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本来就没有什么尊严
我大哥从解放军部队复员的第三天，和我坐上咣当的老摩电，坐了两三站后，他把几分钱硬币交给我，让我买票。那还是文化大革命高潮的时候哪，与我同年级的小学生，上车给乘客大声读一段毛主席语录，就算是宣传了毛泽东思想，可以理直气壮地免票了。车上的大人也挺多，没有几个买票的，可是都像买过车票一样昂着头下车，看也不看售票员一眼。那售票员也不敢查问，一天到晚卖不出几张车票。
记得那天，是在一个叫做解放路的车站下了车，下车后我把那几分钱硬币交给我大哥，还想告诉他，以后再坐摩电车就不要买票了。还没等我的话说出口，我大哥两道军人的目光，从我的脸上扫过去了，冷冰冰的，隐含着无声的、严肃的批评。那两道目光再扫回来时，不那么冷了，换成了对我不能理解的凉飕飕的神情，好像他觉得奇怪，他喜欢的最小的弟弟，几年前还好好的，几年后变成了这个样子。
下了车往西走，只有四五分钟的路程，就到了我们家。我低着头走在我大哥后面，慢腾腾的，两只脚蹭着地面，觉得那条路比平常远了好多倍。我知道我大哥想说什么，我们家里的人，宁可自己吃亏，从来没有贪过小便宜，更没有发生过坐车逃票的事情。你怎么就学坏了呢？
我大哥那严厉的目光，冷冰冰、凉飕飕的目光，在我看来，像个警察。但那是特殊时期，没有警察的时期。公安局、检察院和法院都被革命运动摧毁了，新建的执法组织叫人民保卫组，市里的执法组织叫市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往下依此类推，各个级别的人保组。其中成员还穿着警察的一身蓝色衣服，但是不叫警察，叫人保。
到了1971年春天，我大哥到紧靠解放路车站的地方去上班了。他不是从无线电厂调转了工作，是从工厂里临时抽调出来，以工人民兵的身份，协助东长甸街道的人保组，维护社会秩序。
说起来没有多少人相信，这么大一个国家的秩序，从新政权开始执政那一天起，既不是靠道德来维持，也不是靠法律来维持。那些年里，支撑这个民族几千年生存的道德被彻底摧毁，新的道德又一时无法建立；那些年里，真正有法律条文可以实际执行的，只有一部婚姻法而已。我们靠什么维护几亿人口的秩序呢？这很简单，先是通过革命，剥夺所有人的财产，让他们种地和做工，只得到维持生命必需的生活条件，这样一来，小偷也偷不到什么，劫匪也劫不到什么啦。然后再将人的活动范围，用户口制度和粮食配给制，限制在极其狭小的所在，随便出去逛是不行的，想吃饭没有粮票，哪个饭店也不卖给你；想乞讨更是不行，当盲流抓起来送回原籍或送去劳教。于是，社会上消失了流动人口，流窜作案的人确实少了。简单地说吧，我们靠的是战争时期军事管制的方式，以及一些政治运动与革命手段。
就拿这革命手段来说，我大哥参加的民兵，就是其中的一种。在前些年的大饥荒时代，民兵拿着枪守在路口和车站，阻止出去逃荒的人们，哪怕那些人被阻挡回去以后只能饿死。到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代，对于不尊重乡下官员权威的知识青年，也常常交给民兵去处理，捆绑起来，痛打一顿，看你还敢不敢闹事儿。
这种军事管制的方式，再加上特有的惩罚方式，竟是特别有效。比如说吧，偷几穗青玉米的人要接受大会批斗，习惯于偷拿别人东西的人被叫做坏分子，当作政治上的敌人来严加管制、严厉打击，谁还敢拿别人的东西？再比如说，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里革命者有免票乘车的权力，在摩电车上逃票也要受到很严的处罚。你不服气的话，劳改队里关你十天半个月，看你下次还敢？
文化大革命这时搞了五年，还没有结束的迹象，社会秩序却变得混乱了，寻衅斗殴多了，拦路抢劫多了，还有刑事案件之中接近一半是强奸妇女的案件。市里原有警力就不多，这时候大部分被革命运动冲击，关在郊区的“五七干校”里面接受改造，革命委员会就想到了老办法，从工厂里抽调大批民兵，组成一支支工人民兵小分队，到社会上维护治安。
我大哥是复员军人，又在无线电厂办公室工作，属于素质较高的，担任了其中一支工人民兵小分队的队长。他和他的队友，从工厂里领了新工装穿在身上，肩上扛着统一制作的木棒，有手腕子般粗细，比手臂略长。他们常常是三四个人一组，排着队到大街小巷里巡逻。时间长了，就有人给他们起了一个形象生动的名字：棒子队。
商店旁边的空场上，两伙人准备打群架，放哨的喊了一声：棒子队！棒子队来了，快跑！等我大哥带着几个工人民兵追过去时，打架的人早已跑远了。那时候，医院里的外科比内科忙，经历了前一时期生死搏杀的武斗，青年人都不怕流血了，于是流血的创口太多，需要到医院去清洗、包扎和缝补。
医院旁边有一块空地，临近傍晚，有几个乡下女人蹲在柳条篮子后面。没有人买她们篮子里的鸡蛋时，她们的眼神盯着远处的路口，看到扛着棒子的人出现，就立即撤到医院里去，装作看病的患者。我大哥他们总是慢一些走过去，让她们早一些看见早一些逃走。那时候，摆摊卖货属于资本主义思想和行为，看见了不管不行，管吧，她们又太穷，只能靠卖几个鸡蛋，救济艰难的生活。
那时候有一个笑话，让人心酸的笑话，说是乡下一妇女挎着一篮子鸡蛋到城里去卖，走在山路上被一凶恶的男子拦截。那妇女不敢反抗，被摁在地上强奸了。事后她穿好衣服，看那男子走远了才敢说一句：可给我吓坏了，我还以为是抢鸡蛋的哪。不料这句话被村里人听见，传来传去，一直传到了城里。
据我所知，这样的事情很可能发生——一般都是俊俏一些的乡下女人，才敢到城里卖鸡蛋。据说那时在城里维持治安的工人民兵，抓到卖鸡蛋的乡下女人，长相俊俏的批评几句就放了，看着不顺眼，比如长着水泡眼、说话公鸭嗓、满脸是横肉、又吵又闹的，才交给人保组处理，那样的话，她们可就惨了。
我大哥遇到的一个最大的案子，发生在棒子队驻地后院。一个二十岁的男青年，和邻居女孩处对象，没过多久把她强奸了，然后怕那女孩检举揭发，杀死了她，埋在自家的菜窖里。那案子是一星期以后破获的，有人急匆匆跑到我家里，喊我大哥马上参加逮捕杀人犯的行动。我悄悄跟在我大哥身后去了，看到了抓捕过程，还知道了这个案子的全部细节，但我写的不是侦破小说，那些细节不会出现在这里。
当了工人民兵维护治安的，除了我大哥，还有我二哥。
在薄铁加工合作社上班的我二哥，读过高中，算是当时文化较高的人了，如果是在我出生的1955年，读过高中的人都算得上知识分子呢。因为他有文化，就留在区里的武装部门，审案子时负责记录，然后编写案子的上报材料。前面我说过，在刑事案件里接近一半是强奸案，就是在我二哥和我大哥说话时，悄悄听到的。
有一次我二哥把一个案子的笔录拿回家里，根据笔录整理上报材料，由市人保组决定是枪毙还是判刑。趁他离开的空档，我看了那个案子的笔录。
天哪！
这是什么东西！
在对罪犯的审讯里，审讯者要罪犯说出他强奸妇女时的详细过程，这还不算，还要说出详细过程中全部的细节，以及全部的心理活动。更要命的，是这个过程竟然让罪犯反复说上三遍，如果有一个细微的地方不一样，还要让他反复地说个没完没了。在笔录的另一部分，询问被害者的部分，也差不多少，一遍又一遍，让被强奸者述说当时被强奸的经过，任何细微之处都不放过。那受害的女子，在身体上被罪犯强奸了一次，到了患有病态心理的审讯者那里，在精神上还要被强奸几次，遭受更残酷的折磨。可怜的人哪，此时此刻。一点儿人的尊严都没有了。
都说在那些年里中国没有色情小说，那是因为说这话的人，没看过强奸案的审讯笔录。
电影院里飘荡着灰尘
我坐在街边的黄土堆上。
那种土堆很小，家家都有一个，有的在门前，有的在街边。每天用铁锹铲起一两锹黄土末，掺到三倍的煤末里加水拌匀，那煤末就变得黏糊，有了你想要的形状，用它们夏天做饭烧水，冬天做饭烧水加上取暖。
那条街向西边走，走到太阳旁边。太阳向上跳了一下，露出一块红色，然后沉落了，明天才能换到东边去，再升起来。我的两只眼睛都近视了，上课时看不见黑板上的字，可是能看见升起和沉落的太阳。但是，你只能感叹太阳升起，不能感叹太阳沉落。太阳是专有的东方赞颂语。中国人说毛泽东是世界人民的红太阳，朝鲜人说金日成是世界人民的红太阳。他们没有沉落，只有升起，越升越高。
离我两米远，是个双杠，胳膊粗的铁管焊成。我捡了一块白色小石子抛过去，听见它击中铁管的清脆响声，却没听见落在地上的声音。走过去一看，真是奇怪了，小石子稳稳地站在铁管上，一动不动。双杠上天天有人摇来荡去，被身体摩擦得光滑，小石子故意摆上去，也不容易站稳呢。这件事被我的同学看见了，以为神奇，告诉了几个同学，以后他们的生活里多了一项内容:傍晚时分，坐在黄土堆那里，向双杠上抛小石子，希望它也能站在上面，象征自己的好运气。可是，抛啊抛啊，一直抛到来年的年底，我和他们从中学毕业，像鸟兽一样四下散去，也没有出现先前的奇迹。
少年的生活充满诗意。像我们在双杠上摇来荡去的身体，还有我们摇来荡去的时间。
对于我们来说，中学时代绵长无尽。在学校里的每一天，批判资产阶级，学工学农劳动，学习革命文化。其实，只要学会像报纸和广播电台那样，用革命的腔调，演说没有用处的空话假话就行了，国际形势一派大好，越来越好，国内形势一派大好，不是小好，在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下，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什么什么下，等等。
出了学校，回家吃饭，还有什么打发我们的时间？除了坐在黄土堆上看太阳落山，向双杠上扔站不住的小石子，我们还能干些什么？我比他们还多了一件事呢，偶尔对着天空遐想。
我们还能干些什么？
没有互联网，1971年，互联网还没有诞生。
没有电视机，那一年，普通百姓都没有见过它们。
没有书读，没有戏看，没有音乐和绘画。
甚至，还没有电影。
——电影院还在，却没有电影放映。过去拍出来的电影，都成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反动电影，不能放映，全部禁止。制片厂的导演和明星被批判被殴打之后，送进了五七干校，一种变相的劳改农场。一晃五年多了，由革命者控制的制片厂，拍不出一部革命的电影，只能停产，让电影院里空荡荡的，结了蜘蛛网，飘荡着灰尘。
当时的报纸，当然不提革命者不会拍电影的事情，后来的报纸，继承了革命前辈的遗志，还是不说革命者不会拍电影，这件事，是我用了很大力气才推想出来的。
这个推想的过程说给你听，你看对不对。很多年以后，我读到一些老电影工作者的回忆文章，说是在1971年，他们的电影厂接到任务，把一些外国电影翻译了，送给中央领导。革命者连电影也翻译不好，受到了中央领导(比如毛泽东夫人江青，正代表她的丈夫，领导着这场革命呢)对翻译不好的电影严厉批评，这才把有水平的导演和配音演员，从荒僻之处的五七干校放出来，恢复工作。你看，外国电影都翻译不好，本国的故事片怎么能拍好？还有，我的一位作家好友，笔名晨哥，当年是乡村里的电影放映员，他告诉我那几年只能轮流放映由革命样板戏拍成的几部电影，而那几部电影却是用电视摄像机拍的，然后转成电影胶片，再制成拷贝放映。你看，如果，控制电影厂的革命者会拍摄电影，有了拍摄革命样板戏影片的任务，还能让搞电视的人插手？
中国有很好的译制片导演，有很好的配音演员，但是对我来说，影片人物对白的翻译，比他们的工作更加重要。我喜欢译制片，痴迷地喜欢，只有我自己知道其中的原因，就在于人物的对白。你知道的，中国故事片得按照国家政治的标准说话，对白写得干巴巴的，空洞、冗长、概念化，而翻译外国影片时，不得不按照电影镜头的时间长度，让对白追得上人物的口型变化，于是语言就简洁了很多，很多。真的想感谢外国电影，那些对白的简洁、纯净、丰富、生动、有趣和得体，在很多年里，几乎是我语言方面的唯一营养。
不是说中国的语言不好，而是说从我出生以后，中国流行的只有一种语言：我在前面举例提到的空话和假话，干巴巴的，没有内容，没有任何表现力。受它们控制和影响，写出来的剧本或小说，像冬天的萝卜，失去了水分。它们颠覆了这个民族千万年的语言。它们可以叫做官场汉语，或政界汉语，或机器人汉语。它们肆虐了两三代人之久，至今还没有大面积撤出的打算。包括我在内、好一些的中国作家，一直在和这种语言悲壮地搏斗，尽力从它们的魔掌下胜利逃亡。
如果你读到我写的东西，如果你觉得其中的内容，够得上世界优秀作家的见识、胸襟和良知，但语言上与他们相比还差得多呢，那也不是说我使用的汉语言不好，而是说我这一代人和我的下一代人，目前还不能完成汉语言的净化，使之回归到世界优秀语言的大家庭。原谅我们，我们尽力了。当然，我没做好的，你要接着做。
下面继续说电影，1971年的译制片。
那一年的译制片超过以往，不光是质量，还有数量。网上有一些老演员在生命的迟暮，忘了那个屈辱年代里的屈辱，用一种悠然自得的心情，回忆起做译制片的岁月。怎样怎样辛苦，做得怎样怎样出色。他们还说起，那些译制片不在电影院里放映，只在中央领导的客厅里放映，面对这批特殊观众，做得不好是不行的。还有，以前两三个月做一部译制片，现在不同了，中央领导两个星期就要看片子，也就是说，即使他们十几天里不吃饭不睡觉，也得制作出来。
所以，1971年，以及后来的几年，译制片做得又多又好。比如《红菱艳》《罗马之战》《简·爱》等等，不仅人家拍摄得经典，我们翻译得也经典。一类片子是战争片，《日本海大海战》《虎、虎、虎》《日本最长的一天》《啊，战友》《啊，军歌》等等。据当时中央领导的电报指示称：译制这些影片，是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研究国际阶级斗争新动向作参考。另一类片子是好莱坞作品，如《魂断蓝桥》、《鸳梦重温》、《琼宫恨史》、《春闺泪痕》、《农家女》、《巴黎圣母院》、《化身博士》等等，有数十部之多。还有一些零散的欧美片和日本片，比如意大利、德国与罗马尼亚合拍的《罗马之战》，墨西哥的《生的权利》，日本的《绝唱》，苏联的《红莓》等。据说，这些“内部参考片”是为革命样板戏在艺术上作参考的。
但时间一长，片子一多，译制片演员也看出了门道，比如江青喜欢好莱坞影星泰伦鲍华，凡是他主演的都要拿来译制。说什么内部参考片，不过是内部欣赏片，不在社会大众中放映，只供上层官僚欣赏的特殊产品。
一个虚假的名字，可以欺骗亿万百姓，欺骗了他们很多年月。
在我看来，欣赏电影的高层领导也是人，也耐不住时光的寂寞。他们不能像我，坐在黄土堆上看落日、扔石子，或者无边无际地遐想。他们可以利用国家的公共权力，组织人力物力翻译外国影片，只供他们自己欣赏。
想起来了，我也享受过一次特权，欣赏到内部放映的电影。
那是1975年或更晚一些，先前封锁起来的老影片拿出一些，给各省市官员当内部电影欣赏，省市级官员看过了，再给低一级别的官员，然后到此为止，再把片子封锁起来。
某一天下午，我背着画夹去鞍钢东山宾馆写生，那里的小山很低，那里的风景挺好，那里有为毛泽东修建的别墅楼，还有园林中散落的一座座漂亮建筑。我走到电影厅门前，里面的电影正要开始，一个十一二岁的男孩把我拉到一边，问我想不想看里面的电影。他有两张票，可看门人不放小孩子一个人进去，如果他跟在成年人后面，也能进去看电影了。
阳光灿烂的那个午后，我和小男孩大模大样地走进电影厅，看了一部根据俄国作家果戈理小说改编的电影《钦差大臣》，一部根据中国明代冯梦龙小说改编的电影《十五贯》。看完电影出来，天快要黑了，小男孩的家很近，就在宾馆旁的高级住宅区。分手的时候，小男孩谢谢我把他带进电影厅还送他回家，我谢谢小男孩送我一张买不到的电影票。
当时天快黑了，我忘了谢谢他的父母，没有他当官员的父母，我们就没有那两张票。也忘了谢谢这个国家，没有这尊重特权的国家，我连一次特权也享受不到呢。
林彪事件的几个桥段
——桥段之一
徐家的老奶奶，眼睛是淡蓝色的，一年四季坐在门口。那种白色的房子建于满洲国时代，房门朝北而不朝南。满洲国的皇帝，名叫溥仪，曾经是大清帝国的皇帝，他盖的房子为什么朝北呢，没有人知道。但是这样一来，徐老奶奶可就晒不着太阳了。一年四季坐在门口，一年四季晒不着太阳。
从我记事时候起，她就九十九岁了。我一年年长大，从十岁长到十六岁，徐奶奶还是九十九岁。我妈说，老年人的年龄一到九十九岁，不再长了。我说，为什么呀。我妈说，怕死啊，超过了一百，自己就害怕了。
徐老奶奶总是不说话。有一次她呜呜呜、哇哇哇地说了几句话，我们听不清楚。不是听不清楚，是不懂她的语言。街坊邻居觉得挺神秘的，平时不说话，现在为什么要说？他们还议论道，按照民间的说法，长着淡蓝色眼睛的老头老太太，是活在民间的半人半仙，说的话很准。
过了不到半年，世界上出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出在共产主义阵营里人口最多、立场最坚定的中国。这个国家的第二号领袖，名字叫林彪，写进了党的章程，是一号领袖毛泽东的接班人，他忽然就失踪了，再没有出现过。据中央传达下来的文件说，他想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但他的阴谋被人发现，乘坐三叉戟飞机叛逃，坠毁在边境之外。
那时候徐奶奶已经去世了。她的家人传出一个消息，老奶奶去世前的话与林彪事件有关。那几句呜呜呜、哇哇哇的话，翻译过来就是：“你这个林彪哇，那么着急干啥？毛主席还能活几年？他死了还不是你接班？你着急抢他的权也抢不下来，把自己的命也搭进去了，吃亏多大呀。”
她说这话时，林彪还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职位，正确的称呼是林副主席，或者林副统帅，没人敢直呼他的名字，即使是一百多岁、二百多岁的老爷爷老奶奶。因此有人判断，徐奶奶的遗言，纯属后人伪造。
——桥段之二
好多年前，延安有一所党的干部学校，邀请林彪讲课，内容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林彪三十八岁，党内领袖排名第六，政治水平、思想水平、军事水平，等等方面，都有一流表现。而他表现更好的，还是讲话水平。林彪讲课，开口就是：“资本主义是少数人发财，共产主义是大家发财。”大家赶紧翻开笔记本，把这句话记下来。这时又听见了三个字，“讲完了”，再看林彪已走下讲台，扬长而去。
大跃进失败后，需要个人崇拜了。党内有个大才子提出：“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罗嗦的语言，别扭的句式，加上极端的思维、混乱的逻辑，现在读来，简直让人喷饭，然而在当时，那个假话、大话、空话的时代，这只是常见的版本。到了林彪那里，变成了“对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表达同一个意思，水平高多了，虽然也是假话，但是算不上大话和空话，容易流传在亿万百姓中，影响他们，欺骗他们，控制他们。
于是，有军队威望和实力的林彪，有鲜活的政治语言的林彪，与毛泽东组成政治共生体，让他力量翻倍，信心十足，敢于搞一场天翻地覆的文化大革命。那场浩劫中有千万人丧生，分摊到林彪的份额，不会太少。
该做的事情差不多做完了，好日子也快到头了。1971年，毛主席巡视南方，拿一句流行的宣传语说事。那句话是“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林副统师亲自指挥的”，让军队稳定了几年，对他相当有利。但他巡视南方时,用同一句话到处质问:“亲手缔造，为何就不能亲自指挥？”
毛主席是国际共运中的语言奇才，一句话顶一万句。这句话一旦说出，听到的人都已明白，林彪应该消失了。
林彪的语言天赋如此之好，以至于他永远失踪后，批判他时公布的所谓反动言论，在百姓中成了时尚的流行语。比如，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比如，政权就是镇压之权。比如，即使错，也要比别人先错。
——桥段之三
上课时，教师的脸冷若冰霜，或者说比冰霜还冷。
教师手里的文件，是国家发下来的，一级降一级向下传达，我们还不是最后一级呢，最后一级是街道不识字的老头老太太。这种传达方式，是中国的发明，能够保持稳定。
教师一句接一句，读着文件，不做讲解。文件把林彪叫做反革命集团，把林彪事件叫做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从党的缔造者陈独秀开始，到党章规定的接班人林彪为止，十次重大的路线斗争，你死我活。
听着听着，我心里产生了疑问：1921年建党，到1971年正好五十年，平均每五年就有一次重大的路线斗争，是不是太多了？如果你总是正确的，为啥内部的人要一次次反对你，宁肯鱼死网破，两败俱伤？
那时我十六岁，能想到的，大概只有这些，却也吓了我一跳，绝不敢说出来。
大概我还知道，从观察生活得来的常识、经验，是我自发的逻辑思维的来源和基础。比如一个家庭，五十年发生十次残酷争斗，死伤无数，那么，这种内部的残酷争斗，已经成了这个家庭的本质。政党不也是一样吗？
1971年，必然成为一个重要的年份，一个分水岭。据说，不仅仅是我，而是全国的人，都受到林彪事件的影响，开始怀疑报纸和文件的说法是否正确，开始萌生自己的想法。
他们和我不一样。他们的想法，萌生于《五七一工程纪要》，就是文件后面附带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完整版，全都读给他们听了。五七一，这几个数字的汉语读音，与武装起义接近。
其中描述的一些事情，打开了很多人的思考。
一是描述最高领袖和领导集团的部分：“今天是他的座上宾，明天就成了他阶下囚”、“实际上他已成了当代的秦始皇”、“统治集团内部上层很腐败、昏庸无能”。
二是描述社会制度和社会现实的部分：“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群众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农民生活缺吃少穿”、“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
三是描述美好的未来社会：“用民富国强代替他国富民穷”、“使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
把这些观点都读给中国百姓听，还指望中国百姓会批判这些观点，可能不切实际的决定。这种做法，如果进入现代管理学分析，也许是一个失败的案例。
——桥段之四
多年以后，我走进北京的一条小街，看见了毛家湾一号的大门。大门里面是林彪的旧居。
大门紧闭。大门外的树阴下，晃着蒲扇、坐着马夹的人，四五十岁的，六七十岁的，都有，都是热心于政治传说的北京市民。
和他们闲聊，感觉好极了。于是我知道，林彪的住宅叫做毛家湾一号，不是像别人说的，林彪借此表达对毛泽东的忠诚，而是在大明帝国时，这里就是一位丞相的家宅，那位丞相确实姓毛。
无风的夏日，闷热而潮湿。我的汗流进嘴角。我看见，有位身材瘦小、精神抖擞的男子，满脸热汗，蹲在北京的政治市民对面，详细询问毛家湾一号的往事。
离开之前，他告诉我，他想写一本书，书名也想好了，叫《肖羊人物》，按照民间说法，也就是属羊的人物。
属羊的人物？
对。历史上很多名人属羊。唐太宗、努尔哈赤都属羊。我重点想写的，有慈禧太后，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女人，她的功绩几乎没有人知道。还有林彪，在1949年以后，唯一敢向毛泽东公开叫板，唯一想要反抗他的统治的人。
又是多年以后，没有见到他的书出版。若是见到了我会买一本。
因为我也肖羊，是肖羊人物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