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钓鱼岛上钓鱼
这几天在想着钓鱼岛的事，趁着下个月有七八天假期，买根钓竿，租条小船，到钓鱼岛上钓鱼去。那个岛上没有淡水，应该多带些水。
我第一次钓鱼，钓的就是海鱼，是在三十三年前。坐大连海上运输的一条货船，开到山东一个岛上，晕晕乎乎地下了船，看见港口有一个不到十岁的男孩正在钓鱼。我就借了他的钓竿钓鱼，没到五分钟钓上来一条，比一支香烟短一点，细一点。仔细一看，乐了，那小鱼的嘴很小，咬不住鱼钩，是钩在腰上钓起来的。现在捕捞过度，沿海的鱼几乎没有了，那么小的鱼也不好钓了，得去远一些的钓鱼岛，那里鱼多，兴许还能钓到龙虾，像鸭子那么大的龙虾。
到钓鱼岛上还可以采药。海边生长一种能治风湿病、高血压的植物，效果不错。一百多年前，大清帝国有个叫盛宣怀的，能做官能经商，还能采药。他把钓鱼岛上采来的草药献给慈禧太后，太后熬水喝了，肩膀不酸不痛了，就下一道旨，把钓鱼岛赏赐给老盛，让他用岛上的药材为百姓治病，解除他们的痛苦。时隔一百多年，我见了那道圣旨，是网上的彩色图片，不像伪造的。
如果真有那道圣旨，意义可就大了。不是用来证明慈禧太后爱护百姓，而是证明大清帝国对钓鱼岛有管辖权，于是，钓鱼岛属于中国就有了法理依据——慈禧太后是大清帝国最高统治者，在当时的社会制度下，她的圣旨等同政府的法律文件呢。
我在前面说过西方人同东方人的区别，其中一点是办事认真。比如两国之间一定要共同勘探边界，划定国土范围，留下清清楚楚的法律文件，你的就是你的，我的就是我的。而东方人呢，对边界的认识比较模糊，比较随意，对两国之间荒僻的山峦、沙漠、海岛，向来不大在意，一旦出现纠纷也不好解决。比如日本，与俄罗斯的边界纠纷在北方四岛，与韩国的边界纠纷在独岛，与中国在钓鱼岛也有领土争议，这样一来，还有哪个方向的边界是确定的呢？
有了领土争议，就有了麻烦。东方人会一下子拿出很多证据，几千年前，几百年前，我们的谁谁谁去过那里，看到了什么，谁谁谁去过那里，写了一篇日记或奏折，等等。用这种方式来证明那里是自己的领土，颇有些文艺青年的味道，仅仅能够让文艺青年相信。西方人会觉得这种方式不可思议：我们西方的马可波罗游遍了大半个东方，留下详细的文字记载，能够证明那大半个东方都是我们的吗？
在这些事情上，法律超过情感，法律的文字也超过其他文字。
这些天关于钓鱼岛的议论越来越多，有位在西方国家任教的东方学者，就提出了一个新鲜的看法。他发现，日本人有一个法律判决，可以证明钓鱼岛属于中国。
那是1941年，日本当时还没有把它侵占的台湾归还中国，就把台湾称为台北州。那一年，冲绳县和台北州为钓鱼岛争执起来，都觉得钓鱼岛的渔业应该归自己管辖，闹到了东京法院。东京法院的判决是，钓鱼岛归台北州管辖。这一判决有助于说明钓鱼岛属于台湾，而不属于冲绳。这样，《开罗宣言》规定日本须把台湾归还中国，自然应该包括钓鱼岛，也要归还。
如果感情冲动，思维狭隘，我们怎能想到日本人的判决，恰好是中国声称拥有钓鱼岛主权的法理依据之一？
同一个道理，我们拿出来作为自己证据的，也要想一想是否有利于对方。比如，我们会理直气壮地说，中国在1971年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声明钓鱼岛是中国的神圣领土。这样说行不行，还真值得考虑。《人民日报》的社论有没有法律上的意义？如果没有，你发一百篇一千篇社论也没有用。如果你能证明它有法律意义，那就更糟了。日本人会拿出《人民日报》1953年的一篇文章作证，那篇文章明确说了钓鱼岛属于日本的冲绳，并且支持日本人管辖钓鱼岛。如此一来，我们还不如不提《人民日报》，或者先证明那份报纸，不能代表国家和政府。
说到1971年，大概算得上中国与日本关于钓鱼岛争议的开始。有人发现一个奇怪的事情，在那之前中国和日本各自出版的地图，谁也没有把钓鱼岛划进自己的领土。应该是那时候联合国的一个组织勘查了那一片海域，说那里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油田之一，可能成为第二个中东，那个没有人迹、孤悬海中的小岛，才突然变得重要起来。
恰好在那个时候，另一件事情激化了钓鱼岛的矛盾。
日本叫做冲绳的那片岛屿，国际上叫做琉球，先前与朝鲜一样，是中国的藩属国。它在二战后也没有划入日本领土，根据《波茨坦公告》由美国代表国际托管。到了1971年，美国不想再托管了，要把琉球的管理权（不是主权）交给日本，那钓鱼岛也是美国托管的，并且从1953年开始划到琉球范围，也一起交给日本管理。
那一年第一个月还没有过去呢，几千名旅美学者、华侨、台湾香港的留美学生，举行了一连串的抗议活动。他们在联合国总部、日本驻华盛顿大使馆和驻纽约、芝加哥等地领事馆前示威，还在纽约时报上刊登广告、征集大量著名学者签名，要求把钓鱼岛归还中国。
他们挽着手臂，挺起胸膛，大声唱着自己编的歌曲，慷慨激昂地走在美国街头。那首歌曲，是根据岳飞《满江红》重新填词的战歌，“甲午耻，犹未雪，家国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富士山缺”，唱得很多人泪流满面。
两三个月后，保钓运动蔓延到了台湾、香港。
台湾大学校园里贴满了标语，最醒目的一条有几米长，从宿舍楼顶上挂下来，一进校门就能看见。那条标语写着：“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学生们召开了人山人海的保卫钓鱼岛大会，还上街示威，到美国大使馆和日本大使馆抗议。当时在台大法律系读书的马英九，也是保钓的积极分子。后来他去哈佛大学留学，博士毕业论文就是关于钓鱼岛的，标题叫做《怒海油争：东海海床划界及外人投资之法律问题》。
香港人也愤怒了，教师和学生成立了“香港保卫钓鱼岛行动委员会”，上街示威。7月7日，香港学生联合发起的大示威，演变成一千多名学生和一千多名警察的严重冲突。香港人的行动胜于言说，在1971年以后，他们多次开着船奔赴钓鱼岛，在那里宣示中国主权。有一个叫陈毓祥的保钓人士，在那里牺牲了生命。
在美国的留学生有了同胞支持，就有了更大的信心。他们在报纸上给中华民国领袖蒋介石写公开信，希望得到政府支持。这封信触动了蒋介石没有，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他至少做了两件事情，一是要中华民国的外交部发表声明，根据其保卫国土神圣义务，在任何情形下决不放弃领土主权；二是要行政院下令，将钓鱼岛列屿国有化，划归台湾宜兰县管辖。
那年7月的一天，美国所有电视台和广播全部插播新闻，尼克松总统宣布即将访华。身在美国的保钓人士突然意识到还有一个中国政府在大陆那边，而且好像蛮强大的，就连美国总统都要去拜访，于是又把希望寄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他们士气高昂的游行队伍中，第一次出现了色彩鲜艳的五星红旗，出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标语，还出现了毛泽东主席的巨幅画像。
后来他们或多或少地感到了失落和遗憾。那时候，美国和中国大陆相互伸出友好的手臂，正是中国大陆向美国提出钓鱼岛主权的好时机，如果提出来，可能会改变钓鱼岛的命运。可是什么都没有发生，并且，恰好在基辛格访华前后，美国同日本正式签约，把琉球和钓鱼岛送还日本。还有，那一年10月，两件并列发生的事情，也让他们的心情不大舒畅。一是大陆的中国政府进了联合国，取代了台湾的中国政府的地位，二是美国和日本的签约开始实施，钓鱼岛从美国人手里正式转到了日本人手里。
他们叹了一口气。
他们的心冷若冰霜。
他们的第一次保钓运动结束了。
是不是正义的国家
1971年钓鱼岛事件，留下一些疑问，横在我的心头。
那些身在美国的华侨、学者和留学生，他们对美国在钓鱼岛争议中偏袒日本，感到不可理解，这件事破坏了他们对美国文明与正义的良好印象。另外，在他们眼里，日本政府强占中国的钓鱼岛，当然违背了国际正义。而中国的台湾政府缺少强有力保钓措施，人家把你的领土夺走了，像把你的孩子抱走了，几声抗议顶什么用？至于中国的大陆政府，也让他们心凉，挑这个时候同美国化敌为友，同日本保持友好，把重要的领土问题都回避了。
保钓人士的感受，引发出我的疑问：
这些国家和地区，站在自己的立场上，都觉得自己是正义的，可它们真的都是正义的吗？假设它们都是正义的，世界上哪还有非正义战争？
还有，用什么样的标准衡量它们是否正义？假如政府与民众的标准不一样，应该以谁的标准，来判断一个政府是否正义？再进一步说，假如要我承担一个评判者的角色，我的标准还真有些模糊不清。
这些疑问，很难回答。它们都指向一个核心问题：什么样的政府才是正义政府？你翻开几千年人类历史，所有政府都号称自己是正义的，而民众也默认它们的正义资格。知识界的各类学者，千百年来都在忙些什么呀？你读了许多书，见过谁对政府的正义性质，有过深入的研究、明确的表述？
对于人类智慧来说，学者的作用很大。我们知道卢梭有一本《社会契约论》，出现于250年前。他提出，政府的权力来自被统治者的认可，政治权威在我们的自然状态中并不存在，所以需要一个社会契约，让每个人获得契约的自由。他的观念，影响了法国的《人权宣言》和美国的《独立宣言》，影响了很多国家的宪法，成了现代民主制度的基石。
除了卢梭，我们还知道几位学者，对两千年前就已萌芽的社会契约论有过补充和发展，即使这样，也解决不了现代社会的太多问题。我们在图书馆的海量书籍中，一遍遍搜检，几乎找不到研究社会正义的学者专著。
1971年，情况改变了。
这个特殊的年份，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翰·罗尔斯出版的《正义论》，刚一问世就成了经典。这本书引发的热烈回应，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料，其后几十年里，介绍和评论它的专著，已经有了五千多种。这样一来，对社会正义的研究，不再是学者们集体性的疏忽和盲点。
《正义论》挺深奥的，像我这样的普通读者很难看懂，而世界上大多数人，都无力啃完五六百页的《正义论》。但他的一句话，“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被人们记在心里。他这句话，是依照学者的语气说的，要按百姓们的通俗说法，实际是：一个不正义的社会，没有什么价值。
接下来的一句，也被大家牢记：“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这句话要是百姓们说，就直接多了：不正义的社会必须改造。要是它不接受改造，干脆废除它好了。
人们引用这两句话的次数，很多很多，几乎接近了引用《圣经》名言的次数。
说到《圣经》，几千年前产生的这部伟大经典，人们都比较熟悉。我在昨天还读到一篇论述文字，讲到《圣经》里面描述的人类社会，正义不是一开始就形成的，需要从混沌时期开始，渐渐萌生，渐渐明晰，渐渐正确。
伊甸园里的亚当和夏娃，生了第一个儿子叫该隐，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在这个故事里，耶和华喜欢亚伯的供物，引起该隐的愤怒。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
而那时世界上的人类，只有伊甸园里的亚当一家，一个家庭便是整个社会。该隐作为第二代人类，还不明白何谓社会的善恶，没有把杀死兄弟当做不正义的事情。
约瑟的时代就不一样了。同父异母的七个兄弟嫉妒他这个爱做梦的人，也有杀死他的想法，但其中的大哥说，我们不可以害他的生命，不可以流他的血。于是没有杀他，只让他玩了一次失踪——卖给外国商人为奴。七年饥荒时期，约瑟在埃及当宰相，看到了远路前来购粮的兄弟。他试探出那些兄弟对当年的不义有了忏悔，于是与他们相认，重筑兄弟情谊。从七个兄弟不杀约瑟开始，从执政者约瑟的宽容开始，人类社会的正义标准，开始合乎人类的基本利益。
在理想的社会状态里，人类成员之间的关系，应该像约瑟兄弟一样，放下杀心，重建情谊。
写作《正义论》的罗尔斯，对于他的两个兄弟，心里有一种永远的痛楚。那时他幼小无知，那时他得了两次重病，两次都死里逃生，而他的两个兄弟，却先后受到传染，不幸死去。这让他深深愧疚，在他八十二岁去世之前一直愧疚，想到自己活着，也是代表他的两个兄弟活着，对人类负有更多的责任。
再一份责任，让后来的事情给放大了，笼罩在他生命的上空。那是德国政府挑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有意大利、日本政府的参与，也有其他政府的支持和参与。他们这些国家的社会制度本不相同，但在制造人类灾难上是一致的。二战的最终胜利，来得太晚，代价太大，让人类学会了思索，也改变了许多学者的哲学方向。
罗尔斯大学毕业后参加美国军队，在太平洋战场上消灭法西斯，战后再回到大学读硕士博士。成了学者之后，他思考的唯一命题，是怎样实现和保障国家正义、政府正义和社会正义，实际上是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二十多年的智慧，完成了《正义论》的写作。
这本书说出了政府应该做的事情，林林总总，众多方面，纠正错失，达到正义。对于不担任政府领袖与政府官员的普通百姓，这本书不会有太多的用处，但是，它可以告诉你，什么样的政府，是不正义的政府。
这与你的生活方向、生存质量，全都息息相关，还不重要吗？
我这篇文字，容量很小，对罗尔斯和《正义论》不会说得很多，就说一件事情：言论自由。
世界上的国家，只要制定宪法，都会写上言论自由等公民权利，因为在现代世界，谁都得承认，禁止言论自由的国家是不正义的国家，禁止言论自由的政府是不正义的政府。但是有一些国家，虽然把言论自由写入宪法，但根本没有打算实行。
罗尔斯所在的美国，也找出许多借口，在实行程度上大打折扣。比如以国家安全为理由，限制政治言论的自由。一是曾经有所谓“诽谤政府罪”，二是设立了“颠覆国家罪”，限制鼓吹革命及颠覆政府的学说。
关于第一点，罗尔斯用了很多实例，证明不存在“诽谤政府罪”。
在公共问题上，民众有表达的自由。与政府不同的声音，可以很活跃，可以很激烈，可以很开放，可以很尖刻。即使带有对政府和官员的攻击性，也是民众的政治言论自由。
在罗尔斯的观念中，只有不正义的政府，才不允许诽谤。政府政策或政府官员，都可能犯下严重过失，而民众的批评，是抒发民间怨怒、吁请政府改正、纠正贪赃枉法的正当管道，如果允许政府将诽谤、中伤、诬蔑当做民众的罪行，事情就坏了，民众的自由已经被剥夺，国家将成为非正义的国家。
比起诽谤、中伤和诬蔑，让政府更不愉快的，是鼓吹用革命来颠覆国家的言论。罗尔斯用了更多的论证，证明了颠覆国家罪也不得成立。
他说，在1862年开始的美国三年内战时期，都可以照常举行自由选举，国家从来没有发生过宪政危机，因此，国家从来都不应该限制颠覆性言论。如果国家管理得很好，不会出现革命及颠覆性言论；如果国家管理得不好，民众又不能责令政府改正错误，才会有大多数民众去颠覆它。
这时候的颠覆性言论，是正义的言论。
有人想要颠覆它，并不是国家真正的危险。而如果使用打击颠覆性言论的错误方式，将会使国家继续错下去，民众的怨怒得不到缓解，那么，国家就坐到了火山口上，真正的危险才会到来。
烈焰中扇动的翅膀
记得有人说过一件事：联合国在1971年10月开会讨论，是否由北京的中国政府取代台湾的中国政府。这唯一的中国席位，是否需要变更呢？智利在一年前刚与北京建交，它的官员发言时，朗诵了聂鲁达歌颂北京和毛泽东的一首诗歌。
我可以想象，聂鲁达这首诗歌对北京获得联合国席位定然非常重要。中国已分裂了二十多年，隔着一道浅浅的海峡，鸡犬之声相闻，但党派不同的领袖，直至老死不相往来。北京政府控制了绝大部分领土，却一直没有得到联合国的承认，也就是说，国土有了，百姓有了，但是没有获得在国际社会的合法性。这是很没面子的事情，他们把用于工厂建设、民众生活的资金拿出来，援助世界上很多中小国家，希望它们承认北京政府，并且在联合国投出赞成票。
那一年，聂鲁达刚刚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名声十分嘹亮。而他的诗歌风格明快，煽动性强，适合在集会和大众场合朗诵。
我还能想象到，不仅是智利人，还有更多的南美洲人，喜欢朗诵聂鲁达的诗歌，朗诵的时候或者流泪沉默，或者情绪激昂，都会受到很强的感染。他们对诗歌的需求，源于身边奇特的环境。那个神秘的南美大陆，一直在印第安原始文化中沉睡，忽然欧洲人来了，带来了语言文字、工业机器、枪炮弹药、天主教会、金融制度和社会管理。它被欧洲文明培育了几百年，也与欧洲文明对抗了几百年，形成了一种谁也说不清楚的矛盾、扭曲、挣扎、痛苦。欧洲文明与南美文明，可以说是两败俱伤。
二战以后，对东方革命模式的效仿，使局势更加骚动。在聂鲁达获奖的前后几十年里，南美洲极其痛苦，枪弹的喧闹超过了节日的喧闹，政变的数量超过了国家的数量。
有时候南美洲是一个一个的国家，有时候南美洲浑然一体，如同一个国家那样。我能够想起的是古巴发生了卡斯特罗革命，整个南美洲都兴奋起来，如同自己家里的革命一样。差不多所有知名作家和政治活动家都赶赴那里，而南美洲的知名作家，差不多都是知名的社会活动家。他们为古巴革命助力，还想用古巴式的革命，唤醒和复苏南美洲大陆。
聂鲁达，是这批作家兼社会活动家中的代表人物。
1904年，他出生于智利的帕拉尔镇，父亲是铁路工人，母亲是小学教师。他十三岁时写诗发表，几年后在首都的大学学法语，中途弃学专门写诗，十九岁时出版第一本诗集《黄昏》，二十岁时出版成名作《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两部诗集的主题都是爱情，有对爱情的忠贞、真诚和眷恋，也有分手时的痛苦、凄楚和悲凉，这是人类爱情诗歌的永恒主题，自《圣经》起，反复咏唱。
谁也不知道，没有经历过爱情的聂鲁达，对爱情的感悟来自哪里——母亲在他两岁时去世，年轻的继母相当可爱，但不会给他爱情的感悟。可是，他的爱情诗集出版后，引起巨大反响，使他成为闻名全国的青年诗人。
俯视着黄昏，我把悲伤的网
撒向你海洋般的眼睛。
那里，在最高的篝火上燃烧、蔓延着
我的孤独，它像溺水者那样挥动着臂膀。
我朝着你那出神的眼睛送去红色的信号
像海水拍击着有灯塔的海岸。
你一味沉默不语，我那远方的心上人儿。
从你的目光里时时显出惊惶的海岸。
俯视着黄昏，我把悲伤的网
撒向撼动你海洋般的双眼。
群群夜鸟啄食着第一批星星
它们的闪烁如同我爱你的那颗心。
夜神骑着他的黑马在奔驰
在原野上播撒蓝色的花穗。
这首诗是《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中的一首，大约是第七首情诗。没等读完这部诗集，我就觉得有了这样一首诗，这部在1920年代出版的诗集，注定是一部成功之作。
后来我读到对这部诗集最恰当的评价，是1971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词。其中说到：“《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最足以表明他的诗在西班牙语中所产生的意义。这部作品数次被谱写成歌曲，广为流传，发行出版总数打破纪录，早在十年前就已达百万册之巨，然而，伴随着这一朦胧而具有诱惑力的美丽形象的，却是置身于所谓的冷漠的失败阴影中的陌生人。”
另有一种评价说：他的诗歌感情真挚，形象鲜明，既继承了民族诗歌的传统，又吸取了法国现代派诗歌的技巧。这种说法很像中国大学里外国文学教师的口吻，正确、粗浅、平淡、安全，说了和没说一样。
他们和他们的学生应该知道，即使与欧洲同时代的爱情诗相比，聂鲁达写出来的，也是相当出色的作品，而南美洲对欧洲现代诗歌的熟悉程度，常常让我们惊讶。对于欧洲诗人惯用的象征主义、意识流、超现实主义等各种手法，南美洲人在理解、模仿和使用上，基本上没有障碍，因为他们使用的语言文字来自欧洲，那些文字张扬的文学精神、承载的文学技巧，都已经进入了他们的血液。这在聂鲁达早期的诗歌里看得出来。不像亚洲，虽然离欧洲较近，但语言文字不同，远远隔开了彼此，需要较长的延后时间，才能弄懂和使用现代主义文学观念。
还应该知道的，是在南美洲作家的作品里，现代主义文学流派的各种元素，都有相当完好的表现。如果再加入开阔、强烈、魔幻、神秘、亲近宇宙、融于自然等南美洲的文学元素，他们会在合适的时候，形成一个爆发期，有许多作家作品达到较高境界。就像我们看见的那样，1967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危地马拉作家阿斯图里亚斯，才过去几年，这顶桂冠又戴到了智利诗人聂鲁达头上。
聂鲁达有一部诗集，出版于1950年，收录了《马楚·比楚高峰》《伐木者，醒来吧》等十五章二百多首诗歌。这部气势磅礴、庞大杂乱的诗集是聂鲁达诗歌创作的顶峰。我不能确切地说出这部诗集的名字，因为没见到它的中文译本。而我读到的文章里，人们对它的称呼，至少有以下四种，让人觉得头晕：《诗歌总集》《漫歌集》《一般之歌》《大众之歌》。这么多译法，有必要吗？
据说这是一部南美洲的史诗，是他最重要的作品。用一位智利总统的话说，就是：“聂鲁达用他的诗歌为拉丁美洲重新谱写了一部历史。”
比如，在这部长诗开篇的一章《大地上的灯》，我们可以读到南美洲的昨天：
在礼服和假发来到这里以前，
只有大河，滔滔滚滚的大河，
只有山岭，其突兀的起伏之中，
飞鹰或积雪仿佛一动不动，
只有湿气和密林，尚未有名字的
雷鸣，以及星空下的邦巴斯草原。
我是在1984年出版的中文译本《聂鲁达诗选》里，读到《马楚·比楚高峰》的。说句实话，读的时候感到了震撼。这首五百行左右的诗歌，采用超现实主义的手法，表现古代印加帝国历史的辉煌和神秘的消亡，是不可多得的杰作。诺贝尔文学奖确定的聂鲁达获奖理由，是“他的诗作具有自然力般的作用，复苏了一个大陆的命运和梦想”。读了这首诗，你会同意，瑞典文学院那些老先生的眼力很好。
那个译本里，我还读到了《伐木者，醒来吧》，那首纪念美国林肯总统的诗歌，当时翻译成《让那劈木做栅栏的醒来》。如果要我继续说实话，那首诗的作者对另一个国家指手画脚、充满了狭隘政治观念的偏见，一片胡言乱语，写得十分糟糕，无论如何也不能与前一个聂鲁达相提并论。
而我读到的那个译本，在内容和手法上，比这首更加糟糕的还有很多哪。聂鲁达无数次去过苏联，对于斯大林时代黑暗、悲惨的真实情况，不会一点也观察不到吧，但他写的赞颂斯大林的诗句，比苏联的御用文人还要肉麻。有些地方我都看出来了，是明显造假。其诗歌手法，不过是马雅可夫斯基那种阶梯式口号体的模仿。
这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什么蒙蔽了一位诗人的灵魂？还有，他歌颂中国的作品，是受到官方热情约其写诗后立马挥就的，长篇大论，激情澎湃，但是，仅仅对大清帝国时候的中国了解一些皮毛，对1950年代的中国根本就不了解，怎么能不出现内容上的错误？
这样做事情，这样写诗歌，无疑是在毁掉自己。
还有一种叫做党派立场的东西，很狭隘，可以蒙蔽诗人的双眼，把他引向深渊。
很不幸，聂鲁达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满两年，死于国家的动乱之中。他们的党派从1970年开始成为执政党，此前聂鲁达曾经代表党派参加总统竞选，及时退出，他的好友阿连德当了总统。由于很多历史被屏蔽着，我不知道阿连德都做了哪些事情，对国家有利还是有害，只是隐约知道一点，在进行卡斯特罗式的革命时段，1973年，智利发生了饥荒，以苏联和中国曾经发生的饥荒来推论，那会是件可怕的事情。那一年，智利军人发动政变，夺了阿连德的权。
阿连德当即死去。政变后十几天，聂鲁达也死了。那时他已患了重病，需要治疗。据说，有人给他注射了一支针剂，足以夺去他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