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的人能不能瞻仰

那是大连环境最好的海滨，沙滩干净，海水也干净。在1982年的夏季，它属于一个内部疗养院，用来招待高级官员。我们需要办一张特别通行证，才可以进去。陪我们进去的人指指点点，神秘地说，你们看那边，那座楼专门为某某某建的。

听到这句话我笑了笑，表示我的赞同。这样的楼全国有很多，我的故乡鞍山也有一座。但某某某从没去过，让它空置了许多年月。

在疗养院里走了一圈，绿树、庭院和精美建筑，该看的都看了，陪我们的人知道我们是读中文系的学生，就领我们去看望老作家丁玲。巧的是，她老人家正在大连棒棰岛疗养。

我们在门前等了一会儿，丁玲有老伴和两个晚辈女孩陪着，走到我们身边。看上去她有八十岁了，脸色很好，头发很白，身体的状态还不错。这时就有服务员拿来几把椅子，让他们坐下。

我们站在她面前，说了些对她赞扬的话。这些话是现成的，我们学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就有，对她和她的作品评价很高。她有一本长篇小说叫《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得过斯大林文学艺术奖金。我家里就有一本，还是个书皮很硬的精装本，这在那个年代并不多见，显示了作者的地位与别人不同。我在十多岁时认真读过，没留下太深印象，也不记得哪里写得非常好，但优点是应该有的，只是我没有记得。

她对我们说了一些鼓励的话。听得出来，她说话时头脑清晰，态度真诚，但在措辞上仍像一个官员在说话。这可能与她的双重身份有关，一位名声响亮的无产阶级作家，一个级别很高的文化官员。我读到的一篇文章说，1933年，有外国记者问鲁迅，谁是无产阶级代表作家？鲁迅答道：“丁玲女士才是唯一的无产阶级作家。”在这个排他的判断里，无产阶级作家的标准也只有一个，那就是丁玲。

在1982年里，丁玲是我们能够见到的最大的作家。短暂的见面之后，我们在她的身后站成一排，留下一张照片。拍完照片准备离开，我忽然想起一件事，从书包里拿出一本书，《胡也频诗稿》，请丁玲签名。

丁玲看到这本书，愣了一下，接了过去。

她不能拒绝在这本书上签名。

我看到的丁玲身边的两个小女孩，聪明伶俐，十岁左右。如果丁玲是她们的亲奶奶，那么，胡也频很可能是她们的亲爷爷。换句话说，那一天我们到大连棒棰岛去看望的，正是胡也频唯一爱过的女人。

两个人在一起生活五六年之久，有了一个儿子，但儿子出生两个月后，胡也频参与反对当时政府的活动，被抓起来杀了，那一年他才二十八岁，挺可惜的。

胡也频写小说多，写诗歌少，一部分诗歌保存下来，就有了那本《胡也频诗稿》。我也是刚买了那本诗集，塞进书包里，有空看上几页。没想到在作者去世五十年后，看到了他的妻子丁玲。五十年不算短了，再过五十年，他们与他们的作品，会被人们忘记。时间会淘汰世界上大部分的人和事物，这挺让人感慨。

也是巧合，那本诗集恰好在我的书包里。还有，正文前有两页印着照片，一幅胡也频，一幅胡也频与丁玲的合照。这样一来，请丁玲在上面签名，有挺好的意义。

丁玲想了想，没有在两人合照的那一页签名，而是向前翻了一页，翻到内封，那一页有单色印刷的书名，有一棵树的简洁图案。她问了我叫什么名字，把我的名字写在书名上方，再把她的名字和时间地点写在书名下方，合起来就是：“学仁同志——丁玲，1982.8.17，大连”。

从这个签名上，我看出丁玲对平面美术的感觉不错，有设计感，这与她年轻时学过美术有关。

再仔细看看，还可以看出她做一件事的细心、完整与小心谨慎，这大约与她多年来的经历有关，那些岁月太严酷了，不知道哪些事情会成为一个人的政治错误，无法防备也无法躲避。即便是她名声响亮，身为高官，并且与最高革命领袖的私人关系还不错，也要发配到边疆苦寒之地劳动改造，也要关在秦城监狱过囚徒生活。于是，她要在一个普通的签名上，详细注明写给谁，写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如果找她签名的人日后出了什么政治问题，这个完整的签名可以让她解释得清清楚楚。

如果真是这样，让人有点心寒，是吧？

过了不久，我又见到了丁玲。

暑假结束之前，有个全国现代文学讲习班在大连举办，主办方就是我们辽师中文系。虽然我不想把现代文学研究当作我的方向，但是认识一下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听一听他们研究现代文学的成果，也是一个挺好的事情。所以我提前结束暑假，回到学校，以志愿者身份参与其中。

开幕式上，丁玲来了，是接受了主办方邀请来与大家见面的，毕竟她是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并且活着，并且能够请到。。

主持开幕式的人，是我们的系主任，姓戴。他精心准备的、慷慨激昂的致词，开篇就是对丁玲的赞扬。

他说的第一句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这样一位作家。接着用了一大串排比句式，把这位作家抬升到很高的位置大加赞美，她是什么什么，她是什么什么，她是什么什么，她又是什么什么，她还是什么什么。接下来他再一次提高了音调说，这位作家，现在就坐在我们面前，接受我们大家的瞻仰。

这时候，我看见坐在会场上的人全愣住了，好像不相信他们的耳朵。

瞻仰？对着坐在我们面前、现在还活着的丁玲，怎么能说瞻仰？

戴主任接着朗读他的致词，没有发现自己用错了词语。如果是在古代，他可能没有说错，瞻仰一个人，是怀着崇高的敬意、严肃而恭敬地看着这个人，无论这个人死去还是活着。但在后来，经过了漫长年月，这个词语的使用环境与范围都有了改变，不再用于活着的人，而是用于“瞻仰遗容”的场景，正因为这样，人们对在世的尊者表示敬仰时，都避讳使用它。

从语言形成的规则来说，这叫约定俗成。

过了一会儿，戴主任致词结束，请丁玲给大家讲话。丁玲开口说，刚才这个小戴同志，给我戴了许多高帽子（指奉承赞扬的语言）。我在文化大革命中高帽子（指批判斗争的罪名）戴得多了，什么样的都有，现在还是不戴了吧。现在我一是不想戴高帽子，二是不想接受大家的瞻仰。

我们系里的戴主任个子不高，身材敦实，看起来也有五十多岁了，但在年龄更大的丁玲眼里，只能是小戴。我能听出来，她说这话时，语音在“小戴同志”那里加重，有长辈对晚辈说话的语气，也有上级对下级说话的口吻，足以表明她在官场上的身份，比一个中文系主任高了很多。

丁玲还算是有涵养的，没有说出让小戴同志更难堪的话。对于一位八十岁左右的老人，那句让大家瞻仰她的话太刺耳了。

第二天第三天，中文系的老师们都知道了系主任在全国同行面前丢丑的事情。一些老师还专门找到那个开幕式的录音带，当成笑话听了一遍。好在那时还没有会议录像，他们看不到系主任的脸上，是不是难堪，有没有脸红。

赵元任比他们活得长久

赵元任是在1982年去世的，活了九十岁，与乐天知命有关。他性格随和，在哪里都会找到好友，在哪里都会有事做。这样的人容易长寿，不知不觉就到了让人羡慕的年纪。他的美国同事还羡慕他与太太的生活，形影不离，整六十年。其实他还可以再活下去，但太太比赵先生大三岁，在九十二岁去世，不到一年，赵先生也追随太太而去了，这挺像一对神仙眷侣，也让那些美国同事羡慕和惊讶。

很显然，赵先生比他的朋友们活得长久。

比如诗人徐志摩。

1926年的一个秋日，赵元任与他的清华同事梁启超、陈寅恪从北京西郊赶往城里，参加徐志摩与陆小曼的婚礼。他们三人的身份，都是清华研究院导师。那一天，梁启超以证婚人的身份，致词中训了徐志摩一顿：你们两人都是过来人，离过婚又重新结婚，都是用情不专。以后要痛自悔悟，重新做人。愿你们这是最后一次结婚。赵元任则满脸都是谦和笑容，拍了两个人的礼服婚纱照。从那张流传下来的照片，我们知道赵元任的摄影水平确实很高。

第二年夏，赵元任忙了十天，把徐志摩的一首诗《海韵》谱成了声乐与钢琴结合的清唱套曲，用一般的说法是大型合唱曲。

这部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作品，长度只有七分钟左右，但其复杂程度与完美表现，让我再听一遍时仍然兴奋。

它用女声领唱表现那位单身的海边女郎，她在海边徘徊、歌唱、起舞，再被波浪淹没，最终在沙滩上消失。对于大海，她很单薄和渺小，却很飘逸，很爱自由，也很勇敢，象征着为理想为信念献身的那些青年。

它的合唱，兼有两种身份：一是诗翁，他对海边女郎越来越关切，“女郎，回家吧，女郎”，反复的劝告让我们反复心动；二是旁白者，对海边女郎个人行为的一次次描述，带着越来越强的戏剧性冲突。

而它的钢琴，也有一个特定的身份：大海。在那个黄昏，它从宁静开始，一步步发展，终于掀起狂风大浪，吞没了女郎之后复归宁静。这让人想起，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赵元任创作了钢琴曲，题为《和平进行曲》，那是中国第一首钢琴曲。而他两年后写的《偶成》，很可能是中国的第二首钢琴曲。听赵元任的《海韵》时，我忽然想到，如果把其中的钢琴部分独立出来，正是一曲表现大海的钢琴奏鸣，气势不凡。

他的《海韵》是二十年代中国合唱曲的巅峰，这一点没人怀疑。如果说他的《海韵》是二十世纪中国合唱曲的巅峰，我也不会怀疑。

演唱与演奏它的难度太大。遗憾的是，写了《海韵》诗的徐志摩还没有听到这首合唱曲，就在他三十六岁那年，即1931年遇到飞机失事。赵元任把报纸上刊登飞机失事的消息剪下来，贴在自己的日记里，旁边写道：“听说徐志摩坐飞机上死了！！！可惜徐志摩没能听到《海韵》的演出。”

那连在一起的三个惊叹号，告诉我们一个朋友的心痛。

我的一位朋友敬佩赵元任，在邮件里说，从二十七岁开始，直到七十岁结束，赵元任当过文科教授、理科教授，还在大学里开过艺术课。他都当过哪些教授呢？先是在美国康乃尔大学讲授物理，又回国在清华讲授物理、数学、心理学，然后在美国哈佛讲授哲学、中文，接下来再回中国清华讲授逻辑学、数学、物理学、中国音韵学、普通语言学、语音学、中国现代方言、中国乐谱乐调、西洋音乐欣赏，后来他还在夏威夷大学开设过中国音乐课程，在伯克利加州大学讲授中国语文和语言学。七十岁以后，有年龄限制，他只能当一位离职教授了。

有这样一件事，说起来挺逗的。

他在十二岁之前，已经会说北京、保定、常熟、常州、苏州等地区的方言，并且长大后也没有忘记。有人统计过，赵元任会说三十三种中国地方话。

比如，他与英国学者罗素一起去长沙途中，在车上学会了长沙方言。到了那里，他就把罗素包含着哲学、数学、逻辑学，以及幽默、诙谐、双关语的学术讲座，都翻译成包含着哲学、数学、逻辑学，以及幽默、诙谐、双关语的长沙方言。

罗素一年后离开中国，作了临别演讲，其中一段话通过赵元任的翻译，给人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刻：你们必然会经历一段与俄国共产党相类似的阶段，因为只有通过这种方式，人民所必需的教育才能完成，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才能实现。

由于会说各地方言，赵元任到了哪里都会被认作同乡，无论国内国外。“二战”后的巴黎，他对火车站上的人讲巴黎土语，对方听了，以为他是土生土长的巴黎人，于是感叹：“你回来了啊，现在可不如从前了，巴黎穷了。” 后来，他到德国柏林，用带柏林口音的德语和当地人聊天。邻居一位老人对他说：“上帝保佑，你躲过了这场灾难，平平安安地回来了。”

还有一件事，看起来挺悬乎的。

二战后赵元任曾想回国任教，正赶上当时的政府拍去电报，请他出任南京中央大学校长。但他只想当教授不想当校长，暂时搁下回国的念头，没想到接下来的内战血流成河，然后又变换了政权，而他不想当官，躲过一劫。

前文说到赵元任参加徐志摩婚礼时还去了两个清华同事，梁启超和陈寅恪，三人的身份都是清华研究院导师。其实那是清华的鼎盛时期，以拥有四大导师自豪。他们三人之外，还有一位导师是王国维。

这四大导师中，王国维1927年自杀，活了五十岁；梁启超1929年病故，活了五十六岁；陈寅恪1969年死去，活了七十九岁；赵元任1982年去世，活了九十岁。

长寿就比短寿好，如果人类都短寿就容易灭绝。同意这一点，我们才能继续讨论下去。

王国维为啥自杀，这应该是一本书的内容，超过五百页长度。简短地说，当时的环境太残酷了，那年春天，某党派领导的革命军负责打仗，与它合作的某党派负责发动群众运动，年轻学生们在湖南杀死一个“反动的”著名学者，传闻中还有各地学者惨死。这件事让许多大学问家感到恐怖，它可能间接引起两个后果，一是梁启超很快躲进天津的外国租界，二是王国维几个月后自沉于北京的湖泊。

梁启超自称可以活到八十岁，但是，为民众和国家而忧虑，是挺伤身体的一件事。多年劳累，多种病痛，加上一些亲人故友辞世的刺激，他的状况越来越糟。在王国维自杀后一年多，因为一次肺部感染，他告别了人世。

陈寅恪活到七十九岁，不算短寿，只是死去的时候丧失了尊严，换句话说，在此前一段时间，已经生不如死。那正是王国维自杀前预见的：文化道德将要沉沦百年，做学问者的命运惨不忍睹。有人描述过陈寅恪死前的日子，那时候，偶尔有亲友偷偷看望他，他躺在床上说不出话，眼角不断有泪流出。他双目失明，听觉很好，年轻学生中的革命者在他屋前挂了高音喇叭，甚至绑到了床头上，整日播放让他恐惧的东西。还有人说，他胆子小，一听见喇叭里喊他的名字，就浑身发抖，尿湿裤子。最终他因心力衰竭，伴以肠梗阻、肠麻痹去世。

比起来，赵元任幸运多了。他可以安心做学问，直到生命终结之日。

我是孤独者的最后一人

春节前回到鞍山，认识了正在写诗的哥们儿志超，有个意想不到的收获。他有同学在辽宁大学读中文，放假带回一本奇书，尼采的《查拉斯图拉如是说》。

带着那本书回家，坐在公交车上，我紧紧捂住书包，怕它被小偷拿走。它是文通书局的版本，上一个朝代传下来的，我们学校图书馆没有，整个中国可能也没有几本，是宝贝中的宝贝。那时是1982年，对民众思想的管控松了一点点，就好像文化荒漠上长出了新草，书店里有了可以看下去的书，但还没有尼采的书卖。

“当查拉斯图拉三十岁的时候，他离开他的家和所住的湖边，到山里去。在那里，他自得和孤独，十年不倦。但最后，他的心情变了，——一早晨，他与紫色的曙光一同醒来，他走到太阳的面前向着它说……”

我认真读了五天，还抄录了近百页读书笔记，密密麻麻，抄到眼睛痛了。手也发软。

书是1948年出版的，译者高寒。他的译文既有文言的简洁，又靠近现代口语，重要的是轻灵飞扬，读起来有思索空间。

我多少知道这个人的事情。他是个革命者，派到东北组织反对政府的学生运动，1931年被判了九年十一个月徒刑，但只在监狱中住了三年多，就遇到了大赦，放了出来。那次大赦在1934年6月，溥仪当了满洲帝国皇帝的月份。好像那时监狱的环境还好，高寒可以安心读书和写作，出狱时带着三本书稿，一本是他的小说集《没有仇恨和虚伪的国度》，另外两本是他翻译的尼采，《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和《看哪，这人》。出狱后他又活了六十多年，在九十五岁去世，但写作与译作不算太多。于是我想过，如果那时他住满了整个刑期，会留下更多的作品。

这样想算不算幸灾乐祸？其实这样想问题，是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带给我的坏影响。那本书我很喜欢，读了好几遍，因为在我的少年时期，绝大部分的外国文学作品，在中国都被禁读，只有歌颂革命的书籍例外。

对了，我喜欢很多人在监狱中的写作，用心专一，容易入静，不受外界干扰。比如有个非常好的例子，伊沃·安德里奇年轻时也是革命者，住了几年监狱，创作了两本哲理性散文诗集，完成了从革命者到文学家的自我转变。后来，他的成就太大了，成了196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从1982年算起，大约十五年后，我读到的那本《查拉斯图拉如是说》重新出版，署名为楚图南，他曾用过高寒这个笔名。

尼采的书成了书店的畅销品。我买尼采的中文译本不下十部，有的是同一部书的不同译本，但大部分没有读完，一是缺少看得下去的翻译，二是缺少《查拉斯图拉如是说》的文采。这种说法大概是对的。尼采也认为，“在我的著作中，《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占有特殊的地位。它是我给予人类的前所未有的最伟大的馈赠。这部著作发出的声音将响彻千年。”好像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或者是别的一场战争中，许多德国士兵随身带着两本书，一本《圣经》，一本《查拉斯图拉如是说》。

“通过《查拉斯图拉如是说》这本书，我已经把德国语言带到了她的最高境界。德国文学在路德与歌德之后，必须迈出第三大步了。”尼采说，“亲爱的朋友，请告诉我，以前是否有过集力量、活力、音韵之美于一体的这样的佳作？”

即使我把尼采所有的著作全部读完，甚至把尼采读过的所有著作全部读完，又能怎样？然后，我再把尼采死后一百年里世界上的重要著作全部读完，又能怎样？年轻时的尼采，曾经如饥似渴地读书，直到有一天，因为战争负伤导致的剧烈头痛与接近失明，使他放下那些永远读不完的好书，开始撰写自己的作品。于是，尼采才成其为尼采，而不是一个读书人。

把人生的时间分成适当的比例，一部分用来读别人的著作，一部分用来写自己的作品。这是尼采对我最有意义的启示之一。

另一个重要启示，是在自己的孤独中保持淡定。

在《查拉斯图拉如是说》里，尼采借一个魔术师的口说道：我是孤独者的最后一人。

我还记得尼采说过，杰出的人好比是鹰，它飞得越高，在地面上站着的人们眼里，就越显得渺小。他说的这种情况，我们都能感觉到。

杰出的人必然要孤独，必然要欣赏与保持自己的孤独。带着傲骨，表情淡定，可能是最好的选择。当然，还有一种为我喜欢的方式，在某些时刻振翅飞上高空逍遥远行，在某些时刻会到大众之中休息，像在鸡群中玩鸡群的游戏。

尼采像个大孩子，他以孩子般的简单思维，把人区分为超人与末人。超人是尼采哲学中的一个范畴，指具有超越一般人的才能、智慧和毅力的强者，体现在自我控制、自我教育、自我立法等方面；末人也是尼采哲学中的一个范畴，指无希望、无创造、平庸渺小的弱者，他们满足于没有价值的琐事，迷恋于世俗的幸福。尼采更加明确地表示：人是一根绳索，系于动物和超人之间。人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是一座桥梁，而不是一个终点。

“更高级的哲人独处着，这并不是因为他想孤独，而是因为在他的周围找不到他的同类。”尼采如是说。

他率真可爱的地方，是毫不掩饰自己的优秀。他发问说：如果人人都是平等的，不是把超群出众的个人降低到普通人的地位吗?并不是真理有时候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而是全部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多数人即众人的手中，有各种偏见的混合，有荒诞不经的传说，有陈旧过时的价值，唯独没有真理。

尼采批判说，习俗和偏见构成了大众的精神生活，统率着该民族成员的思想和行为，并且把每个新成员驯化为符合习俗的人。也可以说是，过去统率着现在，死人统率活人。第一个打破习俗、宣布真理的人，一定是一个被他的祖国和同胞所放逐的人。但尼采也乐观地看到，一旦旧的习俗道德被这些人推翻，大众们会把这些“坏人”尊奉为“好人”，“历史便纯是这班坏人后来转称为好人的纠纷。”

尼采生前的影响不大，为此曾经抱怨世人，不理解他的哲学。

他预言说，到了2003年，世人才能理解他那些学说的魅力和震撼力。为什么他把时间轻轻一推就推到他死后一百多年？为什么他把2003年说得那么确切？要搞清这些，真需要有巫师般的本事。其实，他也不是巫师，说得也不准确——在他死后不久，他的学说和口号，如“重估一切价值”、“上帝死了（一切知识掌握在自己的手里，真理在上帝手里的时代已经过去）”就开始深刻地影响着世界。

在固守传统的人眼里，尼采是一个破坏者，他主张用锤子敲碎一切偶像和传统；在虔诚的宗教人士眼里，尼采是一个危险的离经叛道者；还有人说：尼采是最后一个形而上学者，传统的形而上学在尼采那里终结了。

但在读过尼采的许多中国人眼里，尼采只是一个强者。是尼采让他们有了坚定的精英意识，从大众的背景上凸现出来。

不太严肃的火车故事

读大学那几年，寒暑假都要乘火车，从鞍山到大连，从大连到鞍山。当时的火车穿着绿色外套，慢悠悠向前开，每到一站都停下一会儿。

车票不算贵，但还是有人想逃票，省了那几块钱。

我的座位临窗，对面坐着一个中年人，跟我说起他的经历，经常从辽宁到黑龙江，把这边的特产运到那边，再把那边的特产运回这边，挣点钱养一家人。按照1982年的说法，这叫投机倒把，违反法律的事，可是一家人要吃饭啊，也就顾不得了。

他说老婆有病不能上班，家里有三个孩子，从五岁到十二岁，还有老母亲也住在他家，需要赡养。他的话像是真的，引起了我的同情。

那辆火车要跑五六个小时，我才能到达鞍山，回家看我的老母亲。前几天我写了一篇散文诗，叫《致大山》，说出了我想念老母亲的心情：你啊，暮色中苍老的大山，你宽厚、沉默，像我的母亲。那么多瘦削的崖头，那么多粗糙的裂纹，你肩上的负担有多重，你负重的年代有多久，我不必问你了，只要问我的母亲。

过了一会儿，列车员走进车厢查验车票，要乘客都准备好。我从衣袋里找出车票拿在手里。中年人看看我的车票，从旧信封里拿出几张火车票，找出一张最像的，也拿在手里。这让我有些吃惊，列车员不是盲人，还能看不出他手里的旧车票？

列车员走近了。

中年人趴在临窗的小桌子上，拿车票的手伸到车窗外面，但是抓得很紧，不让风把它吹走。当列车员站在我的坐席旁，并且验过我的车票之后，自然要拍拍我对面那个中年人的肩膀要他醒来。恰好在这时候，中年人的手指松了一下，他的车票被风吹走了。列车员看到了这个场景，不能说他没有车票，然后还给他写了张纸条，证明这个乘客的车票在乘车时丢失，请他到达的火车站准许他出站。

在我看起来挺难的事情，就这样办成了。

这件事情有两个关键之处，一是在天气暖和时，车窗才能打开；二是坐在他对面的我，看到了也不能告密。

当然，我是不会向政府铁路告密的人，向随便哪一个人、哪一个政府部门也不告密，这辈子都不会。

还有一次，我对面的乘客确实买了车票，但是在验票后她把车票送给了别人，自己成了一个无票乘车的人。

她是个年轻女人，穿着比较时髦，头发烫得也好看，衬着她的圆脸大眼睛。我很腼腆，没有问她的年龄，看起来与我差不多吧，或者只比我大了一点，这是从她怀抱的孩子看出来的。那孩子咿咿呀呀，快满周岁了。

刚刚火车到站，上来个年老的妇女，坐到年轻女人旁边。她们聊了聊，口音很像。这很巧了，她们与我一样，都是鞍山同乡，都在同一站下车。过了一会儿，年老妇女要去找列车员补票，因为她急着上车，票还没来得及买。年轻女人说，别买了，我的票给你。

这时候我看见，年轻女人拿出她的车票，放到嘴边，用力咬了一下。然后就把票给了年老妇女。我就不明白，从车站出去时查票也很严，她怎么出站呢？

到了鞍山，我们下车。出站口果然查票很严，一个接一个走过去，交出车票，检票员核对无误，投入票箱。我想这可坏了，年老妇女想要出站后把车票递回来，也不可能了。

一个人出站后，悄悄把车票递回来，让另一个人出站，这是我想到的最好的办法。

这时，怀抱着孩子的年轻女人，已经被出站口拦住。她大大方方地说，我的车票给你了，怎么还跟我要票呢？检票员愣了一下，没有啊，你的车票没给我啊。年轻女人说，你把我的车票投到票箱里了，我看见了。检票员还说，没有啊。

我在那年轻女人身后，知道她说得对，年老妇女是在她前面出站的，年轻女人跟在后面，确实看到她的车票投到票箱里，但那是年老妇女交给检票员的，这样看来，检票员说的也对。

两个人说得都对，那么在两个人出现分歧的时候，谁说错了呢？这可能是个逻辑学上的难题。

年轻女人接着说，我两手抱着孩子，车票在嘴里叼着，上面有我咬的牙印，你在票箱里找吧，有牙印的是我的车票。检票员打开票箱，不用费劲就找到了那张车票。年轻女人也不说什么，轻轻一笑出了站台。

我在年轻女人身后，交票出站，抬头看见检票员的神情，迷迷茫茫的，迷迷糊糊的，恐怕这以后的几个小时，脸上就这表情，不会变了。

前文说到投机倒把，现在再送给大家一个故事，与投机倒把有关，也与火车有关。

这事确实发生在鞍山，但也不一定只是鞍山有，其他地方也可能发生。

1982年，国家实行价格双轨制，一个是计划调拨价格，还有一个是那些物资的市场价格，相差挺多，于是产生了“官倒”，即政府官员利用审批调拨计划的权力，倒卖各种物资到市场上去。

我的某邻居，是当不上官员的普通百姓，也找到了赚钱的新方式。

他乘长途火车到黑龙江省，买一桶当地的大豆油回到鞍山卖。这一桶达到他能背得动的极限，也就几十公斤。他吃得起长途往返的辛苦，有座就坐着，没座就站着，往返两地，利用差价赚点钱。这在当时也被叫作投机倒把，是中国某个历史时段的一项罪名，可是他的罪行比较轻微，一旦被警方发现，也只是没收他的大豆油而已，不会真的投入监狱。

没想到，他被火车站上的检票员发现了。检票员喊来同事，同事把他的那桶大豆油称重后，把它倒进车站准备好的大型容器，再按照黑龙江的大豆油价格，也就是他的买价给了他一些钱，但他往返的路费和吃饭住宿的钱，就都赔了进去。

我的邻居是个爱动脑筋的人，下一次，他从黑龙江回来，背回了一桶水，只有少量的大豆油漂浮在水的上层。这一次车站又拦住了他，看看是大豆油，称重后按照大豆油的买价给了他钱。

他乐呵呵地回到家里，把上次在火车站赔进去的钱，又从火车站那里赚了回来。

我的邻居还是个挺讲道理的人。他说他背一桶水卖给车站的事情，仅有一次，不再继续，因为他赚回了应该得到的钱。他还跟我说，你要是写小说，就把这件事写进去，肯定比你想象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