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进我身体的那根刺
我去过一次澳大利亚，是从新西兰动身，坐一艘不大的船，在风浪里颠簸了几天几夜。那次与我一起去的，是梅吉一家，梅吉十岁，船上有她的爸爸妈妈，有她的一群哥哥弟弟。他们晕船，吐得厉害。
梅吉一家要去德里海达，我不知道澳洲是不是真有那样一个地方。因为他们一家是小说《荆棘鸟》中的主人公，十有八九是虚构的人物。按此推理，德里海达也可能虚构，也可能存在。我就是跟着这部小说去的澳洲，并且是将近一百年前的澳洲，荒蛮广漠，苍凉悲壮。那里移民很多，正处在内陆开发时期。
这样说来，我应该随着这世界上的许多小说，去过好多时代的好多地方。但《荆棘鸟》是能带上你一起去的小说，有些小说把你撇在一边自己向前走，有些小说带上你一段再把你抛下。比如同样是乘船出去，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的船会在途中遭遇风暴，剩下他一个人活着。而爱伦·坡的《阿瑟·戈登·皮姆的故事》，一部我偶然读到的小说里，船上缺少食物和淡水，四个人决定用抽签的方式选出一个人作为大家的食物。你和他们一起去，可能被他们吃掉。
跟着《荆棘鸟》就不会陷入危及生命的险境，但你得特别注意，不要陷入其中危险的爱情。
小说中三代女主人公，菲、菲的女儿梅吉、梅吉的女儿朱丝婷，都在危险的爱情中生活。
除了小说作者考琳·麦卡洛，谁都不知道菲一生中深爱的人叫什么名字。我们在小说临近结束的时候才从菲的回忆中知道，那男人是一个有地位、有家室的政治家。菲有了他的私生子后，不得不远离她优裕的家族，一个人被放逐到贫困阶层去了。梅吉是菲的翻版，她把所有的爱给了一位不能与她结婚的神父拉尔夫，然后找了一个不爱的人结婚，然后又生下拉尔夫的私生子。朱丝婷完全是新时代的叛逆者，却也深深陷入与一位德国高级官员的恋情，幸好小说觉得她那一代人不应该有太多苦难，才安排他们结了婚。
真正的爱和一切美好的东西，是要拿难以想象的代价去换取的。许多小说这样写了，《荆棘鸟》在这种想法上又迈进了一步，它在女人根本不能完成的爱情里，展示了女人的美丽，并且是只有献身其中才能达到的美丽。
这样的爱，像是一种宗教。于是，在一个关于爱和命运的十分古老的文学命题中，《荆棘鸟》有了它的新魅力。
这部出版于1977年的小说，我后来才读到中文译本。它对许多想写小说的人有个不错的启示：让一个好寓言在结尾时出现，指代某些人物的某种命运，并且成为一部小说的题目，至少可以帮助小说赢得国外读者。
美国人先被荆棘鸟的寓言感动了，让这部书成为与《教父》一样的美国畅销书，还拍了同名电视剧和电影，在八十年代感动得无数人涕泪俱下。然后是中国，《荆棘鸟》的中文译本也成了畅销书。我在九十年代的公共汽车上，有两三次见过像是恋爱中模样的年轻人，在拥挤的人缝里读着它。还有一次，我在电视台同事的邮购书单上，见到了《荆棘鸟》的名字。
我的年轻同事无疑是有品味的读者，读小说也读其他有价值的文本。他读《荆棘鸟》之后问我，这部书是写爱情的么？
我迟疑了一下，才开始与他讨论。把这部书当爱情小说来读，是一部好小说，但要是当宗教小说来读，则是一部杰出的作品。实际上，在我们能够读到的著名小说里，《荆棘鸟》写到宗教的篇幅最大，描述最多。它写了拉尔夫从二十八岁到七十岁、从普通神父升为红衣主教的经历，怎样完成从普通人到神职人员的转化，怎样与梅吉刻骨铭心地相爱，直到最后死在梅吉的怀里。拉尔夫至少完成了他的一个愿望，他不愿意被安葬在梵蒂冈的地下墓穴里，置身于和他相同的人之中。他愿意葬在这里，在真正生活着的人们中间。这部书还写了拉尔夫身边级别更高的神职人员，还有他的私生子戴恩，一名年轻神父，生活在几乎完全纯洁的思想和精神之中。我翻开同事手中的小说，找到写他在二十多岁时死去的那页，其中有一句话，曾经让我感慨了一阵子。“为什么死对他来说不是一种进入求生的入口呢？对我们其他的人来说，这条道路不是这样轻而易举的。”
如果把《荆棘鸟》当成一部历史小说来读，它的意义就更多了。与其他历史小说不同的是，它展示了澳洲大陆在二战前后的风云变幻，而这部阔大的历史，深入到克利里家族传奇式的家世史之中，与人的欲望、奋斗、痛苦纠结在一起。同样有意义的，还有这片远离战争的澳洲大陆的热血青年，包括克利里家族的第三代人，奔赴反法西斯前线作战的战争史。比这更早的，则是这片大陆上的人们在蛮荒自然中的开拓史，他们怎样度过遥遥无期的干旱、烧毁一切的火灾和无力抵抗的生物灾害，内心平静地生活下来。
如果把它当成心理小说来读，就可以看出小说与作者的不平常之处了。考琳·麦卡洛作为一位神经医学专家，在伦敦获得硕士学位，领导着美国耶鲁医学院神经学系的研究实验，其专业才干表现在对玛丽·卡森这个人物的全部描述之中。玛丽·卡森是澳洲大陆最富有的人，却有着极为严重的心理病态，由此主导了小说中的人物关系，创造了整个故事。这个深深引起人们厌恶却又无法表达厌恶的老女人，是自从弗洛伊德学说影响到文学创作以来，世界文学中表现人类心理病态极为成功的人物之一。
让更多人喜欢的是《荆棘鸟》的结尾。作者写道：“鸟儿胸前带着棘刺，她遵循着一个不可改变的法则，她被不知其名的东西刺穿身体，被驱赶着，歌唱着死去。在那荆棘刺进的一瞬，她没有意识到死之将临。她只是唱着、唱着，直到生命耗尽，再也唱不出一个音符。但是，当我们把棘刺扎进胸膛时，我们是知道的。我们是明明白白的。然而，我们却依然要这样做。我们依然把棘刺扎进胸膛。”
其实，在小说靠后的某一章，梅吉第一次谈到了荆棘鸟，并且说得更好。
“我们就是我们，就是这样，就像古老的凯尔特传说中那胸前带着棘刺的鸟，泣血而啼，呕出了血淋淋的心而死去。因为它不得不如此，它是被迫的。”她说，“……每个人都在唱着自己那支小小的曲子，相信这是世界从未聆听过的最动听的声音。难道你不明白吗？咱们制造了自己的荆刺丛，而且从不停下来计算代价。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忍受痛苦的煎熬，并且告诉自己。这是非常值得的。”
我想到，我们这些真正在写作的人，胸前也有一根棘刺，又尖又硬，让我们的血流出来。那是我们的选择。
但在我看来，小说中的另一段描述，却是一个难以被人理解的寓言。那段寓言的背景是，十一岁的戴恩正盯着青蛙，看它吞下一只几乎比它还要大的蛾子。
小说写道：每十分钟蛾子便有一只脚被吞下去。那蛾子苟延残喘了很长时间，而且当翅尖的最后一部分被吞没的时候，它还不时挣扎一下呢。“哎呀！什么样的结局呀！”戴恩咯咯地笑着。“想不到你的一半在被消化的时候，另一半还活着。”
读到这一段时，我有些忧郁地以为，我就是那只被吞下的蛾子。想不到我和我的写作，就和那只蛾子一样，有一半已经被我所在的世界消化，另一半还活着，在世界的上部挣扎。
用流血的手打碎玻璃
我在下面写到的这件事，发生在1977年。
那一年，比利时学者伊利亚·普里高津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我知道他在1967年提出了耗散结构理论，也知道他领导的布鲁塞尔学派是国际上著名的非平衡态统计物理学派之一，他们的研究在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生态学和经济学等众多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
但他为什么获了化学奖，而不是物理学奖、经济学奖？这让我从作家的角度看过去，看得模模糊糊，不够清晰。
拿我来说吧，我的知识结构算是好的了，很多年里想了很多事情，满足了我大多数情况下的思考，但是要把它们写成文字，我知道的事情就不够广泛，不够深入，不够准确啦。从这一点看来，我的写作也得坚持下去，它是思考的延伸和提升，是对自己的不断建造。
“宇宙是一种不断的建造，而我们加入了其中。”普里高津说，科学和物理学远未完成，而不像有些理论物理学家希望我们相信的那样。“我们还只是处在开端”，这句话没有写在他的《从存在到演化》、《从混沌到有序》、《确定性的终结》里，而是写在《未来是定数吗》之中。
我的一些朋友读过他那些著作。他们比我年轻，愿意接受他的影响，从中发现比较新的独立见解。
实际上，普里高津对社会科学的影响，超过了对自然科学的影响。他与一般科学家不同，做的是更宏大的工作。有人说，在各种学科细分的年代，别人看到了小草和单一的树木，普里高津看到了森林及其附生的地貌，感受到了森林群落在时间长河中的缓慢演替。还有人说，普里高津敢于独树一帜，去探索世界上没有人走过的路。
许多中国人喜欢他，单纯是因为他对中国文化的崇敬。1977年，他从瑞士国王手里接过诺贝尔奖金之后，竟然把太极图亮给在场的人们观看。
他总是站在哲学的高度。我想。
好的科学家与好的作家一样，站在哲学的高度，并不是坏事。现在，我也希望自己向前走去，离普里高津近一些，沐浴在他的思想魅力里。
我找到一条走近普里高津的小径。
那是美国作家托马斯·品钦的短篇小说《熵》，写作的时间大约是六十年代初，早于他写的《万有引力之虹》。
品钦可能是在熵增定律提出一百多年后，第一个对此着迷的作家，并且决定了自己一生的写作。
写了《熵》的标题之后，品钦先引用了亨利·米勒《北回归线》中的一段话：“鲍里斯刚刚对我总结了他的看法。他是个预测天气的专家。天气会持续变坏，他说。会有更多的灾难，更多的死亡，更多的绝望。无论从哪儿看都没有一丝要变化的迹象……我们必将走向、步调一致地走向死亡的牢狱。无人可以幸免。天气不会改变。”
那也是品钦的感受。在他写《熵》的年月，道德与信念严重混乱的二战后遗症来了。越来越多的人将熵的概念移植到社会学中，感受到更多的社会混乱、更深的社会衰败、更快的世界消亡。比如恐怖主义肆虐，疾病疫病流行，社会革命与经济危机爆发周期缩短，环境污染，人性物化，都是社会“熵增”的表现。
按照文艺青年的解释，熵增定律作为热力学第二定律，真是一个残酷无情的东西：宇宙中所有的事物趋向于混沌，也就是熵增。万物像人一样，从出生成长，到衰老死亡，无限地趋向于解体，腐烂，化为细胞，在土中或空中消散；很多人都可以想象这个过程，像一场巨大的泥石流，把一切可以称为美的东西消灭得干干净净，就像它们从未存在过一样。
品钦也像文艺青年那样，看到了他看到的一切。
“而每一位够格的浪漫主义者都知道，灵魂实质上不是什么，只不过是空气。”他在《熵》里写道，变化无常的天气，漫无目的的爱情，预料不到的责任，这些都在岁月里轻易流逝，“不久之后，那些风和雨，还有二三月的恋情，将不会被这座城市记起，就好像它们从未存在过一样。”
沿着这条小径朝前走，我们看见，品钦《熵》里的人物卡里斯托，现在已经五十四岁啦。
他住在四楼，而三楼正处在一场混乱颠倒、无休无止的娱乐派对中，参加者有来自东欧的自由战士，“天使公爵”四人乐队成员，为国务院和安全局工作的女孩，一所大学哲学系的女生们，还有中途闯进来寻欢的海军兵士，从窗户爬进来的邻居。
那种喧嚣让他想起年轻时学习热力学定律的事情。那时，他掌握了一种记住热力学定律的窍门，那就是：要是说事情会变好，你就注定输了——事情总是在还没变好之前就变坏了。不幸的是，许多岁月证实了那一点。更糟糕的还在于，现在的宇宙学家们，已经预测到宇宙最终的热寂。
卡里斯托用手捧着那只病怏怏的小鸟，它像世界一样生病了。他想通过手的热传递，让那只寒冷的小鸟变得温暖，回到健康状态。
小说也提到了克劳修斯。他在1850年描述熵增定律时就注意到热传递，“热不能够自发地从低温传向高温”，这个简单的说法，指出了热力过程运动方向。自然科学家从这一定律出发建立了物理进化模型，最终在一百多年后，又由普里高津创立了耗散结构理论。
虽然小鸟还是死了，虽然卡里斯托用手捧着那只小鸟，可能是拯救小鸟生命的正确方式之一。但他花了七年工夫营造一个完全密封的温室丛林，他和女友从不出去，试图在这片小天地里建立秩序，以抵挡城市的喧嚣，避开天气与国家政治的变幻无常，就不是拯救世界和拯救自己的正确方式了。
过于简单的愿望不能拯救什么，即使是浪漫的乌托邦也不能。卡里斯托的乌托邦即使无害，也不能让小鸟再活下去。“我握着他，”他说，“我把我身上的温暖传给他，感觉几乎就像为他传递着我的生命，或者说是一种生命意识。结果怎么样呢？热传递已经无效？”
而普里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告诉我们世界的发展并非一往直前，而是充满着分叉和选择。他还告诉我们，从存在到生成、从混沌之中涌现有序，有一个不确定性的发展过程。我们置身的世界，既不是全然确定无疑，也不是全然变化无常。
他说的是，这个世界可以得到拯救，我们自己也可以得到拯救，但是要找到正确的方式。
沿着品钦的《熵》这条小径，我们会找到拯救的正确方式吗？
卡里斯托的女友叫奥芭德，她不停地去看已经连续三天水银停留在同一位置的温度计。在她的身边，沉浸在往事中的卡里斯托后来头疼生病了，小鸟在他手中慢慢冷却走向死亡。然后，他也倒了下去。
“突然间，她仿佛看到了从这一切中得到的唯一的、不可避免的结论，”小说写道，“于是她在卡利斯托说话之前便迅速走到窗边，扯掉窗帘，用纤细的双手把窗玻璃打得粉碎，手上鲜血直流，扎入手中的碎玻璃闪闪发光。”
按照普里高津宣讲的学说，奥芭德的方式是正确的。
耗散结构理论是一个开放性的结构。它描述的是，一个不开放的系统只能走向消亡，而一个开放的系统，通过不断地与外界环境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即通过物质、能量和信息的耗散），从而就可能自发组织起来，实现从无序到有序的转变。
还是用小说《熵》的例子，卡利斯托营造的乌托邦是个封闭系统，不能与外界交换物质、能量和信息，而奥芭德在一片激动之中，用流血的双手把窗玻璃打碎，让这个系统变成了开放的系统，他们就可以再活下去，不至于像小鸟那样死掉。
或者用我们写作界的例子。由官方控制的作家协会，像卡利斯托的手一样捧着体制内的作家们，而作家们没有飞翔也没有歌唱，并且像失去体温一样，一点点失去他们的写作能力。要是奥芭德早一点打碎玻璃，让他们进入开放的系统，那就好了。
我现在在世界的巅峰
帕克与埃尔维斯合作了二十年以上，到了1977年就不能再继续了。那一年埃尔维斯死了，四十二岁。
作为埃尔维斯的演出经纪人，帕克可不想让他过早死去，但是任何经纪人都无法阻止一个歌手死亡，或者事情正好相反，他们会在歌手的背后再推一下，加快他走向死亡的脚步。这样的事情，人们见过的多了，还用举几个例子？
帕克是在五十年代过半时发现埃尔维斯的。那时他刚脱掉卡车司机的工作装，出过一张土得掉渣的唱片，全国排名前四十位的电台都没有兴趣播放。他只在常去演唱的酒吧和他居住的城市里享有名气。如果不是遇到帕克，他会像美国所有的潜力歌手一样，在平庸的经纪人的安排下，在平庸的演唱中耗尽才华，永远都不会登上巅峰，变成影响一个时代的伟大歌手。
这方面，你不得不佩服帕克的运算精确。帕克在埃尔维斯常去演唱的酒吧里默默坐了几个月，听啊听，想啊想，才明白了一件事：怎样把他打造成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歌手。
第一个步骤，让他走性感的路子，不仅对姑娘们亮出性感，吸引她们直到尖叫，也对男孩子们显示性感，引起他们这方面的自卑心理。这样一来，事情就成功一半了。
第二步非常简单，安排他开演唱会，再花钱雇几十名女性在现场带头欢呼尖叫，观众的情绪马上被引爆了。这就让他的歌迷近乎癫狂，让他的名气像吹气球一样膨胀。
这些都是比较低级的做法，但却是一种很有效的策略。如果在帕克使用它之前还没有别人使用的话，也可以算是帕克的原创。
当然，还有很高级的策划。帕克是那种有预见的经纪人，从美国年轻人躁动不安的情绪里，预见到他们会追求符合自己的事物，冲破美国社会循规蹈矩、墨守陈规的主流观念。他们正在寻找像埃尔维斯这样的人：叛逆的声音，性感的舞步，以及考究的发型，放荡的服饰，以及坏男孩式的性感中流露出的一种玩世不恭。
他的歌唱表达出了少年人的叛逆，而他们正是未来潮流的主宰。其他经纪人和歌手还没意识过来，他已经被推上音乐之王的宝座。
一切都是设计好了的，他可能不需要过人的才华，只要长得够帅、有着迷人的眼神、流露出一种柔弱气质、演出时特别投入，这就够了。而他在舞台上的表现算得上完美。在场的每一个观众，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都会感觉他的手是向自己伸过来的，所以他们也都跟着摇滚的节奏扭动自己，把手伸向他那个方向。
那个年代，在埃尔维斯身边，唯一清醒的人是他的母亲。
她有一种来自遥远年代的忧虑。他的家族前几代人没有任何骄傲的地方，从曾曾曾曾祖父那里数过来，没有一个能驾驭自己的生活，移民到美国以后几百年的时光和机会都浪费掉了。这好比说，心像天上的白云那么高，命运却像沟里的树根一样低，并且生长的方向一直朝下。
埃尔维斯是她头一胎生的孩子。本来那一胎有一对儿子，第一个生下来的是埃尔维斯，第二个却是个死胎，并且这两个兄弟搞坏了她的子宫，让她不能再有孩子了。尽管埃尔维斯时常暗地里暴发躁怒，但实质上柔弱，永远也长不大，永远不能照顾自己。
小时候埃尔维斯偷过一个苹果，拿回家来给了母亲，母亲一直揪着他的耳朵，把苹果给人送了回去。母亲担心的是，儿子长大了会像父亲，因为伪造支票而被抓进监狱。在靠政府救济金生活的一大段贫困日子里，母亲甚至不能保护孩子让他的自尊心不受伤害。她早就发现，当她买不起鞋子，只能套上几双袜子在街上走路时，儿子的心情糟透了。
当埃尔维斯只是业余歌手时，出狱了的父亲说这是毫无用处的爱好，母亲表现出她的理解和支持。当埃尔维斯出了第一张唱片，有了第一份收入，父亲显得特别激动，母亲淡淡地说，只要他快乐就好。这种态度上的不同，会让中国人想起一种他们欣赏过的道德评价。某个朝代的某年某月，有两个人划船出去，遇到一个想搭船的人，胖者同意他上船，瘦一点的不同意。过了一会儿，岸边来了一群壮汉追赶那个搭船的人。胖者想赶那人下船，瘦一点的人还是不同意，理由是既然允许那人上船同行，就不能在遇到危险时把那人赶走。
在这个故事中，胖者容易变换自己的观念，瘦一点的人事先与事后都想到自己的责任。那个瘦一点的人像埃尔维斯的母亲。
后来还有一些时候，母亲总是劝儿子见好就收，钱够生活支出就够了，并不需要太多。母亲想的是，快乐比钱更重要。
但是，埃尔维斯听不进去。他对母亲说，妈妈，我现在在世界的巅峰。
在世界的巅峰。
这感觉真好。
唯一让他不满意的是，母亲对他的约束太多了。
差不多每天或每个星期，他都要在两个角色之间进行转换。一个是舞台上扭动着性感舞步的坏孩子，另一个是妈妈在家里的乖儿子。这种不停的转换让他很恼火。但是当他想起过去时，他又会为自己的这种自私念头惭愧不已。他无法离开母亲，过一种自由自在的日子，无拘无束。
埃尔维斯的成名，几乎不能用成名来形容了。那一年，有人数了一下，在美国二十张最畅销唱片中，有十四张是他的作品。还有人说，他首次去好莱坞拍了电影《温柔地爱我》，电影拍成后仅放映四天就收回了成本。这个纪录保持了近二十年，才被《星球大战》打破。
埃尔维斯收入的增加，也几乎不能用增加来形容。还是在一年多以前，他身为卡车司机，每周能挣到三十五美元，现在一次电视出场费十万，一次演唱会二十万，一张唱片四十五万，一次电影片约也有二十五万。去掉经纪人帕克拿走的一小半，他一年的收入轻轻松松地超过了百万。
再过两三年，母亲去世了，这意味着再也没有人能够影响他，让他慢下来，或者停下来。
他成了一台机器，一台满负荷疯狂运转的唱歌机器，一台只能运转四十二年的机器。
他死去许多年后，我才看到他在1977年，也就是他死去那年的演出视频。我看了一半就按了暂停，他已经肥胖得严重变形，实在让我不忍心再看下去。
后来我还读到描述他生命最后几年的一篇文字，也是没看完就放弃了，不想再看下去。
“埃尔维斯在每次夜场秀结束后力气放尽，助理就会打开一个信封袋，从里面倒出一堆五颜六色的巴比妥盐药片、药丸让他服下，接着在他的臂弯打下一针静定剂。”那篇文字说，这位天王巨星在吃上三份芝士汉堡之后，脑袋总是不自觉地垂下来，助理得立即把他的嘴撬开，挖出还没吞下肚子的食物，免得他因此噎死。第二天，“当他一醒过来，立刻为那浮肿的身子打上一针兴奋剂;同时猛吸几口古柯硷，然后便准备起当晚的夜场秀。”
那篇文字按惯例称埃尔维斯为猫王。然后分析说，我们周围有许多知名人物都因某个原因，直接或间接地毁掉了自己的生命，这方面猫王并不是一个特例。这些人都有自己的成就，但他们的成就越大，离快乐就越远。
有些犯罪不能宽恕
现在换个小众的话题，说一说南非作家拉·古玛。
他是南非黑人作家中的一个，并且随他们流亡国外，遇到了宽松的出版环境。我知道他出国前多次受监禁，因为他激进的革命理念，因为被指控的叛国罪，最后不得不流亡。但在很长一段岁月里，我并不知道他之所以逃得出去，是由于当时大赦国际组织发挥了作用，用他们的国际舆论给了南非很大压力。
这个话题还关系到俄罗斯作家布罗茨基。按照他出生的时代，他应该在斯大林死后才开始写作。但在赫鲁晓夫下台前后，布罗茨基被法庭认为“具有性格上的精神变态特征”，判了五年流放。关于这件事，一般的说法是由于苏联文化界人士奔走呼吁,他只在流放地待了不到两年，但我偶然知道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得到了大赦国际组织的营救。
有趣的是这两名作家的政治倾向完全相反，一个在非革命国家向往革命，一个在非民主国家向往民主，但据说他们都得到了大赦国际的救援，迁居国外，继续写作。
我想知道这个组织的更多资料，接下来又在另一篇文章里读到，至1971年，这个组织创建了十年，总共解救了2000名政治犯，是当时世界政治犯总数的一半。我愣了一下，前面的数字可能是对的，后面的比例肯定错了。我立刻想到，仅在这十年的后五年里，我所在的省份正在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哪，每年新增的政治犯就很多很多，并且我知道，其中决没有一半人被大赦国际营救出来，很可能一个人也没有。
我这样说的根据是，从那时一直到现在，大赦国际成立的半个多世纪里，我所在的省份没有一个人跟我谈起过这个国际组织，无论是说它好，还是说它不好，是说它特别重要，还是说它微不足道。
当然，我也没有跟别人谈起这个国际组织，因为我对它知道得不多，与我身边的人一样。
但在我对大赦国际还一无所知的1977年，这个组织有两件事情可以写进历史：
一是它在瑞典召开了关于死刑问题的国际会议，那时，只有十六个国家没有死刑，那次会议之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废除死刑的行列，有的国家在法律上没有废除，但已经好多年没有宣判和执行死刑了。而废除和减少死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不论哪个国家都有错判死刑的，处死的人越多，错死的人越多。
二是它获得了那一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评审委员会的颁奖声明说，这个团体运用其力量来保护人类生命的价值，给予因种族、宗教、或政治观点而被监禁的人，实际的、人道的和公平的支持。
许多年后，终于让我对它产生浓厚兴趣的，是一套叫做《目击世界一百年》的书，一篇题为《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大赦国际》的短文说：诺贝尔授奖委员会宣布，为了“挽救自由的土地”，大赦国际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以伦敦为基地的这一组织是由彼得·本南森律师于1961年创立的，目的是请求给予有良心的罪犯自由。大赦国际并不帮助那些使用暴力或曾鼓吹过使用暴力的人。
我得承认，对一名像我这样的写作者来说，“挽救自由的土地”、“有良心的罪犯”、“不帮助使用暴力或曾鼓吹过使用暴力”，这些短语很有诱惑力。或者说，只从这些短语字面上的意义来说，与我写作的关系就很密切。
我是个不喜欢暴力的人。我看过的暴力犯罪太多了，像北方冬天的雪，纷纷扬扬，铺天盖地而来，让人寒冷和恐惧。另一方面，我很瘦弱，我很胆怯，没有能力反抗它们，但我还没有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决不会喜欢施加暴力的人。
我相信，暴力犯罪是不可宽恕的。
有一本书我读过两遍，书名叫《宽恕》，但说的都是不肯宽恕的事情。
作者西蒙·威森塔尔曾经被关在纳粹集中营里，他和妻子的整个家族几乎都死在那里。某天，有个年轻纳粹伤势很重，死前要找个犹太人忏悔自己的罪恶，西蒙被找去了。
这个纳粹士兵忏悔说，他们把几百个犹太人赶进一个三层楼阁，打开手榴弹保险栓，从窗户把手榴弹扔进屋去，我看到二楼的窗户后边，有一个人夹着一个小孩儿。这人的衣服正在燃烧。他空出的一只手紧捂着孩子的眼睛，带着孩子跳到街上。随后，其他窗户也有很多浑身着火的人跳了出来……我们开始射击……子弹一排一排打了出去……
纳粹士兵说，我知道我给你讲的那些事是非常可怕的。在我等待死亡的漫长黑夜里，一次又一次地，我希望把这事讲给一个犹太人听，希望能得到他的宽恕。但西蒙保持沉默，最后一言未发，离开了那个房间。当晚，那个纳粹士兵死去了。
几十年里，西蒙都在想，他应不应该接受那个士兵的忏悔。
几十年后，有四十多位世界知名人物回答了西蒙提出的问题：你是否能宽恕一个如此深地伤害过你的人？你是否有权利代表别人来宽恕一个凶手？对罪恶和罪人该如何区分？一个人是否应一辈子担当自己的罪过？良心是来自宗教还是人的本性？
书中一位知名人物觉得，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每一个人，每一个世代，只要还有战争，还有党同伐异，还有人与人之间的伤害，那么这些问题就值得哲学家们和普通人不断地去思考。
对于使用暴力伤害人类的罪犯，决不能宽恕。书中的知名人士认为，那些罪犯想得到宽恕，需要完全忏悔自己的罪行，并且要有足够多的救赎行为证明自己的诚意。只有被他们害死的人，才有宽恕他们的权力，而被害人已经死去，罪犯们得不到宽恕了。
《宽恕》出版于1976年，也就是大赦国际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前一年。这样看来，大赦国际不帮助那些使用暴力或曾鼓吹过使用暴力的人，肯定是对的。
有人把大赦国际看成一个非政府组织，不受任何政府、政治派别或宗教派别的支配，也有人把它看成一场站在人类立场上的思想运动。
它既不考虑政府和反对派的意识形态如何，也不考虑个人的信仰如何。
它关心和保护一些非暴力的意识形态案件中涉及的受害者，但它既不支持、也不反对受害者的观点，既不支持、也不反对任何政府或政治制度。
它反映了民众对他人命运的义务感和责任心。
可是，在充满暴力的二十世纪，它不会得到各国政府的欢迎和支持，却很容易成为大部分国家的攻击对象。在二战后漫长的冷战时期，世界差不多分成了两大阵营，其中一个阵营将大赦国际视为苏联人领导的共产分子；另一阵营将之视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爪牙。
在那个世纪中，政治的重要性被放大了许多，政治的正义性也被放大。
打开电视，翻开报纸，你和我都会看到政治的风云变幻：不同的政治派别，会有不同的正义主张；即使同一种政治派别，也会不断改变其正义主张。而在林林总总的被滥用的正义面前，你和我还看到各种正义掩盖下的暴力行为，有很多倒下去的人，鲜血淋漓。
这个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如果你不可以对一只猫一只狗一只羊使用暴力，怎么可以对一个人和一群人使用暴力？
作为一名写作者，我愿意站在人类最终利益的立场上，反对暴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