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黎说——

1、我终于可以动手写蓝马了。这对于我，是一件愉快的事，也是还蓝马的一个愿。我早在湖北宜昌的时候，就对他说过，我想写一篇关于他的文章。那是宜昌的阳光下，我们一边往印刷厂走，我一边对他说。我说我要从七个方面去写他，文章的名字就叫：七个蓝马。当然，这篇文章我最终没有写。因为从那之后，我好像就没有认认真真地在家里待过。

那是1988年的秋天，我们在湖北宜昌印《非非》。

2、我和蓝马见面的时间比见周伦佑还要早，但我和他的真正交往却是在第一期《非非》出来之后。老实说，在此之前，对蓝马、对他的“前文化理论”，我都没有什么兴趣。我没有兴趣的原因，就他的文章而言是非常简单，因为我没有看。而就他的人而言，是和其他人的一些关系。直接说，就是廖亦武。

我第一次见蓝马，他是和廖亦武一起的。

那个时候他还叫王世刚。

蓝马说——

我原名王世刚，1956年6月6日出生到世上。自幼在四川西昌的蓝天白云和明月西风中，像一头真诚的动物那样健康而自然地成长。那里群山环抱，“安宁河”长长地穿越群山，一路弯弯曲曲，向东南方向吉祥地流淌。黄昏时，群峰层层叠叠，全都感染上黛蓝色的思绪，显得缥缈而又美丽，似乎根本不是真实世界。然而，抬头再往上看时，常常可见鱼鳞般的“火烧云”横空，层层漫天排开。其辽阔燃烧般雄伟壮观的景致，又使眼前的一切变得真实可信。到了晚上，各式各样的风，就在这群山之中活跃起来：或溜达、或狂奔、或歌唱、或号叫，时而在青草间、树叶间、窗缝里喃喃细语，令人遐思不已；时而，又如同有十万辆兵车，在百米外的高空“嘭嘭”相撞，让人顿感普天下充满莫名的恐惧、原始的敌意，以及看不见的荒凉和忧伤。遇到晴天（那里经常都是晴天），满天的星斗装点了整个夜空。（说句老实话，我至今没有在任何地方看到过如此多的星星，有蓝色的，有偏向于绿色的，有红色的，但大多数是淡黄色的，还有就是白雾状的……）此外，还有著名的淡水湖邛海，像一颗宝石一样镶嵌在我童年日常生活的视野里，那上面经常都有竹叶般的小舟如梦似幻地出没在只有开阔的湖面才会拥有的那种神秘、苍凉，而又沾满甜意的烟雨中……我成长的环境大致如此。这样的环境对于我的思想的形成是有特殊意义的。在这样的环境中，拿我后来在我的《前文化导言》中的表述讲，是最能够“接受造化的教诲”的。

杨黎说——

3、我第一次“认识”蓝马是在我的家里。当时是1986年底，我们正在筹办《非非》第二期。那天我的家里有好多人，蓝马和刘涛也在。乱哄哄的酒桌子上，我和他谈到了一个什么问题。什么问题，我现在的确是记不起了。但蓝马的一句话，我却永远都没有忘。也永远都不会忘。

当时我说到“容易”两个字。蓝马说，比如“容易”，我就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

蓝马说——

1958年，在我两岁多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在我的内心世界发生。这件事后来被我称之为“假宝石事件”。是宝石与灵性的初绽。

事情是这样的，西昌城区最大的一条河流叫东河。东河夏季涨水，秋冬季几乎断流。这河涨起水来，咕噜噜、轰隆隆地响。水是红色的，每年涨水季节过后，总是剩下满河滩红色的卵石和红色的河沙。这时人们一边忙着进入河滩采石、采沙，一边又在河上重新用几根圆木搭建起新的木桥。而小木桥两岸较为开阔的河滩上，小商小贩们就地铺上一层油布或旧布（那时没有塑料布之类的东西），再在上面摆上些可供出售的物件，一个紧挨着一个，这么夹道欢迎似地摆成两排。这里就成了人们摩肩接踵前去光顾的地摊交易市场，算是最为热闹的地方了。地摊上除了少数手工艺品是新做的外，其余大都是旧货。

这天，我一只手牵着保姆的衣襟（保姆背上背着我姐姐），来到了这个由于河水退去而一天天繁华起来的河滩市场上。在人群之中我是那么矮小，不紧紧抓住保姆衣襟的话，准会丢失。……但正是由于我个子小，从大人的腿缝里也能挤到地摊前，结果，我看见了令我终生难以忘怀的东西。

那就是——一颗红色的宝石。是鸡心状的。也就是鸡心那么大。光泽润滑，透出无可言表的、细小而又精致的、沁人心脾的神奇光辉。……我一下子被它深深吸引住了。深切地感到生命内的某种东西被打动了，弄醒了。（而且，那东西从此就一直那么醒着，不再“睡”了。它在胸腔内和整个躯体中，随时可以“调阅”、把玩、回味。）

我不是被那宝石的某一方面品质所打动，而是被它的整体的、所有品质的总和——那种完整混合的、混沌一体的“总品质”所打动。现在分析起来，那充其量是一颗制作比较精良的假宝石。它怎么会有如此大的功能，实在是说不清楚。但在我幼小的心灵中，这的的确确是一个重大的事件。其重要性表现在——

如果说人真的有灵魂的话，我认为，在这个“假宝石事件”中，我所经历的就是灵魂的正式降生——也就是说：在这个事件之前，我所具有的只是纯粹肉体的生命；但在这个事件之中，我的灵魂诞生了。或者，至少可以这么说——这是我的灵性的第一次萌芽或绽放。

在这个事件中，我那被打动、被弄醒、并且从此在胸腔中和身体里一直醒着的东西是什么呢？它在我内部，对我的知觉、我的意识、我的心智而言，它的存在和活动是一件不争的事实、自明自白的事实。我完完全全知道它，它是为我所知的。但它又完完全全泾渭分明地区别于后来学习获得的各种知识。我对它的知道，截然不同于对“文化知识”的知道。这种区别一直在我心中，诱惑着我去玩味它们、试着领悟它们和表达这种领悟。

后来，我终于把它们说了出来——

这是两个领域的区别：一个是“非文化”的“前文化”领域，另一个是“文化”的领域。心灵、灵魂、灵性等，属于“非文化”的“前文化”领域；纯粹的知识系统，属于“文化”的领域。

杨黎说——

7、成都的出租车起价为5元，所以，从公园出来后，我和乌青只付了5元钱，就到了蓝马指定的一个十字路口。蓝马骑着他的自行车，在我们到后的两三分钟，也到了这个十字路口。然后，我们跟着他，去了他的家。

2001年的时候，就听说蓝马生了一个女儿。都已经45岁的人了，才当上爸爸，这真是叫人惊讶的事情。好在这样的事情并不只是蓝马一人。就成都而言，比蓝马大几个月的柏桦，也在其45岁左右，有了一个儿子。而欧阳江河，比蓝马小几个月，也才生了一个女儿。他们之间的几个月，在他们的孩子来说就是一两年的差别。三岁的柏桦，一岁半的蓝马，刚生下来的欧阳江河。我觉得，他们这几个超龄的“第三代人”，企图以他们的孩子，拉近和我们的距离。

在蓝马家里，我见到了他的女儿，也见到了他的妻子。都是第一次见面。想起那么好的朋友，我就像听说他退休的感觉一样。

在他的家里，蓝马为我们唱了他作曲的一首歌。那是我们办公司时，为一家企业写的。那首歌叫《树叶飘》，何小竹填词。真他妈是“许许多多的黄昏啊”。写到这里，我忍不住想起了我的朋友们，想起了我们阳光明媚的八十年代，想起“非非”和成都广达软工程公司。何小竹，吉木狼格和蓝马。

我要补充一点：那天在蓝马家里采访的时候，乌青非常地高兴和大方。这基本上是我们长达一个多月的采访中，他仅有的一次。我知道这是为什么。

所以，我现在也想念他。

8、我不知道我的灵魂是什么时候降临的，就像我不知道我的灵魂会在什么时候离开我一样。如果灵魂不是一个比喻，我就连灵魂是什么都不知道。如果灵魂仅仅是一个比喻，那么，我就觉得它也是“文化的”。像宝石一样。

宝石就简直是文化的亲生儿子。

所以，我总是想不通，这个“宝石”（而且还是假的）是怎样让蓝马的灵魂降临的？他后面的“前文化理论”和这个“假宝石”究竟有什么直接的联系？比如说像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和那个苹果的联系？

单就蓝马的理论而言，其实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他的“超语义”。甚至可以这样说，就是因为他的“超语义”，才构成了“非非主义”真正的理论基础。“非非”从开始到今天，我们所做的努力，我们的诗歌追求，都是围绕着“超语义”而展开的。我们在后面所提的“废话”，就是“超语义”最完整的表述。（补注：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认识，它和蓝马的理解完全不一样。——2011年6月13日，杨黎）

9、1988年1月的一个夜晚，在北京大学的一家招待所里，我和蓝马坐在一张床上谈“超语义”，周伦佑在另一张床上睡觉。当时已经是很晚了，我们点着蜡烛，说话异常小声。从另外的角度看，我们像两个神秘主义者，或者像一个阴谋家和另一个阴谋家正在密谋。蓝马一只手拿着笔，一只手拿着一张纸。他一边说，一边在上面画着“语义”和“超语义”：也就是一个圈和另一个圈，一条线和另一条线。我静静地倾听，抽着烟，置身在整个“超语义”的烟雾之中。

我们的谈话不经意间惊醒了睡眠中的周伦佑。

所以，谈话立即停止。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蓝马和周伦佑的某些矛盾正是在这次的北大之行就已经显露出来。甚至还要早点，早在《非非》第二期的筹办时，就有这么一点。当时蓝马还怀疑我，急匆匆地从成都杀回西昌。这些事情，就是“非非”后来必须分裂的主要原因。从1988年1月到1988年11月，蓝马把周伦佑送上火车后，也同时给他写了一封信：我再也不愿意和你交往。

与此同时，《非非》1988年和1989年两本年鉴，正在邮路上。当年12月的时候，全国的朋友们，先后收到了它们。

蓝马说——

大概是1981年，一位在某诗歌刊物做临时编辑的朋友来信说：这里选稿倾向于要那些比较清新的诗。这件事在我的心中留下一种奇怪而又深刻的印象。怎么说呢，那时我分明感觉到两种并存的状态：一方面我完全明白他们说的那种“清新”是什么意思，另一方面，我又十分鲜明地感到自己的整个身体——特别是左侧的肩膀及这只左上臂，由内而活生生、腻刺刺地感到弄不懂他们这个劳什子“清新”。这样，一方面是清清楚楚的“懂”，另一方面却是同时的“不懂”。两种状态，两种认知，同样真实有效，同样强烈鲜明。而我，作为凌驾于这两种状态之上的审视者，对此感到十分有趣，由不得时常要在自己的生命体内不断重新提取这两种状态，来加以把玩、品味、审思……久而久之，这两个认知领域的不同就被我指认为“文化思维”与“非文化思维”之间的差别。应当说，这是我的“前文化理论”形成过程中一个很有意思的“事件”。了解这个事件，也许能对理解我的理论有所帮助。

杨黎说——

10、我理解蓝马的意思。

蓝马常常说，他和他的皮肤在开玩笑。他的表述方式，他说那话时的表情，往往被别人误会为是一个神秘主义者，甚至误会为江湖骗子和邪教什么的。我这种说法并不是空穴来风，我是有根据的。

1988年，四川出了一个“气功大师”叫什么宝。这个大师，为了发展他的“气功世界”，曾经多次派他的大弟子来找蓝马，要蓝马为他建立一套“理论”。

这个大师之所以要找蓝马（或者说是“非非”），就是认为蓝马的理论和他的气功有某种内部的联系，有他自己以为隐秘的相通性。

当时我们几乎天天在一起喝酒，我们觉得这件事蛮可笑的。

11、文化是它所呈现的全部，而不是一部分。

我曾经说过一句话，蓝马的理论，他最大的贡献是为我们的大脑打开了一扇窗户。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正在和蓝马、吉木狼格、何小竹一起办公司。为了加强这句话的分量，当时我们假借了一个外国思想家的嘴巴。但是，到今天，我依然认为我的这句话是有道理的。我今后也这样认为。

有几年的时间里，蓝马住在成都最为繁华的地方。他和刘涛住在一起。那个时候的蓝马，基本上是最舒服的蓝马。吉木狼格来成都，也是住在他那里。何小竹来成都，还是住在他那里。我基本是每天都要到他那里去，尚仲敏更是。我们在一起，除了喝酒，还是喝酒。我们一边喝酒，一边天南海北地乱说。

那个时候蓝马说，酒里面有名堂。

蓝马最喜欢的是和一两个人在一起，悄悄地说他的理论和他的故事。大凡这样的谈话之后，好多人都会被他带入幻觉中。而一旦从这种幻觉中走出来，走出蓝马所居住的转轮街，就会发现这个世界已经变了。比如说，街上突然空荡和安静，房屋特别陌生，偶尔走过的车辆不是一般的慢。

所以，何小竹和蓝马谈了一次之后，回去就写出了他那首至高无上的《组诗》，并且把它献给蓝马。

12、那是一个舒服的时代，那是一群舒服的朋友，那更是一个舒服的蓝马。这样的一群人，这样的一种组合，后来怎么会那样呢？

我个人认为，这主要是蓝马的原因。

其实，蓝马的迷狂早在1988年就显露出来了，就在他那篇《非非主义第二号宣言》里面。我只是在后来才发现。在他的那篇文章中，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谁得罪了他，他以他一贯的激情，抒发了他的不满：对诗歌的不满，对“第三代人”的不满。最重要的是，在他那些闪光的思想和漂亮的文辞后面，还隐藏着对身边的人可能爆发的怀疑和愤怒。这里有他正确的一面，但更多的是错误。当然，在一个反对形容词的蓝马那里，是没有正确和错误的。

我在当时并没有理解这种危害，我们大家可能都没有理解这种危害。1989年之后，蓝马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搞科学发明时，我都还没有理解到这已经是他的变化的初步显现了。这之后的日子，蓝马突然恢复了平静，开始上班，开始关心现实生活。并且开始把他和刘涛的矛盾白热化和具体化。（补注：现在看我这段反思，其实也是错误的。在那样一个杂乱的时代，那几年，谁都容易搞不清楚自己。从“非非”到软工程公司，我们的分离并不能单纯地属于谁和谁，它的正确理由就是我们突然面临了市场经济。2011年6月13日，杨黎。）

13、不仅仅是蓝马，那个时候大家都非常迷乱，每一个人都无法安静。想走，就是想走，是那个时候的主要特征。

那个时候蓝马和刘涛常常吵架。

我曾经亲临他们的一次吵架，吵得嘞在旁边的我和小安也无法再在一起生活下去了。所以，我和蓝马就决定毅然出走。蓝马拿上他的一个军用书包，对刘涛比了一个中指，就冲出了门。

当然，我们出来之后又能够到哪里去呢？再加上一出门，蓝马又把他私藏的两百元钱掉了。深秋的成都，有小雨，非常地冷。

我们只有到尚仲敏那里去。

还好，他们正在喝酒。尚仲敏、何小竹，还有从东北来的宋词。我一坐下，就给他们读了我新写的一首诗：苦啊，那从山上流下的水。

蓝马说——

我必须讲一讲生理课上的震动，这非常重要。

1977年，中国恢复了高考制度后，我匆匆忙忙考入凉山州第一卫生学校，从此结束“知青时代”。入校不久的一堂生理课，给我带来极大的影响。

我们首先学习《解剖学》，紧接着便是《生理学》。生理课开课不久，老师便给我们讲到了我们自以为已经非常熟悉的眼球。一天，老师告诉我们：我们的眼球存在着两种感光细胞。一种叫作杆状细胞，负责感暗光（其感觉是：黑、白、灰），在没有光线照射的黄昏和夜晚，人们就是用这种细胞在感光。另一种叫作锥体细胞，负责感色光，能感受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光。通常我们在白天有光的环境中，就是依靠这种细胞在感光。

我们就是依靠着两种感光细胞来认识外部世界的。有光的条件下，我们依靠一种。没有光的情况下，我们依靠另一种。

感色光的不能感暗光，感暗光的不能感色光。这就是为什么在没有光源的情况下，人们一到黄昏和夜晚就不能分辨出颜色的道理之所在。

当时，因为个子较高，我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当我听到这些道理时，头脑里一瞬间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雪崩”……一切发生在几秒钟之间，令人一阵头晕目眩。我全身一阵战栗之后，此前似乎已经成型的世界观从基础上全面坍塌了。

现在描述当时的内在情景，可以是这样的——

一个强烈而极富能量感觉的念头，一瞬间在以下几个逻辑点上，“噌”、“噌”、“噌”、“噌”地完成了一个具有毁灭意味的“三级跳”——

我想到：

    我们所看见的世界的样子居然是由我们的感官特性所决定的；

    以眼睛为例，我们如果从来没有锥体细胞怎么办，世界岂不是只会被我

们描述成黑白灰的世界吗？谁他妈还会知道有蓝天、红霞……

    如果我们的眼球里历来就多一种感光细胞怎么办？世界岂不是比现在

我们所能承认的世界更加丰富多彩？

    我们的眼球内的两种感光细胞是够用的吗？是铁定了只需要这两种的

吗？

    也许就在我们的身边、就在眼前，还存在着其他一些环绕着我们的“东

西”，仅仅因为我们缺乏感知它们的某种“细胞”，我们就理直气壮地宣布

了它们的“不存在”……

    我们的眼球够不够用，是一个玄题；扩大来讲，我们人类的五官是够用

的吗？是否真的只需要五官就行？

    世界真的只是专门为我们的五官而存在的吗？动物如果有比我们更丰

富的感官怎么办？它们看见的东西我们真的全都能看见吗？

    在万事万物中，谁的感官才算是有“资格的”感官，谁有此优越权，说

他的感官是这宇宙间所有感官的尺度？！

    最重要的问题当然是——我得到这样的一个结论——我们人类所认识、

所承认、所描绘的“世界”，仅仅就是一个以我们的认识能力为界限、以我

们的感官特性（它的优点和缺陷）为特色……一句话：我们以为的“世

界”，仅仅是一个“我们自以为是那样”的世界，并非一定是真正的世

界……

    也就是说，我们所说、所知的世界，完完全全仅仅是人类自己的、以人

为中心的、因人类自身的缺陷而充满缺陷的东西。我们此前熟悉的所有“真

理”也仅仅就是人类自己的真理而已。它并不是绝对真实的世界，也不是绝

对有理的真理。

——由此，对文化（文明）的理解更加深入了。

同时，我还进一步看到了文化（这个极为相对的真理系统）对人类的思想、精神，以及对生命体本身形成的种种十分内在、十分深刻的奴役。

记得当是1977年，周伦佑因“造反派”问题处于隔离审查状态已经有一些日子了。大概是一个周末（或星期天），我专程前往周所在的西昌农专看望他。那里距离西昌城区有好几里路。我去之后，耍了一会，他思家心切，找借口请准了假。已是傍晚时分，公共汽车是没有的了。我们就步行回家。一路上我给他讲起了我上生理课的这些体会。他似乎心不在焉，似乎不太明白我在说什么。当我边走边说：你看嘛，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是用感暗光的细胞在看世界。你看，那红旗在这个时候看上去也是灰的，不红，看不见红……

刚说到这里，周吓了一大跳，急切而又神秘地查看四周，同时压低严肃到极点的嗓门告诫我千万不要说红旗是灰的。（当时，什么东西都可以无限上纲，说红旗是灰的，这话被人诬告是可以叫你坐牢、甚至杀头的。）

杨黎说——

14、我小的时候，邻居家有一个小女孩，比我大两岁。我们常常在一起玩。有一天晚上，我们在路边玩藏猫儿的游戏，她和我躲在一起，那是路边一片菜地里的一棵树下。我们正藏得好好的，她突然拉着我就跑。我现在还记得，当时我被她的神情吓得嘞什么也不敢问，只知道被她拉着跑，直到跑回她的家。在她的家里，她还紧紧地把我拉着。我问她：啥子事？她过了好久，才说，她看见了一个长舌头的脑袋，从树上慢慢地飘下来。我现在都记得，她用的是飘。

这基本上是电影里的一个情节。这个小女孩，就是人们所说的有“阴阳眼”的人。这种人，可以看见我们无法看见的东西。还有一些人，他们的耳朵和我们的不一样，他们可以听见我们无法听见的声音。甚至可以听见字。关于耳朵听字，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最著名的神话之一。

当然，蓝马说的并不是这个意思。蓝马说的仅仅是他的“前文化”思想，从这种启示开始，从对他看见的“真实世界”的“不真实”的怀疑开始。

甚至不只是怀疑。

15、1988年那一年，我基本上是在外面跑完的。

1月份，整整一个月，我是和蓝马、周伦佑在一起。我们去了北京，又去了沈阳，再去了合肥。不过在这一个月里，基本上没有什么戏。在沈阳时，我可能有戏，也被周伦佑劝住了。那是一个东北乡下的文学女青年，我们同住在辽宁文学院的招待所里。晚上我们和沈阳的诗人柳云在一起喝酒时，她过来了。我觉得我们谈得还算投机，所以半夜时，我想到她的房间去。

我去了肯定要出事：不是幸福的事，就是麻烦的事。

而且多半是后者。

1月份的出游，基本上没有什么好说的。但有一点我必须补充：这是蓝马和周伦佑的事情，这也是他们分手的最初缘由。当时，我们准备离开沈阳，我和蓝马出去买火车票。买了火车票之后，本来我们说好出去耍一下的。但是，蓝马突然紧张起来。他一定要赶着回招待所。我问了他好久，他才说出原因：他怕周伦佑翻他的书包。后来他告诉我，周果然翻了他的书包。

书包里有蓝马的笔记本，笔记本上记着蓝马的思想。（补注：我觉得我这个人有时候的确很不地道，这些事我其实没有说的理由和意义。对于周伦佑和蓝马，他们各有他们的价值、各有他们的市场，这么多年了大家有目共睹，我何必去插一嘴？况且我的所言，也是一面之词，实在有点对周伦佑不公平。对不起了。2011年6月13日，杨黎。）

那年6月份，我再次外出，去南京、上海、杭州和黄山市。那一次时间很短，又是我一个人。就不在这里说了。

我要说的是8月份的那次，我和周伦佑、蓝马去湖北的事。那次我们去印《非非》的第三期和第四期，也就是我们和周伦佑的最后一次相聚，历时三个月。

我们先到的宜昌，去找南野，老周说是他帮我们找的印刷厂。由于南野不在，我们决定先到武汉去耍几天。在去武汉的船上，我们遇见了两个从万县上来的小婆娘。可能就16岁左右。周伦佑和这两个小婆娘搭上话后，有一种压抑不住的激动。我记得他当时对我说：跟着我有运气。我说：这是卖的。周还不高兴。

到了武汉之后，周离开我和蓝马单独去找过这两个小婆娘。当然，没有过多久他就灰溜溜地回来了。那真是一个可怜的年代啊，我们什么也搞不到。

后来我们回了宜昌。

在宜昌的那段时间里，我和蓝马生活得非常快乐。我们的友谊，也在那里发展到了最好的地步。不论我们是住在葛洲坝水电学院，还是住在南野为我们介绍的几个文学朋友的家里，我们都过得非常愉快。虽然，我们那时很穷。现在想起来，宜昌的那些朋友，都让人非常怀念。特别是葛洲坝水电学院的一个小女孩，我想蓝马是不应该忘记她的。我也没有。我甚至想知道她现在在干什么？

还有印刷厂的两个小女孩。一个长得还有点可以的，我在一次喝醉了之后，和她做了一把。她当时要被印刷厂开除了。所以，我第二天之后，就没有再见到她。还有一个要差一点，我用我的甜言蜜语，骗了她几顿饭吃。其实也就是印刷厂伙食团的饭，只是我非常想吃。因为我饿。

那个时候我们的确很饿。周伦佑管着一点点钱，每天发伙食费给我们。我和蓝马还要喝酒（哪怕是最简单的酒），还要抽烟（哪怕是最劣的烟），怎么不饿呢？那些日子里啊，全靠了葛洲坝水电学院的几个同学。他们请我和蓝马喝酒。在晚上，在水电学院的校园里，一瓶酒，一包豆子，三个人，或者是四个人。到今天了，我都还清清楚楚地记得。

我想蓝马也记得。

还有一件事我必须说一下，很好玩的。有一天晚上，南野到水电学院来看我们。刚刚落座不久，就来了一个文学女青年。这个女的，就坐在周和南野之间。于是，我感觉到了他们的明争暗斗。周展开他的口才，天南地北地说了起来。南野不怎么说话，只是用他迷人的微笑对抗着周。10分钟过去，20分钟过去，他们还是那样。老实说，那个文学女青年，已经完全被他们搞服了。

20分钟之后，我和蓝马被几个同学喊出去喝酒去了。那天我们喝得特别多，起码喝了两个多小时。喝完酒后，我偏偏倒倒地回到了寝室，他们三个还坐在那里。周伦佑还在说，南野还在笑。只是那个女的，好像已经有点疲倦了。我摇了摇头，走过去，拉着那个女人的手，对她说：走，我们出去耍。

那个文学女青年站起来跟着我就走了。

我想蓝马应该也还记得这件事。

蓝马说——

后来，听到了“电脑”一词，知道世界上有了“电脑”。这对我来说十分重要。我猛然意识到：“电脑”，必定就是我所谈的“文化思维”的典型。它具有以下特征：1、以成熟的、确定的知识（人类文明中一切有了定论的东西）为“思维”的基本内容；2、其思维活动按照已成定论的、有限可数的、可控制的程式进行；3、采用文化语言系统（无论是英语、法语、汉语……还是机器语言——均以文化的、确定的语义性为准）；4、这种思维的本质在于“执行文化操作”；5、这种思维没有创造性。

那时，我认为（现在依然这样认为）：人类所有的文明成果都可以交给电脑，灌输给电脑，让电脑来按照人类的“意图”处理这样那样的“功利事务”。电脑能办太多的事情。它执行人类既定的操作意图时，绝对是一丝不苟的、不会乱来的；不出硬件问题和不受病毒侵袭的话，电脑办起事来是不会丢三落四地忘记这样忘记那样的。电脑的种种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它的记忆量可以是一个人的记忆量的千倍、万倍、亿倍，以至无限倍；它回忆起这些记忆内容来，又比人不知快了多少倍、准确了多少倍……

但是，它不会创造。因为它没有“灵性思维”，没有独立的悟性，没有原始原创的知解能力。一句话，它没有“前文化思维”。它只能作“文化思维”这种典型的机械思维。

可是我也看到，文明人类在对待自己方面也十分像对待电脑。从一个人出生开始，家庭、学校、社会，主要是在向其灌输文化思维——包括文化语言，文明成果，各种定理、公式，以及语法、逻辑、哲理等等（这相当于给电脑装入运用程序：软件）。人脑主要被当作了“能自己走到某某现场的记忆体”（如同电脑的硬盘、内存之类）和“简单运算体”（如同功能极为低端的一些“简易的芯片”）。

其中处理问题模式不外是——如果A，那么a1；如果B，那么b1；既然C，那么d；既然D，那么e……总之是事先输入（记住）的。（这种记忆的回放，被人们误以为是思维。）这样使用人脑的结果，使人脑处于很悲哀的境地：它运算不快，记忆不可靠，记忆量太小等等、等等，以至于可以说：在大多数情况下，人脑基本上只是被当作一部十分（不，万分）简陋的、根本不称职的“烂电脑”在使用。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如果一部电脑做工作像人这样差劲（记忆少、速度慢、错误百出等）的话，连收购“二手电脑”的小摊贩也不会要它的。

总之，我看到，有必要提出警示，告诉人们人脑的地位在于创造，创造的关键是使用“前文化思维”。以“文化思维”为核心的教育传统是对人的创造力的压抑和扼杀。有必要大声疾呼：非文化思维，在我们生命中比文化思维更重要。

当然，这些略带焦虑性质的思绪在我后来的理论表述中都得到了必要的体现。总结起来，我后来的表述中比较尖锐的一点是我指出了这样一桩事实。这桩事实用一句话来表述就是——我们的生命（文明人类的生命）被文化掉了——我们的生命一运作起来就在执行文化，生命原本的前途和无限可能性被遮盖了；我们的世界被文化掉了——以至我们一睁眼、一开动感官，就会把世界看成、感受成文化中描绘的那样子，世界原本的“无限可以然”性被遮盖了。……

杨黎说——

16、蓝马终于说到电脑了，他使我想起很多不愉快的事。好在我这个脑袋和电脑不同，它只喜欢记住它喜欢记的事情。

但是，我还是要让它重新工作，把关于我和蓝马、我和电脑的那些东西都回忆起来，都说出来。

先说说我是怎样崇拜蓝马的吧。

1991年，我应一个朋友的邀请，去帮他主持一本信息类杂志的工作。在工作中，我深深感觉到电脑的重要性。我们请了一个电脑专家来，我给他讲了我的需要。当时，蓝马也在场。这个专家听了后，对我说：这个软件非常复杂，起码要两万元，而且要一年时间。不仅仅是钱，但就这时间，已经让我们望而止步。这个时候，蓝马站出来，说：让我试试。

那就只有让他试试好了。蓝马那个时候，基本上连字都不会打。他在一个大学生那里借了一本入门书，就开始试了起来。当时正好是春节，他基本上抱着这本书，过了一个计算机之年。过了年重新上班之后，蓝马开始在电脑上敲敲打打。没有几天，我所需要的管理程序，就被他开发出来了。

所以啊，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真的是非常崇拜他。

几个月之后，蓝马自己要办公司，我没有选择地离开了我的那个朋友，跟上了他。当然，我是只能和他在一起的。因为，那个公司不仅仅有他，还有吉木狼格和何小竹。

办公司后，我们的第一笔钱，就用来买电脑。蓝马说，电脑加人脑（我们的人脑），就是成功。说句实话，那段日子里，我为我不能亲自使用电脑而非常自卑。我惟一可以做的，就是拼命地工作：用我的人脑和我的身体。

后来事情出现了变化，非常微妙的、又是很自然的变化。

公司事情越来越多，而我们的总经理王世刚（蓝马）却越来越不愿意离开他的电脑。他每天都坐在那里，设计一套又一套的管理方案，清理闭着眼睛都可以知道的那一点点财务往来。更可怕的是，从那以后，他开始明显地不愿意和人交往。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外面的确不能回公司，而我约的一个人马上又要来，我就打电话回去，希望他能帮我接待一下。后来我听公司的人说，整个下午，王总经理都在办公室里走去走来；直到那个人有事不能来了，他才大舒了一口气。

这些事情越积越多，使我对电脑有了很大的气。我甚至把对蓝马的不满都算在电脑的身上。反过来，这些气也支持了我不克服困难（主要是不懂拼音）去学习电脑的理由。这直接的结果是使我少写了二十万字。

那个时候我说：亲近电脑，远离人性。

17、我希望蓝马看了这些文字后，千万不要生气。那都是过去的事了，我们大家都有不足之处。我今天把它说出来，就是想把它说出来。我并没有什么其他的意思，更没有想对他有什么意思。我相信其他人看了这些，也不会对你蓝马有什么不好的认识。相反，他们会更全面地了解这个天才。

说一点支持蓝马的话，比如我学电脑的事。

我是2001年3月份开始学电脑的。其实我早就想学电脑，仅仅因为我不懂拼音，甚至连26个英语字母分开了都无法认完，所以就一拖再拖。到了2001年3月份，我已经不能再拖了。如果我不学会使用电脑，我想我的写作将被大大地耽误。但是，拼音怎么办呢？我甚至想过学五笔。

后来我在一次偶然中发现，一直用电脑写作的韩东，居然用笔写不出“橡皮”两个字的拼音。这对我无疑是一个大大的触动，它使我想到了蓝马，想到了我们的“非非理论”，想到了另外的可能。

当然到最后我是什么也没有想，我只是一屁股坐在电脑前，开始写我的小说。第一篇《睡觉》我写了将近两个星期，只有3000多字。接着我写第二篇《从一场大雪开始》，4000字左右，我只用了一周。再然后，我又写了几篇，并且开始到网络聊天室聊天。到2002年1月12日，一年不到，我已经在电脑上写了将近三十多万字了。而且，我已经不习惯在纸上写作了。

但是，我重点要说的是，到现在为止，我依然不大认识拼音。如果在电脑下面的话，我就基本上不认识。我只要一坐在电脑前，我的手一放上键盘（而且仅仅是左手），那一根根手指，就能准确地认识我所需要的每一个字母。我这三十多万字，就是这样敲出来的。

所以说，前文化理论有它的道理。或者说，我们的手指，它难道就仅仅是手指吗？

蓝马说——

“非非”名称的由来和“非非主义”的诞生。

1985年前后，始终纠缠着我的种种思考已经有了纯理论的表述。包括“前文化语言”，“前文化思维”，“文化”、“非文化”与“前文化”的对比研究及“前文化还原”系列思想等。这时，我多次找到周伦佑，主张搞诗歌流派。当时周伦佑正忙于搞一个《浪潮诗选》，据他当时讲，主要是搞一本《第三浪潮诗选》，准备收稿范围主要是放在北岛以后（包括杨炼、北岛在内）的一些正在倾向于成名的青年作者方面。也许由于有活儿忙着，他对搞诗歌流派不感兴趣，只说写诗是个人的事，就把话题给放下了。尽管如此，我只要有机会碰到他，也还是要再次提起流派话题。但他主意已定，我的话不曾收效。就在这个时期，徐敬亚在诗界发表重磅诗论，明确高呼：“中国诗坛应有打起旗号称派的勇气。”这种召唤对中国诗歌界是一个很强的刺激，它能使人的某些方面一下子被惊醒。徐敬亚那极富时代前卫冲锋精神的召唤，给我带来极大的鼓舞和享受，是一剂大补药。而恰在此时（这是后来才知道的），我和周伦佑共同的朋友朱鹰也对周伦佑提出了搞流派的重要性，这才引起了他的足够注意。这样，一天黄昏，周来到我的住处，饭后茶余，他开口道：朱鹰也在说搞流派的事，看来值得认真考虑此事。于是，我大喜，立即兴奋起来。我俩你一言我一语地说开来。话题不再是搞不搞流派，话题直接是怎么搞的问题。周对我说：理论方面就用你的“前文化”，另外我也在写一些。（因为他对我的“前文化”已经不陌生，因此我们并没有再谈什么是“前文化”之类的话题。）坐在我那张沙发床上，我们主要是在推敲流派的“旗号”，像是在给一个已经出世的孩子取个好名。我的表情可能一直都很喜悦、兴奋，因为那时，我的心跳得很舒畅。而他呢，不时侧着头，右手下意识地摸着下巴、捻着几根胡茬，一直是一种积极思考的模样。

推敲逐渐形成了他先提名，我接着给予肯定或否定的局面。我们提出并否定了不少候选的“名称”。其中，有的名称是因为过于局限，不能准确全面地传达出“前文化理论”所涉及和覆盖的范围而被否决的；有的则是因为范围过于宽泛，不能突出我们理论的针对性，不贴切、有错位的感觉而被否决的；还有的则是过于陈旧，不能与我们“前文化理论”的崭新性和原创性相媲美，因而被淘汰掉的……否决权一直是由我在操持，一个名称弃留的依据是掂量它、品味它是否与已经成型的“前文化”理论相吻合，其中还真有点“量体裁衣”的味道。

时间就这么流逝，渐渐晚了，名称还不中意。周又提出就叫“前文化主义”算了。我掂量一番说：不行，这名字太理性了，也太直白，缺乏感性，太僵。

“能不能来一个不表意义的？”我问道。

“我正在想两个字。”周伦佑答。

“哪两个字？”我问。

“非非。”周伦佑答。

“对头！就这两个字。”我如释重负而又兴高采烈，他显得有点拿不太稳。

“非非”的名称就这样定了。接着，我们商定了具体事项。包括——

（1）我写一篇诗歌流派理论文章；

（2）周伦佑也写一篇诗歌流派理论文章；

（3）周伦佑写一篇诗歌流派宣言；

（4）周伦佑负责组织诗歌稿件；

（5）确定了大概的时间表。

 后来（大约是一个月后），我们（蓝马和周伦佑）如期完成了文章的写作,按既定计划于一个黄昏上了去成都的列车。到了列车上，我们才互相交换着阅读对方所写的文章（这一点周在《非非》创刊号“编后五人谈”中已经提到过）。

一切都基本按照计划在进行。只有一点例外，那就是原本周伦佑承诺要写的“宣言”，没有写成。时间不等人，周提议，将我的文章的第五部分抽出来，当作《非非主义宣言》。我的文章的前四部分保留不动，更名为《前文化导言》（原名：《前文化与非非》）。这事就这么定了，也这么办了。

另外，我们感到：由于文体及表述风格的影响，我俩的文章并没有把我们已经成形的一些重要思想包括在内。完全有必要进行补充。商议之下，我们决定采取专门的表述形式，来解决这一不足。这就是搞一个《非非主义诗歌方法》和一个《非非主义小辞典》。我写了其中的几个“前文化还原”（包括“意识还原”、“语言还原”、“感觉还原”等）。是在成都刘涛家里写成的。

记得当时周伦佑问我：“你的有些说法怎么没有在里面（指文章中）充分地表达呢？”我说：“是表达（风格）的需要，我在写作时尽可能地不用那种过分理性的表达。就是再不得已我也不用，我宁愿在另外的地方用专门的解释的方法来阐述，也不愿让它们（指那些用定义、解释之类理性手法来表达的内容）卡在我的文章（指《前文化导言》）中。”也许，正是这种想法的交流，最终促成了《非非主义诗歌方法》和《非非主义小辞典》的产生。

杨黎说——

18、1985年底，我和胡冬准备编一本《第三代人诗选》。当时我写信给周伦佑，约他为我们的书写一篇序言。当然，这是我单方面的意思，胡冬并不知道。信发出去没有多久，周伦佑就回了一封信，并且随信寄来了他的文章，名字叫《第三次浪潮与新的挑战》。在这篇文章里，他重点吹了我。虽然只是几个字，但我觉得我已经达到了目的。我非常满意。这可能就是蓝马说的周伦佑的《浪潮诗选》的事，具体的我不太清楚。

主要是记不清楚了。

19、我也是1985年底认识小安的，或者是1986年初。她当时是重庆第三军医大学的女军人，“整体主义”诗人刘太亨的同学。我是在刘太亨那里耍，由刘太亨介绍我们认识的。1986年阳春三月，我和她正在蜜月之中。

我们从重庆回到成都时，看见了周伦佑给我写的信，他叫我马上去一趟西昌，有重要事情和我商谈。像他一贯的作风那样，在他的那封信里，我记得，他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叫我一定、一定，而且越快越好。

所以，当天晚上，我就和小安坐上了去西昌的火车。

怎么说呢？我是不是要说说我们的西昌呢？那里有阳光，有很大的月亮，有卫星发射基地。更重要的是，那里有吉木狼格，有蓝马，有周伦佑，有……太他妈多了，快乐的和不快乐的。当然，主要是快乐的。

其实我和小安去那次，是我第二次去西昌。这是一个秘密，没有任何人知道。小安不知道，吉木狼格不知道，所有的人都不知道。只有我自己知道。

1985年夏天，不，应该是秋天吧？是夏天。我突然有了一种想走的冲动，就像1982年春天和1983年夏天一样。当时，我刚刚脱离了银行的工作。我记得我什么也没有带，背了一个军用书包，就离开了家，直接到了成都火车北站。我一个人，没有朋友，也没有目的。

我后来去的是西昌。

从成都到西昌，要坐一个晚上的火车。我是晚上上车的，第二天早上就到了。下车后，我茫然地走出车站。闹闹哄哄的车站，我觉得非常安静。拉客的火三轮和公共汽车摆满了狭小的车站广场。有一些彝族在远处，有一些女人从身边走过。其中有一个脏兮兮的，还回头来看了我一眼。

有风吹来，居然有点冷。

我不知道我要去哪里？

周伦佑那里我是不会去的，前些日子因为青年诗协的事情，我们基本上断了联系。王世刚（蓝马）那里我也不会去。我当时觉得，他就是周伦佑一伙的人。再说，我和他也没有交往。而吉木狼格，他那个时候还叫马小明。我的前任女朋友（我用A代替吧）叫他小马。

那么我跑到西昌来干什么呢？

可能是因为A。

我认识周伦佑就是A介绍的。A是我第一个真正意义的女朋友，我们1980年就认识和相爱，并且开始由秘密同居到公开同居。1983年，她以一个女诗人的身份在成都诗歌圈子鬼混。我说的鬼混，并没有贬低她的意思。我说的鬼混，只是指一种张罗的方式。况且，她主要还是在为我张罗。在她和我单纯的爱情里，包含着对我诗歌才华至高无上的崇拜。寻求他人对我的认同，是她抛头露面的主要原因。1983年到1984年，她的诗歌局面迅速打开。同时她也为我带来了一些机会、一些麻烦和一些绿帽子。当然，在她的内心，对我的诗歌认识肯定是更加的坚定。这里面的原因，只有我和她本人才清楚明白。

马小明是在这样的时候认识A的。而且，马小明认识她的时候，还不认识我。我和马小明是在A的寝室里第一次互相看见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们还握了手，马小明还问我最近又写了些什么。我们的见面是非常的理性，甚至有点友好。它似乎预示了我和他今后的这种亲密关系。真的啊，有的人一见面你就觉得是朋友，有的人却恰好相反。

我曾经以为，我和A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在此之前，我还一直认为是我的原因。比如我的非常先锋性的幼稚，我的性观念（带有那个时代特色的误会）。但是，现在想来，那真的不是我。当然，也不是她。其实我和她之间，都没有错。换一句话说，我和她的关系，本身就说不上是什么失败。难道真的白头到老就是成功的吗？这样的判断，是不是太陈旧了？如果说我们的关系中真正有什么不足的话，就是我们分手的时间太漫长了。它基本上用了一年半。

所以说，我第一次去西昌后，我谁也没有找。我只是坐公共汽车去了邛海，然后又由邛海慢慢地走回火车站。这期间，我用了一天时间。

第一次到西昌，给我留下了两个非常深刻的印象。第一是那里的天气，那里的阳光。早晨我刚到的时候，不是说有点冷吗，到了中午，我就已经热得不行了。特别是在太阳下面，我身上的衣服已经无法再穿。但是，就是这样热，你只要一站在阴影下（哪怕是一根孤零零的电灯杆下），你都会马上感到凉爽。说句实话，西昌的天气真他妈不摆了。我曾经躺在地上，赞美过它的蓝天。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一个笑话。据说是有一个国外专家考察团去西昌考察卫星发射基地，考察完后，外国专家都觉得不可想象，如此简陋的条件和技术，怎么可能将卫星送上天呢？后来他们才发现，原来西昌离天很近。

这个笑话不知道是蓝马讲给我听的，还是吉木狼格。

第二个印象和西昌无关，它和一个女人有关。只是这个女人在西昌，而我们之间的事情也发生在我第一次去西昌的时候，所以，它可以说是我第一次去西昌的两个非常深刻的印象之一。

其实这件事也很简单，就是我回到西昌火车站后，突然想喝酒，而且想得很强烈。这样我就去了车站的一家小酒馆。我当时从候车室出来，边走边找喝酒的小酒馆。在候车室门口，我就遇上了一个中年妇女。当然，其实别人也没有多老，就三十多一点，只是我那个时候才二十出头而已。

当时，我正在东看西看，寻找能够喝酒的店，就把她看见了。我看她的同时，她也在看我。一个人，像我一样怪可怜的样子。于是，我就走过去，问她哪儿有喝酒的地方。她打量我几眼，用手往我身后一指。我转过头去，顺着她手指的方向，就看见了我要找的地方。我看见后，转过头来，看着这个女人，结结巴巴地对她说：一起去喝一点，你说好不好。

我想没有人会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除非是一个饿慌了的人。而这个女人恰巧就是这样的人。

所以，她和我一起来到了那家小酒馆。

昏暗的灯光，昏暗得什么也看不清楚。我们喝了许多酒，她还吃了许多饭。酒足饭饱之后，我们歪歪斜斜地从小酒馆走了出来。这个女人，她什么样子我都记不起了。我只记得，从小酒馆出来后，我把她拉着往旁边最黑的地方走。没有走多远，我们就抱在一起。准确地说，是我把她抱在了怀里。

那是我搞的第一个不认识的女人，我非常兴奋。那个时候，还没有商业行为这一说法。我们就站在一堵墙壁的旁边。完事后，我们去了候车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到了候车室后，她躺在一张椅子上就睡着了。我坐在她的旁边，手还偷偷地放在她的胸脯上。她的确有一对很大的乳房，虽然她不好看。

我酒醒之后，突然觉得恶心，就偷偷地走了。本来她是要跟我去乐山的，她说她是乐山人。但是，我看见她睡觉的样子，的确是不愿意再多待一下。我悄悄地把一张10元的人民币放在她的胸脯里，就走了。那个时候，从成都到西昌才12元左右。所以，10元钱够她回乐山了。

20、还是说我和小安到西昌的事。

我们坐了一个晚上的火车，在早晨到了西昌。我们下车后，按周伦佑信中所说，先找到了蓝马。然后，蓝马给周伦佑打了电话，告诉他我们到了西昌。没有多久，周伦佑就从他上班的西昌农专赶了过来。我们在一家咖啡店里坐下，由周伦佑给我谈了我们将干的事情。我在另一篇《我与“非非”》的文章里，写到过我初听“非非”这两个字的感觉，我说我觉得它太甜了，不怎么喜欢。到今天，对这两个字，我依然是这种感觉。我其实知道他们的意思，想寻找一个尽量不表意的词。但是，不表意的词肯定还有很多。在音响上，是不是可以寻求更硬一点的呢？比如说，后来我们和蓝马办公司时，我们的那“BBB”不是很好吗？

他们肯定还给我说了许多其他的，包括具体怎么办，谁当主编，谁谁又当副主编。这些事情，这些具体的事情，我记不清楚了。我惟一记得清楚的是，蓝马在简单地谈到他的“前文化”的时候，对我说，不仅仅是诗歌，还包括很多。我记得非常清楚啊，他还特别提到了经济学。

当然，这些都是我当时不关心的问题。在当时，除了诗歌，我还会关心什么呢？就是现在，除了诗歌，我也什么都不会关心。在诗歌之外，我要特别对蓝马说，谈论一切问题，都只能是文化的问题。

当天晚上，我和小安睡在马小明的寝室里。

那天，他不在西昌。

21、蓝马在他的这一节里，重点谈了“非非”的命名过程。我觉得，这对他来说是有必要的。从某种情况下讲，也是很多人关心的问题。周伦佑曾经把这个问题神话了，他说他做梦的时候，梦见了这两个字。

其实，这根本不是一个问题。“非非”这两个字，如果没有蓝马的“前文化理论”，没有我们的诗歌，我真的想问一下，它究竟有多大的意义？

没有啊。

蓝马说——

第一次写诗是念中学时。为了避免写作文，写了大约二三十行诗。这原本是一种偷懒行为，岂料受到语文老师的高度赞赏，又是表扬，又是通报。就这样埋下我最初的诗缘。后来下乡当知青，情感苦闷，前途渺茫，青春又至，以诗歌倾吐心绪的倾向日渐强烈。

一个烟雨迷蒙的夏天，轮到我放牛。放牛在当时还算是一件好差事。一般的模式是：清早9点把牛群赶上山去，然后一路跑跳，回到生产队寝室里睡觉或看书、拉小提琴等。直到下午4点，站到门外往山上看——看看牛群跑到哪里，就往哪里去把牛群赶下山来，赶进牛圈，一天的工作就算完了。有一天，我把四十多头水牛赶到半山腰，让它们悠然啃着刚刚长出的新草，自己把雨衣铺在地上，坐下来看着阴郁的天空使劲儿抽烟。看着山坡地上深深浅浅的牛蹄印，想起自己的处境，表达的欲望高涨起来。于是把烟盒（是“山花”牌香烟的烟盒）拿了出来，把它掏空了，拆开，反过来。就在那张名叫“山花”的烟盒纸上，我写下了一首与香烟同名的小诗《山花》。这首诗在当时一些有识之士的评价中，被认为是一首才情横溢的“反诗”（即：对现实不满的“反动诗”）。因为诗中咏叹的是一朵从很深的牛蹄印中长起来的、始终出不了头、既看不见朝霞又看不见夕阳只能领受正午烈日烘烤的山花。当时这种评价对我来说，有受宠若惊的味道，同时也有点胆战心惊的味道。

我的诗兴得到了巩固和提高。过了不几天，在大体相同的情形下，我在一张“春燕”香烟的烟盒上开始写起另一首诗来。这是一首长诗，烟盒写不下，加了几张纸才写完。这是我的第一首与朦胧的爱情思绪相关的抒情长诗。是歌颂“春燕”，并一厢情愿地邀请“春燕”住进我的心灵、在我的心灵深处筑巢安家的缠绵悱恻的呼唤。这首诗得到的评价是：才华横溢，超出了个人的苦闷。

后来，读诗写诗就成了常事。

杨黎说——

22、每一个人开始写诗都会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理由，而每一个人最终坚持写下去，却只能有一个理由。这个理由就是：超越语言，突破大限。这才是只有诗歌能够做的事情，这才是只有诗歌应该做的事情。这是惟一的事情。

所以，我非常愿意认为诗歌就是“宗教”。

不能说蓝马是没有诗歌才华的人，就像不能说蓝马仅仅是一个理论家。这样的说法，我首先就不可能赞同。但是，蓝马的诗歌，到现在我都不能放心。并不是因为我们是“非非”同仁，更不是因为我们曾经是好兄弟。而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是“超语义”的提出者。这样的一个人，他为什么会把诗写不好呢？

蓝马其实是一个文采飞扬的人，这有他自己诸多的文章为证。同样，蓝马的诗歌也是文采飞扬的。比如早期的《六八四十八》，以及后来的《需要我为你安眠时》。前者在他的颠覆语言界限的理论指导下，诗中充满了语义的迷乱和意义的随意。初一看，似乎是超语义的，而其实际上，仅仅是在语义的范围之内做了一些语言想做而又没有做到的事情。我们如果打一个比方的话，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语言是父母，这种颠覆只是他们调皮的儿子。而后者，就是在说道理。不论是语言自身的道理，还是语言所表示的道理，它都是道理。一个道理和另一个道理连在一起，我不知道它怎么是超语义的呢？

进入九十年代之后，蓝马的写作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这全部包括在他的一系列短诗之中。《九月》、《秋天的菊花》、《献给桑叶》，大量的留白，大量的警句，以及饱满的情绪，无处不显示出蓝马的才智和聪明。然而，就是这些见鬼的才智和聪明，是这些无休无止的显示，深深地伤害了这些诗篇，使它们总是走不进超语义的“世界”，而停留在语义的“世界”之内。

其实所有的诗歌都是超语义的，但这诗歌必须是简单的诗歌。何小竹关于“诗歌是减法”的言说，对蓝马这样的写作者，是最好的药方。

打从1993年之后，我没有看过蓝马的诗。

23、九十年代初的一个夏天，炎热的下午，蓝马在他成都转轮街的房子里面，突然变得焦躁不安起来。他穿着短裤，赤裸着身体，从这间屋走到另一间屋。刘涛坐在沙发上，正在读一本书。她被焦躁的蓝马也搞得焦躁起来。她把书合上，抬起头，问站在窗前的蓝马：你啥子了嘛？

也许是刘涛的问话提醒了蓝马什么，他转过身，一边从沙发上拿起自己的衣服，一边对刘涛说：我们出去一下。

我们？刘涛问。

是啊，我们一起。蓝马说。

啥子事嘛？刘涛又问。

你不要问，蓝马已经有点生气，你跟我走就是了。

那天下午，刘涛跟着蓝马在许多广阔的地方走了三个小时左右，也被太阳晒了三个小时左右。到黄昏之后，天日渐凉下来，也日渐暗下来，蓝马才和刘涛一起回家。回家的路上，蓝马说：刚才我感觉要地震。

那天的确地震了。而且就在离成都百多公里的地方，发生了6.5级地震。成都有微微的波及，只是是人所不能感觉的那种。

也许这就是蓝马的“前文化”，但我却不愿意它就是“前文化”，哪怕是一部分。因为前文化毕竟是“非非”的理论基础。我更愿意把它理解为一个虚置的思想，永远属于无用的东西。只有这一东西的存在，才能引领诗歌深入。相反，如果它是为了开发人类潜力而提出的方法，是为了解释超常规存在而设计的方案，甚至是为了创造新世界而建立的构想，那么，我真的是为它表示遗憾。因为，一个人有其他人所没有的能力，这是可贵的，但这并不是真理。

蓝马说——

说一点轻松的事，说说我当医生时认识的两个哑巴的故事。

1981年，我毕业分配到“新华公社卫生院”（后来叫作“月华卫生院”）工作。那是一所距离西昌城区还有六七十公里路程的乡村卫生院。全院一共十几个人。有手术室、化验室、X光，还有自己的中药制药厂和西药制剂室。条件在当时的乡镇卫生院中实属相当不错的。

在这里，人们都叫我“王医生”。王医生为广大农民治病，医好了不少病人，在当地病人中有很好的声誉。有时有的病人不能到医院，只是请人帮忙说说病情，开些药带回去，居然也是药到病除，第二天就赶到医院来找“王医生”感谢，说是吃了药就能起床了。据说有一年“王医生”一下子治好了24名“癞痢头”（一种头部真菌传染性疾病：头癣、发癣）。包括上门去给病人剃发、送药、检查、化验，指导家属消毒，发现新病人等，一下忙了四五个月，到底还是把他们给治好了。我当医生真的不错。

还有就是我在这里“结交”了两个哑巴叫花子“朋友”，经常给他们饭吃，带他们到河边洗脸，送些旧衣物给他们穿，甚至经常带着他们和一只名叫“医生博士”的金毛色小狗，一块儿到暮色中的山脚（或河边、大路边）散步，一起享受不分等级的夏日黄昏的田园生活。

后来这两个哑巴中，有一个居然开口说话了。把人吓一跳。原来这家伙不是真正的哑巴，而是一个暗自发誓不讲话的“假冒哑巴”。他不讲话的直接原因对我来说，至今是个谜。但据当地知情人讲，这哑巴已经有八年多不讲话了。原因大家都说不清，但都公认他是哑巴了。因为这么多年了，他确实一句话也不说。

开口说话的第二天，这哑巴一大早跑到医院来。一脸灿烂的笑容（这家伙，此前一直没有人见过他笑，从来都是一副绷得紧紧的冷漠的脸）。

“王医生，王医生，……”哑巴紧张兮兮地叫个不停，“王医生，给我吃点药嘛，给我找点药吃, ……”

“你咋子了嘛？”我一边问一边猜想，“莫非是这叫花子吃了不干净的东西拉肚子？”谁知事情并非如此。

“我，我，我就是想笑，没得啥子该笑的事，就是管不了，管不了要笑……哼哼……嘻嘻……嘿嘿……”他确实是一副控制不住要笑，同时又十分为此担心的样子。

我脑袋一偏，眨眼想想道：“喔喔喔，没得事，没得事，你是因为太久不说话，现在说话了，所以身体高兴，就要笑，没得病，没得病，吃啥子药喔，不吃！不吃！听懂了吗？”

这家伙明白了我的话，笑嘻嘻，略带羞怯地说：“好嘛，好嘛，听王医生的。”然后就走了，去过他那由不得要如此“甜蜜”的新日子去了。

在这两个哑巴中，真哑巴比假哑巴要善良一些。真哑巴在集镇上无论何时碰到我，都要双手抱拳作揖，脸上堆挤着一堆皱巴巴、傻乎乎、脏兮兮的笑容。碰到手里捡得有烂桃子、臭馒头之类的东西，他还要真心诚意地双手递上，请王医生享用享用。假哑巴则只知道要，没有说话之前不会笑，说话之后渐渐就是那种赖皮狗一样的笑。而且很贪心，这也要，那也要，好像别人欠他的。到后来，简直摆起谱来——一次他指着我脚上的新皮鞋对我说：“你这双皮鞋如果脱下来的话，我还是可以要。”好像是他在帮我承担一个什么负担似的。我在那里干了四年，这期间当过院长。据说还搞得不错。在知青时学过会计的我当院长后早早地（1981年）搞起了改革，把医院的会计科目全套下放到个人头上进行核算，刺激了大家积极性，扭亏为盈，增强了医院资金实力，个人收入也有所提高，受到好评。后来就调到卫生局去了。

实际上，我在这所医院期间，还给当时在乡中学代课的两位女青年写过两首动情的友谊之歌，两首歌听起来真实、单纯、透明，充满真情和依恋，以及当地的山水风光和草地的味道。

也是在那里，我平生惟一一次，将刚刚从地里采来的新鲜透顶的蓝色鸢尾花用医院特有的烧瓶装上，于黄昏时分送到了所追求的一位18岁妙龄女郎那煤油灯闪烁的简易的教师宿舍中，并在后来为她写下了许多感伤的诗和一支会让小青年流泪的叫作《流浪》的歌。

杨黎说——

24、我还说什么呢？

我觉得我所需要的“蓝马和哑巴的故事”不是这个哑巴的故事，或者说，我曾经听过的“蓝马和哑巴的故事”并不是这个故事。难道是我记错了吗？难道是蓝马记错了？蓝马自己的事，蓝马自己清楚。

我这次回成都待了八天，和蓝马喝了三台酒。“台”的意思和“次”差不多，但比“次”要更加准确。一次可能是指一天中的两台，比如晚饭吃饭时喝了一台，而吃完晚饭后又去酒吧喝了一台。以台作为喝酒的准确计算单位，是从八十年代的四川第三代诗人开始的。主要是从马松开始的。回想那个时候，马松经常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就是在酒桌子上，喝得已经二麻二麻了，还在说，一会儿还有一台。还有一台，就是指另外喝酒的地方和机会。八十年代啊，大家都欠酒喝。我这次和蓝马喝的三台酒，分别为：第一台，是去他家采访时，中午在他家楼下他请我喝的；第二台是当天下午，我们一起去尚仲敏的茶坊，晚饭时由尚仲敏请我们喝的；第三台酒，是我要走的前一天晚上，在白夜酒吧。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蓝马把烟和白酒都戒掉了。这肯定是在九十年代末的事，我们和他“冷战”的时间里。当然，他不抽烟，不是因为我们，也不是因为“冷战”。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他的肺已经装满了烟，再多一根烟都无法装进去。装不进去有什么关系呢？装不进去，就意味着一是浪费了烟，二是可能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是蓝马不愿意看见的，所以蓝马把烟戒了。蓝马不喝白酒（其实有一段时间他连酒都不喝）是我们没有想到的。从他以前好酒的样子，是推断不出他会戒酒的。如果从他的“前文化”去理解，就更不可能想到这一点。但是他的确是把酒戒了，至少是把白酒戒了。还是他自己说的，他说他喝不动了。他说的是他的肝，肯定不是他的嘴。我这次回成都，和他喝了三台酒，他都没有喝白酒。

曾经认为酒里面有名堂，应该是一种文化的观点。现在认为喝不动了，也肯定是一种文化的观点。蓝马至少在酒与喝酒的问题上，是非常文化的。当然，一个人喝酒与不喝酒，并不是那么重要。也更不是文化和“前文化”的路线问题。我之所以要这么说，是因为觉得蓝马在其基本表述上，有非常文化的一面。

25、其实我一直在等蓝马。如果他愿意，我将和他重新搞“非非主义”。如果他不愿意，就让周伦佑去搞吧，这也没有什么关系。在成都的那三台酒，蓝马和我都谈到了这个问题。而最终我们的谈话是没有什么结果的。写到这里，我点上一支烟，想起了许多事情。想得最多的是1990年和1991年，我们和蓝马出的两本《非非诗歌稿件集》。当时蓝马拿给我看一张磁盘，对我说：你看，全部都在里面。那是我第一次看见磁盘，我觉得它那么小，那么轻，怎么可以把我们的诗歌都装在里面呢？

我困惑，也有点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