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李世民将他费尽心机夺来的江山，治理得一塌糊涂的话，那他一定臭名昭著，就这点水平，还想治理天下？幸亏有“贞观之治”！我们从唐人吴兢《贞观政要》中看到的是一个活得并不轻松，甚至非常累人的李三太子，整天心事重重，一点也不潇洒。虽然武媚娘十四岁就跟了他，我估计也是大大地力不从心。
不过，因为他活得累，因为他的从善如流，才有了满篇皆是高头讲章的《贞观政要》。他着力营造大唐的清明政治生态环境已成为后人的理想蓝本。
壹 三面镜子说自律
李世民应该非常清楚，李唐江山得来不容易，前朝往事就像昨天发生的一样，他又是亲历者。
新朝初建，创业者基本都能兢兢业业，只是李世民做得更好而已。
怎样才能避免前朝的惨亡？他的自律不能不说是起了重大的作用的，即便扶助的人再强，如果没有先天的基本素质，那也不可能成功。
于是，三面镜子就成为后人的瑰宝了。
魏徵去世后，李世民伤心了很久，后来他常常对身边的大臣说：用铜来做镜子，可以正衣冠；用历史来做镜子，可以知道朝代的兴衰更替；用人来做镜子，可以明白自己的得失。我是经常用这三面镜子防止自己的过失，如今魏徵去世了，我损失了一面重要的镜子啊。
有谁能够约束皇帝？法律不是他制定的吗？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执行起来难度却不小，连包拯那样的，都要三思而后行。因此，特别要讲求自律。
第一面镜子，是日常生活的必需。有些事情，我们必须借助外力才能达到，因为，我们不能把自己的脖子往上提。正衣冠不仅是日常礼仪的需要，也是文明程度的体现，更是对别人的尊重，那么，铜镜就可以帮助我们达到这个目的。从普遍性来说，这面镜子人人都可以使用，而且效果立竿见影。
第二面镜子，是自身素质的积累。人都有认知上的局限性，都会犯各种各样的错误，但正因为是人，他会善于接受教训，那些教训，是历史经验的积累，人类社会的前进，正是这样曲折而行的。那些曲折，已经被历史经验多次证明，为什么还要去犯呢？想一想，真是犯不着。也许，历史的最大价值就在这儿。
第三面镜子，是参照物，也是一种软约束。虽然各个朝代都设有谏官之类，但是，鉴于人喜欢听好话的共通性，也鉴于提意见人的趋利性，要真正听到意见，要长期听到意见，要真正执行意见，那还是很难的。齐桓公的例子，也许是最典型的了，开方、竖刁、易牙，他们那种“敬业”程度，一般人也不具备，难怪桓公会改变想法。但，最终的结局是桓公惨死。
所以，出一面魏徵这样的镜子，不要说李世民那个时代不容易，就整个社会发展的大历史看，也很不容易。因此，李世民就格外地珍惜。
他对这面镜子可谓榨干吃净：贞观十七年，任命魏镜子做太子太师，仍然兼管门下省的政事，镜子提出自己有病在身，难以胜任，李世民对他说：太子是宗庙社稷的根本，必须有好的师傅教导，因此要选择公正无私的人辅佐他，我知道你身体有病，你可以躺在床上教导太子啊！不久，镜子得了重病，他原来住的宅院内没有正堂，李世民当时本想给自己建造一座小殿，于是就停下工来，把材料给魏镜子造了正堂，建好后，李世民又派宫中使节赐给镜子布被和素色的褥子，以顺从魏的喜好。几天后，魏镜子病逝，李世民亲自到镜子的灵柩前痛哭，追赠镜子为司空，赐谥号，还亲自给镜子写碑文，并亲笔书写在石碑上。
有了这三面镜子做前提，李世民做任何事都如坐针毡。
比如起居注。贞观二年，李世民说：我每次想说话的时候都非常纠结，这句话能不能说？说了后效果会怎么样？因为他知道，那些负责皇帝起居的官员，会一字不漏地将他的话给记录下来，如果有一句话违背道理，那么千年以后，人们还会查得到。
比如杜馋言。贞观初年，李世民说：我常常防微杜渐，想禁绝馋言和诬陷之事的发生，但仍然担心精力不济，或者没有察觉的问题。
比如要节俭。贞观十一年，御史马周提建议说：唐尧用茅草盖房，夏禹粗衣劣食，汉文帝因珍惜百金的费用，停止建造露台，还收集臣子上书用的布袋，用作宫殿的帷帐，他所宠爱的夫人的衣裙短得不能拖在地上。下属都这么建议了，我还好意思浪费？显然不行！
比如不做无关紧要的事。贞观十一年，著作佐郞邓隆上表请求，将唐太宗的文章编辑成文集出版。李世民不同意。他的理由是这样的：我制订的政策、发出的诏令，如果对人民有好处的，史书上已经记载了，这足能够流传不朽。如果处理的事务扰乱国家且对人民有害，虽然文章辞藻华丽，终究会被后代取笑的。你们看，梁武帝父子、陈后主、隋炀帝，他们都有文集，但他们所做的事都不合法度，国家也在短时间内灭亡了。我认为，做君主的，只要把品德修养培养好就行了，何必要出那些文集呢！
大印数，高稿酬，这些都是诱惑。然而，李世民的头脑始终很清晰，能流芳百世的，不是说出版文集就可以做到的，后人自有其评判的标准。是垃圾终究是垃圾，是金子自然放光。
于是，李世民的脑子一直很清醒。贞观初年的时候，他就这样认识到：做国君的原则，必须以百姓的存活为先。如果以损害百姓的利益来奉养自身，那就好像割自己大腿上的肉来填饱肚子，虽然肚子是填饱了，但人也就死了。如果要想安定天下，首先必须端正自身，世界上绝对没有身子端正了而影子歪的情况。我常常想，能损伤自身的并不是身外的东西，而恰恰是我们自己，都是由于自身的贪欲才酿成祸害。
其实，人人都会说自律，但是，怎么做却又是另外一回事，尤其面对这么一大堆诱惑，对帝王来说，这种诱惑是360度全方位的，就更需要一种坚定和坚持了。
从自律角度看，李世民确实不简单。
贰 烹小鲜的几对重要关系
治大国如烹小鲜。的确如此，如果掌握了要领，还真是这么回事。
《贞观政要》谈到的烹小鲜套路有很多，但我觉得有四对关系特别重要。
第一对，是著名的船和水的关系。
这应该是李世民那面镜子魏徵的观点。这个观点提出的前提是这样的。贞观六年，李世民说：我观察古代的帝王（他是一天到晚研究古代帝王），总是有兴盛有衰亡，就好像有早晨就必定有黄昏那样，为什么会这样呢？我简单理了一下，大概有：他们的耳目受了遮蔽，不了解当时的政治得失；忠诚正直的不敢直言相劝，邪恶谄谀的人却一天天得到重用；国君看不见自己的过失，所以导致国破家亡。这实在是令人恐惧啊！
然后，魏镜子就和李世民说：确实是这样。但如今我们国家内外清平安定，您还常常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以这样的态度治天下，国运自然长久。打个比方吧，君主好比是船，百姓好比是水；水能够载船行走，也能够把船掀翻！
道理就这么简单。
水在什么情况下会将船掀翻呢？我猜测主要有内外两种：
一、 因为外部环境的变化，推动水变成大浪巨浪狂浪，那么，这个船就有掀翻的可能。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在水中行船本身就是一种危险，也就是说，只要你行船了，就有翻船的可能。而且，外部环境有很多因素希望你翻船，你翻船了，就会有新船更替进来，你旧船不翻，人家的新船无法启锚，因为，历史的河道很怪异，只允许一艘或几艘行驶。
二、 因为内部原因的翻船。内部原因大致有两个，一是驾船人的技术问题，他虽然匆匆忙忙造了条船，但不经风浪，根本就没什么能力，他甚至不知道基本的行船常识，即便在风平浪静的河面上，行着行着，因为一个错误的驾驶动作而迅速翻船。另一个是吨位问题，这条船太大，载得又太多，所以，行着行着，就沉掉了，是因为船的不堪重负，这个不堪重负可以理解为，老百姓忍受不了。
第二对，容器和水的关系。
贞观二年，李世民对身边的大臣说：近来我有个研究发现，国君好比是盛水的容器，百姓好比是水，水的形状是方是圆取决于装它的容器，而不决定于水本身。这怎么理解呢？比如尧舜用仁义统治天下，而人们也跟着仁义，桀纣用暴虐统治天下，而人们也跟着行暴虐。再说得通俗些就是，下边的人做些什么，都是跟着上边人的喜好。
我给你们举个例子说明吧：梁武帝父子崇尚浮华，只喜欢佛教道教。武帝末年，他经常驾临同泰寺，亲自讲解佛经，随从的官僚们也都跟着戴大帽穿高靴，坐着车子跟在屁股后面，整天谈论佛经义旨，不把军机要务、法典制度放在心上，等到敌人率兵攻打京师时，尚书郞以下的官员多数不会骑马，徒步狼狈逃窜，被杀死的人无数。灭亡是很自然的事了。
因为容器的不可改变性，因为水的柔顺性，水只能随容器变化而变化，这是它们的物理属性决定的。
因此，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这样的例子，我们可以一路枚举。一直到现代，仍然如此。三任交通厅长、三任药监局长、四任县委书记，为什么会接连犯事？难道他们不知道李世民那三面著名的镜子？不可能不知道！那只能说是那些特殊的水钻了容器的空子，知道容器的软肋所在，不怕你行得正坐得端，只怕你没有爱好，有爱好，一切OK。
第三对，治国和养病的关系。
贞观五年，李世民又有研究心得：我认为治国和养病没有多大的差别。当病人觉得病情有所好转时，就更加需要小心地调护；如果触犯调护的禁忌，必然导致死亡。治国也是这样，当天下稍微安定的时候，尤其需要小心谨慎，如果因此骄傲放纵，必然会招致衰乱覆亡。
这一对关系的悟出，应该是李世民的切身体会。
今年我的体检报告有一项是这样写着的：总胆固醇偏高。医生给出的建议是：（1）低脂、低糖饮食，多进食蔬菜、水果，定期复查；（2）必要时在医师的指导下使用降脂药物治疗。
然后我就很好奇，上网查了降低总胆固醇的食物、不含总胆固醇的食物、饮食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总胆固醇高如何治疗，等等等等，我最关注的是，总胆固醇偏高以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结果肯定吓人。就肝胆方面说，会引发脂肪肝、肝脏肿瘤、胆道梗阻、胆道结石、胰头癌等，还会引发各类高血脂症，还会引发其他疾病，如急性失血、多发性骨髓瘤，一句话，总胆固醇偏高是会让人丧命的，当然这个丧命的前提是，你经常不断地去触犯它的禁忌，它就有可能让你丧命。
这是由一个单项疾病而引发的。现在的疾病到底有多少种？估计谁也说不清。理论上，几乎所有的疾病都可以致人死亡，只是有的直接些，有的间接些，从现实看，致人死亡的其实大部分是间接的，也就是说，本来这个病绝对不会致人死地，但是，一不小心，就引发了其他潜在疾病的暴力起义，然后就无力回天了。
胡适的社会病理分析法，我已在多个场合引用过，觉得非常管用。他说，研究社会问题可以用治病的方法来形容：第一，要知道病在什么地方；第二要知道病是怎样起的，它的原因在哪里；第三，已经知道病在哪里，就得开方给他，还要知道某种药材的性质，能治什么病；第四，怎样用药，若是那病人身体太弱，就要想个用药的方法，是打针呢，还是下补药呢？若是下药，是饭前呢，还是饭后呢？是每天一次呢还是两次呢？
胡适说这些话的时候，有没有受过李世民的影响，他自己没说过，我们也不知道，我相信，以他的博学，他肯定读过《贞观政要》的。
第四对，治国和种树的关系。
贞观九年，李世民又触景生情，他总是能从简单的事情中悟出道理：治国也好比种树，只要树根稳固不动摇，就能枝繁叶茂。这个道理，魏镜子在贞观十一年又重复上书阐明：要想让树长得好，必须使树木的根扎得牢固，树木的根基不牢固，却希望树长得很大，那是不可能的。
根深才能叶茂。根深就是国家的安定和繁荣，怎样才能根深？把根深深地扎进大地中，这个大地是生我们养我们的人民，是顺应人民合乎自然的一切举动。人民其实是最善良也最容易满足的。还是以树作比。周作人在《我的杂学》中这样解释树的落叶：再读汤木孙的文章，每片树叶在将落之前，必先将所有糖分叶绿等贵重成分退还给树身，落在地上又经蚯蚓运入土中，化成植物性壤土，以供后代之用。
如此说来，这树叶可以赞美的地方竟要超过树木本身呢！叶子们的无私和大爱，在飘扬的不规则曲线中，不仅优美，而且沉甸甸！
人民不就是那么的无私吗？只是这个道理，树们一定要懂得，不要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叁 选一个好官有多难？
贞观元年，财政收入不丰，国力还不强，养不了那么多的官员，李世民就对房玄龄等人阐明了他的用人观：治国的根本，关键在于审察官吏。要根据才能授予适当的官职，务必精简官员。官员不一定要齐备，只要任人得当，如果得到好的官员，人数虽少也足够用了，反之，人再多又有什么用呢？
有了这样的总原则，有了大方向的指引，贞观时期的官员选择和任用，就变成了一门很有意思的学问。对于出现的不良现象，很快会得到纠正。也常常会显现一些用人的亮点。
贞观三年，李世民对组织部长杜如晦说：近来我发现你们选拔官员，只按他的口才文笔来录取，而不全面考察其德行。你有没有想过，数年之后，有些人的劣迹才开始暴露，虽然对他们加以刑杀，但是，老百姓已经深受其害了。
组织部长绝对想替国家选好有用之才，但是，这其实是一个高精尖的科学难题，所谓知人知面难知心，无论古今，一个人的内心往往很难洞察。刘彻会碰到这样的难题，李世民同样会碰到这样的难题。
口才文笔是一个人才能的内在显现。
口才不好的当官可以吗？应该可以的，只是没有口若悬河的人吃香，无论哪一个上司，下属汇报工作时，结结巴巴表达不清，会得到良好的印象，这样的人怎么去做群众工作？怎么能够把我朝的大好形势贯彻到位？文笔不好怎么行呢？让你年底弄个总结都不像样，我们一年的工作不是白做了吗？文笔不好，当官多累啊，稿子也不会写，明明做得很辛苦，也很有成就，但是表达不好，上司不认可，这不就是你的本分工作吗？有什么好显摆的！表达好的就不一样了，一二三四，娓娓道来，合情合理，自已的功劳不少，上司的关怀重要，皆大欢喜。即便你做得不怎么样，照样可以表达得让上司满意，你以为上司能深入到这么多的基层？即便发现不实，那又怎么样？我可是你的下属噢，咱们是深深联系在一起的。
岔开一下。朱国桢《仿洪小品》里有一个没有文化的做官趣例。张瑄是元代负责深入海道运粮的官员，此人目不识丁，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不知通过什么途径当的官，却也当得像模像样。他在一些需要签字的公文上只是画个押，但他画押的方法独特，聚拢三个手指，然后沾上墨，印在纸上，形状像一个“品”字，即使别人特意仿效，却也弄不成。
说到这个有趣的情节，再岔开一下，离题了。说是贾平凹的书法也很值钱，他写一幅书法自己开价3万元，且不能还价，而西安书院门内一些书画小店内贾平凹书法的伪作，被人仿得惟妙惟肖，开价只要150元，还能还价。为了以正视听，贾平凹开始采用在作品上直接“摁手印”的办法。
贾氏打假和张氏画押，形式很像，目的却是两回事。说笑而已。
张氏画押，足以说明，什么人都可以做官，光凭口才和文笔是不行的。
当然，能做官和做好官完全是两个概念。这就像有资格证书和成为专家是两回事一样。
所以，魏徵是深深理解李世民用意的。他对皇帝这样说：真正了解一个人，自古以来就是很难的，所以用考察政绩的办法来决定官职的升降，来观察人的善恶。现在访求人才，必须慎重考察他的品行。品行好，才可以任用。即使他办的事并不成功，那也只是因为他的才干和能力达不到，不会造成大的危害。如果误用了品质恶劣的人，即使他精明强干，危害也就极大。
魏总理还有一个因时而宜的用人观：天下混乱时，往往只要求他的才能，顾不上的他品德，天下太平时，必须是德才兼备才可以任用。
这样的观点，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我们可以想象这样的场景：在天下混乱时，纲纪失常，一般来说，是没有工夫也没有标准去考察人品行的，往往也不准确，因此，只能以才来作为主要参照物。比如刘邦，他的品行好吗？我以为他远不及项羽，差不多就是个无赖！但建立国家后的刘邦，他自律，他约束，因为他知道，如果还像以前那样，根本不可能管理一个国家，不要说长治久安，更不要说留芳百世了，和后半段的人生相比，他前半段就忽略不计了，人们也不会去计较，反而认为这才是一个真实的凡人。
贞观十一年，马周提出了一个颇为新颖的用人观点。
他说：要想让百姓安居乐业，关键在于选用好刺史和县令。一个县很重要，好的县令就能管好一个县，退一步，万一这个州有一个县令的水平不怎么样，一个好的刺史就能掌握全局，想想看，全国的县令和刺史都能让您满意的话，就不用担心老百姓的安居乐业了。还有，我认为以后要担任重要岗位的比如大将军、宰相之类的，一定让他们先去做地方官，或者从地方官中选拔出优秀的来担任重要职务。
秦始皇的许多做法都让人咬牙。但他的郡县制对中国数千年的管理还是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比如眼下，全国二千多个县，都是强有力的县官，那还要那么多的其他官员干什么？都不要当然是瞎说，只是说这一层级的官员和老百姓关系最大了。事实上，县令除了没有外交权，其他好像什么权都有了，你能说这个岗位不重要？
提纲挈领，纲举目张，马周的重视县令和刺史，不能说没有现实意义。
下面要重点说一下魏总理的“六正六邪”说。他将一个官员的德行官行完全细致化，可操作化。践行“六正”，就会光荣，犯了“六邪”，就会可耻。
按处事的能力对国家的忠心程度排列，“六正”依次是圣臣、良臣、忠臣、智臣、贞臣、直臣。这个不多说。反正都是好官。
好的官员都是差不多的好，坏的官员却有各种各样的坏。
六邪之一，具臣。贪图官禄，不努力办好公事，随波逐流，左右观望。
六邪之二，谀臣。上面说的一律称好，上面做的都表示认可，暗中打听上面的喜好并加以进奉，以此来取悦上面的耳目声色之好，投其所好，引导上面游玩取乐，而不顾对国家的危害。
六邪之三，奸臣。内心阴险邪僻，外表小心谨慎，巧言令色，嫉贤害能，凡是他想推荐的人，只讲优点，凡是他想排挤的人，专讲坏处。
六邪之四，谄臣。用自己的智谋掩盖自己的过失，用自己的能言善辩来推行自己的荒唐观点，离间是他们的常规动作。
六邪之五，贼臣。专权擅势，结党营私，损国肥家。
六邪之六，亡国之臣。以他们的手段，弄得上面是非不分，黑白不辨。
如果细细地分析，六正之随便哪一条都能让人敬仰，六邪之随便哪一类都足以让国家和人民受害，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六正六邪其实也都是镜子，很好地照出了历朝历代各色官员的面孔，使人警示。
肆 米是如何生产出来的？
李世民更担忧的是大唐的未来。大唐的大旗到底能扛多久？虽然殚精竭虑，仍然会百密有疏。但教子应该是一个重要话题。子教不好的直接后果很有可能是人朝两亡。
我最感兴趣的是李世民的情景教育。这一点绝对有别于一般的皇帝。
贞观十八年，册立太子后，李世民常常用身边事教育他。
对着饭菜准备吃饭时，李世民问太子：你知道饭是怎么来的吗？太子说：不知道呢。李就教育他说：凡是种庄稼的农事都很艰难辛苦，全靠农民出力，不要违背农时，才常有这样的饭吃！
看到太子骑马，李世民问太子：你对马了解吗？太子说：不了解哎。李世民就教育他说：马是能够代替人做许多劳苦工作的，要让它按时休息，不耗尽它的气力，这样就可以经常有马骑了。
看到太子乘船，李世民问太子：你对船了解吗？太子说：不了解噢。李就教育他说：船好比是君主，水好比是百姓，水能够浮载船，也能推翻船，你不久将要做君主了，对这个道理怎能不感到畏惧呢？
看到太子靠在弯曲的树下休息，李世民又问太子：你对这棵树了解吗？太子说：这个还真不了解。李于是再继续教育：这树虽然长得弯曲，但用墨绳校正就可以加工成平正的木材，做君主的虽然有时德行不高，但只要能够听得进意见，也会成为圣明君主的。
真是一个操心的父亲！
李世民每说完一次，都要强调一次：我讲的这些道理，你一定要时时对照，加以鉴戒！他的那些道理都是触景生情，自然生发，因为他已有足够的人生经验了。可是，太子有吗？没有！没有他能真正体味吗？只是表面上听懂而已！只是一个父亲的唠叨而已！
我很感慨李世民的苦心。就米来说，我们已经很少有人知道米是怎么来的，包括从农村长大的孩子。幼儿园的孩子甚至会说，米就是从商店里用钱买来的。
我想，明代的农业科学家宋应星应该读过《贞观政要》的，因此，他在《天工开物》里很详细地告诉我们，从稻种长成米粒，一般要经过八个大大小小的灾难。
第一灾，种子入仓。早稻稻种在秋初收藏的时候，中午往往是烈日，种子的内部温度就会很高，如果封仓太急的话，谷种就会带着暑气。来年田里有粪肥发酵，土壤温度也会升高，再加上东南风带来的暖热，这样，就会对禾苗和稻穗大大损害。由此看来，种子很重要，大部分的病根在种子里，这大概就是我们说的遗传吧。我在读大学前，假期都要干些农活，不过，这种选择和收藏种子的事情还轮不到我等毛手毛脚的孩子，都是大人们根据经验仔细操作的。在我的记忆里，我们那个生产队，好像还没有发生过比较严重的种子事件。现在看来，真是非常地不容易。
第二灾，撒播。春耕大忙季节里，田野里会非常的热闹，牛和拖拉机并用，把田深翻打烂整平，一畦一畦的，再放几寸深的水，就可以播种了。但这个时候，如果有水，谷粒还没来得及沉下，突然刮起大风，谷种就会堆积到秧田的一角。这种现象，我想飞机撒播的时候一定会出现，但那是大面积，没有太大的关系，反正要经常撒播的，今年撒了，明年再撒，几年后一片林就长成了，而且高高低低，完全符合自然。
第三灾，鸟灾。谷子长出秧苗后，要防止成群的雀鸟飞来啄食。所以，我们小时候常见的风景是，一片秧田里，插着些稻草人，虽然没有诸葛亮借东风那么密集，但也有不少，那些稻草人还很有创意，有的会穿着各色各样的衣服，穿得最多的是蓑衣，表示有人在干活吧。那些鸟也是久经沙场，战斗经验不少，有时还会趁着稻草人不注意，偷偷俯冲下来叼食。因此，为了保证秧苗的高出苗率，生产队会派专人轰鸟，扯着嗓子大喊，这样的活，非常地惬意，孩子们往往作首选。
第四灾，成活。刚插下田的秧苗，非常的脆弱，就像让幼儿独立生活一样，跌跌撞撞，一不小心就会夭折。如果碰上江南连续的阴雨，没扎根的苗就会损坏过半。但只要有连续三个晴天，秧苗就可全部成活。江南的雨季有时很烦人，一下一周的情况经常发生，所以，我们小时候补种的情况也时常有。更兼发大水，秧苗全部浮上，只得大水退后另插。伴随着有趣的情节是，小孩们往往会拿着网兜，在一些秧田里抓鱼，常有收获，那些野生的鲫鱼都是从河里跑出来避难或者是趁机来旅游的。
第五种，虫灾。秧苗返青长出新叶后，土壤里的肥料也不断发热，再加上不断升高的气温，于是稻叶上就会长虫。宋那个时代只能盼望起风下雨，而现代可以用药打，印象比较深的是六六六粉，喷药者全副武装，戴着鬼子进村的防尘帽，捂着口罩，胸前背着把喷雾机，右手不断地一圈一圈地摇着，就像《南征北战》里张军长急急地摇磁石电话机求援那样摇，左手拿着喷枪，对着稻叶一片片地扫。过几年又会换一种药，大概是那些稻飞虱有了免疫力了吧。田间地头，经常会有东一只瓶子，西一只瓶子，那都是农民们施药后丢弃的。不太环保吧，也是没办法的事，谁让虫害越来越多呢。
第六种，“鬼火”烧禾。这个我没有见过，写到这里时，再咨询过，也都说，“磷火”这种现象是有，但不会对稻形成灾。宋应星是这样说的：稻子抽穗后，夜里有“鬼火”四处漂游烧禾。这种火是从腐烂的木头里跑出来的。每逢多雨季节，旷野里的坟墓多被狐狸挖穿而崩塌，里面的棺材板被水浸烂了，等到日落黄昏时，从坟墓的缝隙里冲出来，在几尺的范围内漂游不定。稻叶遇到这种火，立即会被烧焦。
第七种，水灾。这里的水灾是指缺水。禾苗从返青到抽穗结实，早稻每蔸约需水三斗，晚稻需水约五斗。缺水就会干枯。而且据宋的估计，将要收割时如果缺水一升，粒数虽然不会变，但谷粒会缩小，用碾或臼加工时也多会断碎。这大概就是我们所说的细节决定成败，小小的一个细节，也会使米质大大下降的。所以，我们生产队里有个工种很特别的，就是放水工，干这个活往往是生产队长自已，整天扛着把锄头，东转转，西转转，东挖一个口，西挖一个口，我还以为队长嘛，领导，干点轻松的活，哪里知道这里学问很深呢。
第八种，狂风阴雨。辛辛苦苦，稻子成熟时，如果遇到狂风把谷粒吹落，或者遇上连续十来天的阴雨，谷粒沾湿后就会自行霉烂。但这大概是局部灾害，如果不是很特殊的年份，一般不会大面积的。吹落谷粒我倒是见得不多，但收割时连续阴雨还是很常见。生产队常用的办法是，如果实在不能延期，一定要如期收割。收割时会异常的辛苦，想想看，下雨天，烂污田里翻稻草，越翻越沉。收来后，发动全体人员，腾地方晾谷子。那个季节，往往只要有空的场地，都会晒着晾着稻谷，脚下一不小心就会踩着金黄，乱是乱，但很有丰收的喜悦。生产队里有几位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识青年，骄阳下，戴着草帽，穿着长袖，全副武装的，拿着把叉，翻翻晒着的谷子，队长还是非常照顾知识青年啊。
谢谢宋应星先生，让我知道并能回忆起这些稻灾。稻种一关一关顽强地闯过来了，米也就生产出来了。只是现如今还有多少人知道这样的细节呢？别人我不敢肯定，我们家陆地同学肯定不知道。
当然，李世民的良苦用心更体现在其他细节上。
贞观七年，他就让魏徵编了一本《自古诸侯王善恶录》，分别赐给诸王，还亲自写序言进行教育。
但是，世事难料，他没有想到，数年后，有个叫李隆基的曾孙，为了他的“妃子笑”，为了让杨妃子能及时吃到新鲜荔枝，成立了世界上最快速的运输公司，从荔枝的产地到皇宫的一次接力快递，居然要跑死一百多匹马！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伍 关于殡葬改革的决定
李世民问魏徵：听说现代人墓地越来越豪华，一穴卖到几十万甚至数百万？祭品越来越讲究，烧豪宅、跑车、冲锋枪甚至小三？什么意思嘛？
魏徵回答：陛下啊，的确是这样。现代人也死不起呢，墓地越来越紧张，可能供需有矛盾吧！祭品也五花八门，今年更升级，什么苹果手机4S，ipad三代，还有LV、GUcci包包，我们都没听到过的。要说为什么这样，我估摸着，要面子，跟潮流，也有钱，大家比呗！
李世民说：这不行，赶快把《贞观政要》拿出来，把我关于殡葬改革的决定重申一下。
魏徵说：好，温故而知新，资治以通鉴，不知有没有用处呢？！
目前厚葬奢侈风盛行，我现在发布一个决定，全体官员民众必须认真执行。
我听说，人死亡了，就是生命的终结，这个终结其实是让人返璞归真，所以，埋葬就是埋藏尸体，目的是使人再也看不见，没有其他更多的含义。古代的风俗，没有听说要堆坟树标记的，也不知道是哪个朝代立下的规矩，要为死者准备棺椁。
我们回顾一下人类文明的殡葬历史吧。
唐尧，圣明的国君，传说他葬在谷林时，仅要求人们在他墓的四周种树做标记。种树的好处，我就不多说了，前人栽树，后人可以乘凉，更重要的是，他已经化作青山，滋养着森林，和大自然又连为一体，这才是一种真正的回归。秦穆公，也是圣明的国君，他葬在橐泉宫，都没有要求后人堆土做丘垄。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啊，人死如灯灭，他只要求活在人们的记忆里，那一抔黄土，能存在多少年呢？不过几十年，风雨侵蚀，不会留下任何痕迹。再说孔夫子，他也是著名的孝子，他这么有名的人，在防那个地方合葬他的双亲时，也没有起土堆坟，他才不怕人们说他不孝呢！孝是什么？不就是生前的孝顺吗？这些人为什么都这么做呢？他们都是心怀着长远的考虑，有独特果断的明智，是希望死者能够安卧在九泉之下，并不是为了自已在百年以后获得美名。
我没有仔细研究过，古代那种良好的殡葬风俗是被谁率先破坏了的。
我知道的是，吴王阖闾，那个出息不怎么大的家伙，居然违背礼制，在自己的墓中用珍珠美玉雕刻成凫雁，这就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头嘛，大家想想看，勤俭很难养成习惯，而奢侈却是一学就会的啊。所以，秦始皇就更加过分了，他居然在墓中用水银来象征江海，用兵马俑来保卫，这个人，想得真是太远了，他以为他的地宫中，尸体和随葬品可以永远不腐烂，盗墓者永远进不了他的地盘。还有季平子，专擅鲁国大权，死后用美玉来装殓，桓魋在宋国专权，制造豪华石椁来埋葬。
然而，这样的奢侈只是表面上的。他们万万没想到，因为贪婪地贮藏财物，坟墓中便有利可图，很快就引来灾祸，招来了掘墓之辱。墓室打开后，可以想见的场景是，尸体被焚烧，黄肠题凑（帝王陵寝椁室四周用柏木枋堆垒成的框形结构）被拆散，尸骸和棺木一起暴露在旷野。
我这不是吓唬大家，这都是事实嘛！可能许多人认为，自己并不是帝王，不会有人关注，这你们完全想错了，那些盗墓之徒，他们世代掘墓为业。有财物的地方，又没有人监管，也怪不得人家，豪华的墓葬在某种程度上就是鼓励他们去偷嘛！那些钱物用在什么地方不好呢，为什么一定要埋进土里？
我们的法律制度中，对丧葬其实已经有详细的各项规定，但是，许多富贵功勋人家，大多会随从习俗，民间也有奢侈浪费、败坏风气的现象，他们把厚葬当做奉老送终，把修建高大的坟墓当做孝道，衣衾棺椁雕饰得极其豪华，灵车葬器尽量用金银珠玉作装潢，富贵人家超越法度而相互炫耀，贫穷人家变卖家产也追赶不上。如此的比攀，如此的轻养厚葬，实在是将事情完全搞反了！
所以，厚葬的危害已经很深了，从今以后要惩治革除。
因此，奢侈的行为应该引为鉴诫，节俭的做法可以作为榜样。
我虽位居全国之尊，但深深地知道，自己同时也承续了百代帝王的弊端，也就是说，他们优秀的品质我并不一定能学好，但那些不好的习气，我身上一定不会少的。这个你们不说，我自己也有自知之明，人总脱不了这些毛病。因此，我既然要求大家节俭，自己也应该努力去做到！
今天，我在首都长安发布这个命令，从王公以下到平民百姓，送葬的器物如果有不依照法令规定的，希望各州各府各县的纪检部门，要明确地加以检察，查明情况的，一律根据情节定罪，绝不手软！京城五品以上的官员，还有那些元勋贵戚之家，一视同仁，违法必究！
岁岁清明，植树造林。
扫墓献花，文明思亲。
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清明节，此布！
陆 “吐哺”乱弹
陈建斌身着汉服，站在新落成的铜雀台前，气势满怀。他挥舞着右臂，嘴里大声地吟诵着：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新版《三国演义》让这个时候的曹操，意志全满，心情好到极点：我就是周公啊！事业如日中天，都是我英明决策，重视人才的结果啊！
曹操的榜样周公，确实是重视人才的典型，也是我李世民学习的榜样。他为了招览天下贤能之士，接待求见之人，一次沐浴要多次握着头发，一餐饭要多次吐出口中食物来，这是什么样的精神？这就是求贤若渴的精神嘛！真的是求贤，而不像叶公好龙。人家不远百里千里甚至万里来投奔你，你难道不能中断了洗澡，中止了吃饭，出来接待一下吗？洗澡什么时候不行啊，吃饭停止一下就会饿着啊，这不就是一种体现嘛!人才们要的也就是这个体现嘛！
曹操学周公还是有些成就的。你看看，那个刘备，被吕布打败，前来投奔他，他待以上宾之礼，并让刘备做了豫州牧。有人对他说：“备有英雄之志，今不早图，后必为患。”他于是征求郭嘉的意见，郭嘉说：你是以正义而起兵的，为百姓谋幸福，你还打着广招天下俊杰的旗号，刘备早就有英雄的名气了，他今天是因为困难才投奔我们的，如果你把他除掉，你就会背上罪名骂名，天下的人才就会产生疑问，也就不会有人投奔你了，那你还想成就大业吗？曹操认为郭的话很有道理，不仅不杀刘备，还给他一些人马和粮食，让他去招些人马以对付吕布。
再看看曹操对待关羽的一系列细节，我们就知道他还真不简单呢，难怪他那么自豪地以周公作比。
李世民好奇的是，周公对待人才，是不是也有学习的榜样呢？
有的，有一个故事叫“一馈十起”，就是说吃一顿饭要站起来十次。这说是谁呢？说是禹从舜手里接过江山后，克勤克俭，任劳任怨，事务极为繁忙，吃一顿饭，要站起来十次，干什么呢？接待那些来访的人。
重视人才真的要如此吐 吗？以现在说来，那倒不一定，吐 可以看作一种姿态。
这种姿态现在还有吗？那一定有的，只是表象不同而已。比如，在一个聚会中，某某领导的电话不断，吃一顿饭，中间要站起来三五次七八次甚至十多次，他站起来干什么呢？那肯定是有事了，各种各样的事，公事私事都有。有的时候，酒喝着喝着就把事情办了，就像有的贪官，觉睡着睡着就把事情办了。
现在，我们把吐 的对象再延伸一下，吐 不仅仅是对待人才，还可以是来访的人，来要求你办事的人。现在办事都很方便了，都不用上门，一个电话就可以搞定的，但是，你如果打一些非商业性的办事热线，打通的机会就像中奖。
不管吐 三次还是十次，我们都可以把它看作是民众的一种愿望。民众的愿望有时其实是很低的，他们只要求自己的利益能得到保证，在社会的生产生活中，能得到公平公正，能使自己的能力得到最大有效的发挥。他们还是通情达理的，并没有要求你在吃饭时站起来接待他，当然，如果你能在吃饭时起来接待他那是再好不过的了。
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周公可以延伸到所有皇粮国税享受者，两者其实是因果关系。如果我们仅仅把它当作典故去传说，而不去关注其中的因果，那真是太遗憾了！
柒 想尽办法给人以生的理由
贞观元年，李世民处理完一些急需的事情后，对刑事案件之类的司法问题关注起来。司法事关稳定大局。
他的观点是，人死了就不可能再活，因此执法务必宽大简约。卖棺木的人希望每年都发生瘟疫，并不是他对人们的仇恨，只是因为瘟疫有利于棺木出售罢了。现在，司法部门审理一件狱案，总想把案子办得严峻苛刻，用这种手段来完成考核成绩。这个绝对不行。
他于是定下规矩：从今以后，死刑都要让人大常委会（中书省）、最高人民检察院（门下省）四品以上官员及国务院领导（尚书九卿）等共同决议，禁止滥用刑罚，严格避免冤案。
这样实行的结果是，从贞观元年到贞观四年，判为死刑的，全国一共只有29人，刑罚几乎都快要搁置不用了。
后来，他又不断补充完善他的宽大简约论。贞观十年，他就指出：国家法令，必须订得简明，不应该一种罪有几条款，格式繁多了，官吏就不能全都记下来，更容易发生奸诈。如果想开脱罪责就援引轻判的条款，如果想加重罪就援引重判折条款。一再变更法令，实在无益于刑理，应该仔细审定法令，不要让法律条款产生歧义。
他还非常重视法令的诚信。他很详细地听取了魏徵关于这方面的意见。魏说：诚实信用，就是国家的行动纲领，如果话说出来却不被实行，是言而无信，法令制定了却不被服从，是因为没有诚意。不被实行的言语，没有诚意的法令，对国君来说，就会败坏道德名声，对于百姓来说就会招致杀身的危险。
魏徵他们其实已经非常有经验了，因此看问题常常一针见血。他认为，审案不能严刑逼供，不能节外生枝，不是牵连的头绪越多，就越能显示判案者的聪明，所以法律规定了举证、审讯的制度，反复比验供词，多方调查，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这样做的目的，是不让狱吏徇私枉法，掩饰事实真相，伪造判案文书而得逞。
李世民这样的司法理念，其实也不是他自己的独创，他只不过是将现实和前人的理论有效地结合起来。他从小就听老爹讲的故事：虞舜时代，没有肉刑，只是画一些衣服、帽子和花纹特异的服饰象征五刑，以示耻辱，但人民却不犯法。《尚书》上也有“明德慎罚”、“惟刑恤哉”的要求，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提倡尚德，刑罚要适中，量刑的时候一定要有悯恤之意。孔老夫子那个时候也早已看出司法问题的症结所在了：古代圣贤判案，是想尽办法寻求给人以生的理由；而今人判案，是千方百计寻求给人以死的理由！
古人的这些司法实践，都可以看成是使用刑罚的精髓所在。刑罚和赏赐的根本，都在于鼓励美善而惩治罪恶，因此，一定要公平，唯如此，才会达到良好的效果。
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往往有很多因素会妨碍罚赏的执行。有的会根据自己的好恶来决定刑罚和赏赐的或伸或屈，有的会根据自己的喜怒来决定刑赏的轻重，碰到高兴时就在法律中寻求情有可原之处，遇到发怒时就到事实之外去寻找其罪过，对喜爱的人就会钻开皮肉去寻找羽毛，极力为他开脱，对憎恶之人就会洗净污垢去寻找疤痕，极力对他挑刺。疤痕自然是可以找到的，但惩罚就滥用了，羽毛当然也是可以找出的，但赏赐就荒谬了。
在某种程度上，我很同情古代那些官。读书的时候尽弄些经啊典的，做官后，面临的首要问题却是判案。判案应该是比较专业的事情，法律不怎么精通，甚至很少涉及，怎么能公平公正？总不能完全凭热情，凭政治觉悟啊。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的冤假错案也一定少不了。董仲舒就说了，审判除依据法律外，还可以参照儒家的经典，他的《春秋决狱》一书就是他断案的实践，然而，正是因为可以参照，主观性强，汉武帝时酷吏审案，多以经义文饰，任意定罪，冤案不少。因此，我就对《大宋提刑官》这样的电视剧很感兴趣，那个宋慈真是了不起，运用他的各种知识，析事明理，层层深入，剥茧抽丝，查了不少的冤案。
浙江东阳女子吴英，她的集资诈骗案案发已经数年了，浙江省高院二审下来，死刑，但最近最高人民法院结果下来却是发回重审，这就意味着她不会死了。死和不死，只是依据的标准不一样。死，理由一二三四五六，足够让她死好几回；不死，依据也是一二三四五六，侥幸可以不死。
云南昭通男子李昌奎，奸杀同村女孩，又将她3岁弟弟摔死，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结果是，因李有自首情节而改判其死刑缓期执行。罪大恶极，为什么会不死？原来，云南高院是根据一千多年前大唐皇帝李世民的理念去审理的，不死的理由他们认为有一二三；可是，一千多年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部分老百姓不同意这个判决，要他死的理由同样也是一二三，最后，李昌奎当然是一命抵两命去了。
其实，我很理解云南高院的法官，他们的理念是，杀人不偿命，并非是不珍视人的生命，相反是过于珍视。只是这样的理念不太适合中国当下的国情而已。
我写过一篇《刑期怎么算》的小文，还没发表，录此如下：
前几天，本地通报一批工程建设领域大案，不少媒体还详细列有一张表格。下面这张表格，研究了好长时间，不明白的是，受贿的金额和刑期到底如何挂钩？又询问了法律专业人士，回答也是含糊，只是说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邬某某
宁波市国土资源局原局长（副厅级）
119万元
有期徒刑十二年六个月
张某某
宁波日报报业集团原党委书记社长（副厅级）
39万元
有期徒刑十年三个月
葛某某
浙江省长城建设集团股份公司原董事长（正处级）
240万元
有期徒刑十四年
郭某某
平湖市原政协主席（正处级)
1699万元
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全某某
平湖市水利局原局长（正科级）
1896万元
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周某某
象山县人民防空办公室原副主任（副科级）
272500元
有期徒刑十一年
范某某
象山县人民防空办公室综合处原处长（股级）
160000元，并造成1890余万元国家损失
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
郑某某
衢州市政协原主席（正厅级）
179万余元、澳元2000元并造成2457万余元国家损失
有期徒刑十六年
疑问一：同样副厅，受贿相差三倍，刑期只相差一年多。
疑问二、同样正处，一个240万14年，一个1699万15年。
疑问三、同样科级，1896万是无期，27万却要11年。
究竟是什么原因这么悬殊？是因为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法院不同的法官不同的律师辩护还是别的什么原因？细想想，估计也就是魏徵他们认为的“疤痕”说“羽毛”说还有别的什么原因吧。
但不管怎么说，经济案件中的主角大多都能活，这一点倒非常符合李世民的理念。
这样说起来，唐太宗李世民是不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皇帝了？这个我没有研究，也真说不好。我要说的是，李世民绝对不是什么圣人，他也存在着说得好做得差或者说归说做归做或者要求人家这样而自己却那样的种种毛病。
贞观十三年，魏徵针对李世民身上出现的一系列毛病，上了个“十渐疏”，就是说，你李世民最近有十种表现是越来越不像样了，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比如对待百姓，起初是像对待自己身上的伤口那样怜悯爱护，现在却着意于奢侈纵欲；另外还亲近小人、喜欢稀奇怪异的东西、凭好恶用人、骄傲滋长、摆架子，等等毛病，让人觉得寒心。
李世民这次又震动不小，他向魏镜子保证：自从看到你的奏章后，我是反复研究揣摩，夜不能寐，深深地感到你说的道理正确性，我已经把它们抄录好贴在屏风上了，早晚恭恭敬敬地观看体会。我还会将它们交给史官，希望千年以后的人们也能够知道这些道理。
魏徵死了，太宗的镜子一下子就没了。他痛哭流涕，如丧考妣。
但是，《贞观政要》却高悬世空，她的影子，在太阳光的直射下，一直穿过千年时空隧道，映得好长好长……
本文所引《贞观政要》按顺序索引如下：
1. 《任贤》第三、《文史》第二十八；
2.《政体》第二、《慎所好》第二十一；
3.《择官》第七；
4.《教戒太子诸王》第十一；
5.《俭约》第十八；
6.《刑法》第三十一；
7.《刑法》第三十一、《公平》第十六、《慎终》第四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