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09期  
      北大评刊
北大刊评(2012年第9期)
徐妍等

  

看《收获》2012年第3

徐妍  孙巧巧

  本期《收获》小说闪亮与黯淡互现。同是先锋作家的转型之作,却有成有败。

  格非的《隐身衣》(中篇)是继2011年出版的“江南三部曲”之一《春尽江南》后,让作者感到创作过瘾、且迅速征服读者的一部佳作。

  比较格非以往的小说,这部中篇一如既往地聚集了他小说所特有的丰富意蕴,且更为有效地处理了他以往小说中形而上意蕴和形而下经验相疏离的倾向。小说主要讲述了一位居住在京城、专门为音乐发烧友制作胆机的小人物对古典音乐的痴迷,以及他所经历的种种遭际,由此,牵连出生存困境、人情冷漠、听力失聪、词与物错位、现实荒谬等等困扰于人心的不同层面的问题。它们被缠绕、并置、兼容在一起,构成小说的多重主题。其中,非常值得称道的是,作者在隐喻叙事中,借助于民间手艺人的叙述余光,继续不露声色地暴露并揶揄我们这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种种癖好:自说自话,杞人忧天、指东说西、自恋、龟毛等。在此一瞥中,说身兼著名高校教授之职的小说家“卧底”于知识分子之中,又反戈一击,弹无虚发,并不为过。但是,如果小说单凭知识分子灵魂自剖这一主题,将算不上具有什么特别之处。要知道,现代文学史上选取这一主题的经典性作品并不少见。事实上,格非似乎无意重复如此沉重的现代知识分子灵魂自剖的经典性主题,更不用说塑造出与时代发生亲密关系的“弄潮者”或“落潮者”了。自从事小说创作以来,他从不强行承担小说多余的意义,但也不缩减小说的意义。他只是如实叙写他所置身的这个时代不同群体的生存状态。仅此而已。可话说回来,这样一个既不承诺写实主义悲天悯人的写作立场,又不追求现代主义深度剖解的创作观念,凭什么赢得一片叫好声?又凭什么带给人挥之不去的痛与快乐?

  小说的形式意蕴道出玄机。曾经最为醉心的形式实验在此小说中处理得低调、内敛,甚至由前台退隐于社会、历史,以及哲学的幕后。或者说,格非经由“江南三部曲”至《隐身衣》,形式已经转化为内容,即这部小说的形式自律性始终是与小说家对整体的社会认识密切相关的。不仅小说主人公由以往玄奥世界的冥想者,转换为现实世界的小人物,而且在形式设计上,也在以往先锋主义的迷宫中铺垫起写实主义的坚实底色。譬如:“我”陪护母亲最后一晚时所发生的一切——母亲塞给儿子定期存单,嘱咐和牵念,谮语和宽慰,都坚实得令人叫绝。再如:主人公“我”固然诞生于格非的自我生命中,但又无不是生存在与姐姐、母亲、哥们儿、客户的纠结关系中。当然,小说核心意象——“隐身衣”的悬而未决、黑道人物丁采臣的死而“复活”、“我”的前妻玉芬的下落不明、蒙面女被严重损毁的脸等安排,疑窦丛生,惊险神秘,依旧充溢着先锋主义的形式探索精神。但格非显然不会走先锋主义单极化的小说路线,而是完好地实现了先锋主义与新写实的联姻。在此意义上,小说的全部情节可以概括为:古典音乐如何对抗流行音乐。格非以慧黠、细腻以及感伤的淡淡哀痛,表达了他对这个时代无可奈何的认知:这个世界已然变成个听力丧失的荒谬之地。至于为什么?怎么办?格非和他小说中百无一用的主人公一样,无法提供任何确定性的答案。但这并不妨碍小说所有的形式要素都隐含在这样的意蕴之下:曾经的先锋作家在这个无可把握的时代,如何重新出发?这样的形式意蕴既构成了小说的整体性隐喻:试图继续以先锋精神对现实社会的各种流行样式低调反抗,也实现了它的价值所在:以先锋的“后退”方式递进,为先锋小说寻找到了新的落脚处——现实生活。

  虽然上期刊发的马原的《牛鬼蛇神》(长篇)上部已然毫不留情地呈现出马原复归后的诸多致命问题,但还是为下部留存一线希望:那个曾经让马原神气无限的藏地,是否会为他奄奄一息的小说带来转机?然而,与格非从先锋主义的“高地”上步步“后退”、稳扎稳打的低调叙事策略不同,马原依旧高调地自信于他昔日的王者之风。结果,下部在叙事水准一路下跌之时,终于丧失了最后翻盘的可能。

  应该承认,如果仅从故事情节而言,下部围绕人物命运展开的玄秘诡异、酸甜苦辣的情节很有吸引力。久居海南的李德胜接受了大元的邀请,来到西藏,并鬼气十足地破解着主人公大元的内心困惑,然后重回海南。分别之后,大元从西藏回到了东北,又迁移到上海和海南,做节目、开公司、当教授,离婚又再婚,且死而复生。而且,下部的结构很是考究,并带有令人叹服的马原式的气魄。它以拉萨的神性世界为中心、延展到海南的鬼魂世界、又穿插了上海的人性世界,铺排出神、鬼、人三方共享的哲学空间。不仅如此,小说再次延续了马原一如既往的不屈服的执拗性格,以试图还原被遮蔽的人类常识经验世界。可以说,马原回归,是带有不逊色于当年的叙事野心的。如果说马原在八十年代中期所创造的“马原叙事圈套”是为了反叛既定的文学体制,那么,二十年后复出的马原所撰写的“马原经验哲学”则是为了反叛既定的历史文化观念。只是,这一超级恢宏的构想如何实现?马原全力以赴了,但力不从心。

  先看马原新开发的海南的鬼魂世界和上海的人性世界:非但没有精湛的叙事技巧,反而时有被冗长、拖沓或枝蔓的情节所羁绊的现象;非但没有提供富有启迪的人生洞见,反而充溢着庸常的陈词滥调。譬如阿霞的卖槟榔生意,大元海甸岛骑单车,海甸岛历史的百度式介绍等情节明显游离于小说的整体性结构,与鬼气和人性没有多少关联。而“老婆是个狗东西”、“给孩子一个玩沙的地方”、“人与其他动物最大的不同是创造和破坏”等发现,实在不能算作新知。所以,当作者因个人化的日常经验和生命体验而兴奋不已或痛彻心扉时,读者却感到莫名其妙或无动于衷。再看马原一直最为迷恋的拉萨神性世界,更是让人大失所望。叙述者竟然变身为导游者,读者被强行视为游客。一次重返拉萨的神奇之旅,竟变成一次乏味的蜻蜓点水般的游览。青藏高原、雅鲁藏布江、大昭寺广场、八角街、色拉寺的石刻、青稞酒等意象描写,皆停留在文化的表浅层面,折射不出任何神性的灵光。其中,反复被描写、本该神韵无穷的八角街,竟是一条显示人物讨价还价高超本事的商业街。即便是为李德胜饯行的那个本该意味丰富的晚宴,也成了向读者显摆各种珍奇礼品身价的台面。最令人难以忍受的是,作者的叙述能力和语言的驾驭能力蜕化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而作者却不明就里地不断地用空洞的呓语给虚弱、贫乏的作品充气,彻底由昔日的“装神弄鬼”坠入到今日的故弄玄虚。这使得小说下部犹如游乐场上充气满满的橡皮床:外形膨胀,内里虚空。其实,当马原切断了先锋精神与社会、历史、现实的秘密通道时,也就注定了他小说的死亡。

  本期短篇小说栏目刊发的是旅居加拿大的作家薛忆沩的《文盲》和福建女作家须一瓜的《国王的血》。《文盲》讲述了一位文盲老婆婆愁苦、抑郁的心理状态。婆媳不和、夫妻隐私、晚辈争吵等琐屑的家务事,整日缠绕着她,并构成小说盘桓不去的阴郁氛围。篇末道破老婆婆因文盲而造成的命运之谜,在技法上,与德国作家哈德·施林克《朗读者》中文盲女看守的编排方式有些相通,但谜底所引发的回味却大有差别。《国王的血》则讲述了一位少年因为意外交通事故撞死人后因无力赔偿而最终自杀的故事,引发出生命的卑贱和高贵、命运的承诺和无常等思考。虽然作者竭力借助于现代主义的多种手法,但刻意为之,反而缺少小说素朴的力量。

    

《收获》2012年第3期推荐篇目:格非《隐身衣》(中篇)

 

看《人民文学》2012年第556

魏冬峰

  第5期杂志刊登了四部中篇小说。

  邓一光的又一篇“深圳小说”《你可以让百合生长》将目光投向了外来务工家庭子女的成长上。兰小柯,14岁,有着吸毒的父亲,不靠谱的母亲,智障的哥哥,靠社区照顾得以继续读书,并勤工俭学养家糊口。生存问题勉强解决了,但内心的阴冷一时却难以化解,因此她对外来的关怀有着本能的敌意和警惕。所幸世界为她留下了音乐这扇门,酷爱音乐的她在执着善良、病痛缠身的著名音乐人左渐将以生命为代价的引领下,终于破蛹为蝶,释放出生命的正能量,与世界握手言和。这看上去像个响应主旋律的、改良版的挽救“失足”少女的故事,结尾部分甚至陷入一种近乎强硬的说教,但小说对物质贫困和心灵贫困、爱和平等、音乐和现实人生关系的理解,却发人深思。

  《捕风者》(海飞)是作者近年来驾轻就熟的一个类型小说,在此类谍战小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基本套路熟悉了之后,小说在此层面上的想象空间基本已经穷尽,只能在人物关系的复杂性上多做文章,却不免落入另一种审美疲劳。此类小说若想咸鱼翻身,东山再起,大概得换一种角度和境界。

  聪明如杨少衡者,总是打着“官场小说”的旗子,轻倩圆滑地蜻蜓点水,在人物之间周旋,打擦边球般“常在河边走,却能不湿鞋”。《隐隐作痛》看上去是写两名官场中人郝志国和陆承家相互较劲、彼此制衡却又互相依存的关系,但其实若去了官场这层外衣,小说所书写的人物关系不免带有某种更广泛的适用性,那些各种场合的合伙人、搭档,未必没有郝志国和陆承家的关系这般精彩。当然,像作者的其他“官场”小说一样,《隐隐作痛》仍然俏皮好看,不沉重、不愤激的那种好看。

  本期《新浪潮》栏目中刊登了孙频的《菩提阱》。这是一篇警世小说,年轻女子康萍路每次千辛万苦攒起来的一万元总是被别人轻而易举地骗/偷去:第一个一万元因为对老板顾松涛抱有情感和婚姻的期待而被骗,第二个一万元因为贪图便宜的机票被钓鱼网站所骗,第三个一万元因为执着于被偷走的钱包里和母亲的一张合影再次被偷……她因此而悟“道”——每个人都是自己最大的陷阱——成为涉案一千多万的传销头目。小说所探讨的话题有某种普遍性,构思巧妙,叙事沉着,层层推进,颇见功力。

  

  第6期杂志刊登了三个短篇、两部中篇小说。

  老作家王蒙的《山中有历日》(短篇)通篇弥漫着浓郁的京郊山野气息,父母离异、母亲再嫁、父亲续娶的姑娘白杏的成长经历,和20世纪80年代以来京郊农村的变迁史一起,构成了叙事者“老王”长达十五年的一次观光体验。

  《往生》(蔡东,短篇)别有一种动人的心酸。六十多岁的儿媳康莲长期精心伺候着八十多岁的公公,“糊涂的老人、重复的劳动、经久不散的屎尿气”,被困于斗室的憋屈,以及空气里生命即将油尽灯枯的冷寂,时时都会让康莲抓狂,但将心比心的“不忍”,却让康莲生出一种当“娘”的责任感来……小说写出了康莲对老人亦爱亦厌的复杂心理,尤其是老人“指着她,忽地冒出一句话:‘你对我这么好,你肯定是我娘。’他响亮地、自信地冲着面前的女人叫了一声:‘娘!’”而康莲“本来是要笑的,可头皮一麻,鼻子酸酸胀胀的,没笑出来”。把老人视为自己身上的“一粒赘疣,一处增生,一颗粉瘤”“和血脉连成一体”的康莲,最终在除夕夜被身穿寿衣端坐在黑暗中的老人惊得心脏病发作,在最后的一丝意识里,还惦记着带老人“一同往生极乐”。以如此耐心细致的笔墨书写这样的题材,在中国大陆的当代小说中是少见的。

  被歹徒劫色的女司机贺妮最终和凶残的劫匪、满车麻木的乘客一起共赴悬崖是《万丈崖》(王小木,短篇)要讲述的故事。小说有着一个预设的主题,如此惨烈的布局指向的也显然是现实中惯见的“看客们”及其后更深层的价值取向。

  《愤怒的小鸟》(余一鸣,中篇)以作者惯有的稳扎稳打、层层推进直面了青少年犯罪这一现实的复杂性。网络游戏、网络犯罪、为了个iPad误杀他人、少女“援交”等社会新现象指向的是学校和家庭教育与社会现实的价值观矛盾甚至脱节导致的悲剧,小说因此设置了儿子金圣木的网络江湖和父亲金森林的现实世界两条叙事主线,使之相互映照、互为因果,而结尾的含混表述也再次让小说的主题显得变化莫测。

  《得夫记》(向祚铁,中篇)讲述了发廊小姐橙橙如何谋求理想丈夫陈质的故事。虽然陈质的形象有些单薄,但整个小说的日常、自然以及细节里的温情流露依然让人印象深刻。

  

  《人民文学》2012年第5-6期推荐篇目:孙频《菩提阱》(中篇),蔡东《往生》(短篇)

 

看《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12年第6~7

                               钱益清

  6~7月份的《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似乎也同这入伏的天气一般,进入了让人略感低压沉闷的阶段,所选篇目较多,题材也五花八门,但花哨纷繁的外在并不能掩饰内在的问题和欠缺,以下就试作一些简单的分析。

  先来看6月的篇目,叶广芩的《唱晚亭》(《民族文学》2012年第5期)依然延续作者一贯的家族小说传统,将独特的家庭身世和生活经历,在贵族化与平民化结合的视角下娓娓道来。镌刻着“唱晚亭”的石头,于“我”这个金家遗老是一份珍贵的回忆见证和情感凝聚,于一帮金家的不肖子孙却成了心醉神迷你争我抢的发财梦的投影,而这块被送进玉石厂千刀万剐最终粉身碎骨的石头,何尝不是传统文化血脉在现代语境中的遭际折射?昔年“唱晚亭”畔诗礼传家的风流韵致,到后代眼中只剩下抽筋挖髓的经济目的,油滑、谄媚、市侩、浅俗、无知兼可笑,一群人的“不肖”被作者通过金家大院“寻宝”和玉石厂“鉴宝”两个场景描绘得栩栩如生,宛如滑稽大戏,让人在笑看诸般丑态的同时又不禁为之心酸。小说的结尾,戏剧化地让“我”为悼念“唱晚亭”之亡而捡回去的碎石“变废为宝”,借好友鉴石专家白描之口点出其中蕴含翡翠,但此情节设计不免有些蛇足和牵强。当然,作者也明白这一点,故在创作谈中指明,这不过是为了好玩而特邀生活中的朋友来小说里客串。也许有人会失望于这种创作上的游戏心态,但又能怎样呢,人家都说了自己这一系列是应群友而写的“轻松好看的小说”,深刻性、严密性自然不能同其之前代表性、经典性的旧作相提并论,问题恐怕更多还是在于我们的选刊吧:就是不知是为某些“盛名”所惑呢,还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无奈?这恐怕是个值得好好思考的问题。

  尤凤伟的《岁月有痕》(《十月》2012年第3期)则可视为其《中国一九五七》的中“五七人”的后传来阅读,当属反思文学,却更多地着眼在“现在”——即一般人眼中苦难看似早经平复的当下。退休工人姜承先平静刻板的生活,因曾将其打成右派的老干部周国章的突然拜访而陡起波澜,周被姜拒之门外,中风住院,而小说就围绕此事对姜一家的影响展开。小说试图向我们展示那些特殊岁月的“痕迹”,不是那么容易消去的,时代的悲剧不仅在姜身上留下烙印,也延续到了其下一代,从而引发我们对历史和现实的进一步思考。但是,小说却并没有给予这一残酷的因果链妥善的表达,或者说,深埋于历史中的“因”并未很好地和当下发生在现实中的“果”对接起来。中风事件之后,造成姜一家惶惶不可终日的忧虑状态的,归根结底并非当年周的身份或作为,而是当下的社会法则:权力阶层对市民阶层的天然威压。因为周现在的身份是市人大副主任——即使已退休,周的儿子则是财富的掌握者——某老总,所以在姜的街坊邻居朋友的眼中,如若周家追究责任打起官司老姜绝对无可幸免。败诉、赔款的必然,证人的无可觅,儿子媳妇釜底抽薪的资产转移计划,沉重的精神压力和日渐尖锐的家庭矛盾,都成了姜当下生活的痛苦来源。综观全文,如果剔除周和姜当年的历史根结,故事似乎依然可以顺理成章,也因为缺乏了深刻、紧密的联系,小说所探讨的主题就显得有些游离在历史表层,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在《杰西卡,回家吃饭吧》(《小说月报·原创版》2012年第5期)里,川妮向我们展现了当下社会所推崇的“成功”,到底给下一代造成了怎样的影响。文中的杰西卡和“我”,都成长在看似已然取得“成功”的家庭里,一为富二代,一为官二代,但物质层面的光鲜亮丽,无法掩饰精神世界的破碎苍白,一者以放纵、堕落、叛逆对抗老板父亲的不断渔色和再娶,一者以消极、沉默、疏离嘲讽着高官父母貌合神离的“模范婚姻”,两颗孤独的心缩在一起互舐伤口,也不过就是靠一颗水煮蛋的温情取暖罢了。虽然小说表现的面仍稍显狭隘,对两个被成功毒化的家庭的分析探究也始终不脱婚姻感情生活,甚至某些情节略显堆砌和刻意,如杰西卡心目中理想女性——老师MISS李成为其“四妈”后,对其精神世界憧憬美好的一面的彻底摧毁,如“我”父亲为政治前途抛弃残害初恋,母亲为维护父亲政治生命不惜出卖尊严乃至肉体,最终却因为父亲的暴病而终成泡影,等等。但不管如何,作者还是向我们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全社会都在追求成功,而成功的定义为何,我们是否不知不觉间,在消费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诱导下开始出现价值观上的偏离?个人病也是时代病,当丧失了多元化的价值观,成功只能用“权—钱”这种简单粗暴的评判标准来衡量的时候,也许有人成功了,整个社会却只能充斥着压抑和失败。

  包光寒的《谷地之光》(《上海文学》2012年第5期)对和平年代士兵所背负的生活的沉重和在大灾变前表现出来的军人的坚守,刻画得比较传统。罗伟章的《城门》(原载《红岩》2012年第2)在情节上的悬疑、奇情上花了大力气,女扮男装、畸异恋情、沉重过去和迷茫前路等要素交织,有可看性却流于表面。而邓一光的《你可以让百合生长》(《人民文学》2012年第5期)可算是一则现代社会的教育兼成长小说,表达了对反叛少年生存状态和心灵世界的关怀。

 

  7期小说中,任珏方的《猫》(《星火》2012年第3期)再度揭示了现代社会中人的精神健康问题。文中屡屡出现幽灵般的黑猫,无时无刻不散发着寂寞、颓丧、迷失的气息,它既是“我”眼中患有心理疾病的赵挺的化身,也代表着在更多在现实的齿轮中强撑着疲惫肉身汲汲奔营,精神却早已疲惫、破碎乃至溃败的人群。赵挺对“我”近乎病态的依赖,和他作为社会物质方面成功者的形象是如此格格不入,以至于成为普通人如“我”者眼中的乖僻异类,他渴望寻找安抚的精神诉求,被我一再轻视,甚至发展为简单粗暴地对待。最后的赵挺之死,敲响了“我”心头的警钟,让“我”重新审视了自己对其看法和做法的错误,并在结尾用一个颇有象征意义的场景表达了作者的祈愿——我向作为赵挺精神化身的黑猫伸出了手,带它回家。

  蒋韵的《琉璃》(《人民文学》2012年第4期),取“彩云易散琉璃脆”之意,大抵讲述了一个关于女主人公为“理想”坚持的崎岖坎坷的一生,而“理想”究竟为何呢?大抵就是当年的女孩在北京做客十余天后,所看到的那种不同于乡下的生活方式吧。是斯文的普通话,是优雅的西餐,是文学诗歌和爱情,是精致和美,是对平庸凡俗的逃离。小说的情节、腔调读来都似曾相识:意外被启蒙的生活,回归后的苦闷与格格不入,落难他乡的城市青年,相互的吸引及初恋约定,注定的分手,退而求其次的婚姻,多年后的偶遇,男主人公的堕入庸俗,女主人公的梦醒……兜兜转转之后,所谓“理想”,在现实面前总是灰烬。对读者来说,其所坚持的东西有无价值尚待讨论,但其坚持过程中自私却决然、疼痛而无悔的姿态却别有一种审美。同样是一种捍卫和坚持,青禾的《时代英雄》(《小说界》2012年第3期),想表现的不是作为作为爱国英雄的烈士汪明亮,而更多是他身为闽南青年路“歹囝头”的阿狗的那一面,两者自然相去甚远,但英雄只是被误读,终其一生,阿狗都是那个不惜一再毁掉俗世幸福,只为追求、捍卫和三妹注定无望的爱情的莽撞青年。事实上,对阿狗这类在社会最底层苟且挣扎的人来说,所谓“理想”、“追求”或“意义”是一些很遥远的名词,但他们用朴素的身体语言最好地诠释了它们。在这些人简单的心灵里,爱与美、诗性与崇高这些空泛名词只是具化为了一些人和一些事,而他们就以自己最大的努力前去守护,所以也许这不能算一个单纯的爱情故事,却更多掺杂了某些“殉”的意味。

  杨小凡的《大米的耳朵》(《钟山》2012年第3期)仍然着眼于对城乡关系的审视,通过淳朴善良的农村人大米和耳朵在城市打工的际遇,将生存的艰难和诱惑,坚守道德底线的无力无奈呈现在读者眼前,文中充斥着焦躁、纠缠、混乱、迷惘的暗色情绪,但在问题核心的分析上仍显得泛泛。向春的《河套轶事》(《作家》2012年第5期)借河套地方谱写了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蒙汉爱情故事,兼涉商家、王室、大家小户的暗斗算计,传统的野史逸闻写法,热闹有余,深刻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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