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想我是哪一年开始接触黑蓝时，我查阅了过往的笔记，突然发现我的记忆里一直存在一个偏差。这让我多少有一点吃惊——此前我一直以为我自己是在2001年或者至多不过是2002年就来到了黑蓝。但事实是，我是在2005年3月23日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初识黑蓝的。当时我在读一个同龄作家的采访录，在他的采访中，提到了另一位女作家的名字，在进一步搜索这个女作家的信息时，我才发现了当时的黑蓝文学网。

2005年，距离陈卫等人创办《黑蓝》纸刊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九年，而黑蓝文学网那时也已经运转了四年——这些当然都是我来黑蓝后了解到的，但是我印象里凭空多出来的三四年记忆是怎么回事？

在那个时期，互联网信息的获取远没有今天这样便捷，搜索引擎也都还不成熟。像我这样对文坛疏离的人，每隔一段时间也会上网找一找同类的存在。我觉得自己在2001年就和黑蓝站在了一起，是因为我今天已经想象不出2001年到2005年之间，我在没有结识黑蓝的时候是如何一个人孤独地写作着的。

2005年，我已经在电脑刊物《大众软件》工作了五年，结识我妻子也已经一年。（居然在认识她一年后才结识黑蓝？我还是不能相信。）工作、生活都保持着正常的轨道，而写小说则占据了几乎所有属于我自己的晚间时光和精神空间。

当时我怀揣文学理想早已不止十年，所以对文学接受有着清醒的认识，现代意义上的小说我只读西方作家的作品，并且是系统地阅读了托尔斯泰、屠格涅夫、艾米莉·勃朗特、海明威等作家的小说，而中国小说我着重读古典作品——这么做当然是从效率的角度考虑，在有限的时间里先读最好的。而且我从十几岁就坚定了只写小说的宗旨，在我看来，所谓的“散文”如果不能说是无能的写作者的遮羞布，那起码也是导致写作者变得无能的诱因。

可尽管“营养摄入”和“训练模式”无比“正规”，我自己创作的作品却依然是不那么主流的。我对于当时国内文坛那种热衷描写城镇人际关系或者把“乡村”和“苦难”、“魔幻”连接起来的所谓现实主义写作感到深深的厌倦（是的，尽管我说不读但我还是会读到）。依我看那不是什么现实主义——如果现实主义是一种小说的艺术手段的话——那是一种粗俗的等级主义文学。那些所谓的文学的着力点都不是面向人性的，而是面向财富、社会等级的对比和落差所带来的人际关系。没错，不是人性，是人际。在我看来，中国当代写农村苦难的，也无不暗含着这种社会等级差异所带来的愤懑。

造成这类作品出现问题的原因，无疑是作家本身出了问题。包括当时的一些所谓先锋文学的代表人物，在他们的随笔中，你都能狠狠捕捉到那种一旦享有一点点级别特权就流露出来的洋洋自得，或者在财富面前相形见绌的寒酸。

而我在写的小说又是些什么呢？我当时正在写一个年轻人和他妈妈从超市买完东西回家的寒冷夜路上，妈妈突然变成了一个干瘪瘦小的毛绒玩具人偶，她被儿子哭着抱回家去的故事——他抱她的时候手里还不忘提着超市买回来的两大塑料袋东西。

正因为我写的是一些这样的小说，所以只能在小范围内拥有一点拥趸，个别朋友所办的民刊上也刊登过我的短篇，但我从未在正式文学出版物上发表过任何一篇小说——当然我投过稿。可是，当我发现了黑蓝的文学网站和论坛后，我感到一切都是完全不同的。

首先黑蓝网站极简的页面设计透露出一种与商业、与世俗相悖的精神追求，一种直面本质、没有杂质的精神状态。黑蓝论坛当时非常热闹，而小说版的跟帖和讨论完全没有“欢迎”、“拜读”等客套逢迎之词或“看过”、“不错”、“不行”等简短粗暴的评语，全是实打实的对小说写作的探讨和争论，很多跟帖就是一篇极好的针对小说艺术的评论。网站的动态中你可以看到那些年轻诗人和作家的动态——黑白照片和简单的文字，虽然你暂时还不知道他们是谁，但你能感受到他们在这个网站里是作为个体的人（而不是“农村人”、“城里人”、“官员”或“协会成员”）而存在的那种特质。网站首页上“作为本体存在的小说”的16条对文学的看法，简直就像写给我的一封情书。

我记不清是过了多久我选择了给黑蓝的投稿邮箱写信，但我记得的是第二天我就收到了黑蓝编辑的回信。回信不仅热诚，也能感受到那种在充分包容我作品个性的前提下，对它进行文学审视的中立态度。

此后不久，陈卫和我有了第一次网上沟通，那是一个下午的五点多，我还在公司没有下班。他联系到我是要和我谈为我做一个电子小说集的事情。当时我已经了解到他的大体背景，我印象最深的是在谈了一些事务性的事情之余，他也很热诚关心我的生活，当时时间临近傍晚，他让我下班后早点回家，晚饭一定要吃好。

这里要赘述一下，有人曾经说，黑蓝这群作家，写的是一种“黑蓝体”的小说。这样说未尝不可，如果你将8439的《织锦》、顾湘的《为不高兴的欢乐》、马牛的《妻子嫉妒女佣的美貌》、柴柴的《睡莲症》或者我的《侦察员，你在爱的旷野》放在一起看的时候，会发现其中都包含着另类怪异的审美倾向。另一方面，像洪洋的《抵制喜剧》、司屠的《同行》和赵松的《空隙》，又分别显现出不同的个性，更不用说例如不有作品中特殊的谨慎和敏感，魏虻泥沙俱下的大气磅礴，陈树泳将视觉作品重述成小说的实验写作。而陈卫的写作更是拒绝单一风格，力求每一个短篇小说都离开熟悉的自己，走向一种无个性文体的追求。

我想说的是，只有艺术是绝对和唯一的衡量标准，我想不出其他词来形容黑蓝对待小说作者的态度。是对艺术的要求使我们走到了一起，甚至毫不矫情地说，我们彼此间的一切甚至友谊也是建立在艺术共鸣的基础上。无论是早前的8439、柴柴、不有还是后来的陈树泳、魏虻、小椿山，陈卫对于在小说艺术上有潜力的新人的维护和爱护甚至会让旁人感到一点点妒意。

尽管陈卫自己并不工作，专职写作，但是他的家或者工作室始终都是青年作家和艺术家络绎不绝、往来留宿的地点。上海“黑蓝空间”成立后不久，我在写作上遇到一些问题，迫切需要到外面走一走，同时也觉得是时候去那里看看黑蓝的几位朋友。和陈卫等人商量好时间后，我就动身往上海。到上海后，是陈树泳开车去接的我。他开着车慢慢过来时的情景我至今仍有印象。他话不多，开车很专心，只有我和他寒暄时才会讲几句话。

“黑蓝空间”成立时我就曾来过，因此对这个地方并不陌生。我到上海时，陈卫、高盛婕、井井回和陈树泳当时每天都会在黑蓝空间；顾耀峰当时虽然也在上海，但因为工作的关系，住的地方离得较远，所以有时晚上过来。

不知道是不是与人对生活的奔走能力有关，陈卫似乎有一种能力，就是把自己每次落脚工作的地方弄得舒适便捷。黑蓝空间的二层隔间就是我印象里的这样的天堂——占据最大空间的是做饭的橱柜和一个长长的餐桌，那个餐桌上灯光温暖，看起来就像是随时准备着招待朋友吃饭。之后是他的卧室、书房、洗手间和留宿客人的小房间。在留给我的房间里，我的被褥蓬松暖和，而且房间足够隐私。

在渐渐熟悉陈卫之后，我几乎产生了一种执念，即：一个热爱写作、对生活敏锐的人不可能不热爱美食。

在黑蓝空间的时候，陈卫每天都会做三五道菜和一道热汤。在我印象里，他对于做饭的窍门简直取之不尽。他烧菜从不用高压锅，肉食都是小火煨烂；仅仅用冰糖、酱油和开水烧出的味感层次丰富的红烧肉让我这个北方人觉得大开眼界。炒青菜的讲究更多，我记得他和我说青菜在进油锅前尽量不要沾水，我不能完全理解，但他做的青菜确实好吃；当然我印象里他做得最好的还是河鲜。他说自己可以蒙着眼睛把红烧鲫鱼做好。

奇怪的是，吃过陈卫那么多顿饭，却从没见过他在做饭时耍刀耍铲、热火朝天。需要花工夫的食材似乎永远是提前已经备好在那里，而正式烧菜时似乎也很安静，常常看到他一个人在又长又大但工具一应俱全的灶台前静静地切什么，或者用小火煸着什么。因为做菜的人面向灶台背向房间，所以看到他的人都会留下一种孤独的印象，尽管那印象非常短暂。

陈卫在烧菜时有一种特殊的状态，很像是在思考；当然如果你走到他身边，他脱口而出的往往是对“这一次烧菜时”的食材老嫩、火候掌握是否恰当的臧否评论，也是静静地说出来。那个状态如果说是像手术台上的主刀医生有点过分，但确实是类似那样的感觉。

待菜做好端上桌时，他总有一句口头禅，就是低声说一句：“吃吧吃吧。”这时在房子里转来转去的小伙子们就都会很高兴地围坐过来——没人会担心每一次烧菜的基本水准。

之所以他烧菜给我留下了这样的印象，除了他烧菜实在好吃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在不烧菜的时候和我们的交流往往不会这么平静。他坐在沙发上从点烟开始，敏锐坚硬的一面就露出来，聊起来话音还会升高，开心的时候也哈哈大笑。

现在想想，我们坐在一起似乎除了文学几乎没聊过别的（一聊别的一定会冷场），但这难道不正是我每次去找他们的原因吗？

当我们吃过晚饭后，如果人多，我们就会继续在餐桌上交流；如果人少的话，有时会进到陈卫自己的书房里，一起聊聊写作和艺术。有一天晚上陈卫陪我和陈树泳重新看了根据杜拉斯小说《情人》改编的同名电影。陈卫对作品中的细节有着独到的重视。例如这部《情人》，他提醒我们留意这个细节：在约三十分钟左右，当珍·玛奇扮演的女主角在中国富家公子车窗上留下一吻后跑进学校时，原本向里开着的铁门突然被守门人向外推合关闭、差点与她相撞。

我记忆里陈卫不止一次提到这个细节——他关注的是导演让-雅克·阿诺安排这一细节的动机。他说，不安排这个细节，电影的完整并不会受到损害，但是安排了这个细节，艺术的效果却成倍增加。一方面它还原了一种来自现实生活的偶然性，增加了作品的真实感；而更重要的是这种真实感增加了人物情绪的痛苦，并且体现了导演的观察态度：没有一劳永逸的套路和程序，只有真实要求的一次次的陌生。在我和陈卫的交流中，诸如这样的记忆数不胜数。一个人珍视的东西是什么，往往反映着这个人自身的某种无可替代的品质。

虽然我个人没有见证黑蓝的纸刊时代，但是我经历了它在论坛、网刊、电子书和微信公众号等几个阶段的发展。我在黑蓝发表小说，担任小说版版主和电子杂志、网刊的主编，参与小说奖的评选等，到现在也已经十几年了。在黑蓝，有些作家写作比我要晚，有的作品我最初并不认可，但随时间的深入，渐渐认识到他们作品中最了不起的东西，我所得到的营养也越来越多。

在这十几年里，我供职的平媒随着媒介变革的大潮而渐渐偃旗息鼓，我来到之前同事所创立的新媒体公司任职。2015年夏天，一个在美国学习的女生给我们公司投来简历，她想利用学校漫长的假期来我们公司实习。这个“90后”女生有她这个年纪的一些显著特征，比如她独立思考意识很强，往往就一个问题和我们这些富有媒体经验的老人辩论和探讨，同时她也是一个女权主义者。

在三个月的时间里，她在我的部门实习，我们各自尽着自己的本分，相处友好。在她完成实习的最后一天，我把她叫到公司的会议室做例行谈话，我原本以为我们的话题只会集中在工作本身。但到了交谈的最后，她却笑着对我说：“生铁老师，你知道吗，我的整个高中时代是读着黑蓝成长的，没想到在这个公司实习的时候遇到了黑蓝的作家，我感到很荣幸。”

那一刻我仍不能避免地有所感慨。我感慨的当然不是黑蓝被他人敬重这一个事实。而是黑蓝本身作为一个自发的文学团体，因其尖锐持久，受到关注的同时，当然也难以避免受到一些反对——但因为你自己长期身处其中，长此以往，你渐渐会对此淡然处之。但眼前一个人告诉你这样一个影响的时候，对我来说，原来所有的这些褒奖、诋毁和关注，它们并不是虚幻的。不管你怎么保持距离，它们其实都还是在你身边发生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