽然离世！活生生的“一条汉子”，上海著名大医院的诸多名医专家竟然回天无力，救治无方。年仅69岁的知名作家许宗斌先生不告而别，未留半句遗言，匆匆升上“天堂”！这实在令人遗憾，令人痛惜，唏嘘不已！
鄙人有缘，前曾在乐清市（县）文联供职副主席兼秘书长，陪伴原主席许宗斌兄守望“斜楼”近十个春秋。其间，著名作家吴祥生（其个子瘦小，模样像孙悟空，宗斌和我却戏称他为“骆驼祥子”）常常到此吹牛，或“激扬文字”，或“指点江山”，与宗斌们接二连三地抽烟、吞云吐雾，“仙气”袅袅，使“天堂楼”缭绕得似乎要上浮，升华到真正的天堂上去。
以下记录的就是发生在乐清文联那座“斜楼”以及姐妹楼“天堂楼”内外真实而有趣的故事。
“讨饭箩篼”饭被偷
乐清市（县）文联成立于1986年7月。当初的办公地点是在老市（县）府门前路左边的那幢楼房第二层。有人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说，这座办公楼房的斜度约15度。我未测量过，不知准确与否？但估计它绝对不会是危楼，我相信那位有权安置者决不会拿文联办公人员的生命当儿戏。（因为具体安置者与我们无冤无仇，而且能让我们有办公室坐坐，这已经是天大的面子了！）因为楼斜，办公室里的桌子椅子凳子们也学着斜楼斜，大概它们羡慕斜楼斜得有风度，很优雅，否则有权者怎么会将它安排给很文雅很清高的文联呢？
有一次，温州诗人叶坪、吕人俊来了，我连忙倒开水泡茶，斜着的桌面上歪头纸杯里的热茶激动得跳出来，哗哗哗，从桌子这边很快游到客人那边，竟将吕人俊的衣裤打湿了，令我尴尬不堪，连忙说真不好意思。人俊兄却笑着幽默地“打圆场”：诗人热情洋溢，连杯里的茶水也洋溢着热情，跑过来想吻我啦！哈哈哈……诸如此类的笑话故事早已老掉牙了。因为宗斌们也经历过，所以我还得讲讲别的鲜为人知的故事才对。
某年某日的夜里，一位“梁上君子”爬进破玻璃破窗门的斜楼，撬开我那张斜着的办公桌抽屉，偷走了我日前刚领来暂放着的一个月工资（568元8角，全被拿走了，怎么一分钱也不留？可憎又可怜的“梁上君子”呀，你忒冇君子风格啦！害得我为糊口度日只得向文联办公室贤余、苏莺打条子借款，过了好几个月，才分期还清这笔债）；又爬进了主席办公室，撬开宗斌的办公桌抽屉，偷走了宗斌暂存着的一千元钞票。（据宗斌说，这是一位亲戚托宗斌办事而他拒之未遂，准备翌日送还的。尔后，宗斌只得瞒着夫人私下垫钱，将一千元塞还给那位亲戚。据悉，亲戚托办的事后来未办成功。唉！）另外一晚在别处，不知文学为何物的小偷窃取诗人文兵兄书架上百多部文学名著，竟然称斤论价卖给废品收购商了。诸如此类“斜楼被窃案”，真似讨饭箩篼里冷饭被人偷吃了，老贼忒缺德！实在让你哭笑不得。但是这些只能点到为止，一笑了之。因为这些毕竟是几件糗事，忒鸡毛蒜皮了，实在难以启齿。
文起奈何请“屈原”
著名诗评家柯平曾说，刘文起是“一个善于讲人话的作家，跟他的人一样，厚厚实实，温良恭俭”。“讲人话”，就是巴金老先生所呼吁的“说真话”，不说假话、鬼话，这是真正的知识分子的良知。“讲人话”还要“善于”，可见“说真话”之难。这是中国“国情”和沉痛的历史教训所致。当年的“右派”先生们，因为“不善于”讲人话而遭受多少苦难呀！
但是文起兄也有蛮“假”、蛮“谎”的时候。譬如他的小说集《梅龙镇三贤》，不都是真实的谎言吗？但读者偏偏赞不绝口，受骗上当，心里却觉得舒服又过瘾，心甘情愿掏钱去买文起的“谎言”、“假语村言”。忆往昔，乐清文联草创时，不少单位领导不知文联、作家协会为何物，邮递员送信常常将文联的信件送到残联里去。作家协会去财税局申请活动经费，有经办人说，钓鱼协会、种花协会等等从来没要我们批什么经费？群众组织经费应该自行解决呀。因此文联作协等活动经费十分困难。年关到了，印刷厂、打字店等单位纷纷上门来结账、讨债，文联主席刘文起变成《白毛女》中的“杨白劳”。但文起不会也不能去躲债，穷则思变，他率领文联副主席许宗斌和我，还请了大诗人“屈原”（约等于四位）一起到某某科长家“走后门”，说明这位貌似木头木脑的文起兄其实蛮鬼，蛮精灵，正如外地客形容温州人：“七孔八窍温州人，头发条条都空心。”文起是乐清人，也属于温州人，他当然七孔八窍，当然头发空心。文起在散文集《人旅书艺》一书中，有篇文章写到乐清文联初创时期的艰难困苦情况，真实地写到他、宗斌和我一起，购了一尊木雕“屈原”，偷偷摸摸地去送给某有权小官拉关系的尴尬状况——
……文联本来就没钱，从哪里拿钱来送礼送人，这叫没有孩子套不住狼。然而关系还是要拉的，礼还是要送的。年终了，文联的账面出现赤字，没有财政拨款，就过不了年了。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到了唱国歌的时候了。于是，我，宗斌，丹华，三人发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在文联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就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吧……但怎么筑呢？思考再三，决定采用既不失文人风度、又达到笼络感情目的的办法：花几百元钱买一个黄杨木雕屈原像送给有关的人。于是某一天我们三人轮流捧着一个用报纸包着的“屈原”，雄赳赳气昂昂风萧萧易水寒地往某同志家中去。进屋也不多坐，只将屈原送上，一口一个“向工艺师要的，不是买的”。怕他不信，又说，文联么，民间文艺家多么，无须花钱买的，意思意思笑纳笑纳今天天气真好哈哈哈哈等等等等，那位同志也大度啊，不说相信，也不说不信，只静静地微笑，笑得我屁股底下有锥子刺的感觉，身上也有了喝酒后的烫意。看宗斌、丹华两位，脸上也有了淡淡的桃花。于是相顾一视，逃也似地夺门而走。这是我们三人唯一一次集体行贿，也是唯一一次相互见证着彼此的尴尬。
宗斌兄颇有古代士大夫“贫贱不能移”的风骨，虽然也“为五斗米折腰”，但平素不愿奴颜婢膝去求人。这次为了文联解决燃眉之急，不得不和我硬着头皮跟随文起进行这次“地下活动”。回来路上，文起自嘲地说：我们的梦想可能会实现，面包是会有的，虽然牛奶不一定会有；因为这位有权小官是个好人，他蛮同情我们文联穷；还讲文化人苦极兮，但为了文艺事业，我们委曲求全，不仅委屈了你们两位作家朋友，而且委屈了清高、伟大的诗人“屈原”了。联想到文联创业的艰难，感慨不已！我即时情不自禁地吟哦着屈原的名句：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筚路蓝缕办《箫台》
乐清文联于1986年7月成立伊始，文起、宗斌就操心创办文联刊物这件事，因为刊物是文艺家们尤其是作家们发表作品的主要园地，也是文艺战线的“演兵场”。办好刊物是文联重要工作之一。宗斌在高中时就编辑过校报之类，办报刊内行。因此文起和我一致推举他当主编。刊物取名字时，我曾提议叫“雁峰”，其理由是——我此前在莫干山参加“浙江省诗人笔会”时，乘与巴金先生晤面机会获其手迹“雁峰”题签，墨宝难得，若用名家题字，可为乐清文联刊物增光添彩。然而宗斌并不赞成，说原文化馆老刊物名字也叫“雁峰”，吃人家嚼过的馒头没有味道，还是叫“箫台”好。我于是顺水推舟：“箫台”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好呀！文起便拍板说，“箫台”更贴近乐清地气，好好好！于是一锤定音。文起、宗斌客气，叫我预先早点撰写一篇一千多字的《箫台》“创刊词”（后来被编发在《箫台》创刊号刊首）。于是立即发出征稿启事，向广大文艺工作者征稿，并分别向较有知名度的作家约稿。我还利用赴上海探亲（我姐住在上海）之便，到著名书法家徐伯清先生家里，请他为《箫台》题写了刊名，宗斌欣然采用了。不久，稿件逐渐增多了。因为文起兼乐清文化局副局长工作繁忙，主编宗斌负责编辑小说、报告文学类，我负责编辑散文、诗歌类。大家同心同德，分工协作，拧成一股绳，刊物编辑工作进展比较顺利。
选稿。编辑。印刷。发行。这是出版《箫台》（内刊）的基本流程。从各方面、多渠道打听，经过反复核算，对比一下，到福建省福安印刷厂印刷《箫台》比在本地印刷制作的成本费（包含出差路宿费等）低廉三分之一，而且印刷质量也比乐清好。文联资金拮据，一个铜钿掰开当两爿用。文起、宗斌精打细算，决定将《箫台》放到福安印刷厂印制。那时候乐清到福安每天只有一两趟班车，路况极差，其间一长段的盘山公路弯弯曲曲又坎坎坷坷，来往一趟就要颠簸十多个小时，去的人累得精疲力尽，又常常要在福安断断续续连夜校对，这就苦了宗斌与我这位副手。但为了文联刊物《箫台》保证质量按时出版，又价廉物美，我们觉得苦中有甜、自得其乐。为了赶时间又为了省钱，我们住在福安县每夜只用五元钱最便宜的“工农兵”小旅馆里。晚上在小旅馆里校对《箫台》清样，每期清样都起码须校对三次以上。我们常常熬到半夜。夏夜天热，下半夜也睡不好觉。因为蚊子们轮番来袭击，拼命吸血，“吃货”们撑红了肚皮，还嫌我俩农门子弟皮肤都忒黑（宗斌比我白净，但蚊子色盲，黑白颠倒，忒不识货，吃食冇良心！）——哼着“呜呜呜”（蚊语意译：黑黑黑），骄傲自满、趾高气扬地飞走了。
再说吃饭买菜，宗斌总是挑价格最便宜的“乌眼猫”鱼干、“烂芝麻”（乐清方言，指一种薄壳的贝类，价格最便宜），“乌贼卵”算是最好的菜蔬了。宗斌平时喜欢吃咸，盘中那黑黑的“乌贼墨”都被宗斌的箸头划走了，连他的口唇、嘴边都涂得黑乎乎一片，令我哈哈大笑。我打趣说，乐清民歌《对鸟》里唱：“长尾巴丁飞过，抹把胭脂搽嘴唇”，现在美女爱涂口红，帅哥怎么爱涂口黑，也不该涂到脸上呀！宗斌笑骂我苦中作乐，“穷开心”！他情愿让我这个“饕餮”朋友多吃几个“乌贼卵”，占了点便宜。因为我俩实行AA制，结算伙食费时每人各出一半钱。唉，真不好意思，竟然曝光这些斯文扫地的糗事，简直恬不知耻！“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文起说宗斌外貌有点像王蒙，再说他原先在组织部里当过办公室主任，我就这样戏称他）能吃得苦，我就不在话下了。我俩虽苦犹甜，平时都蛮乐观，因为我们原先都是从乡下来的农门子弟、回乡知青，都尝过“农门”的酸甜苦辣，都曾在家乡龙门山下的西联公社（今属石帆街道）种过田，做过“跳龙门”的梦。尤其是我，在农村里担粪、耘田、打稻、跟牛、担河泥等农活都干过，而且在公社年代的饥荒岁月里，吃过糠粥、野菜、烂番薯、“观音粉”……现在有了这份当初梦寐以求的理想工作，心里时时充满着幸福感、感恩情，衷心感谢改革开放的好政策。努力办好《箫台》，为广大作者、读者服务，竭尽绵薄之力，心甘情愿，理所应当呀！
一个秋季下午正是周末，我们因太忙，赶不上当天回乐清的班车，不得不在福安再住宿一晚。吃晚饭时，也是宗斌先去点菜。我迟到了一刻多，一见餐桌上有“仙人指甲”、“西施舌”（乐清方言，均属海产贝类）、扇贝、蛤蜊，还有面条和老酒。我愕然问宗斌：“乌眼猫”、“烂芝麻”呢？今天怎么换成这样好的海鲜了？宗斌说：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特地点了富有诗意的“仙人指甲”、“西施舌”、扇贝，还有老酒和长寿面，祝贺贾诗人生日快乐！我惊问：咦，你怎么晓得今天是我的生日？宗斌笑着说：你老婆午后打电话到旅馆，你出去了我才接听（二十多年前我们都没有手机），她说你的孝子们今天都在家，等你回家黄昏同吃祝贺你的生日酒。因为我们忒忙，赶不上班车，实在委屈你啦！所以特地叫老板烧了长寿面。你诗人姓贾，是“西贝”两字合起来的“贾”，所以特地点了一些贝类，配配老酒，来增添你生日的诗意和乐趣。祝你生日快乐！趁热呀，吃吃吃！我心中感激，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与宗斌互碰了好几杯，互相诉说了一箩筐“忆苦思甜”的心里话。不知什么时候睡觉，因为我们都为新时代带来的幸福陶醉了。
“听蛙楼主”传故事
1、侃侃趣谈“四汉子”
“听蛙楼主”者，原乐清文联主席许宗斌也。许宗斌（1947.4—2015.8.12），原籍乐清西联乡（今石帆街道）官塘村（距离笔者老家贾岙村约二公里）。1966年高中毕业后，他当过农民、油漆工、民办教师，1978年考入杭州大学中文系，1980年起在乐清人事局、组织部工作，1987年起调入文联工作至退休。
宗斌生前住在乐成镇后所的一间三层的楼房里。早年，楼房门前河里晨昏时常闹热着一片蛙声，因此，农家出身又饱读诗书的作家从古诗词里的“听取蛙声一片”得到灵感，自取楼名为“听蛙楼”。曾记得当年，我自告奋勇，利用到杭州参加诗会之机，特地向省里诗书界一位名人为宗斌兄索取一幅墨宝“听蛙楼”。回来后赠送给宗斌，他欣赏了好几分钟后笑纳了。但多年后见他未曾用起来，我问其故，答曰：字写得不错，可以收藏，但他是“左撇子”，我岂能用来装潢门面？由此可见，深受“左”害的宗斌兄对“左”、尤其是极左恨之入骨。“恨屋及乌”，甚至讨厌“左撇子”写的字。因此我曾在一首诗里赞之曰：好一条汉子，许宗斌！
宗斌兄学富五车，著作等身，是一位善于讲故事侃笑话的作家。他能将一些鸡毛蒜皮似的东鳞西爪一一捡过来，凑成活龙活现的笑话或故事，让你笑得肚子疼得想抽筋。现居深圳的乐清籍知名作家侯山河对此有过生动有趣的描述——
说起喝酒，说起一些女子，许老师也会神采飞扬，口吐莲花把故事说得非常的生动。许宗斌、刘文起、刘瑞坤、贾丹华当年被温州文学界誉为乐清文坛的“四条汉子”，是温州著名的青年作家。作家们也有浪漫的时候。许老师说，有一夜，四条汉子聚在乐城镇一家小馆子喝酒，喝了酒都兴奋起来，要吹些提神的话题，譬方说女人。这群小县城里的大才子们，三杯酒下肚，想出了个曲水流觞的风雅法令，便是挨个要讲讲自己初恋或暗恋过的女人。初恋暗恋的故事一个个地都讲过来，许老师说，轮到了丹华。丹华是个著名诗人，硬是不愿说出初恋过的情人。一伙人就要罚他的酒，硬是逼他吐出初恋女友的故事。诗人丹华说，好，他暗恋过的情人就在这城里住着，故事就不讲了，问大家想不想一见芳容？这帮才子哪儿不起哄，推推搡搡便与诗人走出酒馆。诗人也仗着酒劲，被一帮才子簇拥着，踉踉跄跄真的在小城里寻找起旧时的情人。都喝了酒，那时他们都年富力强，跟在诗人的屁股后，穿过这条小巷，又钻入那条小巷，见有灯光，也敲过门，像群疯狗转遍大半个乐城，可就是找不到情人。找了个大半夜，大家被夜风一吹，都醒了酒劲，才知是被诗人猴子一样地耍了。后来作家刘文起写过这样的文章，称诗人贾丹华先生有“狡黠的农民本色”。许老师的这个段子说得我们都哄堂大笑。真假至今无考。不管真假，我倒是很乐意权当它一段文坛佳话。（录自侯山河《往来成古今》）
当然，这个段子毕竟是故事，可以捕风捉影，可以添枝加叶，可以添油加醋，却不是子虚乌有。曾记得，那天晚上，下着毛毛细雨，醉眼蒙眬的“四条汉子”彳亍在乐成镇那条昏暗、悠长的居仁巷里。并未真醉的我，好像被醉友们绑架的领头羊，故作浪漫诗人状，边走边吟哦着著名诗人戴望舒的代表作《雨巷》——
撑着油纸伞，独自
彷徨在悠长、悠长
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逢着
一个丁香一样地
结着愁怨的姑娘
……
（必须说明一下，近三十年前，居仁巷里绝对没有诸如现在的发廊、洗脚店之类，读者诸君切莫误解！）
回过头说，宗斌兄在我们背后向朋友们加工、“贩卖”（此故事原创者是文起，曾发表于《文学青年》杂志）这个故事毫无恶意，却有几分善意的美化，并未触及他自己和文起、瑞坤等美丽的隐私以及我初恋的伤痕。孔子论《诗经》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爱情是文学创作永恒的主题，笑话为无聊的生活添一点味精，常常是作家们激发灵感的催化剂。然而，宗斌当时为何不将那三条“汉子”各自主动披露的初恋、暗恋的韵事“亮”出来？后来，我笑问过宗斌，你向他人讲述的那个故事是残缺的，该将你自己和文起、瑞坤的初恋故事补充进去呀！他笑嘻嘻地，很美学地回答：断臂的维纳斯多美！你能添上她的玉臂吗？我佩服了，便趁机王婆卖瓜——自吹自夸：是呀，因为那晚众人皆醉我独醒，守口如瓶，死不出卖初恋的秘密，缺了这条“玉臂”，才生发出那个令人遐想的“四条汉子逛雨巷”的故事呀。宗斌兄听后，沉吟片刻，点燃了我递给他的一支云烟，很惬意地滋了一口，然后哈哈大笑……
为免人家误会，我也有必要简单地补充说明一下——
我记得那天晚上喝酒地点不是在小酒馆，而是在宗斌兄“暂栖身”的招待所里，而且是宗斌兄掏钱做东的。那时候我们文联清贫，不像后来的某些红门单位都有什么“小金库”，岂能到酒店里用什么公费请客吃饭。我和宗斌也常常在文起、瑞坤家里吃饭喝酒吹牛，谈文说诗，谈天说地，激扬文字，指点江山，喝得昏天黑地。当然，我也不是“铁公鸡”、“石板刨”，到朋友家喝酒时，常常不忘带点“便手”（啤酒、饮料或水果之类）。因此，很土豪的汉子瑞坤兄，一见我提着“便手”登门，就“破口大骂”：贾诗人太不浪漫了，你忒传统、忒闰土了！宗斌兄很重友情，为回避朋友嫌疑他“记饭账”，所以才将那天改说成是在小饭馆里喝酒了。
2、咄咄怪梦代遗嘱
古有“托孤”之说，而今却有“托梦代遗嘱”之逸闻。天下奇事！
2015年8月15日上午，我和文朋诗友文起、叶坪、余力、贤余、觉宇等在乐清殡仪馆为逝者许宗斌守灵。宗斌的儿子晓峰特地来告诉正在喝茶的刘文起：阿叔，我爸的一位少年朋友昨夜梦见我爸了。我爸交待他三件事：一是家里书房里书架上的书多，压得楼板受不了；二是某某欠他几十万元钱；三是他有部书稿未编完，叫文起帮我编好出版。我们听后大吃一惊，这三件事正是压在宗斌心头的大事呀。文起连忙问晓峰，这位朋友是谁？晓峰说是应秋阿叔。文起愕然，说：谁是应秋叔？我不认识他呀！凑巧，宗斌的生前朋友林应秋当天也在殡仪馆，上午我曾见到过他，于是我立即去找应秋来，请他向文起当面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林应秋也是我的石帆老乡朋友，当地知名的建筑师，为人正直。他在童年时曾为一位在烈日下受批斗而中暑的诗人送茶解渴，传为佳话。但应秋与我们文艺界隔行如隔山，他怎么梦得这么准？再说，刘文起与林应秋素昧平生，他怎么知道文起的名字呢？因此我将应秋找到叫来，向原来并不认识的刘文起当面说说宗斌托梦这件事。应秋说，我昨天夜里梦见宗斌在路上走，我问宗斌：你去哪里？宗斌说去报到去。我问宗斌，什么时候回来？宗斌说过一段时间。后来，宗斌就交代了上述的三件事，好像是托梦遗嘱。文起问应秋：你认识某某吗？应秋说不认识。我问：“你原来认识文起吗？”他说不认识。只听宗斌讲过刘文起的大名。这就奇了。既然互相都不认识，为何他能把欠宗斌几十万元债的某某和宗斌的挚友文起的名字说得这么准确呢？不禁让人想起恐怖小说中的灵异之说，就令人不禁猜想——宗斌生前曾说自己一生唯有一憾：对不起子女。宗斌遽然仙逝，匆匆而别，临终未留什么遗嘱，难道冥冥之中，他牵挂着家属，只得托梦给应秋了？文起兄为人厚道，颇重友情，他十分认真地看待“宗斌梦”，虽然我俩都是无神论者，并不想信《周公解梦》之说。
其中关于宗斌藏书的问题，市社科联原主席项宏志与《温州晚报》原总编刘文起已拟定既解决藏书办法、又解决宗斌儿子晓峰工作问题的“两全之策”，并得到市人大赵乐强主任的肯定和支持，这曾让我们高兴了好一阵子。但是，世界上的好事往往如此——猎人的枪瞄得很准了，但树上的鸟儿却飞走了，无可奈何，结果令人遗憾。不过话得说回来，宗斌兄的“托梦遗嘱”之一：“家里书房里的书架上的书多……”可以有多种解读，似乎可以理解为：你们都要好好保管，切莫称斤论价卖掉呀！不要向钱看、向权看！子孙们都要认真读书呀!不管宗斌儿孙辈如何解读，但是宗斌的贤妻珊珊、孝子晓峰等都晓得：应该学习先人的道德文章，继承先人的风骨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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