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06期  
      感觉
消失了的小河湾
——我的插队与见闻
刘文起

 

题记

 

     我们的世界,就是这么的现实:如果你是个无名小卒,如果你愿意把自己当成一个无足轻重的人,那么,你就不配存活在这个世界。

——奈波尔《大河湾》

  

  我的老家,乐清虹桥镇南屿村有一个小河湾,叫南屿底河。方圆几百平方米,是镇上的母亲河虹河由白龙山流经过此地打了一个弯,留下来镜泊似的河潭。这河潭像虹河的一只眼睛,给周遭百来户村民带来一派活力;也像虹河的一个盲肠,给村民们留下一路冲积下来的泡沫污垢。村民们赖以为生,又为之承担沉重。这是我以前没有发现的。我在这里度过童年、少年,却对养育我的小河湾印象淡薄。直到在温州读了三年的高中回来,又在这里插队务农四年多,经历在这里发生的种种变故,才对小河湾有了刻骨铭心的记忆。应该说,我对小河湾——南屿底河的感觉,是从回乡插队时开始的。

 

一、插队

  

  “插队”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流行的一个特定词,它往往与“知青”(知识青年)和上山下乡、支边支农搭配一起,成了“知青插队”,这个当年席卷全国的社会潮流,或者说是由领袖号召、当局强迫的“自愿”运动。我是“知青”,也是“插队”,但与一般意义上的知识青年支边支农插队有所不同。我原本就是农村户口,我的插队也只是回乡务农,或者说是“归队”。正是这样,我就没有别的知青所经历过的“老房东查铺”或“老支书扶犁”之类故事。但也因是知青,也因是插队,我却有了我自己的生活与故事。

  1967年的某一天,不知道是春天还是秋天,反正是不冷也不热不风不雨毫无特色难以让人记住的一个日子。我正在温州市一个叫“红总师”的学生宣传队里埋头拉琴,突然传来一个消息说:中央下文件,“文革”中的三届生一律要“四个面向”,即:面向边疆、面向农村、面向厂矿、面向基层。至于像我这祥原来从农村里来的学生,唯一的面向,就回村当农民。

  这消息对我来说应该是晴天霹雳。因为这以前,像我这样来自农村的三届生(即六六、六七、六八届毕业的高初中生),大多于一二年前或“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就回乡了。我之所以能在温州的宣传队里坚持两年,都是听信了上头的话,说在“文革”中表现好的学生可以继续考大学。我就坚持借宣传队这个舞台练二胡练小提琴,等一二年后“文革”结束了,去考音乐学院(那时候不光我,就连毛主席他老人家,也想不到“文革”的动乱会历经十年的)。所以,这四个面向的文件一下来,把我的如意算盘砸碎了。我意识到又一次受骗了,但却表现平静。只是把琴放进盒中,对大家说:我想念家乡的小河湾了,我要回乡下虹桥去。那天走的时候,我没带别的,只带走一把小提琴的弓。这把弓是我的私有财产,是我的恩师、初中时教我拉小提琴的沈同德老师送给我的。走的那天场面也平静,没有风萧萧兮易水寒般的悲壮。宣传队的同学们也没有意识到我这一走将是一个怎么样的大变故的开始。他们没想到,不久后,一场席卷全国的气昂昂或悲切切的上山下乡运动把全国的“三届生”都卷进去了。所以那天,宣传队的同学们都嘻嘻哈哈地送我,说送“马思聪回乡”。直到半年后,动员支边插队上山下乡的锣鼓敲到他们的家门口,他们的父母顶不住纷纷前来叫他们回去时,这支还充满激情、还拉着幻想的尾巴不放的“温州市红卫兵总司令部宣传队”,顿作鸟兽散。

  而这个时候的我,己是有半年工龄的正式农民了。我回乡的第一天,就挑了十几担水,把茅坑灌满。第二天就扛着板耜(锄头)下地了。这一点别人都不奇怪。我读书时,每到星期天或假期,都到队里劳动攒工分的。与以前不同的是,这一次来了就不离开了。所以,我的插队与其他支边支农的知青不同。没有交接手续、没有欢送仪式;没有高唱“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激昂,也没有低吟“离别家乡,告别妈妈”的悲凉。我的插队,只是像走了一圈错路又弯到原地那样简单。所以现在写知青插队生活,很多人都说“无怨无悔”,我不能这样说,或者是要说的人不是我。我哪有选择呢?一纸文件下达,就滚蛋了。直到后来,我的母校温州一中忽然想起要对毕业生有个交代,派人把一套毛主席著作和一张开给乐清县“知青办”的户粮迁移介绍信送到田头给我,算是我的毕业典礼。当下,我拿着介绍信,从虹桥骑自行车(那时汽车停开)到乐清县“知青办”报到办手续。办事的姑娘见我皮肤黝黑,一身农民,就问:“你弟弟为何不来?”我说:“我没有弟弟,我给自己办的。”姑娘盯着看了我一阵,疑惑地说:“啊?你都这样了,还要手续吗?”

  这都是一年后的事了。只是那天,就是1967年的某一天,也是一个不知道春天还是秋天,反正是不冷也不热无风无雨毫无特色难以让人记住的日子,我挑着上学时从朋友方新家借来的籐篓桶担,手拿沈老师送给我的小提琴弓子,登上安澜亭码头的瓯江渡轮时,眼中有点潮湿。我知道,瓯江是终点,虹桥是起点,一村南屿有个我熟悉而又陌生的小河湾,在前面等我。

 

二、务农

 

  我的回乡,并没打破小河湾的平静。这时的小河湾,非复旧模样了。水是浑浑沌沌的,水面漂浮着似油非油的污垢。我往里扔了一块石头,能听到“扑”声响,却未见水面漾动的涟漪。

  那时,“文革”正进入“揭、批、查”阶段,在外地的本村人都回来了。先是武斗、学校停课,凡在外地读书的中学生、大学生和教师都回来了。后又清理阶级队伍,凡家庭出身不好的,或出身成份好但不安心务农的“外流分子”也回来了。还有遣送返乡的“四不清干部”、“走资派”等等,都要回户口所在的生产队劳动,有的还要定期向大队革委会汇报劳动改造情况。与许多新面孔比,我是大家都熟悉的,好像从来就没出村过。所以,我的回乡,村里人见惯不怪。见面最多问一句:“回来了?”倒是我那老农民的父亲愤愤不平。他一边为我置农具,一边自言自语:“大学怎么说废就废了呢?”最高兴的是我母亲。见我灰头土脸的,她安慰说:“回来好。回来我们就给你娶亲,娶了亲就给我抱孙子,回来好!回来好!”

  可我怎么都好不起来。

  我知道当农民苦。贫穷不说,那春种时半夜里拔秧,上身穿棉衣、下面打赤脚,蹲水田里冷得发抖;那酷暑里闷稻丛里耘三番田,热得头晕发痧,这些苦我是吃过多了。还有割稻时被虫蝇叮得双腿红肿、又痒又痛的感觉,叫人发誓:下辈子做猪做狗也不做农民!而这苦,在过去是有盼头的。过去我只是假期里苦,苦过了假期我还去读书,读了书我还能跳出农门吃省力饭。现在不同,现在没出路了,一辈子就这么苦下去了,娶个老婆就能好了?怎么也说不了。

  为了断过去,我回家的头件事,就是把桶担还给方新,把提琴弓还给沈老师,把学校里带回来的书,连同家里的所有的印刷品,用箩筐挑着卖给收购站。并发誓,从此不拉琴不翻书不写信,不谈与读书有关的事。我穿农民一样的衣服,干农民一样的活。我想努着力,把自己的思想回复到一张白纸。我憋气,努着力把自己融入农民中。我反复提醒自己:你原来就是农民的儿子!你从没有读过书,你从没有过跳出农门的念头,你以前读的十二年书,只是个幻梦!我岂止否定自己的读书,我简直恼恨自己的读书。我若生来就种田,我会觉得种田苦吗?

  刚插队,生产队里给我记8分工分。这是认可我的干活,如拔秧、插秧、割稻、打稻都和别人一样了。我能掌“档柱”挑二百斤谷子,跟别人一样健步如飞了。但我还不够正劳力,我还不能记十分工分。因为,我还有几项技术性的农活不会干。比如划船、艄船、拉纤、跟牛等。这几样不会,你就永远当不了正劳力。我要为此奋斗。

  我们村叫南屿,因是虹桥镇一村大队,也叫一村南屿。我们住在镇上,但种的田在信岙垟。从家里到田里,走路要半小时,坐船要一小时。我们的生产队,又是一村大队的第10小队。有二十来户人口,大小三十来个劳动力。加上农忙出动的家属女工,数目更多。下垟去时要带很多农具,回来还载很多稻谷或稻草,所以,每个小队都配有一条“河泥溜”木船或水泥船。早上,船载着人从南屿底河出发到信岙垟,傍晚,船载着稻谷或稻草从信岙垟回南屿底河。于是划船,艄船是很要紧的技术活。划船难学,艄船更难学。艄船,就是几个人在河岸上拉纤,你坐船里板舵,要掌握用桨的力度和方向。过头了,船的朝向太大,拉纤用力。过小了,船靠岸太近,容易搁浅。所以划船和艄船往往是我父亲那样计12分工分的老把式的绝活,根本轮不到新手沾边。我曾想在小河湾里偷着学划船,但终不得机会。不划船那就拉纤吧,拉纤也不易。我们把拉纤叫做“拔船力”。“拔船力”要有三五个人,最难是最前头那个“打力头”的。“打力头”既然叫“打”,那技术自然在于“打”上。我们虹桥河多、湾多,桥就多。过桥时,船可从桥下过,拔船力的人不能从桥下过,桥下没有路。怎么办?打力头啊。就在船力(纤绳)上缚一只湿草鞋,过桥时站在桥上,用湿草鞋垂着纤绳荡过桥去。这种荡有讲究,狭的桥一下就荡过去,阔的高的桥,要荡好几个来回还可能过不去。这活我也没学会。

  跟牛就是用牛耕作,这活更难。插秧前先关田,要过犁田、耕田、耙田、耖田四个程序。犁田,就是用犁把土翻耕起来。耕田就是把灌了水的泥再翻耕一次。这两种活都难。要让牛听话走直线,又要掌握扶犁的手劲,让犁头吃泥翻得深。耖田更难,要在插秧前把水田平整得如镜,需得有眼光。看哪里低洼,就要用耖把高处的泥带去填平。这是力气活更是技术活,需老经验。比较起来,耙田最容易,但一般都让儿童或半劳力干。青年人要学,都从耕田学起。我曾耕过一次田,却把铁犁头犁丢了,弄得全小队几十号人满水田地为我在泥里找犁头。成了笑话,从此不敢学跟牛。

  既然不会干精细活,那得多干脏的累的活。比如从茅坑里掏大粪,到猪圈里出栏肥,还有冬天冒着冰冻罱河泥,夏天熬到深夜挑谷纳田粮。这些脏活、累活、夜里活工分高,我都抢着干。有一次,到乐清与永嘉交界的小山坳岭窟背树。早上四点钟起身,走二三个小时进山。下午四点钟回来,背一株二三米长、六七十公分粗的衫树段下山。山路狭,树在肩上难转身。天也暗,不小心人还怕跌下山涧。好容易背到虹桥四村的罐头厂,天已黑了,人也精疲力竭,走一步小腿肚子痛得抽筋。实在不能走了,坐在路边叹气。心想:现在有谁来能帮我把树背回家,要什么给什么。正这时,小队长朝松叔来了,背起树就走。我那个感激啊,至今不能形容。

  所以,我想忘掉过去,当个真农民,其实是不容易的。农民是什么?农民就是以务农为生的人。我插队务农几年,技术技术不行、体力体力不行,最高的工分只记到八分半。每年劳动三百来天,收入只有二百多元钱,买一家三口全年的口粮都不够。我算农民吗?半拉子都不算!

  这样说,当农民的苦日子怎么挨得下去?其实不是,命是贵的人是贱的。苦日子有苦日子的捱法,农民有农民的活法。怎么活?苦中作乐,黄莲树下弹琴啊!

 

三、娱乐

 

  说起插队,我很羡慕支边插队或到兵团去的知青。他们的“广阔天地炼红心,战天斗地干革命”的故事,都能写一本本《蹉跎岁月》或《今晚有暴风雪》等等的书。可惜,这些故事都没轮上我。和我一起种田的农民,都是平常的凡夫俗子。他们的生活平平常常,既无惊天动地的壮举,也无掷地有声的语言。但他们都是真实的人,他们的随遇而安的心态,体现了农民的人生态度;他们娱乐人生的乐天精神,让我在后来的曲折遭遇中受用无穷。

  我们小队虽说几十户,但都是绕着小河湾住一起的。又同一个村,彼此之间都沾亲带故,与我都是堂房或亲属。比如队长宗榜姐夫、朝松叔,记工员夏奶表兄,还有尚敖叔、德义姑丈等。其他的,都是他们的子侄或亲戚,如宗升哥、文巧哥、其秀表兄、文品堂弟、阿青堂弟等,从称呼可见亲近。在“文革”那个只讲斗争的年代里,尽管批斗会上“厉牙厉齿”,到了队里,特别是到了田头,就不管你是吃香的贫下中农,还是挨斗的地、富、反、坏,一律平等相处、温情脉脉。

  那时的农民劳动苦啊!干活苦。一年到头最多的出勤300来天,夏收夏种时早上四五点钟起床拔秧,晚上分谷分稻草记工分一般都到深夜入睡,一天要干十几个小时。生活苦。一年到头能吃饱饭穿暖衣的不多。大多家庭是缺劳力或多吃口的,一年干下来买口粮还要倒贴钱。都是毛主席说的:“忙时吃干(饭),闲时喝稀(粥),平时瓜菜代(饭)。”我们南屿村,“五月荒”青黄不接,连瓜菜也没代了,都到山头借番茹丝,到早稻熟一斤米还一斤番茹丝。故此,文巧哥总说:何时分田到户自由种,把狗抱来亲嘴!朝松叔总说:何时白米饭吃饱,死也甘心!

  这当然只是讲讲的,干活得却不沉重。特别是在生产队,气氛还是轻松的。劳动中时时有娱乐。怎么娱乐呢?分两种:一是“小众化”娱乐,二是“大众化”娱乐。

  小众化娱乐是“高雅文化”,那是由几个人称“白脚杆”的小圈子活动。这小圈子的首领却不是白脚杆,是地道的农民。他是我堂房尚敖叔。尚敖叔那时五十多岁,戴呢帽,围拦身,穿一身中式对襟衣裳。他没读过书,靠自学攻得几个白眼字。平素又喜欢跟读书人作伴,有空没空往叶莲先生家里跑。叶莲先生是南屿村“大儒”。年轻时曾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当过秘书,人称“叶莲先”或“叶莲公”。我的名字“文起”就是他取的,典出“韩愈公文起八代之衰,”可见其学问大。叶莲公还会吹洞箫。每每天方拂晓、晨色朦胧中,就有叶莲公的箫声响起,飘飘渺渺、如泣如诉,如天边飘来的仙乐。尚敖叔与此等大文人作伴,自然身价倍增。于是,田间地头,常见尚敖叔荷锄独立、仰天长啸,俨然行吟诗人的声音:“春雨绵绵妻独宿……”可惜就只这一句,不知下句是什么,很让人猜想。

  紧跟尚敖叔的,是德义姑丈和其秀表兄。德义姑丈解放前读过中学,入过三青团,属“反革命管制分子”。忙时在我们队里劳动。闲时挑担下乡补面盂、补碗。故而常被批斗。批斗多了,直不起腰,终生驼背。其秀是“文革”前的初中生,因家庭成份地主,不能升学,也在队里劳动。闲时,叫老婆当帮手打铁打钉。也常被“打办”取缔、罚款。尚敖叔呢?是“富裕中农”,又会做粉干卖,当然“走资本主义道路”。故此三人臭味相投,干活常在一起。我虽清白,但体力不强,干活不追正劳力,只能沦落于他们的圈子内。圈子内不是牲口是人,是人就得讲话。讲什么?讲“白搭”、讲对口白逗笑,算是黄莲树下弹琴——苦中取乐。逗笑什么呢?有时是调侃当时流行的话。如你一句我一句地凑“白搭”:“下定决心,” “老酒一斤。” “排除万难,” “鱼肉挟挟。”比如:“乂乂乂昏君,乂乂乂奸臣。乂乂乂冤枉,乂乂乂吃饱”等。或是调侃小孩。比如我的堂弟文品,只有十三四岁。父母双亡,生活艰难。冬天冷得难挨,夏天衣不蔽体。只有稻熟劳动时吃上米饭,还有肉饼配饭。于是,我们四人又凑了四句“白搭”:“南屿文品。”“冷时难挨。”“稻熟一到——”“白米饭肉饼!”

  还有我的堂弟阿青,比文品还小,八九岁就到队里劳动了。他人小,却老成。大人们讲话他总仰着头听,就有绰号叫“仰天”。“仰天”脾气不好,常被其父教训。于是我们又凑诗。尚敖叔起句,说“‘仰天’脾气犟”,德义姑丈承句,说“日日骨头痒”,其秀表兄转句,说“被爹打一杖……”,合句较难,往往要出奇兵。一般都叫我说。我稍作思索,说:“哭起‘嘭’的响!”

  全场笑翻。

  这样的“白搭”时常都有,集起来可以出书,可惜当时没记录。这几首较“经典”,至今不忘。

  这是小众。大众的娱乐是什么呢?赌吃。参赌的对象都是正劳力,主角有三个:宗升哥、文巧哥、夏奶表兄。

  当时还没有“十亿人民九亿赌”,麻将扑克不盛行,他们只能赌张嘴瘾。主要是赌吃多、吃快。如一顿能吃几碗饭,一气能喝几斤酒之类的。有一次,他们在马路桥头赌吃快:叫宗升哥快走一圈,从马路桥过文星桥,再走回马路桥,这期间夏奶表兄要吃完三十个馒头不用配(水或菜)。若人走到了馒头未吃完,或馒头吃完了人未走到,那就谁输谁赢有分晓了。结果当然夏奶表兄赢。夏奶表兄什么人?大人大肚大嘴巴,绰号“死鲶鱼”,平时吃不饱担不重的。没等宗升哥走回来,三十个馒头早已风卷残云吃光了,还不打一个嗝。那时候饥饿,谁赌吃谁能赢,连我都能赌吃二斤米饭。

  当然也有赌豁边了的。比如赌生吃一斤河虾,把文巧哥吃得上吐下泻住院打针了的。还有赌在马路桥头,让一人当众脱裤让另一人舔屁股之类的动议,因有碍观瞻,被队长严正叫停。

  还有一种共同的“大众娱乐”在晚上,就是大家都到我家听我父亲讲书。

  父亲粗通文墨,尤长说书讲传。那时没戏没电影,连唱鼓词都被取缔。漫长的冬夜难挨,唯一的娱乐,就是到我家听书。故一到晚上,我家就挤满人。凳上椅上坐人不说,床上地下都坐人。这时候的父亲很神气,在众人的期待里先慢条斯理地抽烟(别人递上来的),又咕噜咕噜地喝水(别人倒好的),然后脱鞋伸腿坐进被窝(被窝里早已伸进几双脚),接着背靠床架讲书。父亲讲《征东》、讲《征西》、讲《隋唐演义》,绘声绘色;讲英雄除奸,讲强盗劫富,声色俱厉;讲奸臣弄权、讲小人作鬼,妙趣横生。一时间讲者与听者互动,个个喜怒形于色。正听到关键时,比如唐太宗马陷金沙滩,小番将手起刀落正欲取其性命……,忽有一声断喊:“香烟——”这不是书中的情节,而是父亲上烟瘾了。于是全场愕然,又猛醒,就有人将点好的烟递上让父亲抽。完了,接着讲书。讲着讲着,又讲到大家都春风沉醉的光景,比如皇太子建成与皇妃解衣宽带正欲上床,秦王李世民正好从门外经过……又来一声断喊:“尿壶——”这也不是书中情节,却是父亲尿急。同样全场愕然又猛醒,就有人到后边间提了尿壶来,塞进父亲的被窝中。接着,便有淅淅沥沥的声音从被窝内传出。完了,有人拿尿壶出去倒了,放小河湾里洗了,提回来放床前待用。讲书继续。

  每夜都有这么几次。有时次数多有时次数少。不管多少,次日的田间,“大众”和“小众”的娱乐圈内必有一个节目,那是赌猜我父亲昨天的晚饭,是吃干的还是喝稀的。这赌猜一般没悬念。拉尿次数多肯定是喝稀的,拉尿次数少自然是吃干的。当然也有例外。比如,虽然吃干的,但菜吃得咸汤水喝多了呢?虽然喝稀的,但大小便早就拉没了呢?所以,这个赌猜自有实行且继续的必要。

  这样的娱乐,从1967年到1971年我正式当农民的四年多中,基本上每天都有,自然得如同出工收工。这是我们辛苦的调剂品,也是农民自在释放天性的方式。现在,像我父亲辈的老人大都作古。唯一健在的朝松叔,如今已不再说吃饱饭了,因为他已不能多吃饭了。那个念叨着分田到户自由种的文巧哥,总算盼到了这一天。终于可以自由地办运输搞搬运了,却在一次往车上扛米包时没有站起来,脑溢血了。其秀表兄的打钉店后来的生意也红火,却于某日骑自行车讨账翻山时摔死。那个老被调排的小堂弟文品,后来当了协警还立过功,不幸在一次车祸中丧生……我把这段生活写下来,心中就有许多“悲欣交集”的感慨。

  现在想想,那时的娱乐多么无聊、多么低级趣味啊!但那是“文革”期间、到处弥漫阶级斗争硝烟的时代啊!参与的又是些经常被批被斗、最底层的农民。在那种令人窒息的政治空气下,这种原生态的娱乐,正如在铁屋中打开一扇窗门透气,正如让阿Q生存下去的精神胜利法!

  本可以这样娱乐着麻木地生存下去的,却出了几个死人的大变故。这些变故让我震动,让我意识到农民不但是生活穷苦、而且是担着危及生命的高险行业,让我对自己的人生开始新的反思。

 

四、变故

 

  那时的农村,关键的问题是穷;那时的农民,关键的问题是苦。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农民们自己都会想办法,做生意啊做手艺啊等赚钱来弥补。比如尚敖叔做粉干,德义姑丈补面盂,其秀打钉。我呢,也做过木匠,腌了咸菜去卖。问题是当时的政策不容许,动不动就要割资本主义尾巴。每一次红色台风来了,还要抓进去“群众专政”,批斗、游街、关押、办学习班。还搬东西经济处罚,还在政治上施加高压。有扛不住的,就寻短见自杀。我插队务农的四年多中,村里死了三个人。

  我们一村南屿,位于马路边,离大街近,进退方便,适合做生意。每逢三、八虹桥集市,村民们都会到街上摆摊。卖自做的粉干,卖籴来的谷、米。都没什么卖的,就卖年糕卖蟮鱼。妇女呢,卖红糖卖米饼。她们不摆摊,只拿点红糖或米饼的样品,让人看,看中了的领到家里买。这样灵便,“打办”(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群专”(群众专政)来了逃得快。以上几种是小生意,市场管理了只是赶走、取缔,不算犯法。犯法的是做票证生意。那时候票证多,买什么都要票,如布票、粮票、油票、肉票、香烟票、火柴票、煤油票、肥皂票等。这些票因为紧张,黑市上卖的价格高。倒腾这个生意的出息大,但抓住要判投机倒把罪,坐牢。偏偏杀头生意有人做,我们村做票证生意的好有几个人。其中有个叫加林的,就是。

  加林住我隔壁,比我大五六岁,三十来岁光景。高高瘦瘦的,不像农民倒像白面书生,未讲话脸先红。这么老实的人,怎么会做这种危险生意呢?谁也想不到。也许是成家了,子女三四个张着嘴要吃饭;也许是实在太穷了,铤而走险。反正加林是暗里在做票证生意,且被“打办”掌控在案了。      

  “打办”有个头头,人称“翁必如”。翁必如是谁?是解放前国民党虹桥联防大队长,无恶不作,镇压共产党杀人如麻。当年虹桥镇上的小孩哭了,大人说一声“翁必如来了”,小孩马上噤声。由此可见,这个“打办”的头头的厉害。偏偏加林卖票证的材料是“翁必如”掌握,这自然麻烦。

  其实加林一点也不知道自己是“翁必如”的网中之鱼,那一天他照常上街接客。这种生意如同当年地下党,讲暗号的。对上号了,领一僻静处交钱交票。谁想那天“翁必如”早已放线,要拉网。加林票也未交,“打办”人员就围过来抓他了。还好加林腿长,脚背肩头就跑。他跑,后面追。一跑两跑,跑到南屿底河那个小河湾。前面一片水,后面有人追。加林慌了,“扑通”一声就跳到小河湾里去。加林在跳之前,面对养育他的小河湾有没有犹豫呢?不知道。也许他跳的时候只知道逃生,没想到要犹豫。是加林本来就不会游泳呢,还是会游泳这时手忙脚乱了?反正加林这一跳,就没从河里跳出来。河湾旁的村民本是可以救他的,但河边站着如狼似虎的“翁必如”们,只能眼看着一条年轻的生命在小河湾里挣扎着沉下去。尸体捞上后,大家发现,他身上带的粮票,仅仅只有二十斤……

  第二个死的人,我叫他德祥叔,是个生命力很强的人。当年的农村,有两种人被人推崇。一种是老把式,农活样样精通,像我父亲。另一种是不务正业,却财路亨通,像德祥叔。德祥叔的不务正业却不出挑,政策允许的。干什么?解板。解板是木工工艺的一种,既是技术活又是苦力活。那时的农村没有锯板厂,凡起屋用板、打家具用板,都要早几天请解板老司上门,用手工来解。

  解板用的木材须是直径大的木段,有长段短段。短段简单,将原木竖起捆柱上就可用锯。长段麻烦点,要将木段倾斜着架放。然后两名老司一站树上,一站地下,对准已弹好墨斗线用长钢锯在木段上一上一下推拉着锯板。一推一拉,锯板吃树,就会发出“其——果,嘎——果”的声音。于是就有了我们从小都会念的民谣:

  

其——果,嘎——果,

解板老司着红裤。

红裤反单着,

老媪难寻着。

红裤当外套,

个世苦到老。

  

  德祥叔是解板老司,但不穿红裤。我认识他时,总是穿高领粗绒的羊毛衫。式样是当年最时髦的,可见他的富足和新潮。他个子粗壮,一表堂堂,不但没有“一世苦到老”,却是讨了漂亮老婆的大丈夫。岂止大丈夫,简直是南屿村的西门大官人了。村里人叫他“解板佬”,我母亲却叫他“解板卵”,常问他有几个“亲家母”。他也不恼,戏称凡请他解板的每家都有,可谓“家家都有丈母娘。”这种放达和夸张,放在今天,只博人一哂。只要不犯事,算是隐私,别人是管不着的。但在“文革”,却是大逆不道、算是腐化堕落的“坏分子”了。我记得,土改划成份时,敌对阶级只有地主、富农、反革命,1957年后又划了右派分子。什么时候又多个坏分子呢?可“文革”的批斗或游街,报的对象,就有了“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了。其他四类是铁板钉钉的,只有坏分子由造反派认定。比如劳改释放分子,比如犯错误受处分的人都可归类,后来扩展到有男女关系或行为不端者。

  德祥叔何时被定为坏分子呢?不清楚。反正他性格放纵,对男女之事从不隐瞒。喝了酒更会添油加醋,一会讲成十的,造反派正好逮个正着。于是,在一次刮红色台风中,德祥叔被抓进去了。抓进去其实也无妨。比如我父亲,就是抓得多看得淡了,进牛棚正好天天在里面讲书讲传。德祥叔不同。他出身贫下中农,很有面子。从没受过批斗,又花天酒地,这一下失去自由,落差大,特别郁闷。再加上造反派对男女私通之事特有兴趣,日夜不停地审问,细枝末节地追查,还打人,伤人自尊了。终于,他顶不住了。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他借口出去大便,一下子跳到南屿底河这个小河湾里去了。德祥叔跳河前,面对天天挑水、天天洗澡洗衣物的小河湾,有没有犹豫呢?我想一定有的。他是个热爱生命、享受生活的人,他能轻易地结束生命吗?

  德祥叔死后,他当搬运工人的弟弟急了,仗着自己“领导一切”(最高指示: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优势,背着哥哥的尸体滿街喊冤,将尸体放在镇革委会、放在大队干部家里出气。那场面,触目惊心!

  第三个死的人,是我的堂房尚可叔。尚可叔与我父亲一样,是刘姓房族中一条汉子。身材魁梧,声如洪钟,样子像《水浒传》里的鲁智深。只因他性格耿直,最见不得蝇营狗苟之人。故与造反派意见不合,被红色台风刮进学习班。罪名是:工分做多、粉干卖多、富裕中农走资本主义道路。不知道过于激动,还是过于气愤,我那身强力壮的尚可叔,当晚即脑溢血去世了。

  农村有规矩,父丧期间儿子娶亲,可以冲喜却晦气。就在尚可叔出丧的当天晚上,我的堂弟结婚了。闹洞房时,堂房的兄弟们一定要我拉胡琴闹热闹热。我其实从回乡插队那日起,就没有拉过琴了。家里也没有乐器,唯一保存过的小提琴的弓也还给沈老师了。并发誓今生不拉琴,也不提过去读书的事。可那一晚不能推、也推不了,他们不知从什么地方找来一把二胡要我拉。这时候,我才知道农村的规矩真残酷。红白喜事一起做,从大悲一下子跳到大喜,这要经历多少的心灵折磨啊。那一晚,我闭着眼睛拉《江河水》、拉《赛马》、拉《水乡小唱》,我的二胡在唱歌,我的心里在流泪……

  不过,也就是这一晚的拉琴,让我找回了四年多前的我。那个活跃在温一中校园和温州演出舞台的我,那个时刻想跳出农门去闯荡世界的我!我认真地问我自己:你既然改变不了这个地方的环境,那你为何不离开这个贫苦落后而又危机四伏环境恶劣的地方呢?

  就在那天之后的1971年,我离开这个我插队务农了四年多的一村第10生产队,离开南屿底河这个我亲近又心寒的小河湾。与妻子一起到南岳乡中小学,开始了历时十年的代课、民办教师生涯……

  

  四十年后,在我动笔要写这段回乡插队的生活时,我回到我的家乡。却发现,那个让我刻骨铭心、名叫南屿底河的小河湾消失了,小河湾的原址上建起了树林般的高楼。那个养育我长大又见证本地村民苦乐年华的小河湾哪里去了呢?乡亲们说:小河湾后来的污染太厉害了,又脏又臭,充满了垃圾和污垢,就填平了盖房子了。我惘然若失。我想起在这里的童年、少年和当农民的生活。突然悟到:那不是我生命中的小河湾吗?那不是历史转折的一个并不美丽的弯口(或丑陋的盲肠)吗?既清澈又混沌,既灵动又沉重,既充满着痛苦、又存在希望。不管是清澈还是混沌、灵动还是沉重、痛苦还是存在希望,它都真实地存在过。像我的人生,像那段历史,我不能不原原本本地把它记下来。

  于是,我写了以上这些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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