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话是不能说的
常常是这样，刚写完一篇文字，又发现了新的资料，比先前使用的素材还要妥当。比如前一篇说到了中国式逃亡，写完不久，又有一位逃亡国外的顾文选，出现在我的面前。他与沈元一样，都考入了北京大学，也都划为右派，开除学籍，但他比沈元大了四岁或五岁，可怕的遭遇就更多一些，不仅亲历了镇反（镇压反革命）运动、肃反（肃清反革命）运动、反右（反击右派）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的打击反革命运动，还在最后那场运动中，判了死刑。
让我们从头说起。
新政权建立于1949年，那一年他十五岁，家住杭州。他的家庭出身完全合乎革命要求，因此可以到公安局工作。没多久，一场巩固新政权的镇反运动开始了，大约一百万人身首异处，让他目睹了新的国家机器之无比锋利。过了几年，又开始肃清革命队伍中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按照上面规定的比例，他所在机关必须抓百分之五的反革命分子，才能过关。他忠厚老实，心直口快，还可能对草菅人命的做法有过异议，结果被公安局关押了几个月，受到严刑拷打，并且丢掉工作。1956年，他以社会青年的身份考入北京大学，一年级还未读完，党组织动员大学生提意见，他不知道这是政治家们引蛇出洞的诡计，就实实在在地参加了。一次开会时，有的同学讲到了1955年北大肃反，批斗了二百多名学生，私设公堂，非法审讯，他也讲了在杭州的肃反亲历，说到专政机构怎样滥施酷刑、刑讯逼供，以及他自己的遭遇。
接下来，顾文选就被打成了右派，又按照反革命分子处理，判了五年徒刑。五年以后刑期满了，他还是不能离开劳改农场。官方说让他留场就业，实际上是继续关押和控制。1966年文化大革命来了，劳改农场的迫害一步步升级，在绝望中他设法逃了出去，一路北上，千辛万苦，到了苏联。哪知苏联也不把他当人看，畜生似地装进麻袋，弄到莫斯科审问，然后再引渡回国。到了1970年初，开始严厉打击反革命了，北京严肃处理的第一批反革命分子总共五十五人，按照罪行排序，由重至轻，顾文选是第一名，当然要枪毙了。
夺去他性命的那场运动，一般称为一打三反运动(即打击反革命分子，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其中以打击反革命分子为主，另外几项只是陪衬。那场运动先在北京展开，然后蔓延全国，引起一片片腥风血雨。1970年2月至11月间，十个月里共挖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一百八十四万名，逮捕二十八万名，判处死刑和被逼自杀的人数，没有确切的统计，估计在一万人至二十万人之间。但那还不是全部的数字，北京的一打三反运动在1970年底结束，一些城市搞的时间长一些，持续到了第二年、第三年，甚至更久。
死刑人数很难统计，其中一个原因，可能与核准死刑的权限有关。中国从古至今，一直是中央政府掌握核准死刑的权力，而1970年则成了特殊时期，为了准备一场与苏联的战争，需要狠狠打击莫须有的反革命里应外合势力，就需要快速杀掉一大批人，于是把核准死刑的权力下放到各省各市各县，各地自己掌握判处死刑的标准。那时候，中国所有省市县的公检法机关全被砸烂，由军事管制委员会、革命造反派等人组成革命委员会，再由革命委员会下设的人民保卫组负责，全国各地都由非法律人士掌握着生杀大权，他们的标准各不相同，千奇百怪，数不胜数。
退一步讲，即使法律界人士，仍然搞不清楚什么人是反革命，什么人不是反革命。“反对”这个词语，从行动到思想，没有确定的内涵和外延，或者仅仅是一种描述。拿反对革命来说，手持枪械推翻它是反对，口头上提出异议也是反对，其间的差别，比动物与植物的差别还大。新政权建立后，1951年2月曾公布过《惩治反革命条例》，但什么人可以定为反革命分子，界限一直不很清楚。混混沌沌地使用下来，一直到了1979年7月，才有了第一部刑法，对反革命罪作了比较具体的界定，但执行起来仍有很多困难，所以当1997年再次修订刑法时，把难以具体界定的反革命罪取消了，改用颠覆国家政权等罪名。反革命罪，一个严重到判处死刑的罪行，一个模糊到没有标准的罪行，在半个世纪里，注定了一个庞大的国家和民族，不得不遭受恐怖的威胁。
现在想起来，我有几次参加了打击反革命分子的公判大会，差不多都在1970年。会场在市中心，名称就叫中心会场，我现在写这篇文字时面对的地方，一个星级宾馆背后的街心公园。当时是一片有大会主席台的开阔空地，比体育场大几倍，能容纳十多万人。
大会主席台朝向东方，主席台和十多万革命群众之间，排满了十多辆解放牌大卡车，车头朝南，车尾朝北。最前面和最后面的车上架着机关枪，其余的每辆车上，押着四个反革命分子。他们的胳膊全都绑在后面，需要他们低头时，押解的人抬高他们身后的胳膊，那些人的头就深深地低了下去，好像是认罪；需要他们抬头时，押解的人揪着他们的头发，那些人的脸就露出来，让我们看见。
会场四周的电线杆上，挂了许多灰色铁皮的高音喇叭，声音尖利，刺人耳膜。会场后面搭着一排临时搭建的公共厕所，在夏日里发出骚臭。但我们的注意力还是停留在那些罪犯身上和脸上。每个人的公判词都只有短短几句，他的罪行和宣判结果。读完一个人的罪行，就有一个写着他们罪名和姓名的牌子，像变戏法一样拿出来，挂在他们的脖子上——凡是名字上用红笔打了叉的，是判了死刑，再过一会儿就拉到刑场枪毙了；没有红笔打叉的，是判了有期徒刑，可以活着回到监狱。——所有的死刑都立即执行，而立即执行的意思，是没有上诉期，宣判以后马上枪毙。
我一个邻居家的大叔大婶，儿子犯了反革命罪，听人说他们儿子是医院里的主刀医生，给患者做脑部手术，那人死在手术台上，于是被当做报复杀害贫下中农的反革命分子，抓了起来，但不知道什么时候判刑，也不知道会不会枪毙。每到枪毙人的时候，邻居家的大叔大婶就早早到刑场等候，希望见儿子一面。那时候，公判大会不让罪犯的家属参加，枪毙之后才告诉家属，同时收取两角钱的子弹费。据说北京的遇罗克，那个写《出身论》的人，被枪毙了没有收子弹费，因为需要他的眼角膜给别人移植，可以抵了那颗射杀他的子弹。那个顾文选可能也没有收，他没有结婚没有妻子儿女，家又在距离北京很远的杭州，可能有父母也可能没有父母，即使有的话，找他们收子弹费，还要买往返的火车票，花钱太多。
顾文选的罪名有两项，都是反革命的重罪。
一是投敌叛国罪，他确实跑到了苏联，要求政治避难，然后被引渡回国。这一情况比晚他一个月枪毙的沈元还严重，沈元只是用鞋油把自己涂黑，冒充黑人混入驻华使馆或领事馆，而顾文选已经跑到了苏联，那是很危险的投敌叛国，如果向南跑到香港，就可能被收留下来，不会引渡了。投敌叛国罪是要处死的。这样的处罚，相比之下显得严厉。我好像读到一篇文章，说的是当年东德一个大学生，偷越柏林墙叛逃西德，抓住了，判一年徒刑。
二是恶毒攻击罪。在他判死之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发了一份通知，列了五十五个反革命分子的罪行，要全北京的革命群众讨论，名义上是走“群众专政”的路线，听取对判决何种刑罚的建议，实际目的，不过是震慑群众，警告和恐吓整个社会。那份通知说顾文选“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经常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但是没有说都有哪些反动言论。这种做法，后来全国形成了惯例，只需说一个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不必说出那个人是怎样恶毒攻击的，就已经构成了反革命的严重罪行，判刑和枪毙，都可以了。
这样一来，谁都不知道顾文选说了哪些“恶毒攻击”的言论，他就死了。许多年之后，我才在一篇文章中读到他的言论：“这些名义上为人民服务的，又不与人民同甘苦、高高在上的人，却自命为坚定的马列主义者、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接下来的一句话，可能语气重了一些：“如果你感到没有能力做领导工作，就自动下来，回到群众中来，可以去做工、种田，做不动了人民养你的老，千万别再坐在那里发号施令，贻误国家。”
这些话，是不能说的，说了就有生命危险。死了以后有无穷无尽的时间
我正在阅读一部长篇小说，开篇第一章就说：“如今我已是一个死人，成了一具躺在井底的死尸。尽管我已经死了很久，心脏也早已停止了跳动，但除了那个卑鄙的凶手之外，没人知道我发生了什么事。”从这个谋杀案开始的小说，结构复杂，笔触细腻，展开了四百年前生活、爱情、艺术和历史的画卷。近些年我读到的作品，时常采用通俗小说的包装，比如它的悬念、线索、结构，等等，帮助作者完成他严肃的、重要的主题描述。也就是说，不管内容多么厚重，都需要轻松的阅读过程，这可能是世界文学的一种趋向，遗憾的是这样的写作，需要几个方面的深厚造诣，很不容易掌控。奥尔罕·帕慕克可以掌控，因为那本书是他写的：《我的名字叫红》。
读到井里的尸体，我忽然想起1970年，大概是10月里的一天，河南省的一口水井里发现了死尸，死者是一名部级官员，其后的几十年里，自杀还是他杀，他杀还是自杀，没人给予足够的关心。在那之前的二十年时光，投井而死的人远远多于井的数量，找一口没有淹死人的水井，还真不容易。死就死了，捞出来草草埋葬，然后把泡过尸体的井水舀干，再等下一批井水涌出来，就可以继续饮用了。
1970年死在河南省确山县芦庄那口水井里的人，虽然是高官，死了也就死了，自杀和他杀，没有太大的区别——都一样死于政治迫害，都不能追究凶手和迫害者——那些人在国家的最高位置上，他们的观念还要持续很久。虽然死了的人是范长江，一个相当重要的人物，新政权建立前后的几年里，他已经担任过新华社副总编辑，解放日报社社长，新闻总署副署长，人民日报社社长。
出生于1909年的范长江，三十岁参加共产党，但在更早的时候，有过一次革命经历：他十八岁时作为学生兵，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那次起义的日子成为共产党军队诞生的节日，光芒万丈。他随着那支部队南北征战，一年间行迹遍及大半个中国，后来队伍被打散，他找不到他的队伍了。
对于那个特殊聪明、富有才情的青年人，一次半途而废的革命经历，是否促成了他愿意跳来跳去、做事只做一半的性格呢？此后的几年，人们知道他在三所大学读过书，包括著名的北京大学，但没有一所学校读到毕业。这样做，可能会让人以为他急进和浮躁，但是有很多好处，生活阅历和社会经验都开阔而丰富，有利于培养个人思维的敏锐和深度，尽早占领人生事业的制高点。二十四岁起，他开始为一些著名的报纸撰稿，在许多青年同行中脱颖而出，二十六岁时已成为《大公报》记者，并且是花费那份报纸差旅费最多的旅行记者，深入西北地区考察，历时十个月，行程六千多公里。中国人喜欢一个成语，天道酬勤，看来是有道理的，范长江写的六七十篇旅行通讯，报上连载，出单行本，引起了轰动，一举成为闻名全国的新闻记者。大公报的销路越来越好，也与他的粉丝越来越多，有一定的关系。没有先前跳来跳去的经历，他的成功，可能很晚。
《大公报》可不是一份普通的报纸：从那名字来说，“忘我之为大”，“无私之为公”；从它的立场来说，民间报纸、独立言论、客观报道、诚以待人；从它的思想来说，不仅是读者的信息源，也是读者的思想源。
它创刊于1902年的天津法租界，虽然不是中国创立最早的报纸，但它的办报理念和经营方式，可以作为中国报界成熟与优越的楷模，在二十世纪初的现代世界，也不落后。那时候，现代报纸在世界上的大众化初步完成——报纸不再接受党派津贴而转为自由出版，独立经营，享有了较为充分的出版权、采访权和发布权。在内容方面，现代报纸向读者提供各项事务的信息，给各界人士以充分的言论表达自由，公开，公正，公平，由此推动了社会民主的发展。说到这些方面，中国的《大公报》并不落后。我看到的一篇文章说，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唯一的一名长驻欧洲的中国的战地记者，就是《大公报》的萧乾。1940年代，因为代表了中国报纸的最好成绩，《大公报》由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推选为当年最佳外国报纸，获得了荣誉奖章。那个评奖在国际新闻界很重要，《大公报》获奖，在亚洲报纸中是第三位，中国报纸中的第一位。令人遗憾的是，后来那份报纸就改变了方向，即使是在香港残留的《大公报》，也退回到十九世纪党派报纸的年代，在新闻和其他言论上，失去了公开公正公平，没有了昔日的勇敢和骄傲。
像培养造就了许多勇敢和骄傲的中国报人一样，昔日《大公报》以兼容并包、无党无派、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培养造就了范长江。有人认为，他在大公报社四年里的成就，超过了一生中其他年月的总和。这种说法，实际上讲的是他离开大公报社以后，种种经历是个悲剧。在我看来，他离开大公报社，与他做事有始无终的性格有很大关系，另外与中国知识分子难以抑制的乌托邦梦想也有很大关系。他曾在西安事变后的第二年初，只身前往延安采访，与毛泽东一个晚上的谈话，让他见识了革命领袖的魅力，也见识了革命组织、革命理论的魅力，这为他此前一些带有革命性质的个人冲动，找到了合理的诠释和新出现的意义。于是他在两年后离开《大公报》，三年后加入了正在进行武装斗争的这个政党，并成为它的首席新闻官。这一年他三十岁，按照他后来在六十一岁去世的时间跨度算起来，才走了一半的人生路途。
入党十一年之后，他成了身份显赫的部级官员，担任了人民日报社社长，再干了一两年，就被调出那里，永远离开了新闻行业。一般人看来，他离开中国唯一重要的报纸《人民日报》，是由于同报社大多数下属的尖锐矛盾，这样看似乎也有道理：他不过是个从旧政权统治区出身、从资产阶级报纸起家，后来才投奔革命的人，报社里还有比他早了八九年参加革命党的老革命哪，他们不服从他的管理，或者用宗派主义反对官僚主义也在情理之中。但在我看来，好像还有另外的原因：他对革命事业的投入，还没有到完全忘我的程度。我不含褒贬地以为，如果他完全忘我，完全沉溺至没有个人意识的忘我程度，会在1950年代初期，更好地面对新闻观念上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在1940年代，他参与主持革命的新闻事业时，报纸上的有些话看起来像是真话，但未必出于真实的想法。正在争取国家的统治权，有的时候，需要以假话掩盖自己真实的主张。比如说，党的机关报《解放日报》上，发表了红色领袖的言论，说是中国人尊重美国人的民主理念，我们并不害怕民主的美国影响，我们欢迎它。在美国国庆日，报纸上还要发表社论，称赞美国为资本主义世界最典型的民主国家，与社会主义的苏联成为民主世界的双璧，“民主的美国已经有了它的同伴……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势力。我们共产党人现在所进行的工作乃是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等早已在美国进行过了的工作。”而1950年代之后，一个华丽的转身，种种掩饰都不需要了。对美国的态度，也立即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把它当做不共戴天的敌人，全方位地攻击。那时候，说真话还是说假话，不再是个问题。
至少持续到1970年，如果是有一些记忆的老报人，如果是有一点良知的老报人，怎么适应这样的大转弯呢？不仅不适应不被允许，慢慢地适应也不被允许。或许，这一点也是范长江不再适应党的新闻事业、一定要调去做其他工作的原因。至少持续到1970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没有新闻，只有宣传，只有真理。这样一来，留着办报经验太多的范长江，有何用途？这一次不是他有始无终，是身边的环境变化太快，不需要他了，以后的日子过得很快，乏善可陈，终至于到了1970年，他以反革命的身份，死于井中，自杀或者他杀。
这篇文字的开始，我引用了帕慕克小说的素材，顺利进入了我的写作。其实这部小说的第一页上，还有我特别欣赏的话：“我出生前就已经有着无穷的时间，我死后仍然有无穷无尽的时间！”现在这篇文字该结尾了，用他这句话的一部分作为题目，不为别的，只为表示我对他的敬意。
是记者，还是政治活动家
我的前一篇文字，题目是《死了以后有无穷无尽的时间》，虽然取材于帕慕克小说里的一句话，却与我写到的范长江有深入的联系：他在1940年代成立了一个亲近共产党的青年记者组织，成立的日子11月8日，后来演变成中国记者节，每年都要庆贺——这件事与我的直接关系，是我从事新闻工作的许多年里，那一天总要得到当地政府颁发的新闻奖奖金，然后约请同事们饮酒庆贺。此外，国家最高的新闻奖项，以范长江的名字命名，虽然我没有获得，我所在的城市也没人获得，但还有其他城市的同行获得这个大奖，想必有更优厚的奖金，可以去更高档的酒店。由此看来，范长江死了以后，有无穷无尽的时间，远远比活着的时候荣耀。就像许多人士，活着的时候光鲜生动，一旦离开世界，也远远离开自己，变成一种抽象、干枯的符号，所有的荣辱毁誉，已经与自己无关。
天地悠悠，无穷无尽；人的名声，惟愿长久。这样一来，我的思绪就在范长江那里，多停留了一些时间，并且由这位著名的中国记者，想起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两个人差不多做过同样的事情，可以做一点有意义的比较。
且说1936年夏天，三十一岁的斯诺（他出生于1905年）进入陕西省北部的革命区域，准备采访每一位红军要人。那时候，二十七岁的范长江（他在1909年出生），正在陕西省的中心城市西安，即将结束为期十个月的中国西北部之行，而他在旅游采访中写的六七十篇通讯稿，大部分已在《大公报》连载，其中约有十分之一是对红军长征的报道，这在当时报刊对红军的零散报道中，无疑分量很重，引起斯诺的注意。
我们知道，斯诺是位适合当记者的人。他出生于美国的密苏里州，按照美国人的说法，密苏里人喜欢刨根问底，不喜欢道听途说；他还在密苏里新闻学院读过书，那是世界上最早开设新闻专业的高等学府，被誉为美国记者的摇篮，而密苏里新闻学院奖，更是享誉全球新闻界的奖项。这样一来，我们就会理解，采访中国红色区域之前的斯诺，曾经作了怎样的细致准备。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们的领导人是谁?红军依靠什么力量抗击拥有极大优势的敌人达九年之久?中国苏维埃是怎样的?共产党怎样穿衣、怎样吃饭、怎样娱乐、怎样恋爱、怎样工作?红军兵力有多少?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军事和政治前景如何?它能成功吗?共产党究竟有没有对外政策?等等。已经做了八年驻华记者的斯诺，给自己提出来几十个（据说是八十个）这样的问题，从中国已有的出版物中，认真地寻找答案。
可惜没有答案，包括范长江的一篇篇通讯报道。斯诺在《西行漫记》第一章写道：“相当一个时期以来，竟没有一个非共产党观察家能够有把握地、准确地、或是用亲身调查过的事实解答这些问题，这似乎是荒唐可笑的。”也许，从斯诺接受到的专业知识看来，范长江没有深入到红军长征的发生现场，只能依赖于第二手材料，再有就是对先前报纸上零散的官方报道，做了综合概括，加入个人分析，而这些缺少第一手材料的分析，显然是靠不住的。比如，一路上听到的传闻里，红军杀人放火又抢掠财物，范长江没有对红军杀人放火、抢掠财物的个案调查，就把那些传闻写了进去，加以评说。这在密苏里新闻学院的专业考核中，肯定是不合格，需要重做的。
西方的新闻理念，毕竟与东方不同。斯诺在密苏里新闻学院读过，知道什么消息特别值得采访，也知道采访与写作时，该采用哪些方式。从那一年的6月到10月，他多次采访毛泽东，跟这位中国第二政府的领袖聊到深夜，还采访了当时在陕北的红军高级将领。他的所有行程，都由周恩来亲自安排，包括老战士给他讲长征的故事，农民跟他谈对党的看法，政治局委员和他们的妻子陪他一起打牌。于是有了《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为《西行漫记》），世界上正面描写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本书，为它得到足够的外交支持，以及日后夺取全国政权，起了相当重要的外宣作用（该书美国版问世时，出版商在该书的封面写下：“此书会告诉你为什么日本不可能取胜！”）
现在我们才知道，与后来渐渐披露的历历往事相比，那本书仅仅写出红色区域的正面形象，但那不能过多地责备斯诺，他根本就看不见负面的东西。为他安排的所有采访，都是精心策划的，甚至他提出的几十个问题，都由中央政治局慎重讨论后才给予回答。斯诺在写作时尽量采取冷静、客观的态度，而他在报道这个巨大事件时的立场，却由必须保持中立的记者，变为热情参与的政治活动家——中国人的苦难，实在太多了；中国的情况，太应该改变。这种深入的同情感和责任感，使得那个时代的很多驻华记者，都改变了记者的立场，成了政治活动家。当时的中国政府向美国驻华大使投诉，指责斯诺写的是虚假新闻，据说此后还不欢迎他继续留任驻华记者，于是他不情愿地回到美国。而后来的西方媒体，也认为斯诺直接参与中国的革命运动（如“一二·九”学生运动），有悖新闻伦理；他与中国革命领袖有着过于亲密的关系，令其报道失去了客观性，甚至成了宣传工具。这样一来，斯诺变成了西方新闻学引用的一个鲜明案例，告诫他们的学生，跟被采访者的关系不要超过新闻界限，要坚守独立的立场，不要被人利用。
其实，在当时的驻华记者中，还有比斯诺先生走得更远的，像一个完全彻底的政治活动家，比如美国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
她出生于1885年，毕业于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
有的资料说她是美国左派作家、记者，有的资料更为直接，说她是美国记者、作家和社会主义者。不管怎样说，她都远远超过了新闻界限，记者的身份不那么重要了。她的一位后代回忆说，“她在俄国被疑为中国间谍，在中国被疑为美国间谍，而在美国，她受到国会委员会的传召，发现自己被标定为苏联间谍。她不是间谍，她是个革命者。”在中国被疑为美国间谍的说法，我没有在别的文章中见过，只能猜想，那样的事情只能发生在中华民国，并且还猜想，如果她被那时的中国政府驱逐出境，也有可能。
她第五次到中国采访的1946年，到了延安。那时她六十一岁，比所有的延安领导人年龄都大，但是和他们一样，对革命充满了无边无际的热情。在延安她还得到了一个“纸老虎女士”的绰号，因为在与她的谈话中，毛泽东首次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据说她写了一篇题为《毛泽东思想》的文章，经中共领导人修改，发表在美国纽约的一份杂志上，这是世界上第一篇论述毛泽东思想的文章。周恩来还想请她负责《毛泽东选集》的英文版，说她的散文体与毛主席著作的风格比较一致。
第六次来到中国是1958年，然后留下来不再离开。1966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加入了红卫兵。那一年她八十一岁，在全中国的红卫兵里，应该是年龄最大的一个。
她于1970年逝世。八十五岁，心血管病，死在中国。她的骨灰，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她去世于1970年春天，因此不能参加秋天才能举行的中国国庆节。
那一年国庆节非常隆重，特意邀请了埃德加·斯诺前来参加盛典。斯诺与他的第二任妻子登上天安门城楼，一左一右站在革命领袖毛泽东的身边。一种比较肯定的说法，是中国想通过这样一个重要的画面，向美国传达一个重要信息，希望重建两国之间的友好往来。据说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里，还表示了欢迎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希望斯诺把这个信息传给美国。但谁也没有想到，斯诺获得的独家新闻，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重要报纸都不愿发表。它们仿佛约好了似的，都不再相信斯诺写作的新闻稿件。
1970年的一天，埃德加·斯诺先生访问了我居住的城市，参观了鞍山的钢铁工厂。这件事写在他的一本书里，也记在鞍山档案馆的档案里，可信度较高。发生这件事的时候，斯诺六十五岁，是个重要人物，我十五岁，在读普通中学，年龄与身份相差太大，没有机会见面。
鸡毛都飞到天上去啦
埃德加·斯诺先生访问鞍山时，我没有机会和他见面，这真让人遗憾。我们显然有很多共同语言——我一直在接受暴力革命的教育，同时有一些属于个人的正确的善恶观念，正在悄悄地萌生，而斯诺先生的一生离暴力革命太近，属于个人的正确的善恶观念，悄悄地消亡，剩下的已经不多，这样一来，我们处在同样的水平线上，可以谈得拢。只是我们互不相识，而他又在两年后的一天生病，永远辞别了这个世界，再想谈话，没机会了。
善恶观念，是观念的一种，在我看来，还是其他观念的基础。我还觉得，搞一场暴力革命，最难的部分，不是谋夺一个国家或整个世界，而是给所有人洗脑，让他们彻底接受你的善恶观念和所有观念，永远没有个人的思想情感，于是你的新体制和新统治，再怎样都可以长久。我忽然想到，波尔布特因为找不到世界上最好的洗脑方式，才变得不够自信，屠杀了所有看起来有文化的人：会外语的，戴眼镜的，走路不紧不慢的，等等。他是中国式革命一个不合格的学生，那接连不断的中国政治运动，看得他眼花缭乱，脑袋都晕了。
如果我和斯诺先生在1970年里有一次谈话，肯定会说到的一件事情，是北京大学开始招生，停办四年的大学教育又恢复了，这会让我们感到高兴。他还会拍着我的肩膀说，你才十五岁，要好好学习，再过几年考上北京大学。我就告诉他，我喜欢读书，学习成绩也很好，可是升大学考试取消了，不是按照成绩好坏录取学生，而是在工人、农民、士兵中招生，需要有人推荐才行。他会和善地笑，然后轻声说，我和很多中国领导人都是好朋友，到时候我推荐你上大学，不用担心啦。
要是我没有记错，中国近代、现代的大学教育，一直落后于世界。到1970年时，像牛津大学、巴黎大学那样的世界一流大学，已经开办八百年之久，哈佛大学晚些，三百多年，而中国的北京大学呢，也就七十多年。在它太短的历史上，还经历过日本侵华战争，不得不迁徙，在炮火硝烟里换了一个又一个地方，总算坚持下来，没有垮掉。可是，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到来，红色风暴袭击中国，所有的大学都停止了招收学生，北京大学也是大学，不能例外。
1970年9月1日，北京大学开学的日子。
两千多名新生走进这所中国最著名的大学，好像走进了一片废墟，莫名灾难后的废墟。校园里道路两侧是成堆的垃圾、丛生的杂草，好几年没人清理了；教学楼和宿舍楼外墙上贴满写着大字报和大标语的一层层纸张，风吹、雨淋、日晒、火烧之后，给人特别萧条、破乱、肮脏的感觉；教室的门窗大部分破损，玻璃大部分破碎，讲台、黑板、桌椅、灯具全都破破烂烂，不堪入目。好在他们是工农兵大学生，累活脏活全能干，一连四五天，忙着往卡车上装垃圾，从墙壁上撕掉废纸，修复破损的一切设施，终于整理出他们的学习环境，可以坐下来读书了。
读书是一件很有趣味的事情，对那一年的学生来说，更是这样。他们全都来自工人、农民、士兵，有个历史上的习惯说法，叫做工农兵大学生。他们没有经过入学考试，而是因为政治上可靠、工作中能干，被各地革命委员会推荐来的。他们原来的学习基础和个人素质，差距就太大了。我看到的一组统计数字说，北京大学1970年入学的学生，三年学制和二年学制的，“共招生2665人，其文化程度为：高中171人，初中2142人，小学79人”。数字之后没有具体的说明和分析，但据我估计，这里说的高中和初中文化程度，可能不太准确：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那些高中初中学生，就再也没有回到课堂上学习，他们后来毕业，只有高中初中的学历，没有高中初中的文化程度。对于其中一些学生，在北京大学读书的两三年里，能系统完整地学好中学课程，也算是很大的收获。
说到工农兵大学生的学习，我好像知道两个例子。
前一个例子，是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作者是一位工农兵大学生，题目是《我终于学懂了勾股定理》。发表那篇文章，当然是批驳有关工农兵大学生水平太低的社会传言，但报纸编辑的水平也真的太低了：勾股定理是直角三角形几条边线的固定比例，非常浅显，容易学会，二年级的中学生就能掌握，对于学数学的大学生来说，根本不是个“我终于学懂了”的重大问题。我记得那篇文章发表的时间是1973年，如果写文章的人在1970年进入北京大学，已经是大学三年级学生，快毕业了。我还记得，我参加正式高考的1979年，已经离开中学课堂七年，复习时间又短，只好放弃数学科目的成绩，保住其他科目。幸好遇上一道数学题：证明勾股定理，我不费力气地做了出来，得到了宝贵的九个分数点。
后一个例子，是某位网民在网络上讲的。有位工农兵大学生当了医生，给病人开化验单，把化验尿写成化验屁。病人以为医学进步了，可以化验屁了，就找来一个瓶子，千辛万苦把自己的屁装进瓶子，后来见到化验员，才知道医院里根本没有化验屁的先进设备。那位网民说，那是关于工农兵大学生的一个真实的笑话，我却表示几分怀疑：在我们的文字里，屁和尿，两个字的字形相近，我们在小学里马虎了，读课文时就闹出了笑话。从中华民国开始使用汉字的医生都可能因为一时马虎，搞出类似的笑话来，不能因此说是医生水平低，更不能用它专门讽刺工农兵大学生。他们中确实有许多人比较努力，成绩很好，成为中国学术界的栋梁。
要知道，工农兵大学生跨进大学的那一天起，就成了一种特殊身份的人，肩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比成为中国学术界的栋梁还要重大。1970年9月1日，北京大学开学典礼大会，在垃圾与荒草包围的一个操场上举行，大会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的指示，说他老人家对工农兵学员入大学很重视，要求大家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争光、争气。大会指出：工农兵学员的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简称“上、管、改”。更有意思的，大会以后规定了他们的学习内容：以毛泽东著作为基本教材的政治课；实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业务课；以备战为内容的军事体育课。
因为碰上了准备与苏联打仗的特殊年份，他们中现役军人占相当大的比例。比如当时的东语系、西语系、俄语系，招收的基本上全是军人，要他们读大学的目的，是为了普及部队的外语喊话，了解对方动向，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向全世界宣传毛泽东思想。他们入学以后的第一课，要先学会用外语说三句话：第一句话“毛主席万岁”；第二句话“中国共产党万岁”；第三句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学生们不仅在大学读书，还要管理大学、改造大学，他们的地位低于占据大学领导岗位的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高于在大学里讲课的教授和讲师，认真说起来，这也创造了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还有，1970年的北京大学，教授和讲师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或者死伤，或者放逐，一多半不能登上讲台，加上助教也不够用，就让前一两届的留校学生登上讲台，他们在大学里读书的时间很短，然后在文化大革命中奋勇冲杀，造反有功，讲课不行，学生免不了有意见，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就用毛泽东主席的一句名言“谁说鸡毛不能飞上天”，说他们完全可以登上讲台。从此，这些登台讲课的留校生就有了响亮的绰号，称为：鸡毛。
鸡毛是可以飞上天的，就看有没有特定的条件。
那种特定的条件，很明显地摆在那里：1970年，大学里讲授的本来就不是什么大学课程。比如当时的历史系，只开五门课程：马克思主义、农民斗争史、反帝斗争史、中共党史、国际共运史。因此，根本用不着教授和讲师的水准，来讲授信口开河、胡编乱造的东西。因此，鸡毛可以讲，犬毛可以讲，马毛、牛毛都可以讲，不管谁讲，都没有太大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