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格非老师有一天严肃地对我说：千万不要进入文坛。然后他介绍我进了《收获》编辑部。我在这里工作了二十年了，似乎没有进入文坛。我想作协大概也属于文坛吧，所以，也似乎没有进入作协。不过，因为工作的缘故，经常跟文坛里的人打交道。有一次，作家孙频来上海，约在作协对面的饭店吃饭，同坐的有一个清秀的女孩，好像在哪里见过。她抬头冲我微笑。孙频介绍说：项静，在作协里工作，你的山东老乡。哦，项静，我一下子想起来了。我看过一部装订很好的稿子，是长篇，写什么忘记了，只记得语言很文气。稿子的后面附言说，如果作品不能录用，请转给作协项静收。因为稿子装订得很好，我一直记得，但是也一直没转，一直没转，所以就一直记着项静这个名字。那天终于见到真人了，很高兴，把这件事讲给她听，她笑眯眯地听着，听完还是笑眯眯的，好像没说什么。

后来在作协大院里就经常见到她了，见一次，她就笑一次，悄无声息地宛然一笑，笑得大院里都静悄悄的了。笑完，充满歉意似的，转身就走。

后来听说她是蔡翔老师的开山弟子，觉得像极了。蔡老师还在《上海文学》主持工作的时候，如果我下班晚，一个人待在办公室里，他不时会幽然地出现在门口，抽着烟，穿着胳膊肘上打了“皮补丁”的衣服，轻轻地说：“小王，你说，我们《上海文学》上发的小说不比你们《收获》差，怎么影响没你们大呢？”也不等我回答，就踱步到走廊里去了。他的办公室在隔壁。

前一段时间，项静突然走进我们的办公室，来找一个不在的人。我正想把这个故事告诉她，没想到同事叶开看到项静很激动，说：“项静、项静，我给你讲讲蔡翔老师的段子，让你掌握一下老师的秘密。”结果，一眨眼，项静不见了，走廊里留下一句话：“我不听。”“为尊者讳”，达到如此的境界，真是有古风啊。

项静是文学博士，还是让人吃惊的。读了这么多书，好像一点也没伤害到她，还是这么本色天然。从认识到现在又过去几年了，每次看到她，都不由得想起李清照在《点绛唇·蹴罢秋千》里描绘的那个女孩：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但是，突然间，沉寂多年的上海文学评论界一下子冒出三个势头劲健的年轻评论家，其中一个就是项静，写起文章，言之凿凿，感觉就是那个被文学描绘的女孩穿越过来“报仇”的。

三个“青批”里面，黄德海博览群书，以世界文化为故乡，善于高屋建瓴，画龙点睛，我常开他的玩笑说：看了他的评论就不用再看原作了，自成一体，开人智慧。张定浩则是六经注我，一心通，无有不通，不管评论什么作品都能“反身而诚”同时又能烛幽照微。而项静，作为唯一一位女性，却是三个人中文风最平正的，好像从宋朝过来，耳濡目染，对文学已经见怪不惊了，所论相对来说贴近原作，或者说是站在跟作者同等的位置上，赞扬还是批评，皆有感同身受之风。她的这份平正，大概确实跟文学史的研习有关系。蔡翔老师在给项静的书《我们这个时代的表情》题序中写道：“对于教学来言，我可能更注重文学史研究。我觉得，学生首先应该回到历史、回到经典文学作品的叙事脉络、回到重要的思想理论，应该学会查找文献，学会和各种‘说法’对话。”从硕士到博士，项静跟了导师六年，“史”的观念似乎确实深入其心。有了史的眼光，好像凭空长了很多年纪，看事情难免“透彻”一些，不至于像英国作家切斯特顿那样：“我正是那个可笑的人，付上无比的勇气，只不过发现了前人早已发现的事物。”

细读项静的文章，总能发现她对小说背景的重视，这个背景一方面是物质层面的空间与时间，另一方面是文化层面的历时性与共时性。在论路内创作的文章《在结束的地方开始》里，她首先就介绍了作品人物生活的城市情况：“废墟式的小城市是路内小说的主要路标，还是从戴城谈起。”有点像作家写小说一样，为了写人物先给出一个环境。而项静为了把握作家的题旨，则先研究一番作品里的环境，把握住环境的前生今世，仿佛预先把握住了人物命运变化的脉搏。而且，同时，项静还把作家的文本放在类似文本的谱系中观察，给出这个文本的恰切位置。她评论王安忆的早期小说，评论林白、乔叶、甫跃辉，还有专题研究《村庄里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改革物语》等都显著地浸透着这种“史”的眼光。在她那里很少有孤军突起的现象，不是前后的对比，就是左右的比对，爬梳剔抉，参互考寻，迅速地把当代文学变成了“当代文学史”。这个工作与其说需要卓见，不如说是需要功夫。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存就要靠功夫嘛，有功夫才能显示出一点自己的卓见。这也是古风。正是因为这个功夫，项静对于每个作家的独特性，才能经常地给出相对客观的判断。关于孙频，她说：“最重要的是她诚实地触碰到了一些大时代的秘密信息：祛魅的时代、城乡结合部的生活、地域化的山西世界、故乡。但她在触碰之后就迅速离开，转而去深化她熟悉的‘故事’和‘命运’，而那些故事和命运也许并不是那么重要。她应该能够走得更远……看到更远的山、更深的水。”关于徐则臣的《耶路撒冷》，她说“作家在‘70后’的人生上覆盖了厚重的政治、经济、文化、信仰等等云层，但其实落到小说中的部分只是涉及心安和创伤的精神层面，而且创伤又是以一个单薄的同龄人早亡事件带来的。生活在友谊乌托邦之中，没有经济压力的他们，能否回应或者拔高到略显沉重的关涉一代人的诸多带着生命热情的社会学问题……我们可以归咎于太早开始回忆，或者说回忆的时刻尚未莅临”，都是的实之言，显示了爬梳剔抉之能。

很难得，在评论家项静的笔下中国没有出现大面积的伟大作品，也没有什么不堪的“无良印品”。她如实读，如实评，体会作家的敏锐，也体察时代创作的不足。在我们生存的这个独特背景下，先是诗歌从社会退到“江湖”，现在轮到小说从社会退到“江湖”。从坏处说，文学因为无法触碰现实，而无法抵达更高的真实之境；从好处说，那些至少还梦想着严肃写作的人仍在续着文学的一脉香火，呵护着人性细弱的火苗。写作已属不易，就像玫瑰错过了五月，来到腊月里打苞，瑟缩着开花。更加不易的是还有人寒风中伫立观赏，观赏完还要写一篇赏论，“虽连城拱璧不啻也”。

在百度上搜到一句诗，“勿轻一脉微，去涨万顷泽”，是宋朝僧人惠洪的作品，觉得不错，录在这里，提振一下文气。

项静在自己的文章《批评是一条路》里说：“如果写作是模仿上帝的创世行为，每一步都应该有创世的决心，但毕竟人又不是上帝，维持这中间的微妙需要多少平衡和小心！一项以世态人心为对象的写作行为，以人心蠡测人心，测不准或者与测不准同行，也是它应有的面目。”我觉得是她的肺腑之言，也录下，以后可以当名人名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