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期  
      感觉
在雨中,我穿越过温州临安宫墙御街(外一篇)
高启新

 

引子

 

  6月,梅雨的季节。在杭州。确切地讲,吴山脚下的那片街巷。

  我在金钗袋巷里看穿越剧。剧情断断续续地飘荡在临安与杭州之间。蒙太奇记录了一个洋人为一个东方吴越女子而痴迷的并不新奇的爱情故事。画面与音乐极其唯美。在四月的杏花江南天里,美艳而令人牵肠挂肚,有空蒙湖山,有春花秋月,有在水伊人,不美是讲不过去的。我顺着画面也在思想。窗外倾盆大雨,这在南方是难得的。这些雨点落在西湖里,一定会泛起珍珠白的银花花。西湖与御街,名字还是依然,但石板路面和水,不是南宋时代的了。

  2012年,6月的那天,我从温州来到杭州。一群人相聚金钗袋巷看穿越剧。他们在谈论杭州印象。张艺谋的西湖,那是杭州声光电的盛宴,与杭州深广的历史相去十万八千里。穿越剧里的西班牙西塞,是一次个人冒险旅行,为宋代繁花似锦的临安而来,为了那个水一样的西子美女愁肠百转而来,那么,坐着那艘海船不远万里到来的故事,就有理由了。西塞为通俗而永恒的爱情而来。我从屏幕把视线移到窗外,古色的天井里从天而来的雨格外地激情,直到我们要离开时还是澎湃地下个不停。杭州来过无数次,每一次总是朦胧而唯美,深刻而模糊。柳永《望海潮》词:“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是啊,南方的雨季,是萌发各种情愫的培养基,而杭州总胜一筹。

  离开了金钗袋巷,我与同行到离御街不远的火锅城里大块朵颐。杭州的吃可以从《梦粱录》、《武林旧事》的书里一得见识。而我的味蕾与记忆一直在寻找着杭州的细节,它与我所在城市的比较。章安祖籍的杭州人杨蟠在温州任知州时,《咏永嘉》诗里写:“一片繁华海上头,从来唤着小杭州。”其实,杭州的旧时故事里,一直也没有离开温州的元素,比如赵构、杨蟠、红顶商人胡雪岩……

 

1130年,赵构在去温州的路上

 

  2012626日夜分。一群人登上了东河梅花碑的一条游船。雨一直下个不停。用电瓶做动力源的船向前游去。导游在船头一路激情讲解。船破开水面,在灯影树荫的夹道间穿越一条、两条、三条桥。淳祐桥、菜市桥、宝善桥,焕然一新的桥洞两岸的壁雕,将临安城的历史故事用现代人眼光演绎为一幅又一幅艺术装饰。我举头时,导游提醒,船正穿过接驾桥。据说它与宋高宗有关。如今的东河是一条断头河,就是因赵构扩建宫殿而被截断,但这桥得名是否与德寿宫有关不得而知。过去东河是临安的护城河,又做过禅位退居的赵构的居处,说远点,这德寿宫还曾是秦桧的府第。说到赵构,说到接驾,我想象中它的名字可能源自八百多年前的某天,从温州到越州,再返回杭州的那个叫赵构的帝王的仪仗。而这个看似无足轻重的细节,却拨动了我的心弦。

  在温州的地名中,当初狼狈“南奔”的高宗,至今依然留给温州那个情景的定格。建炎四年(1130)二月十七日高宗从江心屿向温州城内移跸,御驾仪卫自拱北门(今温州朔门)入城,父老乡亲结彩焚香奉迎,百官迎到永宁桥(今永宁巷口),拜伏道旁,山呼万岁,后这一带就永远留下了“万岁埭”(今万岁里)的地名。中国的帝王情结由来已久。即便再不堪的天子,他的言行举止日常起居依然值得臣民们铭记。对于温州百姓来说,这是帝王临幸的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虽然杭州接驾桥的地名为后世留下很多的遐想,但温州人对高宗的移跸却实在是盛大奉迎。仪仗由大街、五马街、新街至达州治,驻跸由州治改成的行宫。谯楼为朝门,州宅为宫禁。国破山河在的节眼上,温州这块东南沃壤,常常边缘化的东瓯故地,竟然以这样的形式来迎接大宋的天子。温州的行宫让高宗有了暂时安全,甚至在江心屿上他还惦记大宋的斯文,泼墨挥毫,写下“清辉浴光”的如斗墨宝。今天残断的旧匾依然保留“清辉”两字。

  温州的行宫是小了点。坐在行宫内临时的龙椅上,诏百官朝见,一切宫中的仪式照常,规格照常,高宗知道大宋的龙脉不会轻易断送在他的手里。黄河长江一带的臣民还挂念道统的宋室,韩世忠、岳飞这些忠勇之士还会拼死舍身拱守半壁江山。眼前温州的富裕与民众无私的悦纳在高宗的眼里那是小家碧玉式的小富。他身在温州,文人气质的他惦记的是杭州那“一半湖山一半城”的风雅,是西湖的水还在他的梦中徜徉,花落春在,别样荷花,三秋桂子,断桥残雪,何期的诗意。此时,他不会想回到更为遥远的北方,那里留给他永远的痛。靖康之耻,徽、钦宗和数千名皇族、妃嫔被掳到五国城为金人奴役;文人的敏感,让他思念起1129年对杭州那惊鸿一瞥式的牵挂。这年他虽还是选择仓皇逃出杭城,但他朦胧预知,大宋的文脉扎在烟雨江南的钱塘,将会是别开生面。如果撇开辱国失地,以及以卵击石式的北伐爱国情操,甚至被骂偏安江左等等负面考量,“文艺绍兴”以及南宋国祚又向后蓬勃延展了153年,高宗的最后选择似乎无懈可击。高宗是不幸的,他即位于亡国灭种之际。高宗又是万幸的,他没有往西奔,没有入蜀。他的文艺个性注定来南方才是他的正途。而除了杭州的刚柔相济,镇江、扬州、建康、越州,甚至温州都似乎少了点什么,唯有湖山杭州。

  赵构待在温州的那58天注定是孤寂的。物质上并不缺乏。福建的漕臣祖秀实、鲁詹,提刑梁泽民知闻高宗驻跸温州,火速携银8万两来贡,无数宗室勋戚文武大臣带着天量细软也护驾来温,但物质的温州岂是精神的杭州所可比拟?杭州给他山水灵秀,给予吴越开疆以来承平日久的繁华,他疲惫而敏锐的心灵需要的是抚慰;而刚柔相济的湖山,唯有杭城那一泓水里,给予通灵的回光。建炎四年三月十九日,一听到北方的兵事已趋平缓,赵构急不可待地即从温州港扬帆北上。四月十二日到达越州。这里曾经是越国的首都,出产才子与“女儿红”酒,有人以此为国都的建议被赵构“漕运不继”为由一口否决,其实他对越州的印象颇佳(后立南宋皇陵于此),但水乡绍兴的格局不是高宗理想的宝地。但第二年,改元为建炎绍兴,“以示绍继中兴”,升越州为绍兴府。绍兴二年(1132)正月,他从行都绍兴府北抵杭州;绍兴八年(1138)正式定都杭州,改名临安。

  绍兴二年(1132)正月,他是否从接驾桥进入杭州城?2012626,夜游东河此刻的东河上,再也没有繁忙的漕运了,高宗、孝宗所喜爱的德寿宫一点痕迹也没有留下。杭州夜雨里我们悠闲地划过桥洞。洞底的桥拱石绣着一些苔藓,一些小水滴从缝隙里滴滴答答地挂了下来。杭州的接驾桥,温州的万岁里,高宗当年鱼贯入城的仪驾,从温州、越州再到杭州。耳闻目睹杭城的盛况,他会想起吗,八百里外温州城那群伏地山呼万岁兴奋奔走相告的东瓯子民们?为了威仪,一直等到温州城内开来的龙船奉迎方才动身?遗憾的是,回答我的只有眼前好客的导游娓娓道来的东河典故以及宋时杭州的百工繁荣之事。今天的东河沿岸也许改变得太过精致了。杭州一直努力地抓着从手中稍纵即逝的历史片断,重塑那如烟往事可触摸的质感。我是喜欢雨中东河的夜航船的,它的角度很杭州。

 

  有一年,某一本权威杂志发起穿越选择年代。我选择居住在宋代。事后的统计,选择两宋的人数名列前茅。我的理由是,宋代不杀文人。中国的文艺复兴就是在宋代。而宋代的文艺复兴,起于北宋,继兴于高宗绍兴。临安不但给了赵构治国的理想,也赋予了他文化的灵感。记得一本书有这样一段精彩的点评:“从这个角度,我们看见了另一个南宋。在繁华的表象下是对于失土的伤痛,是一个民族难以弥合的受创心理。这一创痛之深,从内部转变了艺术家的创造。透过这个角度,琳琅满目的美食、戏曲、茶坊是一种心理补偿和转移。唯有这样理解南宋,我们触及了它的心理潜层。在岳飞、辛弃疾、陆游等人悲壮的文字,马(远)、夏(圭)、萧照隐喻式的山水画中,我们读到了南宋悲剧意味的自我定位。”

  南宋的积弱,从高宗南奔路上即可以读出,而徽、钦二帝的软弱则是北宋一味求和后最终结下的苦果。1127年,康王,一个宋王室没有被掳的“漏网之鱼”,如惊弓之鸟一路南奔。他以及他身边的一群同样惊慌失措的随从们离开首都之日就不知道终点在哪里。一个辉煌朝代终止,如同沉没的巨艟在帝国的版图上泛起的惊人的旋涡,它的震荡波从中心汴梁向四周扩散。在南京(今河南商丘),大臣宗族们匆忙地立康王为新的帝国领袖,但无济于事,金兵的铁骑依然所向披靡。年号建炎何意?而向南的路上,后面的追兵,并没有收手的迹象。刚登基的新帝起于国破族灭之际,想得更多的是何时能立住脚跟。从镇江,到扬州、建康,直到杭州。1129年的扬州,让赵构最难平心绪的是自已的几近求情并没有打动金人的心;只得狼狈逃离扬州的高宗,由此落下了不能生育的隐疾。为了站住脚根,高宗甚至主动去掉皇帝尊号,改用康王名义向金元帅粘罕致信,书信的内容在南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十六中记载了:

  “古之有国家而迫于危亡者,不过守与奔而已。今大国之征小邦,守奚为哉?建炎三年之间无虑三徙,所行益穷,所投日狭,天网恢恢,将安之耶!是以守则无人,以奔则无地,此所以諰諰。然惟冀阁下之见哀而赦己也。……愿削去旧号,是天地之间皆大金之国。”

  无需过多的解释了。逃也不是,守也不行,就行行好了,放一条生路,宁可这个帝王的尊号都不要了。字里行间已经到了屈膝哀求的份上了。其实,康王的确是“被皇帝”的,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天子位会落到自己这个排行第九的儿子身上。也许他是曾经北上金都求和,被强悍健硕的金人惊吓过度,落下了“恐金”的心理阴影。金人不是省油的灯。如今你越是示弱,他越是打得不停,还要得更凶。九五之尊形如丧家之犬,本想杭州该是南走最南之地了;运河南终点,人间天堂,千里南奔当是落脚理想地;事实上,赵构的南奔之旅一直到东瓯故地温州方停歇。

  但这是南宋起家过程的艰辛。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本为善终。大致上,后世冠高宗期为“文艺绍兴”,便是对大宋文脉的认同。南宋的帝王里,一般认为除了孝宗可圈可点,其余皆为平庸之辈。但是我一直思考着,能把一个朝代的香火绵延了一百五十多年,绝对是一个不简单的朝代。“绍兴和议”高宗杀了岳飞作为交易,这是在战略上已相对胜利之际所订的,高宗的骂名由此而来。不可否认,正因为审时度势,偏安政策才使得南宋有繁华岁月的合理开篇。但在大历史的语境里,岳飞的正面角色只能反衬出高宗的负面形象,又有几人会想到一百年来的临安城里繁华经营,打造出登峰造极的文化科学技术成就?无怪乎马可波罗在《马可波罗游记》里惊叹它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华贵之天城”。今天杭城引以为豪的瓷器、丝绸、印刷、茶叶、国药等百工百业,哪一样不是扎在南宋的沃土里长出累累硕果?南宋一百多年里,临安人口翻了一番,“商贾买卖者十倍于昔,往来辐辏,非他郡比”。《梦粱录》里有名有号的商店就有一百二十多家。耐得翁在《都城纪胜·市井》里说御街一带“珠玉珍异及花果时新、海鲜野味、奇器、天下所无者,悉集于此”。南宋的工商业的行业化程度非常高,饮食业发达,“杭城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五鼓钟鸣,卖早市者又开店矣”。(《梦粱录》)两宋时期是中国饮食文化发展中第一次南北大规模交流。有学者认为,中国八大菜系或五大菜系的形成就在此时,宋代菜肴精致、细腻而多变化。

  南宋临安的工商业发达呈现出一种辐射的活力,为市井注入全新的生活理念与高度。由于商业的繁荣、书院及官学的兴盛以及雕版印刷术的发展,知识不再是上层阶级的特权;坊市的移除更促成了远为活泼、自主的商业活动及庶民生活;如印刷业,从经书、哲学到诗词歌赋、美食、戏曲、儿童蒙求书、天文地理、医疗,无不有书出版,宋版图书的精致令人叹为观止。南宋的画如此,南宋的茶道如此,有人送给南宋一个词:“雅逸”。“雅”字本身已统括了“极精—极简”不同层次的艺术内涵。看看临安人的休闲是“烧香、点茶、挂画、插花”四般闲事,《梦粱录》卷十六“茶肆”记载:“今杭城茶肆亦如之,插四时花,挂名人画,装点店面,四时卖奇茶异汤,冬月添卖七宝擂茶,今之茶肆列花架,安顿奇杉异桧等物于其上,装饰店面。”到处是茶坊,缀以鲜花、名画、奇花异草,想不雅不逸都难。我走过国内东西南北中的城市,但一比较,虽各有千秋,但我最惦记的依然是杭州的精雅、典雅、高雅、儒雅、素雅、简雅,而这种“血统”难道不正是南宋所植入的基因?

  南宋林升《题临安邸》诗:“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薰得游人醉,直把杭州做汴州。”他看到南宋偏安的一面,却没有看到“诗意的栖居”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从九五之尊,到市井升斗,能在物质丰富、文化艺术高度发展的精彩年代安度此生,死于安乐,未尝不可。

  所以,如果再一次让我自由选择安居的生活,还是宋代,是南宋的临安。

 

  高宗总算在临安站住脚了。他知道自己再也不想离开了,于是就把吴越国皇宫和北宋州治所在地作为皇宫基础来建,地点大致在今天凤凰山东麓一带。所有的规格按北宋的建制在一一地仿照。不过也算是巧合,温州充当高宗行宫的州治,也是出自吴越国钱元瓘之手,他曾于后梁开平元年(907)把温州的子城修缮一番。这钱氏是有眼光的皇帝,保国安民有一套。可惜生不逢时,皇帝当不长。

  那天,我入住的旅舍叫吴山驿,夜分就到周边去逛逛,记着一些地名,回来搜寻了资料,原来这一带在南宋是非常了得的一块宝地。大概南宋时是中央官署的所在地吧。如清河坊西(今河坊街)就设中央最高监察机构——御史台。六部桥一带就是三省六部的所在地。北宋时从官巷口至羊坝头一带是为主要商业区,到了南宋后,沿御街即形成北、中、南三个商业街区,商号很多,功能齐全。它们紧邻皇宫官衙,沿街住户不是皇亲国戚即为达官显贵,非贵即富,消费能力很强。而北商业街,从棚桥至众安桥、贯桥一带,是当时最大的瓦舍北瓦子。礼部贡院就在贯桥一带,边上吴山脚下大井巷是明代大忠臣于谦的家。据说清代大戏剧家李渔的芥子园筑在吴山,他的《闲情偶记》也是在这里写的。最让我心动的是御街边上一粉墙的章其炎写的“胡庆馀堂国药号”,每个字大约有20平方米吧。这胡庆馀堂是胡雪岩生意做得最顺手时建的,大约是1874年吧,据说它形状像一只仙鹤,建筑所用的木料都是颐和园所剩余。而一代巨贾,红顶商人,盛极一时而衰的胡雪岩的传奇这几年更红遍大江南北。他的故居也在中河边上的元宝街。据说元代时这里是富藏库址,所以才叫元宝巷。胡宅建于1872年。1883年胡雪岩在与洋人生意的竞争上彻底破产。杭州的官员去查封时,只见桐棺七尺,停放在堂前,人亡财尽,无产可封。胡宅抵债给了当时债权人刑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文煜。不过他的故居我没去。只是一路生发出不少人生的感喟来。

  南宋的皇宫按礼制而建,从绍兴元年(1131)开始筹建,到了绍兴二十八年(1158)才粗具规模。此外,还建了坛、庙、宫观,完善的礼制。虽说,高宗称临安为“行在所”,但却已一切按定都的规格。今天吴山脚下有南宋太庙遗址,清河坊十字街;杭州以吴山为中心,恢复旧城。

  说到太庙,温州的开元寺也曾是赵构驻跸时的太庙所在地。绍兴五年(1135)四月,皇城建筑初具规模后,高宗立马诏令太常省卿张铢赴温州奉迎神主。赵构到温州,虽驻跸不到两个月,但北宋的九庙神主他一直随身。因温州州治空间狭窄,随班起居常有不便,都堂府只得设在松台山东的崇德寺,右相都监临时设在南城门上。按礼制太庙应设在行宫旁,最后只得以城内的开元寺为天庆宫安辟神主位。后又诏令东京万寿观、永安军会圣宫、扬州章武殿的神主,集中于温州天庆宫“奉安”。1130317,温州北返的前几天,他率百官到天庆宫谒拜九庙神主。第二天,他在群臣护送下北返。此时,他的心境与初来乍到时已大不相同。北边岳飞、韩世忠、辛弃疾等已把金兵南下的势头遏止,而梦回杭州的愿望即将实现。在百官簇拥之间他行过温州的象门,突然站住,问身边的随行此桥何名。知州卢知原说:“上安桥,桥名安定。”不明就里的高宗一听,龙颜大悦,急命金书桥匾。这情节像是有意安排的,是聪明的知府讨口彩,还是赵构有意作秀,这已不重要了。但对一位心神不安的文弱皇帝来说,的确需要精神的安慰剂。因为,他知道此去的一路,即需要行旅的“安定”。而国都没定,治国方略未明,北方战事尚未平息,路漫漫其修远兮。在步上龙船前,他在郭公山麓江次山坪,久久地回望温州,与百官百姓一一惜别,登船离去。这一走就是五年,而祖宗的神主也一直放在温州的天庆宫。1135年,临安的太庙终于落成,也遂了他一直以来牵挂的奉回温州天庆宫神主的心愿。

 

尾声

凤凰山处的南宋宫墙早已没入萋萋芳草。清河坊与清泰街之间的扇子巷后来诞生了王星记名扇。众安桥旁的北瓦子,羊坝头的商业街……名字还在,而一个王朝的背影已渐行远了。

 

胡雪岩:记得一个叫潘自疆的进士

 

  我迎着温馨细雨,消磨一段铿锵往事。  

——题记

 

  胡雪岩,一个盛极一时而衰败的红顶商人;潘自疆,一个正途出身的来自温州山区的进士。他们可能未曾谋过面,或许也彼此知名不知人。其实今天想来,已很难从了无痕迹的历史深处找到两者间的哪怕细小的吉光片羽了。往事并不如烟,因缘际会,一件天大的事件,两人都载入史册,并为江浙的读书人同心合一、争取斯文而一同走在一起。

  潘自疆来自温州的偏远小县泰顺,是我的同乡。在科考时代,三等小县能出举人已是了不得,何况是进士?而整个清代泰顺也仅出过三位进士,这潘自疆、潘其祝兄弟就居其二,故关于他们的种种传说一直在民间盛传。潘自疆出仕后,留京任户部主事,而他与胡雪岩的牵涉即从此开始。

 

 

  2012年的6月,我来到杭州,住在清河坊边的吴山驿客栈里。在6月黄昏的雨帘下,我独自沿着街中的溪流款款漫游,却意外地邂逅了胡庆馀堂。胡雪岩传奇的人生也就紧随而来。

  我曾写过潘自疆,在描述他的生平里,重点围绕一个晚清奇案的勾画,那时文字里的主角是潘自疆,胡雪岩是配角。但在“杨乃武与小白菜”里胡雪岩却是大大得力的重要角色。一个商人的襟怀,够后人细细地品尝。对于读书人,他是一个斯文气十足的儒商;而在风刀霜剑的商场,他又是一只永不服输的雄鸡。表面上他败在自己被洋商挤轧的手里,输在自己膨胀的垄断野心里,实际上他是输在帝国人治社会无形的绞索下。然后,他从一个贫寒的跑堂伙计用短短的数十年时间,建立起晚清几近完美的民间资本商业帝国的神话,这与胡雪岩游刃有余地处理“义”与“利”的关系,善于抓住机遇有着极大的关系。他的起家与浙江巡抚王有龄的鼎力相助有关。当王有龄死于太平军攻陷杭州后,他又改为转向剿灭太平军的湘军政治明星左宗棠。从左宗棠创立福建船政局,到新疆的平叛,胡雪岩有经济上给予的无私的支持。从一个朋友来看,这是义气,如果从一个商人的眼光看,他知道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最大值。的确,不管经营生意、培植官商的脉络、寻觅眼中的红粉妻妾,他都懂得“利用”与“回报”。作为一个商人这无可厚非。但是精明之下,他的骨子里依然对读书人有着莫名的好感。他依然对体制有着本能的站队。因此,当他一听到“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后,凭着商人的敏感,他马上就表达了自己对冤情的关注。

  照理说,一个商人,赚钱就是最大的功课,这些事本可以不闻不问,或散些资财做做道义上的秀即可。但胡雪岩是一个认真的人,为达到目的,可以把几乎无法办的事办成美差。从浙闽总督调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为西征新疆欠缺粮饷绞尽脑汁之时,就是胡雪岩挺身而出,十天之内筹集了巨额银两,解其燃眉之急。他的能力让南征北战、城府极深的左宗棠也敬重三分。当然,这在胡雪岩的眼里是含有投机成分的。事实上,从他与王有龄、左宗棠的深交中,他得到极大的回报,办钱庄、办药堂,垄断促销军需物资等等,赚得盘满钵满,不亦乐乎。但以后的结果,却也因左宗棠而起,因之而败。所谓红顶一时,终将落寞。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就是一个商人,在一个官僚为核心的体制中,身份总难被肯定,表面的坚强掩盖着背后的脆弱,最受伤的往往是他们。但在“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上的他,丝毫闻不到半点铜臭的味道,像是一个知书达礼的长者,彰显的是浓浓的人间真情! 因此,把他与进士潘自疆放在一起,可谓自然而然。

 

 

  清代四大奇案中,有两起案是与温州人有关系的。处理“张汶祥刺马”案,时任江宁布政使的瑞安孙衣言(晚清大儒孙诒让的父亲)是主审官之一;“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最后的翻案,与十八京官上书都察院有直接的关系,这当中最主要的牵头人之一是时任户部云南司主事的泰顺人潘自疆。

  “杨乃武与小白菜”案能咸鱼翻身,的确称得上是晚清传奇。“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历时三年多,县、府、按察司、巡抚、钦差大臣、刑部等三法司七审七决,都认定杨乃武与小白菜犯有因奸谋杀的死罪。原本是一个地方案子,被调到京城会审,又牵涉到众多官员,最后由慈禧定审,并演变为江浙籍京官与两湖籍京官的PK,而慈禧却巧妙地对因镇压太平天囯而起家坐大的湘军力量进行了清洗,目的是削弱两湖官员的势力。两湖派官员在湘军镇压了太平天囯运动之后,势力越来越大,已经影响到朝廷的统治,引起了慈禧太后的担心,因此她早就想削弱他们的势力了。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正好给她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于是在醇亲王的坚持下她选择了彻查此案。刚开始,浙籍京官们考虑到杨乃武系浙江籍的举人,出发点是不忍心看到读书人受冤而斯文扫地,他的命运与浙系官员的声誉息息相关。不过,后来却是大规模地处理了办理此案的各级官员,不能不说处理是非常严厉的,也是京籍浙派官员们想不到的。由此可见,一个普通的人命官司牵连到了两派官员的政治斗争,才是使本案成为清末四大奇案之首的关键。

  但不管如何,十八位浙江籍京官向都察院的呈词,决没有什么政治阴谋,倒是就事论事。这十八京官是内阁中书汪树屏、罗学成,翰林院编修许景澄,户部主事潘自疆,吏部主事陈其璋,户部主事张桢、何维杰、周福昌、吴昌祺、徐世昌、徐树观,刑部员外郎郑训承,刑部主事濮子潼、员外郎汪树棠、主事戚人铣,工部员外郎吴文谔、邵友濂,主事梁有常。这些中层京官,都是正途进士出身的读书人,翰林编修夏同善曾说过:“此案如不平反,浙江将无一人肯读书上进矣。”而且他们采用的也是非常手法,剑走偏锋,开创了京官向都察院呈词这一非常途径。按清律,一般只有民才向官府衙门递呈诉状,这次却是京官联名上书朝廷的一个衙门,本可以用个人的名义向皇上上奏折的,却没有这么做,这除了让朝廷难堪外,也说明当时这十八位京官的决心。最后,他们孤注一掷的战略成功了。

   综观全案的过程,会发现你来我往的各环节中,总会出现一些关键的人物。这里有小人物的执著,如杨乃武的姐姐杨菊贞、杨乃武之妻詹彩凤,她们不辞辛劳,义无反顾地往返于杭州与京城之间;也有节眼上的朝廷大员的鼎力匡助,如帝师翁同龢,翰林院编修、兵部侍郎夏同善,他们审时度势,盘活全局;也有最高决策者借刀杀人,以顺民心,如慈禧、慈安两宫皇太后,也有孤注一掷、“不蒸馒头争口气”的在籍京官们,为读书人的脸面和地方的声誉大无畏地上书,如内阁中书汪树屏、户部主事潘自疆等十八进士;还有当时刚刚诞生的《申报》,也开足了新闻监督的机器,长篇累牍不遗余力地予以报道。作为红顶商人的胡雪岩也没有闲着。此时,他已有多重身份,捐官获得道员兼布政使衔,并担任上海转运局委员,更为了不得的是有朝廷黄马褂加身。如果说捐官并不稀奇,这黄马褂的殊荣还真不是用钱能买得到的。清代正途出身的进士高官,或因特别业绩,或因特别军功得黄马褂者本已鲜见;如曾国藩以湘军起家平定太平天国有功,朝廷赐过黄马褂;有清一代汉族官员得黄马褂者寥寥无几。而胡雪岩以一市井商贾起家,得黄马褂,大约在清代近三百年的历史中也是仅此一家,别无分出了。因此,官商一体的他,所能调动的社会人脉资源非常丰富。当他通过自己府中的西席吴以同得知杨乃武案的来龙去脉后,他决定要管到底。吴以同与杨乃武为癸酉科乡试同榜举人,深知杨乃武为人正派,获罪必有冤情,在得知杨乃武姐姐杨菊贞为弟鸣冤上京告状无功而返,准备变卖所有家当第二次进京上告的情况后,他告诉了胡雪岩,胡雪岩马上知道应该做点什么。也许他认为自己身份不宜暴露,更合适于背后使力,此时凑巧一件事给了他灵感。当得知杭州籍京官、翰林院编修夏同善丁忧期满准备返京述职,胡雪岩认为转机到了,马上叫府中张罗为夏同善回京饯行。宴席上,胡雪岩叫陪同的吴以同详细介绍案情,请求他回京后寻找适当的机会向同僚进言,帮助重审此案;并委托吴以同把杨菊贞引荐过来与夏同善见面。夏当场表示支持,并留下他在京城的联系地址。胡雪岩知道杨家为赴京申冤卖尽土地,慨然资助二百两银子,并答应资助他们全家进京上告的路费和在京的所有生活开支。返京的夏同善没有食言,这年9月杨菊贞、詹彩凤带娘家帮工姚士法赶赴北京。杨氏一家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抵达京城后,即直奔夏同善的住处。夏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引荐遍访了在京的浙江籍大小官员三十余人。在浙籍京官帮助下,由姚士法将诉状递交步军统领衙门。与此同时,夏同善不忘胡雪岩之托,拜访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恳请他去刑部查阅审理该案的全部卷宗。在翁同龢与刑部分管浙江司刑狱的林文忠(林则徐子)的共同努力下,案情出现转机,慈禧、慈安两宫皇太后下了谕旨,重理此案。惊心动魄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的咸鱼翻身过程由此正式拉开大幕,而幕后的重要推手之一正是江南药王胡雪岩。胡雪岩与杨乃武非亲非故,更无丝毫利益关系,他的出手纯粹出于道义,出于儒商对江浙学子士人斯文风雅的器重。事后也看出,他非出一时之义气。据说,最后杨乃武案平案昭雪,杨从囹圄里出来,由京城返杭州的盘缠,胡雪岩也一概予以付讫。这些足以说明三年的翻案过程,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从没有离开过他关注的视线。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十八浙籍京官。进士出身的他们从中是没有任何私利可图的,甚至在冤案前景不明朗的节眼上,依然不计得失,押上前程,挺身而出,足见乡谊与心齐。我们今天有理由相信,夏同善带着杨氏一家遍访的在京浙江籍大小官员中,就有慷慨激昂嫉恶如仇的潘自疆的身影,故在十八京官的诉状里潘自疆被推为发起人之一。他也肯定知道江南药王胡雪岩在此案中的运筹。因此,当我在20126月,站在胡庆馀堂的高大的围墙外,我脑海里马上浮现千里之外那个叫泰顺的故乡——县城东门外一座叫进士第的老宅院,以及家乡有关潘自疆兄弟进士及第的种种民间传说。当然,人间天堂里的红顶商人与一个三等小县的进士,竟然是由“杨乃武与小白菜”这奇案所联系起来的,不免令人叹谓世事如棋,称奇不已。

  “杨乃武与小白菜”案至1877年彻底翻案。悲剧性故事的结局常常不好玩,只是整个过程成为后人五彩的谈资。当两位大难不死之人重回余杭家中时,面对的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凄婉的境地。虽然一批草菅人命的官员被处置了,杨乃武视为身家性命的举人功名也被褫夺了。两位主人公在谢幕后重归入芸芸众生。但他们的恩人胡雪岩此刻正处于人生的十字路口。他的如日中天的商业帝国呈现内忧外患的衰败迹象。1877年,“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结案了,它如同无数琐碎的细屑,对庞大的帝国运转几乎没有丝毫的影响。但胡雪岩的靠山、封疆大吏左宗棠提出收复新疆的壮志,对垂垂老矣的晚清却如同一注兴奋的鸡血,此事成与不成都将对帝国产生深远的影响。而胡雪岩恰恰在这个关节上被左宗棠拉上这驾西去的马车,这是上了车再也难下来的。

  左宗棠从浙闽总督调陕甘总督任上,他要做的一件惊天大业就是收回被阿古柏所占领的新疆。其收复新疆的主张得到清廷的同意,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主张舍弃新疆,扩建海军,确保东南。而左宗棠与李鸿章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在湘军、淮军平定太平天囯、捻军过程中即结下了梁子。李鸿章不愿看到左宗棠能顺顺当当地抢去收复新疆的大功。因此,左宗棠准备用一年时间采购和运输军粮的时期,李鸿章也在东边大喊加强海防,提前一步从各省的军费中挤出一大块来做大海军,使得各省原本为新疆筹款的计划都无法实现,左的征粮征饷计划捉襟见肘。当靠淮军起家的左宗棠要带兵开赴新疆之际,却发现军饷尚无着落,并已开始动摇军心。如今唯一的出路就是借洋债。老谋深算的李鸿章早已料到左会出这一险招,于是,他叫两江总督沈葆桢奏上一本,反对向洋商借款,这明明的釜底抽薪之计,暗地里是要让左宗棠的计划中途夭折。朝廷在左宗棠力谏下,最终同意西征借洋款一千万两。光绪三年(1878)左宗棠成功收复新疆乌鲁木齐,打通南疆门户。虽然收复新疆节节胜利,但是李鸿章却一直在不同场合唱衰左宗棠,只要是左宗棠的人,李一概打击报复。而左宗棠把借洋款之事全权交托心腹江南药王胡雪岩去办理并奇迹般地顺利落实,这让李鸿章怀恨在心。李鸿章知道胡雪岩是左宗棠的“钱袋”后,蓦然大悟,要真正打败左宗棠,得先打垮胡雪岩。而刺破其经济的“钱袋子”,即断其一臂。江浙一带是李鸿章的势力范围,修理商人胡雪岩还是绰绰有余。于是他慢慢地开始编织一张大网。李鸿章非常清楚地知道江浙一带的生丝在胡雪岩的掌控之下,胡的野心是想垄断当地的生丝出口,以其经商的才智与洋商们一决高低。胡雪岩把手头流动的资金全部变为生丝库存囤积,待机抛售。李鸿章得知后马上嘱上海海关故意拖延将要到期的收复新疆所借的巨额洋债,因为,此债务的担保人是胡雪岩。视诚信为命根子的他,只得从非常紧张的资金中抽出代为垫付,就在资金链几乎要断裂的危机关头,一场有组织的挤兑风暴由北向南,从北京刮向江浙。一个精心打造的商业帝国顷刻之间土崩瓦解。胡雪岩不是败在商场的竞争对手手里,却成为政治斗争的“殉葬品”。1885年左宗棠、胡雪岩先后同年离世。

 

 

  20126月的某日,离开吴山驿的旅舍,顺着街边的水流而行。听说离胡庆馀堂不远的元宝巷是胡雪岩的老宅,但那天我徜徉踱步而过,没有进去。说是故居,胡雪岩仅在里面住了不足十年的时间。从1872年建成到1885年胡的凄惨离去,这个故居带给他的是“最后的晚餐”似的记忆,而帝国送给他的是一张来自京城的抄家诏书。万幸的是,诏书所到之日,他已长眠于七尺桐棺,人间的一切于他都已如风而逝。此时,离他意气风发、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不过八个年头。而且两位当事人,一位已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养蚕人,一位已是入定庵堂的看破红尘的尼姑了。他们有没有最后来看恩人一眼?或者是偷偷地混入零落的送葬队伍里送上一程?一切都了无痕迹了。而潘自疆虽为体制中人,但在晚清的夕阳余晖下,一切讲的是关系与人际。一介清流,虽有满腹报国之志,却是来自无背景无靠山的僻隅小县的小进士;在京城无涯的宦海里,如同一枚山涧的松果,虽浸染月色的皎洁,有着林下清泉透明的胸襟,衮衮诸公中又有几个能体谅理解?想当初从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式的冲破崇山峻岭而进士及第,陬隅小县百年来也仅此一二人,那是何等的荣耀。翻翻当时的进士名册,清咸丰年间,整个温州府中举人也仅十四名(永嘉三人、瑞安七人、平阳二人、乐清一人、泰顺一人)。泰顺中举一人就是潘自疆。潘自疆在咸丰九年(1859)乡试中式第86名,咸丰十年(1860)会试中式第3名,朝考二等12名,钦点户部福建、云南司主事。此案发生时,他正任职于户部云南司主事,因此积极参与翻案的事宜,光绪三年(1877年)杨案结案。三年后的1880年,年仅四十二岁的潘自疆在京城岗位上英年早逝。这样,两位为“杨乃武与小白菜”翻案路见不平、鼎力相助的光彩人物,终以不同的方式而划上句号,甚至他们可能都未曾谋过一面。但这已不重要了。一百年来,他们的名字已写在纸上。时间给了他们奖赏,他们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得到了应有的回报。

  时间20126月,在胡庆馀堂国药号如斗的大字下,我迎着温馨细雨,消磨一段铿锵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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