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老乡，叫刘一梦，比我大八十岁，现正躺在老家以孟良崮命名的烈士陵园里。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二十岁出头的他混迹于上海，出版过一本短篇小说集《失业以后》，涉及当时的年轻人与那个时代，塑造了许多年轻的工人形象。那时候“左翼文学”开始兴起，鲁迅对这本小说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抛开政治因素，所谓“生的苦闷”和“性的苦闷”构成了那个时代青年人文学表达的一个重要主题。我读郁达夫的小说，从未感觉他写的是将近一百年前的往事，那个失业在家写稿的青年，那个躲在异国出租屋里手淫和窥淫的青年，完全就是我们这个时代青年的一张张面孔。

一代人死了，新的一代人必须从头开始梳理自己存在的价值。一个画家曾告诉我，毕加索并不能将达芬奇赶出美术馆，而电灯一出世就给煤油灯判了死刑。我看到了郁达夫的苦闷，“看到”本身并不能解决我的苦闷，我必须参与其中，去经历那种现代的苦闷，享受“沉沦”的过程。

自媒体扶摇直上，传统新闻业风雨飘摇。有一段时间，我任职的媒体休刊整顿，我开始了无所事事的日子。每天告别两岁的儿子，走出家门，去公交车上和图书馆里“上班”，漫无目的游荡于这座城市，在所有的街巷闲逛。许多年前的十九岁，我怀揣一份大学录取通知书来到这里，此后很多年，直把异乡作故乡，这里成了我安身立命的居所。无所事事，就在脑子里放电影——我从未像此时一样感觉自己愧对这座城市。

“失业”以后，我还写了几篇小说，鼓足勇气，立志要抒发一种愤懑。如你所见，《镜子之城》中主人公的工作际遇，就是我这段时间的写照。所幸的是，我所任职的传统媒体痛定思痛，经过一段时间转型，终于复活，继续在一条道路上挣扎前行。

去年6月的某一天，我有了写这个小说的冲动。三个关键词蹦进了我的视野：恋爱十年，小姐，失业。三十岁男女的故事。我曾在一次酒局上向一群作家阐述大体的情节，一些词汇从口中飘出，自己反而害羞起来。到了8月，小说刚刚开始，我写了一首和小说同名的长诗。诗歌一气呵成，小说却拖拖拉拉；不过还好，已经形成文字的诗歌，恰恰成了小说的写作大纲。名字一直在改，最后定为《镜子之城》。

这自然成了我最用力也最吃力的一个小说，首先是篇幅，目前为止最长的一个中篇小说；其次是充斥小说中的情绪，如此颓丧，每当我坐在电脑前，接着前一天的文字继续敲打，就陷入进去了。后来现实中我早已走出了那种情绪，却又不得不面对小说中更加颓丧的人和事。终于，在放置了一次又一次之后，我写完了这个小说。本来以为写完后会心情失落，却也没有。原因有二，一是拖的时间太长了，从有写的想法到写完，有半年时间，好像在写到一半的时候心情不好，结束时已无所谓；二是结尾早就预定好了，最终的写作并未突破那个预定。当然，写的过程中一直在修订，推翻了很多过于简单或者不可能实现的想法。

“镜子之城”，我喜欢这四个字，并为之写了一首短诗和一首长诗。短诗出现在小说中。小说中出现“诗人”这一形象，那是我再熟悉不过的了，好像顺手拈来，而且自信比很多人写到的诗人更切合这个形象在目前所存在的状态。

生活实在庸常。这座置身的城市，我早已以主人的身份自居，却并非真正的主人，那些生活年代更久远的人，经常向我指点所谓的生存之道。无数次喝醉酒回家，打车穿越大半个城市，仿佛在漂移。仅有一次，我在另一个城市喝醉了酒，打车回酒店。出租车穿越长江和嘉陵江，凌晨下起了小雨，那种感觉真奇妙——些许兴奋的异乡感，久违的感觉。后来我把这种感觉带回济南，竟也有了一些不同的想法。

有些小说虽掺杂诸多个人情绪，向外扩展至社会的很多角落，却不足以满足自我审问的需求。这个意义上，《今日小雪》则是另一种小说，不同于《镜子之城》在篇幅上和情感上的摧枯拉朽，它更像小凉菜，在交谈中呈现普遍的状态。它没有大起大落，只不过是几个同学之间的一次酒局，暗藏的对撞在交谈中完成。类似的酒局我经历了不少，而且还在经历——在远离亲人的异乡，同学成为生活中相互依存度最高的人。我在这座城市有那么多同学，他们会在不经意间进入我的酒局和小说。

我经常发现自己一事无成。真的，比如写作。有一天我推翻了许多之前的文字，立志写小说。那是在三年前。如果说诗歌是辽阔的天空，那么小说则是广袤的大地，我愿意站在大地上仰望星空。我三十多岁了，作为诗人已经老了。我逐渐厌倦诗人身份的自己，而作为写小说的人——我几乎没有什么可以拿得出手的小说，因为太懒了，有想法无行动，如同大量空想主义者，空洞地存在于这个世界。

想起和同龄小说家的交谈，他们中的很多人会提到一个名字：王小波。而我没有。在我最需要王小波的少年时期，进入阅读视野的是路遥。当然，也不只有路遥，还有柳青、曲波甚至奥斯特洛夫斯基，那时虽然已是九十年代甚至新世纪，但是没办法，从县城延续到乡村，我能找到的书只有他们。一个时代结束了，其在思想和文化上的影响依旧蔓延在广阔的县城以及乡村世界，时代的惰性深刻影响着这片土地上的我们。

无所谓遗憾或者庆幸，一切发生的都已经结束，但那种彻骨的影响伴随了我很多年，我不得不一次次反省，我到底需要什么？后来我也读了王小波，但已非极具可塑性的少年时期，此时我已进入正规的文学阅读，难以形成灵魂的对撞。但我还是去努力形成一种对撞，哪怕它是薄弱的，有总比没有好。所幸，后来又有很多名字冲撞着我的世界，他们中靠前的几位是：卡佛、卡尔维诺、马尔克斯、曼德尔施塔姆、鲁尔福、佩索阿……

现在，我坐在大明湖畔的办公室里，窗外是逐渐暗下来的天空和深邃的湖水，车声此起彼伏。单位门口的街道命名为贡院墙根街，所谓贡院，就是明清时考举人的地方。我曾在另一条名为寿佛楼后街的小街租房住过两年，两条街互相平行着通向大明湖，相距几百米，中间夹着贡院，也就是现在的省府。几百年前，也曾有一个人在大明湖畔彷徨，租房居住，随着人流走在贡院墙根街上，走进贡院，去接受命运的施舍。作为一名考生，他耗尽了一生的努力，却始终未能进入体制。后来他干了两件事：做一名民办教师，用来糊口；写小说，用来抚慰心灵。

他是淄博人蒲松龄。

我每天走在蒲松龄曾走过的路上，上班，写稿。在我看来，他和郁达夫一样，文字依旧散发着魔力。同样是在大明湖，清初诗坛领袖王渔洋在二十三岁时写出一组秋柳诗，名震天下，至今湖边还有一座秋柳园；十几年后，王渔洋的老乡、二十多岁的蒲松龄第一次来到这个北方的小湖，希冀再现前辈的辉煌。然而，这座湖见证了一个文学青年万丈光芒的同时，也见证了另一个文学青年的潦倒史——不仅在仕途上差王渔洋远甚，究其一生也没能抵达王渔洋最初的文学高度。然而，时至今日，蒲松龄的文学存在远远超越了王渔洋，他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我还发现，即使是诗，蒲松龄那些富含生活血肉的分行文字，也比当时富丽浮华的无病呻吟更有生命力。

“生命力”，多么好的一个词，它支撑了一个伟大小说家一生的追索。那些散发着人性关怀的鬼魅至今犹在湖边驻守。夜深人静时，当我游荡于湖边的亭台楼榭，偶尔会邂逅它们，比如一只野猫凄厉的嚎叫，比如一棵海棠树沧桑的背影。

“我这一代人”最终成为伪命题，并不存在这一代、那一代，就文学意义而言，我并未发现我和郁达夫以及蒲松龄在代际上有根本差异。我逐渐对刚才写下的这些文字产生质疑，“我”不再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我只是我自己而已。另一个淄博人魏思孝跟我说：“我不写我不熟悉的。”我深以为然。那些别人的天空和大地，同样被我铭记，转化为我自己的方式在眼前和脑际不断发酵。

肉体和灵魂在大地上行走，这就构成了一个问题的两面。灵与肉，我永远在与这两个东西厮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