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国桢心中一定是将洪迈称做尊敬的老师的，因为《仿洪小品》就是直接模仿洪迈的，只不过，朱也有自己的创新，他从一个当事人的角度（内阁首辅），将明朝的那些碎烦事儿一一铺陈，治乱兴衰，韬略权谋，凡人趣事，奇人异事，鬼神怪异，杂记评论，谈仙论道，史海钩沉。官爱读，民也爱看。茶余饭后，读着说着，可乐可乐！
壹 明世宗，农科所里野心多
明世宗经过充分的思考，决定在西苑设立一个农业科学研究所，级别为副部级，派民政部副部长做西苑农科所的所长，一名司长直接管理研究所的各项事情。
这个农科所共有耕地七十多亩，每年聘用临时干活的农夫五十人，管理农事的老人四名，骡夫八人。蓄草场十六顷，草料由御马监供给。农科所使用的各类农具，各类综合用房，都由建设部门专项建造。农科所的所有收入，都要由民政部建立档案，纳入管理范围。
我没有看到更多的记载，但我可以推想出世宗建立这个农科所的四点深深野心。
第一，锻炼身体。说实话，国家一年的财政收入还是蛮可观的，国家的钱不就是我皇家的钱吗？钱多有什么用？身体才是最重要的，比如像我们做皇帝的，辛苦程度可想而知，皇帝为什么短命的多？人人皆知的原因我就不去说了，那没有多大意思，传宗接代的需要嘛，要那么多的女人干什么？因此，我是非常注意身体锻炼的。建立这个西苑农科所，最大的好处是，我经常可以来做一些体力活，赶着牛犁着田，感觉很好，那种感觉跟我用人的感觉没什么不同，只要牛听话，听我的指令，我让它往东，它绝不往西，那么，我就会给它好的草料吃。
第二，以点知面。这个研究所，每年不可能收支平衡，绝对要财政拨款，那我也不是纯粹闲得慌，搞个研究所玩玩，我不是这样的。我设立这个研究所，主要想自己体验一下农事的艰辛。每年我一定会花一些时间来这里，从播种到收获，几个关键的节点，我都会来看下，目的也很清楚，从一可以知十，知百，知天下，无农不稳啊！我还想知道，这个研究所如果研究出什么先进的技术，我们就可以向全国推广，治国最大的事情，就是要让农民吃饱饭，肚子不饿，他们才会听你的，他们才有力气去干别的事情，否则免谈。
第三，锻炼干部。和平时期的干部管理，有时候要远远难于战争时期，我祖先那个时候，大家心都很齐，目标也明确，队伍好带。而一旦进入建设时间，舒服的日子过久了，人必定会生懒惰，整天沉迷于吃喝玩乐，不事稼穑，时间久了，那些官二代官三代，甚至连最基本的东西都不会，麦苗和韭菜都分不清楚，都不知道米是如何生产出来的，这样的干部如何能对农村工作进行具体的指导呢？农村情况一点都不了解，完全空对空。而且在农民中也没有威信，这样，我们国家的形象就会大打折扣。我想通过这个研究所，让一些高级干部，适当的时候都去体验，还要以此为机会，在各自管理的范围内，建立各级巡抚体验点、知府体验点、知县体验点，把到基层去作为各级干部考核的重要依据之一。
第四，保护农田。我皇家都要如此开垦土地，如果将全国可以耕种的土地都拿来耕种，我想，只要人们稍微勤快点，生活一定没有大问题，但前提是，农民必须要有足够的田来耕种。我的想法，各地要以西苑为榜样，多垦地，多垦好地，还有，那些被垄断掉的，掌握在大户手中的地，也要注意使用价值，杜绝无节制的土地扩张，绝对不允许无限制开发，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绝对不允许无缘无故征用老百姓的土地，不能乱拆迁，我分封的除外。更重要的是，要让那些地得到生产的最大化，种粮种草，六畜兴旺。
嘉靖皇帝在位四十五年，有几点是得到充分承认和肯定的：比如减轻租银，还地于民，鼓励耕织，体恤民情，勤于政务。
这个西苑农科所，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他皇帝任期内的一个亮点吧。至少它比我们有些所谓的领导责任田什么的，要实在多了。
贰 明宣宗，农夫是个好老师
显然，明朝皇帝重视农业还是有传统的。
明宣宗陪皇太后祭拜完成祖、仁宗的陵墓，回程的时候，看见路边田中有耕地的百姓，就亲自下田，问长问短，并且三次将干活农民的工具举起来察看，还记录下农民所说的话，交给各位大臣看。
我们来看看宣宗的民情日记。
庚戌暮春（1430年），我们祭拜两皇陵回来时，经过昌平的东郊，看见路边田间有一个农夫，一直低着头在耕地，不抬头张望，也不停下来休息，我就很奇怪。我问他：你为什么这么勤劳呢？农夫回答我说：勤劳是我的职责，我们做农民的，不勤劳还能做得好农民？（内心独白：是啊，我做皇帝的，不勤劳还做得好皇帝？）我又问：那也应该有休息和娱乐的时间啊？他回答说：农夫对于田地，春天时要耕种，夏天要除草，秋天谷物熟了要收割，这三项都必须勤劳，有一件事情或有一个过程不勤劳，这一年的收成就不会好，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呢。如果收成不好，那我们全家就会挨冻受饿，我怎么敢偷懒呢？（内心独白：我做皇帝的，如果不勤劳，那也要耽误国家大事呢！）我又问道：那冬天可以休息了吧？农夫说：冬天来了，我就要为皇帝服徭役了，这也是我的职责呢，不敢怠慢的。（内心独白：有这么好的百姓，我又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做皇帝呢！必须做好皇帝！）
我又问他：老百姓有多种职业可以选择，像你这样一年四季都辛苦，为什么不换一种职业呢？做士、做工、做商人，差不多会稍微轻松一点吧？（内心独白：我是真想体谅他！）
农夫回答我说：我的祖父、父亲都是务农的，等到了我这一辈，我也不能改变这一点。况且我们这个地方，没有从事士与工的人，我也不知道他们的情况。不过呢，商人还是有一些的，但据我了解，那些商人也很辛苦，他们都非常勤劳。比如，从事长途运输的人，如果不出二三百里，远的也要一个月，近的十天才能回家一次，但是，他们所赚到的钱也最多只有十分之二三，少的只有十分之一，也有些赚不到钱而完全赔本的，那些人只好关起门来，整天提心吊胆，不知如何过日子呢！这些商人，长年辛苦，一年到头呆在家里的时间也只有十分之一，我虽然务农，假使没有水灾旱灾，又能勤快一些，一年的辛苦劳作，可以够两年的吃穿之用，虽然过的是紧日子，但一年也就不用担心了，而且早晚都可以和父母妻儿团聚在一起，因此，我不愿意随意改变我的职业。（内心独白：真是有些感动啊，人人都活得不容易，我还以为只有我做皇帝的累人呢！）
听了他的话，很有些触动，我想，这是一个尽职本分守法的好公民啊。于是我赏给了他不少的食物。我又问他：你平时观察到的，难道只有商人的辛苦吗？还有没有其他的？
农夫回答我说：我知道的实在太少了，我曾经到县城服徭役，偷偷观察县里的两个长官，一个寅时（早晨三时到五时）就出来工作了，直到酉时（下午五时到七时）才回家，尽心尽职地做事，从来不偷懒，唯恐老百姓不满意他的工作。这个人升官后已经调走很久了，我们这里的老百姓直到今天还很想念他，没有忘记他。另外一个官，早上太阳老高了才拿着一本书出来坐着办公，太阳西斜就回家喝老酒抱老婆去了，老百姓的喜乐哀伤，他从来不过问，这个人后来被罢了官。此官后来还来过我们县里一次，大家都将他视为路人。这两个官是我亲眼所见的，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内心独白：都说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是老百姓。我如果不好好做皇帝，那天下的老百姓也同样要骂我啊！）
我听到这样的话，非常感慨，一个平常农夫，他的话虽然质朴和纯真，但句句在理，这个农夫真是个活生生的好老师啊！这难道不是周公所教导我们的那样，不要贪图安逸吗？我又送了这个农夫很多东西，并且把他的话都给记了下来。
宣宗察农情，问农事，想不到问出了这么多的事情。有农情，还有国情，有民情，更有官情。
可以想见的是，这份日记被作为一号文件下发以后，官员们一定会受到莫大的震动。
叁 年终考核，相貌胡子业绩一把抓
大明规定，官员都要进行政绩考核，京官是六年一次，京外官是三年一次，有关部门会根据官员任职期间的理政情况严格核查。但仍然有不少怪现象出现。
陕西省领导葛端肃，到京城去见中央组织部长，组织部长一看葛的考核档案上写着：年纪大了，而且有病，应该免职。葛领导就请求组织部长，您看我身体不是很健康吗？年纪又不是很大，我要求留任。组织部长说：这个考核结果是由你们省政府报上来的啊，你自己难道不知道？葛回答说：因为负责考核的同志工作地所处偏远，许多情况与记载的有些出入，如果只根据材料就决定人的命运，这是不符合实际的，而现在，您见到了我本人，应该知道是个差错，当然，我是主管领导，这个差错责任都在我，我不可以让那个小官员受冤枉的，所有的责任都由我来担。
组织部长听了葛领导的话，很受感动，他说：有哪一个领导能在我们组织部的公堂里自已坦承工作失误？由此看来，葛同志应该是一个贤能的官员啊。
我觉得明朝对官员的考核，相互牵制，对官员的日常行为应该是有制约的。布政使是一方的主要领导之一，而他的考核居然要由他的部下来负责，这个部下居然对他的情况不太了解，不熟悉人的考核，应该是很有好处的，那就是能够公正，以局外人标准评判。另外，中央组织部长，亲自担任考核官，也有一种权威性，严格把关，以防蒙混过关。
用人部门在组织考核时，要的就是公正，而不能以貌取人。
山东副使贾俊，只有五十六岁，但头发全白了，而且，他又不太讲究修饰，整个脸部表面看上去很是脏乱差。负责考核他的官员，都是来自纪检监察部门，这些官员对他的印象很不好，自身形象这么不注意，还怎么做领导？于是要弹劾他。一位考核组官员问他了：贾同志，您今年年纪多大啊？贾回答：我年纪已相当大了，今年有八十二岁了。官员听了默不作声，他心想，哎，这个老贾，明明只有五十六岁，为什么要说八十二岁呢？百思不得其解。
贾的同事们也不理解，就问他原因了，贾说：那些考核的人不是都认为我老了吗？要罢免我，那我索性就多报一些，以了却他们的心愿。
当然，考核组长还是知道贾的真实情况的，也知道他很有才能，所以就保留了他的职位。后来，贾俊凭他的才能做到了国防部长。
人的长相有显年轻的，也有显年老的，十几二十来岁的小青年头发照样可以全白，因此，头发白实在不应该是考核不合格的理由。但是，年龄的事，对官员来说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一道坎，有人开玩笑说，现在需要保密的不是女人的年龄，而是官员的年龄。
新闻报道里常常出现官员改年龄的奇闻：有十四五岁大学毕业的神童，有十三四岁参加工作的童工，有入党志愿书都没有填过的党员干部，有还是预备党员的党委委员。在湖南郴州官场，一个众所周知的传闻是，原纪委书记曾锦春，为了继续做官，把自己的年龄改小了两岁。也许他理由十足：我真想为党和人民多工作两年啊，对于这些心术不正的官员来说，在位，什么都有，不在位，什么都不是，难怪，他们会去改年龄，宁愿把哥哥改成弟弟，宁愿回到母亲的肚子再晚出生两年甚至N年。石家庄骗官书记王某将造假发挥到了极致，简历显示，她不仅12岁参军，而且12岁还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某医院的药剂师。最新的消息是，山西河津市有个薛姓官员，居然改了十次年龄！
因此，像贾副使这样报大年龄的官，是很少见的，除非是下岗工人，为了尽早拿到退休工资，那就将年龄弄大吧，越大越好。
是不是所有的官员都要考核？这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后宫里那些太监、宫女，其实都是有级别的，这些如何考核呢？我还没有看到过这样的资料，估计只凭他们主子的满意程度，满意了就继续干，不满意就换掉，如果犯错什么的，甚至会丢性命，因此，也不必启动考核这样的繁复程序。
那么，和一些重要岗位（比如掌握国计民生甚至国家命脉的）相比，有一些岗位特别是文职岗位，如何考核呢？大学里大部分是由学生给老师打个分，也就是他的教学水平如何而已，并不全面。
1497年，弘治十年，又要考察京官五品以下的官员了。这个时候，一批讲读学士，就向皇帝提建议了：我们这些人，都是五品以下的，按理都在考核之列，可是，皇上，您看看我们的工作是什么呢？我们平时负责的都是讲读写作之类的事情，并不负责钱谷、刑狱、簿书等具体的公务，况且，我们给您上课都数十年了，我们水平的好坏，您是一清二楚的，对我们这样的干部进行考核，真是有些浪费了，完全没有必要。
哎，你还别说，真是在理呢，孝宗皇帝于是批准了这个请求：那你们这一系列的干部，就不参加考核了。
大概人都有怕被评判的心理，平时工作生活多自在啊，想说什么就什么，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可是，一到年底，来个年终考核，考核什么呢？无非是评个等级呗，但好的等级总是有名额限制的，不可能人人都优秀，于是，矛盾就来了，最好你们合格我优秀。于是，各种各样的考核故事或事故就发生了，古今一样，官员要考核，非官员也要考核，只要你是皇家公家养的，那一定要进入考核的序列，否则，我拿什么来管理你呢？
讲读学士经过皇帝的批准可以不用考核，但绝大部分逃不过考核的准尺，因为，在中国，无论古今，考核，或者被考核，它都是一门很深的学问，一个很大的产业呢。
肆 边角料呢？朱元璋反腐一剑封喉
有个曾经守边的将领曾经对朱国桢说了个事，令他义愤填膺而又无可奈何。这是典型的下级忽悠上级，或者边将忽悠皇帝的事情嘛。
边将守边关，天经地义的职责是保卫祖国，保卫祖国按我的理解有两层意思：一是保国家的平安，不让外敌侵犯；二是保边境老百姓的平安，如果边关不稳，那里的百姓则无法生活。
但是，守边关的重任就在边关的将士身上，将领的素质决定了一切。明朝的边疆万里长，太长了也难管理，有时经常听说边将杀平民报功，人所共知的事，上级如何考察?说不定也是为了应付考核呢？长久无战事，你的政绩如何体现呢？而消息又不是那么灵通，谁能查得清楚是侵犯的来敌还是平民呢？反正杀的都是外国人外族人。
这还算好的，更有让人跌眼镜的例子呢。有时有投降的蒙古人，身体强健，又能说几句汉语的，就留为家丁，让他们改穿汉服。而那些老弱的以及言语不通者，就把他们另外集中起来，高墙深锁，严加看管，并让他们保持原来的饮食、发式、服装。一旦边境有事，或者打了败仗，就拖出去斩首，或三五个，或十余个，砍下头往上报，上级一查验，哎，都是真的蒙古人的首级哎，边将因此不但逃掉了罪职，而且还有功，有赏，这样的做法，竟然从来没有人怀疑。
读者都非常明白，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做法，明显的作弊，大大的欺骗。这样的结果我们马上就可以引发联想：
第一种，不利于皇帝掌握国家外交政策。一个国家和另一个国家的关系，就如一个村里一户人家和另一户人家的关系一样，村里有强势的，有弱势的，有村长，还有其他村领导，邻里的关系有好的，也有一般的，还有交恶的，关系非常复杂，如果两家关系好，那是睦邻友好，今天你家新摘的菜，会送一碗到我家，明天我家买了两斤糖，会送几块到你家，两家互相帮助，互相关照，绝对不会发生言语或者肢体的冲突。但是，明明两家关系非常好，你却要说他家对我们家不敬，经常犯边，报告给家长，家长就会很恼火，以致于判断失误，甚至大动干戈，边将常杀平民，就会给国家假情报，造成两国关系紧张。
第二种，国家安全存在严重的隐患。总是有人来报功，皇帝就会认为他的边关将领实力很强，常胜将军，从而在国防事务上有所松懈，大军如果长久疏于训练，一旦发生战事，那些异族就会长驱直入，因为，小打小闹的边将其实不堪一击，到那时，为时已晚，这样的事，历史上也不是没有发生过。
性质再往严重些说，整个军队也会因为弄虚作假，而战斗力大大下降，从而出大的乱子。
那些边将的上级，或者上级的上级，未必不知道这样的内情，然而他们却很平静，他们绝对不会报告给什么人。朱国桢书生一个，气愤是自然的事了。
对于这样的事，真的是防不胜防。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应该说是个铁腕人物，尤其是在治理腐败方面。
明朝开国之初，朝廷命令各县乡制作军衣。有个乡长叫章叔良的，工作非常认真和仔细。乡里按分配到的衣料制作完后，章多了个主意，他将剩余的边角料布用来缝军衣的衣襟，并且将管理和缝制人员的姓名写在上面，也就是说，他那个时候就考虑到了，每件产品要保证质量，责任一定要到人，如果质量有问题，一查工号，马上就可以知道责任是谁了。其实，章还有一层深意，别人都不理解，他深深地知道朱皇帝是个极认真的人，要想骗他实在不容易，他也知道，公家的东西半分半厘都不能沾手，他还听说了，有的地方有的人，将多余的边角料拿回去做各种衣物，但他不这样干，他将所有的边角料全部用上。
朱皇帝就是这么细心，这些军衣运到京城，他就检查了，质量问题自然重要，但他关注的是，那些边角料到哪里去了？他下令，凡是将边角料贪污拿回家的，查到一个，处罚一个，处罚的结果是永远充军。结果是，每县都有被充军的人家，唯独章叔良管理的这个乡，没有人出事，因为他们把所有的边角料都用上了，都可以查到出处。皇帝很高兴，大大嘉奖了章乡长。
表面上看，章叔良是免祸，但实质上他是有效防范。这样的有效防范给我们的启发很多。
公私分明。能将公私分明的，实在是不那么容易的。当官不发财，请我也不来。十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那各级官员，理论上每月的薪俸是极其有限的，国家的财力还远远没有到可以一下大面积地发给官员那么多的薪酬，因此，我们看到的听到的，往往是官员的财产和他的实际收入不相符，大大的不相符，法律上有一个名词，叫“不明财产”，财产的不明，大部分出现在公私不明上，公私不明，或者公权私用，那么就会招财进宝了。朱皇帝太知道这中间的界限了，于是制定了近乎极端的残酷刑罚，什么剥皮充实啊，炮烙啊，太多了。
制度严厉。这应该是所有一切的前提，这种制度一定要让人害怕，害怕到他哪怕做一次也不敢。在开国之初，百废待兴，如果不用重典治吏，那么可以想见的不仅是人心的涣散，更是纪律的拖沓，任意枉为，鱼肉百姓，如果民都不聊生，那么离下一次的揭竿而起已经不远了。制度的高压下，人就会感到一种压力，当压力成为一种自觉的行动并且化为日常的行为准则时，所谓的廉政教育也就落到了实处。
朱皇帝大大嘉奖章叔良，无疑是一个强有力的号召，他在全国范围内树起了一面廉政为公的旗帜，大家都来学习吧，这样的人才是我们大明需要的。
伍 “走转改”，公安局长周甘是个好榜样
时间往后倒推三百多年，这样的场景还是可以上报纸头版的。因为这是一个明代的县领导下基层“走转改”途中活生生的实践案例。
浙江乐清县东边有个叫左原的村庄，村中有口非常深的古井。正值冬季，天少下雨，井中水位很低。
一个很平常的早上，几个姑娘嘻嘻哈哈，担着水桶去井中打水。打水其实也是个技术活呢，一般的程序是，用绳子吊着水桶，慢慢放到井里，然后反转水桶猛扎一下，水就贮满了，然后提上来，要一定的力气才行，影视中常见这样的镜头。不过，这一天却出了点小意外，绳子在放桶的时候突然断了，水桶一下子就掉进了深井。
哎呀，麻烦，我们还要回去烧水做饭呢，姑娘们很着急！这个时候，恰好一男青年经过井边，他毅然脱去衣服，跳到井中去捞水桶。没想到的是，桶还没有捞上来，突然轰隆一声巨响，井石崩塌了，井很深，石头很多很重，人们认为那男青年一定压成了粉末。姑娘们都吓呆了，只好含着泪离开。
三天后，县公安局长（县尉）周甘到左原村走访调查，考察工作。当地群众就向他反映了这样一件事。周局长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见义勇为事件，一定要好好挖掘和宣传一下。于是，他来到了事发地点，围着井口仔细观察，对见义勇为青年深表同情，要求随行工作人员，一定要好好安葬他。他马上召集有关人员，开始清理现场，挖了很长时间，都不见尸体。忽然，营救人员听到了一种声音，大家都很害怕，认为是男青年的鬼魂，周局长立即说：是他还活着，我们必须赶快救他。周为了让营救人员加快速度，还主动现场激励：我拿出一年的工资，谁出力就奖给谁！在金钱的刺激下，救援速度明显加快。不一会，男青年的头就显露出来了。
正当大家认为大功即将告成的时候，又发生了意外，井石又开始松动滑落，抢救的人吓得要逃。周局长急中生智，临时调整救人方案，用木板加固井壁，还把救人的奖金提高了一些，大家于是再拼命相救。
长时间的施救，周局长是空着肚皮在指挥，下属送来饭让他吃，他推辞说：我一定要等着把人救活后才吃饭！
太阳落山了，井里一片黑暗，营救人员点起蜡烛继续干，最后，在几百人目光的注视下，那男青年被救了上来。大家都欢呼了起来，认为是个奇迹。
朱国桢在《仿洪小品》卷二十二中，饱含深情地记载了这件事。
陆春祥就事论事并结合当下现实评论道：
一、 左原村风淳朴，助人为乐见义勇为已成生活常态。助人为乐有多个层次，此谓雷锋先生说的，做一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做一辈子好事。女青年担水出了麻烦，男青年助人为乐，但在冬季，要脱掉衣服，下到深不见底的井里捞桶，这个难度还是大的，而且还有危险，然而男青年奋不顾身，这里，首先要感谢的是那无名氏男青年，他的精神高度，远远超出佛山“小悦悦”事件中见难而不救的那些无名氏。可以想见的是，虽是拣桶之小事，但这样的风气形成，却需要时日。
二、 周局长深入基层。一般的县领导，如果不是什么很特别的事，比如到先进村去打打前站，因为过几天大领导要来视察，一般很少会深入到村。但周局长不是，他深入基层，基层才能听到真正的民声。
三、 周局长体恤民情。他听到男青年捞桶而被压这样一件事，敏感度很高，立即决定要厚待他，这样的决定是瞬间作出的，是周领导平时一贯的作风所决定的，对待人民群众要像冬天里的烈火那样温暖。而不是像有些领导那样，在镜头里，装装样子，送一袋米两桶油到贫困户家里，也要跟着一大群的媒体记者，唯恐人家不知道。
四、 周局长厚德。在救人途中，事情几经转折，他都临危不乱，并且指挥有方，他没有再向上级汇报，他将自已的工资拿来做激励奖金，我还没有听说过，从古到今也没有听说过。只听说过，矿难发生时，有副矿长跑进矿去脸上抹成黑状跑出来，假冒在现场，听说过拿国家大把的钱去平息事态，进而推卸责任。这些人都不能和周局长比。他没有唱高调，他只是在按他的基本道德做事，这样的德比我们有些人厚多了。“一定要把人救出来才吃饭”，真是让人感动得要落泪。
周县尉救人，对周县尉本人来说，是平常事一桩。不过，好人好事，总是有人提起的，记挂的，积德的，当然还会流芳百世的。
陆 考试，没有一毛钱关系也是你死我活
文人写书，自然少不了写关于考试的事情。
考试有多难？只要看看录取名额就知道了。第一第二第三，状元榜眼探花，都只有一名，后面的二甲，也不会录取很多，即使是乡试，也是难度极大，就是县试，考个秀才都挺不容易的，有的书生胡须都考白了，还是个童生，文学作品里，这样的人多了去了。
我的家乡老分水县就有一个唐朝状元，状元叫施肩吾。其实，他只是个进士，唐宪宗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施肩吾以第十三名的优秀成绩和另外28人荣登进士榜。一个辽阔而欣欣向荣的大唐，没几把刷子，想从数千均带着必胜信心的考生中胜出，根本就不可能，可见难度。因此，进士也是不得了的事情。
所以，范进中举，他才会有那样的举动，实在是不容易。
于是，考生与考生无形中也形成了竞争，考试就是你死我活的事情。
甲乙两秀才是很要好的朋友，都因为攻读《春秋》而闻名乡里。秋季大考的前一天晚上，他们两人同床而睡。甲秀才等到乙秀才睡熟之后，偷偷取出乙的行李，找出用来誊写试卷的考试笔，把笔尖全部截掉。考试的时候，乙秀才抽出毛笔用时，发现笔毛全部秃了，大为惊讶，只好用打草稿的笔来代替，但是写起来又粗又黑，墨迹浸湿了试卷一大片，卷面非常不整洁。他向邻座求助，又都被拒绝，乙秀才失声痛哭，想想自己几年的努力要毁于今天了，几乎想要弃考退出。疲倦打盹的时候，乙秀才忽然感觉到有人在背后指着他说：写。再看那秃笔，忽然完好无损了，他一边疑惑一边不停地抄，写完以后，又变成了秃笔。交卷后走出门来，甲秀才问他：你考得还好吗？乙说：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只是刚刚做完试卷罢了。甲秀才面红如赤，就搬到别的房间去睡了。第二天，甲秀才没有进入下一轮考试，而乙秀才不仅考取了第一名，紧接着还中了进士。
乙秀才似乎有神助，但故事情节还是合理的，心理作用有时具有强烈的暗示性，不管怎么说，卷子一定要答完整，考官终究是以文章的好坏为标准的，卷面非常重要，但绝对没有文章重要，我想，这大概是乙秀才能考上的原因。
至于甲秀才这样的人，他的理解绝对狭隘，他只盯住他的好朋友，他好像还不知道考试是在一个大平台上比较的，拉下了乙，你也不一定能上。此所谓损人不利已。
损人不利已的事情太多了。也许是我不好，你也别想太好的心理在作祟吧。
美国人前些时间，一定要通过一个什么法，目的就是让人民币升值，连他们自己的专家都说了，咱美国的经济不景气，和中国币没有关系的，损了人却不利己。可是，那些议员们不听，坚持认为中国钱损害了他们。我们的有关部门又说了，那你们多卖点东西给我们啊，我们十分愿意化钱，十分愿意买你们各类产品，可是，他们又说，这个不能卖，涉及国家科技，那个不能卖，涉及国家机密。
昨天，我碰到一位朋友，他是中层领导，他说很郁闷，为什么呢？年终考核的时候，有一些人给他打了“不称职”，而不称职的票数多了，那是要被找谈话的，甚至还有落任的危险。可能和他的工作水平有关系，但是，有些人的评判标准不是工作，如果真是工作不称职，那也算了，更多的是人事纷争，你得罪过我，你和我不是一路人，那么，对不起了，我就要打你“不称职”，纵然，这个“不称职”和他一毛钱的关系也没有，即使他调离了，也轮不上你啊，但，“不称职”还是要打的。
因此，总有一些人的心理和甲秀才是一样的，也因此，暗算人的事也就层出不穷了。
宋代端拱年间，有一年的状元是梁灏。这个第一名本来应该归古成之，古是什么人呢？他是宋朝广东省的第一位进士，号称“岭南首第”，以文章见长，政治也很有成效，胸怀大略。当时，有两个叫张贺、刘师道的人，嫉妒广南人超过他们，晚上一起喝酒的时候，偷偷在古的酒中放了哑药，结果第二天，皇帝宣布成绩：第一名，古成之！哎，这古成之居然发不出声来，不能答应，宋太宗大怒，将他赶出去，再举他人登第，这个事故于是造就了前面的故事。后来，宋太宗搞调查研究，知道了这回事情，要将张、刘两人绳之以法，成之却替他们辩护，说没有这回事。皇帝于是更加敬重古成之了。
哑药的成功，是因为张刘们知道胪唱的规矩，点名不应，随即取消资格。而古成之的宽容和大度，即便遭人暗算，他也很无所谓，学问在自己的脑子里，第一名第二名真的无所谓。
但事实上，第一名和第二名完全是两回事。如果比赛，冠军总是春风得意，功成名就，而那一届的亚军都不太有人会记得。每一年的高考状元更加了，更多的体现在商业行为上，虽然有很多的禁止，但仍然有人喜欢打状元牌，不亦乐乎。至于眼下最热最难的各类公务员招生考试，故事更多。
前些时山西出现了第一名被第二名取代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由于第一名的抗争，最终事情解决圆满，第一名如愿以偿，将第一名设置各类关卡的相关人员也得到了相应的处罚。而最近一个第一名被第二名取代的事情，却没有那么幸运，第二名被取消，但第一名还是没能录取，原因是，我们可以不录取第二名，但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录取第一名呢？讲道理？人事的江湖上是没什么道理可讲的，不录取就是不录取！
更有搞笑的在后头。
绍兴人范春，有文学之才。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他参加考试，试卷誊完后，他拿着自己的卷子，再校对一遍，很是得意，今天发挥得不错，至少可以考个解元。正在此时，突然狂风大作，一下子把他的试卷刮到了天空中，飞啊飞，再也找不到了。范春只好丢弃笔墨，退出考场，叹息说：命中注定啊！
一则《事业单位公招惊现2.2分进资格复审》的帖子，使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县成为了舆论热点。在该县2011年事业单位招考中，一名考生以2.2分的笔试成绩进入资格复审(笔试满分为100分)，一时引来众多非议，甚至有网友怀疑这属于“萝卜招聘”。记者调查后得知，这是殡仪馆的尸体修整和火化岗位，属冷门职位，报考该职位的只有3人，而真正参加笔试的只有两人。第一名61.8分，第二名2.2分。而据对第二名的考生了解后得知，他在殡仪馆长期做编外员工，考试因不懂答题规则而造成这样的局面。
我不知道安岳县最后的录取结果，但是，这个2.2分考生绝对要比范春运气，至少他进入了面试。范春卷子飞走了，功夫自然白费，任何解释都没有用；而那个2.2分考生，不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存在着极大的机会。
所有的这一切，我都把它们当作事故，因为它完全具有事故的非正常性特点。
关于考试的有趣事故仍然在继续。一定还会更精彩。
柒 朱说陆评，短章五则
1.李绅和严嵩
李绅的《悯农诗》家喻户晓：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但他为官后马上变了一张脸。一餐的耗费多达几百贯，甚至上千贯。他还特别喜欢吃鸡舌，每餐一盘，耗费活鸡三百多只，院后宰杀的鸡堆积如山。与李绅同一时代的韩愈、贾岛、刘禹锡、李贺等，无不对其嗤之以鼻。
严嵩的恶也是妇孺皆知。然而史载他曾经也极有声望，不但诗和文章写得好，而且为人刚正，很有风骨，在铃山曾隐居读书九年。
陆布衣曰：人之初，性本善？抑或，人之初，性本恶？两者皆有可能。不过，李绅比严嵩幸运，因为人们只记住了李绅的善和严嵩的恶。然而，历史却不会因为某个人而断章取义的。
2.戴鹊
朱国桢真是害得我不轻。
他在卷二十九《鸟之属》中，开头丢下一句“鸟之孝者名曰戴鹊”后就什么也不写了。孝是传统，我很想把它搞清楚，这可是鸟类活雷锋呢。
能在鸟类孝史上有地位的，只有乌鸦。《说文解字》都这样写：乌，孝鸟也。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它们会反哺，老乌鸦跑不动了，待在家里，小乌鸦们会找来吃的，报答养育之恩。
没有戴鹊，坚持找。《辞海》中“戴”字开头的，有两只鸟戴菊莺，戴胜；“鹊”字开头的也有两只鸟：鹊鸲，鹊鸭。这四只鸟，都没有说它们是孝子，朱国桢那个时候，全中国都普遍找得到这些鸟兄弟们。
忽然想起有“鹊桥”一说。七月七，鹊鸟们会衔接为桥，以渡银河。是不是做好事也可以称做孝的呢？我想是可以的。戴鹊，偏正结构，重点在鹊，只有这样解释了。
戴鹊啊，你在哪里呢？我们人类孝的队伍中需要你助威呢！
3.名誉头衔
朱国桢统计过：宰相领使最多者，唐杨国忠，领四十余使，元燕帖木儿，领五十余使，又元人曰：我官衔半版写不尽。
我不知道杨国忠的四十余个职位，到底是妹夫赐给他的呢，还是一些民间团体拍他马屁请他兼职的。但现实中这样的虚职还是不少，一般的领导不兼个三五个数十个，那就显得不重要，报载某省一副省长身兼临时机构组长之类的职务二百多个。
滥赐官爵，虚职满身，形式内容有所变化，骨子里人浮于事、华而不实的本质却一点未变。
4.推举酒
明武宗南巡经过保定，酒量颇大的巡抚伍符设宴款待。君臣二人玩抓阄赌大杯酒游戏，恰巧武宗输了，很不高兴，连罚伍符好几杯，以至于伍醉倒在地，匍匐爬到台阶前，武宗大笑，引以为乐。
保定知府王蕖看不下去了，挺身而出：伍符年老不经罚，我来请求代替！武宗斜眼看他：区区小官能喝几杯？王蕖回答说：我虽然敌不过天子，但远远超过巡抚大人。武宗听了很高兴，亲手倒三大杯赐他喝下。事后，伍符对王蕖表示感谢：今天我差点没命了。因此想要推举王蕖，王却说：这是推举酒，听起来看起来都不雅，人们会议论我的。最终还是推辞了。
陆布衣曰：官场上的人想升官，目标虽然一样，手段却各有不同。酒友、棋友、牌友、球友，都是不错的途径。王蕖不做推酒的官，还算有自知之明，但肯定会有不少人背后骂傻的。
5.三不宝
明朝嘉靖年间的郭文通，因多次剿贼寇建立功勋，被提升为广东肇庆府同知。
郭曾经有言：我这个人把三件东西不看作宝贝，一是官，二是钱，三是命。
朱国桢曰：不把官位当宝贝，那是高士；不把钱财当宝贝的，那是清士；不把性命当宝贝的，那是圣贤豪杰。
陆布衣曰：官也可以当宝贝，一定要倍加珍惜；钱财也可以当宝贝，一定要取之有道；性命更要当宝贝，一定要妥善保护，那是革命的前提。切忌为了前面两个宝贝而丢了第三个宝贝。
本文所引材料按顺序索引如下：
1. 《卷一·西苑农坛》；
2. 《卷六·陵祭》；
3.《卷八·两佐伯》、《卷八·增年待劾》、《卷十·讲读学士免考》；
4.《卷二十八·报功之弊》、《卷十七·免祸》；
5.《卷二十二·主梅溪诗》；
6.《卷七·爵笔》、《卷十·馆长》、《卷七·闱中定命》；
7.《卷九·焦严终始》、《卷二十九·鸟之属》、《卷九·使相》、《卷十一·代罚》、《卷十一·三不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