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当代》2012年第3期
季亚娅
本期两篇小说可以对照阅读。《赎罪无门》（长篇），一个“罪”与“赎”、“罚”与“恕”的古老命题，警察与贼，相遇在生命的弥留之际。在癌病房里，两人啃啮，交锋，腾挪躲闪，在死亡与再生中刺穿、治疗彼此心理的癌瘤。二十年前某桩旧案里主犯意外坠楼的真相，是老警察命运转折之处的痛与愧疚，也是慈善家时刻要搬走、解脱的良心之重压、昔日之罪。作者吕铮是职业警察，将退休底层警察的心态、生活处理得汁液丰满，小人物的琐碎悲欢，构成故事背后沉着的生活底色。小说笔法是海岩一脉的大众通俗文本，借传奇剧的情节讨论一念之间的是非对错、善与恶的对峙、良心与法律的冲突，好看、明亮、清浅，因而足够励志、主旋律、真善美。相比母题序列里的经典名作，它并无十九世纪经典文本所提供的激烈伦理思辨，或二十世纪现代小说善恶辗转之处所呈现的人性的尖新，它平易且顺滑，且欠缺了些深度与技巧。然而，这样的专业评论用在这里似乎不够厚道。小说牵涉道德伦理，却又与此无关，只是一份热烈、持久、温暖着人生的精神素质。借此或可思考小说写作本身的伦理，一种基于生活本身诚恳踏实的写作，一种对于梦想、救赎、绝对正义、对错是非的笃信，一种文学的“良善之光”，在各色各样文学创新名义下是否仍有其价值？而众人求仁得仁的最终结局，正是这光明在人心深处、在生命之中的辉耀与体现。
同样涉及到罪与罚题材，且作者同有过警察的职业背景，一个是从恶及善，另一个则从善弱处写恶，这方向的差异，或来自于两人不同的精神气质。就技巧言，相比《赎罪无门》的平易中正，阿乙的《阁楼》（短篇小说）是努力出棱，有心作意。小说写的是恐惧，会生长、复制、失控的恐惧。一个怯懦如猫的女子，面临旧情人的死亡威胁，先下杀手继而藏尸，又因杀人的恐惧演绎出更多风声鹤唳的惊悚情节。自黑暗中伸延的恐惧之根系，在逼仄潮湿的江南小市井阁楼暗处疯长、开花。作者逆锋起笔，引人在各种诡异的细节中一步步接近谜底，别有一种恐怖消费的快感。阿乙独有的与死亡、尸体、暴力、幽闭相关的病态笔墨，是经验与阅读研磨、勾兑而成，但似乎后者更多些。他的小说有一股早期余华或是二十世纪西方现代文学“味儿”，这大概是其深得某些评论家喜爱的原因。本篇笔法亦让人想起《献给艾米丽的玫瑰》。如果西方现代文学仍然是当下小说革新的重要资源，那么这参照应该是“渡海之舟筏”，而不仅仅是“望月之手指”。阿乙目前所做的，还嫌生硬、皮相。
本期另一个短篇《校花》（李杰）也非常出众。 “花”开在老知青八十年代大学生活的欲念深处。作者借“校花”的往事写人性，写时代，“性感”的原则，在三朵校花的故事里，分别对应着苦难之风韵、被侮辱的纯洁、与高贵相关的等级制之虚荣，因此最终变成一个涉及历史与现实的隐晦的政治经济学选择。“花”之韵事背后若隐若现的“军人”一词，在性感选择里的特殊分量，不单是一个已消逝时代的欲望表征，更揭示出词语之中美学与社会学原则相互勾连的秘密。谁有资格言说、定义“美”？最美之花攀折、养护在何人之手？甚至美的脆弱、虚伪与高不可攀的虚荣，皆与彼时“军人”一词背后隐藏的社会等级序列有关。
周建新的《塔山兄弟》（中篇），是直面解放战争“塔山之役”历史的分量之作。战争题材历来正面难出彩，本篇使的是拙力，蘸血为墨，笔底千钧，直写战争的惨恶与无常。作者将国共两党“兄弟相残”的历史隐喻落实到具体故事中，一面用手足之情打磨干戈相向的锋利，一面将兄弟之情扩展到生死之际与子同袍的战友情谊。但争斗本身的原动力没有解决好，兄弟二人的不同道路选择处理成战乱失散的偶然性事件，没有了信仰的支撑，没有了战争背后冷战之类的复杂历史背景，战争变成了完全的荒谬，这是近年反思国共争斗历史的常调。对这场争斗，小说有一层传统与现代相对照的意思，作者将父亲朱希儒设置成以道德立身的传统乡间儒士，他的两难、老泪纵横与命丧战场，隐喻的正是孝道伦理的旧中国之殇。一句不肖子孙的责骂，将为“国家”或为“人民”争斗的兄弟俩，同定位为传统中国的现代性逆子。但在二十世纪全球、东亚战争格局这个大历史前提缺失的情况下，仅用孝道伦理恐怕不能弥合这场战争背后重重叠叠的新伤旧痛，遑论伤痛背后复杂而尖锐的战争反思，那些关于人性、关于公理、关于正义、关于强弱、关于血统、关于牺牲、关于国与家的永恒诘问。
但本期最具分量之作尚属“往事”栏目这一篇。如果其他篇目能否流传尚有待时间的考验，程绍国《龙有龙道——林斤澜与邵燕祥、唐达成、王蒙》则是必定留存的文字。它是当代文学研究的难得史料。它用史家笔墨，却也是性情文字，作者自称“我是要把什么都写下来的”，此文如有可取，正贵在一个“真”字。作者追忆与林斤澜等人的文字与人情交往，用掌故、传言、细节，写作品背后的人、事、制度、表情。所涉人物多能直言褒贬，却也非常讲究抑扬、曲直之间的分寸，笔底波澜，变化万端，能兼顾微妙与激烈之妙。真所谓曲笔可诛心，直笔能杀人。更难得的是，它既是个人性情、文字的历史，也是政治史，是大历史波云诡谲之后的拈花微笑或黍离之悲。文末补注一句“写写停停删删再三”，笔已尽，墨未浓，后来者或能凭此论世，且知人。
《当代》2012年第3期推荐篇目：阿乙《阁楼》（短篇）
特别推荐：程绍国《龙有龙道——林斤澜与邵燕祥、唐达成、王蒙
看《十月》2012年第3期
丛治辰
一篇小说好像一座熔炉，有能力收纳来路各异的材料——社会历史、个人命运、情欲纠葛，等等——而以不同的淬炼技术和工艺水准造成不同的审美感受。因此，阅读小说的乐趣之一即在于去考察作者以何等手法撷取只花片叶，编码进情节之中，而投入和产出的比例或许足以成为我们评判优劣的标准：一块矿石扔进去，取出来的是精钢，还是顽石依旧，抑或甚至是一堆黑乎乎的铁渣？就好像本期《十月》的有些小说，情节繁复纠结却很难说引人入胜，人物来来往往却无一清晰醒目，一则故事读完，除了故事以外，余味寥寥。当这样的小说一再出现，或许就在隐隐宣告着小说这门技艺的死亡：如果读小说还不如抬头看看世界本身，如果读一篇新小说却让人频频忆起十几年前的旧作，如果小说不能够从琐碎的日常生活中粹取一点超越性的精神价值和情感体验，那么小说于我何加焉？
我因此格外欣赏甫跃辉的两个短篇小说，虽然它们对现实的表达还不那么精致，但却表达了比现实更为真实的东西。《动物园》里的顾零洲租住的房子就在动物园旁边，这里显然并不属于城市的核心地带，从窗口望出去，顾零洲看到的不是摩天大厦，而是大象。作为一个客居上海的异乡人，他对此感到满意，可惜他通过网络勾搭的同乡女友虞丽并不认同他的趣味。初次见面时，虞丽熟练精明地和小摊贩讨价还价的大都市小市民风格，已让顾零洲感到他们分明就是陌生人——在熙熙攘攘的大都市上海，像他们这样的陌生人擦肩而过，结识交往，以至于上床交欢的故事每天都在发生，但陌生就是陌生，陌生的意思是，即便体液混杂也永远无法触及彼此。顾零洲充满热情地带虞丽参观他无比熟悉的动物园，像巡视自己的王国一般，那是他打开自己内心的唯一方式，但是虞丽鲜艳的挎包让他感到无比刺眼，好像他们不是走在山林和动物之间，而是走在南京路上的红男绿女当中；同样，虞丽也无法忍受腥臭难当的动物气味。这种对于原始气味的厌恶加剧升级，令虞丽在顾零洲家中一定要神经质地关上窗户，而顾零洲则神经质地要打开窗户。开窗与关窗的执拗不但是两人感情破裂、对抗的隐喻，更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两个无法触及彼此的陌生人，永远无法穿透那面看似透明的窗玻璃。他们都在坚守某种生活和对生活的理念，当然，因为叙述者的视角，我们觉得这样难以调和的矛盾对于顾零洲而言更加感伤。我们当然可以根据附刊的创作谈和评论文字，将顾零洲的执拗看作是一个在上海写作的“云南汉子”对于这个市侩、矫情的大都市的一种脆弱的抵抗，但我更愿意相信，对于“大象的生活充满了庄严、温柔的举止和无尽的时光”的想象，超越一个农村少年对于自然和动物的质朴热爱和对繁华人造都市的抵触，小说的主题也因此超越了大都市中的异乡人——这就是关于城市本身的故事，它向我们讲述的不是从城市回归自然，而是如何从城市的陌生和冷漠背后寻找某种难以被理解的理想主义，虽然脆弱、诡异，但是非常执拗。小说不乏琐碎的闲笔，未必不可再加润色，但总体而言有一种舒畅的音乐感：顾零洲和虞丽的对抗，以及顾零洲的内心波动，构成一连串活泼的旋律，而当顾零洲面对夜幕下的大象，一切归于伤感的宁静，如琴声低回有所诉说，顾零洲好像就在这样的宁静旋律里抬起头寻找自己的窗口，可是发现在这个城市里他租来的那个窗口已经很难找到了。《丢失者》中，这个顾零洲的手机丢了，这同样让他迷失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他突然发现，他在这座城市惯常的浮华与忙碌之中根本无足轻重，在他丧失了与外界交流能力的几天里，没有人找过他，他也不必找任何人。那张靠手机和网络通讯工具编织的人际关系网络其实虚幻地不值得崩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需求或许只是一种想象，而更进一步的相互理解更是一种奢望。城市本身即意味着陌生与孤独，甫跃辉以一个孤独者的形象塑造了一座城市的形象，他从对于现实生活的叙述旋进了某种哲思，以非常节约的方式淬炼了一块好钢。较之早期依靠故土记忆的创作，他确实已经践行了文坛前辈对他“向更加空阔的天空去努力前行”的殷殷期许。
尤凤伟的中篇小说《岁月有痕》的叙述动力则来自于历史，虽然小说从姜承先退休之后平淡规律的生活写起，但作者将日常生活的天平稍微打偏，立刻便将时间倒回到几十年前的“反右”运动。“反右”中打压迫害姜承先、毁掉了他一生的周主任，而今已成退休市领导，偶然的心血来潮让周主任敲开了姜承先的家门。被姜承先冷漠地拒之门外之后，周主任突然中风住院，也让姜承先陷入被周家人状告上庭的焦虑和恐惧当中，而更令他痛苦的是，尘封几十年的记忆再次袭涌而来，平静的生活被搅得一塌糊涂。小说并不以主要笔墨渲染历史，但是不时轻巧的几笔点缀，已足以让历史像挥之不去的阴云一般笼罩着姜承先的生活。伤痕文学当中，所有的伤痛都已过去；而尤凤伟则让我们知道，伤痛从未过去，伤痛将从父辈遗传给儿子、孙子，难以平复。或许周主任已经感到悔意，但是他的儿子不会善罢甘休。这个蛮横的“周总”几乎完全复制了其父年轻时的气势，而地位的不平等带来的野蛮和压迫还将一直延续下去吗？这一声来自历史深处的疑问和喟叹，或许将始终回响在我们民族的记忆当中。
尤凤伟以四两拨千斤的笔法游走于历史和现实之间，而张新科则直面历史风云变幻。此前他同样发表于《十月》的中篇小说《天长夜短》将电影放映员老侯的命运起伏与新中国的时代变迁叠映在一起，令人印象深刻，而此次他以同样手段，讲述传统说书艺人“十里响”眼盲而心不盲、凄婉而尊严的一生。自抗日战争始，至改革开放终，作为一个民间艺人，“十里响”始终积极地以他唯一的本领投入到历史的需求之中，唯其如此，当他和他的说书艺术最终为时代所摒弃的时候，才格外让人感慨不平。可惜说书和电影毕竟不同，后者能够牵连起几代人的共同记忆，而后者能够激发的记忆未免太过遥远而淡薄，因此这一篇《偃旗息鼓》（中篇），读来总觉抒情味淡了些而考据味浓了些，只不知是作者的问题还是读者的经验使然——或许这样的阅读感受恰恰证明了此时以小说记叙这一艺术历史之必要吧。
《十月》2012年第3期推荐篇目：甫跃辉《动物园》（短篇）
看《小说选刊》2012年第5～6期
费祎
在当代小说早就开始在花样翻新地追逐“如何讲故事”之时，我们发现“如何找到一个好故事”本身还是个问题。无可否认，在历史的奇情与生活的传奇两方面所展开的开掘中，小说作者的努力不容抹杀，但不知源于语言的乏力欠火，不良风尚的追逐，还是想象力的孱弱，这种努力虽然间有亮色，整体却显得平庸晦暗。以上，是我对这两期小说的一个总体观感。
《小说选刊》第5期中，畀愚的中篇《暗夜》回应了1907年到1932年那段乱世中国的历史，革命、欢场、奇情、江湖多个属于那一时代的标签被有效地杂糅成篇。小说围绕雏妓瑞香与两个早年的革命者金先生和唐汉庭的纠葛展开，故事开场，当年的梨园名角，负责掩护反清烈士徐锡麟撤退失败的金先生成为混迹欢场的大茶壶，抽着大烟，娶了瑞香，偶尔失魂落魄地唱一出《挑滑车》。平静打破，当年的战友唐汉庭一日来访，授意他接受新的任务：北上刺杀袁世凯。计划失败，金先生逃走，瑞香成了上海滩艳名远播的清倌人，又与已成为大风堂当家的唐汉庭成婚。在与日人的交涉中，唐汉庭中计而死，瑞香成为坚定的复仇者，关键时刻，金先生为他完成任务，杀死那个曾经与唐汉庭和他都是同学的日本人，瑞香接手大风堂。
瑞香让人想起昔日杜月笙身边的孟小冬，虽为优伶，而有奇节。整个故事读来似曾相识，刀光剑影，江海浮沉，算得一篇颇有嚼头的历史奇情小说，可全文失之杂糅，枝叶繁盛，却无所指涉。
两个中篇：陆海涛的《丹青》、刘建波的《搭讪》都算得对现实世界的讽喻之作。《丹青》里羁縻名利人情的老画家罗远舟，为了挽救一个“盗假画案”中的天才少年，决意戳破整个画坛的假面目，重压之下卧病在床，青春的梦想与恋人也因缘际会地再次出现。关于罗远舟与梁云舒的若干情节让人恍然想起《第二次握手》中科学家苏冠兰与丁洁琼的片段，然而苏丁当年的报国胸襟代以罗梁二人的学术之争，时代变迁不难窥见。《搭讪》是一部失败之作，猥琐的男女，巧得无法再巧的情节，在在表现了作者想象力的平弱和用笔的随意和懒惰。
范小青的短篇《短信飞吧》，写得很细腻，也很有意思，但看得出来，作者对手机或者短信这样的题材是“有隔”的，对飞速跃进的科技时代也是“有隔”的，生编硬造的痕迹明显。刻薄点说，题材不够新，思维则太旧。
赵德发的短篇《晚钟》通过对佛寺当家师礼梵法师生活的描摹，颇显平常生活的传奇性。情节的突转与结尾的处理都引人入胜，只是对结尾警察的突然出现有些缺乏交代，显得突兀。
第6期中，值得推荐的海飞的中篇《捕风者》。海飞虽然还沉浸在他“一九四零年代上海”的旗袍世界里，但《捕风者》中逐渐成长为我党地下工作者的苏响显然已迥然于《旗袍》中的关萍露。海飞笔下的苏响是以“蜻蜓的姿势飞临他的书房的”，文艺气息很浓重， 伴随着海飞精到准确的语言描述，伴随着苏响的三个男人：卢加南、程大栋、陈淮安乃至自我肉身的毁灭，一场酷烈残暴的地下谍战成为一场“伟大的捕风”。真正的小说使现实获得提升，让思想不会被沉重的肉身与阴郁的故事俘获，总是获得一种难得的轻盈与跳脱。
里快的中篇《神示》是真正属于草原的传奇故事，有人物和谐、众生平等的意味，也有爱惜敬惜自然的表达，但笔力的开掘远远不够，所谓的神示其实退缩成为一个草原上的长妈妈：其木格额吉。吴克敬的短篇《心想去北京》语言掺杂，那份对乡土发展的期许，农村青年的奖掖与感怀都让人想起路遥，可作者却远远缺乏路遥对农村生活的了解与深情，很不幸，小说成了一种不知所云的呓语与令人生厌的自恋。
尤凤伟的中篇《岁月有痕》撇开一切诸如“后伤痕文学”这样所谓“深度”实则浮泛的评论，成功书写了人生的一种尴尬与困境：倒霉的人一直倒霉。小说开始于一个当年因被错划“右派”毁了前半生的老人姜承先平静而自足的晚年生活。一天，当年迫害他最惨的周国章周主任突然登门造访，愤怒的老人拒绝了聊天，引发对方中风，一家人跟着倒霉，不得不苦心应对即将来的诉讼……安勇的短篇《青苔》跳出了惯常“二奶小说”的窠臼，写了人性的难以捉摸：美丽成功的“第三者”竟与小区里的一个白痴发生了关系。
刘庆邦的短篇《走投何处》是篇功力扎实的现实短章，在农村母亲与城市岳母的对决中，在无力支撑的现实困境与忍气吞声的委曲求全之间，孰对孰错，相信很多人读后都会“心有戚戚焉”，这隐喻着一代人的现实，走出乡村后，又走向何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