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姨家的永兴把女朋友杀了。像他这个年龄的男孩子，都愁着怎么把手里的女孩儿弄掉，好进行下一场恋爱，他却竟然干出这等事来。从这一点说，他和他那个死去的爹一样，猪脑袋，顽冥不化，愚蠢透顶。
二姨当过街道委主任，在我母亲这个家族中，是个主事儿的人。姥爷、姥姥活着的时候，都听她的，家中有个大事小情，都由二姨定夺。我母亲是她的姐姐，被她训起来，就像训不懂事的女儿一样。
我最初听到二姨家出事，内心里闪过一丝报复的快意，二姨拔扈、不可一世的性格该有所收敛了吧。但也就是一刹那，很快就消失了。不论怎么说，二姨是我母亲的亲妹妹，永兴是我的表亲弟兄。
永兴犯得是死罪。律师说。想为他辩护都找不到理由，他做的太绝了。
把案情夸大，说得比登天还难，这是所有律师惯用的伎俩。不过，他决不会把案子说得毫无希望，那就等于自己把一单生意砸掉了。果然，他说，被害人有过错，有骗财嫌疑，这是一根救命稻草。律师皮肤保养的非常好，我想那胖嘟嘟的脸掐上去，肯定能掐出一汪水来。
在二姨家电脑房召开的家庭会议上，家庭成员多数不同意花钱运作这件事。原因很简单，永兴已经过了十六岁，是成人，再则，在受害人身上扎的不是一刀两刀，可以确定是故意杀人。
二姨眼睛里冒出凶光，声音近乎歇斯底里，卖房子卖地，把我身上的零件全卖了也要救永兴。
家里所有成员都不吱声了。说到了卖房子卖地，如果再说不救，就有怕出钱嫌疑了。二姨点燃一支烟，情绪很快平静下来，她吐出一口烟，表情凝重地说，放心，我有电脑房，有产业，钱很快就会还你们的。
二姨的电脑房紧靠河堤，是一座平房。在这之前，每天我都和永兴泡在这里。夏日夜晚，阵阵凉风吹进屋内，使拥挤的空间不显得那么污烟瘴气。平日里，坐在河堤上，你就会听到屋内杀声震天，那些操弄模拟游戏战争的孩子们，把体内正在分泌的亢奋、焦灼，和对家长父母不满的情绪一股脑敲到了键盘上。这时候的二姨坐在门口，嘴里叨着一根香烟，屁股下面是一把破旧的退役的电脑椅。镇中学的校长老师还有家长几次要求镇政府取缔电脑房，他们甚至把信写到了县里，但二姨的电脑房照常开业。经常有家长把自己孩子从二姨的电脑房里拎出来，二姨就会说，让孩子休息一会，你不也是干了一天活回来打两圈麻将嘛。
二姨把靠河堤窗户的铁栏杆拆了，这样以来，除非父母双双出动，否则很难抓到人了，孩子看到家长从前门出现，从后面跳窗跑掉了。
二姨的十台电脑，是县农行淘汰下来的旧电脑。一般情况下，每天总有那么两三台会出现各种机器故障，我闲着实在难受，有时帮永兴鼓捣那些坏了的电脑，偶尔凑巧就会修好一台。二姨对永兴考大学还没完全死心，让他一边帮她打理电脑房，一边温习功课，有机会再考。我去电脑房的日子，永兴更多时间热衷于网上聊天儿，没看他翻过一页书。其实，二姨并非不知道自己的儿子在干什么，但她太要强了，她暂时还不能接受自己的儿子考不上大学这一事实。
我大学四年出来，穿着脏乱的T桖，抽着廉价纸烟，名义上是等着找工作，实际像我这种普通煤矿家庭背景的子弟，从那样一种三流不流的大学出来，毕业就等于失业。永兴没考上大学，在县里计算机学校学过几天，有时候把简单的修理常识传授给我。
有一天，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子出现在了电脑房，我说的非常漂亮不是夸张，因为她进来的时候，电脑房里所有的孩子都停止了在键盘上的敲击，定定地看着她。而更让人意外的一幕，是永兴从自己座位站起来，对满脸狐疑的二姨说，这是小娜，我的女朋友。二姨没有看小娜，而是朝我这边瞟了一眼。我立即怀疑这个小娜之前做过小姐或者在搞传销，否则，怎么会成为永兴的女朋友。当接下来我知道这个叫小娜的女孩是个正经人家的孩子，我真的很绝望。
永兴在这个叫小娜的女孩身上捅了七十多刀。江城晚报报道说，这起凶杀案是江城建国以来出现的最残暴的一起杀人案。我见过那把水果刀，当然是在法庭上，作为凶器，水果刀实在有些滑稽。塑料柄把，寸把长，单刃，并不锋利，和永兴一样，呆头呆脑。
小娜除去漂亮的有些妖冶之外，基本上是个本分的女孩，说话办事十分得体。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来了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把电脑房打扫了一遍，就像一个主妇见不得自家杂乱肮脏，她做的很自然。到了晚上吃饭的时候，二姨已经很满意这个未来的儿媳，转着弯子打探小娜家庭状况。小娜诡秘地笑着说，姨，我知道您对我不放心，其实，我和永兴认识半年多了，虽然在网上，但我们什么都说。永兴呵呵笑着说，小娜是我在网上钓到的一条大鱼。小娜白了一眼永兴，说，我和你可不是网恋，我们是正正经经的谈恋爱。然后，她飞快地看了我和二姨一眼，说，我之所以答应和你交朋友，是因为我家条件不好，你是个老实人，以后能帮我一起养父母。小娜的这段表白，是说给二姨听的。
第二日，小娜坐最早的班车回江城了，她要赶早回去早市进货，她家里开了一爿小卖店。
二姨家的事情一出，我就有天降大任于斯人的紧迫感。二姨丈夫早在五年前一次煤矿冒顶事故中死了。我的父亲是一个老实巴脚的矿工，用二姨的话说，汽车辗过去也压不出个屁来。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作为这个家族中的男人，肩负起了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大学同学的一个叔叔在江城法院监察厅当厅长，找到他的时候，他给我们介绍了负责这起案件的法官。这位法官是刑事厅副厅长，我们说明来意，想保孩子一条命。副厅长很干脆地说，如果这种犯罪嫌疑人还能保住命的话，中国从此就没有死刑犯了。二姨当场晕倒了，这是二姨在永兴这件事上第二次晕厥，第一次是听到永兴杀人的消息。
当天晚间，同学的叔叔在江城最好的一家酒店宴请了这位法官。晚上，我怀揣一万元现金，走进了这家名叫皇家名门的饭店。开始的时候，法官对于犯罪嫌疑人家属只派来了一个学生模样的孩子，表现出了不满，但鲍鱼、龙虾一道道名贵的菜肴上了桌，他不敢小瞧我了。我谦恭地说，孩子父亲几年前死了，长兄如父，还望多包涵。
这次到江城，二姨、母亲、我，一行三人。我送走法官，回到地下室旅店，母亲正在吃刚泡好的一碗方便面。二姨躺在铺着兰格子床单的铺位上。见我进来，急切又恐惧地看着我，她想知道法官最终说了什么。我手里拎了两袋从酒店打包回来的剩菜，母亲接过去。二姨等着我开口，一只手机械地在抚弄床单，似乎想把它抚平。
我说，死马当活马医。二姨头一下抬了起来，眼睛闪过一道逼人的亮光。我复述着法官的话，一个月前高院下达了一个文件，针对美国等一些西方指责我国人权问题，最高法院做出慎杀、少杀的法律条文，可是……
二姨说，可是什么？！
法官说，永兴这个案件手段太残忍了，属于恶性案件。
二姨目光呆滞、绝望，又充满了仇恨，似乎我正代表法院在宣判。我不再说下去。母亲把剩菜分装在了几个塑料袋中。
我说，我们可以向受害者家主动赔偿，也许还有希望。小娜骗钱有过错，而且需要马上找一个律师到看守所稳住嫌犯情绪。二姨打断我的话，问，这话是你说的还是法官说的。我说，是法官在酒桌上说的，是喝了两瓶五粮液后说的。二姨推了我一把，你为什么不先说这个。我说，我在按法官说话的顺序讲给你听。二姨点燃了一支烟，吸了一口，慢慢吐出来，似乎一个脑袋一直被摁在水里人，此时探出水面长长地吸一口气。
二姨重新把母亲拣好的剩菜打理了一遍，对母亲说，往后几天买几个馒头就行了，这些菜一直可以吃到我们回去。二姨把几只虾装进了带来的布包里。
晚上，母亲和二姨挤一张床，我自己一张床。窗外如同结了一层薄冰的湖蓝色夜空，挂着一轮下弦月，如同一张失血过多的脸。
二姨说，永兴五岁就会自己穿衣服了，六岁认识一百多个字……
母亲最先发出了鼾声，很快我也睡着了。
天快亮时，我被尿憋醒了，我看到对面床头一星火光在闪亮，二姨在抽烟。二姨见我起来，说，永兴命大，好几次生病就要死了，又活了过来。二姨似乎是在接续昨晚的话题，又好像是想了一夜，她急着要向人宣布。
我对二姨说，睡一会儿吧。
看守所在市郊一个半山坡上，周围都是树林，如果不是高高的围墙上拉着铁丝网，还有武警背着枪站在上面，看守所就像掩映在山间的一座庙宇。看守不让我们见永兴，二姨和看守磨了半天嘴皮子，看守目视前方，根本不理我们，后来被二姨说烦了，让二姨离远点。二姨坐在台阶上，我和母亲陪着她，水泥台阶很凉。近中午的时候，里面出来一个似乎是干部模样的人，同二姨解释，判决下来之前，嫌疑犯人不能同外界接触。他很坚决的说，只有指定律师才能见。
二姨扒着黑铁门往里面看，她用力把头抵住门缝，似乎永兴就站在里面，她已经看到了。
回去的路上，二姨从布包摸出几只虾，说，你吃吧。二姨说着眼泪下来了。
我给同学的叔叔打了一个电话，我直接叫他叔叔，然后同他讲我和他的侄子在学校的趣事，他打断了我，直接同我说，这个案子本身是一铁案，既然你们还想把人保下来，就要做好思想准备。我说什么准备，他说，你们进行主动赔偿，目的是让对方不死咬执行死刑，但也有这种情况，在你们决定赔偿之后，法院还会判死刑，最后人财两空，你们要想好。
二姨画了一张图表，把可能借到钱的亲戚朋友都分列在了上面，并在每个人的名字下面，都分配了任务。因为，小娜父亲那边传过话来，要50万元，经双方律师讨价还价，最后定在四十万，一分也不能少。二姨把家里房子卖了，二姨的楼房是一座旧楼，又急等着用钱，二姨六万元就出手了。
现在，二姨就睡在电脑房里，里面有一张旧沙发，二姨每天在图表下面用黑、蓝两用笔画一些勾勾叉叉，用蓝色打勾得表明已经借到预期的数目，用黑笔打叉的是没有借到，而且未来也毫无希望。二姨那张图表一多半的名字都被二姨打了叉，说明二姨钱借得很不顺利。
二姨坚持着不把电脑房盘出，二姨说不到最后时刻，她得留住电脑房。其实，电脑房里的十台破电脑，卖不上几个钱，把整个电脑房盘出去，也就一两万块钱。但有这样一个经济实体存在，二姨去借钱，就会当把它作资本。二姨说，电脑房生意你们都看到了，很快就会还你们。
二姨虽然这么说，但亲戚朋友都不愿借钱给她。因为大家听说了，死人者家里要几十万。借给二姨，钱就等于打了水漂儿。
二姨现在几乎离不开我了。遇到关键问题，二姨最先找我讨主意，这让我的价值有了一些体现，否则，四年大学真的是一无用处。二姨出去借钱，我就在电脑屋里守摊，每天同那些逃学的中小学生打交道，我不知道这个官司打完了，应该做什么。我家的房子也要卖了，开始，由于父亲的极力反对，房子没有卖成。二姨每天去我家，静静地坐着，二姨脸上的愁容，如同老屋墙上的霉斑，沉重而压抑。终于，有一天父亲受不了了，咆哮道，卖吧，卖吧，全家都他妈睡大街上去。
那天晚上，二姨领着退休干部老张来到我们家。老张原是煤矿一名工程师，前几年老伴死了，托人介绍找二姨。老张比二姨大了二十岁，二姨当笑话同我们讲，老驴还想吃嫩草呢。老张托媒不成，每天拿个小板凳，到二姨的电脑屋前坐着，有时二姨出去没人看门，老张就替二姨照看一会儿。二姨并不讨厌老张每天到她的电脑房来，这一把年纪了，还有人这么下苦力追她。现在，二姨把老张头领了回来。
二姨对母亲说，她准备和老张一起过了，老张房子大着呢，三室一厅，我和老张住一间，你们两口子住一间，剩下一间给儿子。现在，二姨直呼我为儿子了。
律师在看守所见到了永兴。永兴自始至终不说话，无论律师同他说什么，他都是一言不发。最后律师走的时候，他说，回去告诉我母亲，别让她费功夫了，早一天送我上路，早一天能见到小娜。
律师回来同二姨说这些话时，二姨就如同一条脱掉的裤子一样堆缩在了地上。永兴怎么会这样，全家人都在谴责永兴不懂事，我们所有亲戚几乎都为他倾家荡产了，他倒挺洒脱，弄得像个没事人儿似的。
二姨，那咱就成全他，他说的这叫人话吗。
二姨闭着眼睛躺倒在床上，一句话没说，眼泪从两眼角流落下来。
大家都不说话了，不是不想说，是不知应该说什么。二姨重重的叹了一口气，说，你们怎么会知道我的儿子，永兴是在尽孝，他是不想让我花钱。
老张的房子有三间卧室，我们搬进去不久，他惟一的儿子搬回来住了。老张的儿子前几年离了婚，在一家不很景气的制药厂上班。他搬回来住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怕日后父亲的房子产权被二姨夺去。他一直反对父亲再续弦。这次老张没告诉儿子，直接把二姨和我们一家人接到了家里。老张一脸坏笑地说，我把生米做成熟饭，看他小子能怎样。
老张的儿子卖掉了县里房子，早晨起来坐汽车到位于县城的药厂上班，晚上再回到老张这里。到了晚上吃饭时间，老张的屋子热闹极了，老张和二姨先一拨吃，然后是我们一家人，最后是老张的儿子从县里下班回来，再到厨房自己捣弄着吃。
我每晚去电脑房过夜，乐得清闲，走出家门的时候，二姨会在我头上抚弄一下，算是对我的歉意。
通过这个案子我发现，律师和商人最大的不同，商人用的是营业执照，而律师用的是律师证。一个挂在墙上，一个揣在怀里。他们面对商业利益，同样讨价还价，商人只面对顾客，而律师要面对的是受害人或犯罪嫌疑人，还有法官。二姨找的这个律师，连个商人也算不上，至多是个小商贩。因为，他还没开始干活，就先吆喝上了。他和对方律师接触，几个会合下来，不旦受害人家属还是咬住赔偿四十万不放，还多了一条，给小娜父亲买一辆摩托三轮车，用于小娜父亲进货。从法律上讲，永兴在看守所时间不能超过一个半月，然后到检察院，再到法院，时间都是一个半月。现在检察院已经把卷宗过到法院了，也就是说，从开庭到审结，最多还有一个半月的时间。可是，据我所知，二姨筹措的钱款，不到二十万。问题是，能卖的都卖了，能借的也都借了。
老张给二姨了二千元钱，算作给二姨买衣服的钱。两人没搞婚礼仪式，二千块钱就把二姨打发了。二姨没同老张计较这些，特殊时期，又住在别人屋檐下，顾不得这么多了。她向老张提出借钱，老张一口否决了。老张说他前几年住了一次院，现在还欠着外债。二姨知道老张在撒谎，以搬走向威胁，老张说，那你搬走好了。
二姨每日看着她画出的那张表格发愣，名字下面都已打了勾和叉。二姨坚硬的目光如同犁铧，一遍遍在那些被她打了叉的名字下面翻动，看看谁还能侥幸挖出点钱来，然后，二姨拿出电话打过去。现在，二姨打出去的电话，基本无人接听了，似乎二姨电话铃声是一串病菌，人们听到就慌忙跳开了。
元旦刚过，矿区惟一的街道就被那些卖鱼卖水果的摊贩拥堵的寸步难行。离春节还有一个月，街上已经有卖财神和对联的了。二姨买回了一摞花花绿绿的财神，眼睛里流露出少有的兴奋。二姨说，晚上，把电脑房关了，一起和我挨家挨户去送财神。我面露难色说，二姨太早了，离小年还有一个多月呢。二姨说，这些你都不用操心，到时你只负责记帐。
晚上六点钟，我把电脑房锁好，和二姨一起来到家属楼区。烟筒从每家窗户长短不一伸出来，冒着浓烈的黑黄色的煤烟，从远处看，每座楼房就像着了火一样。我们敲开了第一家，主人是矿上看皮带的，我见过这个女人。矿区只有几百户人家，住在这里的老户彼此都不陌生，大部分人平时见了都会打声招呼。女人见是二姨，堵在门口，不让我们进去。二姨说，我给你们送财神来了。女人说，送什么财神，年不年节不节的。我转头往外走，二姨一把拉住了我。二姨赔着笑脸一点点把女人撑着的门顶开。进了屋，二姨没等女人站稳，扑通给女人跪下了，就像原本捧着的一件东西突然掉落到了地上，猝不及防。二姨哭着说，救我儿子一命吧，我给你们打欠条，三十五十都行，我一定会还你们，我还不上，兴业也会还你们。二姨说的兴业就是我。我没想到二姨给人家送财神，是这样一个送法，我沉下脸，说，二姨你起来，你还要脸不要。我真的发火了。然后，我转过脸怒气冲冲地看着那个女人，似乎是她逼着二姨跪下的。我想我的脸色此刻一定很吓人，女人从裤兜里掏出五十元，说，这算什么事，一个财神要五十元。
我快步离开了二姨，任凭她在后面大声喊我，声嘶力竭。我眼泪下来了，如同从热水杯倒出来的一样。
开往江城的长途汽车坐着二姨，我，妈妈，还有那个律师。二姨怀里抱着的黑色塑料袋里装着二十万现金。二姨异常小心，如同抱着不满周岁的孩子，又像抱了一颗定时炸弹。其实，钱本可以存到卡里，或者到银行换成整钱。但二姨执意不肯把那些从各家各户讨借来的钱兑换成大额面值。
永兴的案子从检察院移交到了法院。据律师讲，按正常审结制度，法院立案到正式宣判，只有一个半月时间。在此之前，二姨每天满脑子都是借钱，且挨家挨户送财神把她弄得精疲力竭，晚上到了后半夜还能睡一会儿。自从永兴的案子过到法院，二姨接连几天都没合眼。有一天晚上，二姨凌晨到电脑房敲门，说是有一件东西要拿，进来之后，转了一圈，便离开了。二姨的眼神迷离、恍惚，如同在梦游。
二姨在这个矿区已经不能敲开几家门了，现在，二姨到谁家敲门，只要一听是二姨声音，里面立刻变得一点动静也没有。
到了江城，正赶上一场大雪。我从来没见过这般美丽的雪景，雪落到街道两旁的柳树上，形成美丽的树挂，寒风吹过，如同一排穿着白纱在冬日舞动的少女。我想到树挂下面照一张像，但立刻打消了这个念头。
小娜父亲不肯见我们。
两个律师在电话里讨价还价，对方律师答应先把带来的钱放在他那里保管，年底前把余下的钱凑足，再坐下来谈。我们把钱给了开车过来取钱的律师，律师没下车，二姨上车把钱交给他，律师给二姨打了一个收条，便开车走了。汽车后轮扬起的雪屑扑在二姨脸上，二姨看上去像个圣诞老人。二姨站在大街上看着收条发愣，似乎她手里的钱此刻变成了漫天飞舞的雪花，落在手里，融化掉了。
长途客车站挤满了候车的乘客，瓜子皮和鸡蛋壳在人们脚下发出如同积雪一般的声音，水泥地脏乱不甚。二姨给小娜的父亲打了一个电话，异常吵杂的候车室里，二姨的声音悲戚而清晰。二姨告诉小娜的父亲，即使出现最坏的结果，这个钱她也不准备往回要了，二姨说着又哭起来了，她说，她把身上所有的脏器都卖了，一定把余下的钱凑够。
客车站人越来越多，因为大雪，几乎所有的车都不能准时发车。就在广播里终于报出我们的车次开始检票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一位独臂中年男人出现在了车站大厅里。二姨尖叫着说，是小娜父亲。
小娜父亲年青的时候，到松花江用炸药炸鱼把一只胳膊炸飞了，小娜同我们说过，他父亲点燃炸药把手里的火柴扔了出去，把炸药留在了手里。我们跑过去，他朝我们微微点了一下头，平静之中带一点漠然。
他说，律师不让我见你们，但我还是想见你们。
二姨慌忙点头，话不成句地说，你说，你说什么我们都听。
小娜父亲说，我只想说，小娜不是坏孩子，她不是要骗永兴的钱，她同我说了，等有了钱就还永兴，她妈治病实在是等钱用。小娜的父亲闭了一下眼睛，接着说，我也不愿意用孩子的命和你们讨钱，但没办法，你们放心，法官那边，我一定会去说，希望你们把说好的钱凑足。
公墓如果用这边的世界来说就是豪华楼盘，肃穆却不乏华丽。
我和二姨、妈妈，还有老张等一大家子人，站在江城公墓。刚下过雪，我从没见过如此蓝的天，碧蓝之中映出生铁一般的光芒。公墓里面的墓碑大多数是大理石或汉白玉刻成的，在阳光下十分耀眼。永兴最后被执行了死刑。律师说，他杀人的手段太残忍了，否则肯定能捞出来。
和别人安放骨灰议式不同，我和二姨胸前佩带的是白色玫瑰。因为小娜父亲同意把两个人的骨灰同葬，所以，婚礼和葬礼一同举行。婆家这边我是伴郎，娘家那边找了一个小娜的闺中密友，给了她两千元钱，充当伴娘。娘家那边只来了小娜父亲一人，他一只手抱着骨灰盒，另一只手里提了一个黑色塑料袋。里面装着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