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小心走进老虎的房间
这个题目来自一句旧体诗：一笑心轻白虎堂。
白虎堂，是一个宽敞豪华的房间，住着中国宋朝一个姓高的太尉。太尉是个很大的官，像他的姓氏一样，高高在上。他的儿子是个心智不全的色情狂，大街上调戏林冲的美貌妻子，双方结下仇怨。高太尉就骗林冲走进白虎堂，诬陷他是刺客，在他脸上烙刻上囚犯图标，流放到偏远边疆。如果一路上不是朋友跟随着保护他，苦命的林冲就被害死了。
一笑心轻白虎堂。
这句诗写林冲的感叹和苦笑：想到当初一时疏忽，误进了白虎堂，命运变得悲凉和残酷了。中国旧体诗，语词紧密，暗藏典故，不好翻译成现代文字，译成外文更难了，按照这句诗的字面意思，很可能翻译成：不小心走进白色老虎的房间。
大约二十年前的秋季，面朝圆月，背靠竹椅，与朋友喝茶聊天。话题从苏东坡的秋月，说到张若虚的春月，从一首旧体诗词，到另一首旧体诗词。古往今来的、沧桑变迁的事情，像一缕缕浮云，慢悠悠地掠过夜空。
满脸风霜的那位朋友，用沙哑低缓的语调，诵读了一首旧体诗，《题林冲题壁图寄巴人》。然后告诉我，作者是刚去世几年的聂绀弩，二十世纪里，唯一称得上会写旧体诗的中国文人。题目中的巴人，先是在政治运动中检举揭发过他，让他跌入火坑，后来自己又被别人检举揭发，结局更加凄惨。那时候的知识分子，都是笼子里的困兽。1976年，聂绀弩从监狱里放出来，抄录了这首诗，赠给了巴人。
巴人是谁，我知道得不多，与聂绀弩一样。我不想问他们之间经历了什么事情，那些事情不会比眼下的这首诗更吸引我。我在心里默默读了一遍，把它记住：
家有娇妻匹夫死，
世无好友百身戕。
男儿脸刻黄金印，
一笑心轻白虎堂。
高太尉头耿魂梦，
酒葫芦颈系花枪。
天寒岁暮归何处，
涌血成诗喷土墙。
这首诗像一颗麻醉弹那样，迎面击中了我。
朋友关切地问，你要说点什么吗？
还能说什么？千百年前遭受迫害的林冲，他的故事我从小就知道，包括其中的每一个细节。在风雪之夜的山神庙，打败首都派来的杀手之后，他一个人站在那里，突然感到孤独和茫然，这些，不是他题在墙壁上的语句可以描述的。若干年后，同样遭受迫害的聂绀弩，看到描述这个场景的一幅画，历史与个人的悲怆呼啸着到来，也不是一首七律诗能够容纳的。还有，又过了若干年，我面前同样是思想罪蹲过监狱的朋友，再把这首诗读给我听。他尽力读得平平淡淡，也掩不住内心的苍凉苦涩。同时面对这三个人的悲惨世界，像同时面对亿万年来的人类苦难，我，还能说点什么呢？
说一说聂绀弩？
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时，聂绀弩因为现行反革命罪，关押在看守所里。那是他被关押的第五年，一直没有宣判。看守所也是监狱，一样的铁网高墙，只是叫法不同，对已经判刑的人叫监狱，对没有判刑的叫看守所。
聂绀弩喜欢读书，但监狱里只许读毛泽东的书，马克思列宁的书，有的书他读了十三四遍，有的读了十八遍。他喜欢下围棋，难得吃到的白米饭舍不得吃，搓成棋子，染上颜色，悄悄对弈。没过多久，棋子都被老鼠偷吃了。接着他用泥土搓成棋子，不料被狱警发现，一脚踏碎，还打痛了他。
1971年的老聂，看见了走出监狱的希望——他知道，他所以被捕，一是因为未发表的诗词、与朋友的谈话，有思想反动的嫌疑，而那些朋友都是官府的密探；二是因为传播过关于林彪私生活的一个龌龊的流言，也被朋友告了密。第二点，才是他被捕的直接原因，那时林彪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攻击林彪就是攻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要判很重的罪。现在呢，林彪成了反对毛主席、投敌叛国的反革命集团首犯，即使自己攻击过他，也不算是严重罪行了吧，会不会放出去呢？
这一年，1903年出生的聂绀弩，六十八岁，身体很弱，盼着出狱。
有些被称赞为思想深刻的人，也未必都思想深刻。比如老聂，就在深刻与不深刻之间。他有学问，却从没有像胡适他们那样，做深入系统的研究。他爱读书，有了历史见识、文学胸襟，枯守着这种立场，去看待政治和社会问题，免不了直率，免不了单纯。这种直率和单纯，像一个儿童，至多像毕加索那样的大儿童，成熟以后再回到天真。
他与朋友交谈中的见解，后来被当成多么先知，多么清醒，其实都没有超出历史常识、文学常识、政治常识和社会常识。在那个空前绝后的恐怖环境里，说出常识也会获罪，批斗、劳改、判刑或杀头，还有谁敢张口呢？我们没有说，不是我们没有看到和想到，是我们不说。我们上有老人下有儿女。我们不想株连到他们。我们也想活得更长久一些。我们躲避了人类的良知。我们无意中成了帮凶。
知道不能说，但是还要说，这是聂绀弩，文人的性格。
真正的文人，脖梗很硬，不巴结权威，也不服从权威。
老聂的天真，在他盼望出狱这件事上，再一次体现出来。他哪里知道，现在全国一起讨伐林彪，遵照的是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的时间表。你在林彪出事之前散布他的流言，仍然是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仍然与革命不共戴天。就以1971年为例，至少有两个人定为现行反革命罪，拉出去枪毙了。其中一位认为林彪是“埋藏在毛主席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于是死在那一年春天；另一位关在监狱里还在散布“林彪为什么要对毛主席忠，他心里有鬼”，结果死在林彪出事的前一个月。他们的死，看起来很冤。
革命如同消防，必须清除隐患。与革命迈着不一致的步伐，走快了或者走慢了，都会让革命痛恨。
革命需要对象，必须树立敌人。与革命迈着一致的步伐的，有时候拉出去一批，被当做异己对待。
聂绀弩继续关在看守所里，他的案子拖到了1974年才判决，那一年他七十一岁，判了无期徒刑。他可以有许多时间想问题了，比如说想一想，“一笑心轻白虎堂”，林冲生命的所有坎坷，都是从误入白虎堂开始的，一步走错了，无法挽回。回头看看，自己的生命旅途上脚印杂乱，哪一步是跨进了白虎堂的那一步呢？
他出生于湖北省京山县城，在那里长到十八岁。他的祖上每一代都有远近闻名的读书人，而他在那座小城里读到的书，也奠定了他一辈子的学问基础。可是，他一定要挣脱那个安静读书的环境，一定要离开县城去外面闯荡，这一步错了吗？
然后抵达上海，读高等英文学校，加入了国民党。此后到军队里任文书，到马来西亚当教员，去缅甸任报纸编辑，回国成为黄埔军校第二期学员，再赴苏联莫斯科读大学，再回国任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副主任，还担任一份报纸的副刊编辑，又因为与政府对抗而逃亡日本。从十八岁到二十八岁这十年，蜻蜓点水一样，掠过匆匆岁月。难道是去苏联那一步出了错，接受了斯大林主义的影响？
此后的时光流转飞快，一晃就是二十年过去。
从二十八岁到四十八岁，先是在日本搞革命文学活动，捉进监狱再驱逐回国。然后加入共产党，用自己掌握的文化本领为革命工作。这种身份，不能叫做职业革命家，依我看，大概是个职业化的文化革命家。此后在上海、湖北、安徽、浙江、广西、重庆、香港等地，创办、领导或参与了十四家以上的报纸杂志编辑，写作出版了二十四种以上的小说、杂文、散文、诗歌、戏剧、论文专著。这些革命的文化报刊和文学书籍，为革命政党夺取全国政权，做了轰轰烈烈的舆论准备，这一步算不算错了呢？
1951年，四十八岁，从香港回到北京，任了一堆官职。但往下的二十五年，是什么事都不能做、什么痛苦都要承担的黯淡时光。先是由于和胡风的交往，成了反党集团的一员，撤职并开除党籍；接下来是反右运动，当了右派去北大荒劳动改造，四年后才能够解脱；然后是文化大革命，第二年就被抓进牢房，其后十年在牢房里度过。这段经历的哪一步，都觉得自己没错，那么错在哪里呢？
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这几句是中国古代的陆游写的，不是聂绀弩。老聂的痛苦比他深，写得比他好。
说起聂绀弩被释放的事，几乎是个笑谈。
判决前他被关押七八年，天天希望无罪释放，可是却被判了无期徒刑。等到安下心来服刑，才住了三两年，却把他放了出来。原来在那一年，毛泽东主席在去世之前，批准了“对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上党政军特人员，一律宽大释放”的文件，聂绀弩曾任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副主任，即副社长职务，比照共产党新华社的副社长，远远超过了县团级，就混杂在那批人里面释放出来，时间是1976年年底，老聂七十三岁，需要人搀扶才可以走路。
这很让人意外。
如果没有担任国民党官员那一段履历，他可能老死在监狱里了。那样一来，他那些写得非常好的旧体诗词，不会结集出版，可能就随风消散了。
参加革命的乒乓球
一颗空心的小球，直径就那么几厘米，质量就那么几克重，忽然有一天要参加革命。革命是什么，是满山的烈火，是海上的风暴，它一颗轻飘飘的小球，怎样参加革命？
它有好几个名字，桌上网球，桌球，乒乓球。当年有几个英国的大学生，拿着网球拍找啊找啊，没有找到场地，却撞到一张桌子上。他们看见桌子很宽大，在中间画了一条线，站在桌子两边玩起网球，玩了一会儿，感觉有趣，就作为一种娱乐方式，流传下来。后来的二百多年，改成现在的样子，可以是闲暇时的游戏，可以是运动会的比赛。
其实它进入体育比赛有些勉强。有时两个防守型的选手争夺乒乓球世界锦标赛冠军，从上午打到下午，耗费时间是马拉松的几倍，还是比不出输赢，有的转到第二天接着比赛，有的扔硬币决定谁是胜者，有的干脆空着冠军位谁也不坐。
你知道的，在体现人类体能、毅力、风度、合作精神的运动会上，乒乓球比起其他项目，玩的不过是孩子般的技巧，怎样发球让对方吃亏，耐心等着对方失误，等等，这与人类体育发展的生存能力无关。要是活在远古时代，只会打乒乓球的原始人，要么没有食物饿死，要么被猛兽吃掉。
在我印象里，乒乓球是1971年传入中国的。那一年早春，杏花还没有开放，绿草还没有长高，我家附近修了两个乒乓球台。左边几米远有一个，右边几米远还有一个，都是用砖砌成长方形的池子，填满碎石砂土，上面铺一层砖，最后用水泥抹平，等上一两天，水泥干了后，就可以使用。
商店里从来没有卖过乒乓球拍和乒乓球，那些天突然就摆上了柜台，齐刷刷的两个新货架，都摆满了，要溢出来。活了六七十年的老头老太太，从空着的糖果和饼干货架走过来，站在乒乓球拍前面发愣，这东西又不能吃，又不能穿，摆了这么多干啥？他们太老啦，不识字不看报纸，当然不知道国家的革命形势，中国的乒乓球不是乒乓球了，已经成了传播革命的使者。而中国的乒乓球运动员得了好几次世界冠军，震惊了整个世界，树立了伟大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地位。
在老头老太太的印象里，现在的生活是艰难无比的生活，比他们生下来以后任何时期的生活都艰难。这印象靠不住，过去的战争年代和饥荒年代，好好的人说死就死了，如同割草一样，成片倒下，怎么还不比现在艰难？印象往往是靠不住的，谁都会出错。我的印象也会错，前面说的乒乓球，就不是1971年传入中国的，而是1971年传遍中国的。
我们是看报纸的中学生。我们知道，商店里摆满了两个货架的乒乓用品，工人区修了数不清的水泥球台。这样做的时代原因，是中国把乒乓球比赛当成了国际外交的新战略，争取社会主义革命有更大的影响。按照我们中学生的说法，这是乒乓球参加革命，要是按照政治家的说法，叫乒乓球外交。
乒乓球外交，好啊，比跟谁也不往来好。老头老太太听明白了以后，忙不迭地点头说好。
好啊，好啊，比爆破筒的外交好。邻居李大伯点头补充说。他的大儿子去过朝鲜，同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队打仗，用爆破筒炸毁了敌人一辆坦克，也炸断了自己的腿，二十多年了，还拄着双拐。
从朝鲜战争以后，世界对中国另眼相看，像看着一只凶猛的狮子，在它的四周筑起了一道篱笆墙。不过，这是寓言中的狮子。它体力不足。它知道吃肉可以增加体力，一次又一次咬下自己的肉来喂自己。它皱着眉头，搞不明白，自己的体力为什么越来越弱。
这个寓言，挺形象吧？
不说这只狮子了，还是说中国的乒乓球。
1958年，中国退出了奥林匹克运动，同时退出国际游泳、田径、举重、射击、摔跤、篮球、自行车联合会，唯独没有退出的，仅剩下国际乒联。那以后，中国拒绝了其他体育赛事，仅仅参加乒乓球的世界比赛。1966年的政治风暴来了，愤怒的洪水席卷大地，中国一连缺席了两届乒乓球世界锦标赛，几位乒乓球世界冠军也在1968年悲惨死去。到了1971年，日本主办第三十一届乒乓球世界锦标赛，诚心诚意地邀请中国队参加。
要不要去日本比赛，谁也不知道。在比赛开始之前三天，中国领袖毛泽东才发出了参加比赛的指示，于是赶紧部署，谁去参加，怎样参加，比如在小组赛和以后的比赛，一旦和柬埔寨和越南的选手对阵，中国选手宁肯不当世界冠军，也要罢赛，因为中国支持的是柬埔寨倒台的前一任政府、越南内战中的共产主义者。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规定，比如和资本主义国家的选手，不能主动握手等等，政治纪律，必得遵守。
民间的体育交往，会超越国家之间的政治敌意。
有一天，美国运动员科恩，没有赶上他们的队伍，坐进了运送中国运动员的大巴。他和中国运动员庄则栋谈了几句，态度友好，庄则栋也是一时高兴，送他一块小的杭州织绵，就是我们出国时往往带去一大堆的低价礼品，送给谁都可以。科恩没啥送的，好像亏了礼节，第二天送给庄则栋一件短袖运动衫，上面印着“和平”的字样。他所在的美国乒乓球队，还表示如果受到中国邀请，愿意去中国访问和比赛。
这本来算不上什么大事，但是在中国和美国对峙二十多年、老死不相往来的背景下，确实是个惊天动地的大新闻。接连几天，世界各大媒体都发了大块报道和大幅照片。
那时的中国报纸，当然不能发这些报道，但是会把国外的报道写成内参，送达国家领导人。毛泽东看了，突然意识到一个极好的政治机会，让人通知美国乒乓球队，正式邀请他们访华。于是，1971年4月，美国乒乓球队来到中国，与中国选手进行了友谊比赛，游览了长城等名胜古迹，还见到了中国总理周恩来。周恩来会见美国乒乓球队了，这条消息迅速传到美国，不到十个小时，时差还没有倒过来呢，总统尼克松就发表声明，宣布了向中国人发放访美签证等五个新步骤，改善中美关系。
新的历史诞生了。
这件事情对中国百姓生活也有重大影响。我家旁边就多了两个乒乓球台，商店里就摆了很多乒乓用品。
我们看着乒乓球拍，一元八角钱一个，看得眼睛发蓝。在我们这一代人记事的时候起，爸爸妈妈从来没有涨过工资，一个人的生活费，每月还是七八元钱，只卖一元八角钱的球拍，看起来像是天价。
穷怕什么，穷有穷的办法，我们找来一块木板，用锯子锯，用刀子削，用砂纸磨，自己做成了乒乓球拍，实在找不到木板的，用一块硬纸壳也能对付着用。球网也很贵，但我们根本用不着，摆上两块砖，架上一根细竹竿就可以了。这样我们只买一毛二分钱一个的乒乓球，乒乒乓乓地打起来。有时候乒乓球不小心弄瘪了，我们也有办法，把它放进装热水的大碗里，它里面的空气受热膨胀，会恢复原来的样子，但是时间不能过长，时间长了就会变形或开缝。球被踩裂了就不大好办，如果裂缝不大，还可以用火柴杆蘸点香蕉水（学名叫丙酮）涂在裂缝上，运气好的话，那球能接着用。
我们没有别的，没有足球篮球排球，没有运动场，只有水泥罩面的乒乓球台。它成了我们唯一可以娱乐和运动的项目。使用自己制作的球拍，热水泡过香蕉水涂过的乒乓球，我们枯燥的日子，不那么枯燥了。
我家旁边的两个乒乓球台，从天亮到日落，打球的人从不间断。两个人打球，旁边总有人排队等待。有一个词是我们发明的，叫“查拍”——我们东北人，把数数叫做查数，把一局叫做一拍，查拍的意思，就是为打球的人记录得分。等到一局结束，输的人下去，查拍的人上场。赢的人是不用下去的，继续打球，这叫“占拍”。
嘿嘿，那时我们都想多玩一会儿，球技不提高都不行。这样一来，我的故乡鞍山，成了全国最著名的乒乓球城市，培养出了好几个世界冠军。
山里头没有恶狼
昨夜一直下雨。
早晨五点钟醒来，想起德国汉学家顾彬的一句话，中国作家，如果非得写那些符合社会要求和赚钱的东西，可以在白天去做，还可以早晨五点钟醒来，写属于自己的作品。
他的那篇文字，转发在我的博客里很久了。其中说到，即使中国的好作家，也有迎合世俗、急功近利、修养不足等弱点，然后说到他们应该在早晨五点钟写自己的作品。其实他的话透着善良，苦口婆心，但不知道自以为中国好作家的人能否接受。我当然不在那批好作家之列，也没有顾彬说的那些毛病，但是看了这篇文字以后，经常在早晨五点钟醒来。
我知道我的弱点，不是迎合世俗、急功近利、修养不足，而是在五点钟醒来以后，要用一两个小时驱赶睡意，磨磨蹭蹭，左顾右盼，不能进入写作的状态。现在我离开电脑，走到窗前，望向雨后的窗外，忽然有一个错觉，窗外的绿草地离我很近，伸手可及——我与地面五层楼的间隔，不存在了。
最近的错觉越来越多，让我吓了一跳。
错觉多了，可能与年龄有关，或者以后与年龄有关。我想。
但时间的快速移动，还是出乎我的预料。尤其是三十岁之后的几十年。我不禁想到，从现在开始，我写作的优越状态，大约还能有三十年时间，可是我要写出的东西，需要两个三十年才能完成。当我老了，世界也就老了。我忘记的事情，世界也会忘记。我是不是改变一下写作的风格，不那么从容，不那么雅致，不那么精细地雕刻？
就从这一篇开始，朴实一些，只把重要的写出来。
我读过的小学课本，低年级的课本，有一篇叫《狼来了》。说是山村里的一个孩子，看见成年人都在田地里干活，自己玩得没趣，想让大家都在意他，就在山坡上大喊：狼来了！狼来了！大家拿着锄头冲上山坡，没有看见狼，把撒谎的孩子骂了几句，继续干活去了。后来还是那孩子在山坡上玩，狼真的来了。那孩子大喊狼来了，喊破了嗓子大家也不管他，结果他很悲惨地被狼吃了。这个课文的目的，是告诫我们这些小学生不要撒谎：撒谎的孩子被狼吃。
编写这篇课文的人，差不多是个白痴，至少也是个法盲。让一个小孩子在危险的山坡上玩，成人没有尽到监护的责任。当孩子遇到危险呼救时置之不理，更是冷漠得没了人性。狼真的来了，孩子的呼救声自然不同，怎么能听不出来呢？更要紧的，是用成人的态度和权力，压制孩子的态度和权力，很像专制主义时代的产物。一个明显的区别，专制主义时代的小学课本，不会选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装》，只能选白痴的《狼来了》。
在许多年以后的中国小学课本里，这个结尾变成狼叼走了一只小羊，放羊的孩子爬到一棵树上，吓得魂飞魄散。这样的改变，算是一种进步。（现在想起来了，这个寓言本来是伊索寓言中的一篇，原文就是狼吃了羊，不是吃了孩子。）
故事被放大以后，《狼来了》里的孩子，是必须遵守威权的普通百姓，而管理他们的成人，是具有威权的统治阶层。
说《狼来了》的成人暗喻统治者，孩子暗喻百姓，应该有许多实例能够证明。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他们用自己残存的智力，炫耀所谓的爱国主义。
拿1971年来说，国门打开了，基辛格来了，中国和过去的敌人联手了，这样一件大事，在中国的百姓那里，竟然演变成几个令人发笑的故事段子，津津乐道，广为流传。你会注意到，其中的负面形象是狡诈的美国人，正面形象是中国的总理周恩来。
第一个。美国人来了，看见中国人走的路不叫公路叫马路，就带有挑衅意味地问道，你们中国人走的路，为什么叫马路呢？周恩来机智地回答：我们中国人走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当然叫做马路。多么了不起的周总理啊，如果回答我们的路上走的大部分是马车，所以叫马路，不是显得中国太穷了吗？
第二个。还是走在路上，美国人看见中国人走路都低着个头，就问周总理，你们中国人走路，为什么不抬起头呢？周总理机智地回答说，我们中国人是在向上坡路走，所以走路时低着头。你看我们的总理多智慧啊，如果换了别的回答，说我们食物不足没有精神，怎么能把美国人嚣张的气焰比下去呢？
第三个。美国人问周总理，你们中国有多少钱？这个问题可不好回答。这很明显就是对中国经济实力的蔑视。但周总理不愧是周总理，不慌不忙地说，我们国家的钱，一共有十八元八角八分。美国人就是一愣。周总理说，我们人民币的票面，一张十元的，一张五元的，一张二元的，一张一元的，加起来是十八元，对吧？还有，一个五角，一个二角，一个一角，一个五分，一个二分，一个一分，加起来是八角八分。你算一算，总共是不是十八元八角八分？
我家周围的百姓，和全国的百姓一样，满怀爱国情感地传播这些段子，讲完以后，都忘不了说一句：美国的基辛格是被西方国家认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到了中国以后，才发现这世界上有一个人比他聪明，就是中国的周恩来，他的谈话里充满了惊人的智慧。
哈哈，大概，中国人脑筋急转弯的机智问答游戏，就是从那时候萌发的吧。
基辛格来了，那是1971年7月，北方的夏天里，杏树上的杏子熟了，桃树上的桃子还没有成熟。
后来才知道，前一年的中国国庆日，10月1日，中国领袖按例要登上天安门城楼，与中国百姓（官方的称呼是中国人民）一起庆祝。这次与往年不同的是，他在他的天安门城楼上，有意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站在一起，向西方传达一个信号：中国愿意改善同美国的关系。无奈西方人看不懂东方人的脑筋急转弯一般的智力游戏，没有对此加以注意。直到美国乒乓球队与中国乒乓球队，在日本比赛时意外地亲密接触，并且应邀访问了中国以后，才有机会向美国政界问候。
基辛格是为了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先来安排些事情的。由于中国和美国一直没有来往，邀请尼克松的事情变得十分复杂。在那个中国国庆日，毛泽东和埃德加·斯诺在天安门城楼上谈话时，想让斯诺转达中国领导人邀请尼克松访华的想法。斯诺答应了，并且事后向美国媒体透露了中国人的意向。可笑又可笑的是，那时斯诺已经不是美国新闻记者，而是居住在欧洲的一个作家。美国新闻界并不喜欢斯诺，因为他在几十年前用假新闻误导世界读者。他透露的信息，美国人还以为是假新闻哪，没有理睬。后来他们才知道，漏掉了一个天大的新闻。
后来才知道的事情更多。
我们也是后来知道，基辛格来了，毛泽东就想和他见面。还是基辛格聪明，想到两个国家的交往，领导人见面的身份应该对等，还是等尼克松来了再见面吧。其实毛泽东也很聪明，只是身边的环境急迫：同一个社会主义阵营内，早已与苏联成了仇敌；自己的国家里，与林彪的权力斗争已经激化，本人的权力合法性受到质疑和挑战。这样一来，迫切需要与先前的强大的敌人联手了。
中国早些年拍了一部电影，名叫《上甘岭》，说的是中国军队在朝鲜战争里痛殴美国人的故事。主题曲里唱到，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它的是猎枪。从那以后，美国人的形象，就是恶狼的形象。
1971年，基辛格来了，报纸上一直宣传为恶狼的美国人来了，可是我们迎接他的，不是猎枪，而是好酒。
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我们那篇给小学生阅读的课文，是不是应该修改一下，让它符合实际呢？
比如这样修改：
一个很大很大的山村里，孩子们不许到外面玩耍，甚至不许大声说笑，甚至不许有自己的想法。成人们说，山里的恶狼对我们的山村是个巨大的危险，到外面玩耍会遇到恶狼，大声说笑会引来恶狼，有自己的想法，更会让自己变成恶狼。成人们办的报纸上，隔一段时间就有某只恶狼被村民击毙的报道，接下来又有孩子被恶狼吃掉的报道。奇怪的是，由于恶狼的威胁存在，乡村里的孩子，永远也不能长大，或者身体长大了，心智永远停留在孩子的水平。他们谁也没有见过恶狼，忽然有一天，恶狼来了，成人们把它当成了贵宾。孩子们才知道，他们接受的宣传，都是成人们的撒谎。
可是，这样修改以后，课文的题目该叫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