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看到中国的思想启蒙

刘兴雨从书店回来，把一套新书拿给我看，是《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的第一册和第二册，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版本。那套书总共四册，还有两册没有出版。

1982年，那可是书店里最好的书了，不是想买就能买到。等我坐半个多小时的公交车赶到书店，那书卖光了，只好空着手回到校园。刘兴雨知道了，就把已经盖上藏书印章的选集送给了我。

那件事让我感激不尽，刘兴雨却觉得平常。也许在他看来，那套相当好的现代派选集，我们两人谁读都是一样的。我们两人都编辑辽宁师范学院的文学刊物《新叶》，他是主编，我是副主编，都需要好的见识、胸襟、良知、勇气、公正。办一份好的刊物，一个人有优势还不够，每个编辑都很重要，把各自优势合在一起，才能接近完美无缺的境地。

见识、胸襟、良知、勇气、公正，这几项排名不分先后，我们全都需要，尤其在当时那个年月。现在的人说到上世纪80年代，有时会露出真切的羡慕之情，说起那时的思想启蒙运动，出现了文化艺术的春天，但在我们这些亲历者看来，那些可能会让人振奋的事，其实离我们很远，压根就没有出现。

比如那个时代的大学校园刊物，就值得详细说一说。

几年前，我在一篇《见证一段时光》中写过那时的情形，现在我还认为我的描述离事实很近：我们所在的这个东方国家，一场巨大的混乱之后，1977年底开始恢复大学教育，恢复社会秩序和工农业生产，然后慢慢地恢复人性和人的正常生活。

许多大学都办了校园文学刊物。有人统计过，1979年到1980年间，中国大学里有文学刊物约二百种。新鲜的思想和情感在油印和铅印的文学刊物间互相传递。实际上，荒诞荒唐的年代未完全结束，那些新鲜的思想和情感，不过是人们的本性刚刚恢复；有些幼稚，有些羞怯，也很正常，虽然还谈不上叛逆，但已经超出了官方的允许程度。

这也与各省的差异有关，相比之下，东北以外的省份，思想上稍稍活跃，表达的个人情感也多了一点。我们1979级入学之后，全国范围内，那些只办了一年左右的校园刊物，大部分查封了，这也是我看到的那份统计，为什么只说到1979年到1980年间大学校园刊物的数量，以后就所剩无几。

辽宁师范学院的《新叶》留了下来，不是因为它如何幸运，而是因为辽宁一直以守旧闻名全国，这份刊物的思想情感尽在官方的警戒线内，让权力阶层比较放心。

1979年夏秋之交，我们考入中文系之后见到了《新叶》，16开，56克纸铅印，那油墨有轻轻淡淡的干草味道。还有，这份刊物在学院印刷厂印刷，经费由学院宣传部划拨。

刊物付印前，稿件要拿到学院宣传部审看。有一次他们看稿时，我在一边等待，目光从墙上的中国历史纪年表扫过，无意中发现了它的特别之处。正式出版的历史纪年，截止于大清帝国，以后的纪年就没有了。而我看到的那份，不知被谁补上两个表格，在朝代一栏内写上“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帝王一栏内写上了相应的领袖人物。

辽宁就是这样，在某个地方突然搞个创新出来，出人意料，甚至让人措手不及。

我们的《新叶》，大概也是这样的吧，在我们这一届编委手里，突然就变了面孔，让人大为惊讶。

墙上张贴的那份历史纪年表，忽然跳出我的记忆深处，非要写在这里不可，但它是一个很小的孤立事件，几乎不能说明什么。

我记忆中占有特殊位置的，是辽宁大学几名中文系学生编选的一本《朦胧诗选》，一本具有现代倾向的十二位诗人合集。我在1982年曾收到编选者之一梁云的来信，说到那本书收集了北岛、顾城、舒婷等人的大部分散见作品，内部印刷，六角钱工本费，希望与全国校园里的诗歌写作者交流。这当然是我们需要的一本书，还会让我们兴奋。也就是那时，这本书开始在全国散发巨大的影响。

这本书叫《朦胧诗选》，有一个特殊的原因：那些诗歌处于一种强大力量的打击之下，正在报刊上被严厉压制，没有了生存下去的空间。那些压制打击它的人，称这些诗歌为看不懂的“朦胧诗”，那只是一种借口而已，与其说他们看不懂其中的写作手法，还不如说是看不懂其中的表现内容——那些与写作者人生矛盾、社会遭遇、悲悯情怀，以及苦难、动荡、迷茫等因素合为一体的内容，跑出了极权时代用来愚昧民众的那些假诗歌的范围。

朦胧诗是真诗的一次回归，是社会现实中个人情感的折射，于是重视人道主义的觉醒，以及对民族、国家、个人苦难的承担意识。由噩梦年代中惊醒过来的朦胧诗人，正在自己的诗歌里，自觉地反思民族和国家的创伤。

编选和印刷这样一部诗集，需要勇气，在当时看来是一个冒险。按照当时辽大中文系主任的鼓励说法，这是一件非常值得去做的事情，要是坐牢我和你们一起去坐。

我在前面说了，可能没有什么思想启蒙。从大处看，是没有出现思想启蒙的效果。从小处看，这本《朦胧诗选》也是一个例子：如果有思想启蒙的社会环境，这本书不会拖到1985年，才得到正式出版的机会。并且还有一点，那时候的出版者也要承担风险，忧心忡忡。

高岩是《朦胧诗选》的四位编选者之一，她比我高一个年级，毕业了回到大连工作，很快成为《新叶》最亲密的朋友。接下来没用太长的时间，在她的引荐下，《朦胧诗选》中的大多数青年诗人，自然成为《新叶》的朋友。

《新叶》第六期有高岩的一首无题诗，描述一种多层次的想象中的现实。比起那时的朦胧诗人，她写诗的感觉和表达方式十分成熟，从容和优雅。这首诗也是我们《新叶》刊登的学院之外的青年诗人第一篇作品，这让我注意到一点，高岩和她的同学，没有借编选《朦胧诗选》的时机，把自己的作品放在里面，这大概是那四位编选者的共识。

在这一期并不显著的位置上，有一份很短的下期内容预告：《新叶》第七期将要发表青年诗人徐敬亚的评论文章。这篇文章以舒婷的写作为样本，进入这一代青年诗人的人性结构与审美世界，发表时改为《她的诗，请你默默读——》。两万多字的文章先在编辑部传看了一遍，给我们的感觉，是徐敬亚的评论甚至比他的诗歌更透彻，更完整，更有气势。

青年诗人吕贵品特别为《新叶》写了一首诗，表述他读到这份校园刊物的愉悦、振奋和祝福，登在诗歌和诗歌评论占主要份额的第七期的刊首。看得出来，他希望于《新叶》的，正是他在吉林的大学里想做得热烈和长久的事情。

我们当然想让《新叶》轰轰烈烈搞起来。如果可能，就办得长久，但这要看当时的社会环境，能不能给我们一个机会。

我们是谁？我们是诗人

我们把第七期《新叶》寄给各地的青年诗人，然后静下心来，继续我们在大学里的生活。而在那个绿色弥漫的夏秋之交，穿绿衣衫的邮差总在我们心情愉快的时候到来，带来朋友们的许多诗稿和深厚情谊。

顾城的来信说：“我们是一代人。我们都相信艺术是严肃、高尚的事业，是心的事业。”

高伐林来信写道：“即使真处在偏远的地方，心总是能找到燃烧点、共振度相同的心的，只要想找。”

梁小斌说：“《新叶》的诗，显示出少有的纯朴，这是懂得青春意义的、真正的人的声音。”

骆耕野告诉我们：“有花就有蜂群，有旗帜就有战士。”

听得出来，看到这份校园刊物的他们，比编辑这份刊物的我们还要兴奋。正是他们的情绪让我们相信，我们在这个偏远的海滨校园里，正在做一件不寻常的事情。

说起我们刊发的朦胧诗，在我们眼里，仅仅是具有一些现代主义倾向的新诗，当时诗歌应该走的一条路而已。但是，本应该为人类精神代言的诗歌，在这个国度里沉寂太久，颓丧太久，它已经沦落，成了为某种狭隘政治立场服务的工具，不堪言说。刚刚由一批青年诗人突起的新诗潮，未到峰顶便跌落下去。比如北京那份代表国家权威的诗歌刊物，在1980年开始的四年里（有人在撰写学术论文时统计过了），刊发青年诗人所谓“朦胧诗”的数量，还不到其全部作品的五百分之一。

幸运一点的是舒婷，在1982年初出版了《双桅船》，一本半传统半现代的个人诗集。一点也不幸运的是北岛，他的组诗《太阳城札记》无处发表，其中连标题才三个字的一章（《生活》：网）却流散出去，在众多报刊上接受长久的猛力批评。

到了1982年，北岛他们创办的民间刊物《今天》也停刊了，现代主义倾向的诗歌失去了所有的发表园地，于是在整个中国，能够集中或零散发表它们的地方，包括官方或民间刊物，只剩下《新叶》一家。

两个月后，编辑一期《新叶》诗专号的条件已经具备。这一期就是第八期，1982年11月出刊。

梁小斌写得很有分量的一组短诗，收在这一期诗专号的前几页，有《青春协奏曲》、《家乡的草堆》、《日环蚀》、《大地沉积着黑色素》等六首。那时可能是他的人和世界相处最融合的年月，也是他写作感觉最顺畅的年月，以后我没有读到他写得更好的作品。

我们选了北岛的《一切》、《明天，不》、《红帆船》、《夜：主题与变奏》、《十年之间》，这组短诗集中在一起，显得分外深刻、凝重、悲壮、诡异。即使不懂诗的人也会感觉到，能写出这样诗歌的人，已然不食人间烟火，一定不会被任何的时代奉为上宾。

相比起来，高伐林的组诗《官园沉思》、骆耕野的组诗《舞迷》更接近容易理解的表述方式。虽然也是当时不易读到的好作品，虽然也出自同一代青年的心胸，却因为那些重要的激情急于喷发，来不及酿造成诗歌独有的优秀感觉。

这期诗专号从王家新寄来的作品里选了《夜曲》、《即景》和抒写西北的一组短诗。在他那时的写作里，有很开阔的诗的空间，有很细致的诗的语境，以及与这些融于一体的诗的哲思和感悟。

当时有影响的青年诗人里，我们还选了孙武军、常荣等人的诗。让我们觉得对不起的是常荣，她的诗《森林（外一首）》整版发在封三，位置本来有些偏后，恰好那期诗专号唯一没有校对出来的错字错在她的名字。当我们发现“常荣”印成了“常菜”，这期刊物早就寄发到全国各地，散发它们应该散发的影响去了。

现在应该说一说顾城。

他寄来一首谢烨的诗，也发在诗专号上。当时，谢烨已经是顾城的女朋友，她的这首《我终于转过身去》，显然有顾城诗歌的影子，或者说有着同一方面的童话情结。

顾城的来信是自己的笔迹，他的两首长诗和其他作品都是谢烨给抄的稿子。除了这两首发表在《新叶》诗专号的长诗，我在他此前此后的写作里，再没见过长一些的作品。

一篇叫《灰鹊》，将近二百行，献给那个与诗题同名的也叫“灰鹊”的城市青年。据顾城的题记所说，他为了救另一个更强壮的青年，让自己死在车轮下。看得出来，顾城的长诗不是颂写一位英雄，而是抒写一个寓言意义上的美丽的死亡。

另一篇长诗叫《布林》，三百多行，十个章节。顾城写了一位魔幻现实的人物布林，从他的出生写到死去；而他生存其中的浓郁的荒诞环境，他对这世界放纵的嬉笑调侃，品起来有顾城多半个自传的味道。

《布林》是顾城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写于1981年6月。顾城来信说到《布林》的写作，“……一个中午，我突然醒来，我的梦发生了聚变，到处都是布林，……我好像是自焚，又好像是再生，一瞬间就挣开了我苦苦所求的所有抒情方式。……写完《布林》后，我好久回避它，它反思、反抒情的光亮太强了，使我害怕，一直到你们发表了《布林》，我才开始正视它……”

顾城的来信还说，北京的一些朋友以前看过《布林》，都说它在中国得发表在二十一世纪，你们给提前了二十多年。

这句话在很大程度上是真实的。我们的《新叶》发表后，《布林》仍无缘于其他报刊，以至于到了1993年，37岁的顾城安葬在异国他乡，海外好友编了一本纪念和安慰的《墓床》，仍把《布林》当成十多首短诗，还当成在大陆未发表过的海外代表作品。后来有了比砖还厚的《顾城诗全编》，也仍不见《布林》的真面目。

如果《布林》没有在《新叶》发表，那真是顾城这一生的最大遗憾了，当然，也是中国新诗潮不小的遗憾。

编辑那一期诗专号的想法，源于我们想全文发表徐敬亚的评论《崛起的诗群》。这篇论文四万四千多字，排版要占两个多印张，而一期《新叶》总共只有六个印张。不搞个诗专号的话，它就显得太长了。

许多年后，有家报刊采访刘兴雨时，他还说到了那件事。他说，“《崛起的诗群》寄来，我读完激动不已，决定在第八期《新叶》上全文刊出。董学仁提议那就干脆出个诗专号，我同意了。但顾虑到徐敬亚这篇文章可能会惹事，正面临毕业，怕影响其他编委分配，就决定只我与董学仁、林雪署名，他们二人慨然答应，颇有点‘风萧萧兮易水寒’的味道。”徐敬亚记得的是，1982年9月，《崛起的诗群》应《当代文艺思潮》要求删改至2.2万字，发表出来已经是那份刊物的1983年第一期。而我们的《新叶》诗专号登载的是未删的全文，时间是1982年11月。

他还为这篇论文拟定了副标题：“我国新诗的现代倾向”。除了开篇和结束的两段文字，论文列出了一些很重要的方面：一、新诗现代倾向的兴起及背景；二、新倾向的艺术主张和内容特征；三、一套新的表现手法正在形成；四、新诗发展的必然道路；五、新倾向的发展前景。

编辑这篇《崛起的诗群》时，我们的兴奋丝毫不逊于徐敬亚写作时的激动。我们觉得它的难得之处，至少有三点：首先，作者是当时有全国影响的青年诗人，却能用大量时间阅读和研究同一代人的作品，而且从足够的宽度和深度开展他的理论建设；其二，他有亲历的感受，有创作的激情，有年轻的勇气，但并不缺乏冷静和理性的思索；其三，我们的世界，自诞生文明、文化、文艺、文学的那一天起，并不是很多时代都有这样的与之同步（或者领先一步半步）的深入研究。

徐敬亚的这篇稿子，在1982年11月最后定稿。我们的这期诗专号，在1982年11月印刷和邮寄。在拣排铅字的年月，这种速度够快的了。

我尊敬的马悦然先生

我没有见过马悦然先生，却在心里虚拟过我们见面时的场景：我要向他表示感激，还要问他一些我关心的问题。

1982年的那个夏天，马悦然先生访问中国，时间大约两个月。他见了中国许多作家，年纪大的，年纪轻的，还包括写现代诗歌的北岛、顾城等人，双方都谈得高兴。

他是语言学家、翻译家、汉学家、鉴赏家。最后一个身份，是我加上去的，并且我还认为他属于世界顶级的鉴赏家。他是诺贝尔文学奖十八名终身评委之一，但这不是我作出判断的首要条件，首要条件是他的鉴赏力确实很高。比如，林语堂曾说诗歌是中国人的宗教，马悦然不这样看，他认为诗歌是中国人的灵魂。他们两人的比喻都很生动，都很深入，但认真比较起来，宗教的范围有点狭小，中国人的宗教观的层次较低。对于我个人来说，诗歌是宗教也是灵魂——初级意义是宗教，之上的意义是灵魂。所以我觉得，还是把诗歌比作灵魂更为恰当。

从这个比喻出发，马悦然先生喜爱几千年里中国人对文学的悟性，尤其是诗歌。他赞赏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新诗，也赞赏八十年代初中国年轻诗人的现代诗歌，并且为此感到振奋。这里有件事情值得一提，那时候中国官方与官方诗人，把现代诗歌当成错误的政治倾向。马悦然给压制现代诗歌的艾青写了封信，为北岛他们辩护。信中他提到，老一代诗人在年轻时也曾勇敢和叛逆，后一代反对老一代是自然规律。“朦胧诗”是有开创性、开辟性的新诗，文学价值很高，应当保护扶持。

那个夏天其实很漫长的。马悦然先生再多停留两三个月，就赶上我们《新叶》诗专号印出来了。我后来不止一次地想过，如果他发现中国大连的大学校园里还有一份专门发表现代主义诗歌的杂志，会从北京赶往大连，与我们见面，详细了解这份杂志的情况。

一个外国人，把中国诗歌当成自己的诗歌，这是什么精神？这就是马悦然精神。

接下来就是1983年元旦。元旦过后不久，从那个意想不到的地方——瑞典，邮来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

来信的就是瑞典皇家人文科学院院长、斯德哥尔摩大学汉学系主任、诺贝尔文学评奖委员会委员毛姆奎斯特教授。他另有一个中文名字，叫马悦然。

马悦然先生来信的正文是用打字机打出的英文，然后是深蓝色墨水的手写签名。

我以极大的兴趣与赞赏心情，阅读了《新叶》1982年11月号，尤其使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徐敬亚的文章《崛起的诗群》，从中获益良多。

1982年夏访问中国的两个月时间里，我接触了北岛、顾城及他们一代的光彩照人的诗作。同年9月回到斯德哥尔摩后，我花费许多时间把这两位诗人的90首诗歌译成了我的母语瑞典语。诗集第二版将在今年夏天出版——

给马悦然先生寄去一本《新叶》诗专号的，可能是顾城，但他的来信中没有提过这件事。那期杂志出版后，我们给顾城寄去了三十本，请他送给北京的青年诗人。大概是北京的青年诗人没那么多，他把一本诗专号寄到了瑞典。

这封信还表示了对我们的支持。马悦然先生说，“我个人认为反对新诗的呼声根源于代沟的存在，但如果没有代沟，就不会有任何进步。”

在收到这封来信之前，来自全国各地青年诗人的信件纷涌而来，赞赏，支持，许多鼓励，都让我们欢喜，但马悦然先生的信带给我们特别的兴奋。我们决定下期杂志摘编一些来信的内容，马悦然先生的信也在其中，这当然要得到他的允许，于是《新叶》以主编与副主编，即刘兴雨和我的名义，给他写一封信，由我执笔。

我在那封信中写道：

尊敬的教授先生，亲爱的朋友：

感谢您遥远的祝福，不会忘记您深挚的友谊。

您将中国诗坛上新一代的诗歌创作介绍给世界，这是件很有意义的工作，有了您和您的朋友以及致力于各民族文化交流的热心人，才有了人类文化的更好的发展。来信中看出，您十分熟悉中国诗坛的今天，您的见解公正而精确，有很多与我们的相通之处，我们很兴奋，能够结识您，非常荣幸。

我们对中国新诗的未来是乐观的，我们珍惜源远流长的古典诗歌的传统，也一样重视当今世界诗坛达到的崭新水平。虽然中国的新诗还很年轻，虽然还有很多您能够理解的原因扰乱了它的正常发展，但这几年，新诗已经有一个新的崛起，我们以为它不仅超过以往的中国新诗，也以其崭新的风貌为世界瞩目。我们对国外诗歌了解得不多，还不能确切说出中国新诗的现今地位，但我们相信，它跨入世界先进行列之日不会太远，不会太远。

信的后一部分，介绍了《新叶》的办刊方向和编务工作，询问了他的中文译名的正确拼写，以及他是否允许将他的来信发布在下期《新叶》杂志。

第一次给世界著名学者写信，我把激动的情绪隐藏起来，冷静而温和，并不涉及国内文学与政治相互纠结的困境。实际上，那才是现代诗歌的遭遇。这些我只能避开不谈，一是与马悦然先生还不太熟悉，二是与外国人的通信可能被检查。多年的政治运动养成了我的恐惧心理，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即使没人说你里通外国，谨慎一些总是好的。

马悦然先生与我之间的通信，就是这样开始的。

第二封来信，马悦然先生更加热情。他看到我使用的信封上有学生集邮协会的标记，以为我有集邮的爱好，随信寄来了许多瑞典邮票，都叫我送给了喜欢集邮的同学。

他的第三封信寄来了他在第一封信说到的那本书，《沙滩和任性的孩子》，国际标准的长16开本，内文是70克以上铜版纸。书是北岛、顾城的合集，收了90首诗，前一页瑞典文，后一页中文（那种中文字体像是手抄体），实际上是中文与瑞典文对照的版本，我们读起来没有文字障碍。这本书在《新叶》编委们手中传看，大家都非常喜欢。后来，我把这本书送给了《朦胧诗选》一书的编者高岩，算是饮水思源，表达对她的感谢。如果没有她帮我们联系各地的朦胧诗人，就没有《新叶》诗专号，没有马悦然先生的来信，没有他寄给我们的这本书。

这本书精美又珍贵。顾城手中只有几本而已，其中的一本，据说他在北京换回许多他喜爱的古钱币。

马悦然为这本书写了序言，只有瑞典文，没有中文对照。据说当时北京有个老诗人，找人把它译成中文送到官方高层，希望像1974年批世界著名导演安东尼奥尼那样，借助政治力量批判马悦然这篇文章，更严厉地打击北岛等人的现代诗歌。但那时已是1983年，时代进步了许多，官方不再做很丢国际面子的傻事。

马悦然先生在他的一封信里，为我介绍了研究中国诗歌的一些知名学者，还有他们的联络方式，其中有在北京外文出版界工作的麦克道格尔博士，香港中文大学的叶维廉教授，美国俄勒冈大学的帕兰德勒博士，等等。

但我一直未与他们联络，这里有好几个原因。比如我们大学里开的外语是日语不是英语，我无法与他们直接对话；比如我担心与外界联系太多，会受到有关部门注意；比如向国外寄信寄书邮资太贵，给马悦然先生寄去两本很薄的小册子的邮资，就超过了我一个月的伙食费。

他的最后一封信由大连转到鞍山。那时我大学毕业回到故乡，在一所职业中学教书谋生，没有能力去关心现代诗歌的兴衰荣辱。当时的处境也不好，清除精神污染的政治运动在进行中，我们办的《新叶》杂志成了辽宁省两个精神污染的典型之一。那时我需要混到人群之中，不露锋芒地生活，已经不能再与马悦然先生联系了。

因为我的原因，我们的通信中断了，以后再没有恢复。但在我的心里，一直把马悦然当成我的老师，他的学识，他的胸襟，他的诚恳，他的热情，都在深刻地影响着我。

有些内幕说出来才知道

在我编辑《新叶》诗专号的1982年深秋，徐敬亚从吉林大学毕业了，在长春一家杂志社当编辑。那时他的论文《崛起的诗群》只能放在抽屉里，写完快两年了，不可能拿出去发表，他此时的感觉就是这样。

不是写得不好，而是写得好了，超前于时代。

顾城与他的朋友也有类似的感觉。那一期诗专号发的顾城一首长诗《布林》，他们就认为在中国得二十一世纪才能发表出来。在这方面我也有体会，我写了一篇论文《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新诗开创期》，从胡适、鲁迅等人的白话诗和散文诗入手，描述在“五四”时期出现的新诗怎样以象征主义风格开始，有清晰的现代主义倾向。那篇论文在北京的期刊转悠了一年多，推荐它的马良春又把它寄回我的学校，说各杂志的编辑们都觉得好，但在中国发表太早了。马良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担任文学研究所的所长（或副所长）。我们在大连见过一面，他还是我的辽宁老乡，我很感谢他忘年的情谊。特别要感谢的，是由于他的良好品格和影响力，北京那些期刊把我的论文退了回来，完璧归赵。我的论文违背了官方思想，他们可以发表出来，再组织一场政治批判，置我于死地。这在当时是常有的事情，我在后面会说到这方面的例子，不是一个，而是两个。

“1982年秋天，辽宁师范学院的同学写信向我邀稿，我才忽然想起手里还有一篇挺长的文章呢，就把《崛起的诗群》找出来，直接寄给了他们。”徐敬亚在许多年后回忆说，“他们如获至宝，马上决定分两期发表。他们的《新叶》是铅印刊物，还加了编者按。文章发表后，并没有什么影响，直到它被发表在兰州的《当代文艺思潮》。”

在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他这段话有个小小的口误：我们确实如获至宝，但没有分两期发表，而是只用了一期，就发完了这篇四万五千字的长文。还有，这里说的“文章发表后并没有什么影响”，也需要一点补充。他向记者描述的是《崛起的诗群》遭受政治批判的过程，说的很可能是发表后的负面影响。在《新叶》发表没有负面影响，正面影响还是有的，并且不小，远在瑞典的马悦然先生来信表示对这篇文章的赞赏，国内受此鼓舞的年轻知识分子，给我们寄来了几篇出色的论文。

为朦胧诗辩护的有三篇著名评论，被称为“三个崛起”。一是谢冕1980年的《在新的崛起面前》，二是孙绍振1981年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三是徐敬亚1982年的《崛起的诗群》。

“我们又有太多的把不同风格、不同流派、不同创作方法的诗歌视为异端、判为毒草而把它们斩尽杀绝的教训。而那样做的结果，则是中国诗歌自五四以来没有再现过五四那种自由的、充满创造精神的繁荣。”谢冕在《在新的崛起面前》中写道。

这篇文章发表在1980年，那年他四十八岁，在北京大学任教。加上他在北大中文系读书的几年，他的大部分人生在那所校园里度过。他有开明的诗歌观念，在“朦胧诗”被围困时挺身而出，像是茫茫黑夜里的雷电，划破了夜空。到了1982年，我加入新诗潮后，越来越敬佩他的见识和勇气。

谢冕后来谈到《在新的崛起面前》的遭遇，说得很少。“这篇三千字的文章所引起的反响，是我始料所不及的。它从出现之日起，即受到了激烈的、不间断的批判和围攻，其中有一些时候（如‘反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时期），甚至把这些本来属于学术和艺术层面的论题，拔高到政治批判的高度上来。”这正是在我预料之中又为他担心的事情。我在回忆文字中，曾写到我的一种观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没有见到思想启蒙，谢冕受到的政治批判也是一个例子。当时官方有人像《西游记》的孙悟空那样划出一个圈子，不让人们出界。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至少见过谢冕两次，一次是在鞍山我所在的编辑部，一次是我去了他在北京的家。他来鞍山那次，去师范学院搞了讲座，回答大学生递来的纸条。纸条上的问题太幼稚了，让身为讲座组织者之一的我都不好意思，我就假冒学生写了纸条，请他谈《在新的崛起面前》发表后的个人境遇，以及它的长处和不足。谢冕读了那个条子就笑了，眼睛里闪现出明亮的光彩，然后说这个问题现在还不想回答。

有一次，我发现网络文章里有一种说法流传很广，说是写“三个崛起”的这三位评论家谢冕、孙绍振、徐敬亚，正好老中青齐备。这让我想笑也笑不出来。孙与谢都在1955年考入北大中文系，怎么成了两代人？因为谢在北京，比孙的名气大，辈分就可以提高？

（有趣的是，当时的文化人“辈分”有点乱。有个革命老诗人写信给谢冕说，你是党培养的青年评论家呀，你要和孙绍振划清界限呀。他这一说，又把谢冕划给了青年。）

我还知道，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投给北京某杂志后退了稿；一个月后，高层策划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想要批判那篇文章，北京的杂志又把它追回来发表。经历过“反右”运动的孙绍振有了点警觉，多了份心眼，删去了一些直率和尖锐的话。

《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发表了，前面加了有倾向的编者按，同期还发了批判文章。原来，被批判的文章还没有发表，批判的文章已经写好了。紧接着《人民日报》等报刊也开始批判，闹腾了多半年，这高潮才过去，孙绍振又可以发表文章了。没想到又过了一年，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发表，人们发现谢冕、孙绍振、徐敬亚的文章标题都有“崛起”一词，这就有了“三个崛起”。这一次，官方将三个评论家捆绑在一起批判。前面谢冕说的是对的，对他的批判（孙绍振也一样）贯穿了两场政治运动，“反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两场运动离得很近，相互交织，界限不清，很难分开。

孙绍振的文章是因为政治批判才发表的。看起来，这种方式显示出杂志社的用心卑劣，属于一种平庸的恶。也有人说，那时的杂志社收到那样的重要稿件，是否发表都先要向上级报告。

徐敬亚的文章也经历了这个过程。

《崛起的诗群》全文在我们《新叶》发表后，删减了一半，在《当代文艺思潮》发了出来，受到围攻。过了大约二十年，徐敬亚读到那份刊物原主编的回忆文章，才知道了内幕：杂志社收到文章后觉得事关重大，马上告知上级领导，在文章发表前，大样送到北京，批判的文章、批判的会议都在着手准备。文章发表在1983年第一期《当代文艺思潮》，而在一月上旬，批判会议就在北京召开了。不久长春、兰州、重庆等地也召开批判会议。随后批评《崛起的诗群》的文章达数百篇，总字数百万以上。

当时有一份材料送给负责意识形态的最高官员，上面写着：“辽宁师范学院学生会刊物《新叶》和甘肃《当代文艺思潮》先后发表了徐敬亚同志系统鼓吹现代主义的长篇文章。”那官员在徐敬亚的名字后面勾掉了“同志”二字，又在系统鼓吹现代主义后面加上了“而背离社会主义”一句。那年月，智力健全的人都知道去掉“同志”的含义，也知道在中国的政治语境里，“同志”的反义词是什么。

有些内幕说出来才知道。1984年徐敬亚在报刊上作了公开检讨，许多年后他说出这件事的真相。“《人民日报》突然用半个版的篇幅全文发表了我的检讨。之后，《人民文学》、《诗刊》、《文艺报》、《光明日报》、《文学评论》这五家报刊也同时刊登了我的检查。”徐敬亚说，那是写给他所在的编辑部领导的检讨，“实际上他们合谋欺骗了我，如果明确签字发表，我绝不会同意。我当时的心情非常沉重，直到现在，我仍把此事作为我的一种耻辱。我可以口头投降，但是我不会以文字形式发表，这不一样。这个骗局对我的打击太大了，对我是一生的打击。”

在那个年月，蓝天是一面巨大的罗网，阳光是千万支涂毒的箭矢。你想倡导一种新的诗歌观念，在别人看来，可能是严重的政治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