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期  
      新锐
不可言说之言说(创作谈)
郊庙

 

写《妻子的生日》时,有点纠结于生与死之间的度,或者说是现实和幻想之间界线的把握。对一个具体的个体而言,生或者死,是确凿的,但对于生活在以该个体为中心的“场”里的他人,该个体的生或死却成了一件面目模糊的麻烦事。这在宽泛的意义上有点类似于“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一个人死亡,意味着已经与自己无关,而只能与他人相关。在“他”看来,妻子并没有死亡,他的生命,仍在她的“生命之光”照耀下。他的一举一动,仍在她的目光注视和心灵呵护之下。对他现实生活浓墨重彩的写照,映衬其表层之下精神生活的空灵、玄虚和自得其乐。

  虽然我没有“他”那样具体的经历,同样的渊源和类似的体验,还是使得我对其最后的选择给予充分理解。没有勇气打破墨守成规的生活的那个人,与其说是我笔下的人物,不如说是我自己。我们的社会缺失对待穷人和其他一切“异己”对象的合适态度和做法。看看这个人在他女儿生日这样的重要日子里,做了一件多么荒唐、简直让人笑掉大门牙的事情!还好,不管他想哭还是想笑,他终于“毅然决然”地回到了他女儿的身边,回到了他温馨的家庭里。一句话,他回到了生活的“正确”轨道上来。他在这个重要日子里的一系列离奇举动,只不过是一时糊涂,轻微的心灵出轨而已。标题《女儿的生日》只是一个导入语,文不对题。

  据科学研究表明,人体各个器官都有一定的记忆功能,“手”也不例外,如果哪天科学发展到了可以移植大脑的程度,世上将会有多少人争着死后捐献大脑啊。这就是《手的记忆》的由头,说明小说不是乱写的,说明有钱人的儿子也不是那么好当的,当得不好下场是很惨的。“老爷”的清晰意识决意放纵“少爷”享乐人生、享受身体,弥补自己当年的缺憾,或者用“姑娘”的话来表述,是她们的青春、放浪和淫荡可以驱除老人现时的寂寞和衰老。但是,老爷的潜意识却被自己的“手”死死地压制,后者时不时地提醒他过去岁月里的点滴往事,尽管我有意轻描淡写。正如老爷把自己的财富一分为三那样,他把自己的心灵人格也一分为二。这不是神秘主义和想象力的滥放,而是最深刻的现实主义和文本价值的无私回归。

  我在十余年前发过几个不成熟的小说。漫长的十年,我没有写过一篇小说,单位的工作材料倒是写了不少,如果署上我的大名,倒也算得上著作等身。心情平静,日子如水流逝。十余年来,我与小说发生联系的主要方式是拜读哲贵、东君等当年一起写小说的兄长们的作品。也正是在他们的鼓励和帮助下,我惊讶地发觉自己这名世俗的小公务员竟然并没有完全脱离小说的语境。心底的火苗就那么在不经意间被擦燃了,一年前我试着重新适应和融入虚构的生活,用心体察和体味写作的快乐;感觉戒绝写作,似乎比戒烟还难。我的部分小说,哲贵、东君两位兄长读了。哲贵精辟地指出了其中的瑕疵,他说对待我的小说就要像对待自己的小说一样严格要求。东君则相对包容、大度许多。人如其文。哲贵多年时间专注一处,经营着一个颇有影响力的“信河街”体系,如同福克纳创造了约克纳帕塔法体系一样。东君则似乎是有容乃大的坚定实践者,天文地理三教九流无所不包,其主要作品组成了一个架构严密同时又开放兼容的有机整体。

  写作是一种生活态度,是一种内心需要,是一种行走方式。然而,小说终究是一个象征世界,传承的只是这个世界的“初始真实”和人类对这个世界“初始经验”的一丝皮毛,是不可言说之言说,是象征性之言说。不可言说不等于放弃言说,如萨特所言,人生死不由己,不等于人可以放弃自己。在生与死之间,人可以有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可以用各自的言说方式去言说不同的人生。同时,不可言说,意味着言说的极大缺陷,甚至南辕北辙。因此,我始终对语言怀抱敬畏之心,每篇小说的写作过程,对我而言都是一场朴素的祈祷,是自身灵魂与语言的沟通交流,是我捕获语言与语言恩赐予我的动态和谐。我和语言交融狂欢,但更多的时候我保持着与语言的必要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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