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比一种制度活得长久
1970年，瑞典皇家文学院宣布，因为“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宝贵传统时所具有的道德力量”，将本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苏联的索尔仁尼琴：“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具有全球性艺术魅力，这种魅力来自他对于贯穿在许多伟大作品中无可比拟的俄罗斯传统的继承。他和他的前辈作家各以不同的艺术形式象征性地表达自己对俄罗斯苦难历史的沉思和对俄罗斯母亲的挚爱。”
在我出生的1955年之后的十五年里，更准确地说，是在1958年之后的十三年里，已经有三位苏联作家获了诺贝尔奖，1958年的帕斯捷尔纳克，1965年的肖洛霍夫，1970年的索尔仁尼琴。
在我记忆里，非常奇怪的，是苏联的官方意识形态，对三位获奖者的态度，竟然有很大的不同。
帕斯捷尔纳克获奖时，斯大林死了，但斯大林时代没有真正结束。由于他具有的社会良知，并且与官方的意识形态完全不同，获奖消息传到莫斯科后，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批判和侮辱，对帕斯捷尔纳克的威胁和咒骂，在各种报刊上铺天盖地。他不得不拒绝领奖，以免被驱逐出自己的国家，却仍然无法改变命运，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受尽摧残，悲惨死去。
肖洛霍夫获奖时，苏联已经实行的改革开放又退回到斯大林时代。他缺少俄罗斯知识分子的良知和人格，甘愿为官方的意识形态服务，写作越来越合乎官方规定的要求。于是，苏联报刊不再攻击诺贝尔奖是腐朽、反动的资本主义的奖金，改口赞扬说瑞典文学院这一崇高决定，提高了它的威信，同时在苏联国内掀起了对肖洛霍夫的热捧。
五年之后，索尔仁尼琴再次为苏联作家摘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他的境遇又会如何？是前面的第一种还是第二种，或者是与它们都不相同的第三种呢？
说来话长，要从他生活和写作的经历谈起。
1918年，索尔仁尼琴出生于一个哥萨克炮兵军官家庭，降生前父亲死于国外。二十三岁，他毕业于罗斯托夫大学数学系。二十四岁当了炮兵军官，两次获得军功奖章。二十七岁，二战胜利的前夜，因为在一封私人通信中批评了斯大林，被苏联官方以“进行反苏宣传和阴谋建立反苏组织”的罪名，判处八年劳改。三十五岁，从劳改营释放，那一年斯大林死了，但他获释的月份比斯大林之死早一个月，于是又被流放了三年。
——在八年劳改和三年流放之中，他完成了一个作家的自我修炼。其间还患了腹腔癌，并奇迹般治愈。另一个奇迹是，手术前夜，躺在与他相邻病床上的，是一位基督徒囚犯，第二天就荣归天国了。而他们在那个晚上的长谈，让索尔仁尼琴回归了宗教，找到了上帝，因此改变了他的一生。
1956年，三十八岁，结束了流放生涯，开始了文学写作。
1962年，四十四岁，经赫鲁晓夫亲自批准，他的成名作《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在《新世界》杂志发表，小说描写了一个无辜者在政治犯集中营的点滴生活，条件艰苦，失去自尊，哪怕得到一支烟卷或者一点剩汤都能使人快慰。这是一部惊人之作，它观察细致、字句简洁，对受压迫者的心理描写入木三分。这也是第一部描写苏维埃制度下劳动集中营生活的大部头作品。它的诞生在苏联文化界产生强烈地震，用那份杂志主编的话说，便是“一个新的、独特的，并且是完全成熟的巨匠进入了我们的文坛”。
好日子太短，持续了不到三年。接下来，那篇小说受到苏联官方的严厉批判。还有肖洛霍夫攻击他说，这是个疯子，吃着苏联面包，为西方资产阶级主子服务，不能让这样的人写作。只有他的女友，在日记中为他鸣不平：有知识的畜生骂，没有知识的畜生也骂！送给畜生们一位天才，而他们却用自己的尺寸去衡量。几乎所有人都攻击他，俄罗斯的知识分子是不是全都死绝了？
没有办法，新写的小说拿到国外发表。两三部长篇接连在西欧出版，为他赢得国际声誉。到了1970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那一年他五十二岁，在诺奖的获奖者里，算是年轻的了。据说在1970年夏天，世界艺术与进步协会的五十余名活动家，联名向诺贝尔奖评委会推荐索尔仁尼琴，苏联官方却持否定态度，知道他被提名后，向瑞典政府施加过外交压力。在这种情形下，索尔仁尼琴不愿意拒绝获奖，但也不能去斯德哥尔摩领奖，直到四年后他被苏联官方以“叛国罪”驱逐出境，才去了瑞典，拿到的那笔奖金可以让他在美国买一个农场，种上八九英亩庄稼，过一种俄罗斯式的乡村生活。
这件奇怪的事情，让我再一次注意到苏联奇怪的意识形态，并且去查了查它的历史，即俄罗斯历史之中强烈的东方专制主义，来源究竟在什么地方。
原来，俄国一直徘徊在东西方之间。它既在亚洲，又在欧洲，但它不是纯粹的亚细亚，也不是典型的欧罗巴。在二者之间，俄国人一直在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1241年蒙古铁骑征服俄罗斯，以伏尔加河为中心，建立了金帐汗国，开始了长达二百多年高度中央集权的兵营式统治，为俄罗斯打下深深的东方专制烙印。我们可以初步认定，俄国的专制传统，也即那种亚细亚的东方专制主义传统，主要来源于以成吉思汗为代表的蒙古的军事专制主义。不幸的是，在二十世纪里，亚细亚大陆的一些国家，包括只有一部分在亚细亚大陆的苏联，这种军事专制主义演变成极权，达到空前的酷烈程度。
索尔仁尼琴所要抵抗的，正是这样的制度。
到现在为止，我的回忆很少提到索尔仁尼琴的小说作品。不是我对它们无话可说，而是那些作品有千千万万的人在阅读，在关注，在思索。我觉得即使一万个读者有一万个索尔仁尼琴，这一万个索尔仁尼琴也相差不远，用不着我再说些什么。他是一棵大树，你怎么看都是一棵大树，而不是其他。
关于这棵树的描述太多，都很正确，几乎找不到我可以插嘴的地方。
我想说的，是有些人低估了他的意义。
我看到的一篇文章说，在美国定居两年之后，他耐不住寂寞，跑到哈佛大学演说，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就是：道德沦丧、民主和自由过度发展、游戏的人生态度、空虚的灵魂、浅薄盲目地追求快乐，等等。他的言论受到了美国知识界的冷遇。这一点使得很多人迷惑，包括那些有知识的人和没有知识的人。但我觉得，他在苏联受到的驱逐，在美国受到的冷遇，都很正常，因为他不属于东方也不属于西方，不属于东方专制也不属于西方民主，而是属于整个世界。他对自己不加掩饰、不加约束，无意之中以半人半神的身份，期望着代表人类的理想状态，期望着跨越时间与空间，期望着说出对现实的描述、对未来的预言。而我们，不论处于对专制统治的烦恼之中，还是处于对物质追求的烦恼之中，都静不下心来，都很难听懂他的语言。
还有，索尔仁尼琴在上个世纪末来临时说，“整个二十世纪，技术成就如此辉煌，人心如此急进，反而以各种途径使文化衰落了。这样一个世界性的毁灭进程，年复一年地持续着精神价值的失散和消耗，甚至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很多人都以为，这是活到了八九十岁的他，故作惊世骇俗之语。其实真不是这样，他只是说得早一些罢了。
还要多少年，我们才能痛苦地承认，在这个不幸的世界上，实用文化扼杀了优雅文化，平庸文化扼杀了高尚文化，大众文化扼杀了精英文化，形而中与形而下的文化，扼杀了形而上的文化。最可惜的是现实中的文化，无法承担人类中每个分子的自我教育，使文化脱离了自己的真正意义。于是，我们悲凉的心境，与很早以前的索尔仁尼琴一样。
我还想说的，是有些人高估了他的意义。
很多人以为，索尔仁尼琴的去世，不仅是俄罗斯文化的损失，也是世界文化的损失。
我不赞成这样的说法。我觉得，如果拿到更广阔的空间里，我们看见的是，世界文化需要每一个人热情参与，需要社会提供适当的条件、合理的鼓励，而不光是在凛冽的环境里翘首期望，期待着忽然冒出一个或几十个索尔仁尼琴来，拯救我们的文化。实际上，再伟大的天才，也仅仅在他年富力强之时，完成他所承担的一小部分文化使命。譬如偌大的中国，没有几千万人对文化热情参与，没有几十个、几百个、几千个索尔仁尼琴那样的人出现，甚至没有一个索尔仁尼琴那样的人出现，这才是世界文化的损失。
比起这些，一个人的损失算得了什么？这就好比，山上只有一棵树，活了好多好多年，这棵树死了是个损失；如果山上有大片的森林，倒下一棵老树，算不上什么损失。你说，对吧？
最后我想说的，与他的出生与死亡有关。
他出生于1918年，苏维埃制度诞生的第二年，可以说，他是苏维埃制度的同龄人。那种制度，以东方专制主义和非人道主义结合的方式，压迫了他很多个年头。但是，但是他比那看似强大的压迫者，活得更为长久——他去世于2008年，苏维埃制度死亡的十七年之后。他的一个不太醒目的启示是，作为一个作家，要努力活下去，争取比一种制度活得长久。
如果你也写作，并且读过我的一些文字，你会懂了我在这里延伸出去的意思：我说的活得长久，不仅是一位作家的生理的寿命，还包括一位作家的作品的寿命。——生理的寿命与作品的寿命，都要比你不喜欢的事物，活得更为长久。
为什么粮食忽然变多了
1970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一位科学家。他是绿色革命之父，他培育出的小麦，种在世界各地，产量成倍增长。如果我们说，在拯救生命的数量上，他超过人类史上任何一个人，这不算过分。抱歉的是，很久以来，我记住了他的事迹，却没有记住他的名字，必须点击电脑上的网络搜索，才能确认，他叫做诺曼·E·勃劳格。
电脑是个好东西，很多事情都有记忆。比如有人说，勃劳格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科学家。这听起来像是真的，可是电脑告诉我，在他之前还有两位。
一位是莱纳斯·卡尔·鲍林，美国化学家，独立获得两次诺贝尔奖，1954年的化学奖，1962年的和平奖。和平奖也颁给他，是因为他坚决反对把科技成果用于战争，特别是核战争，为此发起了几次和平运动，很有影响。
但让我记得清楚的，还是他的《维生素C和普通感冒》。我现在正在回忆1970年的事情，很容易想起他那本书就是在1970年出版的。那时他指导人们服用维生素C来对抗感冒，每天一克以上的用量，超出了营养学家规定的几十倍。后来更进了一步，指导人们每天服用十克维生素C对抗癌症，甚至服用一百克对抗衰老，于是，受到了各国医学界的激烈反对和无情嘲笑。直到几十年后，世界上许多专家学者才逐步承认和接近了鲍林的观点。但当时无可奈何的鲍林，只好用自己长期服用维生素C，并且活了九十三岁的行动与事实，来证明他的正确。
另一位是约翰·博伊德·奥尔，1949年和平奖得主。他获奖之前的身份是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第一任总干事，世界和平组织联盟主席。但他早些时候的身份，却是医学博士、营养学家。在我的记忆里，他没有反对和嘲笑鲍林，因为他在1971年就去世了，很可能没看到鲍林那本书。
我读到的文章说，为他颁奖的1949年，诺贝尔委员会打破了和平奖只发给政治家、国际律师或和平主义者的惯例，向从事营养学研究的奥尔颁发了和平奖金，因为他的科学研究寻找一种途径，使人类更加健康、更加愉快，以此来确保和平。但在我看来，这种说法实在勉强，或者出于营养学家们的职业性自恋。
很多事情，都能促进人类和平。其中作用更大的，是靠粮食生产保证的人类生存，还是由营养制品辅助的人类健康？毫无疑问，当然是前者了。可是，早在1944年就开始改良墨西哥小麦品种的农学家勃劳格，到1949年时，其工作的意义，比奥尔重要多了，为什么拖了二十多年才颁给他诺贝尔和平奖呢？可见给奥尔颁奖的原因，应该是：他有了在联合国的高级职位，可以充分运用聪明才智，解决二战之后的世界饥荒，维护二战之后的人类和平。
前面说到1944年，那一年，三十岁的植物病理学博士勃劳格，初到墨西哥乡村，那是我们在电影里都看过的——漫无边际、粗野荒凉、曝光过度、如火炙烤的墨西哥乡村。在那里，他找不到合适的设备和本地科学家来配合工作，甚至连一辆拖拉机都找不到，更糟的是，当地农民并不信任他。那些农民习惯了祖祖辈辈的种田方法，根本不相信美国来的年轻科学家，会培育出神奇的种子，改变他们半饥半饱的生活。他们甚至相信，他们的小麦种子是最好的。
说起来简单，培育种子是每一代农民都熟悉、都会做的工作。自人类种植小麦开始，就不断地挑选良种，哪一块麦地产量高，就留下它们，来年种在地里。几千年以来都是这样，农业科学家又有什么好干的呢？
勃劳格在墨西哥一干就是十六年，忙着“穿梭育种”。这是他创立的方法之一：南方的小麦成熟了，马上带到北方去实验，在一年里完成两年的工作。还有，时代不同了，现代人视野开阔，现代人合作便捷，穿梭育种的资源可以来自世界各国。联合国粮农组织可以调来全球各地的小麦种子，交给勃劳格博士用于实验，通过与当地小麦杂交，培育出适应当地种植的新品种。这件事还得到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与墨西哥政府的支持，在兴修水利、机械耕作、使用化肥等方面合作，实现了集约化农业的现代规模。这样一来，一代人或者几代人都完不成的事情，可以在勃劳格博士手里，奇迹般地完成。
不倒伏、少虫害、抗病害、耐严寒的高产量小麦诞生了。
我知道的数字是：与1944年的墨西哥相比，1956年小麦产量翻了一倍，达到自给自足的水平。到1963年，墨西哥百分之九十五的小麦田都是他的新品种，收成是1944年的六倍。墨西哥最终成为一个小麦出口国。另外一个数字也很有趣：那个世纪开始时，墨西哥人口一千多万，粮食还不够用，因为勃劳格提高了小麦产量，到那个世纪结束时，该国人口增加到九千多万，却没有出现粮食安全问题。
墨西哥的问题解决了，勃劳格开始在世界上指导推广他的新小麦，希望这种不倒伏、少虫害、抗病害、耐严寒、高产量的新小麦，给整个世界带来福音。
受益最大的是印度。
那是一个人口数量庞大的国家。在我写这篇文字时，或者你读到这篇文字时，它的人口数量可能是世界第二，仅次于中国，也可能是世界第一，超过了中国。这需要两个国家真实的统计数字，才能做出有用的比较。现在能确定的是，印度在1940年代中期遇到大饥荒，夺走了四百万人的宝贵生命。如果从1900年算起，到1947年时，印度大约饿死了二千多万人，以至于它给外界的印象，与南部非洲一样，是一个总闹饥荒的地方。
1961年，印度再一次濒临大规模饥荒的边缘。勃劳格接受了印度政府的邀请，去那里考察农业生产。他也想试种他的新小麦，却到处碰壁。碰壁的原因让他深深地无奈：亚洲南部本是世界上的小麦原产地，有悠长又悠长的种植历史，后来大概是印度人嫌它产量太低，习惯了种植其他农作物，并且将反对美国博士带来的小麦品种，上升到以“西方种植物取代本土种植物”的意识形态高度。直到1965年，印度与巴基斯坦的战争爆发，当地饥荒加剧，才允许这位美国博士的新式小麦实验。
勃劳格的实验成功了，小麦亩产量提高了百分之七十，而印度小麦的总产量，从前一年的一千万吨，一下子涨到一千七百万吨。忽然之间长出那么多粮食，找不到存放的库房，印度人慌了，许多学校都停了课，腾出教室来堆放小麦。小麦丰收了，印度人不再担心西方植物的“入侵”，还引进了国际水稻研究所的高产水稻品种，产量成倍增加。这样做以后，印度的饥荒得到了根本控制，发展到1981年，印度成为世界第三粮食生产大国，有了大量出口粮食的能力。至于此后，那个国家还有人挨饿，就纯粹是政治体制问题，与粮食产量无关了。有一种观点说，人类进化为人之后，粮食问题不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制度的管理问题。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印度学者阿马蒂亚·森有一句话，说得比较客观：“饥荒并不是现实中不存在足够的食物，而是人们不能获得足够的食物。”换一句容易理解的话，高产的粮食也不是万能的，比如勃劳格博士的新小麦，只能解决韩国的粮食问题，不能解决朝鲜的粮食问题。
1968年，美国国际发展机构在年度报告中将印度次大陆的粮食增长现象称为“绿色革命”。从此，勃劳格博士就成了“绿色革命之父”。1970年，诺贝尔委员会将当年的和平奖授予了勃劳格，在颁奖词中说：“他帮助一个饥饿的世界，为之提供了面包，这种帮助超越了同时代任何人。我们做这个决定是因为，得到面包的同时，也得到了和平。”
在我看来，这是对的。人类早期的战争，大多以争夺粮食与女人为目的，你抢我的，我抢你的，都是为了生存和繁衍，演变成部落与国家的领土之争。这要比后来因为意识形态引发的战争容易理解，也容易接受。我还以为，如果那时候就有勃劳格的小麦品种，战争会减少一半。
1970年，勃劳格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那一年，世界上还有很多人饥饿和营养不良。我看到的一个数字说，1970年发展中国家饥饿和营养不良人口约为5亿。这当然是一个错误的数字，没有将远远超过5亿的中国人口计算在内。那一年，我家所在的辽宁省，限量供应成年人的粮食是每月二十八斤半，限量供应的食用油是每人每月三两，其他也要限量，每人每月半斤肉、三两糖、五块豆腐，一年才可以买到半斤花生、五斤地瓜。其他省份的平均水平，也不会比辽宁省好很多，所以我敢说，包括我和我的一家，大部分中国人吃不饱，缺少营养。
总也不想长大的孩子
前面说到的绿色革命之父勃劳格，在2009年去世，活了九十五岁。
他在七十一岁那年，前往饥饿的非洲，想把它变得和其他大陆一样富饶。他在尼日利亚、苏丹、坦桑尼亚等十多个国家搞实验，很快就提高了玉米、小麦的产量，可是忙碌了二十多年，也没看到那个大陆摆脱饥饿。他在深深的遗憾中带着困惑，为什么在南美洲、亚洲都能解决的事情，到了非洲就不能解决呢？
这种遗憾，这种困惑，让我想起了他去过的坦桑尼亚。1970年，中国出钱出人出设备，为他们修了一条铁路，从坦桑尼亚海边到赞比亚内地，一千多公里（有的说是一千八百六十公里，有的说是一千一百六十公里）。假如中国人的目的与勃劳格博士相同，希望非洲国家富饶，想必也会失望——那里容易改变的话，就不是非洲了。
很多年以后，有位朋友从非洲回来。他在东非经商，乘坐过那条铁路。坐在一间咖啡馆里，浓郁的香气弥漫。提到坦赞铁路，我重复了上面那句话：那里容易改变的话，就不是非洲了。朋友点点头又摇摇头，说起了修铁路的事情。
你可能不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中国人就在东非修铁路了。那时候，德国、葡萄牙等一些欧洲国家，都忙着在各自的非洲殖民地修铁路。他们从中国山东、澳门等沿海地区，招募大批劳力廉价的华工。前后十多年，铁路建成了，确实改变了非洲，带来了它的鼎盛时期。直到二战结束，欧洲国家撤出来了，非洲的好日子也结束了。至于1970年修的坦赞铁路，情况太复杂了，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
我没有问他非洲国家独立以后的事情，他不说我也知道一些，是从很多怵目惊心的照片中知道的。我觉得我小时候就够瘦了，但非洲的儿童比我还瘦。我还知道苏联与中国，是非洲各国解放力量的两大军事援助国，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思想及其军事理论，也对他们产生过重要影响。独立以后，一些国家搞非洲式的社会主义，一些国家搞其他方式的独裁，现在执政年头最长的国家领袖，差不多都在非洲。
我们谈话的那个午后，外面雨雪霏霏，不见晴日，因此，咖啡馆里的时间，不是真正的时间。
我鼓励他再说下去。
坦桑尼亚独立是在1964年，新的总统叫尼雷尔，受中国的影响很大。比如说一件事，尼雷尔想把首都建在海边，那里一直是国家的政治中心，但中国的总理告诉他，建在海边不安全，他就在内地建了首都，结果几十年了，那个不适合做首都的地方，还是不像个首都。他还学着中国的人民公社搞公社制度，还头脑发热，想修那条铁路。先是找发达国家，找世界银行，后来才找了中国。欧美国家一考察，就觉得不行，那条线路穿过著名的东非大裂谷，地质、气象和地震隐患，极不利于铁路修建，还有一点更重要的，铁路修好以后也没有经济效益，拒绝了提供援助。中国也要考察，但考察的人是政治领袖，考察的内容是可以带来多少政治效益，这样一考察，就答应了修那条铁路，也不管自己是个穷国——当时每年的财政收入，才几百个亿的人民币，拿出十几个亿或者更多，援助别人修一条铁路，那负担是不是太大，那投入能不能收回？实际上，1970年开工时，与那条铁路平行的一条公路，世界银行贷款，美国提供援助，现代化的公路，已经修了两三年，很快就会建成。这条铁路能做的事情，公路先抢着做了。
朋友歇了口气，接着说那条铁路。
修了六年，铁路修好，运些什么呢？
坦桑尼亚的面积大约是中国的十分之一，但人口少，当时才一千万人，比中国任何一个省份的人口都少，坐火车的人当然不多。还有，坐汽车走公路一天就到了，坐火车需要三天，性急的人不能坐。现在每周对开一次客运火车，前面头等车厢坐的，大部分是国外的观光客，他们愿意坐上全世界开得最慢的、1970年代独有的火车，有时候一小时只跑十公里，有时候停下来不知什么时候再开，让旅途有某种复古、探险的趣味。后面的普通车厢，差不多就空着了。
那个国家，先前有一种类似剑麻的经济作物，忘了叫什么名字，出口给别的国家，占了出口经济的百分之六十。尼雷尔搞了国有化，没几年，那种经济作物消失了，剩下大片的荒地，斜阳之下，芳草萋萋。据说，需要往外运的其他货物也不多，稍多一些的，是往里面运的，亚洲来的产品。按照那条铁路的设计能力，一年可以运送五百万吨货物，实际上现在只有五六十万吨。朋友说的这个数字，与我看到的并不一样。我看到的文章，口径一致，都说它运送货物的年设计能力是二百万吨，但即使按照后者计算，货源也很少，免不了亏损。
我想起一些非洲国家的情景，在独裁的时代里，谁都免不了腐败。后来呢，后来他们总算结束了独裁统治，但结束不了独裁造成的严重腐败。是不是坦桑尼亚的情景，也与他们类似？
朋友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坦赞铁路是国有的，但非洲的国有与亚洲的国有不同，有的规定让我们觉得可笑：管理铁路的普通官员，月工资大约折合150美元，如果因公出差，享受的补贴很高，出两天差的补贴，相当于一个月的工资。这样一来，他们的出差就不是一般的频繁了，让你见到他们，几乎与见到总统一样困难。国有工厂的情况也一样，管理层和接近管理层的，几乎都在外面出差，管事的人找不到，办事效率极低，令人哭笑不得。于是乎，坦赞铁路亏损了一年又一年，没有人关心，没有人痛心。坦桑尼亚也不投入，每年都向中国要钱维护，你援建的，你的脸面，总不能不管不顾吧？还有，中国人援建的友谊纺织厂，挡不住管理人员的贪污腐败，挡不住普通工人的消极怠工，挡不住盗窃破坏，挡不住连年亏损。同样要不断投入资金，延长它的寿命，那些钱像扔进了无底洞，几十年里，不见回音。
说了半天，才回到最初的问题上，中国的援助，给坦桑尼亚带来了什么变化。
变化总是有的。
修铁路的中国人，挖土烧砖盖房子，结实耐用，能挡酷暑，能挡严寒。在乡间居住的坦桑尼亚人，看是好的，就学会了。
中国人去那里修铁路，起初由中国巨轮来来往往，送去粮食、蔬菜和所有的用品，后来，他们就在房子前后种些蔬菜，长势很好。坦桑尼亚人看是好的，也学会了。
中国援建的一些农场，差不多都荒废了，同时援建的农具厂也失去了作用。在农场里做工的，曾经是不习惯集体劳动的部落人。他们放弃了农场里的种植，也不想再做什么，穷一些有国际救济呢，不怕。
要说变化最大的，可能是当地的动物和植物。当地人的原有观念里，与自然界的动物和平共处，森林成了野生动物的天堂。中国人去修铁路，乐了，这么多动物可以捕杀吃肉哇。后来他们还开玩笑一般，骗当地人吃他们从来不吃的野生动物，还问他们香不香。自此，当地人也渐次破了原来不吃野生动物的观念。这样一来，苦了那些动物了，在几十年里死或逃亡，差不多绝迹。与此同时，山上的森林日渐减少，与相邻国家，形成了明显的交界线。有意思的是，其他国家的动物，像聪明的智者一样，跑到边境线立刻回头，不肯到坦桑尼亚这边来。
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
对于1970年的回忆快要结束时，我忽然觉得，不管怎么说，1970年都是平静的一年。
那一年，只有两个地方的局部战争在继续：一是中东地区的以色列和埃及，时断时续地在天上交战，偶尔有军用飞机被击中，从空中向下坠落，画出一道黑线。二是东南亚的印度支那，一片狭小的地方，天空和陆地上的战争混乱一团，看不出谁胜谁负。除此之外的广袤世界，在人类的精心维护下，保持着难得的和平状态。可是，在中国人眼里却不是这样，我们从收音机里听到的消息，让我们觉得，只有中国是和平的，中国以外的世界上都在打仗，并且就要打到中国！
那一年的春天很短，草还没怎么长，花还没怎么开呢，炎热的夏季就要来了。随着夏季临近，身边的气氛忽然紧张起来。我们全校的中学生，集体坐在操场上，听高音喇叭里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重要新闻。播音员高亢激昂的声音说，美国正把侵略一步步扩大，不仅侵略了越南、老挝，又侵略了柬埔寨。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发表了严正声明：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毛主席还说，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北美、欧洲、大洋洲人民的革命斗争，都在蓬勃发展。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反对美帝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在那个严正声明的最后，毛主席还向整个世界发出了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侵略到了中国家门口，当然不能不管。爱自己国家的中国人愤怒了，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在全国各个城市，在全国各个乡镇，都排着队伍高呼口号，强烈反对美帝国主义发起的侵略战争。第一天的队伍里有我爹我妈，第二天的队伍有我的几个哥哥，隔了两天的队伍里面，有我和我的同学。同学们都用最大的力气，摔着正步，喊着口号，回家以后累得就想睡觉，此后的几天喉咙沙哑。
据后来的报纸上说，参加抗议活动的中国人，有四亿五千万人次。那时候，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少年，还不懂得什么叫人次哪，以为这四亿五千万人次，就是四亿五千万人。我们感受到了，中国人的集体意识里，对侵略有着特殊反应：强烈的恐惧，强烈的痛苦。我们知道的最近一百年来，中国历史上写满了被侵略的屈辱，八国联军的侵略，沙俄帝国的侵略，日本鬼子的侵略，等等，等等，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山河破碎，血流成河。
在我的记忆里，有两件事比较深刻。
第一件是个笑话，我的一位作家朋友老王讲的。1970年美国出兵柬埔寨时，他下班回到住在县城的家里，一进门，老伴儿就对他说：我今天听电匣子（收音机），美国打到唐马寨了。碰巧老王那天也听过电匣子，知道是美国向柬埔寨派出了地面部队。但那柬埔寨并不与中国接壤，之间还隔着越南和老挝呢，更不是离县城仅有几十公里的唐马寨。但是对于县城里的家庭妇女，柬埔寨和唐马寨一样，全都没有去过。
第二件是个歌曲，那一年唱得最响亮的歌曲：《全世界人民一定胜利》。它的歌词很好记。“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历史规律不可抗拒，不可抗拒!美帝国主义必定灭亡,全世界人民一定胜利！全世界人民一定胜利！”那首歌流行了一两年，它的歌词和曲调很简单，凡是那个年代生活过的中国人都会唱，节奏强烈、气势雄壮、顿挫有力，教人永生永世不会忘记。
为什么那首歌只流行了一两年呢？因为一两年后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变了，两国领导人握手合作了，我们嘹亮的歌声渐渐低落，终于销声匿迹。但是，那首歌的前两句，“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却一直流传下来，并且被中国人改造成常用的语言格式，比如：
“东风吹，战鼓擂，现在喝酒谁怕谁？”
“东风吹，战鼓擂，我是流氓我怕谁？”
“东风吹，战鼓擂，没老婆的光棍怕过谁？”
民间就是民间，束缚不多。它随时可以在呆滞的官方语言中，加入颠覆崇高和幽默诙谐的因素，把它们化作灵动的民间语言。其实，不论民间的语言，还是官方的语言，有时候都仅仅是语言，没有它所反映的实体。或者说，语言中反映的实体并不存在。我读中学时，不知道这一点，还以为报纸和广播电台的话都是真实的呢。当然也不光我，全中国的中学生都是这样，甚至全国人民都是这样，以为报纸和广播电台说的都是真话。那时整个国家都没有真正的思想，只有学着别人说话的八哥。
关于1970年的柬埔寨，我们看到的文字，听到的话语，仅仅是一种非常简陋的事实，在它背后是相当复杂的事实，并且是更重要的那部分，淹没在茫茫雾水里。比如说，柬埔寨的国家元首西哈努克，1970年被政变推翻，在北京成立了由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领导的民族团结政府，这确实是个事实，真实存在。但这个事件是怎样发生的，有着多少年的历史因素呢，就不是我们所能知道的了。
一个特殊的机会，使我关注了柬埔寨的历史。据说，这个国家的历史有两千多年，九世纪开始的吴哥王朝，国势鼎盛，文化灿烂，一直持续到十五世纪，此后国势衰败，差不多成为越南的殖民地。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初，越南吞并了柬埔寨的一部分领土，形成了今天的越南南方。1941年，西哈努克继任柬埔寨王国国王时，它的本土已经沦为法国保护国。他当国王的第二年，柬埔寨又被日本军队占领，直到二战结束。1953年，独立的一天终于到来了，这里面有西哈努克的功劳。又过了两年，西哈努克把王位让给父亲，自己出任首相。
我见到的文字、照片与视频中的西哈努克，是一个圆脸略胖、口齿伶俐、很有修养、喜爱享乐、生性乐观、温和文雅的西哈努克。后来我才知道，这些只是他的一方面，他还是一个很有智慧、立场坚定的人，只是因为国家太弱，自己很难强硬起来罢了。他善于巧妙地平衡各种复杂的国际国内关系，诸如社会主义集团与资本主义集团之间，社会主义集团内部矛盾激化的苏联与中国之间、越南战争中的敌对双方之间、柬埔寨国内的左右两派之间，像钢丝上一个灵巧的行走者。当1960年代血腥的战争蹂躏印度支那其他地区时，他却能够使自己的国家保持一片和平与宁静。
让他在1970年的钢丝绳上失足跌落的，恰恰是与邻国越南的关系出了大麻烦。越南战争爆发以后，他一直奉行的中立政策渐渐瓦解了。那时，与他友好的中国政府，在柬埔寨开辟了一条到达越南南部的运输线，日夜抢运军援物资。同时，越共所领导的三四万部队深入柬境，以那里为基地，袭击南越的国家军队和美国士兵。西哈努克也想把令人憎恨和恐惧的越南人从柬埔寨的领土上赶走，一再公开抗议北越侵犯柬埔寨主权的行径，但这种抗议太软弱了，历史上没有一个侵略者，是被抗议赶走的。
越南人无视国际法，占据柬埔寨领土作为军事基地的事情，引起了柬埔寨平民的无辜伤亡，更激起了他们积压几百年之久、深入到骨头里的仇怨。那年1月，西哈努克去法国疗养，一直没有回来，3月初有地方出现了示威活动抗议北越人的占领，还有两万名青年人洗劫了北越和越共驻金边的大使馆，接下来金边爆发了新的反越骚动，越南人开办的商店和教堂都受到了袭击，两国的战争一触即发。
国家需要元首的时候，元首还在外面周游，不肯回去处理重大的外交危机，算不算失职和不作为呢？3月18日，当他离开苏联前去中国之前的几个小时，得到了令他震惊的消息：当天早些时候，柬埔寨国民议会和王国议会举行了特别联席会议，投票一致通过，解除了他的国家元首职务。
这件事情还有另外一种说法，中国式的说法，说美国人插手这件事，支持亲美的朗诺发动了政变。我看到的许多文章都这样说，但没有一个说出消息来源，或者拿出事实依据，让我可以展开来说得更多。但不管怎样，西哈努克只能留在中国了，期待有一天能够回国。至于美国侵略柬埔寨的事情，发生在其后，那时情势危急，北越向柬埔寨全境发动进攻，企图全部占领，美国军队进入柬埔寨境内打击北越军队，好像时间不长，美国人不想陷得太深，1970年6月就全部撤了回去。
我在前面说的一个特殊机会，使我关注了柬埔寨的历史，这样说，也是一种非常简陋的说法，叫人难以相信，需要补充一下。2006年夏天，有朋友邀请我去柬埔寨，一个星期，为中国的一个新产品策划和拍摄广告。临行之前，我需要细致地了解和分析柬埔寨的历史，由此我还知道西哈努克又回国当了国王，然后把王位传给他的儿子，自己成了太上皇。再后来呢，我的柬埔寨之行因故搁浅，而它的奇异历史，在我头脑中留了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