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人民文学》
魏冬峰
第3期的《人民文学》刊登了鲁敏的一部长篇和刘慈欣的四个短篇小说。
《六人晚餐》（鲁敏，长篇）是一部关于人生观的小说，通过两个家庭六个成员各不相同的人生遭际，质疑了“正确”与“不正确”、“道德”与“背德”等命题的合法性。
丧偶的会计苏琴，一厢情愿地念着自己的“道德经”：为了应付自己39岁的身体里不时“作祟的疯魔”和丈夫死去后“歪倒的缺少热气的生活”，千挑万选之后，在每个星期三的暗夜将自己“疯魔般的肉皮囊”交付给“破抹布般”的酒鬼钳工丁伯刚，以确保自己在情感上对工程师丈夫“爱的忠贞”。随之而来的每个星期六两家人丰盛暧昧的聚餐，让各有儿女的两家人的生活和命运真正有了交集。如此掩耳盗铃式的处理方式先是遭遇了双方儿女的“星期三恶作剧联盟”，接着又在发现优秀、努力、永远代表着“正确性”的女儿晓蓝和对方“永远失去了上升可能性”的工人儿子丁成功“恋爱”时被苏琴戛然中止。
由此衍生出另一主角晓蓝。在晓蓝身上，小说阐释了一个古老的命题：出身与阶层，奋斗与成功。厂区子弟、单亲家庭、不光彩的妈妈、痴肥的弟弟激发了晓蓝对“洁净与正确的崇拜”，“在翻腾的深水里挣扎，在被野草遮蔽的路口出没，她必须野心勃勃，无情而坚强地朝向她遥远的目标，把厂区及其破落永远地甩到身后，哪怕这是一条漫长而疲倦的失败之路”。对“成功和高级的向往”使晓蓝“坚定地蔑视一切的柔情蜜意”，无论那是亲情还是爱情。
因此如果说她与丁成功情感纠葛的前半场是因为孤单、渴望亲情的弟弟晓白“断章取义的贩卖”，让她逆流而上，产生以丁成功刺激妈妈的灵感，那么，后半场上大学后的她“眼睁睁看到自己落入水中，陷入十字街，陷入了丁成功，与他裹缠进难以言说的寂寥与苦涩，一种从未体味过的温柔情感”，则毋宁说是“成功学”的“副作用”使然，她在“更优越的阶层面前，自卑地紧缩，像只小刺猬”，而在“不成功”的厂区工人丁成功面前，“她才会松下一直紧绷的脚弓，不必留意自己的出身状况以及出人头地的热切愿望”，“忘掉红彤彤的进取心，无欲无求中懒汉一样度过时光”。
然而，像母亲苏琴将情和欲分离一样，在晓蓝心中，“在通往更高阶层的孤独之路上”，爱情和婚姻也高下立现：“爱，总是艰难和偶然的，是不可能改善生活本质的，甚至只能妨碍进程，使岁月更为沉重。与之相比，婚姻却可以，婚姻的门槛天生就是供人踩踏，供人合乎情理地利用。”她理所当然地甚至让丁成功替自己挑了个符合“成功学”标准的男人结婚，并在几年后顺利步入中产阶级生活。
悲剧的是晓蓝“上进”得不够彻底，浸淫在优裕生活中的她，却时有逃离之感，最终发展到即使怀孕也无法把她“捆绑在‘正确的’方向里”，她和丈夫分居，并准备挺着大肚子去投奔丁成功，“寻求修复和赎罪的可能，祈求爱的怀抱”。
在这里，小说寄寓了作者对具有永恒合法性和优先权的“出人头地的成功学”的反思，无论是晓蓝曾经一往无前的“单行道”式奋斗，还是丁成功对晓蓝的回头以命相搏的拒绝，都体现了“爱的基本原理”必须服从于“大众成功学”的社会规则。最终，一场偶然却关键的大爆炸，成全了丁成功，也让晓蓝超越了非此即彼的单项选择，重新直面和承担“人生中艰难的一切”，这样的方式虽不完美，却足够清醒。
小说的六个部分，分别以两家的六个成员为叙事视角，呈现了每个人应对自己艰难人生的方式：少年晓白的“软弱”法则，沉溺于“杯中物”的丁伯刚的“失忆”策略，珍珍的傻瓜哲学，苏琴的私人道德经，丁成功的玻璃原理，晓蓝的“单行道”式奋斗。作者将每个人物放置在他／她的社会／心理环境中，甚至不惧插入自己的大段评论，以充分论证他们各自命运的必然性，从而令《六人晚餐》成为作者个人写作史上一部不能被轻易忽略的作品。
如果说《六人晚餐》是诉诸现实的、当下的温暖与凄凉，那么，刘慈欣的四个科幻短篇则指向了对更为辽远阔大的时空中人类文明的思考。其中，《微纪元》是最有现实意义的，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角度想象人类及其文明如何以缩微至十亿分之一的状态延续下去。《诗云》探索的是技术在诗歌创作上的极限，技术可以穷尽汉字排列组合的所有可能，“写”出由十的四十次方这样的存储器组成的庞大“诗云”，却无法从中检索出超越李白的峰巅之作。《梦之海》虚构了地球上所有的海水失而复得的故事，质疑了“艺术是文明存在的唯一理由”这一命题。《赡养上帝》思考的则是文明的进步与文明的衰老同步这一悖论。看多了纠结于身边事、世俗情的现实与文学，阅读刘慈欣云端之上理性、壮观的形而上探索，倒也别有风味。
第4期的《人民文学》刊登了三个中篇、七个短篇小说。
《暗夜》（畀愚，中篇）依然将笔触伸向民国年间的江湖，着重塑造一位妓女出身的巾帼女子瑞香。从身世凋零到执掌上海滩势力最大的帮会大风堂，其间的曲折经历可想而知。不同的是，瑞香经营的不仅是男人和生意，在民族危难之际还被赋予了民族大义的职责，仿佛一个不新鲜的故事被加上了一顶永不过时的帽子。
“彩云易散琉璃脆”，大多数梦想都像琉璃，晶莹透明，冰凉易碎。这正是《琉璃》（蒋韵，中篇）要表达的。在主人公海棠追逐梦想的人生里，她被他人（丽莎、刘耘生）诱引，也拖拽了他人（崔护）；她遭遇了梦想的幻灭，也断送了丈夫崔护的理想人生。梦想与幻灭、遗弃与被遗弃，奇异地对立统一在海棠身上。小说的情节、腔调读来都似曾相识，却依然令人唏嘘人生的悲壮与无奈。
《空位》（南飞雁，中篇）是一篇叙事扎实的机关∕单位小说，一个事业单位里等待“编制”（空位）的故事。题材并不鲜见，可以想见的螺蛳壳里做道场般的勾心斗角和琐屑庸碌，读来却依然一波三折，颇有“新写实小说”的余韵。
本期的短篇小说以其优良的成绩丰富着汉语写作的库存。
《蓝天使》（台湾，骆以军）像是臆想版的《睡美人》（川端康成）。小说以遍布周身的敏感触角，穷叙事者一生之记忆的碎片，调用了直接和间接的经验，近乎拥堵地“臆想”一名台北老兵如何将自己不再的亲情、青春和欲望寄托在寻找自己的“蓝天使”上。通篇充斥着“惘惘地威胁”，张力十足。
《查理帕克 》（台湾，胡淑雯）写的则是另一类老男人的苦乐人生。一生都为家人生计、女儿出人头地奔波的查理帕克，貌似“自虐般的苦赚”，过着紧张、没有尊严的日子，甚至看得见自己悲惨的结局，却依然执著于当下，“怀抱着旧世界知足的谦逊、节制的脾胃”，用自己“卖力的脚步，震撼着城市的心脏”，即使“这座城市，是不会同情他的”。如果不被贴上底层的标签，这是否就是《六人晚餐》（鲁敏，《人民文学》2012年第3期）所期待的“诚心诚意的”正确人生？
写老男人的还有《爸爸糖》（陈问问）。小说描写了一位七十多岁的多面体爸爸：嗜糖的他让家里“危机四伏”；开明的他带领离异和“大龄剩”下的两个女儿走上电视征婚；“老当益壮”的他因为把年终奖品——巨型洗衣机扛上楼，住进了医院。虽然有一个好题目，也活现了一个生动、日常的爸爸，但相对于《蓝天使》的张力十足和《查理帕克》的“正确人生”，《爸爸糖》的面目显然要模糊些。
《邂逅是一件天大的事》（王小王）将女性的身份变幻和命运转折结合，形式复杂，内容简单。《远方的巨塔》（马来西亚，龚万辉）让人想起飞花的《卖米》，胜在朴实真挚。《窗户》（香港，韩丽珠）从形式到内容都密布着一种港台式的晦涩，其典型意象如抑郁、呕吐、跳楼、口吃等。《野猫调查报告》（阿科）披着都市病外衣的各种奇思怪想，有着不走寻常路的勇气，奈何只收获了不那么丰硕的果实。
《人民文学》2012年第3-4期推荐篇目：鲁敏《六人晚餐》（长篇）
骆以军《蓝天使》（短篇）
胡舒雯《查理帕克》（短篇）
看《十月》
丛治辰
一个女孩子生得好看，又有一点爱慕虚荣，有一点不安分，就天生是小说的好材料，阿袁的中篇小说《米红》就写了这样一个女孩。类似的故事当然已被讲过很多次，但老故事若讲得好，自有老故事的味道，未必多么令人惊艳，但妥帖合身，有种让人沉湎的气息。阿袁这则老故事，就讲得不错。老故事适合用不紧不慢的调子，娓娓道来，小说写的是米红，但是作者起笔不提米红，先说老蛾，说老蛾给米红看面相看出米红是娘娘命。这就让小说的旧气息更浓，还带出点淡淡的神秘，米红的形象首先是从命运的轮盘里吱呀吱呀摇出来的，于是米红这个小镇美女就显得有些不一般，她的小清高、小任性也都显得理所应当。围绕着一个小镇美女的所有故事，最重要的无非是男女事。米红第一个暧昧对象陈吉安因为相貌堂堂从众多追求者脱颖而出，却不过被米红当做打发时间的工具，反而成就了貌丑闺蜜苏丽丽的婚姻；孙魏算是父母之命，但是米红也没有放在眼里；最终执子之手的俞木却是个丑陋如娄阿鼠的富二代。这是个并不新鲜的嫌贫爱富故事，新鲜的这些感情起伏在阿袁的讲述中如此轻描淡写，有一种轻盈的痛楚——痛楚或许只是读者的感受，而米红在对自己的命运做出选择的时候，似乎毫无负担，这让米红显得肤浅、单薄，但一个肤浅单薄的貌美女子，不是最让人痛苦，让人迷惘，让人欲罢不能的吗？这是一个关于命运的故事，但是命运的主人偏偏不珍惜，一个没有灵魂的人，偏偏是可爱的，淡淡的忧愁就在这样的矛盾当中氤氲而出了。阿袁的这则小说没有什么大起大落的情节，也没有什么厚重沧桑的人物，倒是恰恰因为平淡和轻盈而有一种韵味。此前她在《十月》发表过的两则高校题材的小说，俏皮生脆地讲述了新鲜故事，虽然好，却似乎反而不如这则絮絮叨叨甚至旁逸斜出的老故事有味道。
我们总在要求小说跟时代同呼吸，要求小说能够表现新的世相，但是新与旧有时并非表面看来那样简单。新的素材不见得能讲出新的本质，而小说审美质地里的某种旧似乎反而应该留存。比如本期张廷竹的中篇小说《城市的河》，一个从农村进城的青年做了房产中介，他的爱情、梦想在城市当中一一破碎之后，终于吃上富婆的软饭，才获得事业的成功。素材都是新的，可总让我觉得比《米红》的故事还要老，为利益诱惑、对现实失望而堕落而忘却曾经的理想和美好的青年，我们还见得少吗？杨小凡的中篇小说《家燕》写大学生村官水亮如何参与到农村拆迁中去，见证城市化进程的艰难、残酷与无奈，以无家可归的家燕这一意象，表达对乡土逝去的淡淡哀愁，也算别致，可是读来总觉得和《城市的河》一样，像是少了一点什么。或许少的正是那种小说的旧味吧，这旧味决定了小说的质地。
而李延青的短篇小说《旧事二题》，说是旧事，倒在旧的时代背景里讲出了让人耳目一新的故事。两则旧事，两个风流的女子，都在抗战年代跟鬼子的人风流在了一起，丈夫却都是八路。在以往民族大义的故事里，豌豆和银子这两个女子却只执着于个人情爱。人们在鬼子和八路之间周旋着找活路，而让她们欲罢不能的是爱欲激情与家庭责任的纠葛。作为短篇小说，作者把故事讲得干脆利落，但是人物形象却灵动泼辣，感情转圜处写得细致微妙，又能在最具爆发力的时刻戛然而止留有余味。豌豆向情郎撒娇，企图装傻充愣保护自己的男人，却被情郎无情打死；而银子向情郎告密，最终流产而死。两个女子截然相反的结局让这两题旧事显然有了相互参照的意味，小说看似松散的结构中因此生出张力，让我们看到比米红的故事里更为尖锐和明亮的宿命意味。
《十月》2012年第2期推荐篇目：李延青《旧事二题》（短篇）
阿袁《米红》（中篇）
看《小说选刊》
费祎
如果以昆德拉“发现唯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乃是小说唯一的存在理由”的标准来衡量这两期《小说选刊》的小说，结果无疑令人有些沮丧、气闷。绝大篇幅的小说在夸饰地叙述着这个时代的一地鸡毛、卑琐憋屈，叙述的不厌其烦、摹写的泥沙俱下、思考的普遍弱化，让我们感慨：写小说似乎成为对这个时代最为风雅，同时也是最省事而讨巧的回应。祭起诸如“煤矿写作”“底层写作”“打工文学”等形形色色的旗帜，除了表露政治态度的正确与文学意识形态的拙劣外，并不能真正带来多少“小说的发现”。一句话，我们是太需要一点小说的“超拔”与“发现”了。
在《小说选刊》第3期选登的六个中篇中，季栋梁的《白衣苍狗》显得相对扎实、精到。在这篇“现代官场的缩微图景”中，小说从梅家“最没吃头”的年夜饭起笔，讲述了作为蛇县县长的主人公史国，如何在深谙官场逻辑的省政协副主席——岳父梅志远的一步步训导与安排下，通过将蛇县打造成为全省“西大门”的规划来谋取县委书记一职，最终“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的失败史。在这场热热闹闹、紧锣密鼓的“政绩工程策划”里，充满各种官场的心知肚明、明争暗斗。“一个成功领导的背后，站着一个大老板，也站着一群记者”，“官场处处有陷阱，毁了你的可能就是一件极小的事，很不在意的话”。导致史国失败的正是副省长家的小保姆。
小说的名字源自杜甫《可叹》中的诗句：“天上浮云似白衣，斯须改变如苍狗”，与小说文本的张力成为小说密集叙述中的一个出口。细节的真实与丰富是小说的长处，但唯恐不尽的细针密线，显得扎实有余、意味不足，也让小说贴地太近，无法实现真正的飞行。
赵光鸣的《红海》、刘亮的《羊债》分别塑造了三番和麻叔这两个胆小窝囊的乡村边缘人。值得咂摸的是，《红海》中两派村人令人焦心的械斗，最终在三番老娘的丧礼上归于平静，《羊债》中村长欠麻叔的那本令人绝望的羊债，最终在三爷的干涉下意外地得到解决。在向乡情、即将崩塌的乡村宗族权力的有限回归中，两篇小说的切入视角一以大，一以小，但都充满了一种煞有介事、一厢情愿的自我解决，难以令人信服。
孙焱莉的短篇《扫尘》，题材是寡妇与大伯子暧昧情感的陈旧话题，但语言经济，富有韵味，通过民间过年“扫尘”这一传统的仪式，为陈腐的话题、琐碎的日常生活增加了一份鲜亮的色彩与温馨的仪式感。魏微的《胡文清传》，选取了胡文清一生中最为典型的三个片段，文革中的造反派头目，上世纪80年代的居家男，改革开放中应时而起的大老板；试图通过小说为时代立传，人物的面目并不清晰，反思亦流于常识。小说中唯一让人心动的是作者透过胡文清所表现的道歉哲学：“我要是犯了小错，我也乐于道歉……但是大的不行，大的。你得慎行……放在心里也是最有力量的，一说出来就泄气了——”
比较而言，第4期的整体质量比第3期要弱。开篇的中篇小说：海飞的中篇《老子在人间》，写了一个“卑微地被人欺侮着，同时他也想欺侮别人”的面馆老板刘大脖。这个寄予着作者“所有的冷与暖，所有的爱与哀愁，所有的欢喜与悲伤，所有的烟火与恩怨”的人间“老子”，比他精神血脉上的前辈：阿Q比起来，很难赢得笔者的同情、震颤与思索，更多的则是难以抑制的厌恶。小说的情节逻辑在很多地方是经不住推敲的，其人物的真实可感也就不可避免地被削弱了。面馆老板刘大脖的前妻舒小乙仅仅因为“我必须要看到大海，你就放我一马吧”就和他离婚；进而，这场由于母亲错误带来的离异事件，没有任何交待，就使女儿刘明亮对刘大脖的态度宛如仇雠，呼来喝去；刘大脖没有对发廊卖淫女哩哩发泄情欲，而是躲到卫生间手淫，在小说中把哩哩感动得稀里哗啦。也许，那个已经傻了的“道具人物”刘老歪成了小说唯一的救赎。
老作家王蒙的中篇《悬疑的荒芜》，情节的平庸，语言的驳杂与毫无诚意，简直让人难以卒读，此处不作赘述。郝炜的短篇《淑婷》，写了一个普通中学的教师在学校兼并重组后，在教育局局长叔叔的照顾下，如何成为重点中学仓库管理员的故事。在颇有契诃夫《变色龙》风味的叙述中，淑婷的选择：继续担任仓库管理员，得享长条的阳光与清冷，使小说获得一种可贵的攀升。
严英秀的中篇《一直很安静》，让我很自然地想起诗人柏桦在《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中的一段话：“疼痛在逼迫我歌唱、逼迫我渴望成功、甚至幻想以诗歌成功来冲破我苦闷、单调的家庭生活、他（张枣）不止一次告诉我中国文人有一个大缺点，就是爱把写作与个人幸福连在一起，因此要么就去投机取巧，要么就碰得头破血流，这是十分原始的心理，谁相信人间有什么幸福可言，谁就是原始人。痛苦和不幸是我们的常调，幸福才是十分偶然的事情，什么时候把痛苦变成家常便饭，当成睡眠、起居一类东西，那么一个人就算有福了。” 这篇小说让我再次感受到这种将写作（尤其是诗歌写作）与个人幸福联系在一起的酸楚气息。
小说里，文学院的中文系讲师高寒时常写点小诗发表，他的苦恼是每次在领取稿费时，往往会受到一个鄙视诗人的学院办公室主任徐导的刁难甚至羞辱，因为“高寒”是他的笔名，而他的真实名字为略显土气的“高耀祖”，他需要请这位徐导开个证明，才能去领那几十半百的稿费。“他既是高耀祖，又何必高寒？他以为改个文绉绉的名儿就能脱胎换骨，不带土气？”他利用徐导的老婆巩梅作为报复，“这能有啥说头，就家里人用呗！我爹，我娘、我姐、我表格，现在，还有巩梅”，终于引得徐导恼羞成怒。
“一直很安静”，其实一直难以安静。如何在写作与个人幸福间建立一种踏实可靠的联系，也许是今天每位诚恳的作者所必须面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