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年近耄耋，且已退休十多年的老编辑来说，倘要他追忆二十八年前参与举办的一次涉及文学思潮走向的文学活动，说清这一活动的前因后果，并略加评议，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一个年迈老人说起昔日旧事，委实不敢说有何新鲜见解，但若能为后辈或后世提供点滴资料或粗浅见解，大约也该心满意足，少些遗憾了。

《钟山》1989年至1990年举办了“新写实小说大联展”，而我正是刊物当时主持这一活动的负责人之一。

“被逼无奈”或自觉追求

回忆起当年《钟山》办“新写实小说大联展”，可以说，是一件“被逼无奈”的事，当然，也可说是刊物和办刊人的自觉追求。

《钟山》创刊比较早，比《收获》、《十月》略晚，在期刊界也算“老大哥”了。那时《钟山》不是全国名刊大刊，我也不是名编，一般情况下，很难约到名家稿件。我作为《钟山》编辑去约稿，遭遇非常多的困难。可以说，我是硬着头皮、厚着脸皮，去名家登门拜访，求赐稿件的。譬如，我向刘绍棠约稿，他说，他作品不多，有文章，要给《收获》、《十月》发。如果给你，给《钟山》杂志的话，作品打不响，“打瞎了”，就白投了……我去向谌容约稿，到她家里去找她，门都不开。她丈夫在门口把门打开一条小缝，说不认识我。我开始向刘心武、张洁约稿，也很困难。我找王蒙、李国文、从维熙、邵燕祥等名家约稿，都是多次登门拜访，费了不少心机的。

有名的作家，地方刊物向他们约稿，他们不给，我自然不能怪罪他们。杂志需要发现新的作家，而新作家的成长往往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待他们有点名气之后，再约好稿子也比较难。这种情况下，一家省级刊物，如何约到好稿？编辑部只能另想办法，另辟途径。

我想，一段文学史，是作家与编者、读者共同完成的。在现当代文学史上，连接作家和编辑，作者和读者的桥梁，便是文学期刊和出版系统。同时，组成一段文学史的主要事件，往往与不同作家流派、文学现象汇成的文学思潮有关。因此，有影响的文学期刊和出版社，都会关注有影响的作家作品所形成的文学思潮，尤其是一些呈现文学新元素又特别活跃的中青年作家作品汇聚而成的新思潮。从现代文学史上看，那些有影响的文学流派、有名望的文学期刊，往往都抓住了文学思潮的走向、吸引了代表作家的目光。无论是文学研究会创办的《小说月报》，还是创造社主持的《创造》杂志，以至新月派诗歌社创办的《新月》期刊、鲁迅参与主持的《语丝》，大抵如此。

我想，《钟山》作为一家省级地方刊物，想办出特色和影响，甚至办成全国一流期刊，办刊者尤需有此自省。我们必须关注小说的创作状态，关注文学思潮的走向。否则，老跟在别人后面重蹈老路，专拣他刊挑剩下的稿子，或是一味乞求名家赐稿，即使许以重金，估计都是无济于事，对作家、读者都不会有吸引力。

创办于1979年的《钟山》杂志也曾经历新时期文学的诸历程，跟随着文学潮流，组发过“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重点作品，像从维熙、高晓声、陆文夫……后来又发表“知青作家”的作品，王安忆、史铁生、梁晓声等作家写了一些插队时候的故事。之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文坛涌现以马原、残雪、余华、苏童、格非等“先锋”小说家及其理论阐述者李陀等为代表的“现代派”文学思潮。《钟山》也开始有意识地组发这批作家的代表作品，但当时的《钟山》在栏目设置和倡议引导上，尚未形成多大规模和影响。我一直颇有刊物没能立在文学潮流潮头的遗憾，始终想找机会探究正在发展变化的文学思潮走向，关注当前作家的情况，努力将刊物办成真正的一流期刊。

《钟山》对“现代派”小说的关注与投入，只是刊物个性的初步显示。据我的记忆，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乃是社会和文学急遽变革的时期。时有一句形象的说法：“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没几年。”《钟山》于1989年倡导的“新写实”文学思潮，是《钟山》在办刊宗旨和栏目设置上的一次有影响的自觉追求。

来《钟山》杂志以前，1964年到1974年，我在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空耗了十年时光，但与文学研究所、《文学评论》的评论家和研究者，像何西来、许志英、陈骏涛、张韧、蔡葵……都非常熟，认识很多搞文学评论的人。到《钟山》工作后，我经常到北京出差，出差时和他们畅谈文学，分析中国文学现状、文坛思潮与走向。我们也常请评论家来开会，讨论当时的文学潮流，试图打出旗号，寻找引领文学思潮之策。

除了评论家与研究者外，我与两批作家比较熟。一批作家是刘绍棠、王蒙、邵燕祥、李国文、从维熙以及本省的高晓声、陆文夫、张弦等。还有比他们小一些的赵本夫、朱苏进、贾平凹、莫言。另一批作家年纪更小一些，像王安忆、韩少功、刘醒龙、史铁生……当时方方、池莉、刘恒，都是文坛比较新锐的作者。《钟山》那时经常开笔会，请他们来讨论作品。我们也请来王安忆、韩少功等青年作家，请他们与北京的文学评论家一起交流。

经常接触文学研究人员，以及与作家们交流之后，《钟山》对整个文坛的文学思潮、小说走向都比较关注。办刊，从人家关门不想见你，到一定要办成一流的刊物，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被逼出来的，也是办刊人的自觉追求。

“新写实小说大联展”的由来、发展

“新写实”这个名头，当时是在编辑部讨论、开会中商讨出来的。

《钟山》编辑部当时不定期地开会，请发稿编辑每位看几种杂志，大家定期交流。其实，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钟山》创办不久，编辑部就有个不成文的规定，要求文学编辑尤其是年轻编辑参加读书交流会和读稿交流会，对近期阅读的其他文学刊物刊发的新人新作、名家名作，尤其是文学现象和走向的情况，作简要交流。

参与讨论的编辑里，除老主编外，还包括负责组织工作的副主编和年轻的编辑。当时苏童在《青春》上发了一些文章，刚刚从南京艺术学院调来《钟山》做编辑。我们编辑部当时还有华东师范大学毕业的沈乔生，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范小天，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吴秀坤等。我以为一流的刊物必须要有一流的编辑。苏童、沈乔生他们不仅做具体的编辑工作，还有各自的创作成绩。就是这样一个编辑部，大家一起来探讨、概括当时的小说走向。

我们不想被动地等待作者自发来稿，也不愿再专找名家盲目约稿、组稿，拼凑版面。我们决心研究当下文学走向、作家创作新特色，思考新的文学现象、创作倾向，想确定新的办刊宗旨，力求创办一本有个性特色的期刊。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钟山》精心策划了“新写实小说大联展”。首先以刊发卷首语的方式亮明旗帜。卷首语中，编辑部开宗明义地写道：“文学在发展、在嬗变中。文学面临着新的选择。我们慎重地向《钟山》的作者和读者宣告：在多元化的文化格局中，1989年的《钟山》将着重倡导一下新写实小说。”接着，卷首语又简略地阐述编辑部对新写实小说概念的认识与理解：“所谓新写实小说，简单地说，就是不同于历史上已有的现实主义，也不同于现代主义‘先锋派’文学，是近几年小说低谷中出现的文学倾向”、“我们希望通过大联展，推动新写实主义创作的发展，并能团结和聚集更多的作家。因此，我们欢迎更多的老中青作家惠赐力作来参加这次大联展。”

同期，《钟山》正式开辟“新写实小说大联展”创作专栏，发表了朱苏进的中篇小说《在绝望中诞生》、赵本夫的中篇小说《走出蓝水河》和高晓声的短篇《触雷》。随后又连续在特辟专栏内，发表了王朔、范小青、刘恒、方方、池莉、梁晓声、史铁生、周梅森、程乃珊等十几位作家的长中短篇小说新作。当时，我们在组稿中，就有意识地将一些作品归入“新写实”栏目，也重点约来一些作家作品，他们的小说风格大体符合“新写实”的特点。虽然，不能说专栏内发表的所有作品都能充分展现“新写实小说”的核心内涵，但大都在某些角度体现了“新写实小说”的一些特点，引起了读者和评论界的关注。

紧接着，《钟山》编辑部又举办了两次有关“新写实小说”的学术探讨和一次文学笔谈。本来，《钟山》创办之初，就曾确立“创新求变，重视评论”的宗旨，《钟山》在开辟“新写实小说大联展”的一年内，甚至在举办大联展之前一期，就与北京文学研究所主办的《文学评论》杂志联合举办过一次规模很大的“现实主义与先锋派文学研讨会”，会后《钟山》随即刊载了李兆忠所写的《旋转的文坛——“现实主义与先锋派文学”研讨会简记》。参加这次笔会的，大都是北京、上海、南京的一流评论家，如陈骏涛、陈思和、李洁非、许子东、南帆、吴方、李劼、黄毓璜、丁帆、王干、费振钟、丁柏铨、汪政等。

1990年初，《钟山》又组织江苏评论家董健、黄毓璜、丁帆、陆建华、费振钟、准淮6人各自就“新写实小说”话题撰文，刊发在《钟山》1990年第1期上。同期评论版还刊发了著名评论家陈骏涛的长篇论文《新写实小说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化》。刊物还另辟版面组发了吴调公、潘凯雄、贺绍俊撰写的关于“新写实小说”的文稿。

之后，《钟山》又特地在南京与《文学自由谈》杂志社联合举办了一次有关“新写实小说”的讨论会，吴调公、包忠文、陆建华、刘静生、丁帆、赵宪章、汪政等江苏评论界的评论家和学者，以及著名作家赵本夫、范小青参加了讨论。会议虽然只有一天，但讨论得比较深入，话题也从“新写实”生发开，涉及到当代文学中的一些理论问题。大家认为，新写实小说的出现，是现实主义文学在新形势下的发展变化。

经过编辑部近两年精心策划，由“新写实小说大联展”发布卷首语，到开辟“大联展”栏目，组织作家刊发作品，再到邀请省内以及全国著名评论家、学者数十人多次召开讨论会，刊发几十篇有分量的学术论文，直到1990年二三月间，《钟山》在1990年第2期公布了《钟山》“新写实小说”评奖揭晓的新闻，获奖作品为：赵本夫《走出蓝水河》、朱苏进《在绝望中诞生》、范小青《顾氏传人》、刘恒《逍遥颂》、高晓声《触雷》，这是《钟山》举办“新写实小说大联展”文学活动结出的硕果。

回响

对于《钟山》1990年前后举办的“新写实小说大联展”，当年的文学新闻界十分关注。先是1988年10月22日，《文艺报》就《文学评论》与《钟山》联合召开的研讨会，发表《现实主义与先锋派文学出路何在》，文章介绍了与会专家对当下文学现状及发展的各种意见，出现了“新写实主义”、“后现实主义”等提法。

紧接着，上海《文汇报》于1989年8月18日刊发《新写实小说在文坛兴起》，首次提及：“大型文学刊物《钟山》最近接连推出‘新写实小说’大联展，以突出篇幅刊登中青年作家的新作。”文章集中提到代表作家如方方、池莉、刘恒、叶兆言、朱苏进等，并初步探讨了新写实小说的基本内涵。同时，上海《文学报》也发表了《<钟山>倡导新写实小说》的文章。

之后，《文艺报》于1989年8月26日发表《<钟山>推出‘新写实小说大联展’，‘新写实’正开始成为新的小说潮汐》。文中写道：“最近两期《钟山》以突出篇幅刊登了一批‘新写实小说’，这些小说站在时代的高度直面人生、拥抱现实，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开始引起读者和评论界注意。”

同时期，大陆和香港《文汇报》都撰文推荐、评介《钟山》刊发的两篇新写实小说，即赵本夫的《走出蓝水河》、朱苏进的《在绝望中诞生》。这样，《钟山》推出的“新写实小说”活动，进一步引起了读者和文艺界关注。

说到期刊与编辑对推动文学思潮走向所起的作用，谈及《钟山》在引导“新写实小说”思潮中的贡献时，评论家汪政、晓华在《“新写实”的真正意义——对一些基本事实的回溯》中说：“我们必须在理论上澄清一个事实，那就是编辑家和期刊作用的特殊性，他们的作用职能在于敏感地从创作界发现文学的苗头，并从文学史和现实社会的纵横坐标中去判断这种苗头的价值并预测这种苗头的发展方向，而予以提倡、引导和鼓励，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推动他们向前发展，使起于萍水之末的气息成风云之势。……《钟山》适应了上述自觉要求，打出了新写实的旗号，是一个比较开放又比较自由的说法，这从他们的宣言中可以明确地感受到这一点。”

而许志英、丁帆主编的《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中也提及由《文学评论》和《钟山》共同筹划的“现实主义与先锋派”研讨会，《钟山》正是通过开辟“新写实小说大联展”专栏，组织学术研讨和评奖活动，而成为“新写实小说”的筹划者、倡议者之一。两年后，“新写实小说”遂成为新时期文学中一个不可更改的响亮名号。

记得上世纪90年代末，我曾就自己的办刊经验写了一篇题为《追求个性化》的短文，说到追求创作个性化不仅是对高水平作家的要求，也是对创办一流文学期刊的要求。文中写道：“文学期刊的个性化乃是建立在对当前文学创作思潮的准确判断、对读者对象的清醒分析和对作者队伍严格筛选的基础上的。面对文学多元化格局，提出了‘鼓励创新探索，追踪文学新潮’的办刊宗旨。再后，又提出‘新写实小说’和‘新状态文学’的口号。”

时代文学潮流本与时代和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心理、情绪等元素紧密相连。作为从事文学期刊编辑工作多年的老编辑，我想，倘若你想将你编的地方文学期刊办成全国一流刊物，你就得呕心沥血费尽心机地培养造就一支一流的编辑队伍，编发出一流作家的一流作品，而你若想按此要求、思路创办一流期刊，就得首先放眼观察并探究全国文学思潮的走向，甚至创造条件站立在文学潮头，设法引领、倡导文学思潮的发展，推动文学运动前行。

现在看来，《钟山》在1990年前后举办、倡导有关“新写实小说大联展”的文学活动，及在引领文学思潮走向、推动文学运动发展方面所作出的种种努力，之所以能引起文学界众多的注目，原因或许正在于此。当然，组织策划这一文学活动的过程中，限于水平和人力，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如对莫言、路遥、韩少功、刘醒龙等人作品的组发和评论尚有不足。这只能留待后来者作出新的努力了。

（责任编辑：李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