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期  
      感觉
一座城市的距离
卢小宇
 

 

 

 

一九七九年的春天,那是一个因为一位老人而被不断歌唱的季节,我开始了我生命中的第一声啼哭和呼喊。那时候,我家住在乐清的一个叫万岙的小村庄,在那里我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初十二年,在那里我第一次听说了温州这个名字,在那里,每天下午五点会有一班从乐清开出的轮船在它的简陋得没有候船室的码头上停留两分钟,让上船下船的客人在这里完成一次交换,然后继续沿着流水的方向开往乐清内河和瓯江的交接口涫头,去往温州的客人转乘行驶在瓯江上的轮船。那班行驶在我五岁以前记忆里的轮船像火车一样有很多节,在我不到五岁的眼睛里看上去是多么辉煌多么了不起,我肯定我不止一次想象坐上这班轮船去温州,但我稚嫩的想象力却始终没法进入繁华的温州城,实现我对一个城市最初的触摸。

我在这个小码头边一边想象着温州,一边继续玩我的泥巴、玻璃弹珠,剥我的偷摘的莲蓬,用洗米篮抓我的成群结队的小鱼,但是我最高兴的,还是看到迎亲的队伍从水路上喜气洋洋地过来,喜气洋洋地在这个码头上登岸,手里提着的女方陪嫁的惟一家用电器——录音机则喜气洋洋地唱着“阿里山的姑娘”,还会给农闲季节无所事事的男人们一人分两根牡丹牌香烟,给小孩妇女分一小把水果硬糖,大人们一律满脸喜气,道一声“贺喜!”,小孩们则羞涩地接过水果糖,不说话就迅速跑开了,心里洋溢着水果糖的甜蜜。这样的好日子,对于这个陈旧的小码头边的人们来说真是一个盛大的节日,要三块多钱一包的牡丹牌香烟在八十年代初期,不是一般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种田人可以奢望的,而是一种身份象征的奢侈品,我们小时候用乐清方言唱的一首关于财富的童谣就和牡丹牌香烟有关:

 

阿三——

砌屋砌三间,

香烟分牡丹!

 

 

有一天,我听到了开拓104国道线的爆破声在我家的上空像沉闷的雷一样滚过,接着是不遵守纪律的碎石随便飞到低矮的屋顶上,砸坏了东邻西舍屋顶的瓦片,我感到很害怕,五岁的我多么害怕一颗蛮不讲理的石头穿过我家的房顶,狠狠地砸在我头上。谢天谢地,汽车路终于在我的惶惶不可终日中修好了,汽车在上面飞快地朝温州跑去并扬起一阵灰尘。

在马路上奔跑的汽车渐渐多起来了,而水路上的轮船却渐渐稀少了,到温州的客轮也终于不再在下午五点准时到达我家门口的小码头,四方的客人也渐渐稀疏了他们来这里等船的脚步。

1991年,我突然有了机会到温州九中读初中,开始了两周或一个月为周期的温州乐清间的来回奔走,在穿村而过的公路上等开往永嘉港头的车。汽车开开停停,两个多小时后,会把你放在港头的码头上,然后是坐渡轮,其实港头和温州相隔不到两千米,但是坐起渡轮来非常麻烦,从楠溪江下游驶入瓯江,再在水流甚急的瓯江里逆流而上,需要半个小时,运气不好的时候当你赶到码头的时候,前一班渡轮刚刚离开,抛下着急气恼的你在码头上直跺脚,要再等上半小时,下一班渡轮才开船,于是乎从乐清到温州经常要花去我三四个小时。星期天刚吃过午饭就要在一种离家的惆怅中开始准备回温州,而到达温州安澜亭码头却常常已是暮色浓重的黄昏,从码头向右是让人提起时总会诡秘一笑的望江路,会有人在街上低声地问你要不要走私的手表或者“好看的”录像带,而我的温州同学常常取笑家住望江路的同学说望江路到处都是“虾儿”,但我一次也没在那里见过有“虾儿”,倒是每次都见到当时温州最高而最著名的现代建筑——“十三层”,突兀地矗立在一片年老体衰的旧建筑中,显得格外鹤立鸡群。听说,“十三层”在建成的头年,曾引得市民们成群结队来参观,因为在温州历史上,还从来没有那么高的大楼。向左是环城东路,一律是年迈体衰的老建筑,我常常觉得这一排排立在街边的老房子特别像一群裹脚的老太太排成了一队,摇摇晃晃地站在瓯江边,时间从她们的身上呼啸着穿过,只剩下一段段默无声息的往事也泛黄得有些字迹模糊,在我初到温州的几年里,星期天黄昏,我屡屡从这条落满岁月尘埃的街道上走过,这“走”在大部分时间里其实是骑自行车,古老而狭窄的街道并不适合公交车,只适合步行或者骑自行车,或者有一种很小的特别适合老温州的叫“菲亚特”的小轿车,在很长的时间里,温州人叫出租车不像西洋化的香港人叫“的士”,不像台湾人那样抓住本质地叫“计程车”,不像其他的内地城市一样叫“出租车”,而是直接叫“菲亚特”,因为温州满大街跑的出租车只用一种菲亚特,也正是菲亚特运载了这个发展起步的城市人们辛劳的脚步,见证了这个城市人们创业发展的辛酸劳苦。菲亚特和温州人有着特殊的关系,所以温州投拍的第一部反映温州人生活面貌的电视剧就取名叫“喂,菲亚特”。当然,在90年代初,菲亚特的起步价是五块钱,不是一般人可以承受的,所以那时候在安澜码头有不少的自行车租赁店,租一辆自行车一天也不过两三块钱,方便了进城的人们走街串巷去办事。父亲来学校看望我的时候,也总是骑着租来的自行车。我也是骑自行车行走在温州的古老的街道上,上学放学,进城出城。

 

 

2001年,我从温州师范学院毕业,最终没能如愿以偿地在温州找到合适的位置,卷起这十年来被我一点点像蚂蚁搬家一样从乐清搬到温州的家当和记忆,在温州师范学院大门口的学院中路上拦了一辆出租车,到车站大道的南蒲站等候从新建不久的汽车新南站开来、往乐清的方向开去的车,我的心里充满了复杂的味道。

毕业后我还是常常会到温州来,在老乐成中学上完下午第三节课以后,坐二路公交到乐清车站,赶上最后一班开往温州的金鹿快客,然后在暮色四合的时刻出现在温州的出租车里,到学院路的国子书店、席殊书店买我喜欢的书,累了的时候会坐在医学院门口的永和豆浆店,一边心不在焉地喝着冰豆浆,一边迫不及待地翻着新买的书,当然有时也会从拥有一本好书的喜悦中抬起头,看到玻璃墙外的人行道上,一片落叶正悄悄落在我曾经一次次走过的街道。我那时候对书的胃口比对食物的胃口要好上很多倍,站在国子书店的书柜前,总是在买与不买之间取舍不掉挑中的书,总是觉得这本现在要读,那本将来也要读。当然也省不掉跑到工人文化宫的七星瓢虫唱片行和解放路的东南书店,前者可以找到很多盗版摇滚CD,十元一张,是我大学时候一个重要的精神加油站,而后者店铺很小,坐落的位置也很偏僻,但是小店里艺术类书籍却是温州最集中的,在那里可以找到很多摄影的书。

毕业一年后,温州师范学院主体部分搬到了占地几千亩的茶山教育园区,中文系也搬迁到了茶山,我的好朋友们没毕业的跟着搬出了市区,已经毕业的也消失在大街小巷、工作、生活当中,逐渐失去了信息。和母校一起迁往教育园区的还有温州大学、温州医学院,学院路上冷清了下来,席殊书店变成了一家叫不上名的书店,而这个书店在卖书的同时也卖生活用品,我去过一次,在一排书前逡巡着,突然一抬头,柜子上摆挂着学生式样的胸衣,这感觉像在五马街上一转身撞到了某位年轻女士的胸部那样尴尬。从不打折的国子书店也终于6折促销了,据说是搬迁新址,之后,我就不知道国子书店开在哪里了。还有七星瓢虫,有一天发现它的店面已经改成一家服装店,我始终没法打听出它到底搬去了哪里还是真的就关门了。在这一年里,温州的发展变化之快让我有点措手不及,高楼大厦像火箭一样刷地腾空而起,曾经风光无限的“十三层”落寞地立在瓯江边,日日夜夜看江水东流,是一副日益陈旧的表情,想起它当初是那么的风光无限,受百般宠爱,现在就像被人遗忘在冷宫里,“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我有时会突然想起这句诗来,但转头一想,这情感不对。望江路依然望着江,只是再没人低声地问你要不要走私手表或者好看的录像带,说到望江路的时候,也没有人再诡秘地一笑,甚至在温州话里,“虾儿”一词也渐渐没有了它的象征色彩。而“十三层”身后的那一片年迈体衰的老建筑被重新整理成了一条很有传统文化色彩的朔门街,其实朔门街曾经在明清时期商业繁忙,后来被渐渐冷落,现在是旧枝发新芽,一到晚上就灯红酒绿,成为追求有品位的夜生活的好去处,听说要像杭州的清河坊、丽江的四方街那样在传统和文化里挖掘潜力。但这仅仅是个例,旧城改造的速度加快,那些熟悉的老城区在一夜之间换了模样,变得和我彼此不认识对方了。这个城市的变化让我有一种自己被赶出来、人家就翻脸不认人的错愕。

 

 

200410月我买了自己的车,活动范围有了很大的变化,没事情的时候就可以开到温州去,而且上高速公路只用半小时就到温州了。但那时候我不会开车,坐在副驾驶位上给像所有的女孩一样有些路盲的妻指点道路,但是妻总是很生气,因为我总是看着车窗外那变化之迅速得总让我认为是翻脸不认人的温州的街道和楼群发呆而忘了指路。我常常指着窗外跟妻说,“这里是东南剧院,在2000年和2001年左右,这里的晚上有一片搭着红帐篷的排档夜市,我们常常在这里聚会,我23岁的生日就是在这里过的;这里是体育馆,在我大学一年级的时候,一帮同学从乐清过来看我们,于是大家去K歌,晚了没地方住,就在体育馆的一间空房里胡闹,夜里碰上巡查队员,我们躲在楼梯底下不敢出声;这里是黎明西路的立交桥,在我大学期间晚上桥下一直有夜市,我们常常去买盗版的磁带、书和廉价的生活用品,立交桥和学校之间是一大片的低档饭店,服务对象好多是民工和学生,我们经常在哪里喝醉酒,然后大声哭泣或胡闹。”当然,我不会跟妻说在体育馆,我第一次和女生相约去看邓小平塑像展,第一次和女生牵手走在学院路上;不会跟她说,和大学女友吃饱了饭撑着,去按学校附近人家的门铃然后逃跑的无聊,但是不说出来并不意味着这些记忆的片段在我心里不翻腾。

2005年,有了自己的驾照,自己驾车行驶在街道上,还是会对着这越来越陌生的街景发呆,因此常常收到各种各样的罚单,有闯红灯的,有超速的,有在不该转弯的地方转弯的,于是再开车到温州去缴罚款,然后继续收到罚单。后来,我们学乖了,一到温州就把车停在时代广场的免费泊车场,然后逛一下午时代广场,买各种各样的衣服,买妻子的化妆品,打折或者不打折,其实只是为了消磨时间。我发现我已经不太愿意去提起过去的生活,对于这个城市,我只是一个曾经的过客,从懵懂无知、充满稚气到最后有些落寞的离开,我的十年的青春的脚印早已经被这个城市越来越厚的灰尘所覆盖,被这个城市的雨水冲刷得干干净净。在时代广场里闲逛,我甚至害怕遇到过去的同学,甚至在看见他们而他们没看到我的时候主动避开,但有时候是避不开,那便要见面招呼,然后是仓促的寒暄,互问何处高就,现在过得如何等等,然后是冷场或者等还没冷场就知趣地道声再见然后收拾好怀旧的心情继续在时尚的服饰间游荡直到黄昏的霓虹灯铺满了街道。有一天深夜,我开着车游荡在学院路、民航路和车站大道上想找一家好吃的店,看着午夜的街道,曾经那么熟悉而现在渐渐疏远,脑子里突然冒出了几句诗:

 

一个城市进入深夜,认识我的人

都已经入睡。那些抵抗睡眠的

都去了很远的地方。那些在黑夜

里恋爱的人们都嫁给了厨房和床

不再回来唱歌或者哭泣

 

 

从温州开车回乐清,经过温州大桥,我总会想起我大学一年级的1998年夏天,大桥通车的那些天,我们兴奋地骑自行车去参观温州大桥,骑着骑着就到大桥的北岸乐清白象,在白象过了一夜才在第二天骑车回温州。也只用一个多小时,虽然少不了汗流浃背、两腿发软的辛苦,少不了赶不上第一节英语课挨老师白眼的惭愧,但我庆幸有那些随风遗落在大桥上的笑声和年轻的激情,任凭十年的岁月改变了多少当初的诺言和美丽的约定,它们却仿佛依然和大桥一样横卧在东逝的瓯江水上,每次我开车经过的时候,总会拦住我询问:你这几年去了哪里?为什么会堆积那么多的脂肪和世故?

每当这时候,总会有一种久违的温暖和百感交集萦绕在我心间,像瓯江上突然升起的雾气萦绕着大桥那样久久不肯散去。之后二十多分钟到乐清的高速公路的路程,我总是在走神中度过,有时候猛一抬头,发现自己已经在乐清的高速出口了,交费下高速,前面是一条宽阔的四车道马路,上面奔驰着来来回回的车。在这条车水马龙的大路上,可以看到五十米外,那个我生活了十二年的村庄和那个没有名字的小码头以及那条曾经无比繁华的乐琯运河,现在都一样地在夕阳下沉默着,和它们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城市的建筑群正生气勃勃地朝它们的方向奔跑着。

 

(责任编辑:李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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