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09期  
      瞧,这些人
“或者鼹鼠,或者飞鸟”
——李浩论
刘涛

 

李浩是青年一代作家当中的佼佼者,他早已是著名作家了,其作品往往出人意料,以一个小意象为杠杆,竟然会撬动起一个世界,而且他所营造的那个世界一般都不那么光鲜,都显得颇为惨淡。李浩的作品较多,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两部短篇小说集《谁生来是刺客》(作家出版社2003年),《侧面的镜子》(花山文艺出版社,2009年),一部长篇《如归旅店》(金城出版社2010年),这些作品均反响不错。李浩获奖无数:曾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第十二届庄重文文学奖,河北省年度十佳作品奖,第九届、第十一届河北省文艺振兴奖,第七届《滇池》文学奖,第九届《十月》文学奖,第九届《人民文学》奖等文学奖。

 

一 由诗而小说

 

  最初,李浩写诗,曾发表过大量的诗歌作品。之后,李浩才逐渐转向小说创作,而且一发而不可收,现在则以小说家名世。二十岁左右的李浩在先锋诗歌的影响与刺激之下,开始了诗歌创作。李浩的诗基本上走了先锋诗歌的路。

  譬如这首《无题,或者白纸之白》:白纸的白应当落雪/开出一树暗红的桃花/而我/却在上面写黑色的字。/这些字,远比我父亲古老,宛若史前的蛋/将它们敲开,孵出的会是桃花/还是惊蛰中的毒蛇?/面对白纸的白,仿佛一切都未曾命名/无论是流水,石头,还是泪和血。这些黑色的字:/它是镜子,放置于侧面,放置于/世界和脸庞的沉默之中——/它有小小的魔法,像磁铁,而心脏充当了另一块磁石/面对白纸的白,我是一个木匠的学徒,小心翼翼。/或者,我是史前巨蛋中的飞鸟,被黑色一点点养大/因此,目力所及的一切都是旧的,它们被传说占据/被秦时的月光占据——/只是,这些黑色的字,落在白纸上的灯盏/只是,在汇入到传说之前/只是,用木头敲钟,给桃花、流水和鼹鼠标记个人的时间/只是……我使用笨拙的魔法/念出点石成金的咒语,却把自己/变成了那只,一觉醒来后的甲虫。

  这首诗似乎写面对传统之际,“我”犹疑不安,“我”没有底,不知道“孵出的会是桃花,还是惊蛰中的毒蛇?”;“我”“念出点石成金的咒语”,却“变成了那只,一觉醒来后的甲虫”。这首诗写“我”面对历史之时的心境:惶惑、犹疑、徘徊,甚至焦躁,能够折射出“我”学习和证悟的心得与境界。一言以蔽之,这首诗似乎就是写“影响的焦虑”,传统很强大,然而“我”在传统压力之下,何去何从呢。李浩整首诗的氛围和所用的意象并不走平实一路,而是秉承了先锋诗歌的品质,奇怪的、甚至恐怖的意象层出不穷,譬如“魔法”、“咒语”、“史前的蛋”(典出《百年孤独》)、“毒蛇”(典出《树上的男爵》)、“甲虫”(典出《变形记》)等等,这些意象除了能够营造一种神秘的气氛之外,我不觉得有特别的意义和必要。另外这些意象的出典,也大体上能看出李浩诗歌的精神资源,基本来自西方文学,而且是西方现代派文学。总体而言,《无题,或者白纸之白》显得过于华丽了一些,内外不甚对称,有外重内轻之失。

  30岁之后,李浩开始主攻小说创作,对于从诗歌向小说的这次转变,他自己解释道:“是因为感觉自己的理性越来越多,少年式的激情越来越少,同时也是越来越迷恋虚构另一个‘我’和‘我的父亲’,迷恋建造一个对应现实的彼岸世界。从诗到小说,不变的至少是诗性,先锋性,是‘写给无限少数’的自觉。”从诗歌到小说,李浩转变的似乎只是形式,小说或许是更适合他现在这个年龄表达的一类体裁,而“先锋性”的内核一直没有改变。

  “先锋性”是理解李浩小说的关键词之一。李浩生于1971年,八十年代正当先锋文学运动如火如荼之际,恰是他文学的学徒期。李浩的文学观念、文学资源很大一部分来自先锋文学,来自八十年代的诸多思想资源,以至于他现在提起八十年代的文学,还是神采飞扬,还是将八十年代的文学作为时代的文学标杆。李浩是在先锋文学的滋养之下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之后他一直苦苦地与“先锋文学”搏斗,直至他找到了适合于自己的路,有了对“先锋”独特的理解。李浩的“先锋”取中道,他既追求形式感,但其形式不妨碍故事,他也写故事,但他要写形式感强的故事。

  《将军的部队》可谓李浩的代表作,他凭这篇小说获得了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将军的部队》是一个复式的故事:记忆之中有记忆,故事之中有故事,套中有套,这也可谓是这篇小说的特色了。“我”在追忆似水年华,“我”所追忆者是“将军”,而将军也在追忆,因此这个故事可谓追忆的追忆。“我”似乎是引子,以“我”之追忆引出将军的追忆;“我”似乎是客,将军是主,将军在追忆他的军旅生涯。然而,当年之“我”对于将军的追忆只是猜测,今日垂垂老矣之“我”终于懂得了老将军的心境。这个处于宾位的“我”,其实同时也处于主位。“我”在讲述将军的故事,同时也是在讲述“我”的故事。李浩的构思很精巧,真是匠心独运了。如此,《将军的部队》既有极强的形式感,但形式也不空洞,这是两个不同的老人的回忆,也是一个老人对另外一个老人的理解。

  《将军的部队》语言非常好,很多句子都是如诗一般精致而富有节奏感,这也是李浩的拿手之处:将小说的句子当作诗来写。譬如:“想到他,我感觉脚下的土地,悄悄晃动一下,然后空气穿过了我,我不见了。”再譬如:“屋檐下静静地坐着,我听见蜜蜂采蜜时的嗡嗡声,我听见又一树槐花劈开花蕾长出小花来时的声音。我听见阳光的热从树下落下时的声音,我还听见了许多我没有听过的声音。”

  李浩非常强调小说之“思”,这篇小说的“思”又是什么?将军指挥军队,久经沙场,自然有大量的记忆,但一个完全沉浸在记忆中的将军不会是一个好的将军。这个将军看到的唯有过去,他理解过去为何而战吗?他理解当下吗?他知道未来吗?可是,此事真是也难,九死一生的将军,肯定经历过极其血腥的场面,看着部下们战死,看着敌人们倒下,真得难以从创伤和记忆中走出。《将军的部队》不是写叱咤风云的将军,不是写壮年的将军,而是写了老年的、胜境已过的将军,因此整篇小说气氛比较压抑、沉闷,这些都显示了先锋文学的特征。

  再看《如归旅店的叙事》,将“叙事”两字置于篇名之中,已预示这篇小说颇有元小说的意味。这是一个老人的回忆,老人回忆他的父亲母亲,回忆了自己的儿时生活。这篇小说总体氛围压抑,其中充满了战争、死亡、鲜血、贫困、衰败等意象,令人窒息,像极了八十年代的先锋作品。但这篇小说中所写的故事也颇为精彩,旅馆是一个公共空间,这里人来人往,最能见出客人的性情,更能见出时代的消息和境况,另外父母在战争年代艰于维系生计等都写得颇为到位。

  

二 有关“记忆”

 

  年纪不算大的李浩却喜欢写记忆,他的大部分小说都是在写各种“记忆”和各种人的记忆。譬如长篇《如归旅店》乃回忆父亲的一生,《碎玻璃》乃儿时回忆,《牛朗的织女》是文革记忆,《乡村诗人札记》乃回忆父亲,《那只长枪》是回忆父亲以及当时不堪的生活,《闪亮的瓦片》回忆哥哥,这类作品在李浩的小说中比重极大。

  李浩于文学有较大的志向,他说,要写出那些变中之不变者。恰是因此,或许李浩并不重视故事发生的场景。场景或为历史,或为现实,无可无不可。因为这不是他的重点,场景只是背景,而前景则是他所认为的那些不变者。这些不变者若放在当下和现实中写,或许需要注意种种忌讳,因此不得不畏手畏脚;反而不若放到历史之中,那样才能解放思想,放开手脚,不必顾忌时讳。

  《那只长枪》也是李浩的代表作之一,这篇小说是典型的李浩体。《那只长枪》,顾名思义即是要写回忆。“那只长枪”这个意象,真是神来之笔了,似相关,又似不相关,由这个意象引出父亲的自杀。父亲缘何自杀以及描写父亲的屡次自杀,就是这篇小说的重点。李浩生于1971年,他切实有着“文革”的记忆,在他的很多小说中有关“文革”的记忆屡屡出现。只是李浩的“文革”记忆已经虚化,因为他毕竟并未如同老同志一样受到冲击和迫害,因此容易超脱,他的小说重心非复控诉“文革”(如同伤痕文学),而是要观察“文革”中的人。《那只长枪》就是观察了“父亲”,父亲一次一次自杀,自杀似乎是弱者最后的武器,可是这个武器丝毫没有效力。于是,父亲不得不一次次忍气吞声,又一次次自杀,一个弱者的心态和凄凉之况在自杀复自杀中展现殆尽。这篇小说不花哨,比较平实,但其中有物,较诸《将军的部队》,我觉得这篇小说更为精彩。

  再看另外一篇写“文革”记忆的小说——《牛朗的织女》。李浩借助牛郎织女的传说,写了这篇《牛朗的织女》,真聪明人也。故事发生在1968年文革初期,牛朗因为牛郎与织女的传说,因为黄梅剧团,单恋了《天仙配》中的织女,演出了一场未演成悲剧的闹剧。若这篇小说意在控诉“文革”,那么小说结尾应为牛朗被判刑,但既然小说意不在此,因此结尾就是牛朗从梦中醒来而已。《牛朗的织女》就是写了一个颇为荒诞的白日梦,造梦的因素诸多:既因为那些青春年少荷尔蒙过剩的挖渠者,也由于牛郎织女这个深入人心的传说,也由于“文革”之中的怪现状,悲剧就在于牛朗误认白日梦为真实而已。

  李浩写完中篇《如归旅店的叙事》之后,意犹未尽,又将其扩写,于是有了长篇《如归旅店》。这部小说可谓李浩体集大成之作,李浩的诸多特征、元素,这篇小说可谓备矣、极矣。关于“如归旅店”的故事,是李浩的富矿,他以中篇开采过一次之后,发现矿产尚丰,于是再度以长篇开采了一次旧矿。

  《如归旅店》还是写记忆,还是写记忆中的记忆,套中套,这个写作模式已用诸《将军的部队》,“我”未变(甚至白内障也未变),只是“将军”变成了“父亲”,“将军的部队”变成了“父亲的旅店”。可以说,《如归旅店》就是《如归旅店的叙事》和《将军的部队》的再改造,但是这篇小说的内涵较之于《如归旅店的叙事》和《将军的部队》都更为丰富和深刻,李浩的这次改写和重写是成功的。

  李浩这次的抱负很大,“我”的回忆从很遥远之处开始(“爷爷的爷爷”),逐渐递减到爷爷,再集中于父亲。尽管“爷爷的爷爷”和“爷爷”只是“父亲”的前传,所占篇幅亦不大,“父亲”依旧是主角,这是目前李浩在小说中所显示出来的最大视野,此前他的记忆一般不出乎“父亲”。

  《如归旅店》写出那个时代的阴气,以先锋小说的手法去写时代的阴气,效果真是事半功倍。很多先锋小说总是沉浸在阴气之中,偶一为之尚可,若长此以往,此类作家或许难堪阴气之重负。回忆本来就显得模棱两可,似有若无,再加上战争、贫穷、家斗、算计等,这部小说极为沉重,气氛也压抑,全篇乌云密布,不见朗日,读来让人窒息。

  “旅非常居”,旅途一般会比较艰辛;“如归旅店”则有宾至如归之意,若在旅中尚有在家之感,旅之险可以完全消除。就旅店而言,“如归旅店”可谓旅店的最高目标了。爷爷、父亲在战乱年代一直尽量维系着这个旅店,父亲甚至将生命放了上去,真是能见出中国民间社会生命力之顽强。尤其父亲在小说中的所发的一些议论,有较深的意义,譬如“无论来不来,我们都得过日子。我们不能让如归旅店垮掉。”(202页)这真是民间社会的超脱了,但这个观点不能轻易去说,否则容易为卖国主义张目。“旅店”也就获得了升华,它代表着民间社会的顽强和超脱,但毕竟“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国破则家亡,战争一起,如归旅店也难以为继,父亲还是死去了,于是有儿子们被“逼上梁山”,走了不同的路去抗日。

  李浩选择了一个非常好的意象——“旅店”,去讲故事。“如归旅店”一是“我”的家,是私人空间;二是旅店,是公共空间。如归旅店有双重功能,这有利于李浩左右开弓。既是私人空间,如此可以写家,小说写了我们家与叔叔家的争斗与算计,家长里短、婆媳妯娌真是写也写不尽,盖因这种争斗自古已有,至今也不绝,又写了家庭内部之间,譬如父与子之间的矛盾;又因这是公共空间,旅店客流不断,因此会带来四面八方的各种消息,各路人马都在旅店表演,这是写国,写时代的消息和境况。《如归旅店》就写了大时代下,小家庭的生存状况,只是李浩巧妙地选择了“旅店”这样的空间,让家与国的消息同时在其中展开。因为故事自始至终围绕着旅店,这样大小的空间,作者可以罩住,因此整篇小说气息完足。

 

三 有关“现实”

 

  记忆、现实云云在李浩这里,应该只是方便说法,因为李浩似乎是以历史为现实。李浩确实在写历史,写记忆,可是这恰恰就是现实。世易时移,纷纷纭纭,当然有变者,但也有不变者,李浩的志向就是要写这些变中之不变者,他要将其文学放于此处。若真能做到,李浩真的会不朽了。若真能走通,那么其实历史就是现实,现实也是历史,二者从来没有分别。

  李浩极其喜欢一个意象“侧面的镜子”,譬如《无题,或者白纸之白》中有言:“它是镜子,放置于侧面”,李浩的一部中短篇小说集名为《侧面的镜子》。这个意象可谓是理解李浩的关键,“侧面的镜子”由两个意象构成:“侧面的”和“镜子”。李浩的写作有成为时代之鉴之志,镜子可为时代正衣冠,可以照出整个时代的问题,譬如司马光编纂有《资治通鉴》。但为何是“侧面的”?“侧面的”可有两种含义:一,镜子在侧面,侧面隐隐约约,似有若无,譬如李浩的历史题材,可谓就是“侧面的”,因为在正面比较危险,容易触及时讳;二、李浩以小说为“侧面的镜子”,小说难免虚构和个人发挥,因此不能保证是客观反应,盖取置于“侧面的”镜子总可能有盲点之类。

  可是,李浩的“记忆”还是略为短暂了些,他的记忆往往只到“父亲”就戛然而止。《乡村诗人札记》写父亲,《如归旅店》写父亲,《那只长枪》写父亲,《父亲、猫和老鼠》也写父亲,“父亲”真是李浩小说中的常客。就目前来看,“父亲”似乎是李浩记忆的上端,若李浩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突破此上端,进入“父亲的父亲”,甚至“父亲的父亲的父亲……”,那么或许他会对那些不变者有更深的认识。因为,唯有在更长更长的记忆中,才有可能确定那些不变者,否则,有些所谓的不变者其实不久还是会烟消云散。

  再看看李浩写的以现实为现实的作品,譬如《飞过上空的天使》、《父亲、猫和老鼠》、《失败之书》等。这类作品的品质其实与记忆类作品没有根本的区别,区别唯是人物展开的背景不同而已。李浩写历史亦是对现实有所关照,他写现实也是如此。只是这类作品较之于“记忆”类,在数量上真是少了很多。

  《飞过上空的天使》对当下现实极有隐喻性与批判性,虚假的“天使”飞过A城上空之后,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各种势力纷纷介入,造成了巨大的“轰动”。《飞过上空的天使》是阐释当下“折腾”精神和情绪极好的文本,这个小说在荒诞的表面之下折射出当下中国的现实。只是李浩的批判现实是在嬉笑之中完成,并不是金刚怒目式的。

  《父亲、猫和老鼠》是一篇极为优秀的小说,这篇小说不华丽,非常朴实,但力量极大。李浩竟然能将“父亲、猫和老鼠”列为同一个链之中,风马牛不相及者竟然也相及了,这是李浩的力量。父亲下岗在家,闲来无事,为了灭鼠竟和猫较上劲,一个男子汉如此,真是悲凉。父亲本应该是家庭顶梁柱,应该是“父亲、社会和家庭”这样一个链,然而下岗之后,父亲不仅退回家庭,甚至蜕变为“父亲、猫和老鼠”这样一个链。写下岗职工生活的小说多矣,这是“底层文学”极为重要的主题,然而能如此轻盈地写出下岗职工心态,且能如此动人者却少之又少。

  《失败之书》写失败者哥哥在家里的一系列举动,一个曾经积极向上的、大有作为的、不屈不挠的大好青年,在经历了一系列失败之后,举止反常、性情暴戾,哥哥成了熟悉的陌生人。《失败之书》就是写了变成了陌生人的哥哥的举止,以及哥哥与妹妹之间的战争。《闪亮的瓦片》大抵也是如此,毁容之后的霄红性情大变,从善良、乐于助人变得报复性极强,最后竟至于堕落。李浩有四两拨千斤的技巧,能以一件小事翘起脆弱而又复杂的人性,将失败者的心态展现得淋漓尽致。

  “或者鼹鼠,或者飞鸟”是李浩创作谈中的话,这句话很好,极能见出他的气象。这句话源头应该出自《诗经》“鸢飞戾天,鱼跃于渊”,之后又有《庄子》“北冥之鱼”到鹏之变,现代又有毛泽东“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之变。鼹鼠、飞鸟云云应该也从那里化出,鼹鼠、飞鸟也是“上下察也”,只是“或者”、“或者”气息就略显弱了一些。“鸢飞戾天,鱼跃于渊”就是“鸢飞戾天,鱼跃于渊”,没有或者“鸢飞戾天”,或者“鱼跃于渊”。好在来日方长,今日之李浩已经气象不凡,再期待李浩日后的作品,或许可以将“或者”、“或者”去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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