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06期  
      新锐


许艺,女,汉族,生于1983年,宁夏隆德人。有小说、诗歌、评论散见于《上海文学》、《山花》、《文学报》、《红豆》、《青年文学》、《绿风》、《诗选刊》、《黄河文学》等,曾获《上海文学》短篇小说大赛新人奖,现居宁夏固原。
 
男人们
许艺

 

     母亲一定是选在我们熟睡的时候离开的,比如午夜时分。

  那时草叶上的露珠还没结成,地面上只是蕴着些薄薄的湿气。母亲将枕在臂弯上的弟弟的脑袋轻轻挪下来,又将妹妹压在她腹部的小腿移开。做完这些之后她没敢再制造更大的声响,她静静地坐着,或者还用温热的目光抚摸了我们被油汗浸渍得光滑的脸颊。等我们一点点陷入更深的睡眠,她就踩着深夜薄薄的湿气离开了。母亲的双脚在下山的黄土路上一定扑起了一条肥壮的蟒蛇,可惜我们既没有看见那蟒蛇怎样从地面上渐渐腾起,也没有看见它怎样碎裂重新碎成尘埃落回地面。

  母亲是大人,她可以不必征得我们的同意就把我们生下来,随意地成为我们的母亲。她也可以在任何一个深夜随意地离开,选择不再继续给我们做母亲。在有权利将这样的随意在新的生命那里重演一遍之前,我们只能接受——接受被生在任何一叶竹席上,在任何一个季节。母亲不怎么擅长创造(她一定不知道这一点,否则就不会常常抱怨她的丈夫是石头了),她毫无章法地把自己的宽额头或者高颧骨分配给我们,她把一个完整的自己七零八落地拆散了。我们因为分别拥有其中的几部分而密切地聚集在一起。有一部分母亲谁也没有得到,它们就那么孤单地留在母亲那里,并最终孤单地、永远地消失。我们的容貌充满了组合的偶然性,这还与一个我们叫他父亲的人有关。这个人可能是教授、商店老板、酒鬼,或者屠夫。当然,也可能是我们的父亲这种父亲,他所做的事情是修房子。他大约很乐意为别人修房子,甚至以此为生,但首先他必须修一幢供我们全家人居住的房子。不幸的是,这位父亲修的房子总是不出七天就会塌掉。这并没有什么可埋怨的,有的父亲可能一次就修好了房子,但他们种的麦子却总是结不了几个麦穗,或者他们的生意总是赔钱、戒不了酒成天喝得眼珠通红、无法涮出一副干净且没有被铁棍捅破的猪肠子,等等。即使如此,父亲却从没有放弃过。这样的父亲总比一个遇到困难就退缩的懒汉强,但在母亲眼里,这似乎并不是什么优秀的品质。父亲每一次清理废墟重新浇筑地基的时候,母亲总是依靠着榆树把双手搁在灰布围裙下,我们知道围裙下她的中指正狠狠地抠着拇指内侧的指甲和皮肉——她焦躁不安的时候常常这样——嘴里愤愤地念着:

  “石头!石头!刀枪不入的石头!”

  母亲是美丽的,也还年轻。她手指修长,更适合弹钢琴或者玩纸牌;她脖颈纤细得像天鹅一样,去跳芭蕾一定会引得人人嫉妒。我们猜想她一定更想嫁给戴金丝圈眼镜的教授或者拥有葡萄酒窖的木料场老板,而不是每天让双手在石灰水泥木梁之间来来去去。她也一定试图改变过父亲,可每次谈话之后父亲总还是撅着被涂料溅白的肥屁股专心地搅拌砂浆,母亲强忍眼泪仰头望着天狠狠地念叨:

  “石头!石头!比石头还要坚固的石头!”

  父亲生来就是修房子的,一个人怎么可以随随便便从修房子的变成教授或者老板呢?如果大家都这样变来变去,我们还怎么知道谁是谁呢,那生活一定会乱套。母亲从来不会去想这个,她只是抱怨父亲“石头!石头”,仿佛父亲比院子里的榆树还要坚硬,多大的风雨和烈日都不会让他挪动一小步。

  大人的世界总是这样,我们没有资格去说什么,也没兴趣去谈论这些。我们只是在天亮的时候被父亲暴风一样的声音喊醒去镇上拉回新的木料、水泥或者别的建筑材料,在天黑的时候蜷在榆树下的破帐篷里进入梦乡。榆树的一旁永远是又一次新砌的地基,或者四壁尚未架上屋顶的墙,有时候那里会是一幢等待坍塌的新屋,看着就让人担心。

  母亲离开后的第一个清晨,当父亲明白发生了什么之后,他瞪大被石灰伤过的眼睛,像被烫伤了那样甩着双手。父亲咆哮着走进昨晚刚刚完工的新屋里。他咒骂着母亲,说她是个蠢女人,看见新屋修起来了却还要愚蠢地离开。像以前无数次发生过的那样,屋顶和门窗嘎吱嘎吱地响起来,像个站不稳的坏女人那样左扭右扭。我们姐弟三人退到榆树下,捂起耳朵等待着那熟悉的一幕。窗户开始变扁,屋顶的横梁吃力地发出骨头即将折断一般的嘎嘎声。我们一顿一顿地点着脑袋在心里默数一——二——三——,新屋子就塌了。

  毫无疑问,父亲的咆哮声太大了。

  父亲叫喊着从歪歪扭扭的窗口钻出来,我们很理解地望着他。与母亲走掉相比,屋子塌了又算得了什么呢,何况即便母亲不走父亲不咆哮,它终究还是要倒塌。如果咆哮能让此时的父亲好受一些,我们完全不介意新屋现在塌还是改天塌。我们重新套好车,去镇上拉新的建筑材料,这是我们唯一能做的。妹妹和弟弟动作异常敏捷,谁都明白他们是在向父亲表达同情,可我们谁也不说什么。我驾着车子拐弯的时候看到父亲垂着双手愤怒地瞪着眼睛,他似乎并不领我们的情。聪明机灵的弟弟也发现了这一点,他忽闪着那双睫毛浓密的大眼睛望望我。弟弟是我们姐弟三人中最漂亮的,他从母亲和父亲那里分得了最好的部分,父亲总是从他的脸上看到自己俊俏挺拔的鼻子,母亲也总是在他那里看见自己有神的大眼睛。我们谁也想不明白他究竟付出了什么而得到了这些,但他因为这毫无道理的理由常常得到父母更多的呵护。不知为什么,我躲开了弟弟的眼神。他扭过头去,将母亲的眼睛望向塌毁的屋子和那旁边的榆树。

  一切如故,只是少了母亲依靠在树下抠自己的手指。我们在心里重复着她绝望的念叨,仿佛过去和现在是一块断裂的砖头,我们用心中的默念作砂浆,将砖头上那不能忍受的缝隙弥合起来。我们努力唤醒着记忆里母亲的声音和情态,“石头!石头!”

  

  母亲离开以后,驾车的差事就非我莫属了。我驾着车子满头大汗但娴熟地往来在这条黄土路上,妹妹和弟弟分别坐在车辕的左右两侧。

  “真是三个能干的孩子。”

  “看最小的那个,长得既像他父亲又像他母亲,长大了一定像他们一样能干。”

  车上拉着一套新的实木门窗,木头潮湿的香气还未散尽,又混杂着些我们熟悉的驴皮胶的味道。弟弟谦逊地低下头,羞涩地摩挲着窗格上木头的纹理。我们在路人的赞美中驰过。

  远远地就听见墙壁倒塌的轰隆声,接着看见腾起的土雾。早上塌剩下的一壁墙在我们拉回新门窗之前又倒塌了,父亲此前一直试图加固它。作为这位父亲的孩子,我们从不担心他会被屋顶或墙壁砸到,他像我们熟悉怎样驾车一样熟悉新屋的嘎嘎声,知道怎样以最快的速度躲开屋顶和墙壁的威胁。我们把车停在榆树旁的时候,父亲正拿着水平仪和角尺检测石砌的墙根,他的头发里落满沙土。看看损毁的旧门窗和车上我们拉回的新门窗,父亲赞许地挥了下他手中的角尺。

  生活每天都过得忙碌又充实。我们原本可以像磨道里戴着眼罩的驴子一样终生不走出磨轴的半径,可是这天,弟弟出事了。我们的磨轴断裂眼罩脱落,我们的磨道没了。

  这一次父亲的新屋竟然度过了七天还安然无恙。他得意地赤脚坐在屋檐下,一只手空垂着无意识地摇晃或抽搐,一只手攥着酒瓶的长颈。父亲故作随意其实小心翼翼地用后背抵住窗下的半截墙壁,任黄亮的阳光钻进他乱蓬蓬的头发,照亮那些堆积在头皮上的沙尘。穿过酒瓶的阳光变成了淡淡的油绿色,父亲兽爪一样的手指和指甲里黝黑的尘垢都被那油绿的光彩华丽地包裹起来。

  夜色降临的时候父亲讲了房屋居住的诸多优势,把我们从出生就居住的帐篷贬得一钱不值,然后殷勤邀我们进新屋睡觉。我说闻不惯新屋的石灰味儿,妹妹说受不了新屋的潮气,弟弟说新屋顶和新门窗的木头味儿会让他心慌失眠。我们再三拒绝的时候父亲的自尊明显受到了伤害,可谁也不想在做梦的时候被呜哩哇啦的惊慌叫喊吵醒,然后相互提醒着掉下来的砖头瓦片、拎着裤子从新屋的炕上跳到星辉斑斓的院子里。那样的事情我们经历得已经够多了,多得让我们不想重复更多一次。

  父亲独自去睡了,还关上了屋门。我们想提醒他屋门还是像以前那样敞开着才方便应对突然的坍塌,但大家都没说出口。

  从未有过的第八天。

  弟弟说了一夜的梦话。当第一束光亮射进帐篷的时候,我们全都把脑袋探出去寻找坍塌的废墟。清晨的阳光散射着琉璃一样的光泽,我们新屋的屋顶在这样的阳光中显得神采奕奕。我们用拳头揉揉眼窝里粘稠的眼屎再望一眼,叹一口气各自又倒在了枕头上。

  我们从没有遭遇过这样的空虚和寂寞。

  我们从没闲过这么长时间。

  我们闲得牙齿发痒,浑身的骨头像长了刺一样瘙痒难耐。避开父亲,我们悄悄套好车时刻准备着在一声轰隆声之后去镇子上拉建材。弟弟用弹弓打过露在屋檐外的那根主梁,妹妹夸张地站在墙边咳嗽过,然而——我们无所事事,空虚至极。背靠榆树呆呆地望着这诡异的屋子,我们第一次感到失落,茫然无措。

  弟弟百无聊赖地折短一截榆树枝,摘下几片墨绿的老叶子丢进嘴里嚼着。唾液和榆树叶的黏液纠缠在一起油腻腻的时候,他就把那黏液吐出来涂在鬓角消暑。整个中午他都在嚼那些叶子,妹妹恶作剧般地帮他守护着那恶心的黏液,看它们快要滑落时就用榆叶接住,重新涂回他的鬓角。渐渐地,他把整个脑袋都涂上了这恶心的黏液,像一只翠绿的青蛙。这只青蛙躺在榆树的荫凉里,和妹妹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

  “二姐,你要嚼么?榆叶里有母亲的味道。”

  “你是说树香和奶香是一个味道吗?”

  “如果你是母亲,你会走吗?”

  “这个……那如果你是父亲,你会去做别的吗?”

  “好凉快啊,我骨头里闲出来的那些刺全消了。”

  “那很好,最好能把你脑袋里那些刺一起消掉。”

  “二姐我凉快得发冷呢,我像叶子一样凉了……”

  

  如果没有我的一声惊呼,不知结果会不会有所不同。在妹妹昏然睡去的时候,涂着黏液的弟弟变成了一只硕大、翠绿的树虫。我看着他躺在那里静静蠕动,渐渐缩小。起初我以为他在玩什么调皮的小把戏,直到他小到像一只真正的青虫那么大的时候,我才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我惊呼:

  “弟弟变成树虫了!”

  妹妹惊醒过来的时候,弟弟已经成了一条真正的虫子。翠绿的它快速地变深,变成了不祥的红棕色时,它开始剧烈地扭动。弟弟那一双大眼睛现在比芝麻还小,但谁都认得出来,那是弟弟从母亲那里分得的那双有神的大眼睛。

  虫子摇头摆尾不安地扭动着,我们都看出了它的惊慌。当红棕色的外壳渐渐从尾部开始和它黑色的肉体剥离时,虫子咧开嘴巴大叫着,可谁也听不见它的叫喊,这种树虫是不会鸣叫的,它躺在我的手心用尽全身的力气扭动、抽搐。它正与另一种力量搏斗。小小的嘴巴因为疼痛而撕裂开,黄绿的液体从撕裂的嘴角渗出来。它在表达疼痛,同时在向我们呼救。

  必须立刻送医院!我捧着它,怕跑得太快它从我的手心掉落,又怕合起手掌来攥住它疼痛的身体会让它更痛苦。我就那样半握拳捧着我可怜的弟弟飞奔。妹妹和父亲都认为我过于惊慌了,我来不及给他们看看手心的弟弟疼成了什么样子,我只是用最严厉的声音呵斥他们:

  “快一点快一点!快去驾车,来不及了!”

  我的呵斥像暴风摔打着铁皮,父亲终于紧张起来,慌乱地去套车。妹妹也慌乱地奔向我。父亲和妹妹的慌乱让我稍稍感到放松,有人与我共同分担这件事情了。可当我展开手掌看弟弟时,我的心又陡然间揪起来。疼痛明显地掌控了他,他连扭动都不能那么尽情了,我看到棕红色的壳与他的肉体越来越明晰地剥离开来。形体毁而精气散,它们将最终剥离开来……心像一把铁锁沉到了水底,我嗅到了死亡隐藏在树梢间的气息。

  “弟弟的壳快掉了!”妹妹也看出了这趋势,她惊呼起来。

  我连忙呵斥她:“不要说话,快跑!”

  妹妹将这情状用语言传达出来,让我感到万分惊恐,似乎这话是一枚钉子,含在嘴里时它只是一堆铁屑,可这钉子一旦飞射出来就一定会把一桩事实像标本一样活活地钉在墙上,再也没有辩驳的余地。

  父亲的车为什么还不来?为什么还不来?

  我不敢去看掌心挣扎的弟弟,我怕看到他的痛苦而我对这痛苦无能为力。我感到身体内无数条串连起我的绳子绷得紧紧的,就快要挣断了。我本能地想寻找解脱,可这一闪念的自私立刻被我掐死。如若真的去实现这解脱,对于弟弟将是怎样的背弃啊!我只好将所有心思都集中到等待父亲的车子上,以此来逃避这痛苦。

  车子还不来……我无望地仰起头,太阳像一个巨大的黑斑烙在灰白的天空。我强迫着想要逃避的自己再去看一眼弟弟。它几乎已经不扭动了,它的肉体正和它的壳完成最后的一点剥离,那黑黑的肉体逐渐紧缩起来,弟弟的活气随着水分和血液一点一点地散发掉。

   “爸爸——爸爸——”妹妹在车轮腾起的尘土里大声喊叫起来,慌乱的父亲驾着车子一路追赶我们,却不知道他刚刚越过了我们正独自驾着车子向前冲去。父亲不知道有多久没有走过去镇上的这条路了,从我们记事起他就一直在我家的宅基地上忙活,或许他早已忘记了怎样在路上做事。也可能石灰伤他的眼睛很重,我们平时不曾察觉。弟弟的命就在我的手掌心里,气若游丝,可我们的父亲却凶猛地往前冲去,仿佛弟弟的命远远地在我们的前面。

  “若父亲看得见我们,驾着车去医院弟弟一定还有救,可这样……”我近乎绝望,奔跑的脚步越来越沉重。我懈怠地看一眼弟弟,这个干巴巴的在我的掌心缩成一团的黑东西,它的眼睛干瘪地贴在上面,随时都会干成碎屑掉落下来。我觉得此刻的奔跑完全是徒劳,只是碍于妹妹在场,碍于弟弟一丝微弱的气息还在我的手掌心浮游,我不好意思停下这追逐着生命的脚步。在这种时候,任何徒劳的举动都是最深沉的道义。妹妹大步奔跑着越过我,去追赶父亲和父亲的车。她毫不迟疑,仿佛她原本就是要追逐看不见我们的父亲。她追赶并叫喊着,以便于父亲看见我们。

  父亲终于听见了,他意识到了自己犯下的错误。他慌乱地调转车头,驾着车回来接我们。可是,父亲再一次越过了我们。他肥硕的屁股在车座上辛苦地摇摆,他的背虔诚地伏下。他想更快一些,他正在追赶儿子的生命。他和他的车子在飞扬的尘土里奔跑,久久不肯停下来。

  弟弟的外壳完全剥离了。那壳像干涩的苹果皮一样空空地蜷缩在我的手心,而它黑黑的肉体失尽了所有的水分,终于干成了一片卷曲的枯叶,连着半截叶柄。妹妹接过枯叶弟弟,看着,慢慢地缩紧手指。我大叫起来,生怕她把它攥成碎末。死亡的气息从脚底升腾起来,无处躲藏,它以它的沉重拖拽着我的身体,让我往地面沉下去。它甚至细致地拽紧了我面部的每一块皮肤,我感到无比疲惫,额头,眼皮,面颊,全都像垂挂的软面片一样往下降落。我相信我的整个脸面都会一片一片地掉落,只有鼻尖的一块皮肉会因为高高耸立而挣脱整体的坠落,独自挂在高处。妹妹不知事态严重,单手掬着弟弟继续奔跑,一边叫喊着:“姐姐姐姐,快点啊……”

  气喘吁吁的父亲不知何时调转了车头,这时候,他又一次越过了我们。我和妹妹暴躁地喊着父亲,无望地看着他向前冲去。我们相互望一望对方,决定放弃父亲可能提供的帮助。我们打算跑去车站坐车。

  

  小巴客车一路往前开着,客车喷出的黑烟和呛鼻的汽油味儿标榜着它的速度,我们感到些许安慰,打开车窗让凉风带走横流的汗水。妹妹小心地护着枯叶弟弟,以免吹进车窗的风将它带走。没有人上车也没有人下车,更看不到一个停靠的站牌,车上的人都昏昏欲睡。秃顶的司机戴着遮阳镜不时地晃着脑袋,我们怀疑他也在打瞌睡。

  对司机的不信任使得焦虑再一次攫住了我们的心。我停止了思考怎么跟将要见到的医生描述弟弟的病情,我鼓起勇气喊了司机,问他医院还有多远。他错将医院听成了墓地,用刚睡醒的浓重鼻音说,墓地刚刚错过了。妹妹锐声强调说:

  “是医院,医院!”

  “都一样。”司机回答说,“医院刚刚也错过了。”

  我和妹妹对望着,不知该怎么办。车上的乘客倒被我们惊醒了,七嘴八舌地建议我们应该耐心待在车上去下一家医院,因为现在我们正行驶在两家乡村医院之间的中点,与其下车跑步去前一家,不如坐车去下一家。他们唏嘘着,同情我们的遭遇,年长一些的几位说服妹妹展开手掌,希望能看一看我们的弟弟。妹妹迟疑着展开手掌,他们发出集体的叹息,其中一位满有把握地说:“这不是枯叶,这是茶叶啊!”

  妹妹展开手心,惊讶但笃定地说:

  “弟弟变成茶叶了。”

  车上的乘客们又一次唏嘘叹息:“她们的弟弟变成茶叶了!”“司机啊你开快一些吧,她们的弟弟变成茶叶了!”

  茶叶弟弟。它还会继续变下去吗?

  病人和病人家属在医生面前总是显得愚蠢不堪,我们也不例外。妹妹举着汗津津的双手将弟弟捧在手心,我甩着额头的汗水在一旁急促地述说整个经过。医生在妹妹的手心拨弄着,全然没有兴趣听我在说些什么,我的气喘吁吁让他厌烦不已。拨弄够了,他抬抬眼镜说:“病情已经进入稳定期了,短期不会再发生什么大的变化,家属完全没必要着急。你们自己先看护一下,我做完这台手术就过来。”

  “你是说它终于不会再变了吗?”

  我不觉得我的疑问有什么不妥当之处,可医生深深地皱起他的眉头瞪我,妹妹连忙补充道:

  “对不起,姐姐的意思是,弟弟现在像父亲一样坚固了吗?”

  医生连额头都皱起来,眼镜被他皱起的鼻梁抬高了,“坚固的父亲?它可完全不同!你们不懂。等我。”说完他夹着病历本往楼道的另一头走去。我们站在安静的楼道里,在刺鼻的来苏水中为自己愚蠢的急切和慌乱的奔跑感到羞愧。

  医生的话多少鼓舞了妹妹,“医生说‘稳定’的意思,大概是说它不会再变了。”妹妹提议我们先去买一杯茶水喝,润一润因奔跑而像泥坯一样皴裂的嗓子。我梗着脖子干咽了一下,看看她掌心静默的弟弟,点点头。

  我们坐下来,将弟弟放在茶摊的小木桌上。妹妹细心地挪了个位置,以免桌面上翘起的一根木刺扎到它。被妹妹手心的汗水浸了这么久,弟弟竟好像舒展了一些,卷曲的叶面因水分而变厚了,两颗黑眼珠也不再突出得让人担心它会掉落了。

   “不知道父亲能不能追上我们。”

  “他追一会儿觉得不对,自己会调转头再追的。”

  “他会的。记得母亲说的吗?‘石头!石头!比石头还要坚固的石头!’”

  “是啊……没准父亲又回去修房子了。”

  “新房子一定会塌吗?”

  我们正说着,茶水送上来了。两只杯子里各泡着一棵枝叶茂密的大树,完整的树根上细细的根须在杯子里飘游,茶水满得溢出来。我们含住杯沿畅快地酣饮,温吞吞的,略带涩味,咽下去嗓子里却回起一股亲切的奶香。那特别的味道一定来自于树根的某种分泌物,心头腾起的灰尘在茶水的抚慰下慢慢散去。一切漂浮不定的都会让人痛苦。喝完后我们各自又要了一杯。这时,才发现弟弟被浸在溢出的茶水里,已经完全舒展开来了,是一枚褐色的榆树叶。

  弟弟……

  妹妹从杯中折下一段树枝来,伸进杯子蘸了水滴到弟弟的身上,我们紧张地看着它铺展开来,叶面越来越丰厚。妹妹因疲惫而苍白的脸重又涨得通红,她压抑着不让自己叫出声来。

  褐色的弟弟渐渐变淡,变成黄色、黄绿色,妹妹用蘸水的树枝从头到脚轻拂着它。我们跪在长条凳上等待着,默默地呼唤,看那两颗黑眼珠越来越饱满,像母亲虚着眼张望。妹妹用唇语轻轻问道:

  “它会变回绿叶、变回青虫、变回弟弟吧?”

  我干咽了一下,不知道该怎样处置妹妹这又一枚语言的钉子。嘴巴里空空的,我什么也没有咽下去,舌根处泛起一股淡淡的涩味,是刚才那茶水的味道。我猝然问道:

  “它会变成一棵树吗?”

  我被自己的声音吓到了,妹妹也是。那一刻,看着木桌上还在变化的弟弟,我们同时想起了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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