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曾认识半溪先生之前，我于一九九三年买过一本《半溪书法作品选》。这是台北书展之后结集出版的一本书。里面几幅字有一种金石的味道、草木的味道，我很喜欢。也曾临摹几过，却不怎么得味。有人说，雕塑可以从许多面来看，绘画只能从正面来看。而我觉得，作为一种“线建筑”的书法作品既可以从正面看，也可以倒过来看，甚至可以反过来看。看什么？看线条。看书法，说到底就是看线条。翻看先生的书法，玩味点画之间的线条之美，感觉他是古时山阴道上吟咏缓行的隐逸之士，已脱尘离俗，由法而入道，这大约是他多年来养草木心、食金石力所致的吧。后来在古骏先生的画展上与他见了一面，吃饭时他就坐在我身旁，言语不多，饮酒也不多。人家劝酒，他置若罔闻。喝完一杯，就离席而去。我记不得是饭后，还是此后的一次雅集上，有不少人过来向先生索字。先生写完几幅字，就坐在一边静静地抽着烟。有位学生拿来几幅书法习作，问先生这几个字写得如何，先生看了看，不作回答，只是用手指蘸了点口沫，抹了抹这张宣纸的边角，又抹了抹那张纸的边角，然后告诉大家：这张纸是生的，那张纸是熟的。

我成为先生的女婿是一九九九年以后的事。茶余饭后，我们常常坐在一起闲聊。他说话不紧不慢，声调偏于低沉，言语之间偶或流露出一种可爱的固执来。他喜欢王献之的《十二月帖》更甚于王羲之的《兰亭序》。他厌恶赵松雪的字，说是有媚气。他说《红楼梦》脂粉气浓了些，《三国演义》是天底下第一等好书。先生为人硬气，也喜欢吃硬饭。饭煮得稀软，他就没胃口。一大早起来，他照例是把隔夜的冷饭下锅，放点虾皮、鸡蛋、葱花，炒上满满一碗冒尖的饭，再斟上一小盅白酒，权作早餐。吃蛋炒饭，画梅兰竹菊，是他一生所爱。

先生最喜欢画梅。画的不是喜鹊登枝的那种梅，更不是红色经典歌曲里赞颂的梅，而是那种在野的、有生气的梅。题款也很别致，譬如“一段雪”、“太古雪”、“横空独雄”、“雪国魂”等，不着一个“梅”字，却写出了梅的灵异气息。梅兰竹菊是他画得最多的题材，绝少画荷。即便画荷，也只是一团墨色，不着色彩。我问先生，为什么你从来没画色彩鲜艳的画？先生不作回答。后来我才知道，他患有色盲，分不清红绿两种颜色的层次，幸好他画的多属水墨画，墨分五色，他却能在点染之间分得出来。

先生之于书画，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痴迷。听我妻子说，她父亲早年间在朋友家喝酒，朋友们往往要为他准备好纸笔。有一回酒兴大发，拿起毛笔，也不索纸，就在粉壁上写了一幅草书。在墙上写字我未曾见过，但他在墙上作画我倒是亲眼见过的。有一年夏天，苦雨连旬，先生午饭之后便在楼道平盘间的竹椅上躺下，时常看着一堵墙发呆。家人问他看什么，他说，看屋漏痕。对常人来说，屋漏偏逢连夜雨是一件苦恼事，但先生却能从苦中觅乐，从日常物事间觅道，也可见出那种豁达的态度。有一天，我下班回来，女儿把我拉到楼道平盘间，指着墙上的一幅山水画告诉我，这是外公画的。没过几天，有一位同住一幢楼的老大妈拿着一块抹布，在楼道间嚷道，谁在墙上乱涂乱画？先生赶紧趿着一双拖鞋跑出来阻止她。先生怕夜长梦多，就请摄影师过来拍了一张。这幅画后来就收入他壬午年出的一本画集里面。先生手中的笔跟香烟一样，须臾难离（他那指缝间的墨痕怎么也洗不掉，透着墨味和烟味）。先生的父亲去世之后，我们都忙着张罗后事。他却整天坐在灵堂里写挽联，一连写了好几幅，直到满意为止。有些朋友送来挽联，他就亲自挂起来，然后交叉着双手站在对面细细打量每一行字，或是跟三两朋友谈论挽联的平仄问题和书法结构。先生的痴气还形之梦寐。有一回，他竟梦见了自己这一辈子最为心仪的画家吴昌硕先生（缶翁）。吴昌硕早我岳父一百年出生，生日又比我岳父晚一日，这让他更是觉得其人可亲。梦里相逢，先生赶紧呈上笔墨，而且问缶翁，用松溪纸好，还是毛边纸好？缶翁笑而不答。缶翁让先生先写几个字，先生问他写什么字好，缶翁说，随便。先生看到肘边的烟缸和茶缸，便战战兢兢写下了四个字：烟水生涯。梦醒后，先生当即挥笔写下了这四个字。先生后来与人说起这个梦，就有点痴人说梦的意思了。

我曾对先生说，像你这样的人，在我们这块地方已经找不出几个了。先生微微一笑，说他最近在一本古书中找到了一个词，叫“拗愎”，极能形容他的性格。他说自己不喜欢看起来写得很流畅的字；把字写顺的时候，还得用一点“逆”劲，这是快涩之间的把握，只可意会。比如，除了用笔尖向里的拨镫法等技术性很强的书写动作，这股逆劲还表现在一种气息上。做人拗愎，写字讲逆劲，似乎有着某种关联。他不会骑自行车，不会用剃刀，不会数钱，不会打领带结，不会打牌。他不会的事很多。很多人都会的他不会，这就显得有些怪异了。而他总能安于自己的“不会”和“无用”。

先生早年得过白内障和青光眼病，杂以色盲，便落得个看朱成碧、羞日畏风的境地了。因为视力不佳，生活中常常闹出笑话来。有一次，我岳母陪他去看一本新书的样稿，先生心中急欲先睹为快，不免加快了步伐，走着走着，人就不见了。岳母低头一看，才发觉他掉进了一个窨井，双臂平展开来，只探出一个脑袋。另有一次，他与上海一些艺术家交流书画时，随手取来一张纸，挥笔就画。旁边一位艺术家赶紧扑过来，用手蒙住说，这是他刚完成的作品，不能动。先生戴上眼镜细看，纸上原来是一幅初成模样的抽象画。因为视力问题，先生几无方向感，散步到我家时稍一走神，就过了头，于是就顺道去拜访一下我的邻居、也就是他的画友源林先生家。后来源林伯去世了，他出于习惯不知不觉来到他家门口，抬头一看就猛地想起，赶紧踅回。有一阵子，因为有些稿子需要打印，他就时常坐车去我的朋友荆斋那儿；一到他所在的办公楼下，就给他打电话，因为他总是记不住荆斋的办公室在几楼。有一天傍晚，荆斋有事回家，先生一个人来到马路上，突然间不知所之。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我刚好在外地出差，不能开车来接；旋即又打给我妻子，没接。他独自一人站在车来车往的马路上又累又饿，足足等了一个多小时，幸好我妻子及时发现未接电话，才把他接了过来。

他来我家时，手中时常拎着一个袋子。里面是几块饼干，一壶茶，一本卷角的旧书。有时忘带钥匙而我们还没赶回家的话，他就坐在我家门口的阶前，吃点饼干，看一会儿书。除了到我家，先生很少出门访友，也怕朋友突然造访。他对我说，朋友来了，见到家中这片零乱、寒伧的景象，他就很不自在，像是在别人家中做客。所以，他深居简出。一年到头，门前几无车马，用晋人那句“荆门昼掩，闲庭晏然”的话来形容仿佛近之。妻子每隔一两个礼拜都要买些日常用品和食品上他家，给父亲打扫房间，清理厨房，归置衣物，有时也给他染头发。其间，先生会把一些近作搬出来供我品赏。我最喜欢的是他抄录的清画家诗，一页页地翻看着，就有一种心清如水的感觉。我女儿坐在一边，给她一张白纸，她就能十分安静地画画，画完了就喊着给外公看。不管小孙女画得有多糟糕，他都一律说好。有时，先生得闲，就铺开一张纸，拿来一支毛笔，握着小孙女的手，在纸上涂写几笔，或是草书，或是一幅水墨画。二人合作，每有得意之作，他就借纸一角写上几句，装进画框，或夹进书本，逢人就夸孙女的笔墨有灵气。通常，我们在先生家待上两三个小时就回家了。铁门“咣当”一声，又把先生留在寂寞之中了。

因为痴迷书画，先生对吃穿从不讲究。己丑年仲秋，先生要去上海参加“半溪书画展”，我妻子特地给他买了一件衬衫，谁知他连日来一直穿着，也没带上更换的衣裳。白天衬衫被汗水打湿了，晚上回到宾馆就脱下来放在水里浸泡一下，拧干了，挂在窗口晾一夜，次日再穿。先生晚年独居高楼，不胜孤寒。他把自己居住的地方叫作“尘不到斋”。尘不到，客人也少来，饿了病了，也乏人照拂。有一回患了重伤风感冒，他就躺在床上，整整一天粒米未进。我和妻子去看望他时，他说自己饿得没一点力气了。妻子给他烧了一大碗面条，先生吃得无比畅快。他吃完面条后告诉我，有一回他感到肚子饿，冒冷汗，后来吃了几颗葵花子居然就恢复了活力，于是笑称自己这命“懒贱”。

先生不喜欢自己居住的这座城市，以为污浊，是人间地狱。他每每跟我说起自己住在泰顺龟湖的日子。那时，先生为了贴补家用，出门十几里，翻山越岭，给寻常百姓家画肖像画，每幅两元。有时也给一些人家画衣橱镜，给寺庙画壁画。先生嗜酒，出门时必携一壶酒，每隔一阵子就要喝上几口，很有些晋人风度的。因此，他晚年时即便不能喝酒了，也要带上一瓶矿泉水（其实里面装的是浓茶）。先生说自己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是在泰顺度过的。早年也干过几桩有意思的坏事，他“偷”过两样物事，至今回忆起来仍然觉得其乐无穷。一件事是，天黑时去山地里偷菜。那时他还在泰顺县工艺美术厂当设计师，上夜班回来，途经菜园，顺手偷来一棵青菜，炒年糕作夜宵，是一件很有口福的事。有一阵子，很多网民都在半夜玩偷菜的游戏，先生听了，跟我笑道，他早在三十多年前就玩过这种游戏了。另一件事就是“偷字”。“文革”期间，红卫兵把一些旧书字画之类的东西堆放在一座废弃的老宅里，他在无意间看到了黄庭坚的《幽兰赋》屏风，那是地主家的寿屏，用朱砂拓的，每个字足有海碗般大，共十余幅。他每回偷一两幅，花了一个月才把《幽兰赋》拿到手，心中不免窃喜。后来，这十余张《幽兰赋》也就被他反复揣摩后熟记于心。

六年前，我妻子开了一家书画学馆，请先生做艺术顾问，他给女儿做事自然是不计报酬的。让一位大师傅教几个蒙童写字，似乎有些大材小用，但他从来不摆架子，跟小孩子们很容易打成一片，给学童们编写课徒稿也是一丝不苟。他很看重学童的临摹功夫。有些字，是让他们临的（以对临为主）；有些字，则是让他们摹的（包括描红或单钩）。他认为小孩子写字要流露天性，不必拘谨，于是创造了一种瓦当格。有些学童写字有天赋，他就很高兴，课余时间还把他们留下来，悉心指导。先生早年学书是从隶入手，很少临唐楷，以为在唐楷上用功太深，往后虽工亦匠，流于板实。但他为了教孩子，也开始在学生的大楷练习簿上临写一些唐人的正楷碑帖，横成行，竖成列，说是“课子课孙先课己”。其为人为学，谦逊如此。先生住院期间，我在家中整理东西，无意间发现档案袋里有一幅正楷书法，写在用方格线打成的宣纸上，先生在题款处这样写道：“少时学行，长而学草，老来有兴，重温楷书，半世光阴不复返矣。”重温楷书，让他似乎也重温了儿时临池学书的时光。他说他家的老宅是一个大院子，里面有小桥流水；祖父是一位老中医，喜欢诗文，家中藏有瑞安玉海楼主人的四条屏书法。就是因为小时候看了那几幅字，他才萌发了对书法的兴趣。

去年入冬以来，先生突然感到身心疲倦，先是断了酒，后来烟也少抽了。他隐约感觉身上有点不太对劲，就住到我家。我和妻子以为，他调养一段时日就能恢复过来。先生患有糖尿病，并且一直吃药，这我是知道的。也因为这个缘故，他看书不过千余字，提物不过五斤。不是惜力，而是身上的力气已经一点点流失了。有时饭罢，他就到我的书房坐坐，或者从书橱里抽取一本书，斜躺在那张躺椅上慢慢地翻看着。大约在午后半点左右，阳光会十分准时地照在躺椅上。先生睡至一点半左右，就醒过来，那时日影已静悄悄地移开了。先生将息了一阵子，身体反而每况愈下，饭量也逐日减少。我陪他去诊所看病，发现血糖比常人高出许多。妻子买了胰岛素，每天早晚饭前给他注射。再过些日子，先生的血糖降下了，每天还是一副懒言少气的样子。朋友嘱他写一幅长联，联语不俗，先生想提起神来写几字，却是心动神疲，几番动笔，都没写好。酒可以断，烟也可以断，若是让他断掉写字画画的念头，与死无异。因此，他每天坐在我们家的客厅里闷闷不乐地看电视，我女儿放学回来了，他就戴上一副镜片裂开的老花镜，陪孙女看特伟的水墨动画片。爷孙俩把《三个和尚》看了一遍又一遍。我女儿看得厌烦了，就走开，先生也觉得无聊，就回房间，躺在床上长吁短叹。女儿问我，外公为什么叹气啊。这话提醒了我，那时，我已经隐约感觉到他的身体有些不太对劲了。次日，妻子带先生去医院检查，结果发现是肝癌晚期。这么多年来，先生一直很漠视自己的身体，而现在疾病要通过身体表达自己的不满。住院前一天，先生用恳求的目光对我们说，我想在家里再住上一晚。先生住进医院刚好是过年的时候。女儿突然说了一句，外公生病了，现在过年没人给我们家写春联了。我和妻子听了，都有些伤感。早些年，每逢辞旧迎新，先生就会送来两副春联，一副送给我邻居源林伯，另一副送我。他写诗最忌陈句，唯有春联，句不嫌陈。

早春的梅花开了，每年春天，先生都要问梅消息。正月初十，先生嘱我把一本书画打印稿呈送他的小学老师、画家林曦明先生过目。我在曦楼门前看到了刚刚著花的梅树，心中便想起了先生所画的梅花。回来后，我告诉他，林老师家的梅花开了。先生说，人有生就有死，花有开就有落。花开叫人欢喜，落花无言也是别一种境界。先生躺在病床上，阳光照在日益消瘦的脸庞和花白的头发。竟感觉，他就是那种经霜过雪的梅花，于生欢趣无多，于死也便无畏。吃药打针之后，他稍稍缓过了一点劲，便坐起来，要给自己写一副挽联。他颤抖着手指写下了八个字：乐情在水，静趣同山。但笔墨精神暗坠，有形销骨立之感。他自己看了，也不太满意，却无力再写出一幅更好的字来。有人来看望他，他对自己的病甚少言及，谈起书画时瞳中就有神了。更多的时候，他在谈论圈子里那些已故的朋友，感叹人物的凋零、景象的寥落。有一天，他的好友王笃芳来到病房，跟他聊了片刻，就偷偷塞给他一张纸。先生打开一看，见是一副赠给他的挽联，脸上忽然放出喜色，说自己在世的时候还能看到朋友送来的挽联，有点意思了。于是，两人还就用词、平仄问题作了一番深入探讨。另一位与先生相契的朋友郑国华来看望他时，先生告诉他，之前王笃芳给他送了一副挽联。郑国华听了，脸色陡地一沉说，这不太好吧。先生淡然一笑说，知我者王笃芳。郑国华缓和脸色，悄声问道，我也写一副，先给你过目，可否？先生颔首说，可。

渐渐地，他的意识就开始变得模糊了。医生说，这是肝脑性昏迷的早期症状。有一天醒来，他忽然问我，外面是在下雨吧。我说外面天气很好。他用呆滞的目光注视着吊瓶里一点一滴缓缓下注的药液，仿佛是在看着悠远的梦境中的檐雨。他躺在床上，时不时地坐起来，发出一阵撕心裂肺的干呕。呕完之后，复又躺下，有气无力地哼一声“快点吧，快点吧”。这种等死的情形就像是一个人在客舍中等一场没完没了的雨快点下完。他看了看窗外浩大的阳光，很无奈地合上眼皮，感觉他是在等待天快点黑下来，而那种黑暗是全然属于他一个人的。两千年前，就有一位智者在临终前发出一声喟叹：“因为死亡，全部时间看来只是一个夜晚。”是的，他在等待这样一个夜晚快点来临。

记得有一回，我翻开镇志，无意间发现大事记一栏中有这么一段文字：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八日深夜至二十九日凌晨，柳市前街木尺厂发生特大火灾，大火焚及保健院、供销社及二十一家住户，六人丧生，一人重伤。死于那场火灾的六人中，就有半溪先生的前妻和两个小女儿（一个四岁，另一个才刚刚满月），重伤者就是他本人了。先生弥留之际，我妻子曾向他询及此事，先生说，他当时扑到窗口看火势时，火浪已从身后猛扑过来，他已经无法返身去救家人了，只好被迫从楼上窗口纵身跃下，本意是要一死了之，所幸楼层不高，只是跌断一条腿。从此先生就拖着一条断腿离开家乡，住进泰顺县的深山中，疯癫有时，冷热无常。如此过了一年，才从山中出来。前年寒食，先生放下酒杯，跟我说起自己三十多年前在泰顺洪溪写的一首疯疯癫癫的诗。他在八行红丝栏信笺上默写出来，我记得前面几句是这样写的：“坐亦不是，立亦不安，卧亦不平，把胸中浊气吐个零清。药饵泼去，饭碗打翻，满地抛书，连箱焚烧……”我不知道，那是怎样一种痛苦不堪的滋味。寒食过后是清明，先生比平日多喝了一杯酒。

转眼又近清明，正是春暖花开时节，先生的生命却无可奈何地凋谢了。除了书画，他几乎没有留下什么。此间，我和妻子常去“尘不到斋”整理先生的遗文剩墨。因为长时间无人居住，房间里飘荡着一股说不出来的气味。拉开窗帘，一缕清光照进来，书房里的几案上书卷散乱，厨房里烟冷灶寒，客厅里除了他堆放的书画作品，还有我女儿四五岁时画的一幅胡乱涂鸦的水墨画。昔日的种种谈笑，似乎隐约可闻。归置妥当，我和妻子跟往常一样轻轻地关上门，楼道墙壁上那幅山水壁画被水渍侵蚀之后也早已漫漶不清了。那位曾经手执蒲扇去楼顶平台纳凉的画家仿佛已经化为一阵清风，融入画中了——彼时情状，邈若山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