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源住在城市的东南部。我时常记得这一点，因为对我来说，空间感十分重要。这种空间感一直伴随着我，与此对应的是，我即将在这座城市中第四次搬家。不过，在此我的时间感却有些迟钝。我就像是漂浮在这个时代、这座首都，假如身后还有退路的话。也许我处在过去与未来之间，在一片海水之间。我知道自己可能在做梦，但是这个梦仍然在延续下去。

我和陆源认识才不到两年。但我们俩都有错觉，觉得认识对方已经很久了。我们注定要成为朋友吗？也许，这种错觉来自我自己的个人精神史。在今天，要谈论我的好友陆源，这篇文章也许写得有些早。但是，作为熟稔叙事技巧的小说家，对于陆源来说，时间的先和后，是可以在文本中被重新设置的。

那么我还是先提及自己在认识陆源之前的生活吧。“从凶险和泥泞的沼泽中/我悄悄长大，像芦苇般沙沙有声”。我已经在很多文章中提到自己的成长历程，在此也许不用再重复，只引用曼德尔施塔姆的这句诗。但我此时却回忆一个细节，那时我已经二十五岁，在上海的某个平静的中午，读到赫尔岑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我赞赏赫尔岑的文笔，更倾慕他所叙述的自己与奥加辽夫的友谊。因为，我自幼是一个热爱友谊的人；但是在文学世界里，除了当时的女友之外，我还从没有一个可以交谈的人。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后来，在经过了一段独行道路后，我来到了此时此地。在此之前，我也曾辨识过很多人，但那些人没有成为我的朋友。而我和后来的朋友们，在认识之前，就已经生活在同一个空间之内；在认识之前，大家已经各自拥有或长或短的个人史。

现在我回想起来，自己第一次到北京工作是在2010年春天，那正是陆源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祖先的爱情》出版的时候。当然，那时的我对此一无所知。我所知道的是，在一场沙尘暴或者一场雨后，天气开始转暖，我独自前去地坛买书。在那儿我买到两大捆书，基本上都是外国文学作品，然后带回东五环的住处，那就是我最初的北京生活。

仿佛那个北京，已经不是七年后的这个北京。对于这一点，也许每个人都能够说点什么。那时我在豆瓣上关注过一位写小说的年轻人，他曾写过一篇日志，说自己有次从地坛买书，因为买波德莱尔和魏尔伦的传记，顺手也买了奈瓦尔的。回到家后，他读普鲁斯特，发现普鲁斯特也提到这位奈瓦尔。他意识到，这是一种令人愉悦的巧合。

不知为何，今天回想起这件旧事，我也会联系到陆源。我始终没有与那位朋友在生活中相识，但却有意无意地把那位陌生朋友的形象，和陆源重叠了。我也说不清楚这是为什么。也许是因为，那位阅读奈瓦尔的朋友，对长篇小说的构建技巧非常有心得；可能是这一点让我想到现在的陆源。再或者说，那时地坛的拥挤人群中，可能就有比现在年轻七岁的陆源。

我第二次来北京工作之后，2013年春天，陆源的第二部长篇小说《范湖湖的奇幻夏天》出版了，尽管那时我仍然一无所知。但我已经开始认真对待自己作为图书编辑的工作，也正因如此，我才得以首先知道作为出版人的陆源。同一年的秋天，漓江出版社开始推出一个叫作“拾珍铺子”的丛书，收集了一批小众外国文学作品，这和我自己的趣味完全一样。于是我在微博上关注了这套书的策划编辑陆源。——此时，我已经知道了他，但他还并不知道我。

2014年底，我去楚尘文化工作，有幸在那儿编辑国内外诗集。出版人楚尘对当代诗歌爱好者的重要性，已经无需多说。但是对我来说，另一个重要的收获是，我在这里认识了小说家朱岳，他不仅是我的同事，也成为我最重要的朋友之一。2015年上半年，我写了一系列书评，其中有两篇是为“拾珍铺子”中的小说而写的，小说分别是塞拉的《为亡灵弹奏玛祖卡》和穆齐尔的《两个故事》，想必这是陆源第一次意识到我的存在。缘于共同的好友朱岳，我和陆源互相寄赠了各自编辑的新书。

夏末的时候，有天下午我在办公室里待着，忽然朱岳告诉我，陆源已经读到我刚刚印出来的诗集《寒冷的时刻》。那本书才刚刚从印刷厂被送出来，堆在他们出版社的走廊里。那是一个认出的时刻：陆源粗略地翻看了那本诗集之后，认出了那个作为写作者的我。一个小时之后，他就从自己单位出发，直接带着第一本诗集前来找我。他的单位在大望路，我的单位在工人体育场北路，相隔并不算太远。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我也立刻明白，自己遇到了一位前述的赫尔岑式的朋友。

在那以后，时日依然漫长。不知何时起，朱岳、陆源和我三人建了一个微信群，名字叫“岳麓厅”，听起来像某个湘菜馆的包间。我们定期聚餐，在一起无所不谈。也是在这之后，我才后知后觉地去认识《祖先的爱情》和《范湖湖的奇幻夏天》，认识作为一位小说家和诗人的陆源。

要理解这个朋友，也许我需要带着他的书，在夜间出门。《范湖湖的奇幻夏天》的封面像一个万花筒，或者时空的旋涡。也许这里面，也有我幼时对于世界的模糊印象。虽然事实上，在那本书里陆源对时间的处理非常简洁。有时候，他高强度的叙述节奏，会让我想起同样热衷于历史和虚构的帕维奇；但是很明显地，陆源走向了另一条道路，我私下以为，他更喜欢的作家会是托尔斯泰。

《祖先的爱情》中的南国气度，是我不曾有过的陌生经验。但到了《范湖湖的奇幻夏天》里，住在街巷之间的青年学者和他定期前去的文津阁，已经是我视野范围中曾有过的人与事。对我来说，如果不是来到北京，我几乎不可能认识陆源。

依然可称年轻的陆源，头上已经有了一些白发。他的勤奋，大家有目共睹。朱岳曾经向我提到，他和朋友们想劝陆源不要总在深夜工作，使自己过于劳碌。但我们也觉得，陆源可能就是一位丰沛的工作狂。一部长篇小说是一种时空的模型，也是写作者的一次终极认识。在经过陆源的劳作之后，它将以强健的形象降临于世。

陆源的性格十分直率，他不会掩饰自己的爱憎。我非常明白，自己成为他的朋友，不仅仅是由于我写过一些诗句，更是因为，我们都不是能够左右逢源的人。我的朋友，首先是那个孤独和愤怒的陆源，然后才是那个已经拥有名气的作家和编辑。和我一样，陆源也有着他自己的个人精神历程，它真的难以言说。作为朋友，我知道，孤愤不仅属于他的过去，也还将在未来伴随他。

我们都懂得珍惜自己的孤独和愤怒。但时至今日，我仍不知道，自己是在以何种方式理解北京。我似乎忘了这座城市高额的房价、拥挤的交通，但不会忘记眼见过的很多面孔，他们都是我二十五岁之后的朋友。有次我在工作中，读到中国作家引用叶赛宁的句子：“金黄的落叶堆满我心间，我已经不再是青春少年。”幸运的是，我和陆源还能够以少年的方式建立友谊。

去年秋天，在兄弟钟放过世之后，我感到十分孤独。我特意约朱岳和陆源吃饭，在静安庄的一家火锅店。寒冷的雨夜里，我们喝了几杯白酒，然后各自回去。朱岳打车回广安门的家中，我和陆源继续打伞走一段路，走到三元桥地铁站。从这里出发，我去北五环外的天通苑，他去东南五环的亦庄。即使同在北京城，但我们各自前往的，绝对是完全不同的地方，相距三十五公里。我仍然时常记得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