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09期  
      实力
棠棣之华
施立松

 

 

新屋落成那日,天阴着,十一月末的海岛,风都带着响哨,带着尖刺,像一群饥饿的狼,在低嚎,在撕咬。一早,娘就忙活开了,像揣了酒罐子似的身子,笨拙地忙前忙后。这天是请师公择定的入屋的吉日,建房子的师傅和亲朋好友都要来吃喜酒。

宴请,自然少不了酒助兴。酒是自家酿的红薯烧。用黄土密封的酒坛,开了封,酒香四溢,满屋子都是夹杂了桂花香的酒香。年初酿酒时,娘刚怀了身孕。海岛渔妇间,有一种隐隐约约的传说,酿酒时加一把花瓣,会生女儿。娘喜欢桂香,便加了一捧桂花。已有四个儿子的娘,希望这一回是女儿。

酒酣耳热,宾主尽欢。送走客人,爹倒在灶前的柴堆里,打起雷似的鼾声,娘腆着沉甸甸的大肚子迈着八字步,从正房穿堂屋,收拾狼藉的杯盘。肚子开始痛起来。隐隐地,向背部放射,紧接着像海浪,一阵阵涌上来。生过四个孩子的娘知道,瓜熟蒂落,这个小生命,要降生了。

她喊在门口玩耍的三儿。三儿和四儿坐在门槛上,各抱个酒罐子,喝着罐底的残酒,唱着自编的儿歌:你是铜罐,我是铁罐,哐当哐当,好酒好酒!就一个错眼不见,这两个孩子已喝得半醉,听到娘喊,两人歪歪斜斜地跑来,脸蛋红红的,笑个不停。娘说,快去喊外婆来。三儿看着娘痛苦的样子,吓得酒醒了,拔脚就跑。娘又喊,来不及了,快回来,把剪刀拿来,在衣柜的第二个抽屉里。

娘一会儿要白布条,一会儿要热水,一会儿要包巾,三儿就一遍遍地奔跑,快快递上,等忙好这一切,娘让三儿坐在被窝里,让他将包得跟粽子似的婴儿,搂在怀里取暖,自己才疲累地闭上眼睛,沉沉睡去。

娘后来说,她那一睡,睡了整半夜,三哥一直抱着我,僵僵地坐着,不敢动,怕一动,比小猫大不了多少的我,会伤到。娘把饿得哇哇哭的我抱到怀里,三哥连忙起身去上厕所,却从床上跌到地下。久坐不动,他的手脚,都麻了。那年,三哥不满九岁。

 

 

刚建了新屋,家里欠了不少债。五个孩子加上爷爷奶奶,一大家子的温饱,单靠爹一个人打渔挣的工分是难以为继的,娘在生产队上工,分些麦子红薯,强强才把日子过下去。生下我后还未满月,娘就把我背在身上,去上工。到我会走路时,照顾我的任务,就落在三哥的身上。三哥那时上小学三年级,村校设在一个旧祠堂里,书桌破旧,摇摇晃晃,许多钉子裸露出来,不小心衣服就会被钩出一个口子,桌面坑坑洼洼,挂在木墙上的黑板像繁星点点的星空,连黑都黑得不彻底。没有椅子,教室里好几个位置都用石头垒成椅子,大多数学生都自带椅子。三哥每天上学,一手拎着张小板凳,一手牵着我,还要背一个尼龙袋书包,再早出门,都会迟到,有时我撒娇,不肯走路要他背,他更手忙脚乱。

从我家到村校,有三四里路,虽没大徒坡,但无遮无拦,夏天时,海岛的天空,不见一丝云朵,蓝得深不见底,太阳好像特别近,烤得人脸上手臂上热辣辣地痛。到了冬天,一路上,好像都处在风口,风像鞭子打在身上,生疼生疼。不热不冷的春天,路上又到处爬着毛毛虫,一不小心踩到,软乎乎的,特别恶心。只有秋天还好些,可一路走去,干燥的海风,吹得人口唇干裂。

我不喜欢跟三哥去上学。在教室里,哥哥带的小板凳让我坐着,他就蹲在一旁听课写字。我生性好动,坐在课堂上,不能乱动,不能出声,像坐牢一样难受。有时,我不愿意进教室,就在外面玩,常常有几个比我大点的孩子,拿石头扔我,还揪我的辫子,吓得我哇哇大哭,三哥只好把我抱进教室里。

每天早晨,我都赖着不肯起床,三哥就想方设法哄我,有时是一捧红得发紫的桑椹,有时是一只活蹦乱跳的蚱蜢,有时,是卷了红毛线的发圈。有天早上,三哥拿了一个热乎乎的鸡蛋。那时候,海岛女人都追着母鸡屁股后面等油盐。有鸡蛋吃,那是件奢侈的事。我急忙起床,把暖乎乎的鸡蛋握在手里,仔细再看,才发现这鸡蛋有些不对劲,鸡蛋开了一个小口,里面是米饭。原来,邻居嫂子坐月子,每天都要吃鸡蛋。三哥每天一大早帮她家挑两桶水,她就把蛋壳只敲破一点点,蛋清蛋黄慢慢倒出来,蛋壳送给他。三哥拿了蛋壳后,再往里装一小把米,放到锅里和红薯丝一起煮,蛋壳内的米饭煮好后充满了整个蛋壳,看起来像完好无损的鸡蛋。米饭有鸡蛋的味道,也有红薯丝的甘甜,特别好吃。整整一个月,我每天早晨握着热乎乎的鸡蛋,乖乖地让三哥牵着,走在那条寒风刺骨的乡间小道。多年后,每次走在那条熟悉的小道上,唇齿间,仿佛依稀泛起那种特别蛋饭的香味。

五岁那年,我不小心从楼梯上滚下来,摔折了手臂,三哥休了一年的学在家照顾我。第二年,他又带着我去上学。这一回,没念完小学的他,直接去上初一,而我也提前去上小学一年级。不在一个学校,每天,他都先绕道把我送进教室,才跑向自己的学校,他终于可以像别人那样,安安心心地听课了,他的成绩,是全校最好几个人之一。

 

 

就是那一年,三哥辍学了,他甚至没读完那一学期。因为那年冬天,父亲因患肝癌去世了。

大哥按习俗在爹去世百日内结婚,另立门户,二哥上高中的名额是好不容易才争取到的,放弃了可惜,三哥只好放下念得正好的书。

十五岁的三哥,跟远房表哥学做泥水匠。那一天,三哥扛着泥水工具,送我到学校门口,看我走进教室,才慢慢转身离开,他那正在发育的身体,单薄瘦长,阵阵寒风不时掀起他灰白色的衣服。那衣服,是父亲生前穿的,高大魁梧的父亲的衣服,穿在三哥还没有长开的身体上,空荡荡的,风一吹,鼓胀开来,更显得消瘦。他扛着工具的肩膀,一耸一耸地,颤抖着,他没有回头,但我知道,他在哭。

小学徒,干得是最重的活,吃的是别人吃剩下的饭。没多久,三哥的两只手,长满了冻疮,手背都溃烂了,经常接触石灰水,手掌裂开好几个口子。这双每天牵着我的细腻软绵的少年的手,才不到一个月,就变得像砂纸一般粗糙。娘说,猫胡须烧成灰,敷在溃烂的冻疮上,创口很快就会结痂,我每天放学,就四处找小猫剪胡须,弄得村里的小猫一看到我就跑。

第二年春天,我被选去参加全县文艺会演,跳草原英雄小姐妹,要穿靴子,村里只有堂嫂有一双雨靴,借了来,穿上,松跨跨的,连路都不能走。三哥笑说,脚尖筑个灶,后面再搭个戏台,刚好。我正着急,他竟还说风凉话,我哭了起来。三哥连忙说,过两天就结算工钱,给你买,别哭。我马上破啼为笑。三哥说,又哭又笑,小狗尿尿。我追着打他,他一遛烟跑远了。等了好几天,工钱迟迟不来。三哥张不开口问师傅,娘也不好意思去问,可我的靴子不能等,三哥嗫嚅着问师傅,师傅说,工钱早托你堂叔带给你娘,怕你年纪小弄丢了。结算工钱那天,堂叔在建房人家里。堂叔正因我家的羊偷吃了他家的麦子,要我家赔钱,娘答应麦收后赔他麦子了,可这钱从天而降,他怎肯还!我的靴子泡汤了,三哥三个月的忍饥挨冻,也全白费了。三哥上门去理论,却挨了堂叔一个耳光,被推搡着撵出来,摔了个狗啃泥。娘说,没爹的孩子没人撑腰,儿,咱认了吧。那夜,三哥抱着头在灶火旁,不声不响整整坐了一夜。娘几次喊他去睡,他都没吱声。

第二天,三哥依然去上工,娘追上去,说,三儿,歇一天吧,砌墙头爬高上低的,娘担心。三哥说,娘,回去吧,回去吧,没事的。那天晚上,三哥带回来两个纸板盒,晚饭后,三哥把纸板盒剪开,用针线缝成两个圆桶,再涂上红墨水,挂在窗口晾干,然后套在我腿上,让我穿上自己的红鞋子。我穿着这双世上独一无二的靴子,跳我平生第一支舞。

日子似乎跟以往没什么不同。有一天晚上,建屋的主人请喝完工酒,三哥喝醉了,回来抱着娘哭,哭湿了娘的衣襟,怎么劝都劝不住。我怕极了,拉着三哥的衣襟,也哭了。三哥说,妹啊,好好念书,念好书才不被人欺负。后来,他哭累了,睡着了,还不停地抽泣,像婴儿。

 

 

时光飞逝,十八岁的三哥身高一米七九,虽然瘦,又黑,但已是帅气的小伙子。二哥娶了城里的新娘,住在城里。他赚的那点工资,要还结婚时借的钱,还要付房租和生活开支,捉襟见肘,却时常想着照应一下家里。三哥让娘不要再让二哥拿钱回家,说二哥一个人在城里,孤雁插人缝,不容易,家里有他撑着呢。

秋天,娘咳得死去活来,以为是感冒,一直熬着,没去看医生,后来发烧,说胡话,实在熬不下去,才借了一笔钱,上医院住院治疗,医院诊断娘得了结核性胸膜炎。三哥歇了工照顾娘,每天要回家做饭给我和小哥吃,然后再送饭给娘。医院离家有十来里路,一天三趟来回跑,三哥的脚都肿了,娘心疼三哥,也心疼钱,住了十几天,病还没好透,就坚决要出院。

欠下一大笔钱,娘又要吃一年抗结核的药,三哥想去当渔民。当渔民虽然风里来浪里去,辛苦又危险,但赚得钱比泥水匠多。可是,当渔民,要出渔船和渔具的本钱。出不起本钱的三哥,正着急上火,恰好小叔想改行,和他的小舅子去运输木材,就让三哥替他上船,说好赚了钱五五分成。

风口浪尖的生活,三哥很不适应,吐得死去活来,原本单薄的三哥,更黑瘦。常年在海上劳作,很少能吃到蔬菜,更吃不到水果,三哥得了口腔溃疡,久久不愈,娘着急心疼,遍寻偏方,后来不知谁告诉娘,白木耳炖冰糖,能治。于是,每次三哥回来,娘都会炖一碗白木耳。炖好的白木耳,像一朵盛开的雪莲花,又白,又亮,在冰糖水里半浮着,好美。每次三哥坐在门槛上吃白木耳,我都会坐在他身边,看着三哥吃,不停地咽着口水。三哥便偷偷地塞一朵白木耳到我嘴里,白木耳嚼起来,吧哒吧哒响,又韧又脆又甜。三哥看着我的馋样,用手指刮一下我的鼻梁,笑:傻妞,那白木耳一点也不好吃,我不喜欢,以后你都帮我吃了吧,只是不能给娘知道。冰糖水的甜,白木耳的韧脆,从那缺衣少食的年代开始,像一首旷古的绝唱,一直伴随着我,生命里,它是独一无二的美味。

在风浪里历练过,三哥慢慢适应了船上的生活,变得结实强健,原本高挺的鼻梁,刀削一般坚挺,眼神也变得深邃坚定。那年冬讯,“海路”极好,三哥和娘,盼着能分到一笔钱,还些债,然后,一家人能过个好年。可是,小叔运输木材没挣到钱,还亏了本,小婶子天天骂。眼看着又要分这么多钱给我家,他们大概是心疼了,竟赖起帐来,说好五五分成,却只分了不到四分之一。娘请了二叔来主持公道,可二叔怕泼辣的小婶子缠杂不清,不仅不帮我们,还向着小叔说话,明摆着是要欺负孤儿寡母。娘伤心极了,哭天抢地,不小心撞到门轴,顿时晕过去。三哥背着娘回家,娘躺在床上,三哥坐在床边,也不知道劝,只拉着娘的手,默默地流泪。夜半,半醒半睡的娘。被一声巨响惊醒。是三哥。三哥跑到隔壁小叔家,用拳头把他家的窗玻璃砸得稀巴烂,又泼了一粪勺子的粪在他家大门口——海岛人表示愤慨和蔑视的最极致的方法。小叔一家被惊醒,先是错愕,接着是愤怒,一家子按住三哥,饱揍了一顿。娘扑到三哥身上,护着他,又跪在地上求饶,答应原本分给我们的钱,也不要了,当赔他家的窗玻璃,他们才骂骂咧咧地住了手。三哥的手背上,血肉模糊,碎玻璃屑,插在血肉里。娘先用嘴,把血里的碎屑吸出来,又让我举着昏暗的煤油灯,她用小镊子把插得深的碎玻璃,一根根拔出来。三哥紧咬住嘴唇,血从嘴角淌下来,没发出一声呻吟。

 

 

夏季里,海岛台风特别多,每次都摧枯拉朽,把村子弄得一片狼藉。我家的瓦房,处在风口,父亲生前虽在屋后筑了一垛围墙,还在围墙上种上芦竹,可每次台风,还是要掀去许多瓦片。那次台风来势汹汹,还在外围影响时,就把我家前面的一棵桉树拦腰折断了。又遇大潮汐,整座海岛处在恐慌中。三哥把家里的门窗用木条封死,只留一道侧门进出,又把家里养的二头猪,七只羊,还有几只鸭和鸡,都赶到屋里来,用竹匾一一围到屋角,再在墙边铺上一层厚厚的麦桔,让我把楼上的铺盖拿下来铺在麦桔上。做完这一切,他便到渔船上去抗台。那天晚上,风像一群狂奔的野兽,在屋外不停地呼啸,房梁随着风颤抖,屋子也跟着振动起来,瓦片摔在地上的噼噼啪啪声,此起彼伏。我害怕得发抖,担心会像上回台风那样,瓦片掉光了,开了天窗。娘安慰我说,不会的,房顶的瓦片下已钉了“油膜毡”,就算瓦片掉光了,也还有它挡着呢。我刚稍稍心安,屋顶上却传来啪啪的声音,每“啪”一声,屋子就晃动一下。一丝光亮从楼梯口透过来,娘和我的心都一凛:开天窗了!娘挪到楼梯口向上看,“油膜毡”掀起了一角,像一面黑色的旗帜,烈烈飘起。这可怎么办啊,娘也吓坏了,声音都颤抖了,还带着哭腔。台风还没登陆呢,等到登陆,这房子可能就没了。恐惧、无助、无奈,我哭起来。

娘急得直呼菩萨保佑啊,老天保佑啊,正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当口,突然听到敲门的声音,娘,快开门!是三哥。这个唯一没有封死的门,我和娘用饭桌顶着,再压上一扇石磨盘和一个沙袋。听到三哥的声音,娘几乎喜极而泣。我帮着娘一起搬开沙袋,搬开磨盘和饭桌,门开了一条小缝,三哥闪进来。三哥一身的泥水,雨衣用一根尼龙绳拦腰系住,脸上手上都摔破了,淌着血,这一路,风大雨大,他是怎么走回来了?三哥来不及喘口气,去里屋拿了几根木板,又抓了一大把二三寸长的铁钉,他要在台风未登陆前,爬到屋顶,把掀翻的“油膜毡”,重新钉好。三哥不让我上楼,只让娘去帮忙,我偷偷地爬到楼梯口,只见三哥爬上桌子,在墙壁上钉上三四根大铁钉当梯子,一脚踩着床栏,一脚踩在钉子上,慢慢靠近房顶,然后用一根粗麻绳,把自己绑在房梁上,防止掉下来。风势稍一减弱的当口,三哥趁机把一根绑了绳子的木条,钩住翻飞的油膜毡,可风又大起来,油膜毡像愤怒的小鸟,抓都抓不住,三哥几次几乎掉下来,最后好不容易才压住,三哥把木条上的绳子绑在房梁上,再慢慢用铁钉固定。那一夜,村里好几户人家的屋顶,都片瓦不留,屋内水流成河,我家损失不大。以后,只要有三哥在,台风肆虐的夜,我都睡得安稳。

 

 

海岛有句俗语,“信得山上的猪,信不得海里的鱼”。意思是当渔民风险很大,收入没有保证。三哥当渔民五个年头了,算是一个“老”渔民。他聪明好学,又勤快,所以已经能独自驾船,当舵手,也会当机师,补网修理渔具,更是一把好手,船上的器具,他熟悉得如同自家的兄弟。

灾难来得没有一点征兆。

那是秋天。天蓝得晃眼,海面平静如砥,三哥驾着机帆船向东海渔场驶去。才出了虎头屿不多久,天就变了,乌云沉沉地压下来,风神的口袋像破了一个洞,风汩汩而来,浪掀起来,一个比一个高,船舵失灵了,机舱也进水了,机器出了故障停止运转。渔船没动力支撑,只能随波逐流,像一只小小的水瓢,任由风浪把它掀起又抛下。人站不稳,颠来晃去,不时被甩倒在地。许多人哭起来,葬身大海的恐惧,他们都不陌生。三哥大声喊着,大家把船上的能当救身圈的东西都找出来,绑在身上。三哥踉踉跄跄地跑到船尾,把每个人的粮食袋都找出来,绑到各人充当救身圈的物体上。还未绑好,一个巨浪打过来,船掀了个底朝天。三哥顺手抓过一块船板,抱在怀中,巨浪把他们甩出离渔船老远的地方,一转眼,船就消失了踪影。三哥紧紧地抱住船板,在风浪里颠簸着,没有被海浪吞没的人,也使劲地靠拢过来,抓住船板,让精疲力竭的身体,靠在船板上,稍事歇息。这船板,成了他们的救命稻草。他们靠着这块船板,躲过了风暴,飘浮在茫茫的大海上。三哥抢出来的粮食袋只剩两个,一小袋米,一小袋红薯丝,没两天,就吃光了,连三哥绑着穿在脚上的胶鞋,也脱下来啃光了,第八天,一艘路过的货轮,救起了奄奄一息的他们。

这突来的风暴,把渔村人急坏了。风暴过后,家家户户都往山巅去,向渺远的海天,寻找每一个黑点,可是,日子一天天过去,没任何音息,绝望的人们哭了,有的人在家设了灵位,供上了祭品,有的人家请来师公超度。娘哭着,昏过去几次,她不信她的三儿会这么悲惨,可是,多年的海岛生活告诉她,不管她相不相信,她的三儿是回不来了。娘说,不能让三儿的魂找不到回家的路,她也要像其他人那样,设灵堂。我不肯,我把娘准备的纸钱、灵牌全都扔到门外去。我每天一早去山巅,从晨曦乍现,一直等到暮色将视线吞没。我也不哭,眼泪是不祥的预兆,我不能容忍这样的不祥。想哭的时候,我狠狠地咬着衣角,才几天,衣角就破了。我心底一直在说,三哥不会不说一声就不回来了,一定不会。

三哥被抬着送回来那天,我在山巅,远远看到一群人走在通向渔村的唯一的路上,我狂奔下山,心里只感觉,那一定是三哥。平时走熟了的路,变得那么漫长、崎岖。慌不择路。一路上,跌倒,爬起,跌倒,又爬起,膝盖破了,手掌破了,都不觉得痛。见到三哥的刹那,泪水仿佛也慌不择路,从眼眶里汹涌而出。那天,我一直拉着三哥的手,不肯放开。

那一次海难,伤亡惨重,出海的渔船,几乎全军覆没,只有三哥的船,有五个人幸存下来。他们说,如果没有三哥当时的从容镇定,他们就算不被巨浪压入海底,也会活活饿死。只是三哥的身体伤了,后来的胃溃疡出血和关节病,都是那场海难落下的病根。

 

 

三哥二十四岁时,大嫂给他介绍了个对象。女孩子长得水灵,眼睛又大又亮,像会说话,头发很长,盘在脑后,让人想起一个词,层云叠嶂。女孩子的娘是智障,她小小年纪便当了家,代替母亲抚养两个弟弟,把家整治得井井有条,窗明几净。可过日子没那么简单,没娘照顾的孩子,常会受人欺负,为保护两个弟弟和智障的娘,女孩子就有些强势,于是泼辣的声名,也渐渐传开来。三哥还是中意的。刚认识的男女,总是尽可能地表现出好的一面。不久,他们就订了亲。可当择定吉日,就要结婚了,三哥却突然坚持要毁婚,任谁劝说也不听。

按海岛风俗,择了结婚吉日,男方要到女方“送日”,就是男方派媒婆到女方,告诉女方什么时候挑盘,什么时候送嫁妆,什么时候新娘过门,女方则趁机提出要求,比如要多少个大饼,多少份彩礼,新房要装成什么样等等。女孩没提要求,只说随便吧,然后悄悄地让媒婆捎话过来,让三哥去一趟她家。媒婆回来赞不绝口,说没见过这么好说话的新娘子。当晚,三哥兴冲冲去了,没想到第二天,他就跟娘说,一定要退婚。娘急了,去问媒婆,媒婆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娘让大嫂去问,大嫂回来后,却死不开口。娘只好自己去了趟女孩子家,女孩子还没开口,就哭了。原来,女孩子是想让三哥结婚后住到她家,帮她照顾家人。她说,当初看中三哥,就因我家兄弟多,三哥可以住到她家。那时,小哥已经能自食其力了,我也在温州卫校念书,三哥完全可以不用管我们了的。但是三哥,怎么都不肯。照顾家人,已是融在他骨子里的亲情和责任。有一次,我无意说学校里办吉他班,很多同学都去学。一个月后,三哥寄了五十块钱,让我买当时最好的红棉吉他。他说,想要什么跟哥说。那时刚流行风雪衣,三哥让娘买了寄给我,还笑说,外销的东西讲究包装,不能让小妹销不出去。

娘从女孩子家回来后,哭了一场,让三哥赶紧去跟女孩道歉,婚礼如期举行。三哥说,娘,算了吧,她那种人,早晚会跟小婶子一样的。就自私和泼辣这两样,再美的容貌,也没意思了。

后来娶的三嫂,也是经人介绍的,几乎是闪电般结婚,新房匆匆装修好,地板上的油漆还没有干透,被送嫁妆的人踩得到处都是红脚印。因为三哥已二十八岁了,在当年,算得上“超级剩男”。

结婚的礼节都照风俗来办,一样不少,唯一没有置办的,是新郎的衣服。娘说去做一件,一辈子就这么一次。三哥说,没事的,就这件中山装,挺好的。那件中山装,是一个向三哥借了钱的外地朋友,悄悄溜走时留下抵债的。深蓝色、卡其料,领口已洗得发白。

好在,三嫂贤慧,能干勤快又节俭,小日子慢慢好起来,第二年,他的儿子呱呱落地,三哥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三哥与人合伙,贷款二百多万,买了一艘钢制渔轮。三哥当船长。渔轮上有卫星导航、对讲机,有天气预报、海浪预报,出海在外,风险小了许多,但为节省往返油费,每个航次,至少要在海上生产一二个月才会返回。在船上,长期吃不上蔬菜水果,又长期不能按时吃饭睡觉,三哥的身体很快就跨了,先是胃疼,疼得吃不下饭,后来腰椎也不行,痛得直不起腰来,天气不好的时候,他的膝盖等关节,也疼痛难忍。海难时泡在水里几天几夜,落下的病根,像开春的蛇,纷纷从洞穴里,爬出来。每次出海,他都要带上一大包胃药,止痛药。那时三哥刚过而立,却已白了头。

为还清投资渔轮欠下的贷款,三哥硬是撑了三年。还清了债后,三嫂不让三哥再上船了,就在家休养身体。三哥从十五岁去当泥水匠学徒,到三十五岁,整整二十年,第一次停下来休息。

那时,三哥的胃溃疡已经很严重了,胃底、胃窦和胃幽门,都有很大的溃疡面,医生说随时可能大出血,得住院治疗,三哥怕花钱,死活不肯住,只好开了些药带回家吃。我那时已在医院上班,每天去他家,给他挂盐水,治胃溃疡的进口药很贵,我担心三哥不肯吃,就把药的包装换成国产的,三哥给我的买药钱,我都偷偷塞还给三嫂。

三哥是闲不住的人,他在家赋闲的那几个月,把屋里屋外都收拾得干干净净,帮妈妈重新垒了新灶,又用竹板刻织网的梭子,一只能卖五毛钱。他还在屋后搭了一间房子当灶间。那一年,他几乎没闲着。后来,实在没什么可做了,他又想去考航运船长证。考船长证得从水手考起,还要考英语。三哥26个英语字母都认不全,小时候念的几年书,多年不用,也忘得差不多了,向别人借来的考试书,三哥边查字典边看,看了一天,才不过看了一页。可三哥有他的法子,英语不会,每天看,因为都是选择题,看多了,就熟悉了。他笑着打比方,比如你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什么人也不认识,呆久了,那些脸孔天天看,慢慢地就叫得出他的名字,知道他的喜好,他的特征了。那段时间,三哥一醒来就看书,不管三更还是半夜,吃饭也看着书,上厕所都带着书。四门水手必考科目,三哥一次性通过,英语还考了满分。那一期培训班,只有他一个人是一次通过考试。

三哥开始了航运生涯,也开始了考试生涯。从水手证,到三副、二副、大副、船长,一考,就是十几年。四十八岁那一年,三哥终于拿到了五千总吨的船长证,月工资过万。但三哥的身体不行了,腰椎突出,不能久站,也不能长坐,腿脚麻痹,连蹲下来系脚带都不能。看了许多医生,都说要手术,至少也要做牵引。眼睛也不行,眼角长出一大块翼状胬肉,一见风就流泪不止,视力也急剧下降。好不容易考到的船长证,只能束之高阁。三哥又一次歇下来。对于勤快的他,歇是多么难受的事。他家的新房子刚盖好,所有的积蓄都用光了,他哪能闲在家里不去赚钱。

牵引了三个月,身体稍好点,三哥就去找了一份保安工作,后来又到我单位当维修工,去工地当监理,也当过水暖工,短短三年,他换了四五个工作,不是身体不能胜任,就是工资太低。他希望自己的腰椎突出症能好起来,让他那来之不易的船长证不再闲置,但我知道,以他那么严重的腰椎突出,可能永远都不能胜任一站数个小时的船长工作了,再说,他的视力,当船长也很危险。不知道未来的岁月里,他还要辗转多少个工种。

 

 

两年前,我的生活突遭变故,年过四十,流离失所。三哥家收容了我。

那时,三哥才知道我近二十年貌似平静的生活,是何等的风起云涌。他一直以为我过得幸福。

他从小对我精心呵护,再任性娇蛮都舍不得动我一根手指头。很多次,我想辍学回家帮娘干农活,像我的那些同学一样,小学毕业去干农活,稍大一点,就外出打工。娘也说,有爹在的孩子都不上学了,你能读到初中,不错了。三哥不肯。有一次,我听他对娘说:你只看到前面的半屏山,不知道山后还有很多山,不能只图眼前。再苦再累,他都要供我读书。我参加工作后,他总算松了口气,背负了多年的担子,终于放下了。平日里,他也会问我工作情况,叮嘱我上班要勤快点,要“头目奇巧”(闽南话,意思是要看得到活,别人没说前,就知道去干,手疾眼快)。我成家后,有了孩子,生活忙忙乱乱,他忙于生计,有时过年都得在海上捕鱼,兄妹很少碰面。

他为自己没有多关心我而懊悔,更为我痛心,整夜整夜睡不着。很多次,我半夜醒来,看到他站在阳台上,一根一根地抽着烟,黑暗中,烟头一明一灭,长叹一声一声。他患胃溃疡时,我好说歹说,他才把烟戒了,现在,竟又抽上了。

周末一大早,三哥去老家找来一口生了锈的大铁锅。中午时,我看他蹲在门口,用砂纸仔细地刷去铁锈,问他拿这破锅做什么,他吱吱唔唔,不肯说。他又去海边取了细沙,在水里淘去粗沙粒,再将细沙晒干。我出去办完事回来,三哥端着满满一瓷盆的蚕豆,递给我,说,看看,每粒都开口笑,厉害吧,还热呼呼的,快吃。我嗅着那香,都是记忆中儿时的味道。丢一颗在嘴里,慢慢嚼着,唇齿生香。我从小喜欢吃炒蚕豆,海岛有端午节炒蚕豆的习俗,炒好的蚕豆,娘会平均分给我们,三哥总是把他那一份再给些我。现在村里都不种蚕豆了,他不知到哪里弄来的这些蚕豆。三嫂忙着清理厨房。我喊她,嫂子,快来吃呀。她笑道,我不吃,我想吃醋,看看为你这宝贝妹妹,炒这点蚕豆,弄得都“水漫金山”。原来铁锅破了,厨房到处是沙子,煤气灶的眼里,也进了不少沙。三嫂说,她怀孕那会儿,害喜,想吃点马齿苋,让三哥去田里扯点来,他都没这么上心。

秋天后,我的失眠症更严重了,三哥只要在家,每天晚饭后,都陪我去散步。从新家到老家,正好是小时候上学的路,三哥跟我聊儿时的窘事,聊他当渔民时的趣事,有时娘也一起去,娘儿仨说说笑笑,把一段小路,走得温馨无比。

后来,我搬回自己的房子。楼顶的水塔蓄不了水,他扛了扶梯来,爬上高高的水塔查看,一米八三的个子,腰椎又不好,蜷进水塔口,很有些困难,他又到一楼观察水表运转,从七楼到一楼,从一楼到七楼,一趟趟跑,一遍遍试,身上的衣,像刚从水里捞出来似的,紧紧贴在身上。他的背,有些驼了,蹲下来,肩胛突出来,像两片薄薄的翅翼,椎骨一粒粒突出来。水塔修好了,他坐在地上,半天动弹不了。回家后,他就病了,在床上躺了好几天下不了床。嫂子说,他这几天腰推痛得都睡不着觉,是偷偷吃着芬必得来干活的。我又每天去他家给他打针。有一天一大早,我正准备先去给他打针,再回来上班,只见他拎着工具袋匆匆赶来,我以为发生了什么事,他说,昨晚突然想到得把你的门锁换新的。要换门锁,找个师傅来不就行了吗,非要带着病来。他笑着说,换锁这种事,还真得自己换才安心。

厨房的电灯坏了,他上着班呢,一听说,急急忙忙赶了来。客厅顶灯花式繁复,里面落了不少灰尘和死蚊蝇,他把灯拆下来,一点点擦干净,再装回去,我下班回家一看,简直认不出来,这是原来的灯吗!这灯,每次清洁工来打扫,我让她擦,她都说很难清洗,用擦洗的钱,都能换个新的了。三哥恨不得以一己之力,擦去我生活中所有的污迹和尘埃。阳台上两盆君子兰,因为久乏照料,病恹恹的,他捧回家,施肥浇水,长出了新叶,又开了花,才送回给我。他那双长满了老茧的手,食指不知什么时候少了一节,却好像什么都会做。

 

 

从三哥的新家到老家的路上,有一丛树,因为长满尖刺,我们就称它刺棘。说它一丛,是因为虽然只有一根主杆,但枝干很多,长到一定的高度,就向下弯曲,于是缠缠绕绕,就成了一丛。平时,人们都不在意它,也不靠近,只有母鸡经常会带着小鸡钻到树下纳凉。春末,它开一树黄花,细细碎碎的花朵,只有米粒大小,不香,也不好看。到了夏天,花谢了,会结许多浅褐色的果实。就算缺乏食物的年头,也没人稀罕它,因为这果,又苦又涩。好在开花结果似乎不是它的初衷,它生命的目的,是在夏初,它生命最华彩的时候,人们锯下它的花枝,嫁接在梨树或柿子树上,有了它,那些果树,就像注入生命的活力,赶着趟儿开花,赶着趟儿结果。

很多年以后,才知道它的名字——棠棣。“棠棣之华,鄂不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这华丽在《诗经》里的植物,从那时起,就借代了兄弟情谊。

与三哥一起散步的那些日子,都会在树边停下脚步。棠棣正兴致勃勃地开着一串串黄花。三哥说,他曾在树下捡到一个鸡蛋,藏了两天,才偷偷敲开,冲了开水,给我喝。那时,我五岁,手骨折了,三哥休学在家照看我。我记得他那天脸被划破了两个口子,手上也有一条长长的划痕,鲜血直流,娘以为他跟人打架了,还骂了他。而他为了鸡蛋不被“充公”,竟什么也没说。

当年那个少年,发现尖利的刺丛下那一枚白中透粉的鸡蛋,是怎样的欣喜,他拨开尖刺,侧身去够那鸡蛋的时候,多少尖刺无情地招呼向他,现在的我,不用想,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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