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笑泉兄这些年一直非常勤奋，作品不断，影响也日益增强，被列为“文学湘军五少将”之一。最先，马笑泉的《愤怒青年》系列小说引起较大反响，之后出版的《银行档案》（2008年）与《巫地传说》（2009年）等也颇有分量。
马笑泉的故事背景均在小城市（他将其称为“飞龙县”）中展开，《愤怒青年》、《银行档案》、《巫地传说》等均如此，马笑泉有这样的抱负，他要“通过写小城市而写出中国的真相”。马笑泉出生于1978年，或许出于父辈的遭遇，或许由于８０年代的政治与思想氛围，他对文革经验也是念念不忘，很多有关文革的意象都出现在其小说之中；马笑泉成长、生活于80～90年代与新世纪，因此他自然而然地会选择书写这段历史。大体观之，文革历史加上80年代之后的历史，是马笑泉小说目前的历史视野，其小说所涉及到的内容不出此范围。而且，马笑泉看到的是这两个阶段的黑暗，他的小说从黑暗中生长出来，他所选择的“侠”或“巫”这些中心意象，也都带着黑暗的气息。
一、“愤怒青年”
《愤怒青年》是马笑泉的成名作，写了一部分进入城市的农村青年或城市边缘青年的生活状态。《愤怒青年》说白了，写的是城市中的“黑社会”，但马笑泉应该更喜欢将他们称为“侠”，将他们的纠葛称为“江湖”。这些青年的特征是“愤怒”的，他们无所依凭，缺少保障，亦无安全感，只能通过非法的暴力解决问题或求立足点。这些青年为什么会愤怒？马笑泉就是通过故事展现了几个青年如何一步步地变成了“愤怒青年”，小说有其好处，提供了大量细节，也能够让读者看到具体的过程。马笑泉的《愤怒青年》选取“侠”的角度，批判现实。小说中有一句话颇能见出批判之意：“为什么不能怪？这个社会太不合理，太不公平，害得我们想变好也没机会。”
城乡开放之后，农村青年拥入城市，他们缺乏专业知识和技能，唯一的资本就是青春和身体，他们只能出卖劳动力，成为“农民工”，这些人处于城市的底层，处境艰辛。为了生存和发展，这些青年抉择不同，但其中有两种特殊的选择：男青年愤怒了，于是拉帮结派，加入黑社会，希望以拳头打出天地，这就是《愤怒青年》所描写的情况；女青年无计可施，唯有出卖身体，堕为妓女，这是另外一个湖南作家盛可以《北妹》所描写的情况。这两部书均反映了农村青年在城市中的处境，写出了当前的诸多社会问题，因此这两部书在国内流传不广，可是海外却反响热烈。
在《愤怒青年》之中，马笑泉塑造了两个主要人物：楚小龙和虎头。他们皆是没有走通高考这条路（这是目前身份流动的唯一之路），于是在城市中打工，他们一无所有，唯有一身力气，他们缺乏引导和教育，遂陷入迷茫，为了立足和复仇，于是走上了“侠”之路。他们打打杀杀，快意恩仇，但都有情有义。马笑泉将“黑社会”成员写成了侠客，在阅读之时，读者会对楚小龙和虎头充满着同情，他们头脑相对简单，敢作敢为，敢爱敢恨，勇于为亲人和朋友复仇，这甚至会让读者涌起敬意和钦佩。
司马迁为游侠立传，因为在春秋战国乱世，侠客对于维护社会争议有积极的作用。但在正常社会，惩罚权只能掌握于政府之手，人民复仇亦须假政府之手；但当司法程序不能维护正义之时，侠挺身而出，越过政府，行使了复仇的权力。《愤怒青年》中的虎头，他的父亲因工伤死于工地，包工头只给了五十块钱赔偿金，他们势单力薄，哭告无门，之后虎头伙同帮中小兄弟杀死包工头，为父亲复仇；譬如楚小龙，其父在文革期间曾是最年轻的秘书，然而遭歹人陷害，父母死于非命，楚小龙日后杀死了仇人，为父报仇雪耻。本来，政府可以为虎头之父与楚小龙之父复仇，伸张正义，可是由于种种原因，此仇未报，此冤未雪，于是这些青年“愤怒”了，挺身而出，遂直接杀人报仇。
然而“侠以武犯禁”，侠通过武对社会也有破坏与威胁作用，故历代对于侠都颇为防范，或加以引导，或加以取缔。就《愤怒青年》而言，楚小龙与虎头除了侠义之举，尚有黑社会性质，比如参与黑帮火拼，去杀无辜之人等。可是一旦有所谓“侠”“或“黑社会”产生，原因或是由于治理出了问题，或是由于怨气未平，这恰是反思之机，不能一味取缔，还须反思，甚至多加改进。侠之有无是衡量乱世与治世的重要指标，《愤怒青年》发人深省。
二、“银行档案”
1997年，马笑泉毕业于湖南银行学校，之后在武冈、邵东人民银行工作。与银行有关的学习与工作经历或许化为马笑泉的文学资源，他对银行内部情况应可以如数家珍，于是有了这本《银行档案》。《银行档案》原名《民间档案》，刊发于《收获》2006年长篇小说专号秋冬卷。将“民间”更名为“银行”，一方面更贴近这部小说的具体内容，另一方面“银行”也更有吸引力与冲击力。
《银行档案》有两个关键词“银行”与“档案”，银行言档案范围，档案言小说内容与性质。
先从档案说起，《银行档案》形式非常有特色，采用了“档案体”。马笑泉深受８０年代文学观念的影响，他同时在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都有抱负，他以为这样的小说才有资格称为“纯文学”。在一篇创作谈中，马笑泉说：“上世纪八十年代，马原、苏童、余华、格非等一批先锋作家，费了很大力气，才恢复了中国小说的形式感。到了本世纪，却出现一种很危险的倾向，就是一切向市场销售量看齐。为了取悦读者，扩大销售量，很多纯文学作家都自觉地从小说退回到故事，生怕读者看不懂，取消了对小说形式的探索。”1先锋作家重视小说形式的原因，在此可存而不论，但马笑泉如此理解，能够见出他对小说形式的注重。马笑泉采用“档案”形式，以“001、002、003”这样的编号形式，一个一个地将飞龙县人民银行的29个人物活灵活现地写了出来，这些人物一个一个构成了一部档案集。29个人中有行长、副行长，有官二代、有草根和底层人物、有认真读书的人、有勤勤恳恳做事的人，也有混日子的人，他们各有自己的悲欢、喜怒哀乐。马笑泉阅历丰富，笔力厚重，能够理解并写出这么多性格不同的人，功力可见一斑。这样的写法尽管假“档案”之名，其实与中国传统小说的形式基本如出一辙，“形同长篇，实为短制”，但以“档案”的形式去结构小说篇章，也可谓匠心独运。
档案体非常新奇，或许马笑泉并非为形式而形式，小说以“档案”名之，可能另有深意。“档案”一词在中国有特定意义，档案掌握于官方之手，是官方对个人生命轨迹的记录与评判，私人不能随便接触档案，更不能制造档案。假如落实去说，飞龙县人民银行的这29个人在实际生活中肯定有官方的档案与官方的评价，这些档案才是合法的。可是《银行档案》却为这29个人另立了一个档案副本，对他们有叙有论，有描写和评价。在法律意义上，这本“银行档案”是非法的，它并非官修，而是出自私人手笔，但是这部“银行档案”或许更为真实，或许更为直接地反应了银行的情况。到底孰是孰非，到底孰是正本孰是副本？这里就涉及到写作者与掌权者的关系，在中国古代，这被表述为道统与政统之争，在古希腊则被表述为哲人与王之争。马笑泉以小说为档案，以档案为小说，他表面虽是小说家，实际却是评判者，是“书记”（本意的“书记”，历史的记录者）。马笑泉是有志向的，他要另起炉灶，给这些人做出真实的道德与政治的评判。
再说“银行”。《银行档案》所写的时间段是８０年代末到21世纪初，这一个阶段恰是中国大转型时期，就在这个时期中国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在这样的大思路之下，“银行”成了社会的焦点。马笑泉曾身在其中，熟知银行内幕，于是写下一部“银行档案”，这部小说或许能够找到时代的杠杆，可以触动时代的焦点，见微知著。“银行档案”的承载者就是银行的领导与职工，包括行长龙向阳、副行长继任行长王庆生，以及各色人等。一个编号对应一个人物，马笑泉在本传中把这些人的来龙去脉与所作所为交代清楚，但他也让人物互相串联，譬如龙向阳因为是行长，就也多次出现于其他人物的档案之中，压制有才者，调戏女性等等，让我们可以知道一个立体的行长形象。29个人物一路读完，读者大概可以知道飞龙县人民银行的大体境况，知道个人的品行、抗争、进取等等，知道银行内部的人事与情感纠葛，若大而言之或许也能知道一般银行的大体，知道银行的“黑幕”。
要理解这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或许可由银行，欲理解银行，或许可由银行职工的档案，《银行档案》这部书的意义就在此。
三、“巫地传说”
《愤怒青年》写农村进入城市的“愤怒青年”，《银行档案》中的形象则是包罗万象，既写进城者，也写城市土著，《巫地传说》重心则是写农村中的奇人异事。
在城市与农村的对决中，农村一败涂地，日益沦为城市的附属。可是马笑泉却执拗地说，乡土社会其实还有着巨大的力量，这片土地是“巫地”，这里有着大量“传说”，可以证明昔日这片土地的神奇与力量。这种声音在乡土社会日益陷落之际，显得弥足珍贵。小说有两个关键词：“巫地”与“传说”，“我”就是这片“巫地”“传说”的记录者，“我”要以小说的形式将巫地的传说保存下来，呈给世人，留给将来。
《巫地传说》共分六部，每部写两三位奇人，小说以“我”贯穿始终。第一部“异人”，既自述童年，也写了黑头与陈瑞生，他们二人以力量和武术著称，第一部的故事颇似《愤怒青年》，也是写“黑社会”。第二部“成仙”，以少年之“我”写了秀姨与霍铁生的悲惨遭遇，笔者曾夜读此书，读至此处真觉得鬼气袭来。秀姨是知青，霍铁生是右派，他们皆曾遭受非人的待遇，最后一个郁郁寡欢，最终“落洞”，一个自杀“成仙”。这样的主题曾是８０年代伤痕文学的流行主题，可是马笑泉对此主题一直情有独钟，《愤怒青年》中也涉及到文革问题。小说中有一句话，能见出马笑泉对这一时代的理解：“但霍铁生那截飞掷的血肠，和秀姨临去前缥缈凄冷的微笑，永远烙在了我的脑海，怎么磨也磨不掉，让我即使在最幸福的时刻，也始终没有忘记这个世界沉重黑暗的一面。”2“成仙”既是对秀姨和霍铁生的美好祝愿，也是对那个时代的控诉。第三部“放蛊”，写“我”的大学时代，通过“我”的转述写了两件放蛊之事，并且能够笔力一转，柳暗花明又一村，写出“我”和同学的故事，最后称“世界上还有一类无声无色的蛊，比有声有色的蛊虫更可怕，那就是人心的疑惧和各种被扭曲的欲望。”第四部“鲁班”，写工作之后的“我”，小说通过装修房子之事，写了二伯。二伯会鲁班术，凭借巫术他战胜了对手，养活了家人，赢得城里人的尊重。这一部或许融入了一些民间传说，故事非常好看。第五部“梅山”，写了铜发爹（放鸭子者）、铜顺爹（捕鱼者）、铜耀爹（猎人），三人皆会“梅山术”。这部分也非常精彩，或许它们部分也取自传说故事，盖因为这些传说已经经过时间淘洗，故能为广在民间流传，譬如铜顺爹大战鱼王等都写得惊心动魄，精彩纷呈。大体可以说，越是作者的东西少些，作者的“我相”弱一些，作品就会越好些。第六部“师公”，写当下的情况，法术在现代的冲击之下已然失效。
《巫地传说》也颇重视小说的形式，全篇结构松散，还是一如中国传统小说。“我”是故事中的主角，“我”的各个时期贯穿着不同的奇人，而且小说并未按照自然时间的顺序写出，而是天马行空，忽东忽西，忽南忽北。马笑泉在序言中将乡土小说分为五类，并纵论乡土小说之类型与利弊，他希望能取五种模式之长而去其短。最终，马笑泉“试图通过从叙述者的设置入手，来解决这些问题。全书以第一人称展开叙述，而这个‘我’不是主人公，而是作为亲历者、旁观者和转述者出现在小说之中的。……当这位叙述者展开叙述的时候，既拥有丰富的乡土生活经验、刻骨铭心的情感记忆，又具备了相当的文化素养和反思能力，同时又与乡村保持着适当的审美距离。对乡野的美好、神秘和苦难，是真正拥有了平常心。”3８０年代先锋文学家们也玩弄“我”，花样迭出，“我”忽是作者，忽是叙述者，忽是隐含作者，忽是人物，那一句“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汉人”真是风靡一时。马笑泉没有再在这一路上走下去，“我”在《巫地传说》中变成了主人公、亲历者、旁观者和转述者。作者、叙述者云云是往技巧花样一路走，亲历者、转述者云云则是往实里走。“名者实之宾”，就小说家而言，我觉得真正所应致力的还应该是“实”。
乡土小说（甚至所有类型的小说）要写得好，“我”确实是最为关键的问题，从“我”入手，就是从根子处着手解决。马笑泉开出的药方较之于一些过分玩弄技巧的小说已更进一步，但尚嫌不够。譬如《巫地传说》中写的精彩的故事，我猜测或许有传说的影子，“我”恰恰只是游离于这些传说之外。有另外一个药方，或许可供马笑泉兄参考，这就是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所宣称的——应该减少“我相”，进入传统。此问题若能解决，那么小说肯定能够更上一层楼，更上一层楼，或许也能超越这五类乡土小说。
注释：
1马笑泉：《语言、形式和意境》，见《理论与创作》2008年第5期。
2马笑泉：《巫地传说》，重庆出版社，2009年，87页。
3马笑泉：《巫地传说》，重庆出版社，2009年，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