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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十点，烟袋斜街熙熙攘攘，人车混杂，我的车是手动挡的，一辆破吉普，跟在人群后面，离合器踩得脚发软。往前挪车的时候，一个推销啤酒的小妹凑到我的面前，低头先给了我一个媚眼，说大哥来喝杯啤酒吧，我们的店就在前面的银锭桥边，有车位，我带你去停车。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怎么就会鬼使神差地听她的话，跟着她去停车的，任怎么想都想不起缘由来了，唯一有印象的，她低头给我抛媚眼的时候，我首先看见的，肯定不是她的眼神，而是她胸前汹涌的波涛。
落座后小妹不由分说就上来半打啤酒，我赶紧说：嗨，我还开着车呢，你别害我。小妹莞尔一笑，不慌不忙地、手上却已熟练地把酒打开了一瓶，说，大哥，喝完后车就停这里，别开了，今晚放松放松。既然酒都打开了，那就喝呗，把左脚抬起来，放到右腿上，把酒瓶子抬起来，放到嘴唇边，酒自己就慢慢地往喉咙里流去了。
两口酒下去，便看见了那座桥。其实桥就在眼前，只是刚才路上人太多，视线给挡住了，酒吧斜对着的这座桥，便是刚才小妹说的银锭桥。桥不宽，六七米的样子，也不长，十来米，是座单孔的石桥。桥的两头围着围挡，桥上桥下有几个工人模样的人正在干活，看架势像拆迁办的。我指着桥下的那个人问暴露妹，他在干什么?小妹说，他在挖土。我觉得那个小伙子有点面熟，定睛一看，那不是汪精卫吗？那个小伙子像极了照片里的汪精卫，国字脸，大脑门，头发往后梳，脸上青春飞扬。他在俯身挖着什么，如果换成汪精卫他们一伙的，那肯定是在挖坑埋炸弹 。我打了一个激灵，想起民国前的那一年，汪精卫、喻培伦和黄复生他们几个，也是在这么一个晚上，在银锭桥下，埋一颗自制的炸弹。那一晚是1910年的4月2日，晚上12点左右，汪精卫蹲在离桥头不远处的清虚观里，练习引爆。他手上拿着的，是一部简陋的手摇电话机，当时还没有发明无线引爆装置，要引爆炸弹，只能靠手摇的电话机，摇电话的那个人，注定是要与被炸者同归于尽的，汪精卫早已做好了赴死的准备。他只等同伴告诉他，炸弹已埋好，他便要去那座桥下，找一隐蔽处蹲好，只等目标一靠近，他便引爆炸弹，与他们同归于尽。而桥下挖坑埋炸药的，则是喻培伦和黄复生。之前他们与汪精卫分了工，他俩负责埋，汪精卫负责炸。为了让这颗炸弹更具威力，他们之前专门找到了一个比西瓜还大的大铁罐，到骡马市大街的鸿太永铁铺，把这个大西瓜加工成一个可装四五十磅炸药的炸弹壳。喻培伦头上直冒汗，他直起了腰，抬手擦了一下额头，这一擦吓了他一大跳，顺着眼角的余光，他看见有个人蹲在桥边，这个人看见喻培伦发现了他，连忙起身离开，凭着直觉，喻培伦觉得大事不妙，赶紧告诉黄复生，两个人匆匆撤退，桥下的那个大铁罐没来得及抬走，只好用几把土，潦草地盖住。
汪精卫没有机会摇那个电话机。
这是他的幸，还是不幸？
说起汪精卫，他的人生说来其实也很简单，一个三段论就可大致概括。他1883年5月4日出生在广东三水，那一年他的父亲汪省斋已62岁了，老头属于真正的老来得子，他的母亲是汪省斋的二房。在他13岁之前，他跟所有的乡下孩子一样，读私塾，慢慢长大，生活基本上无忧无虑。13岁时，母亲病故，14岁父亲也离世。父母双亡后汪精卫只能随其长兄汪兆镛客居粤北乐昌县。王兆镛此时以游幕为生，过得并不宽裕，再加上弟妹众多，所以在尽长兄之责时，对弟妹的管教极严，使得汪精卫的内心极为苦闷。父母在世时的钟爱与长兄的严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让汪精卫的性格，逐渐变得孤僻而偏执。尽管表面上对长兄心怀感激，但时时有着寄人篱下之感。对这样的事情我深有感触，我老家有一个侄子，十多岁时因为不爱读书，就跟着村里人外出打工，我知道后便对我的哥哥加以指责，认为他不该让小孩年纪轻轻就出外谋生。我的哥哥其实也有难处，一个农民，拼爹拼不过别人，拼本事自己又无多大本事，老婆早已离开了这个家庭，他一个人拉扯这个孩子，确实不易，孩子自己又无读书的天赋，不让他打工，难道让他去大街上小偷小摸吗？后来我想了想，我好歹在北京有点门路，就把孩子带来北京，当自己孩子般尽力抚养。话语间有时当然也有恨铁不成钢之势，小孩心里当然知道我是为他好，所以在我面前，竭力装出一副努力的样子，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放声大笑过，没见他说话时露出过牙齿，他的日子过得谨小慎微，生怕哪里一不小心，让我生气。几年下来，我发觉他变得沉默寡言，眼神从来不敢正视我，也不爱跟我说话了，问三句答一句，再后来，他硬着头皮跟我说：“叔叔，我不想在北京了，我想回老家去打工”。其实那时候他的心态已经有点偏执了，之前我已经发觉，只是不知道该用什么方法，和他谈一次，趁着这次他主动开口，我就跟他开诚布公地做了一次长谈，告诉他，现在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在哪儿都行，干什么都行，只要他觉得开心就好，谈话过后小孩果然变得开心多了，后来他自己找了个销售的工作，租了房子，现在已经找了个女朋友，是个北京女孩，乖巧又懂事，两人上个月已经领了结婚证，正准备回老家办婚事呢。我想汪兆镛那时对汪精卫过于严肃了，以后也没有及时发现及排遣弟弟的情绪，导致了汪精卫下半生的狐疑、偏执和办事情不计后果。在那个唯有读书高的年代，争取功名成了所有人唯一的目标。汪精卫除了拼命读书，别无出路，好在他有很深的底子，他的父母亲还在世时，家里一直保持着书香门第的传统，对几个孩子的读书学习极为重视。汪精卫五岁时就已入家塾读书，每天早晨都要“习字中庭，母必临视之，日以为常”，下午放学回家，父亲亲自检查作业，并教他读书写诗。汪精卫有个叔叔叫汪璟，也是个饱学之士，家有藏书数万卷，著述甚丰，汪精卫小时候所涉猎的经史子集，大多得之于叔叔家的藏书。后来汪精卫自称：“一生国学根基，得庭训之益为多”。1901年，汪精卫19岁那年，他随长兄由乐昌返回广州，并同应番禺县试，这次县试兄弟俩囊括了前两名，第三名是他们的一个侄子，一家子包揽了考试的前三名，这让大哥汪兆镛兴奋不已，得意之余写下了一副对联：“玉峰双秀，珠树三花”。这是汪精卫到当时为止唯一值得称道的一件事儿。他人生的转折发生在1904年，这一年他22岁，汪精卫的青年时代正是中国处于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的重要历史时期，伴随着救亡图存的紧迫要求，社会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要改革就要向外国学习，尤其要向邻国日本学习。日本自1868年进入明治维新以来，短短的二三十年时间就居然强盛了起来，实现了工业、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现代化。日本崛起的第一个标志是在1895年的甲午之战中打败了中国，第二个标志是1905年打赢了日俄战争。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国的失败“帮助”日本奠定了现代化的基础。甲午战争后，日本从中国获得的战争赔款为库平银2.6亿两，加上日本掠夺的大量舰船、武器、弹药和金银货币等，其价值约为库平银八千万两。这样，就这一场战争下来，日本就从中国掠夺了3.4亿两库平银，折合5.1亿日元（日本的战争支出不过1.5亿日元）。这笔巨大的财富，其数目相当于当时日本全国年度财政收入的6.4倍。凭借这笔巨款，日本进一步发展工业和扩军备战。现在日本下关（过去的马关）地区新干线路侧庞大的钢铁工业，就是依靠这笔资金起步的。日本成了当年青年知识分子向往的地方。那一年两广总督岑春煊下令在广州选考留日官费生，汪精卫凭着优异的成绩，顺利考取了留日法政速成科官费生，22岁之前的汪精卫，一直是一个好学生，是邻里同学的榜样，是家族的骄傲，可惜那时还没有红领巾，不然的话，他就是当年脖子上系着红领巾的那个五道杠的大队长。他进入了东京法政大学学习。从这一年开始，到他来到北京，在银锭桥边手拿一个电话机，然后被捕，然后于1911年11月6日被清廷释放，这是他人生最重要、最值得称道、也是最辉煌的七年。
对于一心想求取功名的汪精卫，到了日本以后，怎么就不好好读书，又跑来北京干吗呢？
事情缘于他在日本遇到了孙中山。1905年，对于古老的中国来说，这是划时代的一年，对于很多个人来说，既是他们生命转折的一年，也是他们理想重塑的一年。各种规模不一的团体都在这一年进行着革新和革命，其中孙中山是各个革命团体公认的领袖，在此之前，他所领导的这场资产阶级革命，通过一系列的思想发动工作和武装起义，不断地向纵深发展。这一年的7月，孙中山从欧洲来到日本，筹建了革命的统一组织——中国同盟会，把这场革命推向了高潮，也就是在这期间，汪精卫结识了孙中山，并在此后，成了孙的得力助手和革命干将。
这一时期，在日本有许多中国的留学生，据不完全统计，来自中国的留学生有八千多人。这些留学生大部分都以同乡等关系结成一个个小团体。汪精卫也有一个小团体，他们以汪精卫、胡汉民、朱执信、古应芬、李文范等为主，这个团体的人既是广东同乡，又是在东京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的同学，他们之间有的是亲戚，有的是世交，关系甚为亲近。胡汉民的弟弟胡毅生与当时老兴中会的孙中山、冯自由等相熟，孙中山来日本后，早就仰慕他的汪精卫迫不及待地通过胡毅生的引见，于7月底与朱执信一起，来到神田景辉馆，拜见了孙中山。孙中山不失时机地在汪精卫面前，把他那一套革命理论又鼓吹了一番，这种要用革命的办法建立共和国、推翻满清政府的宏伟构想，彻底征服了这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他哪见过这么大的场面和人物啊，他对孙中山说，大哥，从今天开始，我就跟定你了。
7月30日，汪精卫参加了在东京黑龙会会所召开的同盟会筹备会，与会七十多人，会议由孙中山主持。大会推举黄兴、陈天华、汪精卫、马君武几个起草会章。8月20日，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孙中山任总理，下设执行、评议、司法三部，黄兴为执行部长，汪精卫为评议部长，邓家彦为司法部长。这次会议确定了《中国同盟会总章》，正式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口号。
对一个刚刚年过20的年轻人委以重任，可以看出孙中山对汪精卫的重视与信任。从这一天开始，汪精卫的生命，翻开了崭新的篇章。
评议部是干什么的呢？按现在的话说，就是通过舆论手段打击敌人，占领道德和理论的制高点，争取全国有识之士乃至世界舆论的支持，直至推翻满清政府，建立由汉人当家作主的共和国，实行三民主义。评议部主要要面对的敌人是改良派，也就是以“康梁”为首的保皇党。要宣传自己的革命真理就得要有阵地，于是，为了适应斗争的需要，同盟会决定创办《民报》作为机关报，1905年11月16日，《民报》正式出版，汪精卫与陈天华、章炳麟、胡汉民、朱执信、宋教仁等成为该报的主要撰稿人。在要不要推翻满清政府、要不要建立共和政体、要不要实行民生主义、革命能救中国还是会导致亡国等根本问题上，革命派与改良派针锋相对，壁垒分明，在舆论上展开了殊死搏斗。这一年汪精卫23岁，他的对手是康有为和梁启超。梁启超的那篇《少年中国说》套在汪精卫身上，真是十二分的合适。“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汪精卫初生牛犊不怕虎，连续抛出了《民族的国民》、《论革命之趋势》、《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驳革命可以生内乱说》、《再驳新民丛报之政治革命论》等一大批爱憎分明、论点明确、论据充分，慷慨激昂的文章，击中了保皇派的要害，即使梁启超招架起来也显得困难。我想，这种胜利其实就是历史和民心的向背，革命的这一方，理直气壮，咳出一口痰来，“呸”的一声，猛力吐向保皇党，反对革命的一方委琐不前，即使喉咙痒痒，也不敢大声咳嗽，即使咳嗽了也得拿手捂住嘴巴，悄没声地自己咽下，更别说敢于吐痰了。革命一方大声说话，一副真理在握的样子，反革命的一方也大声说话，但底气明显不足，有些话说完后，连自己都不能确信是否占理。
孙中山对汪精卫的工作大加赞赏，对他发表的文章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精卫于《民报》第六号对于革命将召瓜分之说，曾为文加以驳斥，其论析中外情势，使中国人士莫不大悟，外国恐怖症亦为之一扫，最近汪精卫又发表一革命决不致召瓜分说之长文，为证实其理论起见，引入种种根据，其卓见洞识，颇博读者快慰。其引用摩洛哥、土耳其近事为证，论旨坚实，究非为畏惧外国、谄媚满洲者所能企及。……余今愿以之赠担忧革命将遭分割论者，谅精卫许之也”。胡汉民也在后来自传中谈及这一时期汪精卫的文章时，多有感慨，说汪精卫这些文章：“宗旨严正，而根据历史事实，以证其主张者，至为翔确。师出以律，不为叫嚣跳踉之语，异于邹容之《革命军》，遂受学界之大欢迎”。
年轻、自信、充满激情、对革命抱有必胜的信念，这就是当年的汪精卫。在笔墨的战斗中不断成长，汪精卫的思想渐渐成熟了起来，在同盟会中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普通留学生，变成一个坚定的革命者，汪精卫只用了不到半年时间。
就像踢一场球，分上下半场，教学赛的时候，甚至分好多小节，中间双方都能得到喘息和重新审视敌我力量的机会，以便接下来战胜对手，革命也一样，没有说是一口气就能吃掉对方的，总是在不断的拉锯战中，消磨掉对方的有生力量和信念。在汪精卫的《民报》与梁启超的《新民丛报》的嘴仗打了一段时间以后，双方都显得有些疲惫，革命毕竟不是玩嘴皮子，要不，说相声去得了。无所事事的年代，一两个吃完大蒜喝完咖啡然后在台上耍耍嘴皮子的人都能惹得江湖不安，粉丝尖叫。革命是要花钱的，玩命的，孙中山那拨人当然不惜命，要不，革命最后也不会成功。但是他们缺钱，缺很多很多的钱。这一时期，如何扩大同盟会，如何去弄更多的钱来支持革命，成了摆在孙中山及同盟会会员面前最大的难题。
1906年，汪精卫从日本法政大学毕业，他面临着多种选择，是回国谋个一官半职，回报兄长，养育弟妹，还是继续深造。汪精卫最后选择了第三条道路，他毅然选择跟随孙中山，他已尝到了革命的喜悦，尽管辛苦，还要冒被清政府通缉的危险，可对于年轻人来说，没有什么能挡住他革命的热情，他已经有了最初的成就感，能在与梁启超的对阵中占得上风，他得到了来自同盟会以及其他支持革命的人的认同和喜爱，“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他已经是一个小有名声的战士，他在心中暗暗下定了决心，这辈子跟定了孙中山，为了孙中山的革命大业，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因此毕业以后，他先跟随孙中山赴南洋吉隆坡等地方筹备设立同盟会分会，1907年初，又跟随孙中山一起，经新加坡转安南，也就是今天的越南，并在河内设立了同盟会分会。
对于孙中山来说，1907年是比较艰难的一年。要革命就得要有钱，就像今天我们在派出所门口以及一些娱乐场所能看到的宣传口号：“打架成本高，劝君莫冲动”一样，口袋里没钱，就别打架。孙中山这一时期给革命制定的战略计划是“经营南洋、边陲起事”，所谓经营南洋，就是去南洋跟华侨们筹募款项，说白了，就是去要钱。孙中山把周围的人员在心中考量了好几遍，最后决定把这个对于革命来说，最关键的任务交给汪精卫。他把汪精卫叫到身边，深情而又颇为严肃地交代了如下事项：一、去南洋以后，秘密组织同盟会分会，发展革命力量；二、进行革命宣传，扩大同盟会影响；三、筹募军资，支持国内的武装起义。傻子也能看明白，孙中山的关键是在第三项，汪精卫领命而去，他的这一趟南洋之行，最后确实没有辜负孙中山对他的信任，事实证明，汪精卫的南洋之行，给了这一时期的革命，以最关键的支持。
南洋各岛，既是华侨的聚集之地，也是孙中山早期从事革命活动的根据地，许多爱国华侨对清政府因腐败无能而造成国家千疮百孔的局面十分不满，对革命党人则寄以同情与希望，因此，在汪精卫刚到达的一段时间里，工作的进展还是比较顺利的。这一年孙中山在致邓泽如的信中说：“弟前派汪精卫兄赴河内、海防、西贡、新加坡各地，会见同志，报告军事，劝募军需，各同志均慷慨仗义，筹资汇济”。一个“慷慨仗义”，足以说明汪精卫的工作是富有成效的。汪精卫除了在南洋各地募集了相当可观的款项以外，组织工作也做得非常出色。所谓“奔走南洋，组织同盟会分会一百多处”，就是这一方面工作的佐证。
这一年的7月，汪精卫与其他几个革命党人又在新加坡吉宁街13号出版《中兴日报》，与保皇派的《南洋总汇报》继续进行论战，汪精卫与胡汉民是该报的主要撰稿人，胡汉民专事批判康有为、梁启超的著作，汪精卫则侧重从革命理论方面予康梁以正面回击。
不久，汪精卫又来到了槟榔屿，在当地华侨俱乐部小兰亭、新街新舞台或平章会馆的会议室，频频召开演讲会。汪精卫操着一口广东口音的国语，一开口就拉近了与当地华侨的距离。汪精卫不但擅长演说，而且他的语言极富煽动性。胡汉民曾说：“余此前未尝闻精卫演说，在星洲始知其有演说天才，出词气，动容貌，听者任其纵擒。余二十年来未见有工演说过于精卫者”。张永福对汪精卫的演说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彼（指汪精卫）演说之夕，演讲者尚未登坛，全场即无虚席，当彼踏上讲台，满堂即鸦雀无声，每逢至精彩热烈处，掌声如雷而起。其能吸引听众之注意与唤起热情，概可想见”。陈新政对他的评价则更高：“汪君之演说，题目既簇新，而事事颇得要领，因此及得听众信仰。谓南洋华侨之觉醒，实出于汪君之力，亦不为诬也”。由此可见，汪精卫的雄辩才能与唤醒民众的能力，即使放在现在，也是不多见的。
汪精卫俨然成了当地华侨中的明星。但凡明星都有粉丝，这一条古今中外概不例外，汪精卫也有一大群粉丝，其中以女粉丝居多。虽然我的粉丝没有汪精卫的粉丝多，更没有她们那么狂热，但我一点都不嫉妒汪精卫。他长得比我帅，眼睛比我有神，我不但小眯缝眼，还近视，他革命的信念比我坚定，说话比我风趣，皮肤比我白，最关键的是，他能弄到钱，最最关键的是，他还能弄到女粉丝的钱。我望尘莫及。
我自忖也是一热血青年，如果当年让我在日本碰上孙中山，我也会像汪精卫般追随，加入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如果让我在南洋遇上汪精卫，我会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追随他一起宣传革命，他的演讲我会场场不落，即使为他拎包擦鞋，也能感到人活着的意义，我的口才不行，玩嘴皮子弄不到钱，但我有着一腔滚烫的热血，有着一颗为革命赴死的心。想想那革命的年代，浑身就冒汗，热血沸腾，有些场景就像在眼前，可见我还是真正意义上的男人，国难当头，匹夫有责，鸡巴该硬的时候，绝不耷拉着。
汪精卫一表人才，往台上一站，真有玉树临风之势，尤其在演讲时，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再辅以革命的手势，让台下的一个小姑娘，如痴如醉，只要有汪精卫的演讲，她也是场场不落，每次回到家里，都魂不守舍，谈过恋爱的人都知道，那是初恋来了。小姑娘叫陈璧君，在当地一所学校读中学，她是南洋富商陈耕基的掌上明珠，陈耕基在槟榔屿经营橡胶业，是一名有着祖国情结的爱国华侨，他的夫人卫月朗是一位很开明的女性，同情并支持革命，陈璧君出生在这样的家庭，思想上无疑是开放的，一直在一个健康、温馨的家庭长大，这就促成了陈璧君的性格敢想敢做，勇往直前，并无半点女性的柔弱和忍让。陈璧君的性格像男孩，敢于担当责任，即使放到今天，也是很不容易的。陈璧君与同盟会员吴世荣相熟，有时去他家参加聚会，汪精卫也经常去吴家做客，两双年轻的眼睛一对上，再也分不开了，两个年轻人一见倾心，陈璧君不但主动示好，还表示要跟随汪精卫闹革命，为了表示自己是真心拥护革命的，陈璧君主动地购买了汪精卫他们在新加坡创办的《中兴日报》的十股一百元的股份，其实就是送钱表忠心，这样的傻事哪个年轻人没干过啊？但这种事情放在今天，基本上是不可能发生了的。今天我只听说过有干爹送干女儿玛莎拉蒂跑车和各种名牌皮包的，没听过女的为了讨好帅哥，往男方单位或所供职的团体白送钱的。
汪精卫在南洋的工作无疑是成功的，他不仅圆满完成了孙中山交给他的任务，回日本时，还多带回一个人来。这个人可不是一般的人，她既不是来旅游的，也不是留学的，她是来参加革命的，她也有着坚定的革命信念，汪精卫不但带来了一位革命同志，还为革命带来了解救燃眉之急的本钱，这位革命同志叫陈璧君，解救革命燃眉之急的本钱，是陈小姐皮包里她母亲给她的私房钱。两个人到日本后，孙中山见她年龄虽小，但革命的态度很坚决，于是给了汪精卫一个男人间都懂的暧昧的微笑，批准了陈璧君参加同盟会的要求。当时汪精卫在南洋筹集的款项都送到国内，支持武装起义了，在日本的同盟会员经费相当拮据，陈璧君见到后，没有丝毫的犹豫，慷慨解囊，把母亲给她的私房钱全部交给了组织，让孙中山他们度过了在日本的最艰难的一段时光。
汪精卫在南洋的这段时间，国内的革命党人并没有闲着。自1905年同盟会成立以来，短短的几年之间，先后发动起义十数次，但这些起义大部分都以失败告终。继1907年徐锡麟、秋瑾浙江之役失败后，1908年熊成基安庆之役又遭失败，同年广州保亚会之役，葛谦、谭馥先后被捕，壮烈牺牲。1909年四川广安、嘉定、黔江之役，亦以失败告终。这些都是革命党人领导的，有的甚至是孙中山、黄兴亲自指挥的，如潮安、黄冈、惠阳、钦廉、镇南关、上思、河口等役，无一例外，都以失败告终，多次的失败，使得在东京的同盟会会员情绪沮丧，意志消沉，渐渐地，对革命丧失了信心。1909年5月，同盟会内原光复会领导人陶成章、章炳麟等大搞分裂活动，污蔑孙中山私吞公款，要求“开除孙文总理之名”。保皇党人梁启超更是利用革命党人的这次内讧，对孙中山等冷嘲热讽，说“革命党首领是远距离的革命家，徒骗人于死，自己则安享高楼华屋”。
章炳麟和梁启超，这对中国晚清学问最大的革命家，此前的敌对双方，现在居然枪口一致对准了同盟会。汪精卫有点坐不住了，他觉得，他必须做点什么，他要挽回同盟会的声誉，在革命陷入最困难的僵局时，作为最坚定的革命者，他意识到了自己肩上所负的责任和使命。作为孙中山最忠实的追随者之一，汪精卫每天都在想方设法，他希望自己能像中医的大夫一样，开出一个方子，事情便能得到圆满解决，中国这个病入膏肓的可怜虫，通过他的一副中药，便能起死回生。
汪精卫毕竟不是医生。况且，中医开的方子，讲究药引子。其实此时的中国，缺的不是方子，方子孙中山已经开出来了，就是此前的《中国同盟会总章》。汪精卫猛然悟到，中国现在最缺的，是一个药引子。
他愿意做那个药引子。
汪精卫还在日本留学的时候，留学生中的革命分子就流行跟一个来自俄国的无政府党人学习制造炸弹。因为在日本，很容易就能搞到制造炸弹的相关化学原料，这拨人不怕危险，他们原本干的，就是玩命的事儿。可以这么说，这些革命分子，在日本留学期间学来的化学知识，唯一的用途就是用来制造炸弹。后来日本政府管得严了，他们就把化学原料运来香港、广州，在国内继续试验。于是乎，广州的革命党人炸广州将军凤山、炸水师提督李准、北京革命党人炸禁卫军统领良弼，都是用的在日本学来的自己制造的炸弹。那个时期著名的吴越刺杀五大臣，也是用的炸弹。阎锡山在日本的时候，也是同盟会中人，据他自己讲，曾带回两颗炸弹，准备革命用的，只是回国做了官以后，就一直放着没用。当年以翰林身份投身革命的蔡元培，就曾经是个炸弹迷，据说吴越刺杀五大臣的炸弹，就是他参与试制的。可以这么说，当时的革命党人用炸弹革命，都上了瘾，他们不爱枪，更不爱冷兵器，用炸弹革命更有一种血淋淋的快感。
1910年3月，北京宣武门琉璃厂火神庙西夹道，突然新开张一家“守真照相馆”，一个老板，六个伙计。老板不常露面，店伙计年纪轻轻，待客并不怎么热情，这几个人似乎并不愿意下工夫挣大钱。晚清时代，照相是件很时髦的事情，因此这家店生意开始还是挺不错的。可这家照相馆经常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上午开门很晚，下午早早就打了烊，一些细心的顾客对此显得非常纳闷，听口音这些人来自南方，也许南方人做生意，就是这个样子的吧。谁也不知道这家店的老板叫汪精卫，六个伙计分别是黄复生、黎仲实、喻培伦、胥醒、方君英和陈璧君。这家店其实在1909年就开始策划了。这一年汪精卫他们七个人成立了一个暗杀小组，他们多次往返于日本和香港之间，筹款项，买炸药，训练安装爆破技能，秘密进行着准备工作。前两年不少革命党人都进行过炸弹暗杀满清官员，汪精卫觉得那都是些小打小闹，炸几个地方官员，对整个清政府毫发无伤，反而引起了清政府疯狂地报复。汪精卫认为，要搞就搞大的，要炸就去北京，炸几个大人物，最好能把皇帝给炸死，把紫禁城给夷为平地。他把整个清政府当成了一个病人，孙中山已经开出了方子，现在缺的，就是他这个药引子，他来北京，是来下药的，来拯救老大的中国的。
革命刚开始的时候，汪精卫还是反对用炸弹搞暗杀的，他觉得这么干不太光明正大，况且“革命何等事业，乃欲刺杀一二宵小而唾手得之？直小儿之见而已”。可是随着革命的屡次失败，同盟会内革命形势低落，许多人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对于进一步发动群众，重整旗鼓领导起义失去了信心，又经不住敌人的讥讽，内部人的责难。最后促成汪精卫走上暗杀道路的，是他在南洋的文莱岛筹款时，所碰到的冷漠和羞辱。他居然无功而返，华侨们已经不相信革命党了。想起他前两年在槟榔屿时的春风得意，汪精卫怒火中烧，他觉得如此下去，革命必然不会成功，他必须在这革命的紧要关口，丢下笔杆子，做一番大动作，才能给革命党人提气，才能使革命迅速地回到正轨上来。
1910年4月2日，喻培伦和黄复生在银锭桥下挖坑，他们准备在这座桥下埋炸药，汪精卫就在离桥头不远处的清虚观里等着，一旦喻培伦他们埋好了炸药，接下来的活儿，就是他的了，他不但要把自己当成一副药引子，他也是这颗炸弹的引子，一旦炸弹引爆，他将与敌人同归于尽，他将把自己大好的青春年华，献给伟大的革命导师孙中山，以及一个即将出现的崭新的中华民国。
这一年，汪精卫28岁。
下
晚上12点了，银锭桥周围还是人声喧哗，全是年轻人，有的搂肩搭背，有的窃窃私语，有一对中年男女，嘴唇迫不及待地就搭在了一起，像铁遇到了吸铁石，干柴遇到了烈火，两片嘴唇在大街上就要融化。霓虹闪烁的晚上，到处充满了肉欲和情欲，人类就全靠这么点欲望才苟活到了今天，欲望是人的命根子，霓虹灯下的情欲是张扬的、毫无遮掩的、甚至是赤裸裸的，那么没有霓虹的年代呢？难道就没有欲望了吗？一百年前的一个晚上，也快12点了，也在这儿，银锭桥边，周围静悄悄的，早没人了，那时的夜生活都在屋子里，偷偷地进行，男女间还没有像今天这么露骨，即使在屋子里，说不定两人也不好意思脱得像今天我们大街上见到的女人们身上少得可怜的一两片布片。那一晚银锭桥下只有两个人，黄复生和喻培伦，桥上也只有一个人，一个男人，这个人至今也无人考证出他的名字了，只知道他是个赶大车的。他焦急坏了，这几天晚上，他都在烟袋斜街、鸦儿胡同、前海后海不停地转悠，他的老婆跟人跑了。我觉得这个男人没活明白，跑就跑了呗，至于这么没头苍蝇般围着银锭桥瞎转吗？再说了，跑过一次的女人，即使找回来，又有什么意思呢？人家心早就野了，靠拴是拴不住的。就像一条狗，从小到大一直喂的是狗粮，突然有一天，趁你上厕所的工夫，它去菜篮子里偷吃了一块新鲜的你刚从菜市场买回来的牛肉，你猜会怎么着？它以后再吃狗粮，肯定是不香了的，肯定天天惦着你买菜回来以后，赶快去上厕所，它希望你最好是便秘，或者拉稀，在厕所里一蹲两小时。它的心跳在你出门之前，就已经加速，可是你学乖了，自从上次那块肉莫名其妙地失了踪，你就变得谨慎了，每次买菜回来，你都把肉先放进冰箱里，才去上厕所，而不是堆在厨房不管它。虽然你也曾怀疑过，那块肉是不是被狗叼走了，可这个念头在你的脑子里一闪即逝，这怎么可能呢？从小喂狗粮长大的狗，早就忘了自己其实是吃肉的。你对它的本性过于自信了，都结婚好多年了，不对，都养了好多年了，它一撅屁股，你就知道它要拉什么屎。它怎么可能在你眼皮底下，改吃肉了呢？可对于狗来说，它每天都等着你回来先去上厕所，可你偏不，它对你的失望一天天加大，怨恨一天天加重，终于有一天早晨，它在你要出门买菜的时候，拼命舔着你的脚丫子，非要跟你去菜市场，你心想，那就走吧，就当遛狗了。你养了多年的这条狗，就在那个早上，一去不复返了，它要去广阔的菜市场里，寻找它的肉，即使没有精致的瘦肉，能有一根骨头舔一舔，也是好的，也比那狗粮，强上一万倍。后来你在电线杆上、小区门口、尤其是菜市场的每一个角落，都贴上了寻狗启事，你甚至复印了六百张这样的启事，去大街上逢人便发。其实那条狗就蹲在卖肉的案子下面，每次你一走近，它看到你手上拿的印有它照片的寻狗启事时，内心还是闪过一丝愧意的。都跟你这么多年了，怎么为了吃口肉，就离开你了呢？可是狗性在呼唤它必须离开，这些天你的狗过得挺快活的，随心所欲，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可以不洗澡，可以和野狗交朋友，每当遇上一条长得帅的公狗，便可以主动迎上去摇尾巴，然后蹲下来，主动地撅起屁股，它恢复了狗性，肌肉结实了，牙齿锋利了，见的世面多了，这样的狗，你即使找回去了，又有什么意思呢？
那个男人不明白这个道理，他已经找了三天了，如果再找不到他的老婆，他会急疯了的。
当他看见银锭桥下有两个影子在偷偷摸摸地起伏时，他悄悄地靠了过去，他以为自己终于找到了这对奸夫淫妇，他不知道该怎么处置才好，是去官府控告这对狗男女？还是希望自己的女人回心转意，乖乖地跟他回家，接着过踏踏实实的日子？毕竟一个赶大车的，讨个老婆不容易。就在他心里纠结不已的时候，喻培伦直起身子来，抬手擦了一下汗水，四只眼睛一对上，两个人都吓了一跳，在喻培伦，觉得这掉脑袋的事情被人发现了，得赶快撤。在那个男人，本来是找老婆，却无意中撞到了这桩见不得人的勾当，半夜三更的躲在桥底下，非奸即盗，这个男人迅速起身离开，他脚步匆忙，他心里琢磨，去官府报案的话，说不定还能得到几两赏银呢。
汪精卫的这场救国大计，被一个毫不相干的赶大车的人给搅黄了，准确地说，是被一个都没有出场、但是却出了轨的女人给搅黄了。
孙中山其实是不同意汪精卫的这场暗杀活动的。去北京搞暗杀，无异于去送死，即使能炸死一两个王爷，自己也送了命，对于革命来说，得不偿失。所以当孙中山得知汪精卫的暗杀计划以后，极力反对。但汪精卫是个倔脾气，偏执得既可爱又可恨，当他下定决心以命来重新唤醒革命党人的热情时，九头牛也拉不回来了。所以当汪精卫在文莱受挫以后，他直接回到了香港，组织了以他为首的七个人的暗杀团，最先得知这个消息的是黄兴，黄兴那时在越南，他马上赶到新加坡，找到孙中山以后，两个人联名给汪精卫发电报劝阻，并同时给时在香港的冯自由一封电报，要他竭力阻止汪精卫不要去北京做无谓的牺牲。汪精卫并没有听冯自由的劝告，总理的话都听不进去，更别说别人了。暗杀团的几个人往返于日本和香港之间，筹款资、买炸药、训练安装爆炸技能，秘密进行着准备工作。1909年底，汪精卫认为时机已经成熟，给孙中山、胡汉民等留下了几封告别书，毅然决然地奔赴北京，去干他的惊天动地的革命伟业了。汪精卫给孙中山的信中，对同盟会内部的分裂忧心忡忡，他反复强调：“盖此时团体溃裂已甚，非口实所可弥缝，非手段所可挽回”。他明确表示了要用自己的手段来挽回革命的可能性，他在给胡汉民的信中说：“此行无论事之成否，皆必无生还之望”，“弟虽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也”。并对胡汉民说他去北京送死是“伤元气”的论调给予了辩解：“至于暗杀不过牺牲三数热血同志之性命而已，何伤元气之有？若并此数人之性命而亦吝之，则何必组织革命乎？譬如煮饭，当热之以薪，薪尽而饭熟，若吝薪则何由有饭乎？若谓人才难得，当积以求之，不当零星散去，须知所以求人才，欲其为用也，得而不用，何求之为。”他还激动地声称：“若谓今非可死之时，弟非可遽死之人，则未知何时始为可死之时，而吾党孰为可死之人也。以吾之意，吾党除自杀之外，凡为党事而致死者，皆可云死得其正”。
汪精卫的一腔热血，天地可鉴。只可惜被一赶大车的给搅了，此后他居然多活了三十四年，幸乎？不幸乎？
我面对着银锭桥，面前的桌子上已经堆了六七个空瓶子，我酒量还行，那个啤酒妹先给我上了半打，看我没多大工夫就喝得差不多了，在恭维我的同时，不经我同意，又给我上了半打。我打量着眼前这个地方，前后海的连接处，北京城风景最美的地方，自明朝起就有“城中第一佳山水”的美誉。往左走几步，是恭王府，是咸丰皇帝赐给他六弟恭亲王奕讠斤的府第，这儿之前是和珅他们家。往右走几步是醇王府，是咸丰皇帝的七弟醇亲王奕讠睘他们家，奕讠睘的第五个儿子载沣也是醇亲王，是第二代。刚开始的时候，我还以为汪精卫要暗杀奕讠睘，后来才搞明白，他要杀的，原来是载沣。
晚清的这些个家族关系，对于我们这些外人来说，还真是一头雾水，我是花了十多分钟，才勉强搞明白谁和谁一家，谁是谁的爹，谁家的风水好，谁家后代多。如果不是汪精卫，我还真懒得去研究那段烂史。汪精卫干吗要去暗杀载沣呢？北京那么多的官，他偏偏选择了载沣，肯定有他的道理。我顺着汪精卫的思路捋了一下晚清的皇家关系，才发觉汪精卫真的是高，不愧是天才，他抓住了大清朝的命脉和七寸，晚清的最后几年，其实是载沣在掌控着。
宫廷里的明争暗斗，每天都在进行着。自1861年咸丰皇帝在热河病死后，随后发生的一系列变故，让人有眼花缭乱之感。那一年咸丰的慈安太后年仅24岁，慈禧也才26岁，还是个二房，他的六弟恭亲王奕訢28岁，七弟醇亲王奕譞26岁。就是这几个人发动了“祺祥政变”，才有了接下来的以这几个年轻人为主的历时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也就是“洋务运动”。“祺祥政变”那一年同治皇帝才６岁，同治帝是慈禧的亲儿子，可惜很短命，只活了短短的19年，6岁的皇帝为两宫太后垂帘听政提供了客观理由。接下来在政治上就形成了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和恭亲王的“亲王辅政”制度。“同治”这个年号定的有点吊诡，难道是让许多人来一起治理这个国家吗？这肯定是个弱智的年号。一个国家，主人永远只有一个，那就是皇帝本人。两宫太后，主要还是慈禧太后跟恭亲王在后来的工作中慢慢地就有了矛盾。就像一家人的男主外女主内一样，帘子后面的人与在外处理国家日常事物的人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许多的摩擦，主要还是权力之争，争斗到最后，还是女人占了上风。到了1884年，在“执政”23年以后，对于恭亲王来说，形势突然急转直下，以慈禧为首的朝廷突然宣布他从“总理”的位置上下课，接替他的，是他的七弟，也就是时任皇帝的光绪的亲爹奕譞。
如果以道光皇帝为源头的话，他们家的关系梳理起来相对简单一些。道光皇帝有九个儿子，老大老二老三和老八都死得早，没什么可说的。咸丰皇帝奕 是老四，慈禧是他的二房，后来的同治帝就是他俩的儿子，也就是道光的孙子。本来老六奕讠斤很有机会接替道光当皇帝的，但据说老六把位置让给了老四，所以老四在位期间，一边对老六优待有加，一边还老得提防着老六还觊觎自己的皇位，内心很纠结。老七貌似很低调，整个家族却就他们家最兴旺发达，他家就像中了政治六合彩一样，一家人出了两任皇帝（光绪和宣统）、两任醇亲王（他和儿子载沣）、两位郡王（另两个儿子载涛和载洵）。我觉得老七后半辈子过得如此风生水起，跟他的媳妇也有很大关系。他的媳妇叶赫那拉氏是慈禧的亲妹妹，这是慈禧太后还在做妃子时，为自己布下的一招眼光远大的妙棋。自此以后醇亲王就成为了她自觉不自觉的同盟者，而当同治夭亡后，慈禧太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自己妹妹的儿子载湉做皇帝，也就是光绪帝。其实选载湉做皇帝，在组织程序上是错误的，不合规矩的。按清王朝祖制规定，同治帝死后没有儿子继位，应于皇族近支亲王下一代“溥”字辈子侄中选一人，如果这样的话，道光帝的曾长孙溥伦应为首选。但如果选溥伦，两宫太后就会被尊为“太皇太后”，这就意味着她们不可能再出面垂帘听政了，必须交出政权了，这谁愿意啊？谁不想掌控一个国家啊？有些人副处长退休都不干，非要闹着当个处长才退，实在不行，也要想方设法弄个正处待遇，更别说能管着皇帝是个什么心态了。为了能继续掌握清廷的最高统治权，慈禧太后不惜冒着违背祖训“父死子承”的皇帝继位传统习惯，强行将与同治帝载淳同为“载”字辈的载湉立为皇帝，也就是清朝的第十一位皇帝光绪帝。因为光绪帝的妈妈是她妹妹，爸爸是她小叔子，所以这么一论，光绪既是她的亲侄子，又是她的亲外甥，这多亲啊，这女人的脑子，转得就是比一般人快，不服不行啊。这还不算，慈禧还亲自主持安排了光绪帝的婚姻大事，她把自己的亲侄女，也就是弟弟桂祥的女儿叶赫那拉氏嫁给了光绪，这个女孩也就是后来代表清王朝颁布退位诏书的隆裕太后。感情整个大清王朝，还就是由叶赫那拉氏家族掌控着，如果没有叶赫那拉氏这条主线，大清朝就是一盘散沙。只是光绪帝也不长命，在世上只活了短短的38岁，于1908年11月14日病死在西苑。光绪死的第二天，慈禧太后也死了，她临死前还安排了一个小孩做皇帝，她的内心里，还想着垂帘听政的吧，要不，怎么老是安排小孩做皇帝呢？对于慈禧来说，这个国家她就是妈，其他人都是她的儿子，她的男人就是大清帝国，她和这个国家交媾时，有着强烈的快感，我们甚至都能听见她的叫床声，因为就隔着个帘子，连门都没有，眼睛好的人，都能看见她充血的乳头。如果安排一个成年人做皇帝，她就没有机会染指国家大政了。这个小孩就是醇亲王载沣的儿子溥仪——清王朝最后一位皇帝宣统。同时，慈禧太后还特命醇亲王载沣为摄政王监国，又谕命以后凡有军国政事，“均由摄政王裁定”。
关系理一理，还是能搞明白的。我是顺着汪精卫的思路理的，几个人抱着一颗大炸弹，想去紫禁城里炸溥仪，这当然不可能。那把溥仪他爸给炸死，总可以吧。溥仪他爸住在银锭桥边上的醇王府里，每天上朝，银锭桥是必经之地，所以汪精卫他们几个就策划着在这座桥下埋炸药，炸死了皇帝他爸，晚清，也算垮了一半了吧。
几个南方人，人生地不熟的，居然就把皇帝家那么复杂的关系给理清了，把那么大的北京城给弄熟了，还能找到银锭桥下埋炸药，就凭这几点，就值得我佩服，我是到北京很多年以后，才找到了北。那天晚上，那个赶大车的还真的去了官府，王府边上都有警察，就像现在，哪座衙门边上没有个保安、便衣、警察呀？尤其在北京，爱管闲事的老头老太太多的是，只要一声叫喊，任你怀揣着炸药，也得叫你落入人民群众布下的天罗地网之中。那一晚把醇王府附近的警察给忙坏了，他们在桥下居然找到了那个大西瓜，可是拿它没办法，大家都没见过，最后请了个日本的工程师才把这颗炸弹拆下来。眼看秘密已经暴露，汪精卫他们几个人只好迅速返回照相馆，马上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决定，喻培伦马上去东京重新购买炸药，黎仲实、陈璧君马上去南洋重新筹款，汪精卫和黄复生继续留在北京，等炸药到后再进行新一轮的暗杀。会议结束后陈璧君还有点不甘心，为什么呢？因为这次来北京买炸药搞暗杀行动的钱，其实都是她母亲给她的私房钱，上会她回去筹钱的时候，就已跟她母亲说了七人小组要去北京搞暗杀的计划，卫月朗当然不同意，无奈女儿坚持，母亲出于爱女心切，才把压箱底的钱和金银首饰拿给女儿，作为活动经费。我想，这样的母亲无疑是伟大的，她不仅仅是爱女儿，她也非常明白，自己的女儿是去干什么，有什么样的后果，这是革命的母亲。可惜这样伟大的母亲因为女儿后来的变故，在民国以后的历史上再也没人提了。卫月朗上一次支持革命是在女儿第一次跟汪精卫到了日本，给了女儿一大笔钱，这笔钱在陈璧君刚到日本，看到孙中山他们困难时，毫不犹豫地就全部捐给了同盟会。我不懂政治，我不知道中国现在还有没有同盟会，如果还有的话，还有没有人提卫月朗也曾经支持过孙中山的革命事业。陈璧君心里已经不好意思再回去跟她妈要钱了，所以会议结束以后，她让黄复生再去桥下看一下，万一那颗炸弹没被发现呢？不就可以偷偷拿回来，重新用了吗？这样，就免去了她再回去跟她妈要钱的尴尬。黄复生冒险真的回去看了，结果是他远远就看到了有许多警察在桥边，吓得赶紧往回跑。陈璧君很单纯，也很傻很天真，她的这个“很傻很天真”跟现在的一些姑娘嘴里的“很傻很天真”当然是天差地别的两回事儿。在感情这个问题上，我还没见过哪个女人比陈璧君更真实和执着的，她自从1907年在槟榔屿读中学时听汪精卫演讲，开始单恋汪精卫，一直到1959年6月17日被国共两个政府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关到死，半个多世纪以来从没说过她喜欢的男人一个不字。这是多么纯粹的爱情，爱上一个人，就坚定地相信他，跟随他，为他牺牲一切，包括生命。这样的爱，如果能抛开政治，抛开阶级立场，单谈男女之情的话，这真是一段堪可媲美中国从古代到当代的任何一段爱情传说的。
眼看无法挽回，喻培伦、黎仲实、陈璧君等人当天就离开了北京，只留下汪精卫和黄复生，两个人还像个没事人一样，照常过着打渔晒网的日子，天天期盼着喻培伦、陈璧君他们能早日回来。直到4月16日，黄复生被清廷逮捕，然后汪精卫被捕，炸弹案件才告一段落。
警察是从起获的那个大铁罐身上，找到线索的。先查北京城里铁匠铺，挨家挨户查，结果查到骡马市大街的鸿太永铁铺时，铁匠铺的老板说，是琉璃厂那边的守真照相馆的几个南方人订造的，真相于是大白，警察把黄复生和汪精卫先后抓获，在警察厅里，两个人分别承认这件事是自己一个人干的，跟另一个人无关，都要求释放对方。面对警察厅的审讯，两个人互相争当主犯，把死留给自己，把生留给同志，拼命为对方开脱，令时为审讯者的章宗祥和善耆唏嘘不已，暗暗有了爱才之心，想着找机会为这两个人留条命。
虽然孙中山对汪精卫的暗杀行动大不赞同，但当听到汪精卫被捕后，孙中山表现出了极大的关心和痛惜。这时孙中山在纽约，他对身边的革命党人说：“昨汪精卫先生在北京谋杀载沣失手，不幸被捕，已被监禁，将来必无幸免，此即无异断吾臂也。”孙中山又说：“以前在国内失败，多次犹处之泰然。汪先生今下正如身探虎穴地狱而超众苦，所做去的难，留回易的于我做矣！此后唯有希望你等继汪先生未竟之志便是。”可见汪精卫在孙中山心目中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汪精卫被捕以后，自知必死无疑，他除了在供词中慷慨激昂，表现了他的抱负和目的外，还在狱中赋诗，豪情满怀，视死如归，其中有一首广为传诵的《被捕口占》：
慷慨歌燕市，
从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
不负少年头。
这真是何等的豪情。这让我想起了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以及岳飞的《满江红》。
在处理汪精卫和黄复生的案件过程中，清廷当局有些举棋不定，开始，有一些人包括载沣在内都主张判死刑，马上拉到菜市口砍头示众。但是以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为代表的一部分人，却认为在预备立宪期间杀几个革命党人，无济于事，反而会激起更多的人反抗朝廷，铤而走险，为了“标榜立宪，缓和人心，不如从轻发落为佳”。更重要的是，此前浙江的秋瑾案余波还未消失，朝廷不想再起大的波澜。安徽徐锡麟刺杀抚台恩铭后，秋瑾在绍兴起义接应，后被人告密，还没等到起义，就已经被捕，并在被捕的第二天凌晨，在没有口供的情况下，就被押到轩亭口杀害了。秋瑾半夜在牢房里看到刽子手时，明白自己大限已到，就跟绍兴方面的领导李瑞年提了三个要求：一、要写信给家人朋友；二、临刑不能脱去衣服；三、不要以首级示众。李瑞年答应了后两个要求，秋瑾一辈子爱穿男装，以男儿状示人，但到了杀头的关键时刻，心里还是明白自己是女儿身。那时杀人，刽子手先把犯人的上衣扒去，这样能更清晰地看清脖子上下刀的位置。手艺好的刽子手，刀起头落，然后一脚把刚落地的人头踢向一边，两股血柱同时从身体和脑袋上往外喷，我估计秋瑾此前是看过政府杀人的。如果是政治犯或者民愤极大的江洋大盗，处决后的人头就会被挂在城头示众，起到恫吓这类人同伙的作用。秋瑾是女人，革命是脑袋里的事，跟身体无关，所以她不想暴露自己的身体。如果换成一个同样革命的男人，就不会提那后两条要求了。砍头不过碗大的疤，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对革命者来说，斩首示众也是一种荣誉，说明政府怕了，内心里恐慌了，才使出这样下三滥的动作。这样，在她被捕的第二天凌晨四点，就被押到了轩亭口，一颗装满推翻满清政府思想的年轻的脑袋，天还没亮，就落了地。秋瑾就义时，年仅33岁。清政府杀害秋瑾，引起了当地民众的极大不满，都认为政府非常残酷凶暴。按照大清律例，没有口供的人是不能被砍头的，况且，绍兴的轩亭口是杀强盗的地方，秋瑾又不是强盗，不应该到那里去杀，再说了，那时候杀女犯，只有剐刑和绞刑，并不用斩刑，对秋瑾实行斩刑，实在是太过分了。清政府迫于压力，在秋瑾被杀后不久，就把浙江巡抚和绍兴知府都调走了，免得激起老百姓更大的愤慨。秋瑾在日本留学时，也加入了同盟会，是第一批会员，并且是在汪精卫的评议部，五年以后，秋瑾以自己的死，间接挽救了汪精卫的生命，这是当年大家都没有想到的。
汪精卫和黄复生最后被判了终身监禁，没有掉脑袋，最大的功劳还是在肃亲王善耆。肃亲王是清王朝八大世袭皇族王爷之一，第一代肃亲王就是清太宗皇太极的皇长子豪格。善耆属于第十代肃亲王，全名叫爱新觉罗·善耆。善耆是整个晚清史上最具悲剧色彩的王爷。他是近代警察制度的创办人，1900年庚子事变以后，他在日本浪人川岛浪速的支持下，根据日本警察法和北京城的现状，编成巡捕队，这就是今天北京警察的前身。他还是北京市政建设的主持人，他主持设立的路工局，是现在北京城建规划局的前身，他还奏请将王府井神机营操场划出一部分，开办新式商场，这座商场一直延续到了现在，就是大家都熟悉的东安市场。他还在珠市口开设了名为“文明茶院”的戏院，楼上为女座，楼下为男座，取消了妇女不能进戏院看戏的禁律。善耆的家，也就是位于东交民巷的肃王府在庚子事变中毁于战火，慈禧太后出于厚爱善耆，让他担任崇文门监督，崇文门是对进京物品，尤其是奢侈品等进行征税的主要关口，慈禧是想让他从中弄点提成，把他那座毁坏的房子重新修一修。善耆上任后却没领这个情，他连任两届监督，将税款全部上缴。对此，慈禧不但未加赞赏，反而说：“若是都照肃王这样办，将来还有谁做崇文门监督啊？”
我的领导是慈禧该多好啊？这想法不止我一个人有吧？
善耆确实是一位非常开明、难得的王爷，但他也是大清王朝的既得利益者，他主张君主立宪，可是汪精卫却是要推翻大清王朝，实行三民主义的，两个人的政治主张完全相反，可以说是真正的敌我关系，是你死我活的关系。我真的很佩服善耆的胸怀，当他看到汪精卫的供词，他从内心里认为汪精卫“其才出色，其志可悲”，是朝廷不可多得的人才，“与其杀掉，莫若令其改变志向，为国尽瘁”。汪精卫的罪行在整个满清的历史中没有被砍头，而仅仅判了终身监禁，是破天荒的，仅此一例。
汪精卫是终身感激善耆的，当然，后来汪精卫也帮了善耆的后人。1931年上海的“一·二八”事变，其事件的策划者就是善耆的第十四位格格，这位格格六岁时善耆把她过继给日本浪人川岛浪速做干女儿，后来取了一个日本名字，叫川岛芳子。川岛芳子在日本长大，受的是日本教育，满脑子的满蒙独立和日本立场，此前发生的皇姑屯事件张作霖被炸身亡，就是川岛芳子给日本人提供的准确情报。川岛芳子不断地在中国策划事件，以满足日本侵华的要求和条件。但是她一手策划的“一·二八”事件开始时进展并不顺利，日本军队遭到了国民党十九路军的顽强抵抗，日本人想到只有搞清十九路军的布防，才能选择薄弱部位，击败这支顽强的中国军队。这个任务当然是川岛芳子的强项，她想到了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汪精卫，直接找上门，并且明目张胆地提出了要求：“我要十九路军在上海的布防图”。汪精卫当然知道提供给她的后果，但他想自己现在的小命，都是川岛芳子她爸给的，于是一狠心，说：“我不管军事，十九路军具体的布防我不知道，但我给你写一封信，你去找上海警备司令部参谋王庚，他能帮你”。禁不住川岛芳子身体的诱惑，王庚居然就把十九路军的防务绝密地图画给了她，并且在地图上重点标明了吴淞要塞的背后是防守最薄弱的地方。十九路军的将士们到死也没有明白，他们最后的失败，居然是败在几个无耻的自己同胞的手里。
川岛芳子在15岁时，被自己的干爹川岛浪速强奸了。从此性情大变，在男女关系上大开大合，只要对自己有利，就能主动脱裤子。但她到死，都没有跟她的干爹翻脸，仍然维持着父女关系。因为他的干爹给了她一个梦想，要让她去成立满蒙共和国，要给她一整个国家，川岛芳子一辈子都在为这个梦想努力着，所以她对自己身体上的付出，无怨无悔。我们现在的有些干爹，自己都无什么理想，无非是兜里有几个钱罢了，能给干女儿的，也无非是一辆跑车，或者几个皮包而已，而这些干女儿的最大梦想，也仅仅是这些，梦想不一样，境界就不同，但脱裤子是相同的，有些女人是为了一个国家脱，有些女人是为了一个皮包脱。
我读过川岛芳子的一首诗，说实话写得非常好，题目叫《驼铃》：
广阔沙漠一望茫茫，
骆驼商队背井离乡，
脚踏积雪奔向前方。
年轻情人留守故乡，
依依惜别赠我驼铃，
铃系驼颈叮叮当当。
雪覆沙丘皎洁月光，
离别月夜使我惆怅，
驼背拉琴弦音悠扬。
小小驼铃驼颈磨光，
年轻人儿会面梦想，
遥远故乡美丽姑娘。
川岛芳子有个哥哥叫宪立，汪精卫在后来出任南京伪国民政府主席期间，也曾经想让他出任驻日大使，只可惜汪精卫自己很快就病死了，此事也就作罢。汪精卫后半辈子都是感激肃亲王的，所以他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力帮助他的后人。汪精卫在大清朝的监狱里呆了一年半，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消息传出，全国震荡，各省纷起响应，宣告独立。清政府惊恐万状，不得不宣布解除党禁，释放政治犯，以缓和形势，收买人心。11月6日，清廷法部派了提牢官，“遵旨释放”了汪精卫和黄复生，释放那天，监狱门口引起了几千人的围观，大家都怀着仰慕之情，想看看这颗英俊的“少年头”，“少年头”出狱以后，第一件事就是给肃亲王善耆写信，以感谢他的救命之恩。汪精卫在事过多年以后，还怀着感恩戴德的心情说：救我命的是肃亲王，我的能免一死，也许是有一种政治的作用，但是，我每回忆起这个时候的事，总想到这位清朝末期的伟大的政治家。
后记：喝完第二个半打啤酒时，夜已深，凌晨两点了，买完单以后，站起来被风一吹，打了一个激灵。在银锭桥边站了会儿，猛然想起汪精卫的死。他是1944年11月10日在日本病死的，死时62岁。陈璧君及子女乘专机把他的灵柩护送回南京，在“孙中山陵园之梅花山举行葬礼”。汪精卫把自己埋在了国父身边，这个他最初追随的人，带他走进革命队伍的人，影响了他一辈子的人，即使死后，他也愿意伴随其身边。但是国人不干，蒋介石不干，他们坚决不允许国父的身边，有国人不爱看到的风景。于是在1946年1月21日，蒋介石下令他的工兵部炸平汪精卫的坟墓，不留一点痕迹。汪精卫在银锭桥搞暗杀要炸死载沣的时候，怎么会想到自己死后，坟墓都要被人炸掉呢？他的这一生，跟炸弹是如此地有缘。
历史是有轮回的，人生也是有轮回的。不管你们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
现在我们在梅花山上看见的一座小亭子，就是当年汪精卫的坟墓所在地。我想蒋介石也过于小家子气了，如果留着这座坟，对孙中山的形象不会有丝毫的损害，想想西湖边的岳坟，岳飞面前跪着的那几个人。如果留着汪精卫的坟，光老百姓的吐沫星子，就能把那个小土堆给唾得寸草不生，这么想来，汪精卫这辈子最感激的人，应该是蒋介石了，蒋介石使他避免了自己的坟头被后人唾骂的尴尬，他最恨的，反而应该是肃亲王了，如果善耆当年同意杀了汪精卫的话，那从他的这颗“少年头”掉到菜市口地上的那一刻开始，他就成了民族英雄，成了与孙中山同样伟大的一代革命前辈和先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