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的暑假我把朋友托付保管的IBM带回了家。我的家里还从未来过电脑这种东西，连电视机也还是突屏、屁股后面一大坨那种。

　　对电脑毫无热情的我隔两天就要打开一个文档啪啪啪敲击半天，纯粹为了享受手指在键盘上跳跃的欢乐——由此我更加确定，弦乐比管乐更容易让人陶醉其中。就这样，一个清早醒来，我首如飞蓬、慌里慌张地打开电脑，记录正迅速消散的一个梦境。断断续续写了一个星期，终于补缀成了一段看起来完整的文字，加了个题目叫《逃亡的鸡群》，拿给师兄倪万军看，收获了一通鼓励。虚构时无边无际的权力和倾诉的巨大幸福让我晕头转向，便很随意地用宣泄的快乐程度判断了文字的质量，打印一份寄给了《上海文学》。不久之后竟接到徐大隆老师的电话，说这小说要用了。

　　这是我第一篇写完整的文字，在此之前我写过一个被流言逼疯只会吃苹果的女人，写了三自然段；还用极其扭捏的孤独文字写过大半篇校园故事。此外还写过一些日记、博客日志、又酸又长的寄给同学的信和竖着排列的诗歌样文字。有小说发表竟比我想象的还要高兴，我总禁不住会把虚构时的自由和某种尊严的获得绾联在一起。当我踌躇满志打开另一个空白文档的时候，才发现如果拿走“我”，我竟然不知道一段文字究竟该怎么开头，更别说叙述技巧和结构了。这让人郁闷的长信日记出身！

　　小时候小病不断，每次去医院老中医总要问我，是扭着疼的疼还是扎着疼的疼、是胀得难受还是坠得难受、是地面凸起来的晕还是房子打转转的晕……那些问题逼我体会并力求精确地描述各种感受。长年累月地操练下来，我有点善于表达内心感受了。这份操练和我死死抱着不敢放手的叙述人称“我”帮助我又补缀出了几篇小说，然后，我很快就厌倦了那种自以为是、故弄玄虚的虚构，我觉得在实质上那更接近于说谎。小时候编一个又一个经得住责问的谎话无非是为了逃避父母的责罚，而现在，我写那些混乱的内心感受、那些焦虑、恐慌只是为了宣泄吗？我不能总是用这样的东西去拖累别人的眼睛。这时候有朋友真诚地评价那点文字说，想得挺多的，但从表达来看，这并不是小说的思维。这等于宣判我其实一直只是在小说门外的大路上游荡。接下来我不知道该写什么，只好老老实实去写故事。故事像工笔画，没有什么可遮掩的，基本功不到，画出来的胳膊就会更像倭瓜。我制造了一个又一个倭瓜，然后诚恳地接受朋友的批评，汗流浃背。当然也有安慰，师姐林一木说，你我这样没有故事的人，还是回来继续写诗歌吧。

　　可我心里憋着的那些东西，似乎无法用诗歌来表达。我在小说这里赖着，却写不出什么来。这时候我毕业了，开始找工作。我那一再被宽容的青春期的幻想、伤感、忧郁、叛逆、偏执、虚无等等终于走到了终点，一边告别强说愁的黄金时代，一边砍斫那些抒情的藤蔓。我把想象中需要的成熟老练捏成一张面具挂在脸上，跃跃欲试想要进入传说中的江湖。那里有刀光剑影，有英雄和败类，有柴米油盐和蚊子跳蚤，更有自由和自食其力的快乐。我拖着拉杆箱挤上火车，却整夜不敢睡觉，提防着远近那些陌生的脸。

　　以前偷懒没有走的那些路全都找上门来要求补课，我听不懂真话和假话，拎不清轻和重，该算账的时候总是揪住梦想不放。我被生活狠狠调教，这阵子，想起小说就如同想起一位老亲戚。再后来，在恩师的帮助下我终于找到了一份适合自己且勉强能够胜任的工作，在一所学校里安定了下来，结束了那要命的混乱和游荡。这里依然在讲我熟悉的那些理想和抒情，虽然我对它们的认识已不似以前那样了。

　　之所以要丢开小说谈这么些旧事，是因为我总觉得那点文字是从我心性的某个点上开始生长的，内心孱弱、无法在生活里完成强攻的人，要想在文字里融注力量同样困难。在艰难处笔头轻轻一滑，就会滑向好看但绵软的飘渺里去。我渴望力量，渴望迷人的理性光芒，但想起这两样来就会觉得气短。我至今没有学会自如地虚构，而我知道虚构能力的低下和虚构模式的单一对于一个小说写作者而言是致命的。我的长信日记出身依然还在那里（这并不是说我小说里写到的人都是我自己，但我要说，《男人们》里的事儿是真的——虽然我没法说清楚这怎么能是真的）。依然有东西憋在我心里，它们如同命运分给我的麻袋，无论躲避到哪一天，我终究得把它们一个个背到对岸去。当时间的风呼啸而过，回头却看不到一点痕迹，彻骨的虚无便从脚底心升腾起来。只有卸下一个麻袋躺倒在岸边歇息时，我才感到真正的安宁。感谢珍贵的朋友，你总是对我说：必须得做个什么事儿，不然怎么给自己的生命一个交代。

　　花拳绣腿是要不得了，我必须从扎马步认真做起。首先是打开自己，勇敢地把自己丢进生活的大火锅里咕咚咕咚。我喜欢看菜场鲜脆的萝卜，看菜贩在午后打牌聊天；喜欢逛杂货店，看各种各样的花布和碗碟；喜欢孩子和老人，耐心听他们说没头没脑的心事；喜欢陪朋友去做头发，听理发店里的少男少女吹牛吵架……我知道这依然很有限，因为我始终都只是一个无所事事的旁观者，何况还有一些是我始终提不起兴趣的，比如政治和股票，比如名人掐架和高跟鞋，比如网络游戏和扑克牌……这些是我们这个时代真实生活的一部分，我缺的这些总有一天会把我堵在墙角算账的。其次是阅读。我总认为小说是生活的副产品，这让我在一段时间内固执又无知地拒绝“技术”，现在我明白了，连生活都是需要技术的，小说又怎么能没有“技术”呢。以前读书少得可怜，原本就没几只的羊已经亡了不少，现在得仔细把羊圈修补起来了。

　　对于写作，我始终缺乏职业心态。我写得很慢，从不给自己规定数量和速度，只是想要写我内心里需要去写的那些东西，同时也希望每一次都努力寻找更好的表达方式，希望每一篇都有一点点进步。我不甘心让小说“小”到轻，但我笨拙的“重”常常压坏了小说，我知道自己还没有找到恰当的分寸，好在我有继续摸索的热情。正月里我挤在人群中看戏，零下二十多度的露天戏场子里还堆着积雪，我们被台上的悲苦揪住了心。蓦然抬头时才看见头顶缀满星星，一颗一颗，明亮却静默不语。我从悲戚的唱腔里挣脱，忽然认识到自己是个多么偏执的人。我追问生活中每一桩事情的意义，问不到意义就停在原地不肯迈步，唯恐一迈步就远离了真理。唱戏的便唱戏，看戏的便看戏，在这样星辉斑斓的清冷夜晚，自有比我能问清楚、说清楚的意义更宽阔浑厚的东西。

　　《男人们》、《后湾》和《罐子里的童年》，它们是我已背过河的麻袋中的几个，我的长信日记出身依稀可辨，每一篇里都有我想说但无从说起的话。感谢短篇小说这个形式，它提供给我一种思考和表达的途径，它比我能说出的任何一句话都更接近生活本身的某个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