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出来也没人相信
长甸民中的学农劳动，去了两个地方，都是在鞍山城里。一个是二一九公园里的苹果园，一个是鞍钢医院北面的无名小山。
二一九公园是满洲帝国时代兴建的，自然有一种帝国的气派，真山真水，布局阔大。山是一层接一层的山，有人向山里走，看见了更多的山峦，一直奔向城郊几十公里外的千山，然后奔向遥远的长白山脉。文化大革命那些年，工厂的数量本来就不多，还有一些没有开工，城里城外的空气就洁净透明，远远望去，青山像是水粉画，分出了五六个层次。水是一湖连一湖的水，从地下泉眼冒出来，因是活水，从不腐臭；遭遇旱季，不见干涸。水多的时候，自高处湖泊流进低处湖泊，再流进更低的湖泊，此后从湖边两个混凝土方井，漫流到地下沟渠，从城市的下面流走。1971年夏季，大雨一场接着一场，城郊的运粮河翻腾起来，冲开了堤坝，年轻的工人和军人全都忙着抗洪抢险。但城里的公园平安无事，盛不下的雨水从堤岸上部平淌出去，在公路上形成淹没脚踝的水流，急急涌过。那水流带走湖中几斤重的大鱼，我们就站在公路上，挥起铁锹和木棒，把水中游荡的大鱼打晕，让它变成餐桌上一道大菜，再变成我们身体里的热能。可是，这样的好事情不经常有，十几年里才能遇上一次。平时的日子呢，还得捱过平时的日子，国营商店里的鱼凭票供应，一年也吃不上几口。
那座苹果园，在公园的东北部，是这几年新建的。几年前我去那里玩耍时，还没看见苹果园呢，只看见很小的两块地，前边一块，后边一块，种着十几垄庄稼，想必是山里的原住户自己开垦的。我看见那里种地的人，只种了一会儿，就放下工具，在两块田地之间休息了。他们在那个初夏的中午，男男女女，八九个人，穿着朝鲜族的服装，边唱边跳，其乐陶陶。他们的旋律节拍，活泼优美。那个阳光照耀的时刻，我一个人愣愣地站在那里，是田园风光中的唯一看客，而那种快乐的农家生活，我的古代前辈们能够经常看到，还能够融入其中。
农民在田间唱歌跳舞的场面，我只见过一次，那也够幸运的了。要知道我所处的时代，早已失去了田园情趣，公园外面的农村，正搞着强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哪，把农民在荒僻之处开垦种植的小块土地，全都当成资本主义观念的产物，统统毁掉了，让农民的生活困顿艰难。接下来不久，闹闹哄哄的文化大革命，像一场火灾，从城里烧到乡村。没有想到，乡村一旦革命，城里的蔬菜和水果，供应不上了。由军人掌权的鞍山革命委员会，做了紧急决定，开垦二一九公园里的空地，生产短缺的蔬菜水果。在那个年代里，他们大概是对的，中国大地上，一片喧嚣，宁可要社会主义的草，决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而我们鞍山，以此类推，宁可要社会主义的菜地，决不要资本主义的公园。
我们的学农劳动，是个光荣的革命任务。随着队伍走出校门时，我看到校门右边白底红字的毛主席语录板，上面写着：“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读了两年多的中学，学工、学农、学军和搞革命大批判的时间，加在一起，超过了“以学为主”的时间。如果非得在这几项里选择，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少年，还是最喜欢学农，可以名正言顺地逃离课堂，特别开心地在外游荡。——大学已经停办了，毕业后一律上山下乡，学习好了又有什么用呢？——学校制定了新的培养目标：语文课要培养适合农村的故事员、广播员、文艺宣传员、文化辅导员，数学课要学会打算盘计算农民分配账、田亩丈量和土方计量，那些还用学吗，到农村就会了。
按比例配制药液浓度，就是在苹果园中学会的。在一个很大的汽油桶里，倒进一脸盆农药，再倒进三脸盆凉水。换了另一种农药，可能倒进四脸盆凉水，事情就是这样。我们不是傻子，当然一看就懂，一学就会，但是，话可不能这样说，要在劳动之后的作文里面，非常谦虚地写道：东风阵阵，红旗飘飘，文化革命，形势大好。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我们参加了学农劳动，向管理苹果园的师傅一次次认真学习，终于学会了按浓度比例配制药液。
记得是从小学开始练习造句和作文的那天起，我们渐渐学会了说假话，像前辈们那样说假话，一本正经地、理直气壮地说假话。把实际发生的一件事情，写成革命需要的另一件事情。这个国家没有生活常识，只有革命真理。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还不习惯哪，以为说假话很不好，后来我们知道了，那可不是说假话，是我们变得成熟了，思想跟上了革命形势。不像报纸和广播电台那样看问题，就不是合格的革命接班人。我们还知道，当别人都那样说话、只有你不那样说话的后果，要挨批评，要被斗争，这可是一个严重的后果，比作文得了零分，严重多了。
我们在作文中写道，感谢学农劳动，让我们学到了在课堂上学不到的实践知识。实际上，我们在那个苹果园里真正学到的，说出来也没人相信。
那是我们第三次去苹果园。小苹果刚好长到乒乓球大小，在烁烁的阳光下发着淡绿色的光芒。整个上午，我们在苹果树下翻地做垄，准备下午种上菜籽，中午时候呢，吃光自己带来的饭盒，有一小段休息时间，三个一群两个一伙儿地四处闲逛。
事情就发生在这个时候。
几个女生闲逛到苹果园的一角，累了，坐下来，发现两堆干树枝之间有个小窝棚的洞口，挺隐秘的，挺凉爽的，想钻进去看看，怕里面有蛇和老鼠，谁也不敢进去。几个男生转悠过来，拨开洞口的乱草，看见里面铺着几张皱皱巴巴的报纸，日期很近，前一两天的，报纸边还扔着同样皱皱巴巴的几张手纸。他们和她们就不明白，这地方也不是厕所，用这些手纸干什么呢？再后来我和另外几伙同学也蹓跶到这里，加入进来，一起分析这里的情况。最后的结果，是女生们把头聚在一起嘀咕了一阵子，全都低着脑袋溜走了，剩下莫名其妙的男生，过了一会儿，也明白了这是什么地方，不声不响地散了。
真的，如果没有人告诉我们，我们真看不出，那个三角形的小窝棚，正是苹果园农场里的男女职工秘密幽会、发生性爱的地方。已经十六七岁的我们，却不知道人间还有性爱的事情存在，怎么能往这方面想啊？在那个突然出现的中午，我们集中大家的力量，最终想到了男女之间的性爱，足够聪明智慧的啦。
说出来你也不敢相信。我们的祖国，从我们出生的那一天起，就决定向我们掩藏起人间性爱的事情。电影、戏剧、绘画、小说、诗歌、歌曲，以及各种各样的艺术形式，凡有传统内容的一律销毁和禁止，只留下革命斗争的新内容。到了1971年的时候，经过革命领袖亲自安排和指导、革命艺术工作者严格制作的革命样板文艺，里面的人即使还有家庭关系，也必定是单亲家庭，爷爷奶奶中留下一个，爸爸妈妈中留下一个，这样一来好了，不仅没有性，而且没有爱情。再扩大到整个人群，他们之间，只有革命与反革命两种感情，而最后的结局只是一种，反革命的感情，随着反革命者的肉体，被革命的人消灭。
不仅是性，还有爱情，还有男女之间的友谊交往，全都齐刷刷地掩藏起来，竟然不留一点痕迹，这对一个几千年文明史的国家，一个几亿人口生活其中的国家，完全是一个奇迹。我们十六七岁，按理说早就有了性特征，女生们有了曲线，有了月经，男生们肌肉隆起，开始遗精，可是，我们什么也不知道。
在苹果园那个中午到来之前，我们纯净得像个婴儿。
不如回家种红薯
学农劳动要去的第二个地方，是鞍钢医院北侧一座低矮的山，谁都叫不出它的名字。我们去的时候，是1971年，鞍山从荒野变成城市，还不到半个世纪哪，其间又忙着勘探开矿、冶炼钢铁，忙着连年战争、政权更迭，忙着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谁会有时间和心情，为一座普通的小山起个名字？
也许因为同样的忙碌，国家忘了为鞍山市配备农业县，别的城市都管辖一批农村乡镇，鞍山却一个也没有。这样一来，北京领袖规定的学农劳动，忽然间失去了执行的方向——这几年鞍山的知识青年成千上万，上山下乡只好安排到其他城市管辖的农村，已经够麻烦的了，还有成千上万的中学生到农村劳动，怎么向别的城市张口啊？于是，鞍山革命委员会决定，将市郊大大小小的山开辟出来，做中学生学农劳动的校办农场。
1960年代和1970年代，中国大部分地方，山上光秃秃的，只有鞍山例外，那是借了鞍山钢铁公司的光——大跃进那年全国大炼钢铁，密密麻麻的土高炉，从北京城内出发，伸延到偏远地区，山上的树木砍下来，塞进呼呼燃烧的炉膛，而我们鞍山有全国最大的钢铁公司，有全国最先进的高炉平炉，用不着修建土高炉了，也用不着砍光山上树木。
我在春天的一个傍晚散步，刚认识的一位老兄告诉我，那一年全国都在砍树，只有鞍山还在栽树，他们那批中学生参加的劳动课程，是在城内城外的山上栽槐树。
你看见没有？他对我说，左面和前面的山上，这么一大片槐树，都是那年栽的。
刚才说到的那座无名小山，就在我的左前方，放眼望去，除了几棵松树，差不多都是槐树，好像在验证这位老兄的话是对的。这让我想起，我去那座小山的第一次学农劳动，是在1971年5月18日，鞍山槐树开花的日子。不知道为什么，鞍山街面上有很多树都开花，桃花、杏花、梨花等等，我却只记得槐树花白茫茫地开放，每年都是5月18日。槐树的花开得晚，但是很香，一阵阵浓郁的气味随风飘荡，从一棵树飘荡到另一棵树。如果你身在槐树林中，就一直淹没在香气之中，即使想躲，也无处躲藏了。
我和我的同学，第一次劳动带去的是斧子和尖镐，用斧头斩断稠密的灌木枝条，斩断大槐树周围繁衍的小槐树苗，用尖镐刨出它们坚韧的树根，在山坡上清理出一个个小块的空地。第二次带了铁锹和竹筐，男同学弯下腰去，翻了整整一天的地，女同学拣出一筐又一筐碎石，然后运走。还有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以及更多次呢，那里就变成了我们的小型农场，而我们栽种的地瓜秧苗，一天天地长高长大，向四处蔓延，遮盖了田垄。几乎是同时，无名小山也有了名字：种地瓜的山。
你的手怎么碰破了？
我们班出去劳动了。
去哪里劳动？
种地瓜的山。
干什么活啊？
给地瓜浇水。
种地瓜的山，管它名字雅不雅，总算有了个名字，叫起来方便多了。可是，这个名字只有长甸中学的学生使用。在那座山上，好几个中学开垦了校办农场，有的种了花生，有的种了毛豆，我就听旁边农场的学生，管这座山叫做种毛豆的山。
临近收获的季节，山上搭起了窝棚，每个学校都派了学生，看护自己农场里的庄稼，按农村的说法叫“看青”。那个年月的城镇居民，吃不到的东西多，吃得到的东西少，每年能从国营粮店买一次花生，毛豆买不到，地瓜也只能买一次，限量供应。山上种的这些都成了宝贝，必须严加看管，不让别人偷走。开始时是这样想的，后来才发现弄错了，没有附近的居民来偷，是看青的学生互相在偷，你偷我的花生，我偷他的毛豆，他偷你的地瓜。
再想纠正这个错误，已经晚了，各个学校看青的学生，为保卫自己的劳动果实，展开了一场又一场英勇悲壮的校际战争，铁锹尖镐都成了致命的武器，死了几个学生，伤的更多一些。学生们怀着悲痛的心情，把死伤者抬下山去，引起了附近居民的恐慌，他们以为几年前的造反派武斗又回来了呢。这件事情很快宣扬出去，差不多整个城市都知道了。在我的记忆里，这件事情影响很大，鞍山大大小小的上百所中学，第二年不再到山上种庄稼，开垦出来的农场全都关闭，让那些山坡上被学生们破坏了的植被，在以后的岁月里渐渐恢复。
你知道不？
什么事？
明天还去种地瓜的山。
知道了，去收地瓜。
最后一次去种地瓜的山，自然是为了秋天的收获。
我们把收获的地瓜堆成好大一堆。过了一会儿，工宣队的命令传过来：地瓜分成两堆，大的放在一堆，细小的和挖断的一堆。我们照着做了。两堆差不多一样高。再过了一会儿，工宣队叫人送来很多尼龙网兜，每个同学都分到了半网兜的地瓜，当然是细小的和挖断的，让我们拿回自己家里，作为校办农场里辛苦劳动的奖励。那些大的和没有挖断的好地瓜，就留在了山上。第二天我们听到的消息说，工宣队派去了三辆汽车，把剩下的地瓜拉走了。嗨，那时候的社会表面上还很公平呢，掌握权力的人还有羞耻之心呢，不会当着我们的面拉走地瓜。
其实我们都比较顺从，不挑剔领导我们的人物，也不要求公正和公平。有了细小的挖断的地瓜就满足了。毕竟那是粮食，在粮站里一年才卖一次，每人只能买五斤地瓜，还要扣掉一斤粮食的定额。我们每个人分的半网兜地瓜，至少顶得上一斤粮食呢。
高高兴兴地带着地瓜回家，一路上有说有笑，特别兴奋。我说起小时候看过一本小人书，里面讲的是古代，有个人当了县官，专门想着为百姓做好事。按照他的指导思想，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种红薯。这红薯是地瓜的学名，种红薯就是种地瓜。我说了之后，身边几个同学没有笑，反而沉默下来。有个同学看我愣愣的样子，悄悄告诉我：再过一年，就毕业了，我们想回家种红薯也不行啊，都得离开家，都得上山下乡当知青，都得去很远的地方。
我也沉默了，想起我三哥。
他上山下乡当知青，已经三年了。
前门不通，请走后门
在不同的情形之下，人们会用各种方式想起自己的亲人。最近一次想起我三哥，是在十个小时以前。我从午夜的梦中醒来，站在打开的窗前，沐浴在夏夜微风里，让头上的热汗慢慢吹干。忽然，想起四十年前，三哥讲给我的一个笑话。
在他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村子里，人们生活很穷，如果有两条裤子换着穿，就算不错的了。有个爱慕虚荣的人，想让人们知道他有四条裤子，有一天就把四条裤子颇有难度地（这是我三哥的原话，在中国语言僵死的年代，他的语言表述常常生动有趣）穿在身上，然后把裤脚挽起来，最外面的一条挽到膝盖以上，第二条紧挨着第一条，第三条比第二条更低一些，但是还留有余地，让最后一条也露了出来。这样一来，谁都可以看见他有四条裤子了。
穿好以后，他有些不满意，里面还穿着两条裤衩呢，没有办法显露出来——村子里大多数人，男的女的，老老少少，有裤衩穿的人可是不多。他不认识字，就找到村子里的下乡知识青年，帮助写了一张字条，“里面还有两条裤衩”，粘贴到裤子上，然后在村子里大摇大摆。
忽然起了一阵风，从前街吹过来，把他裤子上的字条吹走，一直吹到了后街。他追呀追呀，总算把字条找到了，重新粘好，在村子里转来转去。可是，重新粘贴之后，效果不同了，很多人都跟在他后面走，一路上还指指点点，偷偷地笑。后来呀后来，才有人好心地告诉他，你的字条贴错了，不是先前贴的那个“里面还有两条裤衩”，而是另一个，也是八个字，内容不一样，“前门不通请走后门”。
我三哥讲的故事里，爱慕虚荣的人是个女性。那个革命年代的风俗有些奇怪，所有的女人都不穿裙子，只穿长裤。根据这个风俗，故事的主人公是个女性，也说得过去，但是我知道，人们所以要嘲笑那个因为不识字贴错字条的女人，还因为中国的民间语言里，许多词句具有双重的含义——“前门不通请走后门”，这两道门，可以指农村房屋的前后两道房门，也可以指女性下半身的生殖和排泄器官。很多年了，岁月流动，在我记忆里，不知什么时候，将爱慕虚荣的人改变了性别，可能是出于我对女性某种潜意识里的尊重，不知不觉地跑到意识层面来了。
如果那时候，中国的乡下女人有裙子穿，我三哥讲的故事里的主人公，会将一条又一条裙子穿在身上。这种场景，就与德国小说家君特·格拉斯《铁皮鼓》中著名的开场，特别相似了。在那部长篇小说里，一个男人钻到裙子下面躲藏追兵，追兵走后在裙子下面做爱，后来就成了那女人的丈夫。
回忆中的细节准确无误，是不是特别重要，我一直持肯定态度。但是我还确定，记忆有时候并不可靠。在我不注意的时候，也会像别人一样，头脑里装着被记忆偷偷篡改的事实。以后，我会注意这一点，即使是听来的故事，也尽量回到它的原貌。
我三哥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已经三年了。他说的那个故事，就是贫下中农讲给他的，还有更多、更生动的与性有关的乡下故事哪，还有乡下男女之间非常露骨的当众挑逗，甚至在打闹时扒下对方裤子哪，都是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一部分，让那些城里去的青少年，脸红心热，性欲萌生。
他没有钱买火车票，一般每年回家一趟，只是1971年例外，不到半年回来了两趟。第一趟当然是过春节，第二趟是那年夏天，他突然回来了，还带来一个重要消息：他就要离开农村，去省里的医学院读书了。
中国的部分大学招收工农兵大学生，前一年就开始了，全国招四万多人，从部队和工厂去的人多，几乎没有知识青年的份儿。今年也招四万多人，大学提出了建议，多从下乡的知识青年里招。据说因为国家不准备和苏联打仗了，不需要培养太多用外语喊话的士兵，部队的名额已经减少。而大学在工厂招生，据说遇到了麻烦，一是青年工人不愿意去，怕是政治身份变了，从原来是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变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低人一等，需要改造；二是大学只招工作两三年以上、有实践经验的青年工人，但他们技术比较成熟，工厂不愿意他们离开。管它什么原因呢，反正，是分配到农村的名额比前一年多了。
我三哥的个头一米八零，长得很帅，待人真诚，才气也好。他不仅在乡下干农活积极，还会刻写油印的劳动简报，还会编写通讯稿件，送到县里的报纸发表。这次招工农兵大学生，按条件，我三哥排在那些知识青年的前面，但是还要按程序，先由贫下中农推荐，再由生产大队（现在叫村）审核，然后上报公社（现在叫乡镇）领导同意、最后县知青办批准。现在只差县知青办批准下达，我三哥就可以离开农村，去医学院读书啦。这个消息，让我们全家人心里敞亮，充满了光辉灿烂的阳光——脱离了农村就好，毕业当医生更好，所有的医院都是国营医院，当医生的都绷着个脸，像是比你大了好几辈的祖宗。
这次三哥突然回来，是向家里要一些钱，给人买些礼物带回去。我妈和我爹一商量，把银行存折上的几十元钱都取出来，转身奔了商店。一书包的硬糖块儿和硬饼干，分给认识的村里老人和小孩儿；两瓶白酒、两斤白糖给村里的生产队长。公社领导那里要特别感谢，送两条烟卷、两瓶白酒、两斤糕点，它们都是生活奢侈品啊，特别贵的，只在送礼时才舍得买。在1971年的民间语言里，人们根据它们的形状，把成条的烟卷叫做子弹带，把瓶装的白酒叫做手榴弹，把用油纸和细纸绳包扎好的糕点叫炸药包，意思是说，当你求人办事的时候，如果遇到障碍，那些都是你取胜的武器。
在我的印象里，1970年代以前，没有看见过求人办事给人送礼的事情。不仅没有看见过，也没有听说过，起码在我爹、我妈之间，以及亲戚、邻居之间的谈话里，从来没有听到这样的事情。到了1971年，这些事情出现了，并且在民间盛行。我听到我三哥讲“里面还有两条裤衩”的故事时，知道了那句“前门不通请走后门”中的词语，其实具有三重含义——这两道门，一是指农村房屋的前后两道房门，二是指女性下半身的生殖和排泄器官，此外还有第三重含义：同样到政府部门办你应该办的事，走前门，指的是通过正常的程序和方式；走后门，指的是通过非正常的私下交易。
这种说法，当然来源于中国的官场。古代的官衙是个很大的院落，分别设了前门和后门，前门进来的人公事公办，后门进来的公事私办，这是谁都知道的规则。有民谣说；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那是说专制制度下的官场黑暗，有理无钱的从前门进去打官司，往往要败诉，因为早有人从官衙的后门，送了钱财进去，官司的输赢早已内定了。
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那场颠覆一切的革命，也颠覆了官员阶层的特殊利益。他们的子女与平民百姓的子女一样，统统被革命运动驱赶到农村，当了苦不堪言的农民，甚至比当地农民更加痛苦悲惨。于是，官员阶层急了，他们利用种种方式，比如参军到部队、当工农兵大学生，尽快让子女离开农村，回到社会的上层结构。这时候，走后门之风开始盛行，每一种权力都成了私下交易的资本。
也是在那时候，由于官员与平民的子女混杂在一起，原本高高在上的、深藏在官场内部的私下交易，不得不显露在民众面前，让人们都知道，社会上越来越严重的、不可遏止的官场腐败，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破坏了社会风气而造成的。但是，他们不知道，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之中、之后，官场的腐败都一样存在，真正的原因，由于两千多年来的专制制度，愈演愈烈，发展到了新的时代。
以1971年而言，县招生办最终没有批准我三哥上大学。那个宝贵的名额，给了一个官员的儿子。
折磨吧，这是我们的肉体
“折磨吧，这是我们的肉体。你主宰不了的，是我们的灵魂，还有我们萌芽的思想。”作为电视剧主题歌的歌词，这几句话，虽然直白了一些，也还算可以。
那部以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为题材的电视剧，大约有五十集吧，正在中国最大的电视台播出，可是编剧创作的那首主题歌不见了，换上了另一首对知青遭遇毫无感觉的歌曲，从头到尾，都是一些“磨练伴随着无怨无悔，展开人生的风帆”之类的假话、大话、空话、屁话。
假话、大话和空话，早就有人归纳出来了，不是我的发明。它是中国1950年代以后，顺延几十年的语言特征。屁话，是我刚刚加上去的，指的是它内容上对人的毒害，如一个封闭的电梯里，有放屁的，对别人总是一种侵害。身处那种有害气体中太久，闻而不觉的时候，你或我就与屁同化了。这仅仅是恰当的描述，无关乎文雅与否。
据那部电视剧的梁姓编剧说，不仅换了歌词，还拿掉一些情节。他要写出一个不堪回首的邪恶年代，写出知青个体的痛苦记忆，他们看到了那场革命对国家的危害，于是开始质疑，开始否定，开始自我救赎。但是，实际的情况却是，导演只拿掉了一些情节，就把一段凄惨悲伤的知青历史，拍成了温馨浪漫的田园牧歌。是不是原作中温馨浪漫的成分太多了呢？我不是导演和制片人，看不到他原创的剧本，无法作出判断。
那部剧还没有播完，当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纷纷表示强烈的愤怒。那一代人接近两千万呢，即使有一半不满意，也接近一千万。他们上山下乡时十六、十七、十八岁，一晃四十多年过去，眼看临近了老年，仍然在苦苦等待一个公正的评价。可是没人代替当时的政府向他们道歉，却有人代替当时的政府，想把他们凄惨悲伤的经历，装扮成温馨浪漫的生活。他们当然要愤怒了，换了谁都要愤怒，指责那部电视剧在说屁话，已经是一种比较客气、比较文雅的指责了。
这其中，也包括我三哥的强烈感受。在农村苦熬两三年，眼看要成为工农兵大学生了，却被官员子弟抢走他的名额，眼前突然就变黑了，一点希望的光亮都没有了。他像是换了一个人，脸上没有了往日笑容，脾气常常尖酸刻薄。现在想起来，还有一件事，可能与此有关。我三哥与一位女同学，在上山下乡之前就挺要好的。邻居们看在眼里，都说这男孩长得英俊，那女孩长得甜美，多么好的一对儿呀。上山下乡几年后，他们不再来往了。有一种可能，我三哥上大学的事情吹了，对象也成了别人的对象。据我知道，那时不叫腐败，叫做社会不公平，官员阶层捞剩下的，才属于普通百姓，就像现在的经济发展，有权有势的人分配剩下的，才分配给无权无势的人。我不知道那邻家女孩后来的公婆是不是官员，她的丈夫有怎样的家庭背景，只知道她的丈夫四十多岁时当了副市级官员，显赫一时。
我看到一篇文章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后的第二年，官员的后代就找到了不去农村和离开农村的办法，比如某个军区，干部子女五十九人，其中五十六人参军、一人进工厂、两人读工农兵大学，就是没有一个人下乡。同一篇文章还说，国务院召开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上披露：“中央机关，各省市领导机关的高级干部子女，下乡的寥寥无几，至今仍留在农村的为数更少。”
其实不仅下乡知青谈不上温馨浪漫，别的人也不温馨浪漫。那是个冷冽严酷的年代，所有的温馨浪漫，都只能在后来篡改历史的文艺作品里出现。这里顺手举两个例子，都是因为下乡知青与当地农民的矛盾，打死了八个人的例子。
第一个悲剧，发生在某个以盛产榨菜闻名的地区。有人到村党支部书记那里反映，知青偷了他们的东西。这件事估计是真实的，当时全国各地的知青生活太苦，都有人偷过老乡的鸡鸭吃，偷过老乡菜园里的菜。村书记认为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就把严厉打击阶级敌人的日子，定在了赶集那一天。那一天早已准备好的农民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高举锄头、扁担、钉耙，冲向知青居住的屋子，将屋子里的八个知青当场打死六个，有两个跑了出去，也被追杀的人活活打死。
事情闹大了，需要平息。当地革命委员会调动大量军队和民兵，封锁进入这个村子的每条道路，阻止闻讯赶来复仇的大批下乡知青，同时每天要杀几口肥猪，好好招待死者的家属、同学。最后的处理结果，是为死难知青进行安葬并召开追悼会，说他们最听毛主席的话，紧跟他老人家的战略部署，在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上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的死，比泰山还重。
第二个悲剧，恰好与前面那个相反，是一个复仇知青杀死当地官员和农民的案件。事件发生的时间稍晚一些，那时和他一起下乡的知青相继返城，剩下为数不多的几个，不是父母无能，就是家庭出身不好。他因为祖父的历史问题成了“黑五类”子女，为了能像别人一样招工回城，多次向村革命委员会苦苦哀求，最后一刻才彻底绝望。
平时村里民兵训练没有子弹，一千发子弹是实弹打靶前一天上午发下来的。当天中午，他砸锁撬门，进入武器保管室，拿起一支冲锋枪，将能装二十五发子弹的枪梭装满，又带上二百多发子弹才离开那里。接下来的事情惨不忍睹，他杀死了村革委会主任、党总支书记、贫协主席、民兵排长等一共七人，最后杀死的是一名下乡知青——他自己。用冲锋枪杀死自己挺不容易，他将枪口倒转过来对准自己，用脱下鞋子的脚趾踩着扳机，然后猛地一蹬，那只枪梭里剩余的子弹，全都射入胸膛。
当然，这都是一些特殊案例。当然，据说最小的案子一次只杀死一个人，最大的案子一次杀死二十七人，也都是一些特殊案例。问题是这样那样的特殊案例，都来自下乡知青与当地农民之间最为普遍的矛盾，不可避免，很难解决。其一，接近二千万知青上山下乡，第一年有国家给予安置补助，第二年补助没了，乡下农民粮食本来就不富裕，实在不愿意让人抢自己的饭碗；其二，乡下的大小官员，也处处提防水平更高的下乡知青。他们在乡下作威作福惯了，享受着特别利益，也就特别担心知青抢了自己的官位。于是，下乡知青遇到人为制造的折磨，一年比一年更多。
折磨吧，这是我们的肉体。
应该是边疆各处建设兵团里的知青，受的折磨更多更具体。那种具有军事意味的团体，专制的力量更加强大。男知青某某因为和连长吵架，便被扒光衣服、捆起双手送进了马棚，很快被蚊子、马蝇咬昏过去。有个男知青，因为身体不舒服，在开荒时多休息了一会儿，连长便让他在烈日下毒晒，一直到中暑休克。还有个男知青，一个多月没吃过肉，实在太馋了，到连里唯一一个鱼塘偷捕了两条鱼拿水煮煮，洒点盐，狼吞虎咽吃下去。谁想到第二天便被正申请入党的同伴告发。执刑者用枪托和木棍打断了他的腿，让他这辈子再也不能下水游泳。至于那个年月，绑捆吊打知识青年，在不少地方已成家常便饭，动不动就重刑折磨犯了点小错误的知识青年，几乎每个连队都开过知识青年的批判大会，进行人身侮辱。
“折磨吧，这是我们的肉体。你主宰不了的，是我们的灵魂，还有我们萌芽的思想。”回到前面那首被废弃的主题歌，其实我们也很担心，在肉体遭受折磨的时候，我们的灵魂，怎么能不受折磨？怎样能不被主宰？而我们本来就没有的思想，此时又怎样萌芽？
这都是需要考虑一会儿以后，才能回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