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星上天，带走他的灵魂
不记得是谁说的了：每一次分别都使人想到死亡。在流逝的岁月里，类似的想法很容易产生，那是因为，类似的事情很容易碰到。
我与老同事、老同学街上偶遇，时常聊起熟悉的人，这一位三年多没见面了，那一位五年多没见面了，于是才知道，其中的某一位，已经在两年前去世。我们就很感慨，岁月匆匆啊，人生苦短，如果朋友间不常见面又缺少联络，仅仅在心底留一个位置，那么，我们与别人，别人与我们，活着与死去的界限，将会渐渐模糊，渐渐混淆。像海与天的分界线，也像脖子与脸的分界线，也许有，也许没有。
“每一次分别都使人想到死亡”,这不是一句完整的话，还有后半句呢，说得更好，“每一次相会都让人感到新生”。这是我在三四十年前读过的一句话，读过了也就记住了，并且我相信，在三四十年前，这句话引起我的感慨。那时我已见过太多的不正常死亡，对一个人的生与死，有了足够多的感受。
说一件不幸的事，发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1970年，我十五岁的时候。那时上中学不久，我们学校所有教室的后墙上，都要画一幅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墙画，鼓舞我们沿着毛泽东主席的革命路线奋勇前进。学校弄来了油彩，分到各个班级，剩下的事情，就由各班绘画好的同学来完成了。我们班有一位姓郑的同学，很快设计了墙画的内容：一轮红太阳在天空照耀，深蓝色大海上波浪滚滚，一艘高大的万吨巨轮，正迎风破浪胜利前进。
那幅墙画，画了三天，准确地说，是三个下午。每天上午我们都要上课，学习毛主席著作和人民日报社论，学习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文化知识；每天晚上，教室里的灯光太暗无法绘画，我们还要参加学校组织的革命活动，几乎每个晚上都有。那样一来，那幅墙画也只能在下午画了，三个下午算是快的。
有一位同学回忆说，开始画墙画那个下午，很多男生都没在学校。他们蹬着几辆脚踏三轮车，去了七八公里外的东鞍山铁矿，铁矿里面有个气焊车间，气焊车间有方形大坑，方形大坑里有白色的工业废液，他们就是奔着那些白色的粘稠物去的，把它们拉回学校，用水稀释，就可以用大号板刷蘸着，在鞍山市的柏油马路上书写革命标语了。我们都熟悉那种东西，鞍山的百姓生活困苦，没有钱买刷墙的涂料，都用那种工业电石产生的废液刷墙，干了以后青白色，有刺鼻的臭味，但是不要紧，它们的味道会越来越淡，而我们的鼻子，也会渐渐习惯它们。
我还记得那天晚上，几个小组分头行动，到市中心的柏油马路上书写革命标语，我与郑同学同一个小组，去的是火车站前。说实话，我愿意与郑同学一组，他在墙上绘画比我好一点，要我给他当助手，可是在马路上写一人多高、粗壮有力的大字，可就赶不上我了，只能当我的助手。两个多小时里，我们写了七八条标语，有的是“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有的是“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有的是“深入开展一打三反运动，严厉打击一切反革命分子！”还有几条，内容记不住了，因为随后发生的一件事，让我们胆战心惊，忘记了许多事情。
——火车站前面的柏油马路几乎写满了，我们想到火车站背面去写，因为火车站背面也有很亮的路灯，写起来方便。这样我们就要经过架设在火车道上的公路桥，那座中间很高、两面是坡路的桥梁，形状像一张弓，却叫做虹桥。春天的夜晚，还是很凉，我们推着脚踏三轮车，出了不少臭汗才登上桥顶，然后郑同学坐在车上，我坐车座上扶住车把，三轮车沿着下坡自动滑滚下桥。让我们想不到的，是那坡路太陡，三轮车又没有车闸，越来越快的速度，根本就无法控制。
耳边是高速前进的风声，并且越来越强，我心里想到了车毁人亡，想到我爹我妈会伤心流泪。郑同学可能也想到了，他喊了一句话，在呼呼风声里听不清楚，大概的意思，是他如果死了，墙上的那幅画让我帮着画完。其实那是不可能的，他如果摔死摔伤，我也很难平安无事。好在那时的国家和百姓都很贫困，白天的马路上都没有几辆车行驶，到晚上根本就没有车辆上路，而我们脚上穿的，是那种鞋底很厚、摩擦力强的解放牌胶鞋，两人用各自的双脚当做车闸，使出全身力气贴紧地面，在坡路结束以后，车速总算慢下来了。
我们差一点为宣传毛泽东思想成为革命烈士，两人吓出了一身冷汗，在春夜的冷风里瑟瑟发抖。第二天，我们没有把这件事到处张扬，郑同学还是画他的墙画，我还是当他的助手。一场生与死的考验之后，我们的关系改变了，心理也平衡了，谁给谁当助手，都已经不是问题了。
第三天下午结束之前，墙画已经画完。万吨巨轮在大海上破浪前行的姿态，特别雄伟壮观。它的上方，郑同学还按照比例放大，写上了林彪的题词：“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说句实话，从书法的角度来看，林彪的字确实潦草凌乱，不成体统。但我身边的几个同学都相信，林彪就是因为这个题词让毛泽东主席喜欢，才成了伟大领袖亲自安排的接班人。伟大领袖选谁当接班人，我们都没意见，只是不喜欢林彪的长相，瘦小干瘪得像农村老汉，看不出风度。每天上午，我们都在学校操场上站好队形，挥舞手臂高呼口号“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那时候，我们的喊声直冲云天，心里却在说：万寿无疆就是永远不死，让你当接班人又有什么用，你就是永远健康，也永远接不上班。
我后座的一个女生，不会掩饰自己的情绪，当着几个同学的面，对郑同学说，一幅画哪都挺好，就是字不好看，像狗扒拉似的。旁边的同学急忙阻止她，别乱说话，那是林副主席的题词。那女生吓了一跳，但是说出的话，就像泼出的水，再也收不回来，等着挨大会的批斗吧。要不是接下来发生一件更严重的事情，她非被打成反革命不可。
接下来的事，谁也预料不到，却很快发生了：邻班一位姓李的同学，也蹓跶过来看郑同学刚画完的墙画，据说因为参加学校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谁吹小号的事，他与郑同学早就有矛盾，还因为他说了郑同学的画怎样怎样难看，惹急了郑同学，郑同学就大声叫他的绰号羞辱他，半块蛋糕，半块蛋糕，他的一半脸上颜色暗红，像是胎记，他不喜欢别人叫半块蛋糕，两人就激烈地争吵，李同学拿出一把削水果的小刀，顶到郑同学的腰部，然后，那把刀变短了。——博尔赫斯写过的，“那把刀变短了”，意思就是，刺到对方的身体里了。
一位同学回忆说，那是一把四毛七分钱的水果刀。
还有一位同学回忆说，送他到了医院，他的妈妈跪下来向医生哀求，我就这一个儿子，求求你，一定把他救活。这时候郑同学有屎有尿，要上厕所，医生一看就知道，他的命保不住了。
我认真回想起来，郑同学死后第七天，是传说中死者的灵魂回来探望家人的日子，几个同学和我，也想去郑同学的家里，看看他能不能回来。但是那一天晚上学校有活动，我们都聚集在操场上，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重要新闻。那一天，中国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播音员在激动之中，把人造地球卫星说成了人造地球。按照预定时间，我们抬起头来，看见一颗稍微亮一点儿的小星星，从遥远的天空的一边，飞到我们的头顶，然后飞向天空的另一边，消失不见。
我想到了郑同学，死后第七天，他的灵魂只回来看了一眼，就随着那颗卫星，飞进遥远的天空，不再回来。
“每一次分别都使人想到死亡，每一次相会都让人感到新生。”
相识是一种缘分，在尘世上才有，千万要珍惜，不要错过。很多年里，每一次相会，我都满心欢喜，几乎要欢呼雀跃；很多年里，每一次分别，我都黯然神伤，艰难地说声再见。
谁种下仇恨自己遭殃
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事物被你自己分裂了，成为两个对立的部分，不再是一个整体。比如有一个遥远的地方，在你的印象里，它的自然环境温润柔美，充满情调，对你而言是迷人的召唤，而它的人文历史血雨腥风，充满险恶，让你迟疑着不愿前往。前些天，有朋友邀请去云南，我的思维、我的情感之中，就出现了这样的相互对立的东西，去与不去，很难取舍。
先从最远处说起。那里的元谋县，发现了两颗直立人的牙齿，把亚洲大陆的人类活动推到更早的年代，有的说是一百七十万年，有的说是七十万年。没有历史记载的时间过得很快，很快就到了两千多年前，秦始皇统一中国，大手一挥，把云南划进他的版图，此后的那里，战火连天，尸横遍野。
我在小说中读到，三国时期诸葛亮征战云南遇到了麻烦，对于地方割据首领孟获，抓了七次，放了七次，才让他心里服气。我还在唐诗中读到杜甫的兵车行，“车粼粼，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说的是天宝年间的事，国家大量征兵，讨伐云南的地方军阀，打了很多年仗，大部分士兵有去无回，留在一个个万人冢、万人堆里，所以征兵越来越难。而云南的地方势力越发强大，他们的统治区域最大的时候，扩展到三百多万平方公里。以后的明代，也一次又一次征讨，派出大量精兵强将，死在云南的竟有百分之七十。
让我颇感兴趣的，是这个地处亚热带的云南，统治那里的人被称为云南王，这一点与中国其他省份有了差异。据说第一个称为云南王的，是元代忽必烈的第五个儿子忽哥赤，任职的第五年也即1271年，被他的部下投毒害死。在浩瀚如海的中国历史中，这件事情虽然独特，却算不上一件大事。它能引起我的注意，只有一个原因，在第一任云南王遭到暗害的七百年后，又一任云南王死于部下的暗杀，他姓谭，而他在任的时间才三年，比他那位同样被暗害的前辈忽哥赤还短。
谭被暗杀的事，发生在1970年12月17日。
要说清这件事情，得从他前面的两位省委书记说起。
文化大革命之初，有个姓阎的人，担任省委第一书记，兼任昆明军区政委，军衔是上将。那时候云南两派红卫兵武斗相当激烈，不仅使用一般的枪炮，还截留了支援越南的轻重武器，抢来了军工企业研制的保密武器，一起投入战斗，杀人无数，血流成河。造反派占据了省委，姓阎的成了头号打击对象，一连多日被批斗、侮辱、痛殴，实在是苦不堪言。1967年1月的一天，红卫兵再一次冲进他家，看见他死了，像是自杀，双手紧握一起，表情特别恐怖。据了解内情的人说，他这一生坑害了很多人，1930年代的肃反整死了大批红军官兵，1960年代通过诬陷小说《刘志丹》让一大批人跌进了反党集团——那场通过小说深挖反党分子的斗争，竟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而他万万没有料到，当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熊熊燃起，北京的伟大领袖竟会把火引燃到省部级高官身上，让他躲闪不及，成了第一个死于革命群众组织之手的省部级高官。
另一个省委书记姓赵，是位稍好一些的官员，做事比较实在。大跃进年代他在山东省当省长，因为如实反映了大跃进的灾难被撤职，后来到云南省委书记处当书记，又对文化大革命持有不同意见，被关进监狱八年，却因祸得福，放出来时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后来活到了整整一百岁（说来也巧，在我撰写本篇回忆文字的本年本月，他离开了人世，算得上寿终正寝）。浩劫到来时他关在监狱里，不知道外面的事情，不知道由于那个诬陷他的所谓特务案，还捏造了一个“国民党云南特务组”，整个云南都发疯了，到处抓捕与他有联系的特务分子，严刑逼供，那个狠啊，一百三十八万人被牵连，一万七千余人被打死逼死，六万多人被打残。
此时的云南王，就是谭主任，他于1968年夏天上任，担任的是省革委会主任，那种文化大革命独有的政权形式的最高首领，将云南党与政府、军队、立法、司法等各项权力集于一身，名副其实的云南王。全面干政，统管一切，以凶狠残暴，展示了人间统治者本性的黑暗一面。自他上任，抓“国民党特务”的案子还不算最大，更大一些的是“站队划线”，就是把前一时期造反派的两大派别分开，其中的一派算是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另外一派算是站错了队，当做敌人坚决打击，那数量可就太大了。
军人算不上职业政治家，执政的经验大多来自简单的战争思维。军人们控制的革命委员会，不仅顺延红卫兵造反派的“红色恐怖”口号，也顺延了他们的斗争思路，把他们前几年的残暴行为，差不多又重演了一遍。同样是严酷批斗：下跪、戴高帽、喷气式、挂黑牌、阴阳头、挂大牌子游街、严刑拷打直至死亡。从红卫兵造反派手中活下来的一些“走资派”、“漏网右派”、“反动分子”、“牛鬼蛇神”，这一次逃不出去了，纷纷毙命。不同的是，这后一次大型政治迫害，打击手段更重，不仅利用群众运动的剧场效应，在滔天愤怒中剥夺别人的生命，还可以利用法律，利用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名义，大批量判处死刑。那些日子里，大街上贴满了枪毙人的布告，印刷机显得不够用了，有的已经枪毙了或者打死了，布告才印出来，匆匆忙忙地贴到大街上。
云南与广西地处中国的西南边疆，按照北京最高领袖当时的说法，是援助越南人民抗击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前线，必须改变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这种政治要求，到了姓谭的那里，就化为具体的行动目标：“有一千抓一千，有一万抓一万，决不心慈手软。”呜呼云南，那场政治迫害涉及了几百万人，据后来的统计数字，受到各种刑讯逼供、审查监禁的达三十万人，其中三万七千人死于非命。
本来风调雨顺的云南，那一年大旱，两个多月没有下雨。一场场血案在旱季连锁发生。有人回忆说，“一两个月后，草地上的草棵根部还有斑斑驳驳的血迹。”
鬼哭神号，漫天血光。
1970年年底的一天，天还没有亮，军区大院中的首长别墅，响起了零散的枪声。谭身上中了三枪，抢救无效，终于死了。据说那刺客是他部下，军区保卫部的一个军官，姓王，在刺杀谭的十几天后被人发现，然后拒捕，击伤两人再举枪自杀。
这样的事情要严格保密，外界知道的不多。有一种说法，谭被刺杀的原因，是因为他把残酷的政治斗争引到自己军队里面，激怒了被清查斗争的对象。那个清查对象，要为自己也为很多人复仇，忽然就改变了身份，由保卫高官的人，变成了刺杀高官的人。
认真算起来，这是1949年新政权建立二十多年后，中国首次发生的刺杀高级官员的重大案件。还有，此后几十年里，谭也一直保持着被刺杀的最高级官员的纪录，无人超越。
有时候人祸加上天灾
写前一篇文字时，我的思绪几次被打断。后来发现，打断我思绪的，不是别的，正是我头脑中的另一个想法：人祸与天灾往往联系在一起，如果人祸发生的时候再加上天灾，会是什么样子？
上一篇说的云南，这一篇还是云南。
人祸连绵的1970年，那里遇到了一场自然灾害，不是来自天上，而是来自地下的巨大力量——1月5日1时整，云南发生了强烈地震，震中烈度为十度强，震源深度约13公里。
震中的一个村庄，坐落在干涸的河床旁边，那条河以前有水，后来前面修了大型水库，河就渐渐干了。地震时水坝向东南方向滑移了一二百米，使这一段地面下陷两米多，田地碎裂，像乱刀之下的豆腐。村中原有四百多人，死了一百多人。
震中的一个乡，位于曲江两岸，八千多人中竟有两千三百多人震亡，年龄最小的刚出生两小时。其中一个村子，有近50％的人死亡，另一个村子更惨，死了80%。
地震那天，乡里正修公路，十五个民工刚下夜班，到厨房里烤火、吃饭。地震来了，粗厚的土墙压向他们，从头压向脚掌。后来，人们把他们挖出来，看到每个人成了肉饼，变形的嘴里还含着饭菜。
通海县附近的峨山县，伤亡同样惨重。1月5日是赶集的日子，前一天夜里县城旅社爆满，还在过道上加了地铺，地震死二百余人。他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只想住一晚上，第二天赶集以后就走，没想到这一晚上就丢了性命。
更冤的是一群年轻女兵。她们是1969年冬季征兵入伍的，来到这里集训。地震发生时，她们跑出营房，仅穿着不能御寒也不能蔽体的内衣内裤。就在部队集合保护油库，她们进屋穿衣时，强烈的余震发生，营房垮塌了，可惜通讯团这一百三十多位女兵，一个也没有活下来。
世事难料，让人感叹。当时昆明的一所大学，来了一百四十多名教职员工，到这偏僻的地方搞政治运动。他们的身份不同，待遇也不同，将近一百名“革命群众”住在条件较好的农场大仓库里，地震时被厚重的墙体和巨大的屋架整整齐齐地打死在床上，无一幸免。而四十多名身份低下的“牛鬼蛇神”，住在低矮破漏的牲口棚里，地震时躲过一劫，没有伤亡。
更让人感叹的是，面对相同的灾难，人的抵抗力并不相同，有的死了，有的活着。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比如，有位妇女在前三四天刚生下一个男孩，地震时妇女和婴孩不幸遇难，像是闷死的。后来，人们把这娘儿俩从废墟中挖出来放在一起，掩埋完其他尸体再埋这娘儿俩时，那个婴孩已经醒来，正扑在母亲的尸体上安静地吸奶。
这次地震，是1949年之后，第一次死亡人数超过万人的大地震。关于它的震级，有三种不同的说法：7级，7.7级，7.8级。我读到的全部文章，包括亲历者的回忆文章，以及地震灾害的研究资料，说的都是7.7级或7.8级，只有《人民日报》的一则消息稿，说的是7级，让人觉得这份报纸这一次仍然没说真话。从云南地震的三个数字，我联想到前几年的四川地震，也是它的震级，国家新闻媒体先是公布了一个数字，然后又调整为另一个数字，最后又修改成另外的数字。
特殊年代里，我们面对的是一份特殊报纸，拿它一点办法都没有。据说在2005年之前的很多年里，中国自然灾害的破坏程度，死亡人数多少，都是国家机密，不许公开。这可是认真的，不是闹着玩儿，从云南地震那时起，村民就被严厉告诫，死人这个事情不能乱说，不允许说死了多少人，也不允许过问，甚至在私下里聊天时，不能扳着指头算账。科研人员进入灾区要得到批准，并且，一律不许拍摄死人的镜头。
2005年后，这些事情不再列为国家机密，密封多年的有关档案逐步开放，一位写小说的刘姓作家，才能了解到他一直关心的云南地震死亡数字。
他回忆起1970年春天，一个偶然的机会，在借来的一本小说里看见一封家信，从云南省通海县寄来的，说是这一年1月5日深夜家乡发生了特大地震，房屋几乎倒平了，埋死了很多人，信中提到了许多遇难者的姓名，列出了很长一串名单。“那晚，在昏暗的灯光下，我捏着一封别人的信，呆立了很久，惊诧莫名。云南1月5日真的有那么大的地震发生吗？报纸上没那么报道过，广播里也没那么广播过。如果真的发生了那样的大地震，仅同事的亲友就死了那么多，那个地区一共死了多少人呢？”
一共死了多少人呢？三十多年之后，人们知道了，地震中死亡的人数，超过了一万五千人。云南省档案馆有一份密封多年的《地震受灾情况统计表》，写着通海地震的死亡人数：15621人。但有人说那个数字只能叫做不完全统计，在统计日期之后死亡的，没有包括在内。
1970年前后的特殊时代，中国报纸上总是“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的怪诞的歌颂之声，自然灾害不在报道之列。如果不是云南地震被世界特别瞩目，《人民日报》也不会在地震发生四五天后，补发一则有关简讯，全文只有三百多个汉字，没有提到伤亡，以后再也见不到后续报道，以至于那场大地震，没有多少中国人知道。
那则简讯的全文如下：“新华社昆明八日电 一九七○年一月五日凌晨一时，我国云南省昆明以南地区发生了一次七级地震。受灾地区人民在云南省和当地各级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在人民解放军的帮助下，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正在胜利地进行抗灾救灾工作。在地震发生后，中共中央立即向受灾地区的人民群众发了慰问电，传达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彪副主席的亲切关怀，并且布置了向自然灾害斗争的有力措施。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亲切关怀极大地鼓舞了受灾地区的广大共产党员、各族革命群众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他们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上下一心，团结一致，信心百倍地迎击地震造成的暂时困难。广大革命群众豪迈地说：有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我们奋发图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一定能够夺得抗灾斗争的彻底胜利！”
向自然灾害斗争的有力措施是什么，如何夺得抗灾斗争的彻底胜利呢？
云南地震后，北京的革命领袖提出了十六字方针：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发展生产、重建家园。有了这个方针，国际上主动提供的各项援助，都被中国名正言顺地拒绝了。到了云南省革命委员会，连国内、省内的援助也不要了，他们通知各地，不搞捐赠活动，已捐赠的东西全部退回，集体的退给集体，个人的退给个人。到了受灾地区的官员那里，口号更加响亮：“三依靠——依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依靠集体的力量来发展生产、重建家园”；“三不要——不要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物”。还有一个奇怪的宣传口号，不知道谁提出的：“千支援，万支援，送来毛泽东思想是最大的支援。”于是，地震发生后，灾区收到各地赠送的数十万册《毛主席语录》和数十万枚毛主席像章，还收到慰问信十多万封，这些都留了下来。除此之外的救灾物资和救灾款，本来就少得可怜，一律给退了回去。
许多年后，云南出现一位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他历尽艰辛，采访到当时的一些情况：地震后，灾民住的是临时建的草棚，一住就是一两年。草棚容易起火，有不少灾民在地震中失去了家园和亲人后，又遭受了火灾，废墟中抢救出来的一点点衣被、粮食，一烧而光，许多灾民绝望得呼天叫地。还有一个村子，全村百姓饿着肚子没粮食吃，到乡镇粮站借了五百斤大米，把受灾群众集中起来熬大锅稀粥喝，一直喝到春节后。第二年秋天，家家户户凑了一点粮食，才把粮站的大米还清了。
有时候，没有上级的瞎指挥，可能还好一点。
1月5日的地震之后，活着的人爬出废墟，在寒冷的天气里点火取暖，民兵很快赶来，命令把火灭掉。民兵说，上面来通知，战争爆发了，敌人的飞机马上就要飞过来。——那时候，广播里说要打仗了，战争阴影一直笼罩在人们心中。所以大地震发生后，不少人都认为是中苏之间爆发了核战争。村头的地陷下去一大块，就有人说是原子弹爆炸的弹坑。民兵们还得到上面的通知，让村民到山上躲起来，不准哭，不准点火，天亮后不准穿红衣裳。
事后有人痛苦地回忆：夜间不准点火，到处漆黑一团，我们怎么救人？当时我们村三百多人埋在土堆瓦砾下，大家摸黑救出了一百多人，如果允许点火的话，至少还能救出六十多人。
上帝派来不信上帝的使者
第一次知道罗素，著名的伯特兰·罗素，是我读大学中文系的时候。
因为撰写关于徐志摩的论文，甚至想写一本他的传记，就到处寻找他的资料，有一篇文章说，徐志摩先前读的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忽然退了学，放弃了博士学位，跑到英国剑桥去，想做罗素的学生。那是1920年，罗素没在剑桥，满世界周游呢，还去了徐志摩的母国，在北京大学做了一年客座教授。另一篇文章说，虽然没有成为罗素的弟子，但是，中国知识界最像罗素的还是徐志摩。譬如罗素在《我为什么活着》说到了自己的三个特征：对爱情不可遏制的寻找，对知识不可遏止的追求，对人类苦难不可遏止的悲悯。作者说，中国知识界能像罗素那样追求爱情的，当时只有徐志摩一人。在我看来，徐志摩比别人更像罗素的，其实在另一方面，对苦难大众表现出深刻的悲悯，这在他的作品中比比皆是，让我惊讶。
徐志摩没有成为罗素的弟子，后来却与罗素见了几次面，成了忘年交朋友。他读罗素的书，还热情介绍给中国读者，这一点比我强多了：我喜欢读书的年代，书店和图书馆里都没有罗素的作品，后来零零散散读了一些，少得可怜，也从不与人谈论罗素。
而伯特兰·罗素的悲悯，在我看来，有两个重要来源，一是他具有英国贵族的正宗血统，他出生于1872年，英国历史上最明亮耀眼的时期，到了他继承爵位，身为伯爵的时候，早已具备了真正的欧洲贵族精神，对苦难中的大众给予同情与悲悯。二是他有着不幸的独特经历，两岁时丧母，四岁时丧父，小时候还始终担心唯一的亲人——他的祖母去世。这种经历让人脆弱和敏感，其中出类拔萃者，完成人生的重要超越，由对自己苦难的深刻感受，转为对所有人苦难的深刻关怀。
悲悯不仅是文化人才有，只是对于文化人特别重要。宗教的悲悯是阔大深沉的，比如佛教领袖释迦牟尼，帮助他的盲人弟子穿针引线缝补衣裳。盲人弟子说：别人都不愿帮我，老师您怎么亲自来帮我？释迦牟尼说：这是我应该做的。一个修行者，如果连自己身边的穷苦同伴、残疾弱者都不能出手相助，他的修行意义何在呢？文化人的悲悯也应该阔大深沉。中国知识界的导师孔子，看到盲人会停下马车让路，严肃地默默伫立，表示自己的同情和尊重。孔子是有绅士风度的文化人，所以才有悲悯，写作《史记》的司马迁也是，忘不了他的贵族精神，所以也有悲悯。可惜这种优秀传统，传到中国的二十世纪初，已经奄奄一息，再过些年，彻底死了。
我还想到，悲悯是一种超越时间与空间的立场，把个人的关怀与帮助，扩大到万事万物。在这一点上，真正意义上的写作，也有宗教的意义，也可以与宗教殊途同归。正因为写作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宗教，所以，罗素退出了基督教，开始用自己先知般的著述，关怀苦难者的人生，指导他们走出烦恼，走向幸福。他于1970年去世，活了九十八岁，他坚定执着，勇敢无畏，他做了很多事情，活的岁月很长，但是像人们相信的那样，如果不借助宗教形式的力量，当然达不到宗教的效果。
遗憾的是，罗素来中国的那次讲学，恰好就没有他预期的效果。
那是1920年的中国，一场循序渐进的宪政改制被突然打断，一场缺少理论指导的革命获得了胜利，虽然结束了绵延几千年的帝制，但新生的共和国很难稳固下来。应该说，罗素来的正是时候，他会带来对欧洲与世界的民主制度的丰富思考，哪些应该学习，哪些应该完善，哪些应该扬弃，还有，他刚刚考察过苏联，对那里的大众生活有自己的体会：以布尔什维克的乌托邦方式达到共产主义，人类要付出的代价过于巨大；即使付出如此代价，它的结果仍然很值得怀疑。而被历史巨变搞得晕头转向的中国知识界，还没有能力，思考并解决这些重要问题。正在这时，罗素来了，好像是上帝眷顾中国特意派来的使者。可是，晕头转向又莫名冲动的中国知识界，对罗素知道的东西缺少兴趣，这种立场上的褊狭，心态上的封闭，理智上的缺失，让罗素冷落一边，备受煎熬。他开了几个月的讲座，治了几个月的肺病，提前两个月离开了中国。
有一个著名的罗素预言，似乎并没有引起中国知识界注意，于是，他们不能预知、警惕和避免中国社会长达一百年的巨大混乱和无边灾难，也许还要再长一些，一百二十年，或一百三十年。——那是离开中国以后，他终于憋不住了，说出心中最大的担忧：未来的中国，可能会集合中国本身的最大劣根性和西方社会的最坏一面，成为一个可怕的社会，它为了追求高效的经济和强悍的军队，而不惜抛弃自身精神与文化之核心。
到了1950年，他七十八岁，获得了一项意外的殊荣：诺贝尔文学奖。获奖原因是他“多样而重要的作品，对人道主义理想与思想自由的不懈追求”。那时候，他以平易、顺畅的散文化语言，写了四十多种著作，出了一二百种译文版本，涉及到哲学、数学、政治、伦理、教育、文学、社会学等各个方面，被称为20世纪最知名、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还被许多人视为百科全书式作家、未来时代的先知。可是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他确实没有写过纯正的文学作品。
但1950年是个特殊年份，是诺贝尔文学奖设立五十周年。瑞典文学院选择了一个从未发表过一首诗或一部文学作品的作家，通过把诺贝尔的信念等同于罗素的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表示对诺贝尔的隆重纪念。《纽约时报》的社论赞同地说，罗素是奇特的诺贝尔伙伴，是一个理应获奖的思想真正开明的人，他的《西方哲学史》是极富魅力的著作。
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安德斯·奥斯特林，宣读了1950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辞：
1946年，罗素的巨著《西方哲学史》问世时，他本人已经七十四岁，从他巨著中的各种深沉的功力来看，我们才了解他是经过多么艰难困苦的努力才有了这一成果。——半个世纪以来，由于罗素个人思想的高超，使他一直成为全球瞩目与争论的中心，他自己除了固定的写作与研究以外，也随时准备迎接任何战斗，未曾一日懈怠。在人类知识和数理方面，他的研究成果可以与牛顿在力学上的成就相媲美。但并不是由于他在这方面的成就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是因为他能够把一般性的哲学思想成功地介绍给人们。通过他的努力，使同代人始终保持着对哲学的兴趣和热忱。
一般来说，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年纪都不小，有的获奖后不久就去世了，活着的也很疲惫，少有更重要的作品发表。罗素获奖时七十八岁，算得上高龄了。可是谁也没有想到，他又在这个世界上痛快淋漓地活了二十年，八十九岁时因为反战示威被判了监禁，九十五岁时完成《罗素自传》。
1970年2月2日，罗素去世，九十八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