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收获》2012年第4期
徐妍 刘璐阳
本期《收获》上的小说皆是精心之作，各有突破亮点，但也不禁暴露出作者们的力不从心。
陈丹燕的《和平饭店》（长篇）是本期重头戏。它绝对是一部倾注作者太多心血的力作。它既是陈丹燕自1992年开始写作的上海故事的收束，也是她自1972年《上海少年》的习作出发，经由成人叙事和儿童叙事的数度交替而转向历史叙事的标志。然而，陈丹燕一经转向历史叙事，就意味着她必得接受写作路途上的空前挑战。姑且不说她一向浓郁的抒情笔调需要被替代以冷静的叙事笔法，单说上海历史叙事本身，就犹如一座迷人的险滩。陈丹燕显然深知此番历史叙事的难度。她不仅调动了长达二十年的丰厚储备，而且构思格外慎密、富有创意，以期探索出一条属于她自己的灵巧、便捷的叙事路径。陈丹燕首先放弃了周而复式的大场面叙事，然后也避开了“新感觉派”式的感官叙事，甚至还区别于张爱玲、王安忆式的日常化叙事。为此，《和平饭店》举重若轻地选取了一个能够隐喻上海历史的微观文化符号——“和平饭店”作为小说叙事的切入点，且铤而走险地汇入时下热门的非虚构写作潮流中。这样，《和平饭店》试图探索小场景、小制作、小叙事的别一种小说写法，且严格遵循非虚构文学用“事实”讲述的“诚实原则”。尤其，《和平饭店》的故事结构非常别致。它以上海地标性建筑物、上海第一家豪华大饭店——和平饭店为人生幕布，围绕香港富商威廉姆森试图还原上世纪三十年代沙逊风格的卧房、舞厅为情节主线，并配合以交错的多线，讲述了四组主要人物——资本家后代夏工之一家、历史学者孟建新夫妇、英籍犹太商人维克多·沙逊家族、酒店服务生阿四与父亲在共和国六十年间的各自不同的命运，同时串联起历史人物荣毅仁、王洪文、左翼青年学生西蒙、酒店经理董先生、年轻一代服务生强生和季晓晓、旅客乔伊和爱丽丝等各色人物，真可谓汇聚了人生百态、各种况味。小说的叙述时间集中在上海飞速发展的近二十年间，又时而回溯到上海的三十年代和建国十七年时期。经由这样繁复的结构，夜上海的迷魅之气、民族资本家被国有化的历史事件、九十年代以来深化改革进程中的上海巨变，既形成对比性的参照关系，又构成互补性的历史记忆，进而构成了陈丹燕的上海学。此外，多个儿童视角和多个成人视角的相互交织，女性作家特有的对人物心理的细腻体察，对氛围的诗性营造，对“勺子”等小物件的恰当安置，都触摸了上海文化的精神肌理。
但所有叙事策略，看似缓解了作品的压力，实则更让人捏一把冷汗。先说作品对非虚构形式的驾驭，非但不能实现虚、实之间的无缝对接，反而时有难以弥合的裂缝。甚至，有时竟然出现人物塑造与历史叙事不搭调、不搭界的断裂状况。譬如：主要人物之一、历史学者孟建新的功能不过是为上海历史叙事植入某种外在化的文化观念。再说作品中最值得称道的结构，固然很有创意，但又失之于玄奇。一共九章，却并非如草蛇灰线一般似断实连，反而松散、凌乱、芜杂。本应统领作品的第一章竟然抽离于其他各章的逻辑轨道。而且，各章的内部竟犹如一台台被不断调换频道的电视机，真实与虚构的上海人物、风物林林总总，却只在脑海中形成一片片模糊图像。最令人遗憾的是，整个作品缺少支撑自身、属于自身的历史观的坚硬内核。结果，在如何叙述上海历史的路途上，不断出现各种时尚文化观念拥堵的现象。也许，在当代中国正值思想停滞期的背景上，提出这样的期待有些过高了。可，一部历史叙事作品，如果没有自己的历史观，将如何叙述？这确是一个无法绕开的问题。
“中篇小说”栏目领衔的是张翎的《何处藏诗》。近年来，海外华文代表作家张翎的小说愈发走俏于纯文学和大众文学的双重空间。时尚、新奇的故事题材，跨文化的故事背景，历史、政治，文化要素的恰当渗透、好看小说的情节设计，精湛的讲故事能力，精致的细节描写，一并构成张翎小说特有的吸引力。《何处藏诗》因循了张翎以往小说的叙述策略。小说的故事内容相当好看：一位有国内知名高校中文专业背景、习惯写诗、旅居加拿大的中年男人何跃进，因生活拮据而做起了通过结婚帮人引渡的非法之事，因此结识了年轻、神秘、带有心灵创伤的女子梅岭，结果，竟然假戏真做。显然，在这篇小说中，纯文学和大众文学的故事要素应有尽有，且相处和睦。不仅如此，作者对读者心理的掌控相当谙熟，对情节的驾驭得心应手，对语言的表达自然绵密。特别是，小说将诗歌作为推动故事节奏、结构故事发展的内在方式，奇妙地生发出一种怀旧、感伤的调子，催生了小说的艺术感染力。此外，这篇小说还背负了知情历史和后殖民文化政治的重担，拓展了小说的容量。但小说的症结也正在于它的得体、周到和巧妙。尽管它看上去是那么光滑，甚至光滑得没有瑕疵，而且，初读时，确实流畅、好看，甚至不乏情感的冲击力，但回头想来，小说中的一切情节要素皆似曾相识，且并没有提供新知新见。海外人文专业华人的困顿，一对陌生男女之间的错落姻缘，女知青被强奸、乃至假结婚、洗钱等主要情节，都是读者熟知的“老套路”。在此意义上，这篇小说更像是对国内同类题材的收割，只不过转换了一个国外的视域而已，却并未因此而开启另一种历史叙事和现实叙事的思路。尤其，作者在人性幽深的关键节点上往往“见好就收”，缺少击穿人性深处的劲道。这不禁让我们联想起改革开放初期在服装市场上畅销的外贸衣物：它明明是“中国制造”，却因为“外贸”转“内销”而身价倍增。当然，如果仅仅是以一般性的文学水准来评价，它确已胜出。但是，如果以更高的期待来评价，它尚未达到。
另外两部中篇也投入了作者的良苦用心。曹寇的《塘村概略》讲述了一位女大学生因被误认为拐卖儿童的人贩子而被村民打死的故事。小说接续了鲁迅小说所开创的国民性批判的主题，揭示了人性的冷漠和怨毒，令人不寒而栗。张廷竹的《闹市有草舍》讲述了杭州城闹市区茅草屋中一户人家在半个多世纪的凄苦命运，虽云中篇，容量却堪比长篇。它同样继承了鲁迅的故乡叙事传统，具有传统的深厚文脉。但两部中篇都似乎渴求叙事上的新变，反而有些刻意的痕迹，读来有些沉闷。
短篇小说栏目中“70”后作家鲁敏的小说《谢伯茂之死》值得一读。小说围绕一个被现代主义小说反复书写的“等待与寻找”的主题来展开情节、塑造人物，应该说算不得新奇。但是，它构思别致、体验深切，并以独到的目光切中了现代人普遍性的心理病症——孤独与逃避，由此在读者心中震荡不已，形成了一种强劲的冲击力。鲁敏继乡土叙事的“东坝系列”之后，在近两年，将兴趣点转向“城市暗疾”，以往从容、温暖的笔致被另一套冷峻、犀利的笔墨所替代。在这个短篇中，鲁敏将故事背景放置在南京，并借助于小说主人公李复——一位工作了三十年的邮递员的足迹，寻觅了南京旧有的文化记忆，也展现了南京现有的城市文化。即便如此，小说中的“南京”也不是一个物理的存在。那“南京”到底隐喻什么？
这个问题才构成小说的故事内核——隐喻性。小说由此生成了这样的主体情节：两个主要人物——邮递员李复和写信人陈亦新因“死信”而被莫名其妙地联系在一起，彼此分别从“等待与寻找”的路径相遇而行，穿越古老记忆和都市人海，经历了焦灼的心灵考验，却在相遇的瞬间“见光死”，从此放弃“等待与寻找”。这样曲折、怪诞的情节，当然都是虚构的，但在许多方面不仅合情合理，而且寓意深刻。即小说中的“南京”隐喻了拥有古老记忆的“故乡”；小说的全部情节则隐喻了失落了“故乡”的现代人，注定成为灵魂没有皈依的孤独者。但，现代人同样具有抵抗孤独的行动和心理。小说中那些无法以隐喻盖过写实的地方，也就是现代人“正视孤独”的表征。譬如：李复试图救活那些“死信”的许多感人行动和陈亦新写信时的微妙心理，都释放出人对抗孤独的正能量。但我们怀疑鲁敏愿意确信这一点。否则，她大概不会设计一个如此让人心灰意懒的结局。
此外，小说的隐喻性还不能算作这篇小说的全部魅力，因为所有的现代主义小说皆是隐喻的。如何表达隐喻，才更考验小说家的智慧。在这篇小说中，现代人丧失“故乡”的孤独感，借助于书信世界的失而复得和得而复失，不仅可触可感，而且意味深长。当陈亦新用一支羊毫笔行进在牛皮纸上发出簌簌的声响时，唤醒的应该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故乡”记忆吧？
高剑的《沙盘》充满异域的传奇色彩。北美小镇，迷人的绘画世界，盲人主人公与异乡人的不期而遇，以及主人公在宗教世界中的死亡和复活，使得小说核心意象——“沙盘”的寓意超越了小镇的坐标，而成为生命的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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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予
也许是因为小说更钟爱悲剧，也或许是生活本身淡淡的悲剧色彩无处不在，《人民文学》这两期读来感觉整体有温婉的哀伤，哀而不伤，颇为耐读。第7期是“娇子·未来大家”文学新锐专号，所选作品也颇具未来大家潜质。计文君的中篇小说《白头吟》讲述写生活类杂志故事的作家谈芳去采写保姆谋杀患病鳏居的老爷子未遂的故事，在不断地采访中却发现是一场家庭纷争连环算计案，从保姆谋杀到大儿媳不孝，再到怂恿作家采写的女编辑原来是小三横插一脚，到老年人在子女间玩弄制衡心术，到最后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小三被小四算计，层峦叠嶂，扑朔迷离。女主角采写的是知音范儿的题材，小说抖包袱也就是这个知音范儿的故事，幸好的是作者并不玩福尔摩斯探案，而是试图在有条不紊的叙述中揭示一个关于老年危机的人生哲学，是人到白头时的挣扎与吟唱，并在知音故事外围给女主角安排了中年婚姻危机即李白写卓文君伤弃的“白头吟”事件，这样，知音范儿题材具有了纯文学小说气质，让人不由觉得原来灰姑娘真的可以一点一点打磨成公主。不过，核心故事连环计过于戏剧化，如同剥洋葱，层层剥开最后却也并没有剩下什么，哲学问题的揭示与情节的粘合度有些不够，文章语言转换也稍欠自然。
与白头相对的是垂髫，年少时光才是永远唱不完的一首歌，而幸福的少年是相似的，不幸的少年各有各的不幸。蒋峰的中篇小说《六十号信箱》里的高三学生许佳明是私生子，只能把妈妈叫姑姑，妈妈进了精神病院，姑父是聋哑人，喜欢的女孩割腕自杀，原来是为了好成绩跟市教育局副局长有私情已两年多，而这也是省一中的严苛的教育所带来的后果。这是一个渴望长成高尚正直坦荡的男人的少年，孤独压抑而找不到出路，甚至不惜要偷渡去加拿大寻找那里的“新希望”，只有无人使用的搁着他的情书和少年秘密的六十号信箱是他的心灵归宿。如果这是一幅画的话，背景一定是阴天，假如再设身处地一下，那估计就会透不过气来，这或许也是作者的成功。还好暗夜里总有一个窗口会传来一点光，知道受骗也甘心养育他的聋哑姑父，由火爆到反思自己给予许佳明以帮助的班主任Nike，还有六十号信箱，带着许佳明穿过少年时的最后一丝黑暗，也给整个萧瑟的故事带来一点温暖。小说并没有一个核心的故事，只是慢慢叙述关于成长，关于少年内心如何挣扎着走向成熟，读来需要耐心，或许作者可以叙述得更加动人一些。长篇小说《花街往事》（路内）则是另一个少年的成长故事了，所不同的是，这个少年是天生的歪头。而与其说是写歪头的成长或者花街的过去，倒不如说是写对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缅怀与致敬。那个时代仿佛一切才刚刚开始，个体户、蝙蝠衫、电视机……尤其是欲拒还迎的交谊舞。这是一个人和新事物都在野蛮生长的时代。斜颈儿童顾小山也承受着来自同龄人的辱骂欺压，幸好的是他有朋友，有肯为他偷牛奶偷鞋打架的漂亮剽悍的姐姐，有温和良善的摄影师、跳舞家父亲，甚至有喜欢他的青梅竹马的同桌，所以一切看起来并没有特别糟糕，男孩、姐姐、摄影师以及蔷薇街里的每个人都跟随着时代悄悄变化着。整篇小说除了章节间人称变化得有点突兀，一会儿是“男孩”，一会儿是“我”，倒是颇具韵味，整个故事也叙述八十年代的嘈杂与混乱，叙述八十年代的丑陋和不堪，却因为拉开了的时代距离和怀旧的笔调给那个年代蒙上了如同街名蔷薇街一样的美好色彩，小说里男孩说：“是啊，好日子结束了。”合上书想想，那个时代或许正和核心主人公歪头少年顾小山一样是不健全的，却不断在疯狂的前进中冷静地寻找自我，一切都冒着新鲜的气味，那确实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好时代。这两篇小说中的少年或许都描写得有些早熟了，不过，这种残酷与温情的交织处理得都恰到好处，作者对文字与情绪的把控力度也较为到位，倘若想看一看另外一些人的少年时光和另一个时代，挑一个温暖的午后慢慢读来也不错。
李浩的《童话书》（短篇）写得随意有趣，想过童话里不幸生活的公主、自诩美好之城却随便抓人做替罪羊胡乱判案的市长、忌妒一切的国王，夸张与荒诞中直指现实中不合理的现象与人性弱点。盛可以《捕鱼者说》（短篇）或许并不能代表她的最好水平，不过叙述拿捏有度，将六岁的“我”对待爸爸的心理和爸爸与满先先的争强斗胜刻画得如墨晕染，儿童的语气也使小说本身能触到心中的一抹柔软。薛舒《甘草橄榄》（中篇）刻画人物典型集中，不过总体差强人意。有人说本期新锐专号并不够“新锐”，实际上“新锐”不等于“先锋”，恰是在这些作者们沉得下心去的传统的叙述中，让我们看到了未来的希望，先锋或许是每个时代里的“木秀于林”，但沉稳地讲故事写人物才是文学的中流砥柱。
第8期内容恢复了往常的纷繁复杂。荆永鸣的《北京邻居》（中篇）以外来租住户的身份写一个北京小四合院里的人与事及其变迁，稍显拖沓。晓航《蝉生》（中篇）写到了在不同空间平行生活着的同一个人，又尽力将奇幻按现实主义手法来操作，可谓费心，不过情节上有些莫名其妙。哲贵的《跑路》（中篇）通过以单个人物为节的方式串起担保公司借贷放贷出现问题之后引起的跑路风暴，不过逻辑不够严谨，整体也稍显单薄。中篇《连长的耳朵》（和晓梅）会让人想起《集结号》，这是另外一个自证清白的故事。在小说中，除了瞄准手，谁也不知道连长在战斗中耳朵被震聋，恰恰在连长跟几个村民打扮的暗探指过路之后阵地被地方炮轰，清白从此难以证明。在再次与几个暗探相遇时，暗探中戴玉坠的女子在临死前制造出了被连长强暴的假象，连长却受伤部分失忆了。一个沉重的故事，只是故事转折点过于借助于偶然，使得故事本身有些失真，也或许作者本身想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传奇。但及的《台风》乏善可陈，张怡微的《青涩》倒是将青少年男女间的爱恋及他们与父母的关系叙述出了贴切的青涩味道，不唯美，甚至彼此间会有厌烦，却也有无处不在的小温暖，不过这样的笔调或许更适合写散文。葛亮的《街童》不免有些令人失望，一个在古时会被传为一段佳话的落魄书生与青楼花魁的才子佳人故事，在葛亮笔下幻化成卡马专卖店店员与妓女宁夏生死相恋的故事，宁夏放弃接客并被老板胁迫吸毒，卡马店员则为给宁夏赎身自愿被割掉身体的一部分。行动伟大，故事却并不动人，行文中并未充分地显示两人彼此的奉献是为了爱，铺垫太少，以至于显得虚假。吴君《富兰克恩》将镜头瞄准了酒店经理潘彩虹，看似光鲜亮丽、大权在握，实则处处面对的是人际间的虚伪，处处有委屈，甚至被人称为flunkey即穿制服的狗还以为是夸奖。人物刻画丰满，只是后半部分人们的变脸稍显戏剧化，倘若描述更真实些会使文章更有击破虚伪的力量。
《人民文学》2012年第7期推荐篇目：路内《花街往事》（长篇）
《人民文学》2012年第8期推荐篇目：空缺
看《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第8期
钱益清
“短篇王”刘庆邦近年来中篇也屡有佳作。《东风嫁》（原载《十月》2012年第4期）依然选择了作者较为熟悉和擅长的乡土领域中的农村女性为切入口，但又充分赋予其社会转型时期留下的烙印，极富典型性和社会标本意义。农村姑娘米东风在进城打工后失足了，虽然给家里挣起了小洋楼，但回到村里的她成了被人指指戳戳、嫁不出去的“异类”。在父母“倒贴”式的操办下，米东风终于嫁给了村里谁也看不上眼的穷汉王新开。本是带着赎罪和新生的心态进门的米东风，善良和柔顺却换不来家人的谅解，反而招来了生理上心理上无尽的折磨：婆婆的恶言恶语、严盯死守；丈夫的性暴力和拳脚相加；父母一味“好好过日子”的空言慰劝……一天天煎熬着生命。文中米东风受到的虐待令人触目惊心，她在丈夫、婆婆眼中已不再作为人的个体存在，更多的是个物件——一件勉强可以用来传宗接代的瑕疵品。到后来丈夫甚至将其作为注码放上了赌桌，这是何等地触目惊心！在小说中，刘庆邦看到了乡土文明在现代文明下的无情变迁；看到了道德观念、风俗习惯对人的挤压；看到了当它们内化为一个社会群体的集体无意识性时，可能产生的暴虐和可怕。米东风的悲剧酿成，不仅仅在其丈夫婆婆的直接迫害，其父母和整个村庄的人都起到了无形中的纵容和促成，这才是真正可怕的地方。即使作者试图通过王新开的瘸子弟弟来给予一丝亮色，但他放走米东风之后，米东风又能往何处去呢？乡村，早已无处容身；城市，依然择人而噬。我们还是看不清米东风的命运。而瘸子的上吊自杀，更是在涂抹亮色时也掺上了明显的血光和冷意。
小说在娓娓道来的委婉细腻中，刚性和酷烈的一面也肆意张扬。可以说，刘庆邦始终注视着在现代文明的洗刷和吞噬下的乡土社会，为那些逐渐被毁灭的人性美而战栗恸泣。独到的人性视角，和发自人性深处的价值评判标准，使读者在阅读他的作品时，也深深感受到了作者那颗怀着无限理解、悲悯和宽容的心。
继《花园酒店》之后，蒋峰继续关注着其笔下少年许佳明的成长，于是随之而来就有了《六十号信箱》（原载《人民文学》2012年第7期）。此时的许佳明，在老许故去后已然更加成熟、敏感、内敛，他深藏着家庭背景中不堪示人的一面——精神病的母亲、聋哑人姑父、所生活的哑巴楼底层圈子，这些都沉重地拉扯着他下坠，但成长中的少年终究还是有着向上的期盼：对女生房佳的暗恋、班主任Nike的关怀、加入重点班所意味的对未来人生改变的可能，都牵引着他驿动的心灵。不过，仅仅如此，还不足以显出蒋峰在80后商业化写作潮流中的难得，他没有止步于少年成长的内在情绪，而是努力试图向更深广的社会经纬度展开，房芳的自杀，让少年在追索的过程中看到了世界更多的侧面：教育局副局长的龌龊勾当，刑侦大队长的拉人“顶包”，“新姑姑”林莎的按摩店……与房芳父亲恳谈后，许佳明的那一声质问“社会对我们做什么了”，尤其值得人们深思：青春期，这个人生最关键也最脆弱的阶段，在真正筑成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之前，我们的少年们究竟要经历怎样一番血肉淋漓的“脱胎换骨”？在这个至关重要的关口，我们的社会又能给予他们怎样的教育和帮助？作者借一个青春成长的疼痛故事，探讨了什么是正直与高尚，什么是龌龊与邪恶。当然，由于线索的纷繁，繁复的表达与缠绕的语言，整个小说在情节控制力上仍略显不足。
孙频的《九渡》（原载《山西文学》2012年第6期），依然延续作者一贯的写作宗旨，力图从那些苍凉卑微的人生中挖掘一点温暖执着的东西。文中的王泽强，生来就背着私生子的沉重身份，父亲的走，母亲的改嫁，姥姥的死亡，让少年早早认识到了生活的残酷和支离；而他的教师刘晋芳，因一场过于偏执的爱而沉沦于黑暗无力挣脱，她绝望、孤独、痴癫、病态，从不断的自杀中寻求生命的解脱。这两个人，因为姥姥的临终托付而走到了一起，刘收留了王，王同时也看护着刘，两人依然挣扎在生活的泥淖中，但各自的漠然下却似乎有了些新的东西。所以，当王泽强因伤害同学的罪名被判入狱八年后，刘晋芳为他精心准备了足够多的信件，让人一年一年地发去，成为其生活下去的支撑。结局是很理所当然的，第九年当王泽强终于回到现实，揭晓的真相成了他如何都“渡”不过去的坎，最终他选择了一种自我毁灭的方式，拯救了他人，也成全了自己。小说着力点在个人与世界的裂痕。没有繁复的因果，那些曲折的人生轨迹最终印证着反抗的无意义，呈现出价值破碎后的悲剧意味。孙频的文字细腻之下暗伏妖娆，悲凉之中深藏温暖，于细碎庸常处逼出生活的步步惊心。《九渡》一文中无时不浮动着阴郁的味道，藏匿着暴力的触角，小说所呈现的叠加的空间意识和错位的时间感，消解了现实的边界，从而使生存关怀、生活的幽暗曲折在笔下显得如诗如画。
“好面子”素来是国人特色之一，里面往往有很多东西可挖，丁力的《之前之后》（原载《清明》2012年第3期）就针对此展开。张绍南“下海”闯荡，其中的艰辛自不必说：落魄深圳街头、不停奔走应聘、干着糟糕的过渡工作……，凡投身于现代经济大潮中的人都会遇到，但张的特殊之处在于这些糟糕的境况本可以完全避免，但华东设计院科室副主任的原身份，使其面对昔日下属王逸的招揽始终抹不开面子，于是才有了这一系列死要面子活受罪。张的矛盾、纠结和痛苦，归根结底在于他心中还放不下“权力情结”，不能迅速适应身份角色的转换，而这恰恰是阻碍其顺利融入市场经济大潮的重要原因之一，张的心态代表了一个群体，见微知著，从中我们也隐约窥出了市场化进程中国企、事业单位等一度困滞的某些微妙人情物理。丁力丰富的人生阅历使其作品读来总有一种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力量，但遗憾的是似乎始终停留在经验写作的层面，在文学手法的运用和主题意蕴的开掘方面仍有所欠缺。虽然其作品一向高产，但很多时候读他的作品会感慨其过于“原生态”，也就是说，如若经营得好的话，他那些带有浓郁时代气息的素材本可以承载更多内涵、更耐人寻味。
默音的《犹在梦中》（原载《鲤·变老》2012年5月）是一个较为无趣的故事，扒开其所谓“选择”与“命运”的虚玄外套，底子里也不过就是一场都市男女三角情感纠葛。雏鸟式的恋爱、第三者身份、道德感的折磨、神秘主义和充满悖论的命运“预见”，各色元素杂糅，却缺乏一个坚实的地基整合，只是任由过度泛滥的自我情绪延展，读来烦琐、无趣、丧失激情甚至有点儿未老先衰，从某方面说倒也算切合了刊物的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