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李云雷（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

主讲人：孟繁华(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所)

贺绍俊(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所)

 

李云雷（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从“五四”以来，文风问题一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既涉及到作者写作的语言风格问题，也跟整个民族、国家，跟文化未来的建构有很大的关系。1942年的延安整风，涉及到了党风、学风与文风等不同层面；2011年开始的“走转改”，主要是在新闻领域展开的活动，但实际上也不限于此。关于我们的学术和文化方面，好像很少有人专门谈这样的问题，今天我们围绕这样一个话题展开讨论。

孟繁华(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所)：我觉得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举办的这期论坛非常重要，文风问题由来已久，大家都开始意识到了，但是专门开会来讨论文风，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我们自己的文风都存在问题。我觉得文风问题是国家在一个时期内的文化方向问题，是这一问题在学术和文艺领域里的一个表征。看了刚发的几个材料，这些材料我们都很熟悉，文风问题，毛泽东讲得比较多。毛泽东讲文风是在四十年代前后，那个时候毛泽东的思想已经成熟了，他的很多著作都在那个时期完成。文风问题的背景应该和王明有关，这些从第三国际回来的知识分子对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不怎么了解。回来之后乱讲话，毛泽东非常反感。整风、延安文艺座谈会都和这个背景有关系，所以毛泽东连续发了很多文章。另一方面毛泽东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知识分子的文风也并不完全接受。知识分子当时的痛苦、迷茫、个人主义，讲个性、婚姻自由，在毛泽东看来，老百姓根本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毛泽东当时要动用所有手段，实现民族的全员动员，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他要达到这么一个目的，一定要整顿文风。这也隐含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就是对效率的追求，通过这些手段实现民族全员动员，他要讲求效率。后来德里克有个著名的说法，就是毛要实现一个“转译”，就是情感方式、文风、思想方式都要转变，怎么实现这个转变呢？他想了一个办法，就是走向民间。知识分子到了民间之后，情感方式、话语方式都发生了转变。这时候一个重要的现象出现了：过去我们是有了很多文学作品之后才能提出一些理论，延安的时候是先有理论，才产生了一批重要的作品。通过向民间学习，我们有了《白毛女》、《小二黑结婚》等这样一些作品，把整个文学艺术的话语方式全部转变了过来，那个时候的文学艺术，对实现民族的全员动员所起到的作用，我们今天无论怎么评价都不过分。

联系当下的文风，我觉得谁也不会想到，就像改革开放一样，我们不可能知道怎么会发展成今天这个样子，我们的文风真就出问题了。包括最重要的学术杂志，我们专业的、真正有价值的、能够提出一些看法并且阅读时感到赏心悦目的，这样的文章越来越少，这就麻烦了。现在的学术杂志很多，每年发表的文章不计其数，但是大多是学术垃圾，这和文风、学风是联系在一起的。现在培养硕士、博士越来越多，但规定要求研究生必须在核心期刊发一篇文章，博士研究生必须在核心期刊发两篇文章才有资格开题。这是进一步恶化文风的体制上的误导，这个问题太严重了。

贺绍俊（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所）：首先，我们不要把文风当成一种形式主义的东西来对待，以为从形式上改变就可以了。文风看上去是一个形式主义的表现，其实这种形式主义的背后所反映的是思想贫乏的问题，思想的贫乏只能用一种形式主义的东西来掩盖。反过来这种形式主义的东西又会遏制思想的创新，这种形式主义的东西体现在文风上就是党八股、学八股。我觉得现在有一种很严重的学八股，甚至比党八股还要严重，学八股是我们日益僵化的学术体制种下的果实。刚才老孟分析了这种体制下学八股的产生。我要补充的是，生活在这样一种学术体制下，就不得不变得学八股起来，因为不这样做，就得不到相应的利益，在大学不发表这样的论文就不能评职称，这是很切实的利益问题，是生存问题。但是从我们的主观来反省的话，我们为什么很轻易地跟着这样一种文风走，跟着这种学八股走呢？是因为我们缺乏一种充满生命力的思想，我们的思想贫乏，只能用这种形式主义的东西来掩盖。所以学术界在讨论文风问题时，也要反省我们主观上的原因。因为文风也揭示出我们的学术缺乏一种生机勃勃的思想，真正有活力的思想要表达出来，是任何一种八股都阻止不了的。其实学术界不少人是相当喜欢学八股这种东西的，因为有了学八股，没有思想，或者说不必去费劲地思想，也能在学术体制下活得相当滋润。当然还必须看到这种学八股遏制了我们思想的创新，有可能一些真正有思想活力的年轻学者，就因为陷入到这种文风的陷阱中，思想也就慢慢被腐蚀了。这是我想谈的第一点，文风与思想贫乏之间的关系。

第二点，我感觉文风还涉及到一个文化领导权的问题。为什么政治家特别是执政的领导者以非常积极的态度谈文风？是因为文风本身涉及到领导权的问题。刚才老孟讲到，毛泽东在延安时期为什么那么重视文风问题？老孟认为，“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所创造的启蒙话语，到了延安时期逐渐蜕化成为一种僵化模式，不能有效地解答现实中新的问题，毛泽东要用新的、有活力的话语取代启蒙话语。但我以为，启蒙话语在当时并不是完全过时的话语，只是因为启蒙话语是属于知识分子的话语，启蒙话语在确立过程中也确立了知识分子的话语权。如果认同启蒙话语，也就是认同知识分子对文化的支配和评判。所以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是从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角度来看待知识分子的言说方式的，他找到了一个非常恰当的切入方式，这就是文风问题，从文风入手反对知识分子的言说方式，也就削弱了知识分子的话语权。今天回过头来看延安整风，我觉得当时在延安的知识分子并不是在文风上有多么严重的问题，症结在于他们在思想和立场上还不能符合党的要求，也就是一个如何与延安的革命以及人民相结合的问题。知识分子的启蒙话语并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当然，延安时期的整顿文风不仅是要解决知识分子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反对党八股。反对党八股虽然看上去是一个文风问题，但它同样涉及到文化领导权，涉及到是由执洋教条的人来领导革命，还是由从中国土办法出发的人来领导革命。正因为文风关涉到一个文化领导权的问题，所以我也非常理解十八大以后为什么习近平要提出文风问题。我也很欣赏他的提法，这种提法是不是暗示着，新的领导班子会在政治上有新的举动，我倒是很期待。因为这一套文风以及所伴随的整个官场上的形式主义问题，已经变成了能否在官场上站住脚的筹码，要学会这一套文风，要擅长这一套形式主义的东西，才能在官场上混下去，而这种东西也遏制了一些有创造力的、真正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人。今天越来越僵化的学八股，也涉及到一个文化领导权的问题。尽管学八股危害越来越大，但我认为，在大量按照学八股样式制造出来的文章的包围下，仍然存在一些生机勃勃的文章。只不过这种生机勃勃的文章，很难得到体制承认，已经被体制化了的那些刊物也不愿意刊登这些生机勃勃的文章。为什么？就因为他们要是这样做的话，就会感到领导权有丧失的危险。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他们一方面看到学八股的文风对学术发展的约束，另一方面又不敢刊用那些真正有思想也有创造力的、生机勃勃的文章。在我们身边这种文章还是存在的，也许这些文章发在非核心、非权威的刊物上，发在一些游离于体制约束的刊物上，也许更多的是发在网络上。这也说明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人有自己的思想、有生机勃勃的创造力，就不会被这种学八股所约束，哪怕他按照一定的格式写，这种格式也禁锢不了他的思想。所以纠正文风一定不要纠缠于形式，特别不要止于形式。比方说，反对学八股，并不在于我们写文章要不要写主题词，要不要有引文。其实说到底，假如真的有思想的话，形式不过是一个载体而已；假如没思想，就会被形式所统领。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我先说这些。

祝东力（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从概念上讲，什么是文风？最粗略地下一个定义，就是行文的一种作风。不是风格，因为风格无所谓优劣，风格是“二十四品”，雄浑、淡泊都是风格，无所谓高下，但作风有高下优劣。从历史上讲，“五四”白话文运动第一次正面提出文风问题，像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讲文学八事，第一就说“需言之有物”，第二是“不模仿古人”，第四“不作无病之呻吟”，都是正面讲文风问题。当时的社会背景是这样，大清亡了，科举制也早废了，原来承载文言的那个社会群体，就是士大夫阶层已经消失了，这时候文言成了一种语言僵尸，但是它在书面语言领域仍然占据霸主地位，这不正常。而这个时候，知识分子已经换代了，从士大夫阶层转换成留学生群体，以他们为主体形成了新型的现代知识分子，在语言上一定要变革。但是，这个以留学生为主体的知识分子群体，在白话取代文言之后，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就是洋八股问题，毛主席在《反对党八股》里特别强调“党八股也就是一种洋八股”。一方面，他是针对“五四”以来启蒙运动的偏差，另一方面也是针对第三国际的洋教条对中国革命的干扰。毛泽东第一次谈文风问题，是在1938年9月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那几句名言大家都熟悉:“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六届六中全会主要针对王明，当时王明回国，肩负着第三国际的使命，第三国际认为，搞国共合作，那些和南京政府打了十年仗的人很难转过这个弯来，必须要了解国际局势、有朝气、有新思想的同志回去做指导，这样的同志就是王明。王明回国，对当时抗战工作形成了很大干扰。所以当时的文风问题，是和党的领导权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到延安整风时期，情况同样如此，当时整“三风”，学风指思想，党风指组织，文风指行文讲话。从延安整风开始，奠定了一种新的文体，可以叫做毛泽东文体。我记得多年前《读书》杂志上龚育之写过一篇文章《毛与胡适》，说胡适讲过，共产党里面写白话文最好的就是毛泽东。我们今天读毛选，那些文章还是那么生动活泼、酣畅淋漓。毛文体应该说影响了几代知识分子，按李泽厚在《中国近代思想史》里的说法，至少三代：从抗战初期登上历史舞台的“三八式的一代”，到四五十年代“解放的一代”，再到文革中的“红卫兵的一代”，都深受毛泽东文体的影响。但是，这种文体经过几十年发展演变，也出现了程式化泡沫化的现象，最极端的表现就是文革时期的大字报，大字报的特点是以势压人、盛气凌人，重立场、重结论，轻事实、轻逻辑。这种文风到文革后期已经让大家深恶痛绝，所以文革结束后，新时期一开始文风呈现出一股清新之气。但是，刚才孟老师也提到，我觉得是到八十年代后期，八五新潮之后，文学研究、文艺研究、文化研究乃至人文学科领域，又开始出现一种新的洋八股，一直持续到今天。那些学术垃圾可以不必谈，就讲那些最著名的、影响最大的学者，往往也都是洋八股习气非常严重。而其中的原因，我觉得就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冷战失败，造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自信严重丧失。我们写文章的时候，其实心目中总是或隐或显有一个范文，有一个样板间，而上述那些学者，他们心目中好文章的范本多半是欧洲学者、美国学者，有多少人模仿海德格尔说话？有多少人模仿罗兰·巴尔特说话？洋八股的根源是洋教条，洋教条的根源是文化自信的丧失。所以，要改进我们的文风，首先一个前提，就是要恢复我们作为一个汉语写作者的文化自信。

王能宪（中国艺术研究院）：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做《礼义之邦考辩》，是为去年底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召开的“中华文化21世纪国际论坛”第七次国际会议提交的一篇论文。这个文章谈什么呢？就是我发现“礼义之邦”很多人用错了，写成了“礼仪之邦”，加了一个单立人。我注意到这个问题，后来查了很多文献，结果发现，古籍当中没有一处使用“礼仪之邦”的。这个“义”和“仪”差别可大了，天壤之别。我在很多场合提出这个问题，有一次在全国政协一个座谈会上发言，当时北大的金开诚老师也在场，我就提出这个问题向他请教。他也认为“礼仪之邦”肯定是错的，他说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是不是因为繁体字和简化字的转换搞错了呢，我想了想，觉得还不是这个原因，“义”和“仪”是两个概念不一样的字。在墨尔本的会上，我简单把我文章的观点说了说，会后引起了强烈反响。中华文化研究会的许嘉璐会长说，你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很多人都没认识到错了，而且他也认为我的考证是对的。《光明日报》国学版的主编，要我压缩一下给他，很快就发表了。第二期的《文艺研究》将会全文刊登。我为什么想到这篇文章呢？我想这是一个学风和文风的问题。你刚刚说为什么跟风，是思想的空虚，我认为导致这样一种浮躁的文风，就是缺乏独立的思考、独立的思想。连想都不去想，就这么你错我错大家跟着错。这样一个词语的误用，也是一个时代风气的折射。

今天我们讨论文风问题，确实是有意义的。十八大之后，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八项新的规定。实际上这种新风从习近平总书记当选之后，在第一次和中外记者的见面会上，新的风气、新的文风，从那篇讲话就开始了。文风的问题，与党风、政风、学风、会风，乃至于民风是紧密相连的，是相互影响的。确实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风，刚刚几位都谈到了，老孟说我们这样一个时代，每天各种杂志报纸、各种媒体，刊登出来的各种文章真是不计其数。我们的文件会议，真是文山会海，这些东西里面真正有价值、有真知灼见的有多少？真是令人感到，身在其中，已经麻木不仁了！所以新一届领导集体，带来这样一股新的风气、新的面貌，让我们感到很振奋。

张慧瑜（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艺术研究所）：我主要说两个问题，一个是结合发来的阅读文章来看文风与20世纪中国的关系，二是文风问题与描述当下中国社会的关系。

在这次佳山发来的论坛通知中有一段会议缘起，非常清晰地提到了这样三个不同的时期：一是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二是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三是2011年开始的“走转改”运动。如果说“五四”是一战结束之后反帝背景下展开的思想文化运动，那么延安整风则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身在西北的共产党进行的党内自我清理与改造运动，成为建国后一系列政治社会运动的先导，而2011年的“走转改”则是在中国经济崛起、社会问题频发的背景下号召新闻工作者落实党的群众路线。从1919到1942再到2011，这样三个不同性质、背景、出发点的运动放置在一起，构成我们今天讨论文风问题的前提。

第一篇文章是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于《新青年》1917年第二卷上，这篇文章被认为是白话文运动以及“五四”、“文学革命”的标志，胡适发表这篇文章时还是一名年轻的留学生，《新青年》也是一本刚创刊的知识分子同仁刊物。我的问题是为何胡适这样的新型知识分子以及《新青年》杂志会产生如此之大的影响。这恐怕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意义使然，如果说1911年的辛亥革命在政治上改变了中国社会，那么“五四”运动则用一种新的文化实践使得此后的中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当然，与白话文运动同时发生的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不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后果还在于使得现代知识分子与20世纪中国革命及政治密切结合起来，不管是写文章，还是投身革命，这些废除科举之后的新型知识分子登上了历史舞台，与此同时，文化与政治也成为20世纪中国革命的两个关键词。

第二篇文章是毛泽东的《反对党八股》，是1942年2月8日在延安干部大会上的讲话。在另一篇《整顿党的作风》中毛泽东清楚地指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这是延安整风的基本任务。在《反对党八股》中，毛泽东指出了延安整风与“五四”运动的关系，“从历史来看，党八股是对于五四运动的一个反动”。其实，延安整风有两个批评对象，一是面对来自莫斯科共产国际的普世价值，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二是面对从国统区来延安的新知识分子或小资产阶级，提出要与中国最大多数的人民即工农兵相结合的问题。与胡适不同，四十年代的毛泽东不仅是党的领袖，而且也是理论上的权威。通过整风运动来改造共产党自身的品格和性质也是一种新的政治、文化实践的方式，直到建国后这种思想文化运动从党内扩大为全社会参与的运动，“文革”也是以这样的方式发动的。

第三篇是李陀老师写的《汪曾祺与现代汉语写作──兼谈毛文体》，发表在《今天》1997年第四期上，这之前李陀还写过《丁玲不简单——毛体制下知识分子在话语生产中的复杂角色》，也发表在《今天》1993年第三期。李陀作为知识分子、《今天》作为八十年代初期以发表朦胧诗而参与到八十年代启蒙运动中的同仁刊物，似乎历史又重新回到了胡适和《新青年》的时代，两个时代所采取的文化革新的方式都是相似的，正如朦胧诗本身是一种以语言朦胧化的策略来对抗五十到七十年代的政治话语。李陀把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影响归纳为毛文体，并试图呈现这种话语实践与其说是强迫知识分子接受毛文体，不如说也有知识分子主动接受的成分，因为四十年代延安整风中所形成的毛文体本身是“五四”白话文运动、三十年代大众语运动的产物。问题在于毛文体在文革后期逐渐走向僵化，直到最终瓦解。这也就为我们理解2011年“走转改”提供了重要背景，就是说在毛文体失效以及中国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的时期，如何使“走转改”不变成新的形式主义、新的套话，如何激活毛文体的传统？

王磊（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我们今天的文风，是学风的体现，而我们今天的学风又是当代文化界、文艺界以及知识界思想状况的一个反映。我们今天的思想状况，学术、学科体制，很大程度上是文化不自信的表现，是新时期以来重新向欧美看、与西方“接轨”的结果。我觉得这种文化上的不自信、言必谈希腊的思想状况，直接导致我们在学风和文风上的一些不良现象。比如追求学术论文在形式、方法和概念上的“华丽”；过分强调所谓的学术规范，且规范的标准是清一色的欧美标准；这就致使学院八股、洋八股盛行，也导致从学院体制中学习出来的青年学者和博士硕士们迷失在学术八股文中，没有自觉的反思意识和问题意识。今天我们谈学风问题对年轻的博士硕士们非常有意义，对于学术风气的改变，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刺激。我觉得提给年轻学者的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怎样面对现实生活以及现实的文艺、文化现象中出现的一些真问题，以及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我想如果一种思想观念是冲着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去的，那么这种思想意识、思想观念一定是朴实的，假如我们用一种比较朴实的思想观念去做文章，去论证问题，那它的文风一定也是朴实的。归根结底，能不能发现问题，能不能抛开那些华丽的概念和形式去考察和解决问题，归根结底还是一个文化自信和学术自信的问题，这是青年学者的重任。

鲁太光（中国作协《小说选刊》杂志社）：刚才各位老师都是从历史角度谈问题，从纵向角度谈，而这两天看到材料后，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那就是：就今天的中国社会来说，哪个阶层的文风最好？哪个阶层的文风最值得我们学习？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这应该是横向的思考吧。官员这个阶层，是党八股，大家都讨厌。工人和农民，他们有自己活泼的东西，但他们不写，写了我们也很少看，那么就谈不到文风问题。至于知识界，我们说那是学八股，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想来想去，我觉得现在“资本家”的文风比较好。资本家的文风体现在哪里？体现在他的广告里。我看广告是真的好。最近我看到一个洋快餐的广告，广告里有一个“年”，他跟人说你给我个薯条怎么怎么的。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文艺片，生动活泼，让人心动。顺着这个思路下去，我又想：为什么资本家的文风好呢？想来想去，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资本家的脑袋比较清楚，很清楚自己想干的事情是什么。他们想干的事情很简单，就是把别人的钱“掏”到自己包里来，而且是让别人主动送到他们包里来。要达到这个目的，没有更多办法，就是靠宣传鼓动。对他们来说，“文风”很重要。其实，这也反映了资本家的作风，一言以蔽之，他们一直有“进取精神”。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官员——部分官员，不是所有官员，其实也清楚文风有问题，但不能或不敢改。为什么？因为多年来在官场里形成了一种“潜规则”，那就是：只要不别出心裁，即使不干工作，或者只干很少工作，就那么“熬”着，只要背这个党八股，仕途就不会出问题，也能升迁。可是，只要想工作，尤其是想创造性地工作，就容易出问题，尤其是文风和党八股不一样的时候。可党八股是什么？党八股是“潜规则”呀，是一个阶层的话语表征啊，但凡一创造、一改动，不出问题才怪呢。所以，就官员阶层而言，改文风，说到底，还是一个转作风的问题。

学术界的问题相对复杂些。文风不好，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像刚才各位老师提到的，是学术体制的限制。这跟党八股的情况差不多。另一个原因，是不是一些人自己的问题意识就不清楚？往大里说，不清楚中国下一步该怎么走；往小里说，不知道自己的文章要解决什么问题。于是，多少年来，我们的好多文章都是搬运学术名词，忙于跟风，人云亦云。

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说，如果想把文风改造得像资本家一样好，首先要清楚自己想干什么，问问自己：你从事学术研究的根本目标是什么？我觉得，把这个问题想清楚了，才有可能把文章写好。最近在写论文，在中国，近百年来，一直隐含着一个大问题，那就是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讨论，一直有这么一个线索，我觉得改革开放之后有一段时间我们有意识地“忘记”了这个问题，导致我们的好多研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个问题，一般人可以不去思考，但是知识界不去思考是不对的，或者说是不可理解的。总之，我觉得还是要想清楚自己想干什么，这样，文风可能会活泼一些。所以，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还要重新提起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讨论？在十八大报告中，中央有一个说法，既不走“邪路”，也不走“老路”，但这只是一个概要的说法，至于这个路的具体内容、构架，有很多值得探讨的地方。说到这里，我想起了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今天拿出那些文章看，依然为其中燃烧的思想和感情所激动，里边很多说法，对今天都非常有启发。

冯敏（中国作协《小说选刊》杂志社）：刚才你们说的时候我一直在想，文风与文化领导权是什么关系？我在想什么是权力，坐在那个位置上就有权力了？不完全是，很可能二把手比一把手还有权力，因为只有当一个人说话有人听的时候，他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权力。从这个现象可以联系到文化领导权问题，我们现在的文风不好，空洞的大话套话太多，语言不及物，久而久之，领导权会丧失。我非常感谢网络，众声喧哗嘛。但无论有多少种不同的声音，主流的价值观始终能在网络上形成多数。歪理一出来，马上万炮齐轰。矛头主要针对那些官僚主义的领导，再一个就是挖苦某些专家教授，目前这两个方向都面临着大众民主的挑战。我们现在是科层化管理，科层太多分工太细，实际操作过程中很容易产生官僚主义和文牍主义，文风不正跟这个科层化管理有关系。“文革”曾把这个深度模式的科层化管理打翻，搞了“三结合”。由领导干部、科技人员，加上有技术的老工人代表，共同组成一个三结合的领导班子开现场会，直接面对群众解决问题。这是一种浅表式、平面化的管理模式。但是后来发现也有问题，一个人本事再大报酬却和别人一样，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难以持久地调动大家的积极性，所以必须改革。不过现在似乎又走到另一个极端，每一层面还要细分，在教授、副教授、研究员、副研究员上面还要再分，一级教授、二级教授越分越多。

我曾给领导写过发言稿，去年写发言稿感觉挺顺的，毕竟有过这方面的训练。可今年就不行了，中央领导带头不念稿了，所以要给领导写发言稿就很难，因为必须是口语版的，可又不知道来的是哪位领导，讲话有什么特点？性格如何？所以口吻拿不准，后来干脆按照我自己的口吻写了一个。领导来了就讲话，开始还是脱稿，但是讲着讲着不拿稿不行了，最后没办法还是念稿。可见不了解情况、不研究问题，脱稿讲话也并非是件容易的事，这样看，文风的确与党风有关。包括我们的文艺创作，找不准当下的问题，三十年来一贯制的启蒙主题再加上伤痕式叙事腔调，基本就是这个东西，尤其在长篇领域更为突出。三十年来的文学实践所突出的就是权力批判，这个我没意见，对权力保持批判的锋芒没什么不对。可我们对权力寻租的复杂性缺乏了解，对野蛮血腥的资本原始积累缺乏警觉，在我们的文学作品里面鲜有涉及和表现。既然对现实问题少有关照和涉及，文学还要拥有读者，这怎么可能？文学反映的只是小圈子里的事情，这就不是写作技巧的问题，而与写作立场和文风有关。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当时云雷他们倡导的底层写作，意义还真不是一个文学题材所能概括的，它至少能让文学更贴近现实，踩踩地气，我觉得还是很有意义的。

孟繁华：东力讲，文风问题和文化自信心有关系，这个我同意，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是和我们方向感迷失有很大关系。我曾经讲过几次，当下国家没方向，底层没希望，知识分子没作为，我说这是一个“三无”时代。比如说“五四”文风好，“五四”有方向，就是大清帝国大厦将倾，西方缔造了现代性，回应西方现代性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中国向何处去？那时有方向感。科学也好、民主也好、启蒙也好，有方向。到了延安，要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也有方向感。八十年代以后摸石头过河没有方向感了，这也是中国现代性的不确定性。摸石头过河在当时有具体原因，但是摸了这么多年，水越来越深，越来越摸不出来，方向感也越来越找不到。因此文风不好，和我们方向感的迷失、不知往哪去有很大关系。

徐刚（中国艺术研究院科研管理处）：我们做学术论文，写博士论文，当然要服从一定的规则，要讲学术规范，当然这个学术规范的合理性在哪，我们也是可以质疑的，然而如果没有这个规范，学术会怎么样？恐怕问题会更多。有时学术规范会有非常具体的要求，比如引文要严谨，要有一定数量，注释要规范，要引经据典。这样一些东西，有没有意义，我觉得当然是有意义的。但借助这种形式上的东西，论文要解决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即直面中国问题，这才是关键。我们之所以批判“洋八股”，指的是这些空有形式上的好看，而不解决实际问题的学术。所以这种形式上的东西，也并不一定要抛弃掉，它有一定合法性。刚才孟老师也讲得很清楚，实际上学术的规范化，是为了对抗一种庸俗社会学的泛滥，因此如果把这个放弃掉，是不是又会回到一种庸俗社会学，这也是值得警惕的。所以我觉得，玩学术这项游戏，就要服从它的游戏规则，至于说我们做的事要体现出我们的情怀也好，追求也好，对现实的关注也好，这些都要在服从游戏规则的基础上完成。

卢燕娟（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从一个民族的文明发展来说，文风背后是一系列复杂的社会关系。具体到中国这一百年的现代历史，我感觉文风问题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关系始终存在着，我们一直在处理，但一直没处理好，这个关系就是西方文明价值体系和中国本土生活经验的关系。刚才很多人讲到文化自信问题，这同时也是一个现代中国道路的问题。比如说我们讲延安整风，当时有一个很切实的需要，就是要摆脱不接中国地气的苏共的遥控，需要把问题的关注点放在中国自己本土的经验上，放在中国自己的问题上。由此需要重建一套知识文化的价值谱系，把曾经具有一种先验的优越地位的、西方的、苏联的、洋的东西，放在一个相对次级的地位，把中国本土的问题，放到更高级的地位。进一步，在中国的本土经验和本土问题中，又提出了要为中国的老百姓所喜闻乐见，又把那种政治上一直处于无权、经济上一直处于被剥削的这样一群人，把他们的问题放到一个更高级的地位，其实这就是一个整体利益格局的重构，影响并呈现为一个文化知识谱系价值的重建。

从今天的文风来说，其实可以回溯到八十年代，其实八十年代还是重新进行了一次知识文化价值的洗牌的，我们在空间坐标上，又把西方的、洋的，重新确立成一个更高级的文化标准。而且在时间的纵向坐标上，我们确立了一个进化论式的价值观：时间上越往后的越是先进的。这也就导致我们一度以来，学术论文等，以写得让中国广大人民看不懂为好，以充斥各种各样的时髦理论词汇为好的原因所在。因此，今天讨论文风问题，可能不是一个个人趣味或者个人评判的问题，还是整个中国一百年来这些社会关系怎么去重构的问题。

崔柯（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李陀老师的文章中提到的汪曾祺是我很喜欢的作家，记得小时候家里有一本好像是漓江出版社的《汪曾祺自选集》，经常翻看，一直到现在也很喜欢汪曾祺的作品，尤其是他的语言。李陀老师把他放到“毛文体”的对立面，说汪曾祺挑战了“毛文体”，这个问题之前确实没想到过。不过我觉得，汪曾祺和“毛文体”，可能还不是一个层面的问题，放到一个线性的脉络中将其阐释成“挑战”序列，还是可以商榷的。讨论语言问题，应该和言说对象、言说目的联系起来。根据我的阅读经验，汪曾祺语言特色的成因，并不仅是将口语融入写作，我倒是觉得，他语言的那种韵味更像是来自古代文人传统，有一种古代文人写作的气质在里面——这一点和赵树理不同。这种文人传统构成了汪曾祺文章“形散而神不散”的“神”。而汪曾祺散文的接受者，应该也是以知识阶层为主。从功能看，汪曾祺的文章更适合闲散生活的抒情，以抒发个人情怀为主，而他恰恰也是将自己定位为“通俗抒情诗人”、“小品作家”的。

而“毛文体”的目的是动员，其言说对象是文化程度不高的劳动大众。就像李陀老师所说，毛文体是要“经过一个语言的训练和习得过程来建立写作人在革命中的主体性”，“毛文体真正关心的是在话语和语言两个实践层面对言说和写作的控制，而不是汉语多元发展的诸种可能性”。当然，重新探索汉语多元发展的可能性肯定是必要也是必需的，但是，这种“多元发展”是不是也应包括“毛文体”所代表的那种面对劳动阶层的“文风”呢？或者，是否可以将其作为汉语发展的多种面向之一种，容许其继续存在、发展乃至探索一种新的可能性呢？

八十年代之后的文学界、文化界恰恰是将语言重新拉回到了知识分子的趣味里面，而忽略了劳动阶层、普通大众的趣味。《反对党八股》第三条批评的是“无的放矢，不看对象”，抛开了言说对象和实践层面的考量，仅在语言层面进行形式探索，是不恰当的。而八十年代以来的文学、文化发展确实有这种情况，乃至出现精英化、体制化的倾向，距离普通大众越来越远。然而，疏远是相互的。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大众文化尤其是网络文化的兴起，大众开始发掘自己的文化空间，所谓“大话”现象，所谓网络“神曲”，都不是偶然的，是新时期以来文化分层的结果。知识阶层忽略大众，而大众一旦有了条件，就去探求自己的言说方式。

赵志勇（中央戏剧学院戏文系）：有另一种文风是我愿意去思考的，那就是现在大家在所谓公共领域里的讨论方式。在网络上，特别是在微博普及之后，我们开始有一个新的公共领域，这个公共领域里大家言说的方式值得探究。微博上特别好的一点是大家说话都特别直接。任何一个底层的草根都可以直接表达意见。以往我们的社会并没有提供这样可以不加掩饰地表达自我的平台。可能中国人都比较含蓄，现实生活中我们很少会特别直接地表达否定他人的负面意见。但微博上就不一样，如果我不同意你的观点，我会直接告诉你：你写的都是垃圾，因此微博给了我一个非常有趣的阅读经验。

祝东力：志勇说到微博，微博的语言非常好，生动活泼、妙趣横生，微博总的来说是所谓人民群众的语言，生活的语言。我觉得中国历史上有三次文化重心的下移，第一次是春秋时期，封建制瓦解，世袭的官学散落为民间的私学，这是一次文化重心下移。还有一次是“五四”时期，农耕文明进入到工业文明的时候，士大夫语言变成社会各阶层的语言，文言变成白话，带来的是教育的普及、文化的传播。第三次就是互联网，在信息社会到来的时候，原来的读者变成了写作者，上亿的人能够写作并且自主发表。微博的语言特点是和第三次文化重心下移相关的。

另外，刚才贺绍俊老师讲到一个问题，书面语言，因为要规范自身，所以文风是一个常态问题。历史上能证明这一点，文风问题被不断提出来，原因到底是什么？大概是这样，首先是“说什么”，什么问题，谁的、哪个群体的问题？然后是“向谁说”，说话的对象是谁，预设的听众是什么人，是哪个群体？最后才是一个“怎样说”的问题，“怎样说”属于文风的范畴。也就是说，“说什么”、“向谁说”决定了“怎样说”。所以，文风问题的背后，是一个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问题，一个社会关系的问题。而这个社会关系在历史进程中，不断被调整、被刷新，又不断被修复并趋于僵硬或扭曲。这个时候，社会就需要有一个变革，把高度扭曲的社会关系调整过来，相应地就会有文风问题出现。刚才王磊也谈到，语言背后是思想，思想背后是利益，这是对的，但我觉得还需要梳理一些环节，把这个逻辑关系更具体化，才能说得更清楚。这是要补充的一点。

再有一点。刚才孟老师讲到，现在之所以出现文风问题是因为对未来没有方向感。我觉得好像还不是这样，比如说，曹雪芹当年没有方向感，迷茫、空幻，但是《红楼梦》的文风没有问题，当我们没有方向感时候，我们可以非常清晰、明白、老实地表达出我们的迷惘、失落和困惑，但这时候我们的文风是没问题的。张承志说过，敢不敢朴素化是一个标准。就是说你敢不敢把话说明白了，有些著名学者，如果用大白话把话真说明白了，其实会索然无味，因为没什么真正深刻的思想可言。这就像许多当代艺术作品，根本没什么思想、创意，但一定要弄得神秘莫测，让大家看不懂，这就是《反对党八股》里说的，“装腔作势，借以吓人”。

陈瑜（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评论》杂志社）：我自己的一个感受就是，在音乐研究方面，从八十年代民族音乐学引进以后，我们也想和西方学者对话，通过对话获得西方的经验，借鉴他们的方法，同时也希望把我们的一些成就介绍给他们，让他们认识我们。只不过，经过这么多年努力依然可以看到，输出是不平衡的，大部分学者在积极使用西方的观念方法，但是我们能提供给西方学界一些什么样的借鉴？或者说如何让他们来更多地认识中国、认识中国的音乐文化？这方面还是有缺失的，当然也不是说我们就要完全排斥西方理论，我想说我们应该对这个问题有所觉察和警醒，特别是当我们已经发现，西方学者对我们的问题并不像我们之前想象的那么了解，他们的理论也不一定适合我们的社会现实的时候，我们就更应该抓住这个机遇，凸现中国自己的声音。

孙佳山（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我觉得文风问题还有一个重要的维度，就是阶级趣味的问题，阶级趣味是一个养成的过程，并不完全依附于直接的经济基础。大学扩招了十多年了，每年几百万大学生，来自中国社会各阶层，进大学之后，接受了几乎是一边倒的知识，全都倒向了哪一边呢？就是刚才大家从各个角度说到的，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以后，一边倒地倒向了以西方话语为核心的各式知识理论，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每年几百万人，在高等教育阶段，完成了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个阶级趣味的养成过程。结果也很明显，对于自己上大学之前从哪里来，上大学之后到哪里去——这样的核心问题，完全本末倒置。体现在文风上，自然就要堆砌各种学术名词，这样才有学术范儿，因为他们的老师就信这些，一般学生有几个能挣脱出来？包括基本的日常应用文体写作，比如写邮件，自然是那种外企式的腔调，对于一般学生来说也确实只有那样才是规范。至于文学艺术创作就更不必说了，798式的艺术才是艺术，别的都不入流。所以我们讨论文风问题，也一定要结合不同年龄段、不同阶级，特别是阶级趣味。那么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阶级趣味？这自然也是和这几十年的变迁息息相关。因此，今天的改文风也就有着别样的意义，“五四”一代彻底摒弃了传统士绅阶层的文风，拉开了白话文实践的序幕，延安时期是在这个脉络上更进一步，将白话文延展到工农的层面，这不仅仅是战争动员的手段，更是在更深层次地回应西方现代性的历史挑战。毫无疑问，改革开放的初衷，也包括要调整这一脉络在实践上的偏差，但今天也有些矫枉过正，今天的转文风和前两次一样，也都要涉及更深层次的问题。

李云雷：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包括几个层面，语言、话语跟社会实践，还有理论层面跟实践的层面。其实对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来说，我们是受着洋八股的影响长大的，我们自己也有一个不断改文风的问题，我写文章现在也越来越不愿用引文，不愿意用那些名词。其实我们上学的时候，上各种专业课与理论课，学一个女性主义，学一个后现代主义，每一个理论都可以写一篇论文。我们可以用各种理论写不同的论文，但最关键的问题是，我们怎么才能写出自己的论文？我们可以用各种理论操作，但是真正触动你的，自己最想写的，跟你的生命有关系的学术，我觉得才是最重要的，这个问题也是慢慢清晰的过程。比如说当我们遇到像底层文学这样的作品的时候，也可以从女性主义角度来谈，但是最核心的部分还是意识形态批评与社会学批评，从这个角度进入最能表达我们的想法，社会功用也会更大。对于作者个人来说，不论是做学术还是写文学作品，最独特的才是最重要的，你通过自己的眼光发现新的问题，通过你跟别人不一样的人生体验、社会经验，你能提出新的问题，在这个基础上，有自己的分析、自己的思考，我觉得新的文风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磨炼出来的。

像刚才谈到毛泽东的文风，其实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在文学、语言或形式上的产物。八十年代，我们也引进了各种西方理论，从最早的尼采、萨特一直到后现代主义，但是这些理论，没经历跟中国问题结合的过程，这可以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失职”，这就涉及到祝老师刚才说的文化自信的问题，这是一个方面。还有燕娟提到的“精英化”的问题，知识分子自己认为，他的发言对象是精英知识分子，不是像五十至七十年代那样要与大众对话。还有一个层面是与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我们学院体制慢慢建立，逐渐强化有很大关系，学院化的生产造成了现在的很多问题。

对我们现在来说，反思文风问题不只是反思现状，也不只是反思别人，还有一个我们该如何去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