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比一部法规重要

那一年他六岁，弟弟四岁。他扯着一只很小的风筝在风里跑，弟弟跟在后面。那不是件容易的事，路面坑洼太多，容易摔倒。

那里是湖北省黄冈市境内一个村庄，有个挺好听的名字，叫作幸福村。幸福村平均每人一亩多地，种水稻和油菜，收入不高，比较贫困。但在他六岁那年，一家人能吃上饱饭，还搬进了新盖的房子里。看起来，他们的生活好了一些，离幸福越来越近。

再长大一些，他喜欢绘画，飘起来的风筝上有了彩色图案，还用水彩画了大幅的寿星像贴在墙上。那爱好保持到高中，后来他报考了大学的艺术专业，去武汉学习美术设计。他知道的事情就更多了。有时他教给弟弟做人的道理，怎样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父亲经常出去打工，可是挣得不多，家里还是缺钱，为他读高中和大学花费了十万元，有五万元是借来的。弟弟没读高中，学了厨师手艺，早点挣钱养家。

幸福村分成几个更小的村落，如果沿用古时候的称呼，这种小一些的村落叫屯。他住的那个屯有四十几户人家，约二百人口，半个世纪里只有他读了大学，成了乡亲们教育孩子好好读书的榜样。他确实有出息，毛笔字写得也好，给自己家写了几副对联都是自己编的词，一副写的是“情依依思乡情深，意绵绵父母恩浓”，一副是“九万颗星山河同行，三十里路日月相伴”，还有一副是“山高路远几回梦里思故乡，风暴雨骤无数朝夕念亲人”。

大学毕业后他去了广东，先在深圳，后在广州，应聘到一家服装公司搞设计，可以多挣一些钱，还清家里的借债。他还有个愿望：将来有了自己的事业，亲手设计一幢小洋楼，再建一个院子，整上几块菜地，让劳累一生的父母在晚年也享受享受。此外，他和一个女孩子关系亲密，两人在信中以兄妹相称，可是自己事业未成，还没到公开恋情和谈婚论嫁的时候。

这时候他的生命就结束了。一座墓碑后面刻下他的生平大事——“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九日，出生于湖北黄冈；二〇〇一年，武汉科技学院染美本科毕业；二〇〇三年二月，就职于广州，任美术平面设计师；同年三月十七日，因无暂住证被非法收容；同年三月二十日，死亡，终年二十七岁。”

其中没有他六岁那年的事：他和弟弟放风筝，家里盖了房子，国家有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最后一件事情，与他的死亡有关。

我找到了1982年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然后有些发呆，真没想到它那么短，按计算机的统计，它的全部内容不到六百三十字。有一年我批过初中生报考高中的语文试卷，一篇作文要求八百字，如果哪个学生写得像《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那么短，有可能被扣分。

如果熟悉国情，我们就会知道，政府写出的这个行政法规，长短不是太大的问题，措辞也不是，它出现之前和出现之后的实际情况，才是需要注意的大事。

据我所知，最近的几百年，中国有几次大规模收容遣送。一次是十七世纪的清朝初年，一方面要打击前朝流寇，巩固当朝统治；另一方面要保证劳力数量，促进当朝生产。他们给老弱病残妇孺发放牌照，允许行乞，将身强力壮的流浪乞讨者遣送原籍，强迫劳动。

再有几次都发生在二十世纪。首先是五十年代初，通过收容遣送完成了对旧政权散兵游勇、妓女、乞丐、流浪人员的社会主义改造。其次是1961年，在大中城市设立收容遣送站，将盲目流入城市的人口强制收容遣送原籍。然后是1982年，政府公布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比上一次批转公安部《关于制止人口自由流动的报告》的方式好一些。

据我猜想，这与社会治安有关。1950年是建立新政权后第一次犯罪高峰，那一年警方立案超过五十万起；1961年为第二次犯罪高峰，当年立案超过四十万起；1981年又出现了犯罪高峰，立案接近九十万起。在那些时候，如果有人说流浪乞讨者的群体容易滋生犯罪，强制收容遣送对社会治安有利，因而是必要的，大概有很多人赞同，谁不期望身边的社会环境更安全呢？

这不奇怪。人是社会环境的产品。官方的思想力量太强大了，很多人在无形中接受了官方的思维方式，开始用统治而不是被统治的角度看待事物。两者之间有什么不同呢？英国人霍布斯在几百年前假设，回到人类原初状态，只存在一个一个独立而原始的个人；对于个人来说，最希望的事情就是活下去，因此生命权是最原初和最重要的权利。洛克补充说，保护财产是人们创立政府或者加入社会的目的，这也是自然权利，即使政府也不可以侵犯。后来还有人说，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中国大众离这些很远，他们要站在被统治的角度才能看到，流浪乞讨者也是人，但他们的权利太少了，并且随意被收容遣送制度剥夺。

一个人无法生存的时候，流浪乞讨这种低下的权利都要被剥夺，这不是剥夺了他最基本的生存权吗？

后来让人恐惧的是，收容遣送的范围扩大了，进城打工的农民走在街头，如果没有把身份证、务工证、暂住证都带在身上，随时有可能被警察带走。比如在深圳，当时办一个暂住证要花掉将近半个月工资，有效期不到一年，然后还要掏钱再办，很多打工者心疼这钱，不想办暂住证。有个年轻人一个星期被抓了两次；还有个年轻人上午刚放出来，下午又被抓了进去。前文说的湖北省黄冈市幸福村的那个小屯，有十多人外出打工，好几个人被收容过。

最惨的就是那名二十七岁的美术设计师，他离开校门才两年，还没有被社会磨平棱角，本来他就不在收容范围内，忍不住和警察论理几句，这就坏了，一定要收容遣送。老板和同事赶过去，拿钱也赎不出来，两三天后，他们只看到被暴打而死的一具尸体。

他的无辜死亡，经一个有良知的报媒报道出来，让许多人震惊。一个没有任何过失的好青年被恶的收容遣送制度杀灭，也引发了有良知的法律学者的声援。他的家人在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之后，得到了此案的正常审判。从庭审披露的材料来看，他不是死于广州收容遣送的第一人。在他死去的地方，仅在他死前的三四天内，就有三个人送命。而在此前不久的三个月里，分别有十六人、十五人、十五人死亡。那份材料没有说明他们的死亡原因，但足以说明那个地方对人的生命的严重威胁。庭审时，一个被收容者检举说，他亲眼看见有人被打死。

他死后几个月，政府废止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那时是2003年夏天。

枪口能抬高二厘米吗

按一般说法，枪口瞄准一个目标，击发时把枪口抬高一厘米，子弹会从目标上方飞过。但我觉得如果枪口距目标很近，抬高一厘米还不够，要抬高二厘米，甚至更多。

抬高枪口，有意放过目标，你和我用得着这样做吗？

举例来说，假设你在某个很糟糕的国家当边防军，你的国家命令你，如果有人偷越边境去邻国，你要向他开枪射击。于是，遇到有人越境了，你必须执行开枪命令。但你是个成年人，有了判断能力，知道越境者都是普通百姓，他们只是离开暴政追求正常的生活，这时可以假装你瞄得不准放个空枪，既执行了国家的命令，又放过了无辜的百姓。

这个例子分为前后两个部分，一是这个国家的暴虐，二是替它服务的人还有人性。可是，我随意说出的这个例子，前一部分并非假设，后一部分才是假设，这真让我有些沮丧。

在1982年，世界上还有个被人称为东德的国家，再存在七八年就会消失，但它不知道这一点，即使知道了也不肯相信，就在这一年发布了《边界法案》。法案的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为了阻止正在发生的犯罪行为，使用射击武器攻击人是合法的。而东德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将未经国家允许离开国境规定为犯罪行为。这两个条款连接起来，成了明显的恶法：士兵在边界射杀逃亡同胞，是合乎法律的行为。

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希望我寻找到另一类事例：某士兵故意把枪口抬高，放过他的同胞，让他们胜利逃亡。这，会让我看见人性的光亮，看见极权社会里尚未泯灭的良知。这样的事情肯定会有，但当时不能公开报道，以后也无人挖掘出来，只能长久地湮没。

实际上，我们的世界上，不仅有把枪口抬高的事，也有把炮口抬高的。据说在1900年的北京，某个炮队队长接到命令，炮轰东交民巷那些外国使馆。他知道这命令极其谬误，但又不能不开炮，就对准使馆区旁边空地轰了一个晚上，没有人被打死打伤，因此避免了一场惊天大祸。

请你帮我想一想，1982年的东德制定法律，让枪杀逃亡民众的事情合法化，这是为什么？换句话说，在恶法出现之前，这种恶行早已发生，为什么还要将其合法化？

向逃亡民众开枪，是从1961年修建柏林墙以后开始的。1973年的一份秘密文件中，东德国家安全部命令，阻止或杀死任何企图从东德逃往西德的人。文件写道：“即使试图越界者有妇女和孩子相伴，也不要犹豫，向他们开火。”染了太多鲜血的柏林墙，确实阻止了东德民众的大规模逃亡，所以1981年纪念柏林墙建立二十周年，东德执政党最高领袖才能宣布，“由于构筑了这道墙，我们才捍卫住了我们的社会主义成就。”他在这里所说的成就，怎么看都像是斯大林主义的成就。

有人会认为，他们匆匆忙忙推出了允许枪杀逃亡民众的法律条款，是感到来日不多，为以后面临的罪行审判预先留条退路。

果然在1990年的柏林墙守卫案审判中，有人依据1982年的《边界法案》受到轻判。在一个案子里，有士兵射杀了一个名叫米夏的年轻人，女法官认为他做了违背良心的事，取人性命，可是判得很轻，十六个月，而且缓刑。女法官说，被告在一个极权社会中成长，没有学习到以良知判别是非的能力，而且人大多是弱者，能够抵抗大环境的只是少数的英雄，我们不能要求大家都是英雄。

在这个案子之前也有一场审判，被告是射杀克利斯的士兵。案子审讯了四个月。许多东德人写信给克利斯的母亲：“你就饶了那年轻的士兵吧！他有小孩，还有前途，死者也不能复生……”克利斯的母亲说：“他有小孩，还有前途——我的克利斯本来也会有小孩、有前途的，谁想到他呢？”

法官判了开枪射杀克利斯的士兵三年半徒刑，不予假释。

“东德的法律要你杀人，可是你明明知道这些唾弃暴政而逃亡的人是无辜的，明知他无辜而杀他，就是有罪。”法官教训被告说，“尊重生命是一个放诸四海皆准的原则，你应该早在决定做围墙士兵之前就知道，即使东德国法也不能抵触那最高的良知原则。”

两个法官，两种判决，你觉得谁更有道理？

我的看法是，在此前的东德，射杀了逃亡者的士兵会受部队长官表扬，会得到奖金、假期、升迁机会，现在让他住几年监狱，不算是很重的惩治。

龙应台写过一篇《在疯狂中保持清醒》，描述了前面两个案子。她有才气，有良知，有清晰的叙述，呈现了一位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是我欣赏的数量有限的作家之一。“极权统治是一个密密麻麻、脉络繁复的大网；开枪的守卫只不过是大网中一个极小的环结。”她这样说，无疑是准确的。

“法官所倚赖的，是一个非常高的道德标准：他要求个人在一个疯狂的社会里保持清醒。”龙应台接着说，“他自己或许做到了。三十年前，看穿了所谓社会主义的面具，逃亡到西方。几年之后，法官的哥哥也走上逃亡之路，却被捕下狱。或许因为亲身受过围墙的迫害，法官对士兵下了较严的判决。但是他同时不可能不知道，要求无形的道德超越有形的法律，他就踩进了哲学和法学的沼泽区——究竟有没有一个放诸四海而皆准的道德原则？”

我的常识告诉我，好像有哪里不太对劲儿。读到这里，我停下来想了很久，要不要同意她的说法。

在龙应台前面的描述里，法官对被告的要求，是他早在决定做围墙士兵之前，就应该知道尊重生命的原则，不杀死那唾弃暴政而逃亡的无辜者。在我看来，这不是一个非常高的道德标准，甚至也不是道德标准。

那个枪杀克利斯的围墙士兵，知不知道那些逃亡者都是无辜的民众？这是我们要考虑的第一件事。有资料说，那个叫作东德的极权国家，总共不到二千万人口，在修建柏林墙前的十多年里大约三百万人逃离，柏林墙建后的二十多年里大约十七万人逃离，可能还有投入牢房的政治犯及家属约二十五万人，因为西德交了足够的赎金而离开东德。在这之外，有数百名甚至更多的人在翻越柏林墙时被开枪打死，大约六万人逃离失败被关进监狱。

更重要的因素是时间。在射杀克利斯的1989年，东德人对斯大林主义官僚统治的绝望加深了，大规模的逃亡潮再次出现，这导致了柏林墙在年底拆除。那一年，逃离东德的人约有三十四万。我们可以说，射杀克利斯的士兵虽然接受了极权社会的愚弄，但会从许多渠道，包括家人、亲戚、朋友、邻居那里，知道逃亡者是从奴役逃往自由，并不是什么罪行。这当然是很简单的是非判断，不是非常高的道德标准。

现在只剩下需要考虑的第二件事：尊重生命是不是非常高的道德标准？法官对他说，“尊重生命是一个放诸四海皆准的原则，你应该早在决定做围墙士兵之前就知道，即使东德国法也不能抵触那最高的良知原则。”我觉得，尊重生命是人类最普通、最基本的原则，法官说它是最高的良知原则，那是相对于荒唐、卑劣、残暴的国家法律而言。实际上，尊重生命的原则很低，低到了所有良知的底线，不能突破。

举例来说，在那个暗黑的社会环境里，我们可能无法当个反抗的英雄，那不是我们的错，但我们绝不能当一个优秀的被奴役者，瞄准了再开枪，替暴政杀戮无辜的人。

那不仅是我们的错，还是我们的罪行。

说一说中国人的退休年龄

那时是九月，喝酒最好的月份之一。几个人喝着啤酒，差不多就在“花要半开，酒要半醉，人要半熟”的状态，谈到了中国人退休回家的年龄。

老李脑袋晕了，舌头没硬，记忆力还好。他说昨天刚在官方网站查了，有的人五十岁退休，有的人五十五岁，有的六十岁，往上有六十三岁的，六十五岁的，六十八岁的，七十岁的，还有没规定具体年龄的，一般能干到七十五岁。这是不是有点乱？他又补充一句，能干到六十岁以上的，说的不是大学教授和科学家，是官方的行政级别。同桌的几个人点点头，对官员级别越高退休越晚这件事，表示一种特别的理解：他们有权力，规定退休年限时，会替自己的级别着想。再早一些年，那是终身制，级别最高的要干到去世那天为止。

老刘的酒性好，记忆也好，记得住事情发生的时间。他喝光了杯里的啤酒再倒满，然后说到1982年修改宪法，规定国家主席连续任职不超过两届，是件好事，被人看成废除终身制的开始。宪法还规定当选那个职务的下限年龄是四十五周岁，但没有规定上限年龄。在那以后还有八十一岁的人当选，干满一届就八十六岁，没法干第二届了。同桌的几个人点点头，也对这件事表示一种特别的理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耽误了十年时光，等到它结束，数不清的老官员才能重回工作岗位，他们年龄都很大了，拥挤在通往权力峰巅的途中。

我喜欢在喝酒时候聊天，但记忆力没老李老刘他们好，平时也不大注意官方的历史，插不上嘴。忽然间，我觉得谈话有些沉闷，需要有人插科打诨，让场面热闹一些。这时我就临时发挥，说了下面的话：中国有句俗语，也算是一种民俗吧，“七十不留宿，八十不留饭，九十不留坐”,是说老人到了那个岁数，生命风险越来越大，亲戚朋友不要强留他们住宿、吃饭和坐下开会啦。如果在他八十五岁时去外国访问，碰巧外国人知道中国这个民俗，不留他住宿吃饭和开欢迎会，那算不算失礼呢？

接着我说，做不同工作的人，可以有不同的退休年岁，这要看他的工作一旦出错，对社会的影响程度有多大。比如说七八十岁的人，钉歪一根钉子可以拔下来重钉，不能与制定一项国策的风险相比。照我看，退休制度可以倒着设计，普通工人干到七十多岁，市级官员干到六十多岁，省级官员干到五十多岁，国家级的再低一点也行。

说完了我此时的突发奇想，同桌的几个人没有点头的。他们一个接一个用力摇头，都说我的想法是歪理邪说。

是不是歪理邪说，我也不能确定。如果不是坐在小酒馆里，再过一会儿就要打烊，我可能会讲述下面这个故事，是人类学家弗雷泽讲过的。

很早以前，在意大利内米湖畔的圣林里，有一棵大树，树下总有一个身影独自徘徊。据说这人是个祭司，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根据狄安娜圣殿的规定，这祭司职位谁都可以担任，但他必须杀死现任祭司，才能当上新的祭司。有了这个职位后，他年复一年不停地独自巡视，以免被另一个更强壮或更有计谋的候补者杀死。对他而言，因年老而生出白发，可能意味着在给他的死刑判决书上盖上印章。

这看起来很残酷，对吧？这是从暴力夺权到被暴力夺权的恶性循环，对吧？离开人道与政治的角度去看，这是那时的一项合法制度，可以保证身为民众领袖的人物始终处在体力最强、智力最好的状态。假如我们读过一些原始部落的历史，还会知道一点，首领是个更健壮的人，部落生存机会就更大一些。这很像狮群中的王者，有相当大的权威，也担负相当大的责任。于是，它在完全衰老之前，就会被挑战者打败。

比它更残酷的是世袭制，一个家族掌控一个国家，时间越久，活力越小，错误越多，被颠覆的可能性越大，这时出现的暴力夺权，杀死的不仅是旧时代的帝王，还有数目巨大的民众。大秦帝国以后的两千多年，中国沉浮在改朝换代的血腥的河流里。有人从历史文献中统计，二百多个皇帝平均寿命三十九岁。无法统计的是民众，因自然灾害而死，因官府奴役而死，因外族侵略而死，因全国内战而死，他们的平均寿命也短，不能享尽天年。

从我现在站着的地方看去，最近的几百年里，人类设计出一套制度来驱动社会和政府。这是件很麻烦的事——不管人还是组织都会犯错误，都会有私欲，不能信任和放纵。必须考虑的是，防止某个人或者某个群体，更或者是某群暴民控制这个国家。

如果时间允许，我还会说到1982年的苏联。因为它与中国接壤，有些事情能够看见。

1982年，七十六岁的勃列日涅夫病故，离开了他长达十八年的最高领导人职位。他的继任者六十八岁，身体很糟，不到两年病故。接下来的继任者七十三岁，身体更糟，一年后病故。

如果酒馆更晚一些打烊，时间充裕，我会说到这件事情的更多细节，同桌的几个人会愿意听。

比如勃列日涅夫。他已经被疾病困扰了几年，在一些场合缺席过几次，早有他病故的谣言流传在苏联人中间。在几次中风和心脏病发作以后，他变得头脑迟钝，无人帮助几乎不能行走。但为了维持“国家政治仪式”中的惯例，在病故的三天前，他还强撑着病体在红场阅兵。还有，他的死讯拖延了一天才宣布，那一天里需要确定他的继任者。

比如他的继任者。那个人看上去十分精神，上任后一百五十个州级领导人中处理了四十七个。他在农村推行家庭承包制。在工厂扩大企业自主权，在全国搭了很大的建设框架。但他的肾脏功能严重衰竭，没有留给他多少时间。有人请英国医生为他诊治，他拒绝了，怕给苏联人丢脸。一般的说法是他当了两年最高领袖，实际上才十五个月。

比如他的继任者的继任者，上台后十三个月就病故了。那个人那时已经病重，连穿衣服都需要助手帮忙。病故前半个月赶上一次选举，需要助手把他扶起来，摆好姿势向一个假投票箱里投票，让电视台记者拍摄新闻画面。有个高层官员看到他去世前的样子，心中忍不住感慨：究竟是什么阻碍他辞去工作来关注自己的健康？是什么迫使他肩负起领导国家这副力不从心的重担？

病故前，他任用的部长会议主席八十岁了，一名新任部长八十六岁，一些党政领导人都是衰弱的老人，不能自己起、坐、走路，无人帮忙时，连大衣扣子都扣不上。难怪以说政治笑话闻名的莫斯科人说，克里姆林宫的中年人，指的是七十岁的人。

那些蚂蚁让我心疼

去阶梯教室的路上，我停下脚步，看蚂蚁翻墙。

一队蚂蚁向上爬，有几十只在墙面上，墙下还有长长的一队，数量更多，正在等待。墙有膝盖那么高，我抬腿能迈过去，可是对于蚂蚁的身长来说，它还是太高了。我目测到一只蚂蚁身长三个毫米，大约是墙高的二百分之一。

没有干透的水泥墙面被雨打湿，等到它完全干燥，上面会安装一排漂亮的金属栅栏，把我们的新校区与外界隔开。现在，它只是一道矮墙，却像突然出现一座高山，挡住蚂蚁的道路。

蚂蚁的身体没有多少重力，这让它们成了爬树爬墙的能手。现在不行，墙面太滑。我看见几十只蚂蚁慢慢移动，其中十多只比较强壮，顺利爬到墙顶；另有十多只力气不够，快到顶端时忽然跌了下去；还有十多只属于运气不好，被下跌的蚂蚁撞到，一起落到了地面。落下来的蚂蚁还要再爬一次。我盯着的一只蚂蚁，爬了两次都掉下来，第三次能成功吗？

那些顽强的蚂蚁，或者那些蚂蚁的顽强，都让我心疼。再过一个小时，墙面的雨水会蒸发在空气之中，为什么不等到它干了再爬？一定要急着赶路，右面一两米远就没有墙了，可以绕过去呀。读大学前认识的古大哥告诉我，如果你前面的高地很难攀登，你可以从侧面绕过去，继续向前走，也能到终点——到达才是你的目的，登高不是。

我急得大声喊叫，把我的想法告诉蚂蚁，可是蚂蚁们听不到，它们与我没有共同的语言。这种不能翻译、不能沟通的状态也让我心疼，无法打断它们爬上去跌下来、再爬上去再跌下来的过程。

这样一来，我的悲悯之心有些像传教士了。他们在这个世界疾速行走，遇到陌生的人群停下来，热心描述他们发现的救赎方式。他们时常陷入不能翻译、不能沟通的状态，那不仅是语言的困境，还有各方面的差异，比如文化积淀、民族心态、社会惯性、意识形态等等，都加大了翻译与沟通的难度。这就好比，爬墙的那些蚂蚁即使听懂了我的呼喊，也未必会停下来，未必会绕道而行，那只领队的蚂蚁决定了它们的进程。

某个春日午后，阳光很暖，北方的蚂蚁醒于冬眠，钻出地面开始劳动。它们从洞里拖出的细小颗粒，在洞口四周形成火山口样的环形沙丘。

细心观察它们的这个时候，我看见两个距离很近的洞口，两个环形沙丘靠在一起，一个颗粒从这个沙丘的环形高点向外滚去，滚到低点，恰好落入另一个洞口。这只蚂蚁回洞了，另一个沙丘又有蚂蚁拖了颗粒爬上来，在环形高点松开，不偏也不斜，正好滚进了这边的洞口。两边的蚂蚁好像都没有注意这种情况，也就是说，双方每次拖出的颗粒都交替落入对方的洞口，拖出一个，落入一个，再拖出一个，再落入一个，干了半天，都白忙了。

在我观察它们的几十分钟里，两个洞里的蚂蚁都在辛勤劳动，可是每个洞里的颗粒都没有增加，没有减少。这毫不起眼的小事，让我多了一份批判思维，一个人或一个民族，辛勤是好的，但如果是盲目之中的、方向有误的辛勤，还算是一件好事吗？

以后我会留心社会上的类似现象。比如群众甲和群众乙你一句我一句地争吵了半天，忙着把自己的观点抛给对方，再把对方扔过来的观点抛出去，谁都没有实质上的损失和收益。再比如群众丙和群众丁耕种相邻的土豆田，地里有一块石头，被这一边捡起来扔到那一边的田里，第二天又被那一边捡起来扔到这一边的田里，他们扔啊扔啊，都以为自己扔的那一次很有意义。

个体的人以为自己很重要，其实都是群众甲、群众乙、群众丙、群众丁，在电影里跑龙套罢了。

群体的人是蚂蚁群，跟着蚂蚁首领做事情、看事物，是蚂蚁首领的千手千眼，看不到高处和远处。

离开它们之前，我心里想笑，就大声笑了，反正它们也听不懂，不知道在它们头上的高空里，还有一种嘲讽的笑声，笑着笑的人自己，笑着人和人群。

在1982年深秋，我第四次观察到蚂蚁战争。前三次分别是前三年同一季节，战场也是同一个地点，都在中文系宿舍楼右边一米远的空地上。这可能是说，我读中文系的四年，每年都在同样的时间和地点，看见两群蚂蚁开战。

现在，我不想详细描述蚂蚁战争的场景，这方面早有人写出了专著。

蚂蚁战争的许多方面，与人类战争有相似之处。国外一名昆虫学家长期跟踪研究之后，出版了一本《蚂蚁的冒险》，展示了蚂蚁战争与人类战争之间的相似。他认为，在战斗方面，蚂蚁比其他任何动物（包括灵长类动物）都更像人类。他还认为，蚂蚁拥有绝对的忠诚度，即使最爱国的人也无法与它们相比。

但在我看来，两种战争相似之处很少，不相似之处很多。人类战争动用各种兵器，死者很快丧命，蚂蚁战争只用双方的身体作战，死者死得很慢；人类战争有死者也有伤者，蚂蚁战争没有伤者，直到咬死为止；人类战争有停战，有撤退和投降，蚂蚁战争没有这些，只要开战，就打到其中一方的战斗者全部死去。

还有，人并非天生的战争机器，即使在惨烈的战争中，参战者也有善恶观念上的不同表现。但参战的蚂蚁就不同了，它们是清一色的战争机器，只服从绝对的集体主义，只服从绝对的牺牲精神。

（有一本书写道：洪水到来时，蚂蚁迅速抱成团，随波漂流。蚁球外层的蚂蚁，有些会被波浪打入水中。但只要蚁球能上岸，或能碰到一个大的漂流物，蚂蚁就得救了。它们一层一层地打开，迅速冲上堤岸。岸边的水中留下了一团不小的蚁球。那是蚁球里层的英勇牺牲者。）

蚂蚁战争残酷吧？那不是一般的残酷。还有更残酷的呢，有一篇文章说，蚂蚁战争结束以后，胜利的一方会把蚂蚁的尸体作为自己的食物。

我读到那篇文章时，有些自责。当时我作为四场蚂蚁战争的观察者，没有一次观察到最后，这不是个合格的观察者。我应当看下去，看到它们的结局，包括谁胜谁负，怎样处理善后，是否吃掉了对方死者，等等。这件事情教育了我，以后我再以观察者的身份出现时，就会观察到底。比如说，如果要观察我所在国家在几十年里的历史进程，就要留在这片土地上，与这片土地上的民众一起生活，一起感受，不能离开它到外国定居，做远距离的观察。

还有一点，也是我后来才想到的。实际上，我是在从事文学写作之前，就目睹了蚂蚁战争的残酷，因此成了一个和平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