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钟求是：
钟求是，男，1964年3月生于浙江平阳，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经济系和鲁迅文学院第三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近年在《收获》、《人民文学》、《当代》、《十月》、《中国作家》等刊物发表长、中、短篇小说数十部（篇）。作品多次被转载，入选多种年度选本。获“中篇小说月报”奖、《中篇小说选刊》中篇小说奖、“《当代》文学拉力赛”站冠军、浙江省优秀文学作品奖等，入选“当代中国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等。出版有小说集《零年代》、《谢雨的大学》、《给我一个借口》、《我的逃亡日子》等，中短篇新作《皈依》、《雪房子》、《两个人的电影》颇受关注。
现居杭州。
导语：
在当下的中国文坛，钟求是是一位风格别致、始终靠实力说话的作家。他的名字显着一份老实，但在小说中，他打量世界的目光总是那么独特而鲜活，常常让人意外并且叹服。
钟求是对人性有着清醒的认识，能够在繁杂的故事中，清晰地凸现人性的高山跟河流、黑暗和温暖、残忍与善良，从而跌宕读者的心灵。钟求是的现实意识也很突出，善于在日常生活中寻找能体现社会精神的核，并以新异的角度表达出来。同时，钟求是对小说语言有着自觉的追求，叙事风格在变化中透着特别的味道，从中可见汉语的一种光芒。
作为一个南方作家，钟求是的小说有着平静而细腻的质地，但平静之下，总显示着残酷的力度。在他的小说里，你也许得不到预期的现实南方，但这很可能是更真实的南方，一个掩盖在雨水和温情下的残酷南方。因为这个，他时常让阅读者刮目相看。
一
姜广平（以下简称姜）：我们就谈谈你的三本书：《零年代》、《谢雨的大学》、《给我一个借口》。
钟求是（以下简称钟）：好的。三本书已经不少，现在很少有人专门抽出时间读别人那么多的文字了。
姜：《零年代》的书名给人的感觉可能是更纯文学一些。你是想表现一种超越时空的穿透力吧？然而，作品里还是有很多地方显露了时代气息。我一开始，误以为你应该是针对本世纪初的。但细一推敲，又发现不对啊，你是打算零起点，然后进行一次零度叙事？初衷是不是这样呢？这本书的书名，虽然是想超越时间与时代，然而，仍然指向的是时间与时代。为什么不直接指向生命本体呢？
钟：《零年代》的书名总是第一时间被别人问到。说实在的，我似乎不是小说取名的好手，我的好些小说是写完了才命名的，但这部小说的题目一开始就确定了。当时我起意用这个名儿时，先是想到这个故事大部发生在零年代（本世纪头十年），马上又觉得用这个“零”字挺好，可以表示这个时代许多东西在消退，包括城市里的精神和山里的村子等等，也可以暗示时间的宽泛和穿越。不过再往细里说，这“零”字并没有特定的指向，只是对这个时代一种忧伤的感觉。
正是这个“零”的不确定性，引来了不少的解读。我算了算，总有十多种说法吧，这些说法丰富和开阔了小说题目的内涵，同时也引出了问号和好奇。有人认为这个题目的模糊制造了阅读的障碍，也有人说是冲着《零年代》的题目才拿起这部小说看的。我尊重他们各自的想法。一个作品一旦完成，就不是写作者的了，读者有资格站出来发出各种声音。
姜：还有色彩，以及语言，幽深得很也久远得很了。从这个角度讲，你是不是想交代一个所从何来的问题？
钟：这部小说并不长，二十余万字，可以让人一口气读完。读完之后，不少人又觉得它很厚很文学，这大概就是你所说的幽深久远的感觉了。所从何来?这问题有些大呀，似乎沾上了哲学的味道。
姜：但这本书，无疑是一种具有极强的生命意识的作品。我觉得也主要从这个角度获得一种经典的意味。毕竟，生命是一种最为深邃的文学母题。
钟：不错，这本书强调的是对生命的尊重和维护。这看起来是个很大的话题，实际是点点滴滴撒在生活里的。而到了生活里，你会发现，人们常常把尊重生命呀人性化呀挂在嘴里，但做起来总不是那么好。
其实对生命的尊重和维护有多种方式，其中最基本的方式是让生命自在地活着。但在眼下这个年代，要活得自在何其难呀，无论是有钱人当官者还是市民农人，大家都认为幸福的东西越来越少，挤兑自己的东西越来越多，大家总觉得活得累或者说活得重。就是说，经济越发展，离生命的自在反而越远。
当然，把尊重生命这种话题按在有钱人或当官者身上会比较没意思，因为至少从表面看，他们活得够有面子够占风光了。这种发言的机会应该交给赵伏文林心这样经历过心灵苦难的底层人，他们的声音虽然很轻，但进入我们的耳朵里会觉得挺有力量。
姜：但这里的生命意识，可能显示了你的摇摆。譬如，林心是从哪里来的？首先你就来了罗生门式的叙述。
钟：不是摇摆而是设立问号，说好听一点，是对可能性的追问。我刚看过一个科学探秘节目，中国生物学家利用基因鉴别，证明了东亚人是从非洲迁徙过来的，中国人的最早祖先在非洲。你想，一个国家对遥远先祖的探究如此执着，一个人对自己生父生母的来历怎能不耿耿于怀。这是人的天然欲求。
在生活中我认识一位被别人抱养的女子，她好几次瞒着养父母去外地寻找生父母，不是养父母对她不好，也不是真的想认回生父母，她就是想瞧瞧生她的父母到底是什么人，长成什么样子。可以想见，一个不知道父母是谁的人，心里存着怎样的惶恐、茫然和好奇，会多少次在脑子里演出自己的出生记。当然，在这部小说里我舍得花笔墨来假设林心的几种出生版本，不仅是猜想生活的可能性，也是为后来送别孩子打下伏笔。
姜：当然，我这样理解这里的细节间的逻辑关系：正因为林心有对自己生命源头的探究，所以，就对赵伏文在水中挣扎无意中踢中她的那一脚耿耿于怀。也正因此，后面才有了婚姻的流产，也才有了赵所以流产后林心的自杀。
钟：这种逻辑关系还会延伸，因为林心的自杀，赵伏文才去了林心村，才有了与云琴的相遇，才产生了四个孩子以及后面的故事。小说里的故事总是这样环环相扣的，像一条链。生活不也如此吗？看似无序，其实游走着相连的内在关系，作家的任务就是把这种隐藏的关系拣出来。
姜：我时常在想一个问题，如何理解林心的自杀呢？实在，我们可能不能把林心的跳楼理解为自杀。
钟：林心的自杀值得一说。林心是一位特别凄美因而让人特别伤心的女孩儿。她出场只占了全篇的五分之一，却演绎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故事。她有着单纯的年龄和单纯的职业，身上却布满了挣扎。她不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但知道自己要到哪里去，那就是“扑向星空，踩到闪亮的星子上”。她的“扑向星空”当然是一种抗争，既是对世俗环境的抗争，也是对人性弱点的抗争。赵伏文的一脚把她的心掏空了，父母的密谋又把她的肚子掏空了，她最重要的东西恰恰是被最重要的人粉碎了，这时的她只有选择离开。她要做的是，让身子落到地面，让心灵飞到天空。
在眼花缭乱的今天，芙蓉姐姐、凤姐这样的人物会越来越多，林心这样的女孩则越来越少。她们的出现，都像是在日常生活里放进了童话。不同的是，芙蓉姐姐凤姐的童话丑陋，林心的童话美丽。死跟美丽凑在一起，会显得干净，水一样地干净。
姜：无疑，这里首先是勾起读者悲悯的地方。
钟：不仅悲悯，还有心疼，很想在她冰凉脸上吻一下的心疼。在我开始动笔的时候，我就知道，林心的死必须同时感动自己和读者，因为这是整部小说的基垫，做结实了，才能托起小说后面的发展。正是林心的死，引出了对生命尊重的主题。
姜：其后，赵伏文与王云琴结婚的情节，我也发现，你似乎就没有把这个当作一桩婚姻去描述。我们从这里也没有体会出婚姻的那种喜庆。这是你厉害的地方，竟然给了文学世界这样一种婚姻。多么不一样啊。文学确实是因为不一样而显得更有价值。文学世界里有那么多种婚姻——包括不成功的及悲剧性的婚姻，然而，你在这里的婚姻描述，却是如此平静。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婚姻，已经不是一种婚姻，它既没有喜庆，也不是因为爱情。然而，它同样不是一种爱情的坟墓的那种婚姻。是什么样的婚姻，还是听你说说。毕竟，是你写出了这种读之令人感伤不已的婚姻。
钟：赵伏文和云琴在生活中本来处于不相干的位置，两人的成长背景、教育程度以及打量生活的眼光很不一样，不过他们有一个相同之处，就是心里都受了伤。两个受伤的人在特定的场景中走到一起，这是合理的。但一场婚姻从合理过渡到和谐，还需要补充有力的因素。这时他们的日子添进了两样东西，一是孩子，二是苦难。这两样东西让两人减去差距，相互靠拢了。可以这么说，受伤让他们的结合变得合理，孩子和苦难让他们的婚姻变得和谐。
当然，我这里说的和谐不是舒畅或者滋润什么的，而是指夫妻俩谁也离不开谁。在一起对付日子时，他们都能感觉到对方的重要。在感到疲累时，却不想把自己的不快分给对方。这样的家庭，有着朴素的温情。至于两人之间有没有爱情，我自己都有点糊涂。爱情不是可以拿在手里的东西，有或者没有，只有赵伏文和云琴自己心里最清楚。如果读者从他们的依偎中看到了爱情，我会替两人感到高兴。如果见不着爱情，读者也会明白，这种婚姻不是不道德的。
姜：说到婚姻，我就无法把你的三本书分开了。我发现，在这三本书里，你写到的婚姻，都是那样的不一样。《给我一个借口》里的婚姻、《秦手挺瘦》里的婚姻、《大地》里的婚姻，都是那样地别出心裁，各不一样。看来，你在这个问题上，思考得比一般作家用力。
钟：呵呵，作家不是婚姻问题专家，但作为一个有些写作年头的作家，我自然懂得一点：写婚姻，其实是写婚姻里的人。人是千差万别的，把不同的人放进各种家庭，就会组合出千差万别的婚姻。这些婚姻像手掌上的指纹，细细去看，每个指头都是不一样的。我的意思是说，对婚姻进行思考，首先得去琢磨泡在婚姻里的男女，他们每个人真是各不相同的。
姜：有论者认为你是一种底层叙述，还有论者认为这是现代版的《活着》。我不能认为这是一种底层叙述，也不认为这是一种《活着》的翻版。人类生存方式大体差不多，小说有了一些相关或相似的情节，不能认为就是像另一部小说。我在这本书里发现，赵伏文住在林心村，其实，是一种自我放逐与自我救赎，是一种对原罪的惩罚。也正因此，我觉得这里体现了一种最高境界的人性。
钟：底层写作是编辑和评论家制造出来的一个说法，我一点儿也不喜欢。说法会过时的，而文学中的小人物跟生活中的小人物一样，是永久的，什么时候都不会缺。至于把《零年代》跟《活着》放在一起说，我有些不安，也有些高兴。我不安，是因为余华是我最喜欢的当代作家。我高兴，还是因为余华是我最喜欢的当代作家。我知道自己就是跑得气喘吁吁，离余华还有好几里远。
一些读者说《零年代》跟《活着》相通，是因为这两本书都对苦难和生命表示了敬意。赵伏文是个知识者，比起福贵来，他更容易在心里折腾自己。林心死后，赵伏文必须对自己过去的灵魂进行刺杀，刺杀的办法就是把自己的身子丢到林心村去。有人说赵伏文是公务员，怎么舍得放弃。这是局外人功利的说法。一个人的心撕扯成这样，此时最需要的一定是把心安放好。
姜：显然，你对文学的伦理问题，一定作过深刻的思考。作家，其实说到底，也都是思想家。然而，问题是，像赵伏文的救赎之路，究竟要走多久多长？
钟：赵伏文刚上山的时候，以为自己会长久地守着林心，像坟墓旁边的两棵树一样。但他遇到云琴，并拥有了四个孩子。就是说，他伤害了一个女人，但焕发了另一个女人，他踢走了一个孩子，但迎来了四个孩子。从这时起，他的救赎之路变得具体了，那就是让这个家庭和孩子们过得好些，更有尊严一些。对一个男人来说，尤其对一个离开城市好些年的男人来说，这副担子不轻，他要做得很多，当然也要做得很久。
姜：所幸的是，你在这里没有像更多的小说家一样不关心人间烟火。事实上，赵伏文重回现代都市社会，是必须面对身份丢失这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的。
钟：我曾经设想让赵伏文一家人继续留在山上，安心过着平静的生活；后来城里人来了，对古村落进行热热闹闹的改造，搞所谓的旅游开发。赵伏文们抗争着，终于守无可守，被迫离开了村子。我放弃这样的安排，是因为城里人尽管利欲熏心，但把手伸到村子还需要一些时日，而孩子们在快速长大，他们等不及了。所以我说，赵伏文是被时间逼着了。时间之强大，谁又能挡得住呢？
赵伏文回到城里，马上发现自己是没有根的，而且马上发现城市是不友好的，所谓的平等只在嘴巴和宣传栏上。他像是走进喧闹的演出场，所有的座位都被占了，他只能无奈地在边缘走来走去。这时的他算什么？城市身份没有了，可又不是进城出卖力气的农民工。
姜：赵伏文重回文明社会，他必然会遇到一系列的问题。
钟：显然，困难超过了他的心理准备。他做了很多，但总是屡战屡败，力不从心。生活一次次告诉他，这个城市一点儿也不儒雅，亲情和自尊常常被别的东西一路追打。
沮丧的赵伏文此时最想做的，大概就是在公园里找着一棵大树并且爬上去，坐在长满绿叶的枝杈上。只有在这时，他心里能生出一点点脱离城市的轻松感。
姜：可能，每一个人在身份面前，都可能一方面是接受，另一方面是拒绝。所以，这样看赵伏文最后重回林心村，可能已经不再是当初因为原罪的自我惩罚，而是某种意义的逃避——一方面逃避身份的追问，一方面逃避现代文明的重压与重负。
钟：林心村是赵伏文可以退守的地方，心理上的根据地。当赵伏文坐在城市公园的树上难过地望着远处时，我知道他迟早是要回去的。一个人想回到故地，别人是挡不住的，包括作者的我。
姜：当然，我发现，你似乎还是想解决问题的。小说结尾王云琴怀孕，那种喜悦与酸楚，似乎又开始了另一个轮回。
钟：其实我解决不了问题。我不知道送出去的孩子们能不能适应新的环境，能不能真正地快乐起来，将来能不能变得出息。我也不知道夫妻俩瞧着重新隆起的肚子，该做怎样的应对，想出怎么样的办法。让我稍稍心安的是，夫妻俩是负责任的人，又经历了这么多事，他们懂得怎样去对待一个生命。我还可以肯定，此时云琴的怀孕，肯定不会是对以前简单的轮回。
姜：还有，隐喻是确实存在的。可能，不光是结尾有某种隐喻的意味，全书很多地方都存在着。虽然，我多么不希望隐喻的存在。林心村的空巢现象显然不是一种隐喻，而是一种真正的失落。所以，隐喻如果有，也不存在于这里。林心村的选择问题，书中有了非常多的交代。赵伏文是必须到这里来的。只不过，非常巧合的是，林心村与许多自然村落一样，被现代文明抛弃以至遗忘了。小说就这样写了巧合的故事，并于巧合中生发出更多的伦理性的思考与追问。
钟：我说些跟创作有关的事吧。为了写这部小说，我曾到一个叫瑞安的地方挂职。那些日子我像一位游手好闲的背包族，拿着一张乡村地图从这个乡奔到那个乡，从这个村窜到那个村。有一天，我找到一个叫燕子窝的小村。这个小村处在山腰里，车子只能勉强跑到山脚下停住，然后靠脚力去爬陡窄的山路。当我带着汗珠走进小村时，一条小狗迎接了我。它用好奇的眼光看着我，边走边退，把我引到一间屋子。屋子里住着一对老夫妇，他们也用好奇的眼光看着我。很快我知道，这个村子已搬迁下山，只剩下四个老人了。我往村子里走了走，看到了被枯草包围的房子，看到了昔日的学校和供销社。老人告诉我，村子里曾有好几百号人，热闹着呢，现在终于败掉了。当时我站在那儿想了很多。我想，一方面是山村的人涌进城市，低价出售身上的力气；一方面是城里的人想抽身出来，过上那种田园式的生活。但安静的田园在哪里呢？没有了，早被人类自己一步步消灭了。这是社会发展中的悖论现象。但作为一个作家，我愿意保留人们对安静和平淡的向往，我希望人们找到一个让心可以休息和散步的地方。
《零年代》发表后，我在一篇创作谈里说到了这个村子。有趣的是，据说舟山的几位文学青年对小说里的林心村挺感兴趣，他们认为燕子窝村应该就是小说里的林心村，于是他们约在一起去了瑞安。燕子窝村是个小而远的村子，一般的人不可能知道。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打听到的，而且真上去了。他们走了一圈，回来说跟小说里的村子挺像的。
燕子窝村当然不会就是林心村。但这不要紧，只要他们心里有回归的向往，他们也可以创作。他们在村子里转悠的时候，他们就是自己故事的写作者。我想，在当下的城市里活着，田园式的生活已太遥远，但每个人都可以有一块精神自留地。这个自留地并不虚幻。只要你保留着对安静和平淡的向往，总能找到一个让心可以休息和散步的地方。这个地方便成了你自己的林心村。
姜：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想问：关于赵伏文的父母与家人。你在书中也交代了赵伏文回去看过他的父亲与母亲。我想知道，在写作中，你是不是有意省略了赵父与赵母？当然，如果不省略，确实有不太好处理的问题。
钟：写作过程中我是注意到这个问题的，所以我让赵伏文在山脚等手机时给父母打了电话，也让赵伏文回老家看过父母。后来我发现，这样的交代可能是不够的，但同时我又认为，在这件事上过多纠缠也不是好的策略。
姜：联系到救赎，我发现，有一个问题也就非常必然了，那就是，向下。吴玄有很多小说是写向下的态势的。吴玄也说过，他就想看看人在向下滑的过程中，究竟会看到什么。恰巧，吴玄与你同是温州人。你在这本书里也多是写向下的人生态势的。只不过，这种向下，不是一种主动而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然而，这种选择的动机是纯净的，也是带有某种宗教性的。但是，我想问的是，你当初在写作之初，是不是就曾设定了这样的向下的主题？
钟：吴玄有点玄，我有点求实，我们的性格并不相同，但我们也有相同之处：一是两人都离开了温州，二是两人酒量同样的不好，三是对城市的现代文明和社会伦理都不太信任。这种不信任撒在了我们的许多文字中。
在小说里，赵伏文是个普通人，他本来会像周围的人一样，过着安定活润的生活，但从向林心踢出一脚开始，他的生活轨迹便向下滑去。我当然一早就知道他的这种方向，但我不知道他在下滑的过程中会如此的辛苦和无奈，所谓的城市文明会如此地挤兑他。
姜：《零年代》里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宗教。教堂的出现，林心村村民们的信教，都可以是一种真实。事实上，这种叙述里，有着一种历史感。中国乡村百姓的信教史可以追溯到明朝与清朝。在南方，这样的信教村落是非常多的。现在，这种边缘化的生存，当然可以看成是一种提醒。但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像耳朵爷病了，第二、三次召人上山，几乎再也没有人前去。
钟：在沿海地区包括温州，基督教徒很多，教堂也很多。在前面说过的燕子窝村，除了四个老人，还留着一座简陋的教堂，屋顶矗着醒目的十字架，到了星期天，已迁居山下的不少村民会回来做礼拜。这种情况还是让我有些吃惊。
但在中国，我觉得不少人进教堂的目的是护佑自己，而不是救赎自己。他们待在教堂里获得短暂的宁静，但出了教堂心里仍是浮躁的。他们太忙了，有许多事要做，当耳朵爷生病时去看一次是需要的，但两次就勉强了，三次就顾不上了，这样的情形挺有意味。我相信，这种浮躁的心态和情感的缺失可以扩展到很多人身上，再往深里说，人们的内心其实都塞着这样或那样劣根的东西。
姜：所以，救赎之路，不仅仅只对着赵伏文。也就是说，不能只是赵伏文一个人需要救赎。像书里的那些城管与警察，还有那个书画家、书法家方吾心、让王云琴受孕的长条脸和他的老婆，大而言之，生活在这个尘世上的人，都是有罪的。但是，并不都想到要走救赎之路啊！
钟：生而有罪，这是个宗教的概念，不是咱们眼下讨论的范畴。我只是觉得，生命的来去本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一个人很幸运地来到世上，很自然地活着，该走的时候走了。生命就是生命，一种天然的产品，现在却承担了那么多人为的东西，变得如此的复杂变得如此地累。人类忙来忙去，最后的成果竟是一大堆不平等。对着这堆不平等，谁都希望自己抢得先手，挤进得益者之列，而让别人为自己的得益买单。
姜：因此，我看这本书，既是一种救赎小说，也同时是一种拯救良知的小说。这可能是这本书的最大的伦理。
钟：当然，上面我说得有点大，我这个小说承载不了那么大的东西。我只是讲了一个普通家庭生存的故事。在这个过程中，为了拿到本该有的生命尊严，竟有那么多人受伤。
姜：我下面还会谈到伤害。我觉得，在《零年代》这里，“伤害者”有时候，就像鲁迅笔下的无物之阵，你还真找不到谁是伤害者，然而，这里的受伤害者，却是受伤太重了。从林心开始，到赵伏文一家，都可以看出受伤太重。
钟：我想了一下，这部小说还真没有所谓的“坏人”，即使像长条脸及老婆，他们做事也有自己的理由。还有林心的养母养父，更是为了林心的好，但他们就是这样撕碎了林心的心。问题是林心的死，反过来又沉重打击着林母林父。难就难在这里，生活中每个人都有自己行动的理由，这个行动却有意无意损伤着别人，转过一个路口，自己又可能成为下一个受伤者。
二
姜：此外，我在读《给我一个借口》时发现，你似乎对“伤害”这个词非常投入。或者说，伤害，是你的作品中一个重要的关键词。整本书里，似乎都有人物是伤害者或受伤害者，生理上的或精神上的，像吴起、春子、冬生、李约、左岚、斯韵、林着陆、苏眉、一禾、谢雨、秦瘦、周斯吉、巫刚、见梅、见梅的傻子弟弟（何廷业似乎也是受害者）、让玉……像《给我一个借口》里的吴起，他本来是个受伤害的，当然，这种伤害不是别人给他的，是他自己生理上的，或者说，就是自己给自己的。但随着婚姻的介入，受到伤害的，则成了另一个人——崔小忆。
钟：你列得还真不少。你这么一列，好像我跟“伤害”有着什么亲戚关系似的。其实我没有刻意对伤害这种事进行关注，更没有将伤害强加到人物身上的爱好。我的小说里出现不少的受伤者，我想完全是因为生活中有太多的受伤者。这些受伤者有时不跟我商量，就悄悄走入了我的小说。当然生活中也有许多兴高采烈、满脸红光的人士，但他们已进入电视、报纸还有领导们的视线，不需要我这种人来提醒了。作为作家，我只能把目光放低，寻找生活中自认为最真实的东西。
姜：你在写作中，是不是受过汪曾祺的影响？《零年代》里的那种节奏，我看有点汪曾祺与沈从文的味儿。在楠溪漂流那个情节里，你甚至借一个男伴的口，说汪曾祺来过这里一趟，这是不是故意露出一个破绽暗示读者你的来路，或者，你是在这里对汪老表示一种向往，向汪老进行一次脱帽致敬？
钟：呵呵，是这样的。汪曾祺和林斤澜是老哥俩儿，号称“文坛双璧”。林斤澜是温州人，有一次他把汪曾祺带到楠溪江玩儿，汪老感觉很好，说了小说中那句夸楠溪江的话。这是一件真事，我把它搁在小说里，是为了添点儿真实感和小趣味。当然，我心里也确实想借此向汪曾祺林斤澜这些前辈们表达敬意。
姜：不过，也是在这里，你把事情弄大了。就这里，成了全书的拐点，让很多人成了凶手，成了生命的对立面。
钟：在如此洁净的溪水里出现这么不好的事情，的确有些遗憾。人性弱点常常是泡在美丽之中的。
姜：关于《谢雨的大学》，我发现你在这里其实是在探索另一个极有意味的话题，那就是，权力话语或权势话语甚至是公共话语对个人空间的强行入侵。
钟：终于讲到《谢雨的大学》了。我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上半段读的大学，这篇小说自然与我的大学经历有关。写作这篇小说时，我试图用现代的眼光，重新打量那段大学生活，打量来打量去，发现还是一个人性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我觉得，如果离开人性，所谓的英雄，很容易被放大变形，成为政治的调味品，而品尝这种调味品的人，往往会进入迷惘甚至悲剧的通道。当然，人性与政治的关系，似乎也可以换成个人空间与权力话语的关系这种说法。在那样一个英雄时代，年轻人的价值定位、激情调动还有情爱方式，跟现在太不一样了，个人空间在集体无意识中被挤压得很小。
姜：真想替谢雨问一声周北极：你比诗人多一块伤疤又怎么的？这就有了强奸的权利吗？
钟：我对周北极没有恨意。周北极作为一个英雄也作为一个人，他对爱情的侵占，是以生命作抵押的，他的错应该可以原谅的。他侵犯谢雨时溅出的泪水差不多也是我的泪水。当然，我的泪水是给周北极更是给谢雨的。谢雨本来好好的，没做错什么，却要承担那个时代带给她的那么多的错。她在无奈中进行的心灵挣扎，太让人怜惜了。
姜：极有意味的是，在这里还隐藏着另一个问题，那就是谢雨被这种公共话语挟持后，最后竟然走向了甘愿被挟持。
钟：这是谢雨的可怜之处，又是她的伟大之处。周北极的死分量太重了，使她再也走不出英雄的影子，同时母爱的天性坚定了她所有的行动。谢雨就是在这样的可叹和伟大中承受着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她的甘愿受难是无奈又是无畏的。
姜：当然，如果继续深究，这里还有另一层意味，那就只能是在现在的语境中才能发现，那就是，即使是在大学里，一个女学生怀孕、生小孩子，只要她没有伤害别人，又为什么以丧失学籍为代价呢？学籍是个人的权利，怀孕与生孩子，对一个女性来说，也是她的权利吧？所以，现在，我们发现，当下我们是能够越来越理性地看待这样的事了。然而，这在当时，已经是解放思想的年头了，仍然有着一种可怕的集体无意识。可能，你这部书，也是对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对抗。
钟：在我读大学的那个年代，可以谈理想谈文学勉强也可以谈恋爱，但谈了恋爱对毕业分配是不利的，而怀孕更是一件可怕的事。现在，到了我儿子上大学的年代，大学生们可以同居可以结婚，只是不怎么谈理想谈文学了，当然也不存在分配的事了。这是时间对观念和规则的重组，在重组中当然也显示了社会的进步和为难。回过头来看，我们看到了当年对人性和人权的集体无视，而这种无视确实是没意识的。很多时候，时间本身就能生产可笑和可叹。
姜：《未完成的夏天》里也是这样，从另一个角度，大真的被偷窥，其实也是个人的事，然而，最后成了一桩公共事件，最终演绎出了一个美丽而发生的错误，为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钟：可以这么说，大真是被那个年代绑架了。如果放在眼下以脱为荣的背景里，大真弄不好得到了一个炒作成名的机会。但在那时，因为一件本来不算太大的事件，大真与公共集体对上了。她不仅要应战家人、邻居和男友，还要对付整整一个镇子。所以我认为，这是关于一位年轻女子用生命去抵抗一个时代的故事。由于她一个人在作战，由于她力量过于单薄，其胜负结局是不言而喻的。
姜：对了，同样发现一个问题，你的作品里，对死亡的描写也是一个重要的内容。《零年代》里，写了几种死亡：赵所以的死，是一种未完成的生命的被剥夺，林心的死是一种令人心疼的死，耳朵爷的死，是一种自然之死，甚至可以说是绿色的，是一种怀旧型的。当然，这本书里，写到了爱情的死，那么凄美又那么平静。在《未完成的夏天》里，有大真的死，同样这里也有一种爱情之死，大真与许上树的爱情。《最童话》里李约始终没有走出左岚的死亡阴影。《你的影子无处不在》，对死亡的描述则更加浓墨重彩，傻子弟弟的死，父亲的死，何廷业的死，可以想象的还有见梅的死。看来，每一个作家都逃不过死亡这个文学母题。
钟：对死亡的思考真的挺重要。我认为一个作家设计小说时有好几个思考的方向：一是困境的维度，二是爱情的维度，三是故乡的维度，四是死亡的维度。这几个维度构成了立体的眼光。好些次我让自己静下心来想想死亡两字。死亡既是无序的，常常会发生意外；死亡又是确定的，我们谁也逃不掉死亡这个底线。现在的人们太忙了，忙得不屑于去想“人总是要死的”这个简单的问题，但只要认真去想过，总能悟出点儿什么的，譬如对命运的敬畏，譬如对荣辱的淡化，又譬如对生命的维护。
对一个作家来说，建立死亡参照是必要的。它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分析人物的内心世界，将叙事的基点提高一些。显然，现在的写作者容易陷在世俗和功利里，常常忘记了用死亡的高度去看一看周围的人物，于是在作品中发展出来的人物也显得匆忙而躁动。因为这个，我们的作品也容易丢掉了沉静。
姜：说到死亡，我觉得有一篇小说不能不提，就是《哭声》。这篇小说提出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傻子哭母亲，这是人间至孝的行为，无可非议，然而，他却影响了林着陆与苏眉的生活；傻子不见容于生活，却与小狗巴特有着某种感应与契合。傻子母亲的死，就这样在幕后发生，却深刻地影响着当下的人们。这篇小说的灵感你是从何而来的呢？
钟：我不是一个依赖经验的写作者，但生活时不时会来点拨我。一次我和几位中学同学在楼屋里吃饭喝酒，突然听到一阵很难听的哭叫，我问同学怎么回事，同学生气地说，有个傻子这几天也不知为什么老在楼下哭喊，天天晚上准时来上班似的，挺烦人的。过了一些日子，我构思小说时想起这件事，就从这儿出发写了《哭声》。
生活对文学的帮助常常就是这样的。作家在生活中会不经意地收藏一个独特的故事，或者一句话，一条新闻，一段音乐，一个梦，一次回忆。在一个特定的时刻，某件藏物会以不速之客的姿态突然出现在你的面前，与你紧紧握手，然后用很大的力气撞开小说的入口。
姜：《大地》是你这么多小说当中我最喜欢的一篇。这里面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唐去的油画，有着某种与我的想象暗合的地方。当唐去在小说中出现的时候，我就知道将有一幅油画名叫《大地》，而且，《大地》一定是以让玉受伤的乳房作为主要材料。但对作家而言，被人料中情节走向和无法让人猜中情节走向，都是件非常麻烦的事。真正的作品固然最后都应该由读者完成，但作家，实实在在地讲，还是应该与读者进行着对抗的。说得俗一点，要有点捉迷藏的味道。但这次，你被我逮着了。你有什么话可说呢？呵呵……当然，叶兆言经常喜欢讲，不是我们无用，而是共军太狡猾。我承认，我是一个非常狡猾的读者。记得麦家也这样表扬过我。
钟：嘿嘿，那我就再表扬你一次。无论被猜中也好猜不中也好，只要你喜欢这个作品，我心里便会暗暗高兴的。这话也可以这么说，你逮住了我这篇小说的走向和情节，读着读着竟觉得这是最让你喜欢的一篇，这样的效果似乎也能让我躲在旁边悄悄表扬自己一次了。
对《大地》我不想多说什么了。用一句话说，这是一篇关于身体与心灵相互照顾的故事。人免不了要生病，在身体受损的时候，能不能及时在心灵的天空放一次风筝。
姜：所以，回到开头，我觉得你是一个对生命考虑得非常多也着墨非常多的作家。所以，这里，我倒觉得，所谓的向外转与向内转并没有定规。何谓向外转又何谓向内转？不管怎么转，我总觉得，如果没有生命情怀，这样的作品势必不会有更好的境界与品质。
钟：作为一个南方作家，我知道自己的擅长和短处。我待在热闹的城市；生活在趋同，我吸收的经验和别人是相似的。一般地说，我难以制造吓人一跳的离奇故事，我只能着力去探索人的内心深处隐秘的东西。这样，我就能与生命本身走得很近。我想，一个作家过于关注生活的外形是没有出息的。
姜：你的小说语言非常沉静，这种语言风格是如何形成的呢？我想问的是，在你的写作过程中，你有没有过语言选择的痛苦？
钟：小说的风格应该与作家的性格以及地域有很大的关系。我不是个狂放的人，又成长于南方小镇，这使我的小说语言显得安静和湿润。这么说也不一定准确，因为我还真没好好想过自己的语言风格是怎样形成的。不过我知道自己语言是有变化的。面对不同的题材和人物，我会尽量选择贴切一些的叙述语言。李敬泽谈我的小说时曾说过，把我的几篇小说放在一起抹去作者名字，看不出是钟求是一个人写的。我对自己的语言似乎还是自信的，不存在选择时的痛苦，小说开写时只要试过几种开头，让自己感到舒服就行。不过在写作过程中，由于对语言用词的讲究，我挺费脑子和时间。
三
姜：现在，我们得问一些规定性的问题了。你是如何走上文学之路的？
钟：这个问题可以长篇大论，但我用几句话回答吧。十岁那年，我得到一张县图书馆的借书证，随后几年将图书馆的小说看尽了，当然那会儿的书并不多。十六岁那年我上了大学，读的是政治经济学专业，四年里一个字一个字通读了《资本论》三卷，同时还保留着对文学的兴趣，只是文学作品没能看得很多了。大学毕业后意外干了特殊的对外工作，开始还惦记着小说，后来与文学渐行渐远。一年冬天，我的一位工作搭伴在匈牙利出差时因车祸而死，我站在他的尸体跟前，忽然对生命有了感想。不久我重新拾起了小说，从此再没有停过。
姜：哪些作家对你产生过决定性的影响？
钟：还是别用决定性这个词吧，用致敬这个词比较好。我喜爱或者致敬的作家有不少，要是点几位，国外的有海明威、马尔克斯，国内的有钱钟书、阿城、余华。这些年,我与余华比较靠近，我心里一直在向他致敬。
姜：读了你的有关创作谈，也读了吴玄的《钟求是：间谍与小说家》，我想问一个可能很多作家都不想回答或都愿意讳莫如深地面对读者的问题：作家之成为作家，与作家的生活经历，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钟：也许你想问我原来的职业跟写作的关系吧。是的，我大学毕业后马上参加了国家安全部的培训班，此后在隐蔽战线干了十五年半。在谍战小说和谍战片风行的今天，我这方面题材却一个字也没写。由于各种原因，我只能暂存着这段经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写。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我在秘密工作中培养的职业习惯如开阔全局的目光、对人物心理细致的研究、不轻易绕过困难点的决心等等，都会长远影响着自己的写作。
姜：我知道你是个写作数量不多却是有影响的作家，和很多作家进行对话时，我也很少问及作家在写作过程中的事。不过今天想问一问，在你写作的时候，情感、思想、感觉等都呈现出什么样的状态呢？写作的速度、写作过程中的精神状态又如何？这问题，我只问过宁肯。
钟：这么些年，我基本上是白天上班晚上码字，不像别的作家有大把的写作时间。在晚上写作时，白天的俗务会继续打扰我，败坏我的心境，这时我就放些音乐来安静自己。在写《谢雨的大学》时，我一直在听《白桦林》，写《未完成的夏天》在听《忧愁河上的金桥》，写《零年代》在听《早安越南》的主题曲和一首基督歌曲。音乐让我变得安宁，容易找到并保持前一天的叙述方向。写作是个技术活儿，保持情绪是重要的，就像佛家师父的闭关修炼，在一个时间段里应该拒绝骚扰。我的写作速度总是比较慢，很少有一泻千里的时候，这是因为我不愿意让语言变得粗糙，还可能因为我磨磨蹭蹭的习惯。
姜：你对当下的文坛如何评价？你对自己的作品如何评价？
钟：关于当下的中国文坛，评论家们的发言已经够多了，我不说了吧。至于我的创作和作品，我觉得自己还在路上，我不希望自己在今后一段时间里失去成长的力量。
姜：对了，你的方言问题，我发现与北方作家到底不一样了。你笔下的方言，更接近于中国古代白话。这当然是与你所处的地域相关。然而，就像有人指出的，你的作品里有些话，也有《红楼梦》里常用的词语。这样看来，你可能曾经非常醉心过中国古典。毕竟纯粹的方言，还是非常难走近所有读者的。你在《零年代》里，用耳朵爷和王云琴的话，标示出了地域性的同时，也没有着意地去全面展示这种地方方言。在失去了地域背景的支撑以后，那种原始之美，已经很难表现了。当然，你表现得比较到位了。
钟：我不知道你到没到过温州，温州是个独特的地方，那里的语言也很特别。中越反击战时，温州方言作为一种难以被敌方破译的语言，像电影《风语者》里的那样，成为部队之间的联络用语。林斤澜以及后来的一些温州作家，都曾试着将温州方言用到小说的叙述中，以获得奇特的味道。但我十六岁便离开家乡小镇去北京上大学了，学好普通话成了我那时的用力方向，也许是这个原因，我后来对运用地方方言一直没有兴趣也没有信心。在《零年代》中，我让地方方言客串了一把，这在我是不多的例子。现在，我使用的是北方普通话，建造的是带有南方气息的文学场景。我想，这是一个南方作家在语言修炼上的必经之路。
姜：我们这一代人，亲历了全部的先锋时代，说不受先锋文学的影响，似乎都不太可能。我的意思是，作为一个六零后的作家，先锋文学应该对你有过影响。可是，在你的作品中却很少有先锋的品质和影子，这是为什么?
钟：对你的这个判断我不知道该高兴还是不高兴。我最早接触现代派作品是在一九八二年，那年春天我脚受了点伤，就整天坐在校医院的病床上翻看从上海邮寄过来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那是袁可嘉先生选编的最早介绍外国先锋文学的书，可能影响了很多文学青年。在这里我看到了里尔克《豹》、艾略特《窗前晨景》中有趣的诗句，我又带着惊讶阅读了卡夫卡《变形记》、沃尔夫《墙上的斑点》等一群好玩的小说。这些作品让我新奇又茫然，显然，那时我还没准备好。又过几年，我看到了中国先锋文学初期作品《你别无选择》、《无主题变奏》，同时非常解气地整天翻看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之后，我差不多离开了文学，我的小说阅读也差不多断档了。到了九十年代中期，我才开始重新阅读外国文学作品，也包括卡夫卡、博尔赫斯、卡尔维诺等等。这时这些名字早就挂在很多作家的嘴上，好像人人都是他们的嫡传弟子似的。
我说这些的意思是，我有过外国先锋文学的阅读，但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中国先锋文学挺热闹的时候，我并不在现场。这样，我少了玩先锋文学的经历，但也免去了从先锋文学里挣扎出来的疲惫。这么些年，我保持着对先锋文学作品的兴趣和亲切，觉得它们是我的表兄弟。但我心里又明白，它们不是我的亲兄弟。
姜：最近你有什么动静？下面会有什么样的写作计划与安排？
钟：离开温州后，我现在做着文学编辑。我看别人的小说，同时做自己的小说。因为没有整块的时间，近期我大概不能写长的东西。我对自己说，不用太着急，饭一口一口地吃，小说一篇一篇地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